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學論著輯要 · 文獻學論著輯要 二

詞詮自序 楊樹達 凡讀書者有二事焉：一曰明訓詁，二曰通文法。訓詁治其實，文法求其虛。清儒善說經者首推高郵王氏，其所著書如《廣雅疏證》，徵實之事也；《經傳釋詞》，搗虛之事也；其《讀書雜誌》、《經義述聞》，則交會虛實而成者也。嗚呼！虛實交會，此王氏之所以卓絕一時，而獨開百年來治學之風氣者也。訓詁之學，自《爾雅》、《說文》以下，更清儒之疏通證明，美矣！備矣！蔑以加矣！文法之學，篳路藍縷於劉淇，王氏繼之，大備于丹徒馬氏。餘生顓魯，少讀王氏書而好之。弱冠游倭，喜治歐西文字，於其文法頗究心焉。歸國後乃得讀馬氏書，未能盡慊。既頗刊其誤，復為《文法》一書以正之。顧文法自有界域，不能盡暢其意，因仿《經傳釋詞》之體，輯為是書。上采劉、王，下及孫經世、馬建忠、童斐之書，凡諸詞義，鰓理務密，暢言無隱。學者取是及所為《文法》參互治之，於文法之事庶過半矣。編纂大例，具於左方，可覽觀焉。 是書取古書中恆用之介詞、連詞、助詞、嘆詞及一部分之代名詞、內動詞、副詞之用法加以說明，首別其詞類，次說明其義訓，終舉例以明之。 王氏《經傳釋詞》於詞之通常用法略而不說，此編意在便於初學，不問詞之用法為常為偶，一一詳說。 習用之詞，亦偶及其實義：如則訓法，乃名詞。如訓往，乃動詞。本書以治虛為主，而復及此類實義者，蓋欲示學者以詞無定義，虛實隨其所用，不可執著耳。此類意之所至，偶示一二，不能求備，自不待言。 字以引申而義變，義變而用法歧。本書為欲便於初學，於詞之用法之異者，固不惜詳為分晰。然江流萬派，同出岷山。學者既知其所以分，又能知其所以合，則可謂心知其意者矣。 王氏《經傳釋詞》用唐守溫三十六字母為次，今用教育部頒定國音字母為次，師王氏之意也。慮有不習字母者，別編部首目錄，詳載卷數葉數以便尋檢。 本書例句多為著者讀書時隨手采輯，亦間有展轉迻錄者，因出版倉卒，未獲一一檢核原書，如有差失，深冀讀者是正。 本書原與著者所編《高等國文法》相輔而行，彼書以文法系統為主，此編則以詞為綱。讀者讀此編後，更讀彼書，則於我國古代文法可得會通，於讀古書或有事半功倍之效矣。 〔《詞詮》〕 擬整理古籍計劃草案 楊樹達 我國古籍，經漢唐宋清各代儒先之注釋考證以至今日，讀之文從字順者固多，而扦格難通之處仍復不少，此無可諱飾之事也。推求其故，一由於文字之扦格，二由於制度人物之不明。如欲求古籍之大明，非從此二事下手不可。愚意，今日應著手編纂之書有三種。凡整理雲者，尋常皆指取固有之物事整理而言，不含創造製作之義。今雲編纂三書，似與整理意義不合，而今乃云然者，以此三書為整理豫備工作，非有此，整理將無從下手也。 一、編纂經籍異文假字誤字考 本文所云經籍，與阮元《經籍纂詁》之經籍義同，不限於十三經。經籍文字之扦格有二事：一曰文字之通假，二曰誤字。明通假賴乎小學，訂訛誤賴乎校勘。清儒於此二事成績卓絕者為高郵王氏父子，其所著《經義述聞》、《讀書雜誌》犁然有當之處最多。俞曲園私淑高郵，論其精詣，則遠不逮。王氏《述聞·通說》內有經文假借一條，歷舉經典中通假之字為前儒所未及者，亦既美且富矣。然經籍至博，非一家一人所能盡也。據個人數十年之經驗及多年之思考，覺欲令古籍大明，非廣用此術不可。故竊謂宜取古籍之有異文者，以及清儒說經諸家之卓然可信者，將其說通假之字逐字臚列，為《經籍異文假字考》一書，令學者可以觸類旁通，或者文字之阻礙可以少減乎！ 自宋及清，研究金文之風頗盛。清末甲骨出現，治之者亦盛極一時。以余所見，立說者雖多，尚不能全部審確可信。何者？甲金文已盛行通假，此關不破，終無是處故也。故余常謂今日學者當以王氏治經子之法治甲骨金文，然後甲金文始盡其史料之用。如有《經籍異文假字考》一書，其價值與作用當在阮氏《纂詁》之上，不惟經籍可以大明，甲骨金文之學亦必大放異彩。此個人經驗有得之言，非憑虛妄論也。 訂三豕為己亥，子夏早已為校勘之學。漢儒解經，恆言某當為某，皆訂誤也。《老子》「佳兵不祥」之語，承訛襲謬，至高郵王氏訂「佳」為《說文》訓短尾鳥之「隹」，讀如後世《書傳》之「惟」，而文義安。《書·酒誥》之「越百姓里居」、《大誥》之「前寧人」，至清儒治金文，乃知「里居」為「里君」之誤，「前寧人」為「前文人」之誤，而文始可讀。故應取古籍中誤字一一錄之，附諸異文假字考每字之末，此通經之助也。 二、編纂名物制度通考 章實齋嘗有言：文字事物見於古書者，逐字逐事匯為一處，此其事中材優為之，而智者得此，可以融會貫通，其有助於學術甚大。從文字方面言之，阮氏《經籍纂詁》即用此法編成，其沾溉士林，為益無量，盡人知之矣。余謂名物制度之事，決當依此法為之。唐宋以來類書及清儒《五禮通考》、《禮書通故》之類，性質相近，但不完備。又彼等書多加斷制，而今則一切迻錄，不加斷案，為異耳。亡友吳承仕曾為《三禮名物》一書，即用此法為之，最為可學。今宜盡取古書材料，不論其說異同甚或矛盾，皆一一錄之，後儒考釋之說，一一附入。如此，學者欲考求一事，得此遂得全貌，豈非大佳事乎！此類書龐大已極，一時或不易付印，則可先為一長編目錄，試記卷數葉數，俾學者自檢得之，亦為簡捷之善法。 三、編纂新經義叢鈔 戴東原云：不通天文，不可以讀《堯典》；不通地理，不可以讀《禹貢》。其言甚大，士人初讀其言，未有不作色驚駭者。然以事實言之，一人精力有限，豈能百學皆通，此治學所以貴分科也。吾輩幸生於二十世紀之今日，各種專門之學，日見發皇，時時有專門學者討論涉及古經。例如竺可楨以歲差定《堯典》四仲中星之年代，其一例也。故謂今宜遍搜全國各種專門雜誌，一有涉及古籍者，則迻錄其文，匯為一冊，使治學者有所參稽，庶可使經籍與科學相與映證而日見發皇，非難事也。昔阮氏《經解》有《經義叢鈔》，今名此種曰《新經義叢鈔》可矣。 〔《積微居小學述林》卷七〕 史記集解序 裴　駰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駰以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 考較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真偽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眾本，為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並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今直雲「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嘒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岳。以徐為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疏略抵捂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關諸畜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史記》卷首〕 史記正義論例 張守節 論史例 古者帝王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太史公兼之，故名曰《史記》。並采六家雜說以成一史，備論君臣父子夫妻長幼之序，天地山川國邑名號殊俗物類之品也。 太史公作《史記》，起黃帝、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夏、殷、周、秦，訖於漢武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作本紀十二，象歲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剛柔十日，以記封建世代終始也。作書八，象一歲八節，以記天地日月山川禮樂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輻共一轂，以記世祿之家輔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舉全數也，餘二日象閏余也，以記王侯將相英賢略立功名於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歲十二月及閏余也。而太史公作此五品，廢一不可，以統理天地，勸獎箴誡，為後之楷模也。 論注例 《史記》文與《古文尚書》同者，則取孔安國注。若與伏生《尚書》同者，則用鄭玄、王肅、馬融所釋。與三傳同者，取杜元凱、服虔、何休、賈逵、范寧等注。與三禮、《論語》、《孝經》同者，則取鄭玄、馬融、王肅之注。與《韓詩》同者，則取毛傳、鄭箋等釋。與《周易》同者，則依王氏之注。與諸子諸史雜書及先儒解釋善者，而裴駰並引為注。又徐中散作音訓，校集諸本異同，或義理可通者，稱「一本雲」、「又一本雲」，自是別記異文，裴氏亦引之為注也。 論字例 《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説」，「閑」字作「閒」，「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後」字作「後」，「既」字作「溉」，「勑」字作「飭」，「制」字作「剬」，此之般流，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為好本。程邈變篆為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衛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為法，致令楷文改變，非復一端，咸著秘書，傳之歷代。又字體乖日久，其「黼」、「黻」之字法從「黹」，今之史本則有從「耑」，《秦本紀》雲「天子賜孝公 」，鄒誕生音甫弗，而鄒氏之前史本已從「耑」矣。如此之類，並即依行，不可更改。若其「黿」、「」從「龜」，「辭」、「亂」從「舌」，「覺」、「學」從「輿」「泰」、「恭」從「小」，「匱」、「匠」從「走」，「巢」、「薻」從「果」，「耕」、「籍」從「禾」，「席」下為「帶」，「美」下為「火」，「裒」下為「衣」，「極」下為「點」，「析」旁著「片」，「惡」上安「西」，「餐」側出「頭」，「離」邊作「禹」，此之等類例，直是訛字。「寵」字為「竉」，「錫」字為「鍚」，以「支」代「文」，將「無」混「無」，若茲之流，便成兩失。 論音例 史文與傳諸書同者，劉氏並依舊本為音。至如太史公改《五帝本紀》「便章百姓」、「便程東作」、「便程南訛」、「便程西成」、「便在伏物」，咸依見字讀之。太史變《尚書》文者，義理特美，或訓意改其古澀，何煩如劉氏依《尚書》舊音。斯例蓋多，不可具錄，著在《正義》，隨文音之。君子宜詳其理，庶明太史公之達學也。 然則先儒音字，比方為音。至魏秘書孫炎始作反音，又未甚切。今並依孫反音，以傳後學。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其鄉同言異，字同音異，於茲遂生輕重訛謬矣。然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為鉅異，或失在浮清，或滯於重濁。今之取捨，冀除茲弊。 夫質有精粗，謂之「好惡」，並如字；心有愛憎，稱為「好惡」，並去聲。當體則為「名譽」，音預；情乖則曰「毀譽」，音余。自壞乎怪反；壞徹上音怪。自斷徒緩反，自去離也；刀斷端管反，以刀割令相去也。耶也奢反，未審之辭也；也亦且反，助句之語也。複音伏，又扶富反，重也。過古臥反，越度也。解核買反，自散也。間紀莧反，隙也。畜許又反；畜許六反，養也。先蘇前反；仙屑然反。尤羽求反；侯胡溝反。治、持並音直之反。之止而反；脂、砥、祗並音旨夷反。惟、維、遺、唯並音以隹反；怡、貽、頤、詒並音與之反；夷、寅、彝、姨並音以脂反。私息脂反；綏、雖、睢、荾並音息遺反；偲、司、伺、絲並音巨支反。卮、枝、祗、肢並音章移反；祇、歧並音巨支反。其、期、旗、棊、踑並音渠之反；祈、頎、旂、幾、畿並音渠希反。僖、熙、嬉、嘻並音許其反；希、晞、晞、稀並音虛兒反。霏、妃、菲、並音芳非反；飛、非、扉並音匪肥反。屍、屍、蓍並音式脂反；詩書之反。巾居人反；斤、筋舉欣反。篇、偏並音芳連反。穿詳連反。里、李、裏並音良止反。至、贄並脂利反；志之吏反。利、涖併力至反；吏力置反。寺、嗣、飼並辭吏反；字、牸並疾置反；自疾二反。置、致、躓、鷙並陟利反。器去冀反；氣去既反；亟去吏反。冀、穊兒利反；既居未反。覆敷救反，又敷福反；副敷救反；富、並府副反。若斯清濁，實亦難分。博學碩材，乃有甄異。此例極廣，不可具言。庶後學士，幸留意焉。 〔《史記》卷末〕 漢書敘例 顏師古 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贍，以為服、應曩說疏紊尚多，蘇、晉眾家剖斷蓋鮮，蔡氏纂集尤為牾，自茲以降，蔑足有雲。悵前代之未周，愍將來之多惑，顧召幽仄，俾竭芻蕘，匡正睽違，激揚郁滯，將以博喻胄齒，遠覃邦國，弘敷錦帶，啟導青衿。曲稟宏規，備蒙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筲之材，徒思罄力，駑蹇之足，終慚遠致。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塗月，其書始就，不恥狂簡，輒用上聞，粗陳指例，式存揚搉。 《漢書》舊無註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於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斯不審耳。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或雲傅族，既無明文，未足取信。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淺，不加隱括，屬輯乖舛，錯亂實多，或乃離析本文，隔其辭句，穿鑿妄起。職此之由，與未注之前大不同矣。謨亦有兩三處錯意，然於學者竟無弘益。 《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 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遯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刪削，克復其舊。 諸表列位，雖有科條，文字繁多，遂致舛雜。前後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參差，名實虧廢。今則尋文究例，普更刊整，澄盪愆違，審定阡陌，就其區域，更為局界，非止尋讀易曉，庶令轉寫無疑。 禮樂歌詩，各依當時律呂，修短有節，不可格以恆例。讀者茫昧，無復識其斷章，解者支離，又乃錯其句韻，遂使一代文采，空韞精奇，累葉鑽求，罕能通習。今並隨其曲折，剖判義理，歷然易曉，更無疑滯，可得諷誦，開心順耳。 凡舊注是者，則無間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隱。其有指趣略舉，結約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備悉。至於詭文僻見，越理亂真，匡而矯之，以祛惑蔽。若泛說非當，蕪辭競逐，苟出異端，徒為煩冗，祗穢篇籍，蓋無取焉。舊所闕漏，未嘗解說，普更詳釋，無不洽通。上考典謨，旁究《蒼》、《雅》，非苟臆說，皆有援據。六藝殘缺，莫睹全文，各自名家，揚鑣分路。是以向、歆、班、馬、仲舒、子云所引諸經或有殊異，與近代儒者訓義弗同，不可追駁前賢，妄指瑕纇，曲從後說，苟會扃塗。今則各依本文，敷暢厥指，非不考練，理固宜然，亦猶康成注《禮》，與其《書》、《易》相偝；元凱解《傳》，無系毛、鄭《詩》文。以類而言，其意可了。爰自陳、項，以訖哀、平，年載既多，綜緝斯廣，所以紀、傳、表、志時有不同，當由筆削未休，尚遺秕稗，亦為後人傳授，先後錯雜，隨手率意，遂有乖張。今皆窮波討源，構會甄釋。 字或難識，兼有借音，義指所由，不可暫闕。若更求諸別卷，終恐廢於披覽。今則各於其下，隨即翻音。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眾所共曉，無煩翰墨。 近代注史，競為該博，多引雜說，攻擊本文，至有詆訶言辭，掎摭利病，顯前修之紕僻，騁己識之優長，乃效矛盾之仇讎，殊乖粉澤之光潤。今之註解，翼贊舊書，一遵軌轍，閉絕歧路。 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里，頗或難知，傳無所存，具列如左： 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秘書監。 服虔字子慎，滎陽人，後漢尚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 應劭字仲瑗，汝南南頓人，後漢蕭令，御史營令，泰山太守。 伏儼字景宏，琅邪人。 劉德，北海人。 鄭氏，晉灼《音義·序》雲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雲鄭德。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 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李奇，南陽人。 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為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 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中為甘陵府丞。 張揖字稚讓，清河人，魏太和中為博士。 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秘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衛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 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常侍，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侍郎，中書令，後轉為監，封廣陵亭侯。 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博士祭酒，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 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內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將軍。 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太守。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太常領秘書監，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諡文穆公。 崔浩字伯深，清河人，後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司徒，封東郡公。 〔《漢書》卷首〕 上三國志注表 裴松之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粗跡。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賾，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 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註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 竊惟繢事以眾色成文，蜜蜂以兼採為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逾本質。臣寔頑乏，顧慚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繢，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三國志》卷末〕 新注資治通鑑序 胡三省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禱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為《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為《六國年表》，三代則為《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諜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為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為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 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跡為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為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書局為事。其忠憤感概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於黃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 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系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 溫公遍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擿幽隱，薈粹為書，勞矣。而脩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汔於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為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 公自言：脩《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遍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群書之異同，俾歸於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曆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 先君篤史學，淳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灑血漬書，遺蹟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註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沖，吾無取焉。