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二十二講 · 第六講　劉勰《原道》獻疑

在北京大學召開的《文心雕龍》研究會上，承王元化先生惠贈大著《清園夜讀》，深受啟發。王先生在《熊十力二三事》中稱：「十力先生在治學方面所揭櫫的原則，一根柢無易其固，而裁斷必出於己，最為精審。我自向先生請教以來，對此宗旨拳拳服膺，力求貫徹於自己的治學中。」王先生又說明：「根柢無易其固」，指治一家之學，必先對這一家之學有較全面較正確的理解。「裁斷必出於己」，有了較全面較正確的理解，再說出自己的裁斷。在王先生的親切指導下，再來讀劉勰的《原道》，似有不同的體會，劉勰《序志》：「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那麼劉勰的《原道》，是就為文的角度來原道。首先要看他講的：「文」指什麼，他講的「道」指什麼？他又怎樣把文推原到道。先說「文」，他在《情采》里說：「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性）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原來他講的文，有形文、聲文、情文，前兩種形文、聲文都不是文章，只有第三種情文才是文章。但是他在《序志》里說：「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這個「為文之用心」，當然不是指織錦的用心，也不指奏樂的用心，是指寫作的用心，因此他講的形文、聲文，都不指寫作，都與他講的「為文之用心」無關，那他為什麼要講形文、聲文呢？ 他在《原道》里說：「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此蓋道之文也。」這裡講「文之為德」，這個「德」，即韓愈《原道》里講的「足乎己無待於外之為德」，即本身所具有的屬性。這裡講形文，有了天地，就有天玄地黃、天圓地方的形文。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此指聲文。有了天地以後，「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這是講情文。他又講「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這是講文采的文，他稱「立文之道，其理有三」，那他把文采的文就包含在形文、聲文、情文里。上面指出形文、聲文都不是寫作的文章，他講的「文心」，是「為文之用心」，是指寫作的文章，那他為什麼要講形文、聲文呢？原來他的論文原道，論的是駢文，駢文要講對偶、聲律、辭藻。他從論駢文的角度來推原到道，把對偶推原到天玄地黃、天圓地方的形文；把聲律推原到「林籟結響」、「泉石激韻」的聲文，把辭藻推原到自然界的藻采。他這樣論文原道，就發生兩個矛盾：一、他講「文心」，「言為文之用心」，他卻推原到形文、聲文，都和「為文之用心」無關；他講「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聖所重的文即經，聖明道的文也是經，都不是形文、聲文，這是二。 再看他說的「道」，他講「玄黃色雜，方圓體分」等，是「道之文」。這個「道之文」指自然界的萬物的形文，這個「道」指自然界的外物，這個「文」指外物的色和形，這個「道」是「形文」的「道」，不是「情文」的「道」，即不是寫作的道，可以不論。他又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這個「文」與言結合，是指寫作。這個「道」指自然，是寫作之道，要求自然。他認為當時的作品「訛濫」，「訛濫」的形成，由於矯揉造作，所以他提出自然來加以糾正，這是好的。但他講的「道」，不光是自然，在「五性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他認為仁義禮智信發而為文章，是神理。他又稱「若乃《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稱為「神理」。他在《宗經》里說：「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易》是卜蓍的書，是預卜吉凶的，所以稱為「入神致用」。他在《麗辭》里說：「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那他把駢文的講對偶，也歸結到神理，他在《論說》里講到辯論有與無時，說：「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這樣論文原道，歸結到神理，與「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一致。說最早的人文，開始於天地未分以前的元氣，深通於神明之道，《易》象是先於天地，即在太極。那麼所謂神明，即神理。他又講伏羲、孔子「研神理而設教」，那麼「神理」應該是神聖的，沒有不足的，這裡講的神理，即《易》學。當時把《易》與《老子》、《莊子》稱為三玄，都屬於玄學。《易》學是神明，那麼《老子》、《莊子》應該也屬於同一類。可是他在《明詩》里講：「江左篇制，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他又在《時序》里說：「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老子）之旨歸，賦乃漆園（莊子）之義疏。」他反對用玄學來作詩賦。這裡雖沒有提到《易》學，但既反對用玄學來作詩賦，那《易》學也是玄學，當不在例外，那不又和稱《易》象與神明相矛盾嗎？ 劉勰的論文原道，紀昀評：「齊梁文藻，日競雕華，標自然以為宗，是彥和吃緊為人處。」劉勰《原道》，提出「自然」，是針對當時文風的訛詭來的。他在《定勢》里說：「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他又說：「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他論文原道，提出自然，是要糾正當時的文弊的。 他在《序志》里講：「惟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訓辭之異，宜體於要。」他認為當時的文弊，還有浮詭，糾正浮詭，要體要。 劉勰在《序志》里說：「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所以他寫《原道》、《徵聖》、《宗經》。他這樣做的目的，看來是有想從原道、徵聖、宗經來挽救當時文弊的用意。就他講要挽救當時的文弊，是訛濫和浮詭，要用自然和體要來加以糾正。那他論文原道，就應該提倡自然來針對訛濫，提倡體要來針對浮詭，接下來《徵聖》、《宗經》就說明聖人的經書、文辭是自然、體要的，這樣來論文原道，就像紀昀說的：「標自然以為宗，是彥和吃緊為人處。」可是他不這樣做，他論文原道，把文推原到形文、聲文和藻採為文，那他的目的在為駢文說明，駢文的講對偶、聲律、辭藻皆原於道，即原於客觀自然。那他的《徵聖》、《宗經》，就與他在《原道》中的推原駢文的對偶、聲律、藻采連不起來了，所以他的《徵聖》里講「繁略殊形，隱顯異術」的寫作法，《宗經》里講「文能宗經，體有六義」的寫作法，既不與救弊結合，又不與駢文的講對偶、聲律、辭藻結合了。 他又說：「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這裡講道、聖、文三者。就論文原道說，這裡應先是求道，道從聖來，求道有學聖的一面，學到聖的品德，則所見亦如聖的可以得道。聖因文以明道，文即經，則從經可以得道。但劉勰的論文原道，不求學聖，因為他認為聖人「研神理而設教」，常人無法研究神理，不能學聖。「聖因文以明道」，道中有神理，因此研經亦不能得神理，不能明道，所以《徵聖》只能學習「繁略殊形，隱顯異術」的寫作法，《宗經》只能學習「體有六義」的寫作法，不能學到道。因此他的論文原道，只講形文、聲文的原於客觀事物，情文的原於神理，沒有道可學。他講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這是承接上文「實天地之心」來的。他又說：「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他認為《易經》的《乾卦》、《坤卦》的《文言》是「天地之心」，即聖人的製作。因此他講的「天地之心」，即聖人之心，即懂得神理的聖人，也不可學。因此他講的論文原道，聖既不可學，道亦不可學，因中有神理是學不到的。 後來唐人的論文原道，不講神理，所以「道沿聖以垂文」，就可以學聖以求道，「聖因文以明道」，就可學經以求道，在《徵聖》、《宗經》上與劉勰講法不同了。韓愈《答李翊書》里說：「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要學聖，學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狀美感）也」。學到成為「仁義之人」，其言美感，即得道了，從學聖來求得道。柳宗元《與韋中立論師道書》講從經求道：「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這說明劉勰的論文原道，不能使人求得道，這是他講道結合神理的害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