文心雕龍二十二講 · 第十四講　談劉勰的「變乎騷」

一 《文心雕龍·序志》說：「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劉勰把「變乎騷」列入「文之樞紐」，認為是文學理論中的關鍵部分。《楚辭》作為文學理論上的關鍵，表現在什麼地方呢？表現在「變」上。劉勰在《通變》里說：「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文辭創作，只有因時變化，才能長久發展下去。又說：「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要講究通變，就要酌取新聲，酌取新聲不光是形式問題，還要吸取不竭的源泉。這個源泉是什麼？在《時序》里說：「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就像「幽厲昏而《板》《盪》怒，平王微而《黍離》哀」，即是反映時代和政治的變化。所謂「變」，就是要酌乎新聲來反映這種時代和政治的變化。這也就是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里說的「若無新變，不能代雄」的意思。這個新變，是文學創作上的一個關鍵問題，所以劉勰把「變乎騷」列在「文之樞紐」里。 劉勰為什麼要用《楚辭》來作為文之新變的代表呢？《辨騷》里說：「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郁起，其《離騷》哉！」他指出《楚辭》是繼《詩經》而起的「奇文」。這種奇文，在兩方面顯示了文學的新變：一方面是「酌於新聲」，在形式上是新的；一方面是「飲不竭之源」，在反映時代和政治的內容上是新的。但同時又有「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對《詩經》又有繼承關係，正符合通變的要求。他在《時序》里說：「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故知 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這就更明確地說明《楚辭》的新變。一是艷說，在文辭上與《詩經》不同；一是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正是結合著當時的時代和政治，在內容上和《詩經》不同。這樣的新變，才能籠罩《詩經》，把《詩經》蓋罩了。這是從「變乎騷」來理解劉勰對《楚辭》的看法的。 現在有一種看法，著眼在《辨騷》的「辨」字。如《文史哲》1979年第1號發表的《〈文心雕龍·辨騷〉質疑》（以下簡稱《質疑》）一文中說： 他（劉勰）認為：《離騷》有同於《風》、《雅》的「典誥」內容，是「辭賦之英傑」。……同時他又批評了《離騷》有「異乎經典」的「誇誕」現象，是「《雅》、《頌》之博徒」，並提出「倚《雅》、《頌》」，「馭楚篇」的「變乎騷」的做法，從這一點說，他對《離騷》所代表的文學傾向是不同意的。如果我們再從《宗經》篇所說的「楚艷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定勢》篇所說的「效《騷》命篇者，必歸艷逸之華」這些話看，劉勰重視和批評《離騷》，其主要原因是：由於在他之前的作家，大都「效《騷》命篇」，以致文學上出現「艷逸」之「流弊」，劉勰為了糾正文學上這種「訛濫」現象，使其「正末歸本」，因而他提出了一項「變乎騷」的寫作原則，並把它列入自己文學理論的「樞紐」之中。同時，劉勰又依據這一原則，寫了辨別《離騷》兩個不同方面的《辨騷》篇，作為他對《離騷》的評論，並以此指導後世作家的「效《騷》命篇」。 所謂「變」，即《辨騷》篇所說的「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的原則要求，和「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的具體做法。從這個要求和做法來看，劉勰主張作家對待《離騷》的態度是：應當堅定地以儒家經典作為指針，來指導自己解決「效《騷》命篇」這個在寫作上的重大問題，即是說作家必須在自己作品的思想內容方面，以儒家經典為準則、為模式；在作品的表現形式方面，適當採取《離騷》「奇」「華」的描寫手法，使辭艷麗起來；但是二者的關係卻不能超越「倚」和「馭」二字所表達的根本界限。那麼，所謂「變」，即作家在「效《騷》命篇」的具體做法上，要在思想內容方面排除其「異乎經典」的「誇誕」，而在表現形式方面裝飾或點綴些「新奇」，也就是「奇」「華」的辭藻，如此而已。這就是劉勰之所謂「變乎騷」的意義。 按照這種理解，是不是有兩個前提：一個是作品的思想內容方面一定要用儒家經典為準則，不合乎儒家經典的就要排除；一個是作品的內容和辭采可以割裂，像《楚辭》中不合乎儒家經典而需要排除的部分，這部分的辭藻可以採用。這兩個前提，看來都不符合劉勰的文學理論。劉勰論文，不但不主張用儒家思想來寫作，還對用儒家思想來寫作的加以貶低。