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二十二講 · 第四講　談劉勰論「文之樞紐」

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中國文學理論中體大思精之作。他在《序志》里講到文學理論的關鍵部分，稱做「文之樞紐」。他說：「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這就是說，他把《原道》、《徵聖》、《宗經》、《正緯》、《辨騷》說成是他的文學理論的關鍵。他的文學理論的關鍵究竟講些什麼？這些關鍵同他講的文學理論的關係怎樣？這些關鍵哪些是可取的，哪些是不正確的？下面想來談談這些問題。 一、為什麼要「原道」 文之樞紐首先是講《原道》。論文原道是什麼意思？早在劉勰以前，荀子、孟子、揚雄等也都講過「道」，主張效法聖人。「原道」、「徵聖」、「宗經」的含義，揚雄已提出來了，但揚雄不是講文學作品。用「道」來講文學作品的，第一個是劉勰。劉勰的「原道」、「道」究竟是唯心還是唯物？《原道》說：「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即最早的人文是從「太極」來的。天地未分，混沌之狀謂之「太極」，由「太極」而分天地。天地還沒有分，怎麼有「人文之元」呢？原來他認為最早的「人文」，是從「神理」來的。從太極到分為天地，也是神理造成的。有了天地就有天地的形體，就有天玄地黃的顏色，這些形體和顏色就是文。不過那是自然界的文，還不是「人文之元」。劉勰認為最早的「人文」像神話中的黃河出圖、洛水出書，也是神理造成的，同太極分為天地是神理造成的一樣，所以他說最早的「人文」也是神理造成的。所謂神理也就是道。這個道是客觀唯心主義。這樣講自然是不對的。 那他講「道」又有什麼意義呢？是有意義的。中國的文學作品，發展到魏晉時代，要講文采，具體說來，就要講究辭藻、聲律、對偶。劉勰作為文學理論家，就想為文學作品為什麼要講究辭藻、聲律、對偶找出一個理論根據來，他提出原道，就要從「道」里找理論根據。他從自然界中來找根據，認為像鳳凰虎豹都有文采，這是作品要講辭藻的根據；泉水激石有音節，這是作品要講聲律的根據；像天和地、日和月、龍鳳和虎豹都是對偶的，這是作品要講對偶的根據。這是一方面。還有一方面，他認為作品既要講究文采，又要寫得自然，反對做作。要寫得有辭藻、聲律、對偶，又要寫得自然，這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當時講自然很重要。但是鳳凰的文采，泉水的音節，天和地、日和月的對偶都是自然造成的，因此他講「道」，就是要替作品寫得自然找理論根據，提出「自然之道」。這是又一方面。還有，他要求作品寫得有內容，要充實，要寫「業峻鴻績」、「勛德彌縟」，要「精義堅深」，即要寫重大的事業，寫大功德，要意義確實精深。這些，他也歸到「道」上，他認為聖人認識道，所以能寫出那樣充實的作品，用來反對當時文體的訛濫浮靡。這是又一方面。就這三方面說，他講「道」對當時的文學創作是有積極作用的。 不過他這樣講也有缺點，比方他從自然界中去找文采、聲韻、對偶，用來說明文學作品的需要辭藻、聲律、對偶，認為作品中的辭藻、聲律、對偶也都是自然形成的。這樣說，就有問題。有語言才有文章，語言有質樸的，有華采的；有講究聲律的，有不講究聲律的；有對偶的，有不講對偶的。一般說來，在語言中，質樸的、不講究聲律的、不對偶的，比較多，那是符合語言的自然的。句句要求講辭藻、聲律、對偶，反而不符合語言的自然，是靠人工造成的。有誰講話，句句要求用辭藻，講聲律、對偶呢？因此，他要求作品要講究辭藻、聲律、對偶，是當時文學發展的要求。他認為這些要求像虎豹的文采、泉水的音節、日月的相對一樣，都是天生的，合乎「自然之道」，是不確切的。還有，文學作品是作家創作的，是屬於意識形態的範疇，跟自然界的事物是兩回事，用自然界的事物來比附，也是不對的。劉勰原道論文雖有這些缺點，但就上面列舉的幾個方面說，還是有它的積極作用的。 在講「道」時，劉勰提出「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即認為聖人懂得道，道通過聖人用文來表達出來，聖人用文來說明道，這就提出「因文明道」來。這就從《原道》轉到《徵聖》。把「明道」和《徵聖》、《宗經》結合起來，《徵聖》的聖人既然是指孔子，《宗經》的經書又是指五經，所以有人認為劉勰所說的「道」是儒家的道，這是一種片面的解釋。