徐無黨注《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為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為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咡之教詔，劉、范諸公群居之講明，不應乖剌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為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 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遊宦遠外，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厘為《廣注》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韙之，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為著《讎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既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闢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為之注，始以《考異》及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曆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汔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辯誤》十二卷。 嗚呼！注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辨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注，則又譏服、應之疏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鮮。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注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注，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 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父書於梅澗蠖居。 〔《資治通鑑》卷首〕 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略 章　鈺 有宋天台胡身之先生，身丁末造，避兵山谷，前為《資治通鑑》撰著之作既毀，乃復購他本，以成今日流傳之注本。惟胡氏所謂：他本之外，就注文考之，有雲蜀本者，有雲杭本者，有雲傳寫本者。後賢之為《通鑑》學者，大都為胡注匡益，於正文則鮮致力也。吾鄉顧澗先生序張敦仁《通鑑識誤》有云：興文署本，非出梅澗親刊，欲糾其誤，必資於興文本之上。今兩宋大字中字小字附《釋文》、未附《釋文》諸刊，即零卷殘帙，猶艱數覯，目為難之又難，蓋舊槧之難得而異文之待校，前人固有欲為之而無從措手者。鈺自宣統辛亥以後，僑寓津郊，以校書遣日。丙辰冬日，江安傅沅叔用鉅金得宋槧《通鑑》百衲本，約鈺同用鄱陽胡氏翻刻興文署本校讀，並約各校各書，校畢互勘，以免脫漏，閱今已一星終矣。比以上海涵芬樓《四部叢刊》中有宋刻一種，出百衲本之外，逐字比勘，可供佐證。又以明孔天胤刊無注本源出宋槧，先後從沅叔借校，亦多佳處。始知張敦仁《識誤》及常熟張瑛《校勘記》功未及半。辜較二百九十四卷中，脫誤衍倒四者蓋在萬字以上。內脫文五千二百餘字，關係史事為尤大。初擬匯集眾說，統加考定，頭白汗青，逡巡縮手。阮文達序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訾其但能詳記同異，未敢決擇是非，皆為才力所限，若為鈺也言之。顧以桑海餘生，得見老輩所未見，業已耗日力於此，亦安忍棄而置之！爰手寫校記七千數百條，為三十卷，備列所見，不厭其詳，以便覆按。讀涑水書者，或有取焉。 〔《四當齋集》卷六〕 通志總序 鄭　樵 百川異趨，必會于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 仲尼既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跡，無所紀系。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製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 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於七八種書，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者，雖采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之辭。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語。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雜言。所可為遷恨者，雅不足也。 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為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檮杌》無善後之人，故其書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儻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儻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材，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強立差等，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其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為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為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眾手脩書，道傍築室。掠人之文，竊鐘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 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己，如己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閫奧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為褒貶也。間有及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善惡，足為鑑戒，何必於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安可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況謂為贊，豈有貶辭？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銓，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 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固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為人如此，安在乎言為天下法！范曄、陳壽之徒繼踵，率皆輕薄無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筆削而為信史也！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斷代為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範五行者，一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於前事；郡縣各為區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為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綆！曹魏指吳蜀為寇，北朝指東晉為僭，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齊史》稱梁軍為義軍，謀人之國，可以為義乎？《隋書》稱唐兵為義兵，伐人之君，可以為義乎？房玄齡董史冊，故房彥謙擅美名。虞世南預脩書，故虞荔、虞寄有嘉傳。甚者桀犬吠堯，吠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為叛臣。王凌、諸葛誕、毋丘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為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類，歷世有之，傷風敗義，莫大乎此。 遷法既失，固弊日深。自東都至江左，無一人能覺其非。惟梁武帝為此慨然，乃命吳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書未成而均卒。隋楊素又奏令陸從典續《史記》，訖於隋，書未成而免官。豈天之靳斯文而不傳與？抑非其人而不佑之與？ 自唐之後，又莫覺其非。凡秉史筆者，皆準《春秋》，專事褒貶。夫《春秋》以約文見義，若無傳釋，則善惡難明。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為，豈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國之大典也，而當職之人，不知留意於憲章，徒相尚於言語，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饔飧，專鼓唇舌，縱然得勝，豈能肥家！此臣之所深恥也。 江淹有言：脩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系，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不比紀、傳，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系人，儒學之士皆能為之。惟有志難。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曄、陳壽之徒，能為紀、傳，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於《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余史並承班固謂之志，皆詳於浮言，略於事實，不足以盡《爾雅》之義。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 〔《通志》卷首〕 文獻通考總序 馬端臨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 竊嘗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於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 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稿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汀該洽，固無以議為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汩，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蔚宗《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系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為集著述之大成也。 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憂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澀，汲綆不脩，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征，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為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匯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跡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 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以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為門二十有四，為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 昔江淹有言：脩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系，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劌目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文獻通考》卷首〕 繹志史學篇論實錄 胡承諾 實錄亦難言矣！唐太宗欲觀起居注，褚遂良、朱子奢止之，不從。宰相不得已，撰次以呈。所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此日起居注，即他日實錄，是實錄有微詞也。韓愈作順宗實錄，當時謂其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穆宗、文宗皆詔史官增定。而李漢、蔣系，皆愈婿也，適在顯位，故改作者難之。韋處厚遂別作數卷，是實錄有二本也。章惇、蔡卞謂神宗實錄多誣，遂加考問。一時史官，莫不貶責。而攸等遂施改易，是實錄有改本也。明太宗實錄，凡三修而後成。焚其草禁中，副本藏文淵閣。是一代實錄，未嘗與眾共見也。凡疏留中者，例不得登實錄。所以謝鐸檢章綸復儲疏不得，輒嘆息泣下曰：綸疏動萬言，競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力請於總裁，竟不可得。是實錄所不載者，嘉謨嘉猷，無從搜羅。以此觀之，實錄焉可盡信耶？ 〔《繹志》卷十四〕 讀太祖實錄 萬斯同 高皇帝以神聖開基，其功烈固卓絕千占矣。乃天下既定之後，其殺戮之慘一何甚也！當時功臣百職，鮮得保其首領者。迨不為君用之法行，而士子畏仕途甚於阱坎，蓋自暴秦以後所絕無而僅有者。此非人之所敢謗，亦非人之所能掩也。乃我觀洪武實錄，則此事一無所見焉。縱曰為國諱惡，顧得為信史乎？至於三十年間，藎臣碩士，豈無嘉謨嘉猷，足以傳之萬祀者？乃一無所紀載。而其他瑣屑之事，如千百丈長之祭文，番僧土酋之方物，反累累不絕焉。是何暗於大而明於小，詳於細而略於巨也？洪武之史凡三修：其一在建文之世，其一在永樂之初，此則永樂中年，湖廣楊榮、金幼孜所定也。吾意前此二書，必有可觀，而惜乎不及見也。若此書者，疏漏已甚，何足征新朝之事實哉？君子即不觀可也。 〔《群書疑辨》卷十二〕 論方誌（十一則） 章學誠 方誌一家，宋元僅有存者，率皆誤為地理專書。明代文人見解，又多誤作應酬文墨。近代漸務實學，凡修方誌，往往侈為纂類家言。纂類之書，正著述之所取資，豈可有所訾議。而鄙心有不能愜者，則方誌、纂類諸家，多是不知著述之意，其所排次襞績，仍是地理專門見解。如朱氏《日下舊聞》，書隸都邑之部，故稱博贍，若使著述家出取以為順天府志，則方鑿圓椎，格格不相入矣。故方誌而為纂類，初非所忌，正忌纂類而以地理專門自畫，不知方誌之為史裁，又不知纂類所以備著述之資，而以為極天下之能事，是以雖纂類而仍無可藉。 〔《章氏遺書·文史通義外篇三·報黃大俞先生》〕 所貴乎通志者，為能合府州縣誌所不能合，則全書義例，自當詳府州縣誌所不能詳。既已詳人之所不詳，勢必略人之所不略。 〔《章氏遺書·方誌略例一·方誌辨體》〕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 〔《章氏遺書·方誌略例一·方誌立三書議》〕 余考之於《周官》，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魯《春秋》、楚《禱杌》之類。是一國之史也。而行人又獻五書，太師又陳風詩，是王朝之取於侯國，其文獻之徵，固不一而足也。苟可闕其一，則古人不當設是官。苟可合而為一，則古人當先有合一之書矣。 〔《章氏遺書·方誌立三書議》〕 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誌，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譜牒散而難稽，傳志私而多諛。朝廷修史，必將於方誌取其裁。 〔《章氏遺書·方誌略例一·州縣請立志科議》〕 郡縣誌乘，即封建時列國史官之遺，而近代修志諸家誤仿唐宋州郡圖經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一國之史無所不載，乃可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征百國寶書，是其義矣。若夫圖經之用，乃是地理專門。按天官司會所掌書契版圖，注版謂戶籍，圖謂土地形象，田地廣狹。即後世圖經所由仿也。是方誌之與圖經，其體截然不同，而後人不辨其類，蓋已久矣。 〔《章氏遺書·方誌略例一·大名縣誌序》〕 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義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一方掌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託於著作，則不能以傳世而行遠也。文案簿籍，非不詳明，特難乎其久也，是以貴專家焉。專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傳也。其可以言傳者，則規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當奈何？曰：知方誌非地理專書，則山川、都里、坊表、名勝，皆當匯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賓主之義也。知方誌為國史取裁，則人物當詳於史傳而不可節錄大略，藝文當詳載書目而不可類選詩文也。知方誌為史部要刪，則胥吏案牘、文士綺言，皆無所用，而體裁當規史法也。此則其可言者也。夫家有譜，州縣有志，國有史，其義一也。然家譜有徵，則縣誌取焉。縣誌有徵，則國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蓋有取於家譜者矣，未聞取於縣誌，則荒略無稽，薦紳先生所難言也。然其故實，始於誤仿圖經纂類之名目，此則不可不明辨也。 〔《章氏遺書·方誌略例一·大名縣誌序》〕 州縣之志，不可取辦於一時。平日當於諸典吏中特立志科，僉典吏之稍明於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為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略如案牘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裁者，筆削以為成書，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也。如是，又積而又修之，於事不勞而功效已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所謂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也。然則立為成法將奈何？六科案牘，約取大略而錄藏其副，可也。官長師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錄其始末，可也。所屬之中，家修其譜，人撰其傳志狀述，必呈其副；學校師儒，採取公論覈正，而藏於志科，可也。所屬人士，或有經史撰著、詩辭文章，論定成編，必呈其副，藏於志科，兼錄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學廟祠宇，堤堰橋樑，有所修建，必告於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銘金刻石，紀事摛辭，必摩其本，而藏之於科，可也。賓興鄉飲，讀法講書，凡有舉行，必書一時官秩及諸名姓，錄其所聞所見，可也。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鎖櫝焉，分科別類，歲月有時，封志以藏，無故不得而私啟也。仿鄉塾義學之意，四鄉各設採訪一人，遴紳士之公正符人望者為之，俾搜遺文逸事，以時呈納，可也。學校師儒，慎選老成，凡有呈納，相與持公覈實，可也。 〔《章氏遺書·方誌略例一·州縣請立志科議》〕 令史案牘，政事之憑藉也。有事出不虞，而失於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謹，而蝕於濕蠹者焉。有奸吏舞法，而竄竊更改者焉。如皆錄其要而藏副於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 〔《章氏遺書·方誌略例一·州縣請立志科議》〕 修志有二便：地近則易覈，時近則跡真。有三長：識足以斷凡例，明足以決去取，公足以絕請託。有五難：清晰天度難，考衷古界難，調劑眾議難，廣徵藏書難，預杜是非難。有八忌：忌條理混雜，忌詳略失體，忌偏尚文辭，忌妝點名勝，忌擅翻舊案，忌浮記功績，忌泥古不變，忌貪載傳奇。有四體：皇恩慶典宜作紀，官師科甲宜作譜，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傳。有四要：要簡，要嚴，要覈，要雅。 〔《章氏遺書·方誌略例二·修志十議》〕 余撰方誌，力辟纂類家之蕪沓，使人知方誌為國史羽翼。故於前古人物久標史傳無可疑者，概列於人物表，不復為傳。所為傳者，多出宋元而後史傳所載，與他書迥有異同，或史本無傳者，方始為之。而近世紀載，出於史學久絕之後，一切文辭敘述，蕪梗闒冗，全無法度，甚且稱謂顛倒，莫可究詰，而其事跡實有可傳，則亦不得不列於傳。 〔《章氏遺書·補遺·跋湖北通志檢存稿》〕 論方誌之功用 李泰棻 方誌者，地方之史，體又與正史相仿，則其為史無疑。而《四庫》書目，乃以列入地理類中，是重方而未重志，謬誤已甚。夫史多矣！