他在《論說》里，稱「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無》，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論之英也」。劉勰讚美這些論文，由於它們是師心獨見，不是用儒家思想來寫的。其中像嵇康、夏侯玄、王弼、何晏都不是儒家，他們的理論傾向於道家，是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可見劉勰論文，並不要求用儒家思想來寫作，對於不符合儒家思想的，並不排除。這正像他在《諸子》里讚美「莊周述道以翱翔」，《列子》「氣偉而采奇」等一樣，並不要求用儒家思想來排斥百家。讚美不受儒家影響的先秦諸子為「越世高談，自開戶牖」，貶低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作品為「兩漢以後，體勢浸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采」。可見劉勰是懂得作品要求有創造性，要師心獨見，不同意用儒家思想來寫作的。他的《宗經》，並沒有要求用儒家思想來寫作，只是要求寫作要情深不詭、風清不雜、事信不誕、義直不回、體約不蕪、文麗不淫，是對內容和風格上提出要求，不是要用儒家思想來寫作。因此，上面立論的第一個前提是不能成立的。 劉勰在《情采》里指出：「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劉勰要求的文采，不是飾容的鉛黛，是生於淑姿的盼倩，不是裝點的華藻，是本於情性的辯麗，所以說：「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情理和文辭是不可分割的，作品的文采是從作品的情理中來的。他反對離開了情理的文采，「繁采寡情，味之必厭」。因此，上文的第二個前提，有取於割裂內容的文采，正是他所反對的。 這兩個前提都不符合劉勰的文學理論，建立在這兩個前提上的對《辨騷》的解釋，能符合劉勰的文學理論嗎？劉勰的文學理論是體大思精，通貫全書，不能割裂的。這種把劉勰的理論加以割裂的解釋是難以成立的吧。 二 我們在開頭指出「變乎騷」是結合《楚辭》來講文學的新變的，那又怎樣聯繫《辨騷》來看呢？《辨騷》里指出《楚辭》里有四事是合乎經書的，即「典誥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怨之辭」；有四事是異乎經書的，即「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狷狹之志」、「荒淫之意」。他這樣分辨的用意是什麼呢？上面既然指出他不是要求用儒家的思想來寫作，那何必這樣分呢？《通變》里說：「望今制奇，參古定法。」望今是新的、變的，但不能離開參古，也有繼承的一面。同乎經書的四事，是不是指參古，指繼承；異乎經書的四事，是不是指望今，指新變。那麼為什麼說：「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雜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體憲（取法）於三代」，指合乎經書的四事，「風雜於戰國」，指不合經書的四事，前者指繼承，後者指新變，也就是「出乎縱橫之詭俗」。正因為有「風雜於戰國」，所以它不如《詩經》的純正，但並不貶低它，緊接著說「辭賦英傑」，加以讚美。 具體地說，異乎經書的四事，像「詭異之辭」、「譎怪之談」，指的是「托雲龍」，「豐隆求宓妃」，「康回傾地」，「后羿射日」，都是神話。劉勰是不是反對在作品裡用神話呢？看來不是。他在《正緯》里說：「白魚赤烏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要是說這些還不算神話，那麼他在《諸子》里說：「羿斃十日，嫦娥奔月，殷《易》如茲，況諸子乎？」他認為殷代的《易經》里也有神話，這說明他不排斥神話，雖然他認為神話是踳駁之類。再像「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對這兩點，他是有貶義的。不過這是他的誤解。其實屈原的投江自殺，是有對楚國統治者抗議的含義，是愛國主義精神的表現，不是什麼「狷狹之志」；《招魂》是招楚懷王之魂，所以寫了楚王的宮廷生活，也不是什麼「荒淫之意」。劉勰所提的這兩點批評是並不確切的。 那麼劉勰是不是根據這兩點不確切的批評，來否定《楚辭》中有關這兩點的作品呢？看來不是。他說：「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熔經意，亦自鑄偉辭。」什麼叫「骨鯁」、「肌膚」呢？他在《附會》里說：「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採為肌膚，宮商為聲氣。」「骨髓」就是「骨鯁」，不是指作品的思想內容，是指「事義」，就是作品中引事引語，即用典；那麼為什麼稱「義」呢？《事類》說：「明理引乎成辭，征義舉乎人事。」說明「事義」即引詞引事。