劉勰講「自然之道」，這個「道」來自道家，不是來自儒家。儒家是講仁義之道。劉勰講的道，不光有儒家之道，也有道家之道。《諸子》篇認為諸子都符合道，「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諸子「身與時舛，志共道申」。因此，「道」的內容極廣泛，無所不包。儒、道、墨、名、陰陽等諸子百家都入道，不光儒家的仁義才是道。 韓愈提倡的「道」是儒家之道，因此他既反佛家，又反道家，這與劉勰不同。《論說》篇談到儒家崇有、佛家貴無，他認為執著於「有」或強調「無」都是片面的。「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於正理。」最正確的是佛家：「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儒家「崇有」，講實在的；道家「貴無」，主張無為，一切聽其自然。佛教的般若，要破除有，也要破除無，想超越有無。劉勰認為佛教最高。這樣說也是不正確的。在崇有貴無問題上，還是崇有正確。在這裡，只是說明劉勰的所謂道，不是專講儒家之道。那麼他在《原道》里為什麼不講佛教之道呢？因為他是為論文而講道，他認為講文學創作，不能講佛教之道，所以他只講《宗經》、《諸子》，不談佛經。這是因為佛經的文字，同他要求的講究辭藻、聲律、對偶的文辭不同的緣故。 不講文學創作，那麼劉勰還是把佛教看得比儒家、道家還高。他這樣講道是為封建皇權服務的。當時的封建王朝要用儒家的禮制、法家的法制等來統治國家，但也要利用道家和佛教。從封建統治者看來，它們對於欺騙、麻醉人民以鞏固統治也有用處。凡是封建統治者需要的，劉勰也同樣認為必不可少。劉勰在《諸子》里只反對法家的「棄孝廢仁」和名家的「白馬非馬」。因為封建統治者需要法家的法制，但不要法家的「棄孝廢仁」，他們認為仁孝的人就不會犯上作亂，對鞏固統治有利。封建統治者對於名家的正名也要，但不要「白馬非馬」，因為這會把名和實搞亂，不利於它的統治，所以劉勰反對「棄孝廢仁」和「白馬非馬」。劉勰講的「道」既不專講儒家的道，那他為什麼要講「徵聖」、「宗經」呢？為什麼要提出向聖人、經書學習呢？原來，劉勰認為向聖人和經書學習可以在寫文章時達到「六義」：感情是深切的而不是虛偽的；風格是清新的而不是雜亂的；事實是真實的而不是歪曲的；意義是直率的而不是隱晦的；文章是精練的而不是浮靡的；文采是美麗的而不是虛誇的（《宗經》）。他的「宗經」，提出向經書學習，即是從感情、風格、事實、意義、文體和語言六個方面提出具體的寫作要求。因此所謂「宗經」，不是指用儒家經書的思想來寫作，而是提出具體的寫文章的要求。劉勰沒有提倡用儒家思想來進行寫作。 《諸子》篇說，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發表學說，進行爭鳴，都是自己開闢一條道路，誰也不依靠誰，儒、道、名、法、陰陽各家都互不依靠。到漢武帝定儒家於一尊，漢以後的作家寫文章，都依靠儒家思想，自己不開闢新路，因人成事，文章的力量就慢慢地衰弱了。依靠某一種思想，文章就差；而獨立思考，文章就好。「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體勢浸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采。」這話是說得很中肯的。《時序》篇說，東漢文章，受儒影響大的，成就就低，不談也罷。「文章之選，存而不論。」又說，東晉時道家思想泛濫，作家用道家思想來寫作，不能真實反映時代，「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處在亂世，文章寫得像太平時那樣。可見他也反對用道家思想來寫作。提倡「宗經」，又不主張用儒家思想來寫作，提倡「自然之道」，又不主張用道家思想來寫作，這是懂得作品要求創造的道理的，具有辯證觀點。提倡「宗經」，是要向經書學習，從而達到寫作上的「六義」。對劉勰的「宗經」，應當作這樣的理解。認為「宗經」就是要求用儒家思想來寫作，這顯然是一種誤解。 他在《論說》里讚美著名的論文，稱為「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就是不依靠儒家或道家，是獨立思考，有創見的，文章寫得有鋒芒的，內容精密的，這是他懂得作品要求獨創的話。就拿他宗經的「六義」中的第一條看，是「情深而不詭」，感情要真實深切地表達出來，不弄虛作假。