有通史以會其通，有斷代以析其代，更有方誌以別其方，然後上下縱橫，始能靡考無遺，故章學誠氏，以方誌為國史要刪，所言自有獨到。 但自宋元以來，方誌編纂，義法未能盡醇。迄於明清兩代，因修《一統志》，而後征志各省。地方文獻，素未講求，一旦奉命督責，往往徒應功令，臨事網羅。官吏視為具文，鄉紳資其升斗。於粉飾太平之具出之惟恐不速，於考見史跡之實匿之惟恐不深。兔園謬解，場室劣文，僻壤志書，往往畢現。即較優者，因沿方誌為地理之謬見，亦不過攬勝抒情，題名頌德。繩以史法，毫無當處。故談者相戒，擯勿寓目久矣。 雖《四庫》開館，廣搜群籍，對於它部，搜求無已，惟於方誌一門，所收不過百五十部。而章學誠之論修史籍考要略，凡屬史部之書，鉅細悉登，獨於方誌一門，亦厭其濫，謂有可取者，稍為敘述；無可取者，僅箸名目。不及見者，亦無庸過為搜尋，此與其平日主張，顯有不同。其所以如是者，亦鑒方誌一門，蕪雜者多，精良者少，故鄙之耳。 幸清初顧炎武，有《天下郡國利病書》之輯，取材多資各省方誌，而承學之士，始有知此學之重要者。復以乾嘉時代，樸學大興，畢、阮諸公，開府大邦，力振文化，有司仰承風旨，乃重斯文，故大師如戴震、洪亮吉、孫星衍、章學誠之倫，遂得傳食名都，經年載筆，勒成諸志，史法較純，方誌之未墜其業者，亦多賴此。 居今日而談舊志，即章學誠所纂者，亦距史法尚遠。然亦自有其用途，請列如後：各地社會制度之隱微遞嬗，不見於正史及各書者，往往於方誌中見之，其一也。歷朝文物，應登正史而未列，或在當日無入正史之資格，而以今日眼光視之，其人靡重者，亦往往見於方誌，其二也。遺文佚事，賴方誌以存者甚多，其三也。地方經濟狀況，如工商各業物價、物產等，其變遷多見於方誌中，其四也。建置興廢，可以窺見文化升降之跡，其五也。古蹟金石，可以補正史及文字之遺缺者，其六也。氏族之分合，門第之隆衰，可與他史互證，其七也。凡此七端，皆其有裨於治史者也。 複次，近世以來，政法凌夷，雖經屢變，而亦不能協理人情。國事卼臲，固有多因。而執政者，不能深察民情與其所遺傳、所蘊蓄、所薰陶、所演進之跡，而竟任意處置者，亦其大病。倘能集各省方誌而深察之，俾便採取。由局部以窺其全，因會通而究其變，以為他日立法行政之基，而求達乎好惡同民之治，此又方誌之有俾於治國者也。明乎此，則已往舊志，亦自有價值存焉。 〔《方誌學》第一章〕 論避諱字 杭世駿 正，秦始皇諱政，以正月為征。《月令》呼正月作平聲，猶沿秦諱，宜作去聲。《史記·年表》又曰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曰端平法度，又曰端直忠厚。皆避諱故，今不必然。 邦，漢史凡言邦皆曰國，避高祖諱也。雉，《史記·封禪書》野雞夜雊，避呂后諱雉也。盈，《史記》萬盈數作萬滿數，避惠帝諱盈也。恆，恆山《漢》曰常山，避文帝諱恆；唐曰平山，避穆宗諱恆也。啟，《史記》微子啟作微子開，《漢書》啟母石作開母石，避景帝諱啟也。徹，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避武帝諱也。詢，荀卿為孫卿，避宣帝諱詢也。奭，奭氏為盛氏，避元帝諱也。莊，老莊為老嚴，辨裝為辨嚴，莊子陵為嚴子陵，避明帝諱莊也。秀，《漢書》秀才為茂才，避光武諱也。隆，隆慮侯為林慮侯，避殤帝諱也。慶，慶氏為賀氏，避安帝諱也。 操，杜操為杜度，避魏武帝諱也。宗，孟宗為孟仁，避蜀後主諱也。 師，師保為保傅，京師為京都，避晉景帝諱也。昭，昭穆為韶穆，昭君為明君，《三國志》韋昭為韋耀，避文帝諱昭也。業，建業為建康，避愍帝諱也。岳，鄧岳為鄧岱，山嶽為山岱，避康帝諱也。春，春秋為陽秋，富春為富陽，蘄春為蘄陽，避簡文鄭後諱阿春也。 准，平準令曰染署，避宋順帝諱也。道，薛道淵但言薛淵，避齊太祖諱道成也。練，呼練為絹，避梁武帝小名阿練也。 中，郎中只稱郎，侍中為侍內，中書為內史，殿中侍御為殿內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治書侍御史代之，中盧為次盧，避隋祖諱忠也。至唐又避太子諱忠，亦以中郎將為旅賁郎將，中舍人為內舍人。廣，廣樂為長樂，廣陵但稱江都，避煬帝諱也。 虎，虎賁為武賁，虎丘為武丘，虎林為武林，避唐祖諱虎也。淵，趙淵為趙文深，又改淵為泉，陶淵明為陶泉明，楊淵為楊泉，避高祖諱淵也。世民，唐史中凡言世皆曰代，凡言民皆曰人，民部曰戶部，避太宗世民也。又凡字從民者，皆省為氏，如昬字作昏之類。治，唐史中凡言治皆曰理，避高宗諱也。照，詔書為制書，鮑照為鮑昭，懿德太子重照改曰重潤，劉思照改曰思昭，避武后諱曌即照字也。旦，張仁亶為仁願，避睿宗諱旦也。隆基，隆州為閬中，隆康為善康，隆龕為崇龕，隆山郡為仁壽郡，避明皇諱隆基也。豫，豫章為鍾陵，蘇預改名源明，薯蕷為薯藥，避代宗諱豫也。適，括州為處州，避德宗諱也。弘，徐弘改名有功，避敬宗諱也。淳，淳州為蠻州，韋純改名貫之，韋淳改名處厚，王純改名紹隆，陸淳改名質，柳淳改名灌，嚴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約，避憲宗諱淳也。昆、涵，宋緄《會要》作宋混，避文宗諱昆也；文宗舊諱涵，故鄭涵改名翰。炎，賈炎改名嵩，避武宗諱也。忱，常諶改名損，穆諶改名仁裕，避宣宗諱忱也。 敬瑭，石晉高祖諱敬瑭，析敬氏為苟氏、文氏，至漢而複姓。宋朝避翼祖諱敬，復改姓文，或姓苟。禁，元後父諱禁，以禁中為省中。華，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為太州。鏐，錢王諱鏐，以石榴為金櫻，改劉氏為金氏，嘉興有劉伶墓，改呼金伶墓。 曙，趙宋避英宗諱曙，薯蕷曰山藥，簽署曰簽書。慎，宋孝宗諱眘，四書朱子注中，凡慎字皆用謹字。眘，古慎字也。桓，蘇洵《管仲論》：管仲相威公。桓改為威，南渡後避欽宗諱也。 〔《訂訛類編》卷三〕 漢人避諱考 劉恭冕 漢熹平石經，於《尚書》安定厥邦，《論語》邦君為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邦字皆書作國，說者謂為避諱，然《劉熊》、《樊毅》、《袁固》、《圉令趙君》、《鄭固》、《楊震》、《北海相景君封龍碑》皆有邦字。而順帝諱保，桓帝諱志，石經皆不諱，可知漢人傳《尚書》、《論語》本作國字，非為避諱矣。予更取洪氏《隸釋》、《隸續》所載各碑證之，如惠帝諱盈，而《樊安碑》、《白石神君碑》、《靈台碑》、《唐扶頌張公神碑》、《樊敏碑》、《州輔碑》皆有盈字。文帝諱恆，而《郙閣頌》、《樊敏碑》皆有恆字。景帝諱啟，而《華山亭碑》、《帝堯碑》、《靈台碑》、《王純碑》、《周公禮殿記》、《逢盛碑》皆有啟字。武帝諱徹，而《魏元丕碑》有徹字，《義井碑》陰有楊徹。昭帝諱弗陵，而《魯峻碑》、《北海相景君銘》皆有弗字。宣帝諱詢，而《劉熊碑》有詢字。哀帝諱欣，而《北海相景君碑》陰有鞠欣，又《郙閣頌》、《孔耽神祠》、《劉熊碑》、《范鎮碑》並有欣字。平帝諱衍，而《唐扶頌》、《孫根碑》、《袁良碑》皆有衎字。光武帝諱秀，而《逢盛碑》、《衡方碑》、《張納功德敘》、《孔彪碑》皆有秀字。明帝諱莊，而武梁祠堂畫像有莊字。和帝諱肇，而《樊敏碑》、《衡方碑》、《平輿令薛君碑》、《周憬功勳銘》皆有肇字。殤帝諱隆，而《韓敕碑》、《王君石路碑》、《丁魴碑》、《衡方碑》、《華山亭碑》、《綏民校尉熊君碑》、《周憬功勳銘》皆有隆字。順帝諱保，而《衡方碑》、《劉熊碑》皆有保字。沖帝諱炳，而《史晨奏銘》、《朱龜碑》有炳字。質帝諱纘，而《帝堯碑》、《尹宙碑》、《張遷碑》皆有纘字。桓帝諱志，而《劉脩碑》、《婁壽碑》、《曹全碑》皆有志字。由此言之，民間文字例得通行，故都不諱。惟封事奏記皆當避諱，而以訓詁之字代之。《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觀此知當時例禁，惟上書觸諱為犯罪，而民間文字皆不諱可知矣。許君《說文》作於和帝之世，至安帝十五年奏上，故於東漢自光武至安帝諸名皆避不書，但注云上諱，而於西漢則直寫其字並為之解說，此可見當時體制，進呈書與民間通行文字不同。若石經雖東漢諸帝名，亦不避諱，所謂臨文則不諱，是也。 然則《史》、《漢》凡遇西漢諸帝諱，皆代以訓詁之字，此何說？曰：西漢時自當避諱，然亦詔文及臣下上書乃避之，若尋常臨文及民間文字亦不諱，故《史》、《漢》所載，凡避諱處，皆當時原文，司馬公及班固亦紀實書之。一書之中，有避諱，有不避諱，體例原是如此。 〔《廣經室文鈔》〕 史諱舉例序 陳　垣 民國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書當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須用其它方法以避之，是之謂避諱。避諱為中國特有之風俗，其俗起於周，成於秦，盛於唐宋。其歷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亂古文書，然反而利用之，則可以解釋古文書之疑滯，辨別古文書之真偽及時代，識者便焉。蓋諱字各朝不同，不啻為時代之標誌，前乎此或後乎此，均不能有是，是與歐洲古代之紋章相類。偶有同者，亦可以法識之。研究避諱而能應用之於校勘學及考古學者，謂之避諱學。避諱學亦史學中之一輔助科學也。 宋時避諱之風最盛，故宋人言避諱者亦特多。洪邁《容齋隨筆》、王楙《野客叢書》、王觀國《學林》、周密《齊東野語》皆有歷朝避諱之記載。清朝史學家如顧氏《日知錄》、錢氏《養新錄》、趙氏《陔余叢考》、王氏《十七史商榷》、王氏《金石萃編》等對於避諱，亦皆有特別著錄之條。錢氏《廿二史考異》中，以避諱解釋疑難者尤多，徒因散在諸書，未能為有系統之董理。嘉慶間，海寧周廣業曾費三十年之歲月，為避諱史料之搜集，著《經史避名匯考》四十六卷，可謂集避諱史料之大成矣。然其書迄未刊行，僅《蓬廬文鈔》存其敘例，至為可惜。今肆上所通行專言避諱者，有陸費墀《帝王廟諡年諱譜》一卷，刊歷代帝王年表末；黃本驥《避諱錄》五卷，周榘《廿二史諱略》一卷，分刊《三長物齋》及《嘯園叢書》中。此三書同出一源，謬誤頗多，不足為典要。如開篇即謂「漢文帝名恆，改恆農曰弘農；漢和帝名肇，兼避兆、照」之類。人云亦云，並未深考。其所引證又皆不注出典，與俗陋類書無異。其所記錄，又只敷陳歷代帝王名諱，未能應用之於校勘學及考古學上發人深思，所以有改作之必要也。 茲編所論，以史為主，體裁略仿俞氏《古書疑義舉例》，故名曰《史諱舉例》。為例八十有二，為卷八：第一，避諱所用之方法；第二，避諱之種類。第三，避諱改史實。第四，因避諱而生之訛異。第五，避諱學應注意之事項。第六，不講避諱學之貽誤。第七，避諱學之利用。第八，歷朝諱例。凡八萬餘言。意欲為避諱史作一總結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門路一鑰匙也。糾謬拾遺，以俟君子。1928年2月16日，錢竹汀先生誕生二百周年紀念日，新會陳垣。 〔《史諱舉例》卷首〕 諸子辯（並序） 宋　濂 《諸子辯》者何？辯諸子也。通謂之諸子何？周秦以來，作者不一姓也。作者不一姓，而立其言何？人人殊也。先王之世，道術咸出於一軌，此其人人殊何？各奮私知而或盭大道也。由或盭大道也，其書雖亡，世復有依仿而托之者也。然則子將奈何？辭而辯之也。曷為辯之？解惑也。 《鬻子》一卷，楚鬻熊撰。熊為周文王師，封為楚祖者。書二十二篇，蓋子書之始也。《藝文志》屬之道家，而小說家又別出十九卷。今世所傳者，出祖無擇所藏，止十四篇。《崇文總目》謂其八篇已亡，信矣。其文質，其義弘，實為古書無疑。第年代久邈，篇章桀錯，而經漢儒補綴之手，要不得為完書。黃氏疑為戰國處士所託，則非也。序稱熊見文王，年已九十。其書頗及三監曲阜時事，蓋非熊自著，或者其徒名政者之所記歟？不然，何其稱昔者文王有問於鬻子云？ 《管子》二十四卷，齊大夫管夷吾撰。夷吾字仲。其書經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自《牧民》至《幼官圖》九篇為《經言》，《五輔》至《兵法》八篇為《外言》，《大匡》至《戒》九篇為《內言》，《地圖》至《九變》十八篇為《短語》，《任法》至《內業》五篇為《區言》，《封禪》至《問霸》十三篇為《雜篇》，《牧民解》至《明法解》五篇為《管子解》，《臣乘馬》至《輕重庚》十九篇為《管子輕重》。予家又亡《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輕重庚》五篇，止八十一篇。題雲唐司空房玄齡注，或雲非也，尹知章注。是書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絕似《曲禮》者，有近似《老》、《莊》者，有論伯術而極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污者。疑戰國時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書成之。不然，毛嬙西施，吳王好劍，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亂，事皆出仲後，不應豫載之也。朱子謂仲任齊國之政，又有三歸之溺，奚暇著書，其說是矣。先儒之是仲者，稱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為富強，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裕如。《心術》、《白心》之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匡天下，致君為五伯之盛，宜矣。其非仲者，謂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況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矣。及其衰也，而仲悉壞之，何仲之不仁也！嗚呼！非之者固失，而是之者亦未為得也。何也？仲之任術立伯，假義濟欲，縱能致富強，而汲汲功利，禮義俱喪，其果有聞正心誠意之道乎？周自平王東遷，諸侯僭王，大夫僭諸侯，文、武、成、康、周公之法，一切盡壞，列國盡然，非止仲一人而已也。然則仲何如人？曰：人也，功首而罪魁者也。曰：齊之申、韓、鞅、斯之列，亦有間乎？曰：申、韓、鞅、斯刻矣，而仲不至是也。原其作俑之意，仲亦烏得無罪焉？薄乎云爾。 《晏子》十二卷，出於齊大夫晏嬰。《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與今書卷數不同。《崇文總目》謂其書已亡，世所傳者蓋後人采嬰行事而成。故柳宗元謂墨氏之徒有齊人者為之，非嬰所自著。誠哉是言也！ 《老子》二卷，《道經》、《德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耳漫無輪也。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關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魯隱公之元年。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嘗問禮者，何其壽歟？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信歟？聃書所言，大抵斂守退藏，不為物先，而壹返於自然。由其所該者甚廣，故後世多尊之行之。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穀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兵家祖之。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莊、列祖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申、韓祖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張良祖之。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曹參祖之。聃亦豪傑士哉！傷其本之未正，而末流之弊至貽士君子有虛玄長而晉室亂之言。雖聃立言之時，亦不自知其禍若斯之慘也。嗚呼！此姑置之。道家宗黃老，黃帝書已不傳，而老聃亦僅有此五千言。為其徒者，乃棄而不習，反依仿釋氏經教以成書。開元所列《三洞瓊綱》固多亡缺，而祥符《寶文統傳》所記，若《大洞真》，若《靈寶洞玄》，若《太上洞神》，若《太真》，若《太平》，若《太清》，若《正一》諸部，總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多雜以符咒法籙丹藥方技之屬，皆老氏所不道。米巫祭酒之流，猶自號諸人曰吾蓋道家，吾蓋道家雲。 《文子》十二卷，老子弟子所撰，不知氏名。徐廣曰：名鈃。李暹曰：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裴駰曰：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葵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顏師古曰：葵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計然一名計妍。《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倪與妍、然三音皆相近，故訛耳。由是觀之，諸說固辯矣。然是書非計然之所著也。予嘗考其言，壹祖老聃，大概《道德經》之義疏爾。所謂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即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滌除玄覽也。所謂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即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榮守辱之義也。所謂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為，萬物皆容，即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也。所謂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即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也。其他可以類推。蓋老子之言宏而博，故是書雜以黃、老、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毋怪其駁且雜也。計然與范蠡言皆權謀術數，具載於書，絕與此異。予固知非著是書者也。黃氏屢發其偽，以為唐徐靈府作，亦不然也。其殆文性之人祖老聃而托之者歟？抑因裴氏姓辛字文子之說，誤指為《范子》、《計然》十五卷者歟？ 《關尹子》一卷，周關令尹喜所撰。喜與老聃同時，著書九篇，頗見之《漢志》，自後諸史無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傳者，以《一字》、《二柱》、《三極》、《四符》、《五鑒》、《六七》、《七釜》、《八籌》、《九藥》為名。蓋徐藏子禮得於永嘉孫定，未知定又果從何而得也。前有劉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安，秘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文既與向不類，事亦無據。疑即定之所為也。間讀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為智、一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誦咒土偶之類，聃之時無是言也。其為假託，蓋無疑者。或妄謂二家之說實祖於此，過矣。然其文雖峻潔，亦頗流於巧刻。而宋象先之徒，乃復尊信如經，其亦妄人哉！ 《亢倉子》五卷，凡九篇。相傳周庚桑楚撰。予初苦求之不得，及得之，終夜疾讀，讀畢嘆曰：是偽書也！剿老、莊、文、列及諸家言而成之也。其言曰：危代以文章取士，則剪巧綺襤益至，而正雅典實益藏。夫文章取士，近代之制，戰國之時無有也。其中又以人易民，以代易世。世民，太宗諱也。偽之者其唐士乎。予猶存疑而未決也。後讀他書，果謂天寶初，詔號《元桑子》為《洞靈真經》，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采諸子文義類者，撰而獻之。其說頗與予所見合。復取讀之，益見其言詞不類，因棄去不復省。《農道》一篇，雖可讀，古農家書具有之。或且謂可孤行，吾亦不知其為何說也。 《鄧析子》三卷，鄭人鄧析撰。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子產卒後二十一年，駟為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夫析之學，兼名法家者也。其言天於民無厚，君於民無厚，父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刻矣。夫民非天弗生，非君弗養，非父弗親，非兄弗友，而謂之無厚，可乎？所謂不能屏勃厲，全夭札，執穿窬詐偽誅之；堯舜位為天子，而丹朱、商均為布衣；周公誅管、蔡，豈誠得已哉！非常也！變也！析之所言如此，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者哉！其被誅戮，宜也，非不幸也。 《鶡冠子》，楚人撰，不知姓名。嘗居深山，以鶡羽為冠，著書四卷，因以名之。其書述三十變通古今治亂之道，而《王》篇所載楚制為詳。立言雖過乎嚴，要亦有激而雲也。周氏譏其以處士妄論王政，固不可哉！第其書晦澀，而後人又雜以鄙淺言，讀者往往厭之，不復詳究其義。所謂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守中央，此亦黃老家之至言。使其人遇時，其成功必如韓愈所云。黃氏又謂韓愈獵取二語之外，余無留良者，亦非知言也。士之好妄論人也如是哉！陸佃解本十九篇，與晁氏削去前後五卷者合。予家所藏，但十五篇雲。 《子華子》十卷，程本撰。本字子華，晉人，曰魏人者非也。《藝文志》不錄。予嘗考其書，有云：秦襄公方啟西戎，子華子觀政於秦。又稽莊周所載子華子事，則云：見韓昭僖侯。夫秦襄公之卒在春秋前，而昭僖之事在春秋後，前後相去二百餘年，子華子何其壽也？其不可知者一。《孔子家語》言孔子遭齊程子於郯，程子蓋齊人。今子華子自謂程之宗君受封於周，後十一世，國並於溫。程本商季文王之所宅，在西周當為畿內小國。溫者，周司寇蘇忿生之所封。用襄王舉河內、溫、原以賜晉文公，溫固晉邑也。孰謂西周之程而顧並於河內之溫乎？地之遠邇，亦在可疑。其不可知者二。後序稱子華子為鬼谷子師。鬼谷，戰國縱橫家也。今書絕不似之，乃反類道家言。又頗剿浮屠、老子、莊周、列禦寇、孟軻、荀卿、《黃帝內經》、《春秋外傳》、司馬遷、班固等書而成。其不可知者三。劉向校定諸書，咸有序，皆淵愨明整，而此文獨不類。其不可知者四。以此觀之，其為偽書無疑。或傳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贗書，而此恐出其手，理或然也。然其文辭極舂容，而議論煥發，略無窘澀之態，故尤善惑人。人溺文者，孰覺其偽哉！ 《列子》八卷，凡二十篇，鄭人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謂御與鄭繆公同時。柳宗元云：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繆公二十四年，當魯繆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繆公而誤為鄭爾。其說要為有據。高氏以其書多寓言，而並其人疑之，所謂禦寇者，有如鴻蒙、列缺之屬，誤矣。書本黃老言，決非禦寇所自著，必後人會萃而成者。中載孔穿、魏公子牟及西方聖人之事，皆出禦寇後。《天瑞》、《黃帝》二篇，雖多設辭，而其離形去智，泊然虛無，飄然與大化游，實道家之要言。至於楊朱力命，則為我之意多，疑即古楊朱書，其未亡者剿附於此。禦寇先莊周，周著書多取其說。若書事簡勁宏妙，則似勝於周。