在這裡他沒有講作品的思想內容，講《楚辭》中的用典和辭采，「雖取融經意，亦自鑄偉辭」。那麼他有沒有講到《楚辭》的內容呢？有。「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這裡提到志和情，接觸到思想內容。在《騷經》、《九章》里就有他認為的「狷狹之志」，他有沒有排斥它們呢？沒有。不僅沒有排斥，反而讚美它們「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什麼叫氣呢？《神思》里說「而志氣統其關鍵」，《體性》里說「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並性情所鑠」，氣同志並稱，屬於性情所鑠的，可見氣同思想內容有關，思想內容決定風格的剛柔。氣往轢古，同籠罩雅頌一致，即這些作品壓倒《詩經》。可見劉勰並不因為這些作品裡有他所認為的「狷狹之志」或「荒淫之意」而加以貶低，還是讚美它們「氣往轢古」，「難與並能」的。 既然劉勰認為《楚辭》「氣往轢古」，「難與並能」，「籠罩雅頌」，也就在文學發展上超過《詩經》，那麼為什麼又說《楚辭》是「雅頌之博徒」，用神話是「踳駁之類」呢？原來他提出的「宗經」，雖然說「文能宗經，則體有六義」，是說作品要寫得內容充實和風格清新，不是要求用儒家思想來寫，但他也免不了受宗經的局限，即認為異乎經書的四事，從「宗經」的角度來要求，不夠純正。但他從創作的角度來看，又認為這些不夠純正處並不影響創作的成就，所以還是推崇它們「籠罩雅頌」。這裡就牽涉到劉勰認為《楚辭》不夠純正的理解問題，牽涉到對《辨騷》里「奇」、「華」和「真」、「實」的解釋問題。 《質疑》一文提出：「什麼是『奇』呢？《辨騷》篇所謂『語其誇誕則如此』的『誇誕』即是劉勰之所謂『奇』。」「《正緯》篇『經正緯奇，倍摘千里』，《史傳》篇『愛奇反經之尤』，《定勢》篇『奇正雖反』，『逐奇而失正』，『執正以馭奇』。」「『奇』的本質就是『反經』的；『奇』的表現就是『不正』的；《體性》篇『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之所指，就是劉勰之所謂『奇』的特徵。」「『奇』和『真』既是同一範疇中相互對立的概念，而『奇』是『反經』的、『不正』的，那麼『真』就應當和『正』、『雅』意義相同。」「至於『華』，《定勢》篇說『效騷命篇者，必歸艷逸之華』，《頌讚》篇說『不入華侈之區』，《風骨》篇說『習華隨侈』，《議對》篇說『穿鑿會巧，空騁其華』，那麼，『華』當指艷逸、淫靡、侈巧之類的辭藻而言。劉勰既然認為《離騷》是『誇誕』之文，『效騷命篇者，必歸艷逸之華』，那麼『華』也就和『奇』是相同意義的概念。既然『華』和『實』是同一範疇之中相互對立的概念，那麼所謂『實』，也就應當和『正』、『雅』、『真』的意義相同。」 按照這樣的解釋，那麼「酌奇而不失其［真］貞」，就是「玩華而不墜其實」，因為「華」就是「奇」，「實」就是「真」；也就是酌不正而不失其正了，因為「奇」就是不正，「真」就是正。既然酌不正，那又怎麼會不失其正呢？不是自相矛盾嗎？原來「奇」還有別的意思，如《通變》里的「望今制奇，參古定法」，這個「奇」同「法」相對，「法」是成法，「奇」是新奇，這就沒有不正的意思。其實，上舉的幾個「奇」字，有的也不是不正而是新奇，如「執正馭奇」，是用正來駕馭新奇使不失正，不是駕馭不正；「新奇者」更是指新奇，不是不正，因為它沒有「執正以馭奇」，所以趨向詭異。因此，「酌奇而不失其［真］貞」，就是酌取新奇而不失其正，這才是新變的要求。在這裡，奇和正不是相反的，有取於新奇才有新變，對新奇的還要「參古定法」，即不失其正。「華」「實」跟「奇」「正」不同。「奇」指內容的新奇，「華」指文采，采和情結合所以要求「實」。「華」「實」並不相反，是指在創作上的情采結合，不是相反。因此，「酌奇而不失其［真］貞，玩華而不墜其實」，正是對《楚辭》在文學創作上的新變的讚美而不是貶低，正是「變乎騷」的要求。 三 那麼怎樣來理解「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呢？是不是要用《詩經》做標準來衡量《楚辭》，認為合乎這個標準的才是「真」和「實」，不合乎這個標準的就是失真墜實，要不得呢？看來不是的。這幾句話應該和下文結合起來看，下文是「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就是指司馬相如和王褒的辭賦，有酌奇而失真、玩華而墜實的缺點，要是能夠取法於《詩經》和《楚辭》就可以糾正這種缺點，不必去向司馬相如、王褒的辭賦學習了。就是認為《詩經》和《楚辭》都是奇而不失真、華而不墜實的。關於「酌奇而不失其真」的「真」，唐寫本作「貞」，「貞」即正，奇正相反。劉勰往往奇正相對來用，作「貞」是對的。不過這點關係不大。問題是怎麼證明劉勰認為《楚辭》是「酌奇而不失其貞」呢？