這很有道理。為什麼大家喜歡讀古典文學名著呢？就因為一些古典文學名著中所抒寫的感情是真實的，如《紅樓夢》是「字字看來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感情真實而且深切，自然會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了。 二、從《徵聖》到《辨騷》 這裡就接觸到他的《徵聖》，《徵聖》是向聖人學習寫作。寫什麼呢？「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情慾信」，這是一方面。就是要把自己的感情，真實地用文辭表達出來，不要說假話。「政化貴文」，「事跡貴文」，「修身貴文」，從政治教化到事跡，到個人的言論行動，都要講究文，實際上就是文章要寫得有內容，內容包括政治教化到具體事件，到個人的言論行動，不要說空話，這是又一方面。這兩方面都要求寫得有文采，提出「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就是要寫出有思想的，有真實感情的，有文采的作品。再說得具體一點，向聖人學習什麼呢？「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他認為聖人用文辭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用文辭來記載事件，有四種手法，就是「簡言」和「博文」，即詳和略；「明理」和「隱義」，即隱和顯。要學習或詳或略、或隱或顯的寫法。他進一步說明這四種手法適用的場合，要懂得「繁略殊形，隱顯異術」。可見他講的向聖人學習，不講用聖人的思想即用儒家思想來寫作，只講寫作要有內容，表達出真實的感情，要學會詳略隱顯四種手法。這同《宗經》的講「六義」，提出寫作上的要求是一致的。 那麼《正緯》又講什麼呢？「通儒討核，謂起哀平」，緯書是西漢末期哀帝、平帝時產生的。可是有一種說法，緯書是配經書的，也是聖人創作的。他既要徵聖宗經，那就要說明對待緯書的態度，所以《正緯》只是《徵聖》、《宗經》的一點補充說明，指出緯書不是聖人作的，不是配經書的。那麼從寫作角度看，緯書有什麼可取呢？他指出緯書裡面有不少神話傳說，這些吸收到創作里去，「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從這裡看來，他認為從寫作角度看，這種神話傳說還是有用的，可以吸收到創作中去，增加作品的「事豐奇偉」的色彩。 「文之樞紐」的最後一篇是《辨騷》。劉勰不把《楚辭》放在文體論里作為一種文體來研究，把它放在文學創作的關鍵來研究，是值得注意的。他在《辨騷》里，認為《楚辭》既有和儒家書符合的地方，也有不符合的地方。符合的地方是：「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不符合的地方，是「托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 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劉勰對這兩點的看法，只是說《楚辭》里運用的神話，「異乎經典」，即跟經典不一樣。劉勰在《諸子》篇中指出，殷代的《易經》——「歸藏」，也講了許多神話故事，如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之類。而《易經》是儒家的經書。他並沒有否定《離騷》的這類描寫，他只是認為《離騷》與經書的說法有異而已。指出有異之處，不等於貶低或否定。 劉勰還說屈原心胸比較褊狹，所以才會「從子胥以自適」，即自沉汨羅江；《招魂》寫男女混雜，長夜宴飲，這是「荒淫之意也」。這兩點確是劉勰對《楚辭》有所批評，不過他這樣批評是不對的。屈原並不褊狹，他自沉汨羅，出於強烈的愛國感情，是對楚襄王君臣誤國所表示的抗議，劉勰不理解，作了錯誤的指責。至於《招魂》寫男女混雜，長夜宴飲，這是由於楚懷王被秦國扣留，是招楚懷王的魂，所以描寫楚王的宮廷生活，劉勰的指責是不確切的。 劉勰指出異乎經書的四事是不是貶低《楚辭》呢？他指出這四事是「誇誕」，因此說《楚辭》「體憲於三代，而風雜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這是說《楚辭》的體制有效法經書的部分，也有夾雜戰國的風氣，不如《詩經》的純正，是辭賦的傑作。