間嘗熟讀其書，又與浮屠言合。所謂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弗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非大乘圓心說乎？鯢旋之潘合作番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瀋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非修習教觀說乎？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雖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以學幻，非幻化生滅說乎？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非輪迴不息說乎？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非寂滅為樂說乎？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非圓覺四大說乎？中國之與西竺，相去一二萬里，而其說若合符節，何也？豈其得於心者，亦有同然歟？近世大儒，謂華梵譯師，皆竊莊、列之精微，以文西域之卑陋者，恐未為至論也。 《曾子》，孔子弟子魯人曾參所撰也。《漢志》雲十八篇，《唐志》雲二卷。今世所傳，自《修身》至《天圓》凡十篇，分為二卷，與《唐志》合，視《漢》則亡八篇矣。其書已備見《大戴禮》中。予取而讀之，何其明白皎潔，若列星之麗天也！又何其敷腴諄篤，若萬卉之含澤也！《傳》有之：有德者必有言。信哉！七十而從心，進學之序。七十免過，勉人之辭。其立言迥然不同也。周氏不察而譏之，過矣！君子愛日，誨學者也。一日三省，自治功也。語有詳略，事有不同也。高氏以辭費誚之，亦何可哉？或謂《大孝》篇有及樂正子春事，固出後人所輯，而非曾子所自著，則庶幾也。 《言子》三卷。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近新昌王爚裒《論語》書所載問答而為此書。不知者直謂偃所自著，蓋非也。大抵古書之存於今者，多出於後人之手。如《孔子家語》謂為孔安國所錄壁中之文，往往多鈔《左傳》、《禮記》諸書，特稍異其辭耳。善讀者固不敢與之。世傳賈誼《新書》謂誼所作，亦不過因《過秦論》、《吊湘賦》而雜以《漢書》中語足之，似非誼本書也。此猶有所附麗而然。古《三墳》書亡已久，宋毛漸特出之。《山墳》則言君臣民物陰陽兵家，謂之《連山》。《氣墳》則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形墳》則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乾坤》。與先儒所言三《易》大異。《陰符》古無是書，唐李筌特出之，以為黃帝所作。皆取兵家譎誕不經語，而文以奇澀之辭。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等訓注，皆鑿空扇虛以惑世，尤使人驚愕不止。是果何為哉？予讀《言子》之書，於是乎有感。 《子思子》七卷，亦後人綴緝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中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軻曰：君子之告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他日，孟軻告魏侯以仁義，蓋深得子思子之本旨。或者不察，乃遽謂其言若相反者，何耶？ 《慎子》一卷，慎到撰。到，趙人，見於《史記》列傳。《中興館閣書目》乃曰瀏陽人。瀏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了不相涉也，誤矣。《漢志》雲四十二篇。《唐志》雲十卷，不言篇數。《崇文總目》言三十七篇。今所存者，唯《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耳。《威德》篇曰：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官長也。《民雜》篇曰：大君者，太上也，兼蓄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取去焉。《君人》篇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皆純簡明易，類非刑名家所可及。到亦稷下能言士哉！莊周、荀卿稱之，一則曰慎到，二則曰慎到。雖其術不同，亦有以也。 《莊子》十卷，戰國時蒙人漆園吏莊周撰。《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總三十三篇。其書本老子，其學無所不窺，其文辭汪洋凌厲，若承日月，騎風雲，上下星辰而莫測其所之，誠有未易及者。然所見過高，雖聖帝經天緯地之大業，曾不滿其一哂，蓋仿佛所謂古之狂者。惜其與孟軻氏同時，不一見而聞孔子之大道。苟聞之，則其損過就中，豈在軻之下哉！嗚呼！周不足語此也。孔子百代之標準，周何人，敢掊擊之，又從而狎侮之！自古著書之士，雖甚無顧忌，亦不至是也。周縱日見軻，其能幡然改轍乎？不幸其書盛傳，世之樂放肆而憚拘檢者，莫不指周以藉口。遂至禮義陵遲，彝倫敗，卒踣人之家國，不亦悲夫！金李純甫亦能言之士，著《鳴道集說》，以孔、孟、老、莊同稱為聖人。則其沈溺之習，至今猶未息也。異說之惑人也深矣夫！《盜跖》、《漁父》、《讓王》、《說劍》諸篇，不類前後文，疑後人所剿入。晁氏謂孔子沒，道術散，老子始著書，周起而羽翼之。老子著書，在孔子未沒之先。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辨》七篇，號曰經。中卷《尚賢》三篇，下卷《尚同》三篇，皆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比今書則又亡多矣。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予嘗愛其聖王作為宮室，便於主，不以為觀樂之言，又嘗愛其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之言，又嘗愛其飲食增氣，充虛，強體，適腹之言。墨子其甚儉者哉！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大禹之薄於自奉者。孔子亦曰：奢則不遜，儉則固。然則儉固孔子之所不棄哉！或曰：如子之言，則翟在所取，而孟子辭而辟之，何也？曰：本二。 《鬼谷子》三卷，鬼谷子撰，一名元微子。鬼谷子無姓名里居，戰國時隱潁川陽城之鬼谷，故以為號。或雲一作詡者，妄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捭闔之術十三章，又受《轉圓》、《胠篋》及《本經》、《持樞》、《中經》三篇。《轉圓》、《胠篋》今亡。梁陶宏景注。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大抵其書皆捭闔鉤箝揣摩之術。其曰：與人言之道，或撥動之令有言以示其同，或閉藏之使自言以示其異，捭闔也。既內感之而得其情，即外持之使不得移，鉤箝也。量天下之權，度諸侯之情，而以其所欲動之，揣摩也。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僨，天下用之則失天下，學士大夫宜唾去不道。高氏獨謂其得於易之闔辟翕張之外，不亦過許矣哉！其中雖有知性寡累，知命不憂及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頤等言，亦恆語爾，初非有甚高論也。嗚呼！曷不觀之儀、秦乎？儀、秦用其術而最售者，其後竟何如也？高愛之慕之，則吾有以識高矣。 《孫子》一卷，吳孫武撰，魏武帝注，自《始計》至《用間》凡十三篇。《藝文志》乃言八十二篇。杜牧信之，遂以為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按《史記》闔閭謂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其數與此正合。《漢志》出《史記》後，牧之言要非是。武，齊人，吳闔閭用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葉適以不見載於《左傳》，疑其書乃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為，予獨不敢謂然。春秋時，列國之事赴若告者，則書於策，不然則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國若秦、楚，小國若越、燕，其行事不見於經傳者有矣，何獨武哉！或曰：風后《握奇經》，實行兵之要，甚說實合乎伏羲氏之卦畫，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諸葛亮得之以為八陣，李靖得之以為六花陣，而武為一代論兵之雄，顧不及之，何也？曰：《兵勢》篇不云乎？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九地》篇又不云乎？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斯固風后之遺說也。曾謂其不及之，可乎？嗚呼！古之談兵者，有仁義，有節制。至武，一趨於權術變詐，流毒至於今未已也。然則武者，固兵家之祖，亦兵家之禍首歟？ 《吳子》二卷，衛人吳起撰。起嘗學於曾子。其著書曰《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凡六篇。夫干戈相尋，至於戰國，慘矣。往往以智術詐譎，馳騁於利害之場，無所不用其至，若無士矣。起於斯時對魏武侯則曰在德不在險，論制國治軍則曰教之以禮，勵之以義，論天下戰國則曰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眾，論為將之道則曰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何起之異夫諸子也！此所以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闢土四面，拓地千里，宜也。較之孫武，則起幾於正，武一乎奇，其優劣判矣。或者謂起為武之亞，抑亦未之思歟。然則殺妻求將，齧臂盟母，亦在所取乎？曰：姑舍是。 《尉繚子》五卷，不知何人書。或曰魏人，以《天官》篇有梁惠王問知之，或曰齊人也，未知孰是？其書二十四篇，較之《漢志》雜家二十九篇，已亡五篇。其論兵曰：兵者，兇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王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由是觀之，其威烈可謂莫之嬰矣。及究其所以為用，則曰：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又曰：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嗚呼！又何其仁哉！戰國談兵者，有言及此，君子蓋不可不與也。宋元豐中，是書與《孫》、《吳》二子，《司馬穰苴兵法》，《黃石公三略》，《呂望六韜》，《李衛公問對》頒行武學，號為七書。《孫》、《吳》當是古書。《司馬兵法》本古者司馬兵法而附以田穰苴之說，疑亦非偽。若《三略》、《六韜》、《問對》之類，則固後人依仿而托之者也。而雜然渾稱無別，其或當時有司之失歟？ 《尹文子》二卷，周尹文撰。其書言大道似老氏，言刑名類申、韓，蓋無足稱者。晁氏獨謂其亦宗六藝，數稱仲尼，其叛道者蓋鮮。嗚呼！世豈有專言刑名而不叛道者哉？晁失言矣。仲長統序稱其出於周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按龍客於平原君，君相趙惠文王。宣王死，下距惠文王之立，已四十餘歲。是非學於龍者也。統卒於獻帝讓位之年，而序其黃初末到京師，亦與史不合。嗚呼！《素問》以為黃帝所作，而有失侯失王，脫營不醫之文，殊不知秦滅六國，漢諸侯王國除，始有失侯王者。《六韜》謂出於周之呂牙，而有避正殿之語，殊不知避正殿乃戰國後事。《爾雅》以為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之言，殊不知張仲乃周宣王時人。予嘗驗古書真偽，每以是求之，思過半矣。又況文辭氣魄之古今絕然不可同哉！予因知統之序，蓋後人依託者也？嗚呼！豈獨序哉？ 《商子》五卷，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封於商，故以名書。《漢志》二十九篇，陳氏謂二十八篇。予家藏本二十六篇，其第二十一篇亡。鞅好刑名之學，秦孝公用之，遂致富強，後卒以反誅。今觀其術，以勸耕督戰為先務。墾草之令，農戰之法，至嚴至峻也。然不貴學問以愚民，不令豪傑務學《詩》、《書》，其流毒至嬴政，遂大焚《詩》、《書》、百家語，以愚天下黔首，鞅實啟之，非特李斯過也。議者不是之察，尚摘其商農無得糴糶，貴酒肉，重租之語以為疵病，是猶舍人殺奪之罪而問其不冠以見人，果何可哉？ 《公孫龍子》三卷，《疏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漢志》六十四篇，其亡已多矣。龍，趙人，平原君客也，能辨說，傷明王之不興，疾名器之乖實，以假指物，以混是非，冀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焉。予嘗取而讀之，白馬非馬之喻，堅白同異之言，終不可解。後屢閱之，見其如捕龍蛇，奮迅騰騫，益不可措手。甚哉其辨也！然而名實愈不可正，何邪？言弗醇也。天下未有言弗醇而能正。苟欲名實之正，亟火之。 《荀子》十卷，趙人荀卿撰。卿名況，《漢志》避宣帝諱作孫卿。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者三十二篇為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驚為之注，且更《新書》為《荀子》，易其篇第，析為二十卷。卿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列於大夫，三為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為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鄉先正唐仲友云：向序卿事，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遊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二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為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為孫臏，驚以敗魏馬陵疑矣。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總目》言卿楚人，楚禮為客卿，與遷書向序駁，益難信。其論殊精絕。然況之為人，才甚高而不見道者也。由其才甚高，故立言或弗悖於孔氏。由其不見道，故極言性惡，及譏訕子思、孟軻不少置。學者其亦務知道哉。李斯雖師卿，於卿之學，懵乎未之有聞。先儒遂以為病，指卿為剛愎不遜，自許太過之人，則失之矣。 《韓子》二十卷者，韓非所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與李斯同事荀卿，以書干韓王，不用，乃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五篇，計十餘萬言。秦王見而悅之，急攻韓，得非。斯自以不如非，忌之，譖於秦王，下吏使自殺。非，慘激人也。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任以法。其視仁義蔑如也。法之所及，雖刀鋸日加，不以為寡恩也。其無忌憚，至謂孔子未知孝悌忠信之道，謂賢堯舜湯武乃天下亂術，謂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謂人君藏術胸中以倡眾端，而潛御群臣。噫，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是亦足殺其身矣。 《燕丹子》三卷。丹，燕王喜太子。此書載其事為詳。其辭氣頗類《吳越春秋》、《越絕書》，決為秦漢間人所作無疑。考其事與司馬遷《史記》往往皆合。獨烏頭白馬生角機橋不發、進金擲龜膾千里馬肝截美人手、聽琴姬得隱語等事，皆不之載。周氏謂遷削而去之，理或然也。夫丹不量力而輕撩虎鬚，荊軻恃一劍之勇而許人以死，卒致身滅國破，為天下萬世笑，其事本不足議。獨其書序事有法而文彩爛然，亦學文者之所不廢哉。 《孔叢子》七卷。《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鮒該覽六藝，秦並天下，召為魯國文通君，拜太傅。及焚書令行，乃歸藏書屋壁，自隱嵩山。陳涉起，聘為博士，遷太師。仕六旬，以言不用，托目疾，退老於陳，而著是書。年五十七卒。則固非漢人矣。又稱一名《盤盂》。《藝文志》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本注謂黃帝史，或謂夏帝時人。此書稱子魚名鮒，陳人，或謂之子鮒，或謂之孔甲。孔甲姓名偶同，又決非著《盤盂》者也。其殆孔氏子孫雜記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言行者歟？其第七卷，則漢孔臧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於卷末。嘉祐中，宋咸為之注。雖然，此偽書也。偽之者，其宗咸歟？王士元偽作《亢桑子》，而又自為之注，抑此類歟？近世之為偽書者，非止咸也。若阮逸《關朗易傳》、《李靖問對》，若張商英《素書》，若戴師愈《麻衣易》，亦往往不能迷明者之目，競何益哉！今觀是書《記問》篇所載，有子思與孔子問答語。子思年止六十二，魯穆公同時人。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子思疑未長也，而何有問答哉？兼之氣質萎弱，不類西京以前文字，其偽妄昭然可見。或者謂其能守家法，不雜怪奇，歷戰國秦漢流俗而無所浸淫，未必然也！未必然也！ 《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漢劉安撰。安，淮南厲王之長子，招致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七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李氏《書目》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總目》云：存者十八篇。今所傳《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時則》、《冥覽》、《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氾論》、《詮言》、《丘略》、《說山》、《說林》、《人間》、《務修》、《泰族》等訓，連卷末《要略》，共二十一篇，似未嘗亡也。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又有《外書》三十三篇，《漢志》與《內書》同列於雜家。《中》、《外書》余皆未見。《淮南子》多本《文子》，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非成於一人之手，故前後有自相矛盾者，有亂言而乖事實者。既曰武王伐紂，載屍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又曰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戎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兩楹以俟遠方。三代時無印，《周官》所掌之璽節，鄭氏雖謂如今之印章，其實與犀角虎人龍符旌諸節並用，不過手執之以表信耳。今乃曰魯國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如是之類，不能盡舉也。昔呂不韋相秦，亦致辯士，使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十二記六論八覽。其說雖未純，要其首尾以類，粲然成一家言，非《淮南》之雜也。古人論立言者，漢不如秦，秦不如周。信矣哉！ 《揚子法言》十卷，漢揚雄撰。凡十三篇，篇各有序，通錄在卷後。景初，宋咸引之以冠篇首。或謂始於唐仲友，非也。自秦焚書之後，孔子之學，不絕如線，雄獨起而任之，故韓愈以其與孟荀並稱，而司馬光尤好雄學，且謂：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孟文直而顯，荀文富而麗，揚文簡而奧。惟簡而奧，故難知。其與雄者至矣。是法言者，為擬《論語》而作。《論語》出於群弟子之所記，豈孔子自為哉！雄擬之，僭矣。至其甚者，又撰《太玄》以擬《易》。所謂首沖錯測摛瑩數文掜圖苦之類，皆足以使人怪駭。由其自得者少，故言辭愈似而愈不似也。嗚呼！雄不足責也。光以二代偉人，乃膠固雄學，複述潛虛以擬《玄》，抑又何說哉？余因為之長嘆！雄之事，經考亭朱子論定者，則未遑及也。 《抱朴子》，晉葛洪撰。洪字稚川，著《內篇》二十卷，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外篇》十卷，駁難通釋。洪深溺方技家言，謂神仙決可學，學之無難，合丹砂黃金為藥而服之，即令人壽，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其他雜引黃帝御女及《三皇內文》劾召鬼神之事，皆誕褻不可訓。昔漢魏伯陽約《周易》作《參同契》上中下三篇，其言修煉之術甚具，洪乃時與之戾，不識何也？洪嘗自言馬跡山中，受《九鼎》、《金液》二經於鄭君，鄭君名隱，又得之葛仙公玄。玄，洪從祖也。其後鄭君知江南將亂，負笈持藥，東投霍山，莫知所在，亦不識其仙歟否也。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為文辭雖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而曲證，必達己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使舍是而學六藝，夫孰御之哉！惜也！ 《劉子》五卷，五十五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志》十卷，直雲梁劉勰撰。今考勰所著《文心雕龍》，文體與此正類。其可征不疑，第卷數不同為少異爾。袁孝政謂劉晝孔昭傷己不遇，遭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非也。孝政以無傳記可憑，復致疑於劉歆、劉勰、劉孝標所為。黃氏遂謂孝政所託，亦非也。其書本黃老言，雜引諸家之說以足成之，絕無甚高論。末論九家之學，跡異歸同，尤為鄙淺。然亦時時有可喜者。《清神章》云：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鵲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亢倉子》同。三復其言，為之出涕！ 《文中子中說》十卷，隋王通撰。