《物色》里稱《詩經》「以少總多，情貌無遺」，形容詞用得少；《楚辭》「重沓舒狀」，形容詞用得多；「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范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認為司馬相如的辭賦才是「麗淫而繁句」，用個「及」字把他同《楚辭》分開；《詩經》是「麗則而約言」，即不失貞，司馬相如是奇而失貞；《楚辭》介於兩者之間，也是「奇而不失貞」。《情采》里說：「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詩經》是為情，是寫真，即不失貞；司馬相如是為文，是失貞而淫麗。《楚辭》介於兩者之間是真而不濫，麗而不淫，奇而不失貞。那麼劉勰有沒有明確地指出《楚辭》不失貞呢？有。《詮賦》里說：「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這裡明確地指出《楚辭》是「雅文」，「雅」即正，即貞，是他認為《楚辭》「酌奇而不失貞」的有力證明。那麼所謂「憑軾」、「懸轡」的意義就清楚了。「憑軾」是致敬，表示尊重，要尊重《詩經》的「為情者要約而寫真」；「懸轡」是要掌握好，掌握好《楚辭》的「酌奇而不失其貞」。因為《楚辭》界於《詩經》的為情者和司馬相如的為文者之間，只要一偏到為文者就會陷於淫麗而泛濫，所以要懸轡。但《楚辭》本身還是「奇而不失貞」，「華而不墜實」，是雅文。所以讚美《楚辭》「驚才風逸，壯采煙高」，對它的志也加以肯定。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既然劉勰認為《楚辭》有「狷狹之志」、「荒淫之意」的缺點，為什麼還要全面肯定它呢？那麼他對作品思想內容的要求又是怎樣的呢？《情采》里指出詩人「為情而造文」，反對「後之作者，采濫忽真」，提出為情要真實，反對說假話，像「志深軒冕，而泛詠皋壤」，認為「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因此，他即使認為《楚辭》有「狷狹之志」、「荒淫之意」，但它是真實的反映，還是好的。那麼他對於思想內容又有什麼要求呢？他從創作的角度來立論，對思想內容的要求比較寬。在《諸子》里，他認為用儒家思想寫可以，用道家、法家、墨家等各種思想寫也都可以，他認「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認為各家都入道。在思想內容上他只反對兩點：一是「棄孝廢仁」，一是「白馬孤犢」的詭辯。因為這兩點不利於封建統治，封建統治階級要反對，所以他也要反對。他對於思想內容的要求比較寬，所以並不認為《楚辭》里有失貞墜實。那麼他在《宗經》里提出的「楚艷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同《定勢》里提出的「效騷命篇者，必歸艷逸之華」，又怎麼講呢？他認為《楚辭》「驚采絕艷」，所以效法《楚辭》的歸於艷逸是自然的。他認為《楚辭》界於《詩經》與漢賦之間，但《楚辭》同漢賦還有區別，所以稱「楚艷漢侈」，他認為楚艷的流弊會造成漢侈，他並不認為楚艷本身已經是淫侈了。正因為《楚辭》的流弊會造成淫侈，所以要「懸轡以馭楚篇」。所以這兩處的話，並不能證明劉勰在否定《楚辭》。因此，《辨騷》並不是要用儒家思想來否定《楚辭》不合於經書的部分，並不是要把《楚辭》的情志和辭采割裂開來，不是對於它不合於經書的部分去掉它的情志只取它的辭采。 最後，《質疑》稱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里對屈原的評價，認為是最正確的，是評論中的典範。魯迅說：「……屈原起於楚，被讒放逐，乃作《離騷》。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後人驚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產，故稱《楚辭》。較之於《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後儒之服膺詩教者，或訾而絀之，然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拿劉勰的話同魯迅這段話相比：「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同「驚采絕艷，難與並能」一致；「後人驚其文采，相率仿效」，同「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時序》）一致；「較之於《詩》，則其言甚長」，與《詩經》的「以少總多，情貌無遺」，「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色》）一致；「其思甚幻」即指運用神話，與「詭異之辭」、「譎怪之談」一致；其影響「甚或在三百篇以上」，與「氣往轢古」，「籠罩雅頌」一致。魯迅的評論不是和劉勰的評論相一致嗎？既然對魯迅的評價《楚辭》推為最正確的、是典範，那麼對劉勰的評價《楚辭》既與魯迅的評價有這樣多的一致，就不必把它說成是貶低《楚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