指出《楚辭》有同於經書的部分，是指它的繼承說的；指出它不同於經書的部分，夾雜戰國風氣，是指它的變化說的。說它不如《詩經》純正，這是他的宗經思想在起作用，但終於指出它是辭賦中的傑作，是指出它的變化開創了一種新的體裁。他在《時序》里指出：「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故知 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所謂「風雜於戰國」，就是「出乎縱橫之詭俗」，正因為它夾雜了戰國的風氣，才使它不同於《詩經》，有了變化。這種變化構成了辭賦的傑作，稱為「籠罩雅頌」，指把《詩經》蓋罩了。那麼劉勰從宗經的角度看，認為《楚辭》不如《詩經》純正；從文學的發展看，認為《楚辭》超過了《詩經》。這種超過，是不是僅僅《楚辭》的文采超過，還是包括它的內容呢？他說：「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這裡指出「轢古」即壓倒古代的作品，也就是「籠罩雅頌」，蓋罩《詩經》的意思。指出「氣往轢古」，這個「氣」就是《神思》里說的「志氣統其關鍵」，《體性》里說的「才有庸俊，氣有剛柔」，是「性情所轢」，同各人的性情有關。上面又指出「哀志」「傷情」，「放言之致」，「獨體之才」，「氣」同「情」「志」「才」聯繫起來，可見是包括《楚辭》的思想內容說的。 劉勰不是指出《楚辭》里有「荒淫之意」、「狷狹之志」，是「誇誕」嗎？難道對這部分也肯定嗎？這部分大概就包括在他說的「哀志」「傷情』」裡面，同經書不一樣。不過劉勰從文學發展看，他認為這部分屬於辭賦的傑作，並不否定。上面指出，劉勰對作品思想的要求，只是反對「棄孝廢仁」和「白馬非馬」的詭辯，那麼這些哀志傷情，雖不合於經書，但在文學作品中是可以容許的，所以他極力讚美《楚辭》。 這樣，劉勰從《原道》到《辨騷》，從文學理論的角度看要說明什麼問題呢？除去其中不正確的部分外，他要說明的，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他在《原道》里，要替當時文學作品的特色，即講究辭藻、聲律、對偶找出理論根據，強調自然來反對矯揉造作，強調內容充實來反對浮靡的文風，提出用文來明道的主張。他強調辭藻、聲律、對偶，是適應六朝時崇尚駢文的特點。從文學創作看，作品還是要求寫得有文采，寫得語言流暢，有節奏，便於朗誦。那麼他強調文采、聲律，還可以借鑑；再像作品要寫得自然，要有內容，也是可取的。 在他的《徵聖》、《宗經》、《正緯》里，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他不贊成按照一家的思想來寫作，不論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這是他懂得創作規律的看法。創作要求創造，要求獨立思考，不該照現存的思想來寫作。不是結合實際，刻苦鑽研，有創見，而是照現存的思想來寫作，很難創作出傑出的作品來。但這樣說，並不和《徵聖》、《宗經》矛盾，還是要從前人的創作成就裡吸取經驗。《徵聖》、《宗經》不是照聖人的思想來寫作，是吸取聖人和經書在寫作上的成就。這些成就，特別突出地表現在「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要把自己的情志真實而充分地表達出來，不說假話，不掩飾，又要寫得有文采，還要講究各種寫作手法，對寫作提出各種內容、文辭和風格上的要求。這樣的《徵聖》、《宗經》，包括《正緯》，還是可以借鑑的。 從文學發展看，像《南齊書·文學傳論》講的「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要講新變。劉勰就通過《楚辭》來研究文學的新變，所以說「變乎騷」。他分別《楚辭》有同乎經書的，主要是講它的有所繼承；有異乎經書的，主要是講它新變。這種新變一定要同它的時代結合。他正著眼在《楚辭》同戰國的縱橫詭俗的聯繫，注意它的特色，看出它的超越《詩經》。像這樣看到文學的新變，讚美這種新變，探討造成這種新變的原因，也是值得借鑑的。 劉勰對文學創作關鍵的看法，是他的文學理論的重要部分，同他的創作論、批評論、鑑賞論密切相關。這裡只是一點粗淺的說明，對這個問題還值得作進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