通字仲淹，文中蓋門人私諡，因以名其書。世之疑通者有三：一雲《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此書乃阮逸偽作，未必有其人。按皮日休著《文中子碑》，謂通生乎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於汾晉，序述六經，敷為《中說》，以行教於門人。皮，唐人也，距隋為近，其言若此。果無是人乎？書果逸之偽作乎？一雲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穢行，為史官所削。然史氏之職，善惡畢書，以為世法戒。人有穢行，見諸簡策者多矣，何特削通哉？一雲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未必其門人，脫有之，何不薦諸太宗而用之？隋大業十三年五月，通已先卒，將焉薦之？劉禹錫作《王華卿墓誌》，載其家世行事，有曰門多偉人。雖未可必其為房、杜諸公，要不可謂非碩士也。第其書出於福郊、福峙之所為，牽合傅會，反不足取信於人。如仁壽四年，通始至長安，李德林卒已九歲，而書有德林請見之語。江都有變，通不及聞，而書有泫然而興之言。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歲開皇四年甲辰，一百七年矣，而書謂問禮於關子朗。此最為謬妄者也。噫！孟子而下，知尊孔子者曰荀揚。揚本黃老，荀雜申商，唯通為近正。讀者未可以此而輕訾之。 《天隱子》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司馬承禎為之序，承禎字子微，嘗著《坐忘論》。此書言長生久視之法，與之相表里。豈天隱子即承禎歟？洪興祖謂承禎得天隱子之學，豈或別有考歟？ 《元貞子》，兩見《唐志》。一雲十二卷，一雲二卷。予所藏者，《外篇》三卷爾。計必有《內篇》，而此非全書也。唐張志和撰，韋詣作內解。志和字子同，金華人，始名龜齡，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元真子》，亦以自號。其書多偏曲之論，無足采。所可采者，其隱操亦卓卓雲。 《金華子》三卷，劉崇遠撰。或雲崇遠唐人，或雲五代人，仕至大理司直，其為人莫可考。其為書錄唐大中後事，蓋駁乎不足議也。昔劉向采傳記百家之言，撮其正詞美義可為勸戒者，以類相從，為《說苑》、《新序》二書，最為近古。識者猶病其徇物者多，自為者少，況崇遠乎哉。金華子，崇遠所自號，蓋有慕皇初平雲。 《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言道術德仁食儉六化為甚悉。世傳為偽唐宋齊丘子嵩作。張耒題其後，遂云：齊丘犬鼠之雄，蓋不足道。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黃老之所謂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嗚呼！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之者也。其云：能得一者，天下可以理。老氏說也。魂魄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釋氏說也。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為，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神仙家說也。非淺機小數比也。使齊丘知此，則何為不得其死也？其文高簡，《關尹子》可亞也，實微有見於黃老所謂道德者也。 《聱隅子》二卷，蜀人黃晞撰。晞，宋仁宗時人。著《歔欷瑣微論》十篇，篇有小序。造文效揚雄、王通二氏，而造理不能逮。其謂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變、劉向得聖人之力者，似不可哉。黃氏間采其語，謂二氏反有所不及，非知言也。然自五季以來，士習極陋而文亦隨之，入宋殆將百年而猶未大振。晞獨知辭賦戾乎治具，聲偶甚乎倡優，確然立論，以成一家言，真豪傑士哉！真豪傑士哉！ 《周子通書》四十章，本號《易通》，舂陵子周子敦頤之所著也。自孟子沒，孔子之學不傳，千載之下，獨周子得之，以授二程氏，遂大白於天下。安定胡宏有云：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為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論不亦至哉。第每篇之首，宏輒加以周子曰三言，而損其舊有篇名，失其旨矣。是書文雖高簡，體實淵愨。誠可以上繼孟氏，非餘子可比。然莫知其師傳之所自。彼妄男子謂同胡文恭公受學於鶴林壽涯師者，固為詭誕。而雲傳《太極圖》於穆修，修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摶者，亦恐知周子未盡也。其殆不階師授，超然獨覺於千古之上者歟？ 《子程子》十卷，一名《程子粹言》，乃程頤叔子書。蓋其門人楊時變語錄而文之者也。前有序，不著氏名。東陽厲髯翁雲相傳為廣漢張栻作。序稱得諸子高子家傳，以其卷次不分，編類不別，因離為《論道》、《論學》、《論書》、《論政》、《論事》、《天地》、《聖賢》、《君臣》、《心性》、《人物》十篇，欲其統而要，非求類夫《論語》之書也。予取觀之，實皆叔子之言，而伯子之說附焉。辭極峻古，雖間有稍離真者，亦不遠矣。覽者尚慎擇之哉！ 至正戊戌春三月丙辰，西師下睦州。 浦陽壤地與睦境接，居民震驚，多扶挈耄倪走傍縣。予亦遣妻孥入句無山，獨留未行。日坐環堵中，塊然無所為，乃因舊所記憶者，作《諸子辯》數十通，九家者流，頗具有焉。孔子門人之書，宜尊而別之，今亦俯就其列者，欲備儒家言也。始之以《鬻子》而終之以《周》、《程》者，欲讀者有所歸宿也。其中疏剔排，亦竊自謂有一發之見。第以家當屢徙之餘，書無片牘可以稽質，不能必其無矛盾也。夏六月壬午，僅克脫稿。越三日乙酉，而浦陽平矣。余遂竭蹶趨句無，驚悸稍定，俾仲子璲錄之如右。嗚呼！九家之徒，競以立異相高，莫甚於衰周之世。言之中道者，則吾聖賢之所已具。其悖義而傷教者，固不必存之以欺世也。嗚呼！邪說之害人，慘於刀劍，虐於烈火。世有任斯文之寄者，尚忍淬其鋒而膏其焰乎！予生也賤，不得信其所欲為之志，既各為之辨，復識其私於卷末。學孔氏者，其或有同予一嘅者夫！秋七月丁酉朔記。 〔《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六〕 諸子釋名 羅　焌 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古人著述，常以某子自稱，巷伯作詩自稱孟子，子輿撰經自稱曾子，其明徵矣。子又為稱所尊敬之詞，故古者門弟子稱其師曰子，亦曰夫子，或表其氏曰某子，或加子于氏上曰子某子。如仲弓、子游、子夏等之撰《論語》，而稱仲尼但曰子，或曰夫子，或曰孔子；公羊壽之著《春秋》傳，而稱其師說曰魯子，曰子沈子，曰子女子，曰子公羊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北宮子。是也。然亦有同時同輩之人而稱以夫子者，若孔子之稱蘧伯玉、公叔文子，子貢之稱原思，莊子之稱惠施。有冠姓氏於子上者，若孟子之稱告子、時子。有加名字於子上者，若左氏記冉有事稱有子，孟子論匡章事稱章子。有稱子某子者，若仲弓稱桑扈曰子桑伯子，吳王孫稱范蠡曰子范子。至於後進稱先進，若孟子稱楊朱、墨翟亦曰楊子、墨子，荀子稱宋鈃亦曰子宋子，呂子稱列禦寇亦曰子列子，雖道不同而未嘗不子之也。先秦以前，作者百家，不皆親自撰述，多由門人後學錄其言行，綴緝成書。故其書中，稱子，稱夫子，稱某子，稱子某子，或稱氏，或稱名，或稱字，參見錯出，而書名則多稱曰某子也。 諸者，非一之詞。茲稱諸子，對於群經諸史而言，非《周禮·地官》之所謂諸子，亦非《夏官》所屬之諸子也。諸子之一名詞，蓋行於漢初大收篇籍之時，諸子書之名稱，多定自劉向之敘錄。今就史志考之，其名亦不一律。凡子上標氏，如《管子》、《莊子》、《漆雕子》、《王孫子》者，其通例也。有連名氏或字者，如《孫卿子》、《鄒奭子》、《公孫尼子》、《公孫龍子》。有以年老名者，如《老子》、《老萊子》、《老成子》。有以所服名者，如《鶡冠子》。有以所居名者，如《鬼谷子》。有冠以國名者，如《齊孫子》、《魏公子》。有以其官名者，如《關尹子》、《青史子》。有僅署姓名或字者，如《伊尹》、《子思》、《李克》、《鄧析》、《伍子胥》、《公子牟》。有署國名官名及名字者，如《周史大弢》、《宋司星子韋》。有不稱子而稱氏稱公稱君稱生稱先生者，如農家之《宰氏》、《趙氏》、《王氏》，陰陽家之《南公》、《杜文公》，名家之《黃公》、《毛公》，法家之《商君》，儒家之《平原君》，陰陽家之《公檮生》，名家之《成公生》，雜家之《伯象先生》。有稱子稱氏而又名以春秋者，如儒家之《晏子春秋》、《李氏春秋》、《虞氏春秋》，雜家之《呂氏春秋》。有以書之大義題名，或冠以氏者，如儒家之《內業》、《讕言》、《周政》、《周法》，陰陽家之《鄒子終始》，兵家之《吳孫子兵法》。其他曰《神農》，曰《黃帝》，曰《顓頊》，曰《堯舜》，曰《大禹》，曰《孔甲》，曰《湯盤庚》，曰《天乙》，凡託名於古帝王者，要皆諸子一類之書也。然此但舉先秦諸子而言。漢魏以降，諸子箸書，皆自秉筆，輒題別號，以示瑰琦，若晉葛洪之《抱朴子》，梁簫繹之《金樓子》，唐張志和之《玄真子》，林慎思之《伸蒙子》，宋曾慥之《至遊子》，明劉基之《郁離子》，清湯鵬之《浮丘子》。名雖類乎古書，義實乖於前例，姑置勿論可也。 〔《諸子學述·總論》〕 四部正訛論辨偽（節鈔） 胡應麟 凡贗書之作，情狀至繁。約而言之，殆十數種。有偽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有偽作於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掇古人之事而偽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偽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而有《鶡冠》，是也。有傳古人之名而偽者：尹負鼎而《湯液》聞，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偽者：汲冢發而《師春》補，《禱杌》紀而《楚史》傳，是也。有憚於自名而偽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有恥於自名而偽者：和氏《香奩》之類是也。有襲取於人而偽者：法盛《晉書》之類是也。有假重於人而偽者：子瞻《杜解》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偽以禍之者：僧孺《行紀》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偽以誣之者：聖俞《碧雲》之類是也。有本非偽，人托之而偽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稱黃帝之類，是也。有書本偽，人補之而益偽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 又有偽而非偽者：《洞靈真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偽亢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偽劉歆之類。是也。 又有非偽而實偽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點定之類。是也。二說尚難信。譚事僅羽流所述。向子期與嵇、阮諸文士友，而絕不為言。姑據前人載此。 又有當時知其偽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之類是也。又有當時記其偽，而後人弗悟者：司馬《潛虛》之類是也。《潛虛》，司馬公屬草未成，後人贗補行世，見朱紫陽《語錄》、黃東發《日鈔》。世以數學，無辯其足非者。 又有本無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偽托者：《山海》稱大禹之類是也。又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偽題者：《正訓》稱陸機之類是也。 右諸偽書外，又有此十餘種，世或以非偽而信之，或概以偽而疑之，皆弗深考故也。余故詳為別白，俾撰者弗湮其實，非撰者弗蒙其聲，於經籍或有補雲。 凡覈偽書之道：覈之《七略》以觀其源，覈之群志以觀其緒，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覈之文以觀其體，覈之事以觀其時，覈之撰者以觀其托，覈之傳者以觀其人。覈茲八者，而古今贗籍亡隱情矣。 凡四部之偽者，子為盛，經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凡經之偽，《易》為盛，緯候次之。凡史之偽，雜傳記為盛，瑣說次之。凡子之偽，道為盛，兵及諸家次之。凡集全偽事寡，而單篇列什，借名竄匿甚眾，於別編詳之。 大率秦漢以還，書若三《易》、《連山》、《歸藏》、《子夏》。《三墳》、《六韜》、《七緯》、《關尹》、《子華》、《素書》、《洞極》、《李靖問答》、《麻衣心法》、《武侯諸策》、《王氏諸經》，全偽者也；《列禦寇》、《司馬法》、《通玄經》，真錯以偽者也；《黃石公》、《鶡冠子》、《燕丹子》，偽錯以真者也；《管仲》、《晏嬰》、《文中》，真偽錯者也；《元包》、《孔叢》、《潛虛》，真偽疑者也；《鬻熊》殘也，《亢倉》補也，《繁露》訛也，皆不得言偽也；《素問》、《握奇》、《陰符》、《山海》，其名訛也，其書非偽也；《穆天子傳》、《周書》、《紀年》，其出也晚，其書非偽也，即以偽乎，非戰國後也。余亡足辯矣。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四部正訛》〕 考信錄釋例 崔　述 聖人之道，在六經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備載於《詩》、《書》；《書》謂《堯典》等三十三篇。孔子之言行，具於《論語》。文在是，即道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六經以外，別無所謂道也。顧自秦火以後，漢初諸儒傳經者，各有師承，傳聞異詞，不歸於一，兼以戰國之世，處士橫議，說客託言，雜然並傳於後。而其時書皆竹簡，得之不易，見之亦未必能記憶，以故難於檢覈考正，以別其是非真偽。東漢之末，始易竹書為紙，檢閱較前為易。但魏晉之際，俗尚詞章，罕治經術。旋值劉、石之亂，中原陸沉，書多散軼。漢初諸儒所傳《齊詩》、《魯詩》、《齊論》、《魯論》，陸續皆亡，惟存《毛詩序傳》及張禹更定之《論語》，而伏生之《書》，田何之《易》，鄒、夾之《春秋》，亦皆不傳於世。於時復生妄人，偽造《古文尚書》經傳、《孔子家語》以惑當世。二帝三王孔門之事，於是大失其實。學者專己守殘，沿訛踵謬，習為固然，不之怪也。雖間有一二有識之士，摘其疵謬者。然特太倉梯米，而亦罕行於世。直至於宋，名儒迭起，後先相望，而又其時印本盛行，傳布既多，稽覈最易，始多有抉摘前人之誤者。或為文以辨之，如歐陽永叔《帝王世次圖序》、《泰誓論》，蘇明允《嚳妃論》，王介甫《伯夷論》之類。或為書以正之，如鄭樵《詩辨妄》，趙汝談《南塘書說》之類。或作傳注以發明之。如朱子《論語》、《孟子集注》、《詩集傳》，蔡氏《書傳》之類。蓋至南宋而後，六經之義大著。然經義之失真已千餘年，偽書曲說久入於人耳目，習而未察，沿而未正者尚多，所賴後世之儒，踵其餘緒而推廣之，於所未及正者補之，已正而世未深信者闡而明之，帝王賢聖之事豈不粲然大明於世？乃近世諸儒，類多摭拾陳言，盛談心性，以為道學。而於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亦有參以禪學，自謂明心見性，反以經傳為膚末者。而向來相沿之誤，遂無復有過而問焉者矣。餘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經，覺傳記所載與註疏所釋，往往與經互異。然猶未敢決其是非，乃取經傳之文，類而輯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後曉然知傳記註疏之失。顧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屢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為此錄，以辨明之。非敢自謂繼武先儒，聊以效愚者千慮之一得云爾。 以下三章通論讀書當考信之意 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能事事而見也。況千古以上，吾安從而知之？人之言可盡信乎？馬援之薏苡，以為明珠矣，然猶有所因也。無兄者謂之盜嫂，三娶孤女者謂之撾婦翁，此又何說焉？舌生於人之口，莫之捫也。筆操於人之手，莫之掣也。惟其意所欲言而已，亦何所不至者？余自幼時，聞人之言多矣。日食止於十分，月食有至十餘分者。世人不通曆法，咸曰：月一夜再食也。甚有以為己嘗親見之者。余雖尚幼，未見曆書，然心獨疑之。會月食十四分有奇，夜不寢以觀之，競夜初未嘗再食也。惟食既之後，良久未生光，計其時刻，約當食四分有奇之數，疑即指此而言。然同人皆不以為然。又數年，見諸家曆書，果與余言相同。人之言，其安從而信之？郡城劉氏家有星石二枚，里巷相傳，咸謂先時嘗落星於其第，化而為石。余自幼即聞而疑之。稍長，從劉氏兄弟游，親見其石，及其所刻篆文楷字。細詁之，則曰：實無是事，先人宦南方，得此石，奇其狀非人世所有，聊刻此言以為戲耳。此現有石可據，有文可征，然且非實。人之言，其又安從而信之？周道既衰，異端並起，楊、墨、名、法、縱橫、陰陽之家，莫不造言設事，以誣聖賢。漢儒習聞其說，而不加察，遂以為其事固然，而載之傳記。若《尚書大傳》、《韓詩外傳》、《史記》、《戴記》、《說苑》、《新序》之屬，率皆旁采卮言，真偽相淆。繼是復有讖緯之術，其說益陋，而劉歆、鄭康成咸用之以說經。流傳既久，學者習熟見聞，不復考其所本，而但以為漢儒近古，其言必有所傳，非妄撰者。雖以宋儒之精純，而沿其說而不易者，蓋亦不少矣。至《外紀》、《皇王大紀》、《通鑑綱目前編》六字共一書名，與溫公《通鑑》、朱子《綱目》無涉。等書出，益廣搜雜家小說之說，以見其博，而聖賢之誣，遂萬古不白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聖人之讀經，猶且致慎如是，況於傳注，又況於諸子百家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然則欲多聞者，非以逞博也，欲參互考訂而歸於一是耳。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擇，則雖盡讀五車，遍閱《四庫》，反不如孤陋寡聞者之尚無大失也。 凡人多所見則少所誤，少所見則多所誤。唐衛退之餌金石藥而死，故白居易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而宋人雜說，遂謂韓退之作《李於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無他，彼但知有韓昌黎字退之，而不知唐人之字退之者尚多也。故曰少所見則多所誤也。余崔在魏，族頗繁，然外縣人罕識之，多知有餘兄弟。族人有病於試場者，則相傳以為余兄弟病也。族人有畜優者，則相傳以為余兄弟畜優也。此耳目之前，身親之事，猶若此，則天下之大，千古以上，可知已。故好德不如好色，許允事也，而近世類書以為許渾。韓魏公在揚州，與客賞金帶圍，王珪與陳旭、王安石也，而近世類書以為王曾。晉宋之事，且猶不免傳訛，況乎三代以上，固當有十倍於此者。是以顏闔之事載為顏淵，闞我所為移之宰我，諸如此類，蓋不可數。但此幸而本書尚存，猶可考而知之。若不幸而《呂氏春秋》亡，人必以論東野畢者為顏淵；《左傳》亡，人必以陳恆所殺者為宰予。雖聒而與之語，終不見聽，必曰：古書言如是，夫豈無所傳而妄記者？然則唐虞三代之事，戰國秦漢所述，其移甲為乙，終古不白者，豈可勝道哉！故堯之臣多矣，乃見重、黎，遂以為必羲、和也；紂之臣亦多矣，乃見父師、少師，遂以為必箕、比也；禹之佐豈止一人，乃見大費，遂以為必益；太甲之佐，亦豈止一人，乃見阿衡，遂以為必伊尹。無他，彼心中止有此一二人，故遇有仿佛近似者，遂以為必此人。猶之乎許允之事移之渾，王珪之事移之曾也。甚至南宮載寶，公然移之南容，使三復白圭之賢，受誣於百世。猶之乎衛退之餌金石藥，而以餌藥而死為昌黎罪也。故今錄中，凡事之不見於經者，度其不類此人之事，則削之而辨之。嗟夫！嗟夫！此難為眇見寡聞而粗心浮氣者道也。孔毅夫《雜說》，昔有人辨其系偽撰者，故今但稱宋人雜說，不欲占人之受誣也。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聖賢。至於貧富貴賤，南北水陸，通都僻壤，亦莫不互相度。往往逕庭懸隔，而其人終不自知也。漢疏廣為太子太傅，以老辭位而去，此乃士君子常事。而後世論者，謂廣見趙、蓋、韓、楊之死，故去。無論蓋、韓、楊之死在此後，藉使遇寬大之主，遂終已不去乎？何其視古人太淺也！昭烈帝臨終，託孤於諸葛武侯，曰：嗣子可輔，輔之。若不可輔，君可自取，毋令他人得之。此乃肺腑之言，有何詐偽？而後世論者，謂昭烈故為此言，以堅武侯之心。然則將使昭烈為袁本初、劉景升而後可乎？此無他，彼之心固如是，故料古人之心亦必如是耳。然此猶論古人也。邯鄲至武安六十里，山道居其大半，向不可車。有肥鄉僧募修之，人布施者甚少，乃傾己囊以成之。議者咸曰：僧之心本欲多募以自肥，以施者之少也，故不得已而傾其囊。夫僧之心，吾誠不知其何如？然其事，則損己以利人也。損己利人，而猶謂其欲損人利己，其毋乃以己度人矣乎？然此猶他人事也。余之在閩也，無名之徵，悉蠲之民，有餘之稅，悉解之上。淡泊清貧之況，非惟百姓知之，即上官亦深信之。然而故鄉之人，隔數千餘里，終不知也。歸里之後，人咸以為攜有重貲，既而僦居隘巷，移家山村，見其飯一盂，蔬一盤，猶曰：是且深藏，不肯自炫耀也。故以己度人，雖耳目之前而必失之，況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聖賢，且有當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見於經者，皆醇粹無可議。至於戰國秦漢以後所述，則多雜以權術詐謀之習，與聖人不相類。無他，彼固以當日之風氣度之也。故《考信錄》但取信於經，而不敢以戰國魏晉以來度聖人者，遂據之為實也。 以下七章皆論戰國邪說寓言不可徵信 戰國之時，說客辨士，尤好借物，以喻其意。如楚人有兩妻、豚蹄祝滿家、妾覆藥酒、東家食西家宿之類，不一而足。雖孟子書中，亦往往有之。非以為實有此事也。乃漢晉著述者，往往誤以為實事，而采之入書。學者不復考其所本，遂信以為真有而不悟者多矣。其中亦有原有是事而衍之者，公父公伯之卒也，見於《國語》者，不過其母惡其以好內聞，而戒其妾無瘠容、無洵涕、無搯膺而已。《戴記》述之，而遂謂其母據床不哭，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樓緩又衍之，遂謂婦人自殺房中者二八矣。又有無是事有是語而遞衍之為實事者，《春秋》傳子太叔云：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此不過設言耳。其後衍之，遂謂漆室之女，不績其麻，而憂魯國。其後又衍之，遂謂魯國監門之女嬰，憂衛世子之不肖，而有終歲不食葵，終身無兄之言，若真有其人其事者矣。由是韓嬰競采之以入《詩外傳》，劉向采之以入《列女傳》。傳之益久，信者愈多，遂至虛言競成實事。由是言之，雖古有是語，亦未必有是事；雖古果有是事，亦未必遂如後人之所云云也。況乎戰國遊說之士，毫無所因，憑心自造者哉？乃世之士，但見漢人之書有之遂信之而不疑，抑亦過矣。故今《考信錄》中，凡其說出於戰國以後者，必詳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見於漢人之書者，遂真以為三代之事也。 戰國秦漢之書，非但託言多也，亦有古有是語，而相沿失其解，遂妄為之說者。古者日官謂之日御，故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羲仲、和仲為帝堯臣，主出納日，以故謂之日御。後世失其說，遂誤以為御車之御，謂羲、和為日御車。故《離騷》云：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已屬支離可笑。又有誤以御日為浴日者，故《山海經》云：有女子名羲和，浴日於甘淵。則其謬益甚矣。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常儀古之賢臣，占者占驗之占。常儀之占月，猶羲、和之占日也。儀之音古皆讀如娥，故《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於儀。又云：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皆與「阿」、「和」相協。後世傳訛，遂以「儀」為「娥」，而誤以為婦人，又誤以占為占居之意，遂為羿妻常娥竊不死之藥而奔於月中。由是詞賦家相沿用之，雖不皆信為實，要已誣古人而惑後世矣。諸如此類，蓋不可以勝數。然此古語，猶間見於經傳，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書已亡，而流傳之誤，但沿述於諸子百家之書中者，更不知凡幾矣。大抵戰國秦漢之書，皆難徵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然世之士以其傳流日久，往往信以為實。其中豈無一二之實？然要不可信者居多。乃遂信其千百之必非誣，其亦惑矣。 先儒相傳之說，往往有出於緯書者。蓋漢自成、哀以後，讖緯之學方盛，說經之儒，多采之以注經。其後相沿，不復考其所本，而但以為先儒之說如是，遂靡然而從之。如龍負河圖，龜具洛書，出於《春秋緯》；黃帝作《咸池》，顓頊作《五莖》，帝嚳作《六英》，帝堯作《大章》，出於《樂緯》。諸如此類，蓋不可以悉數。即褅為祭其始祖所自出，亦緣緯書之文，而遞變其說者。蓋緯書稱三代之祖，出於天之五帝。鄭氏緣此，遂以褅為祭天，而謂《小記》褅其祖之所自出為褅其始祖之所自出。王氏雖駁鄭氏祭天之失，而仍沿始祖所自出之文。由是始祖之前，復別有一祖在。豈非因緯書而誤乎？余幼時嘗見先儒述孔子言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稽之經傳，並無此文。後始見何休《公羊傳序》、唐明皇《孝經序》有此語，然不知此兩序，本之何書？最後檢閱《正義》，始知出於《孝經緯》之《鉤命訣》也。大抵漢儒之說，本於七緯者，不下三之一。宋儒頗有核正，然沿其說者，尚不下十之三。乃世之學者，動曰：漢儒如是說，宋儒如是說，後生小子，何所知而妄非議之？嗚乎！漢儒之說，果漢儒所自為說乎？宋儒之說，果宋儒所自為說乎？蓋亦未嘗考而已矣。嗟夫！讖緯之學，學者所斥而不屑道者也。讖緯之書之言，則學者皆遵守而莫敢有異議，此何故哉？此何故哉？吾莫能為之解也。 近世淺學之士，動謂秦漢之書近古，其言皆有所據，見有駁其失者，必攘臂而爭之。此無他，但徇其名，而實未嘗多觀秦漢之書，故妄為是言耳。劉知幾《史通》云：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此五經指《公羊》、《穀梁》、《禮記》之文，非占經也。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雲韓氏攻趙，按《史記》攻趙者屠岸賈，非韓氏。此文蓋誤。有程嬰、杵臼之事；原註：出《史記·趙世家》。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雲晉將伐宋，覘其哭於陽門介夫。原註：出《禮記》。其記時也，秦穆居春秋之始，而雲其女為荊昭夫人；原註：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雲其君陪楚莊王葬焉；原註：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而雲生在鄭穆之年；原註：出劉向《七錄》。扁鵲醫療虢公，而雲時當趙簡子之日；原註：出《史記：扁鵲傳》。欒書仕於周子，而雲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原註：出劉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齊，而雲覯晉靈作台，累棋申誡。原註：出劉向《說苑》。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由是論之，秦漢之書，其不可據以為實者多矣。特此未有如知幾者，肯詳考而精辨之耳。顧吾猶有異者。知幾於秦漢之書，紀春秋之事，考之詳而辨之精如是。至於虞夏商周之事，乃又採摭百家雜史之文而疑經者，何哉？夫自春秋之世，下去西漢，僅數百年，而其舛誤乖剌，已累累若此。況文武之代，去西漢千有餘年；唐虞之際，去西漢二千有餘年，即去戰國亦二千年。則其舛誤乖剌，必更加於春秋之世數倍，可知也。但古史不存於世，無《左傳》一書證其是非耳，豈得遂信以為實乎？故今為《考信錄》，於殷周以前事，但以《詩》、《書》為據，而不敢以秦漢之書，遂為實錄，亦推廣《史通》之意也。 非惟秦漢之書，述春秋之事之多誤也。即近代之書，述近代之事，其誤者亦復不少。洪景盧《容齋隨筆》云：俗間所傳淺妄之書，所謂《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其一云：姚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崇自武后時已為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婿，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按元振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云：九齡覽蘇頲文卷，謂為文陣之雄師。按頲為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信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至於《孔氏野史》、《後山叢談》所載張、杜、范、趙、歐陽、司馬諸公之事，亦皆考其出處日月而糾駁之。然則雖近代之書，述前數十年之事，亦有未可以盡信者。況於戰國秦漢之人，述唐虞商周之事，其舛誤固當有百倍於此者乎！惜乎！三代編年之史，不存於今，無從一一證其舛誤耳。然亦尚有千百之一二，經傳確有明文，顯然可征者。如稷、契之任官，皆在嚳崩之後百十餘年，而世乃以為嚳之子，堯之兄弟。成王乃武王元妃之長子，武王老而始崩，成王不容尚幼，而世乃以為成王年止十三，周公代之踐阼。公山弗擾之畔，孔子方為司寇，聽國政，佛肸之畔，孔子卒已數年，而世以為孔子往應二人之召。其年世之不符，何異於《開寶遺事》之所言，然而世莫有疑之者，何哉？安得知幾、景盧復生於今日，移其考辨春秋、唐、宋之事之心，以究帝王孔門之事，而與之上下今古也。 自宋以前，士之讀書者多，故所貴不在博而在考辨之精，不但知幾、景盧然也。至明以三場取士，久之而二三場皆為具文，止重四書文三篇，因而學者多束書不讀，自舉業外，茫無所知。於是一二才智之士，務搜覽新異，無論雜家小說，近世贗書，凡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咸居之為奇貨，以傲當世不讀書之人。曰吾誦得《陰符》、《山海經》矣，曰吾誦得《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矣，曰吾誦得《六韜》、《三略》、《說苑》、《新序》矣，曰吾誦得《管》、《晏》、《申》、《韓》、《莊》、《列》、《淮南》、《鶡冠》矣。公然自詫於人，人亦公然詫之，以為淵博。若六經為藜藿，而此書為熊掌、雉膏者然，良可慨也！ 戰國之時，邪說並作，寓言實多，漢儒誤信而誤載之，固也。亦有前人所言，本系實事，而遞傳遞久，以致誤者。此於三代以上固多，而近世亦往往有之。晉陶淵明《桃花源記》言武陵漁人入深山，其居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遂與外人間隔。此特漢晉以前，黔楚之際，山僻人稀，以故未通人世，初無神仙誕妄之說也。而唐韓昌黎《桃源圖詩》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又云：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劉夢得《桃源行》亦云：俗人毛骨驚仙子。又云：仙家一出尋無蹤。皆以淵明所言者為神仙。雖有信不信之殊，而其誤則一也。至宋洪興祖始據淵明原文，以正韓、劉之誤。然後今人皆知其非神仙，淵明之冤始白。向使淵明之記，不幸而亡於宋末五代之時，後之人但讀韓、劉之詩，必謂桃源真神仙所居，不則以為淵明之妄言，雖百洪興祖言之，亦必不信矣，而豈有是事哉？晉石崇《王明君即昭君，避晉諱，故作明辭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後唐杜子美詠昭君詩，遂有「千載琵琶曲中怨恨」之句。由是詞人相沿用之，世之學者，遂皆以琵琶為昭君嫁時之所彈矣。然此現有石崇之詞可證，少知讀書者，猶能考而知之。若使此詞遂亡，後之人但見前代詩人群焉稱之如此，雖好學之士，亦必皆以為實，誰復知其為烏孫公主之事者乎？嗟夫！昌黎，大儒也，自漢以來，學未有過於昌黎者。而子美號為詩史，說者謂其無一字無來歷。然其言皆不可指實如是。然則漢晉諸儒之所傳者，其遂可以盡信乎哉？乃世之學者，多據為定案，惟宋朱子間糾駁其一二，而人且曰：漢世近古，漢儒之言必非無據而云然者。然則韓、杜之詩，豈皆無據而云然乎？嗟夫！古之國史，既無存於世者，但據傳記之文，而遂以為固然，古人之受誣者，尚可勝道哉！故余為《考信錄》，於漢晉諸儒之說，必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詆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 以下五章論漢人之解詁有誤 傳記之文，有傳聞異詞而致誤者，有記憶失真而致誤者。一人之事，兩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一人之言，數人遞傳之，有失其本意者矣。是以三傳皆傳《春秋》，而其事或互異。此傳聞異詞之故也。古者書皆竹簡，人不能盡有也，而亦難於攜帶，纂書之時，無從尋覓而翻閱也。是以《史記》錄《左傳》文，往往與本文異。此記憶失真之故也。此其誤，本事理之常，不足怪，亦不足為其書累。顯後之人阿其所好，不肯謂之誤，必曲為彌縫，使之兩全，遂致大誤而不可挽。如九州之名，《禹貢》詳之矣，而《周官》有幽、並而無徐、梁，誤也。必曲為之說曰：周人改夏九州，故名互異。《爾雅》有幽、營而無青、梁，亦誤也。必曲為之說曰：記商制也。說詳《唐虞考信錄》中。此非大誤乎？《春秋》傳，成公之母，呼聲伯母曰姒；伯華之妻，呼叔向妻曰姒。是長婦稚婦皆相呼以姒也。衛莊公娶於陳曰厲媯，其娣戴媯。孟穆伯娶於莒曰戴己，其娣聲己。是妹隨姊嫁者娣也。而《爾雅》云：長婦謂稚婦為娣，稚婦謂長婦為姒。誤矣。必曲為之說曰：長婦稚婦，據妻之年論之，不以夫之長幼別也。此非大誤乎？鄭氏之注《禮》也，凡記與經異，及兩記互異者，必以一為周禮，一為殷禮；不則以一為士禮，一為大夫禮。是皆不知其本有一誤，欲使兩全，而反致自陷於大誤者也。夏太康時，有窮之君曰羿，而《淮南子》有堯時羿射日之事。說者遂謂羿本堯臣，有窮之羿，襲其名也。晉文公舅子犯，《戴記》謂之舅犯，或作咎犯，而《說苑》誤以為平公時人。說者遂謂晉有兩咎犯，一在文公時，一在平公時也。凡茲之誤，皆顯然易見者。推而求之，蓋不可以悉數。而東周以前，世遠書缺，其誤尤多。故今為《考信錄》，不敢以載於戰國秦漢之書者，悉信以為實事；不敢以東漢魏晉諸儒之所注釋者，悉信以為實言。務皆究其本末，辨其同異，分別其事之虛實而去取之。雖不為古人之書諱其誤，亦不至為古人之書增其誤也。 傳記之文，往往有因傳聞異詞，遂誤而兩載之者。《春秋》傳，鄢陵之戰，韓厥從鄭伯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曰：傷國君有刑。亦止。按此時晉四軍，楚三軍。晉非用三軍，不足以敵楚。若鄭則國小眾寡，以一軍敵之，足矣。必無止以兩軍當楚，復以兩軍當鄭之理。此二事，必有一誤，顯然易見者。按後文云：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襄二十六年傳云：中行、二郤，必克二穆。然則是郤至以新軍當楚右軍，而後萃於王卒，無緣得從鄭伯。從鄭伯者，獨韓厥一軍耳。襄二十七年傳，齊慶封聘於魯，其車美，叔孫譏之；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二十八年傳，慶封奔魯，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鑒，展莊叔譏之；叔孫食慶封，慶封氾祭，使工為之賦《茅鴟》。此二事絕相似，亦必有一誤。且叔孫既食慶封，以不敬故而譏之矣，逾年而又食之，又譏之，胡為者？鄭之葬簡公也，將毀游氏之廟，而子產中止。鄭之為蒐除也，復將毀游氏之廟，而子產又中止。此二事，亦必有一誤。不然，前既不肯毀人之廟矣，後又何為而欲毀之乎？《春秋左傳》於諸傳記中為最古，然其失猶如是，則他書可知矣，是以《史記》記周公請代武王死，又記周公請代成王死。一本之《金縢》，一本之《戰國策》，而不知其實一事也。《列子》稱孔子觀於呂梁，而遇丈夫厲河水；又稱息駕於河梁，而遇丈夫厲河水。此本庄周寓言，蓋有采其事而稍竄易其文者。偽撰《列子》者，誤以為兩事，而遂兩載之也。《戰國策》中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而《家語》為尤甚，亦不足縷辨也。由此觀之，一事兩載，乃傳記之常事，或因傳者異詞，亦有兩事皆非實者。正如唐人小說，以餅拭手之事，或以為肅宗，或以為宇文士及；誤稱猶子之事，或以為趙需，或以為何儒亮耳。必盡以為兩事，誤之甚矣。以此例之，漢以來之書，以誤傳誤者甚多，不得盡指以為實也。 後人之書，往往有因前人小失，而曲全之，或附會之，遂致大謬於事理者。《大戴記》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小戴記》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信如所記，則武王元年，年八十有四，在位僅十年耳。而《序》稱十有一年伐殷，《書》稱十有三祀訪《范》，其年不符。說者不得已，乃為說以曲全之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冒文王之年，故稱元年為十年。說詳《豐鎬信錄》中。《春秋》書齊桓公之卒，在十有二月乙亥，周正也。殯於十二月辛巳，距卒僅七日耳。而傳采夏正之文，以為卒於十月乙亥，則卒與殯遂隔六十七日。說者以其日之久也，遂附會之，以為屍蟲出於戶，此豈近於情理哉？前人之為此言，不過一時失於考耳。初不料後之人引而伸之，遂至如是也。然此猶皆前人之誤之有以啟之也，若乃經傳本無疑義，而注家誤會其意，及與他文不合，不肯自反，而反委曲穿鑿，以蘄其說之通者，亦復不少。如《堯典》之四岳，注者誤以為四人，因與二十二之文不合，遂以稷、契、皋陶為申命，以治水明農為在堯世矣。《書序》之以箕子歸，說者誤以為本年之事，因與伐殷之年不合，遂以伐殷為觀兵，以《序》之度孟津為有月日而無年矣。說並詳《唐虞》、《豐鎬》兩考信錄中。凡茲之誤，其類甚多，展轉相因，誤於何底？姑舉數端，以見其概。乃學者但見其說如是，不知其所由誤，遂謂其事固然，而不敢少異，良可嘆也！故今為《考信錄》，悉本經文以證其失，並為抉其誤之所由。庶學者可以考而知之，而經傳之文，不致於終晦也。 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夫聖人豈不樂於人之盡知，然其勢必不能。強不知以為知，則必並其所知者而淆之。是故無所不知者，非真知也；有所不知者，知之大者也。今之去二帝三王遠矣！言語不同，名物各異，且易竹而紙，易篆而隸，遞相傳寫，且能一一之不失真？《韓文考異》，閣、杭、蜀本，互有異同，石本亦有舛誤。宋祁所藏《杜詩》，與行世本迥異。近者如此，遠者可知。以為不知，夫亦何病？而學者必欲為之說以通之，此古書之所以晦也。偶閱《雲谷雜記》，記蘇子瞻集二事。其事雖小，然可喻大。其一，子瞻過虔州，有「行看鳳尾詔，卻下虎頭州」之句。虎頭蓋指虔也。虔與虎皆從虍，董德元言，虔州俗謂之虎頭城，是也。注者乃云：虎頭，顧愷之也。愷之常州人，蓋是時先生乞居常州也。夫不知虎頭之為虔，固其學之不廣。然天下之書，豈能盡見？缺之未為大失也。強以意度之，而屬之顧愷之，則其失何啻千里？彼漢人之說經，有確據者幾何，亦但自以其意度之耳。然則其類此者，蓋亦不少矣。特古書散軼，無可證其誤耳。烏在其可盡信也哉？其一，子瞻所記韓定辭事，見於《北夢瑣言》。以《瑣言》較《蘇集》，則《蘇集》誤以「幕客」作「慕容」，「銀筆之僻」作「銀筆之譬」，「從容」作「從客」，「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密」，諸本皆然，遂至於不可讀。夫以宋人讀宋人之書，時代甚近，宜無誤也，然其誤尚如此，況二千前以前之書，又無他書可較者乎？故今為《考信錄》，凡無從考證者，輒以不知置之，寧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也。 磁州故產磁器，有孫某者，仿古哥、定、汝諸窯之式造之。既成，擇其佳者，埋地中。逾兩年取出，市於京師、保定諸貴人家，見者莫不以為真也。由此獲利十倍。州中鬻菸草者，楊氏最著名，價視他肆昂甚。貿易者常盈肆外，肆中物不能給，則取他肆之物，印以楊氏之號而畀之。人咸以為美，雖出重價不惜也。由是言之，人之所貴者，名而已矣，非有能知其實者也。鄭康成，東漢名儒也。所注雖不儘是，然亦未嘗盡非。而王肅百計攻之以求勝。然而公道難奪，卒不可勝。於是其徒雜取傳記諸子之文，偽撰《古文尚書》、《孔子家語》，《家語》雖有王肅序，然玩其文，亦系其徒偽撰，非肅自作。以欺世人，而伸肅說。至於隋唐之際，復遇劉焯、孔穎達者，不學無識，妄為表章。由是鄭學遂微，鄭書遂亡，後之學者，遂信之而不疑。嗟夫！聖人之經，猶日月也；其貴重，猶金玉也。偽作者豈能襲取其萬一？乃世之學者，聞其為經，輒不敢複議，名之為聖人之言，遂不敢有所可否。即有一二疑之者，亦不過曲為之說而已。是貴人之買磁器而市賈之販菸草也。司馬遷，漢武帝時人也，而今《史記》往往述元成時事。劉向，西漢人也，而今《列女傳》有東漢人在焉。謂此二子者，有前知之述乎？抑亦其書有後人之所作而妄入之其中者邪？《周秦行紀》，李德裕之客所為也，而嫁名牛僧孺。《碧雲》，小人毀君子者之所為也，而嫁名梅堯臣。然則天下之以偽亂真者，比比然矣，若之何以其名而信之也？漢董仲舒疏論災異，武帝下群臣議。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為其師書，以為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則是為其師書，則尊信之；非其師書，則詆之。而不復問其是與非矣。是故辨異端於戰國之時最易，為其別名為楊、墨也；辨異端於兩漢之世較難，而人亦或不信，為其雜入於傳記也。辨異端於唐宋以後最難，而人斷斷乎不之信，為其偽托之聖言也。故余謂讀經，不必以經之故浮尊之，而但當求聖人之意。果如聖人之文之高且美，則偽者自不能亂真。嗟夫！嗟夫！此固未易為人道也。 以下三章論東晉以後偽書 自明以來，儒者多辟象山、陽明，以為陽儒陰釋，而罕有辨《尚書》、《家語》之偽者。然吾謂象山、陽明，不過其自為說之偏，而聖人之經故在。譬如守令不遵朝廷法度，而自以其臆見決事，然於朝廷無加損也。若偽撰經傳，則聖人之言行，悉為所誣，而不能白，譬如權臣擅政，假天子之命，以呼召四方，天下之人，為所潛移默轉，而不之覺。其所關於宗社之安危者，非小事也。昔隋牛宏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劉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其後有人訟之，始知其偽。陳師道言，王通《元經》、關子明《易傳》及《李靖問對》，皆阮逸所偽撰。蓋逸嘗以草示蘇明允雲。然則偽造古書，乃昔人之常事。所賴達人君子，平心考核，辨其真偽，然後聖人之真可得。豈得盡信以為實乎！然亦非但有心偽造者之能惑世也，蓋有莫知誰何之書，而妄推奉之，以為古之聖賢所作者。亦有旁采他文，以入古人之書者。莊周，戰國初年人也，而其書稱陳成子有齊國十二代。《孔叢子》，世以為孔鮒所作也，而其中載孔臧以後數世之事。然則其言之不出莊周、孔鮒明甚。古書之如是者，豈可勝道？特世人輕信而不之察耳。故吾嘗謂，自漢以後諸儒，功之大者，朱子之外，無過趙岐；過之大者，無過漢張禹、隋二劉、唐孔穎達、宋王安石等。何者？岐刪《孟子》之外四篇，使《孟子》一書，精一純粹，不為邪說所歸，實大有功於聖人之經。禹采《齊論》之章句，雜入於《魯論》中，學者爭誦張文，遂棄漢初所傳舊本。焯、炫等得江左之偽《尚書》，喜其新奇，驟為崇奉。穎達復從而表章之，箸之功令，用以取士。遂至帝王聖賢之行事，為異說所淆誣，而不能白者，千數百年，雖有聰明俊偉之士，皆俯首帖耳，莫敢異詞者，皆此數人之惑之也。至王安石揣摩神宗之意，以行聚斂之法，恐人之議己也，乃尊《周官》為周公所作，以附會之。卒致蔡京紹述，京亦以《周官》附會徽宗之無道者。靖康亡國之禍，而周公亦受誣於百世。象山、陽明之害，未至於如是之甚也。孰輕孰重，必有能辨之者。 昔人有言曰：買藥乎？求益乎？言固貴精，不貴多也。《韓昌黎文集》，李漢所訂也。其序自稱「收拾遺文，無所失墜」，此外更無他文，甚明。而好事者復別訂有《外集》，此何為者邪！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朱侍講校定異同，定歸於一，多所發明，有益後學。《外集》獨用方本，益大顛三書。但欲明世間問答之偽，而不悟此書為偽之尤也。方氏未足責，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乃爾，殆不可解？案《外鈔》雲潮州靈山寺所刻，末雲吏部侍郎潮州刺史。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為吏部，流俗但稱韓吏部爾。其謬如此。又潮本《韓集》，不見有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可見此書妄也。原文太繁，今節錄之如此。由是言之，吾輩生古人之後，但因古人之舊，無負於古人，可矣。不必求勝於古人也。《論語》所記孔子言行，不為少矣。昔人有以半部治天下者，況於其全。學者果欲躬行，以期至於聖人，誦此亦已足矣。乃學者猶以為未足，而參以晉人偽撰之《家語》。尚恨《家語》所采之不廣也，復別采異端小說之言，為《孔子集語》及《論語外篇》以益之，不問其真與贗，而但以多為貴。嗟夫！是豈非買藥而求益者哉！余在閩時，嘗閱一人文集，忘其姓名。皆其所自訂者。其序有云：異日有人增一二篇，及稱吾《外集》者，吾死而有知，必為厲鬼以擊之。嗚乎！為人訂《外集》，而使天下之能文者，痛心切齒，而為是言，夫亦可以廢然返矣。故今為《考信錄》，寧缺毋濫。即無所害，亦僅列之備覽。寧使古人有遺美，而不肯使古人受誣於後世，其庶幾不為厲鬼所擊也已。 經傳之文，亦往往有過其實者。《武成》之血流漂杵，《雲漢》之周余黎民靡有孑遺，孟子固嘗言之。至《宮》之荊是是懲，莫我敢承，不情之譽，更無論矣。戰國之時，此風尤盛。若淳于髡、莊周、張儀、蘇秦之屬，虛詞飾說，尺水丈波，蓋有不可以勝言者。即孟子書中，亦往往有之。若舜之完廩浚井，不告而娶；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其言未必無因，然其初事，斷不如此。特傳之者，遞加稱述，欲極力形容，遂不覺其過當耳。又如文王不遑暇食，不敢盤於游田，而以為其囿方七十里；管叔監殷，乃武王使之，而屬之周公。此或孟子不暇致辨，或記者失其詞，均不可知，不得盡以為實事也。蓋《孟子》七篇，皆門人所記，但追述孟子之意，而不必皆孟子當日之言。既流俗傳為如此，遂率筆記為如此。正如蔡氏《書傳》言《史記》稱朱虎熊羆為伯益之佐。其實《史記》但稱為益，從未稱為伯益。蔡氏習於世俗所稱，不覺其失，遂誤以伯益入於《史記》文中耳。然則學者於古人之書，雖固經傳之文，賢哲之語，猶當平心靜氣，求其意旨所在，不得泥其詞而害其意。況於雜家小說之言，安得遽信以為實哉？ 以下三章論經傳記注亦有不可盡信之語 傳雖美，不可合於經。記雖美，不可齊於經。純雜之辨然也。《曲台雜記》，戰國秦漢諸儒之所著也，得聖人之意者固有之，而附會失實者正復不少。大小兩《戴》，迭加刪削，然尚多未盡者。若《檀弓》、《文王世子》、《祭法》、《儒行》等篇，舛謬累累，固已不可為訓。至《月令》乃陰陽家之說，《明堂位》乃誣聖人之言，而後人亦取而置諸其中，謂之《禮記》，此何以說焉。《周官》一書，尤為雜駁。蓋當戰國之時，周禮籍去之後，記所傳聞，而傅以己意者。乃鄭康成亦信而注之，因而學者群焉奉之，與《古禮經》號為三禮。魏晉以後，遂並列於學官。迨唐復用之以分科取士，而後儒之淺說，遂與《詩》、《書》並重。尤可異者，孔氏穎達作《正義》，競以《戴記》備五經之數，而先儒所傳之《禮經》，反不得與焉。由是學者遂廢《經》而崇《記》，以致周公之制，孔子之事，皆雜亂不可考。本末顛倒，於斯極矣。朱子之學，最為精純，乃亦以《大學》、《中庸》躋於《論》、《孟》，號為四書。其後學者亦遂以此二篇，加於《詩》、《書》、《春秋》諸經之上。然則君子之於著述，其亦不可不慎也夫！ 朱子《易本義》、《詩集傳》及《論語》、《孟子集注》，大抵多沿前人舊說，其偶有特見者，乃改用己說耳。何以言之？《孟子》古公亶父句，趙注以為太王之名，朱注亦云：亶父，太王名也。《大雅》古公亶父句，《毛傳》以字與名兩釋之，朱傳亦云：亶父，太王名也，或曰字也。是以沿用舊說，顯然可見。《豳風·鴟鴞》篇，傳采偽《孔傳》之說，以「居東」為「東征」，遂以此詩為作於東征之後。及後與蔡九峰書，則又言其非是。以故蔡氏《書傳》，改用新說。然則朱子雖采舊說，初未嘗執一成之見矣。今世之士，矜奇者，多尊漢儒而攻朱子，而不知朱子之誤沿於漢人者，正不少也；拘謹者，則又尊朱太過，動曰：朱子安得有誤？而不知朱子未嘗自以為必無誤也。即朱子所自為說，亦間有一二誤者。衛文公以魯僖二十五年卒，至二十六年，寧莊子猶見於經，則武子固未嘗逮事文公矣。而《論語·寧武子章》注云：武子在位，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誤矣。蓋人之精神心思，止有此數，朱子仕為朝官，又教授諸弟子，固已罕有暇日，而所著書又不下數百餘卷，則其沿前人之誤而未及正者，勢也；一時偶未詳考而致誤者，亦勢也。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惟其不執一成之見，乃朱子所以過人之處，學者不得因一二說之未當，而輕議朱子，亦不必為朱子諱其誤也。 大抵古人多貴精，後人多尚博。世益古，則其取捨益慎。世益晚，則其採擇益雜。故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作《史記》，乃始於黃帝。然猶刪其不雅馴者。近世以來，所作《綱目前編》、《綱鑑捷錄》等書，乃始於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於開闢之初盤古氏者，且並其不雅馴者而亦載之。故曰世益晚，則其採擇亦雜也。管仲之卒也，預知豎刁、易牙之亂政，而歷詆鮑叔牙、賓須無之為人。孔子不知也，而宋蘇洵知之。故孔子稱管仲曰：如其仁，民到於今受其賜！而蘇氏責管仲之不能薦賢也。褅之禮，為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左氏》、《公羊》、《穀梁》三子者不知也，而唐趙匡知之。故三傳皆以未三年而吉祭為譏，而趙氏獨以褅為當於文王，不當於莊公也。漢李陵有《重答蘇武書》，陵與武有相贈之詩，班婕妤有《團扇詩》，揚雄有《劇秦美新》之作。司馬遷、班固不知也，而梁蕭統知之。故《史記》、《漢書》不載其一字，而其詩文皆見於《昭明文選》中也。由是言之，後人之學，遠非古人之所可及。古人所見者，經而已，其次乃有傳記，且猶不敢深信。後人則自諸子百家，漢唐小說，演義傳奇，無不覽者。自《莊》、《列》、《管》、《韓》、《呂覽》、《說苑》諸書出，而經之漏者多矣。自《三國》、《隋唐》、《東西漢》、《晉》演義及傳奇小說出，而史之漏者亦多矣。無怪乎後人之著述之必欲求勝於古人也。近世小說，有載孔子與採桑女聯句詩者，云：南枝窈窕北枝長，夫子行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過，回來問我採桑娘。謂七言詩始此，非《柏梁》也。夫《柏梁》之詩，識者已駁其偽，而今且更前於《柏梁》數百年，而托始於春秋。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誠不料後人之學之博之至於如是也。 以下二章泛論務博而不詳考之失 有二人皆患近視，而各矜其目力，不相下。適村中富人，將以明日懸扁於門，乃約於次日，同至其門，讀扁上字以驗之。然皆自恐弗見，甲先於暮夜，使人刺得其字，乙並刺得其旁小字。暨至門，甲先以手指門上曰大字某某。乙亦用手指門上曰小字某某。甲不信乙之能見小字也，延主人出，指而問之曰：所言字誤否？主人曰：誤則不誤，但扁尚未懸，門上虛無物，不知兩君所指者，何也？嗟乎，數尺之扁，有無不能知也，況於數分之字，安能知之。聞人言云雲，而遂云云，乃其所以為大誤也。《史記·樂毅傳》云：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唯獨莒、即墨未服。是毅自燕王歸國以後，日攻齊城，積漸克之，五載之中，共下七十餘城，唯此兩城尚未下也。此本常事，無足異者。而夏侯太初乃謂毅下七十餘城之後，輟兵五年不攻，欲以仁義服之，以此為毅之賢。蘇子瞻則又謂毅不當以仁義服齊，輟兵五年不攻，以致前功盡棄，以此為毅之罪。至方正學則又以二子所論皆非是。毅初未嘗欲以仁義服齊，乃下七十餘城之後，恃勝而驕，是以頓兵兩城之下，五年而不拔耳。凡其所論，皆似有理，然而毅初無此事也。是何異門上並無一物，而指之曰大字某某、小字某某者哉？大抵文人學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虛實。余獨謂虛實明，而後得失或可不爽。故今為《考信錄》，專以辨其虛實為先務，而論得失者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 嗟夫！古今之讀書者，不乏人矣。其事帖括以求富貴者，無論已。聰明之士，意氣高邁，然亦率隨時俗為轉移。重詞賦，則五字詩成，數莖須斷。貴宏博，則雪兒銀筆，悅服締交。蓋時之所尚，能之則可以見重於人，是以蔽精勞神而不辭也。重實學者，惟有宋諸儒，然多研究性理，以為道學，求其考核古今者，不能十之二三。降及有明，其學益雜，甚至立言必出入於禪門，架上必雜置以佛書，乃為高雅絕俗。至於唐虞三代孔門之事，雖沿訛踵謬，無有笑其孤陋者。人之讀書，為人而已，亦誰肯敝精勞神，矻矻窮年，為無用之學者？況論高人駭，論奇世怪，反以此招笑謗者有之矣。非天下之至愚，其孰肯為之？雖然，近世以來，亦未嘗無究心於古者也。吾嘗觀洪景盧所跋趙明誠《金石錄》及黃長睿《東觀餘論》，未嘗不嘆古人之學之博，而用力之勤之百倍於我也！一盤盂之微，一杯勺之細，曰：此周也，此秦也，此漢也。蘭亭之序，羲之之書，亦何關於人事之得失？而曰：孰為真本，孰為贗本。若是乎精察而明辨也。獨於古帝王聖賢之行事之關於世道人心者，乃反相與聽之，而不別其真贗，此何故哉？拾前人之遺，補前人之缺，則《考信錄》一書，其亦有不容盡廢者與！ 〔《考信錄提要》卷上〕 論鑑別偽書之公例 梁啓超 （一）其書前代從未著錄，或絕無人徵引，而忽然出現者，什有九皆偽。例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名雖見《左傳》，晉《乘》、楚《檮杌》之名雖見孟子，然《漢》、《隋》、《唐》藝文經籍志從未著錄，司馬遷以下未嘗有一人徵引。可想見古代或並未嘗有此書，即有之，亦必秦火前後早已亡佚。而明人所刻《古逸史》忽有所謂《三墳記》、晉《史乘》、楚史《檮杌》等書，凡此類書，殆可以不必調查內容，但問名即可知其偽。 （二）其書雖前代有著錄，然久經散佚，乃忽有一異本突出，篇數及內容等與舊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偽。例如最近忽發現明鈔本《慎子》一種，與今行之《四庫》本、守山閣本全異，與《隋》、《唐》志，《崇文總目》，《直齋書錄解題》等所記篇數無一相符。其流傳之緒又絕無可考。吾儕睹此類書目，便應懷疑。再一檢閱內容，則可定為明人偽作也。 （三）其書不問有無舊本，但今本來歷不明者，即不可輕信。例如，漢河內女子所得《泰誓》，晉梅賾所上《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傳》，皆因來歷曖昧，故後人得懷疑而考定其偽。又如今本《列子》八篇，據張湛序言由數本拼成，而數本皆出湛戚屬之家，可證當時社會，絕無此書，則吾輩不能不致疑。 （四）其書流傳之緒，從他方面可以考見，而因以證明今本題某人舊撰為不確者。例如今所稱《神農本草》，《漢書·藝文志》無其目，知劉向時決未有此書。再檢《隋書·經籍志》以後諸書目及其他史傳，則知此書殆與蔡邕、吳普、陶弘景諸人有甚深之關係，直至宋代然後規模大具。質言之，則此書殆經千年間許多人心力所集成。但其書不惟非出神農，即西漢以前人，參預者尚極少，殆可斷言也。 （五）真書原本，經前人稱引，確有左證，而今本與之歧異者，則今本必偽。例如古本《竹書紀年》有夏啟殺伯益、商太甲殺伊尹等事，又其書不及夏禹以前事。此皆原書初出土時諸人所親見，信而有徵者。而今本記伯益、伊尹等文，全與彼相反，其年代又托始於黃帝。故知決非汲冢之舊也。 （六）其書題某人撰，而書中所載事跡在本人後者，則其書或全偽或一部分偽。例如《越絕書》，《隋志》始著錄，題子貢撰，然其書既未見《漢志》，且書中敘及漢以後建置沿革，故知其書不惟非子貢撰，且並非漢時所有也。又如《管子》、《商君書》，《漢志》皆著錄，題管仲、商鞅撰，然兩書各皆記管、商死後之人名與事跡，故知兩書決非管、商自撰，即非全偽，最少亦有一部分羼亂也。 （七）其書雖真，然一部分經後人竄亂之跡既確鑿有據，則對於其書之全體須慎加鑑別。例如《史記》為司馬遷撰，固毫無疑義，然遷自序明言「訖於麟止」，今本不惟有太初、天漢以後事，且有宣、元、成以後事，其必非盡為遷原文甚明。此部分既有竄亂，則他部分又安敢保必無竄亂耶？ （八）書中所言確與事實相反者，則其書必偽。例如今道藏中有劉向撰《列仙傳》，其書《隋志》已著錄。書中言諸仙之荒誕，固不俟辯。其自序雲「七十四人已見佛經」，佛經至後漢桓靈時始有譯本，上距劉向之沒，將二百年，向何從知有佛經耶？即據此一語，而全書之偽，已無遁形。 （九）兩書同載一事絕對矛盾者，則必有一偽或兩俱偽。例如《涅槃經》佛說云：從今日始，不聽弟子食肉。《入楞伽經》佛說云：我於《象腋》、《央掘魔》、《涅槃》、《大雲》等一切修多羅中，不聽食肉。《涅槃經》共認為佛臨滅前數小時間所說，既《象腋》等經有此義，何得雲「從今日始」？且《涅槃》既佛最後所說經，《入楞伽》何得引之？是《涅槃》、《楞伽》最少必有一偽，或兩俱偽也。 以上九例，皆據具體的反證而施鑑別也。尚有可以據抽象的反證而施鑑別者： （十）各時代之文體，蓋有天然界畫，多讀書者自能知之，故後人偽作之書，有不必從字句求枝葉之反證，但一望文體即能斷其偽者。例如東晉晚出《古文尚書》，比諸今文之《周誥》、《殷盤》，截然殊體，故知其決非三代以上之文。又如今本《關尹子》中有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識生，故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等語，此種純是晉唐翻譯佛經文體，決非秦漢以前所有，一望即知。 （十一）各時代之社會狀態，吾儕據各方面之資料，總可以推見崖略。若某書中所言其時代之狀態，與情理相去懸絕者，即可斷為偽。例如《漢書·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自注云：六國時諸子托諸神農。此書今雖不傳，然《漢書·食貨志》稱晁錯引神農之教云：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此殆晁錯所見神農書之原文。然石城湯池帶甲百萬等等情狀，決非神農時代所能有。故劉向、班固指為六國人偽托，非武斷也。 （十二）各時代之思想，其進化階段，自有一定。若某書中所表現之思想與其時代不相銜接者，即可斷為偽。例如今本《管子》有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等語。此明是墨翟、宋鈃以後之思想。當管仲時，並寢兵兼愛等學說尚未有，何所用其批評反對者？《素問》、《靈樞》中言陰陽五行，明是鄒衍以後之思想，黃帝時安得有此耶？ 以上十二例，其於鑑別偽書之法，雖未敢雲備，循此以推，所失不遠矣。 〔《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五章〕 請開獻書之路表 牛　弘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歷，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 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范垂法。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岩，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台、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盪。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勖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雲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范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 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於當今，年逾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末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雲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吝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垂照察。 〔《隋書》卷四十九《牛弘傳》〕 論歷代書籍存亡（五則） 胡應麟 牛弘所論五厄，皆六代前事。隋開皇之盛極矣，未幾皆燼於廣陵。唐開元之盛極矣，俄頃悉灰於安、史。肅、代二宗，洊加鳩集。黃巢之亂，復致蕩然。宋世圖史，一盛於慶曆，再盛於宣和，而女真之禍成矣；三盛於淳熙，四盛於嘉定，而蒙古之師至矣。然則書自六朝之後，復有五厄：大業一也，天寶二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通前為十厄矣。 等而論之，則古今書籍，盛聚之時，大厄之會，各有八焉：春秋也，西漢也，蕭梁也，隋文也，開元也，太和也，慶曆也，淳熙也，皆盛聚之時也。祖龍也，新莽也，蕭繹也，隋煬也，安、史也，黃巢也，女真也，蒙古也，皆大厄之會也。東京之季，纂輯無間。魏晉之間，採摭未備。卓、曜諸凶，摧頹餘燼。於聚於厄，俱未足雲。 古今墳籍之厄，秦固誅首，莽即次之。蓋秦所焚率三代上書，西漢稍稍鳩集，莽又繼之，故靡尺簡也。唐之厄，厄於叛賊。宋之厄，厄於裔夷。彼非有意於焚，兵燼所經，玉石俱毀，況書宜火物也。獨湘東以文士甘心焉。罪浮政矣，煬雖雅尚，卒以不道禍延，薄乎云爾。 大抵歷朝墳籍，自唐以前，概見《隋志》。宋興而後，《通考》為詳。第其卷帙之數，往往異同。緣諸家輯錄，或但紀當時，或通志一代，或因仍重複，或節略猥凡。故劉、班接跡，繁簡頓殊。三謝並興，多寡懸絕。即博洽之流，勤於論覈，而疑似之跡，未易精詳。今繹群言，旁參各代，推尋事勢，考定異同，錄其灼然者於左： 西漢三萬三千九十卷。劉歆《七略》總目。《舊唐書》九十作九百非是。據班《志》所省十家三百餘篇，而所增又數十篇，僅得後數，與此不合，然他無可考。 東漢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班固《藝文志》總目。本劉氏《七略》，入劉向、揚雄等儒術三家，省伊尹、墨子、兵類十家，東漢無增者。 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荀勖《四部總目》書不存，見《隋志》序。《舊唐書》作二萬七千九百五十四卷。 東晉三千一十四卷。李充校定止此。惠、懷之亂故也。 東晉孝武增益三萬餘卷。徐廣校定，見《崇文總目》序。 宋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謝靈運所校，《隋志》以為六萬。案六代間書尚難得。晉渡江才得三千，孝武時三萬，恐亦重複。宋初何遽能爾，當以《舊唐書》為正。阮氏《七錄》數同。 齊萬五千七十四卷。王儉校脩《隋志》，作一萬五千七百四卷。 齊永明增益一萬八千一十卷。謝朏、王亮脩諸家皆同。 梁二萬三千一百六卷。任昉部集。凡釋氏書不與。 梁普通增集三萬餘卷。阮孝緒《七錄》總目。蓋梁世薦紳家藏，並在其中。秘書則或因任昉之舊。然釋道二典，並存其間，則所增亦才數千，而梁世之書盡此矣。 隋初一萬五千餘卷。見牛弘進書表。此時合正副本僅三萬餘。湘東煨燼所存，並平陳所得也。 隋大業中三萬七千餘卷。柳等校定。總三十七萬卷。正本進御僅此。然《隋志》總目八萬九千餘卷，蓋柳氏校定之後，或有所增，或唐諸人據前代舊目，芟除猥雜，會為此編也。諸史藝文皆草草，惟《隋志》盛欲備一家言，追劉、王、阮氏諸書，序意可見大都。 唐開元中八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新唐書》序。總《舊唐書》止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蓋釋道二家不與，及唐人自著不全入也。 唐開成中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舊唐志》序所載。是時搜錄，未必如前之盛，蓋釋道本朝具錄矣。 宋慶曆中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王堯臣《崇文總目》。後屢增益，至四萬餘卷。 宋淳熙中四萬四千八十六卷。陳騤等《四庫書目》。後屢增益，至五萬九十餘卷。 考諸史藝文志，往往與當時書目相左。《隋》三萬七千，而《志》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唐》八萬二千，而《舊唐》後序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卷。宋《崇文目》四萬，《中興目》五萬，而《史》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蓋史或會萃一代，志但紀錄一時，故不無異同，而《宋史》則深可疑也。 古今書籍，人知其厄於火，而不知其厄於水者二焉。隋嘉則殿書，寇亂亡軼，武德初尚八萬卷。王世充平，命司農少卿宋遵貴，以舟載之，行經砥柱，漂沒風浪，十僅二三。見《隋志》及《舊唐書·經籍志》後序，俱雲存者無幾。《新唐志》以盡亡其書，蓋信筆不考之過也。次則漢蘭台、石室諸書，董卓遷都，載舟西上，因罹寇盜，沉溺河中，僅數船存。此一事，他書不載，獨《舊唐·經籍志》後序記此。考光武遷都，書籍二千餘兩，諸家以為三倍於前，固非實錄，而時無纂輯，尺簡不傳，惜哉！ 凡前代書籍之厄，史皆備書，獨隋世篇籍最盛，而諸志不言所終。考隋世諸書，咸在東都。煬幸廣陵，東都守御獨完。自王世充降唐，唐盡收其圖史，僅八萬卷，中間未嘗被火，向之藏書之盛，競何在邪？惟杜寶《大業江都記》雲，隋書籍三十七萬，悉焚於廣陵。當是實錄。蓋隋煬酷嗜經典，既欲徙都廣陵，必盡載諸書自從。洛陽八萬，意當時副本耳。宋書籍紹定間復災，所存者尚眾。德航海，蒙古之難，又蕩然矣。觀此則圖籍廢興，大概關係國家氣運，豈小小哉！ 〔《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一》〕 鈔永樂大典記 全祖望 明成祖敕胡廣、解縉、王洪等纂修《永樂大典》，以姚廣孝監其事。始於元年之秋，成於六年之冬。計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卷，凡例、目錄六十卷。冠以御製文序，定為萬二千冊。廣孝奉詔再為之序。其時公車徵召之士，自纂修以至繕寫幾千人，緇流羽士亦多預者。書成，選能詩古文詞及說書者二百人充試吏部，拔其尤者三十人授官，其餘亦有注籍選人者。方是書初上，詔名《文獻大成》，後改焉。孝宗最好讀書，召對廷臣之暇，即置是書案上。嘉靖四十一年，禁中失火，世宗亟命救出此書，幸未被焚。遂詔閣臣徐階照式模鈔一部，當時書手一百八十，每人日鈔三紙，一紙三十行，一行二十八字。至隆慶改元始畢。崇禎時劉若愚著《勺中志》，已言是書不知今貯何所。是其書在有明二百餘年以來，賴世廟得如卿雲之一見，而總未嘗入著述家之目。暨我世祖章皇帝萬機之餘，嘗以是書充覽，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宮中，顧莫能得見者。及聖祖仁皇帝實錄成，詞臣屏當皇史宬書架，則副本在焉，因移貯翰林院，然終無過而問之者。前侍郎臨川李公在書局，始借觀之，於是予亦得寓目焉。其例乃用洪武四聲韻分部，以一字為綱，即取十三經、廿一史、諸子百家，無不類而列之，所謂因韻以統字，因字以系事者也，而皆直取全文，未嘗擅減片語。夫偶舉一事，即欲貫穿前古後今書籍，斯原屬事勢所必不能。而《大典》輯孴並包，不遺餘力，雖其間不無汗漫陵雜之失，然神魄亦大矣。蓋嘗聞諸儒商榷凡例，初多參辰，王偁笑曰：欲構層樓華屋，乃計功於箍桶都料耶？則凡例蓋取偁手也。若一切所引書皆出文淵閣儲藏本，自萬曆重修書目已僅有十之一，繼之以流寇之火，益不可問。聞康熙間崑山徐尚書健菴以修《一統志》言於朝，請權發閣中書資考校，寥寥無幾，則是書之存乃斯文未喪一碩果也。因與公定為課取所流傳於世者概置之，即近世所無而不關大義者亦不錄。但鈔其所欲見而不可得者，而別其例之大者為五：其一為經，諸解經之集大成者，莫如房審權之《易》，衛湜、王與之之二禮，此外，莫有仿之者，今使取《大典》所有，稍為和齊而斟酌，則諸經皆可成也。其一為史，自唐以後，六史篇目雖多，文獻不足，今采其稗野之作、金石之記，皆足以資考索。其一為志乘，宋元圖經舊本，近日存者寥寥，明中葉以後所編，則皆未見古人之書而妄為之，今求之《大典》，厘然具在。其一為氏族，世家系表而後，莫若夾漈通略，然亦得其大概而已，未若此書之該備也。其一為藝文，東萊文鑒不及南渡遺集之散亡者，《大典》得十九焉。其餘偏端細目，信手薈萃，或可以補人間之缺本，或可以正後世之偽書，則信乎取精多而用物宏，不可謂非宇宙間之鴻寶也。會逢今上纂修三禮，予始語總裁桐城方公，鈔其三禮之不傳者，惜乎其闕失幾二千冊，予嘗欲奏之今上，發宮中正本以補足之而未遂也。夫求儲藏於秘府，更番迭易，往復維艱，而吾輩力不能多畜寫官，自從事於是書，每日夜漏三下而寢，可盡二十卷。而以所簽分令四人鈔之，或至浹旬未畢則欲卒業，於此非易事也。然以是書之沈屈，忽得人讀之，不必問其卒業與否，要足為之吐氣。嗟乎！溫公《通鑑》之成，能讀之至竟者祇王益柔一人，其餘未及一卷，即欠伸思睡。況《大典》百倍於此，其庋閣也固宜。今吾輩銳欲竟之，而力不我副，是則不能不心以為憂者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七〕 永樂大典考 繆荃孫 《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錄六十卷，共為萬二千冊。明成祖永樂元年癸未九月詔學士解縉以韻字類，聚經、史、子、集、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為一書。越年，奏進，賜名《文獻大成》。與其事者凡一百四十七人。上覽書嫌未備，復命太子少保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箎與縉同監修，而以翰林學士王景、侍讀學士王達、國子監祭酒胡儼、司經局洗馬楊博、儒士陳濟為總裁，以翰林侍讀鄒輯，修撰王褒、梁潛、吳溥、李貫、楊覯、曾棨，編修朱紘，檢討王洪、蔣驥、潘畿、王偁、蘇伯厚、張伯潁，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楊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經歷高得暘，吏部郎中葉砥，山東按察使僉事晏璧為副總裁，中外宿師老儒充纂修，國學縣學能書生員繕寫，開館於文淵閣光祿寺，給朝暮膳，司事凡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六年戊子冬書成改名，冠以御製文序，姚廣孝等進書表，並命複寫一部鋟諸梓，以永樂七年十月訖工，後以工費浩繁而罷。定都北京以後，移貯文樓。孝宗雅好讀書，常置案頭。嘉靖四十一年壬戌，禁中火，世宗亟命救出，申諭再四，幸未被焚，因選禮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錄正副二本，命高拱、張居正校理，書手一百八名，每人日三葉，至隆慶改元始畢。仍歸原本於南京，其正本貯文淵閣，副本別貯皇史宬。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南京祭酒陸可教請分頒巡方御史校刊，議允未行。我世祖章皇帝萬幾之暇，嘗以是書充覽，正本因留乾清宮，副本在皇史宬者，因恭藏聖祖仁皇帝實錄，屏當書架，移貯翰林院，臨川李穆堂侍郎在書局，首先借觀。鄞縣全謝山先生時寓侍郎邸，因與侍郎定為日課，日盡二十卷，以所簽分令四人鈔之。一日所簽或至浹旬未畢，其難如此。會纂修三禮，謝山語總裁方望溪侍郎鈔三禮之不傳者，而副本缺失二千四百二十二卷，儗奏請發宮中正書補足之，亦未果。祁門馬嶰穀、仁和趙穀林均為謝山致鈔資，而謝山改知縣，未久於其事，鈔出者宋田氏《學易蹊徑》二十卷、高氏《春秋義宗》百五十卷、曹粹中《詩說》、王安石《周官新義》、《劉公是文鈔》、《唐說齋文鈔》、史真隱《尚書周禮論語解》、《二袁先生文鈔》、元竇苹《酒耘先生令譜》。杭堇浦《續禮記集說》所采宋元人說，半出於《大典》。乾隆壬寅詔修《四庫全書》，大興朱笥河學士請將《大典》中古書善本、世所罕見者擇取繕寫，各自為書，以復舊觀，得旨允行，編入《四庫》者三百六十五種，附存目者又一百有六種。第諸書輯散為整，考訂不易，有業經輯出而未及進呈者，如宋元兩《鎮江志》、嘉泰《吳興志》、嘉定《維揚志》、《奉天錄》、《九國志》之類，亦復不少。嘉慶丁巳，乾清宮災，正書遂毀。而修《全唐文》時，大興徐星伯先生曾鈔出《宋會要》五百卷、《中興禮書》一百五十卷、《河南志》三卷、《秘書省續到闕書》二卷，仁和胡書農學士鈔出施諤《臨安志》十六卷、《大元海運記》一卷，孫文靖公鈔出仇遠山村詞及道光戊子《重修一統志》。嘉興錢心壺給諫曾奏請重輯《大典》未盡之書，諭竢《統志》修畢，再行核辦，新安相國頗以為多事。迨《志》成而西陲兵起，給諫亦降官，無人敢理此事矣。原書萬餘冊，恭庋敬一亭，蛛網塵封，無人過問。咸豐庚申與西國議和，使館林立，與翰林院密邇，書遂漸漸遺失。光緒乙亥重修翰林院衙門，庋置此書不及五千冊。嚴究館人交刑部斃於獄，而書無著。余丙子入翰林，詢之，清秘堂前輩雲尚有三千餘冊。請觀之，則群睨而笑，以為若庶常習散館詩賦耳，何觀此不急之務為，且官書焉能借？迨丙戌志伯愚侍讀始導之入敬一亭觀書，並允借閱。每冊高一尺六寸，廣九寸五分，以至粗黃絹連腦包過，硬面宣紙朱絲闌，每葉八行，每行大十五、小三十字，朱筆句讀，書名或朱書，或否。乾隆間館臣原簽尚有存者。前後閱過九百餘冊，而余丁內艱矣。零落不完毫無鉅帙。鈔出《宋十三處戰功錄》、《曾公遺錄》、《順天志》、《瀘州志》、《宋中興百官題名》、《國清百錄》諸書。癸巳起復詢之，則剩六百餘冊。庚子鉅劫，翰林院一段皆劃入使館，舊所儲藏均不可問。《大典》只存三百餘冊。正書早歸天上，副本亦付劫灰，後之人徒知其名而已，可勝嘆哉！ 〔《藝風堂文續集》卷四〕 影印永樂大典序 郭沫若 距今五百五十六年前，明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命翰林學士解縉等纂修一部類書。他在飭諭中，希望類書的規模宏大，要將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均輯為一書，毋厭浩繁，這是一個雄偉的企圖。 解縉等接受了這個使命，在第二年便纂集成書進上，曾賜名為《文獻大成》。這樣短期的急就章，毫無疑問，是不夠宏闊的。明成祖認為該書簡略，未能符合他的原意，因此不久即加派太子少師姚廣孝等為監修，動員儒臣文士參加編校，錄寫、圈點工作凡三千人，輯入古今圖書七八千種，其中包括經、史、子、集、釋莊、道經、戲劇、平話、工技、農藝等，蒐集頗為宏富。永樂六年（公元1408年）冬，全書告成，共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外加凡例和目錄六十卷，裝成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定名為《永樂大典》。 原書在修纂之初，曾訂凡例二十一條。全書體例系以洪武正韻為綱，按韻分列單字。每一單字下詳註音韻訓釋，備錄篆隸楷草各種字體，依次將有關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異見、詩文詞曲，隨類收載，正如凡例原定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所輯錄書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別編入。朱棣在他的御製序文中曾說纂集四庫之書，及購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搜博採，匯聚群分，著為奧典云云，確非誇大之辭。 明成祖要飭修《永樂大典》，其用意在籠絡當時士大夫，用以鞏固明室統治。然而《大典》之成，不僅在我國文化史上提供了一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書，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中也是出類拔萃的。 原書編輯體例，存在著一定的缺點，曾受後人不少的訾議。但所收集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種之多，上至先秦，下達明初，這在當時真可以說是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籍以保存流傳，直到二百六十五年後，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纂修《四庫全書》時，從《大典》中輯出佚書五百多種，原書的巨大貢獻是無可否認的。尤其是照錄原著，不加改易，這比諸清代《四庫全書》在纂修時任意將古籍竄改刪削，更大有上下床之別了。 《永樂大典》編成後，迄今已逾五百五十年。在這期間，我們的國家經過了艱難曲折的歷程，而這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書的遭遇，尤是令人感慨而憤恨。 原書編成後，原藏南京文淵閣。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北京皇宮落成，文淵閣藏書大部分北遷，《永樂大典》亦被遷移，貯藏於文樓。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宮內奉天門、三殿和午門被火，《大典》經搶救免於焚毀。其後五年（公元1562年），明世宗朱厚熜恐孤本或遭意外，命閣臣徐階、侍郎高拱等督飭儒士一百零九人摹寫副本一部，經歷五年，至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始告完成。從此正本與副本分藏於文淵閣與皇史館。明亡之際，文淵閣被焚，正本可能即毀於此時。副本傳至清代，不被重視，雍正年間曾由皇史館移藏翰林院。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時，已缺二千餘卷。嗣後清政腐敗，官吏盜竊，又頗散失。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帝國主義侵略者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大肆破壞與掠奪，《永樂大典》亦遭受浩劫，一部分被焚毀，未毀者幾全被劫走，運往英、美、法、日等國，作為古董販賣，或入私家庋藏，或入博物院當作點綴品陳列。清代末年，清廷曾將殘存本六十四冊移存京師圖書館。清亡後二十餘年中雖略有收集，但因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有六十四冊「移存」於美國，至今尚未收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永樂大典》原本已被收集到二百一十五冊，此中蘇聯贈還者六十四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贈還者三冊，國內收藏家捐獻者二十三冊，俱藏北京圖書館。 中華書局現據北京圖書館所藏原本和複製本，及最近向國內外公私各方借印者十六卷，合共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如此卷數雖僅及原書全部百分之三強，但據不完全統計，原書現存於世者約近八百卷，即此次所影印者已達存世原書百分之九十以上。影印本中仍保存有不少業已散佚的珍貴材料，可供學術界作科學研究的參考。 《永樂大典》殘存本的影印出版，顯示了我國對古典文獻的重視。這隻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今天才能辦到。我們可以設想，在明成祖編成此書時，毅然付諸刊印，不因工費浩繁而罷，則雖遭庚子之變，損失當不至如此浩大。然而這樣的大業，要期待於封建時代的帝王是求之過高的。清代《四庫全書》不也只是抄寫了七部而已嗎？帝王們的真實用意，並不在發揚文化，而是在粉飾太平。我們今天對封建帝王們不必作過高的要求，也不必作過多的責備，但對於帝國主義者的滔天罪行，則不能不表示切齒痛恨。我國的文化遺產被帝國主義者摧毀盜竊的不僅限於《永樂大典》，而《永樂大典》的影印出版也正為帝國主義者的滔天罪行，提供永不磨滅的鐵證。 同時，和帝國主義者的罪行相對照，我們借本書的出版，更可以體認到以蘇聯為首的兄弟國家對我國的國際主義的深厚友誼。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認真發揚自己先人的文化遺產，並尊重別的民族和國家的文化成果。社會主義制度是全人類共同的歸趨，我們堅信，在不太長遠的將來，剩餘無幾的《永樂大典》現存本，一定可以補印齊全，和全世界的讀者見面。這是學術界的殷切期待，我們願同全世界愛好和平正義、維護人類文化的朋友們共同努力。1959年8月31日。 〔影印本《永樂大典》卷首〕 影印明本冊府元龜序 陳　垣 《冊府元龜》為宋朝四大部書之一，亦為清《四庫全書》中最大部書之一，庫本凡二萬七千二百餘頁，其數比《太平御覽》多一倍。二者同是類書，然前人每重《御覽》而輕《冊府》，故《御覽》自明以來有數刻，《冊府》只有一刻。《御覽》採摭範圍較廣，每條皆著出處，便於引據，為校讎輯佚家所喜用。《冊府》所采大抵以正史為主，間及經子，不採說部，故《楓窗小牘》謂其開卷皆目所常見，無罕覯異聞，不為藝林所重。明末諸儒如顧炎武等對《冊府》尚不斷引用，其後致力者遂稀。 乾隆中四庫館輯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冊府》輯出，乃以《冊府》習見，外間多有，《永樂大典》孤本，為內府所藏，遂標榜採用《大典》，而《冊府》只可為輔。雖然如此，《冊府》已漸為人所注意。道光間，劉文淇諸人為岑氏校勘《舊唐書》，即大用《冊府》，成績甚著，亦以《冊府》所采唐五代事，不獨用劉、薛二家之書，當其修《冊府》時，唐五代各朝實錄存者尚眾，故今《冊府》所載，每與舊史不盡同也。 《冊府》材料豐富，自上古至五代，按人事人物，分門編纂，凡一千一百餘門，概括全部十七史。其所見史，又皆北宋以前古本，故可以校史，亦可以輔史。《舊唐》、《舊五代史》無論，《魏書》自宋南渡後即有缺頁。嚴可均輯《全後魏文》，其三十八卷劉芳上書言樂事，引《魏書·樂志》僅一行，即注原有闕頁。盧文弨撰《群書拾補》，於《魏書》此頁認為無從考補，僅從《通典》補得十六字。不知《冊府》五百六十七卷載有此頁全文，一字無闕。盧、嚴輯佚名家，號稱博洽，乃均失之交臂，致《魏書》此頁埋沒八百年，亦可為清儒不重視《冊府》之一證。 《冊府》可以校史，亦可以史校之。昔傅沅叔增湘以宋本《冊府》殘卷校明本，至五百十七卷十四頁一行，發見有錯簡，宋明本皆誤，馳書詢余。余審上下文義，上半系晉天福五年竇貞固奏國忌事，「勛舊」下缺文五十八字，可以本書三十一卷十六頁奉先門互見之文補足之。下半加冠一段，有王奐等十四人議，系《南齊書·禮志》之文；伏曼容一段，亦采自《南齊書·輿服志》。由加冠至十七行軍容，系本書五百七十七卷九頁十四行奏議門司徒下脫文，正可補其闕。至軍容下之「是月」究系何月，據《五代會要》十七卷知班條載賈此狀，系周廣順三年三月，知其前一條亦必是周廣順三年三月事，故承上文言是月也。以此覆沅叔，沅叔大喜，以為問一得三。知宋本亦未為盡善，要在讀者能以校勘學之他校法校之。陸心源亦曾校此二卷，未能校出，蓋對校易，他校難也。 此書自明以來，只有一刻，康乾而後，雖續有補版，實同出一源，非有二刻。據卷首藏本姓氏，明人所見，俱系鈔本。至清代，皕宋樓曾藏有北宋刻本殘帙四百七十一卷，京師圖書館有宋本七十五卷，鐵琴銅劍樓有五卷，袁克文有十卷。傅沅叔曾借校袁氏等各卷。宋本實比明本為強，如二百九十卷明本卷首前三頁半，系二百九十七卷譴讓門卷首之文，重出於此；所缺去者系立功門小序及周公旦等九條，凡一千二百餘字，非宋本何由補足之？又如明本五百八十九卷十一頁三行「疏降」下，脫宋本二頁，凡一千三百五十餘字。又如明本六百十九卷二十頁三行後，脫武懿宗等七條，凡六百餘字，均非宋本無由補足。故今影印本已將宋本諸條補遺於後矣。 然亦有宋本誤而明本不誤者，如傅校本三百七十四卷十八頁二行「擊虜」下，宋本有張奉國、劉澭等二條，凡三百三十餘字，已見本卷四至五頁，顯系錯簡衍文，明本刪之，是也。又五百九十卷十七頁四行「章」字下，宋本有黃鐘一宮等三百三十餘字，系五百六十八卷十八頁之文，錯簡於此，脫固不可，衍亦何用，明本亦已刪去。此皆明本勝宋本處。可見明人對此書集體校讎，曾用相當功力，不得以明人空疏，遂一筆抹煞也。 陸心源《北宋本冊府元龜跋》所舉明本脫文甚多，有真脫者，固可由宋本補足；有非脫而為明本有意刪去者，固不必由宋本補之也。如謂五百五十九卷十二頁李翱條前脫路隋一條凡五百七十餘字，今按路隋條已見五百五十七卷一頁。又謂六百十七卷十六頁張仁願條前脫劉三復一條凡四百餘字，十八頁顧榮條前脫王觀一條凡四十餘字，崔振條前脫王彪之一條凡八十餘字，今按劉三復條已見六百十六卷二十一頁，王觀、王彪之條已見六百十七卷五頁。謂六百十八卷十二頁狄仁傑條後脫徐有功一條凡八十餘字，十三頁李棲筠條前脫李峴一條凡二百餘字，十七頁蘇頲條前脫李日知一條凡九十餘字，今按徐有功條已見六百十七卷二十頁，李峴條已見六百十六卷十二頁，李日知條已見六百十七卷十九頁。謂六百十九卷十四頁李殷夢條前脫崔器一條凡二百二十餘字，今按崔器條與李峴條同詞，已見六百十六卷十二頁。謂六百五十卷十頁高彪條後脫羊陟、王堂二條凡四十五字，孔昱條後脫蘇章一條凡二十字，今按羊陟條已見本卷八頁，王堂、蘇章條已見本卷四頁。謂六百九十七卷五頁李章條前脫董宣一條凡二百四十餘字，陽球條前脫黃昌一條凡四十餘字，今按董宣條已見六百九十六卷十一頁，黃昌條已見六百九十六卷十三頁。謂八百六十四卷十八頁封隆之條前脫楊愔一條凡三十字，今按楊愔即在本卷本頁封隆之後。 凡此諸條，非陸《跋》所舉有錯誤，即宋本重出或互見之文，可以用校勘學之本校法以本書前後互校，即知其重出或互見而刪之，故與其說是明本脫文，毋寧說是明本刪宋本重出之文為得其實也。因此，益信明人校刻此書之勞不可沒。今宋刻既無完本，以明刻初印本影印，亦其宜也。1959年6月。 〔影印明本《冊府元龜》卷首〕 論清代學者之輯佚書 梁啓超 書籍遞嬗散亡，好學之士，每讀前代著錄，按索不獲，深致慨惜，於是乎有輯佚之業。最初從事於此者為宋之王應麟，輯有《三家詩考》、《周易鄭氏注》各一卷，附刻《玉海》中，傳於今。明中葉後，文士喜摭拾僻書奇字以炫博，至有造偽書以欺人者。時則有孫瑴輯《古微書》，專搜羅緯書佚文，然而範圍既隘，體例亦復未善。入清而此學遂成專門之業。 輯佚之舉，本起於漢學家之治經，惠定宇不喜王、韓《易》注而從事漢《易》，於是有《易漢學》八卷之作。從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中刺取孟、京、干、鄭、荀、虞諸家舊注分家疏解，後又擴充為《九經古義》十六卷，將諸經漢人佚注益加網羅。惠氏弟子余仲林蕭客用其師法，輯《古經解鉤沉》三十卷，所收益富，此實輯佚之嚆矢，然未嘗別標所輯原書名，體例仍近自著。 《永樂大典》者，古今最拙劣之類書也。其書以洪武韻目按字分編，每一字下往往將古書中凡用該字作書名之頭一字者全部錄入，而各書之一部分亦常分隸人名地名等各字之下，其體例固極蕪雜可笑，然稀見之古書賴以保存者頗不少。其書本貯內府，康熙間因編官書，移置翰林院供參考，此後蛛網塵封無人過問者數十年。雍乾之交，李穆堂、全謝山同在翰林，發見此中秘籍甚多，相約鈔輯，兩君皆貧士，所鈔無幾，而此書廢物利用的價值，漸為學界所認識。乾隆三十八年，朱笥河筠奏請開四庫館，即以輯《大典》佚書為言。故《四庫全書》之編纂，其動機實自輯佚始也。館既開，即首循此計劃以進行，先後從《大典》輯出之書，著錄及存目合計凡三百七十五種，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其部屬如下： 經部六十六種。 史部四十一種。 子部一百零三種。 集部一百七十五種。 觀右表所列，則當時纂輯《大典》之成績實可驚。以卷帙論，最浩博者如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之五百二十卷、薛居正《五代史》之百五十卷、郝經《續後漢書》之九十卷、王珪《華陽集》之七十卷、宋祁《景文集》之六十五卷……其餘二三十卷以上之書尚不下數十種，其中於學術界有重要關係者頗不少，例如東漢班固、劉珍等之《東觀漢記》，元代已佚，其書為范蔚宗所不採而足以補《後漢書》闕失者頗不少，今輯得二十四卷，可以存最古的官修史書之面目。又如《五代史》，自歐書出後，薛書寢微，遂至全佚。然歐史摹仿《春秋》筆法，文務簡奧，重要事實多從刊落。今重裒薛史，然後此一期之史跡稍得完備。又如漢至元古數學書《九章算術》、《孫子算經》、晉劉徽《海島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北周甄鸞《五經算術》、宋秦九韶《數學九章》、元李治《益古演段》等皆久佚，四庫館從《大典》輯出，用聚珍板刊布，喚起學者研究算術之興味實非淺鮮。亦有其書雖存而篇章殘缺，據《大典》葺而補之，例如《春秋繁露》。或其書雖全，而訛脫不可讀，據《大典》讎而正之，例如《水經注》。凡此之類，皆纂輯《大典》所生之良結果也。 纂輯《大典》所費工力，有極簡易者，有極繁難者。極簡易者，例如《續通鑑長編》五百餘卷，全在「宋」字條下，不過一鈔胥迻錄之勞，只能謂之鈔書，不能謂之輯書。極繁難者，例如《五代史》散在各條，篇第凌亂，蒐集既備，佐以他書，苦心排比，乃克成編。非得邵二雲輩深通著述家法而赴以精心果力，不能蕆事。此種工作，遂為後此輯佚家模範。 《永樂大典》所收者，明初現存書而已。然古書多佚自宋元，非《大典》中所能搜得，且《大典》往往全書連載，迻鈔較易。舍此以外，求如此便於撮纂者更無第二部。清儒好古成狂，不肯以此自甘，於是更為向上一步之輯佚。 向上一步之輯佚，乃欲將《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中曾經著錄而今已佚者次第輯出，其所憑藉之重要資料則有如下諸類： 一、以唐宋間類書為總資料。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帖》、《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山堂考索》、《玉海》等。 二、以漢人子史書及漢人經注為輯周秦古書之資料。例如《史記》、《漢書》、《春秋繁露》、《論衡》等所引古子家說，鄭康成諸經注、韋昭《國語》注所引緯書及古系譜等。 三、以唐人義疏等書為輯漢人經說之資料。例如從《周易集解》輯漢諸家《易》注，從孔、賈諸疏輯《尚書馬鄭注》、《左氏賈服注》等。 四、以六朝唐人史注為輯逸文之資料。例如裴松之《三國志》注、裴駰以下《史記》注、顏師古《漢書》注、李賢《後漢書》注、李善《文選》注等。 五、以各史傳注及各古選本各金石刻為輯遺文之資料。古選本如《文選》、《文苑英華》等。 其在經部，則現行《十三經註疏》中，其注為魏晉以後人作者，清儒厭惡之，務輯漢注以補其闕。 《易》注，排斥王弼，宗鄭元、虞翻等。自惠氏輯著《易漢學》之後，有孫淵如輯《孫氏周易集解》十卷，有盧雅雨見曾輯《鄭氏易注》十卷，有丁升衢傑輯《周易鄭注》十二卷，有張皋文輯《周易虞氏義》九卷、《鄭氏義》二卷、《荀氏九家義》一卷、《易義別錄》十四卷，有孫步升堂輯《漢魏二十一家易注》三十三卷。尚有馬竹吾國翰所輯家數太多，不具錄。 《尚書》注，排斥偽《孔傳》，推崇馬融、鄭玄，漸及於西漢今文。江艮庭之《集注音疏》、王西莊之《後案》、孫淵如之《今古註疏》，其大部分功臣皆在輯馬、鄭注也。而淵如於全疏外復輯有《尚書馬鄭注》十卷。馬竹吾亦輯《尚書馬氏傳》四卷。今文學方面則有陳朴園喬樅《今文尚書經說考》三十二卷、《歐陽夏侯遺說考》二卷，馬竹吾則輯《尚書》歐陽、大夏侯、小夏侯章句各一卷，而《尚書大傳》輯者亦數家。 《詩》注，毛傳、鄭箋皆完，待輯者少。惟今文之魯、齊、韓三家師說久佚，則有馬竹吾輯《魯詩故》三卷、《齊詩傳》二卷，有邵二雲輯《韓詩內傳》一卷、宋綿初輯《韓詩內傳征》四卷，有嚴鐵橋可均輯《韓詩》二十卷，有馬竹吾輯《韓詩故》、《韓詩薛君章句》各二卷，《韓詩內傳》、《韓詩說》各一卷，有馮雲伯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六卷，有陳左海輯《三家詩遺說考》十五卷，其子朴園輯《四家詩異文考》五卷，著《齊詩翼氏學疏證》二卷。 三禮皆鄭注，精博無遺憾，故可補者希。然《周禮》之鄭興、鄭眾、杜子春、賈逵、馬融、王肅諸注，《儀禮》之馬融、王肅諸注，《禮記》之馬融、盧植、王肅諸注，馬竹吾亦各輯為一卷。又有丁儉卿晏之《佚禮抉微》，則輯西漢末所出《儀禮》逸篇之文。 《春秋》三傳注，《公羊》宗何氏，別無問題。《穀梁》范寧注，頗為清儒所不滿，故邵二雲輯《穀梁古注》未刊。《左傳》則排斥杜預，上宗賈逵、服虔，故馬宗璉有賈服注輯未見，李貽德有《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二十卷，臧壽恭有《春秋左氏古義》六卷。 《論語》、《孝經》、《爾雅》，今註疏本所用皆魏晉人注，故宋於庭翔鳳輯《論語鄭注》十卷，劉申受逢祿輯《論語述何》二卷，鄭子尹珍輯《論語三十七家注》四卷，臧在東庸、嚴鐵橋各輯《孝經鄭氏注》一卷，在東又輯《爾雅漢注》三卷，黃右原奭輯《爾雅古義》十二卷。 緯書自明人《古微書》所輯已不少，清儒更增輯之。最備者為趙在翰所輯《七緯》三十八卷。 清儒最尊鄭康成，競輯其遺著，黃右原輯《高密遺書》十四種，孔叢伯廣森輯《通德遺書》十七種，袁鈞輯有《鄭氏佚書》二十一種，而陳仲魚鱣又別輯《六藝論》，錢東垣、王復等又先後別輯鄭《志》，其《尚書大傳注》、《駁五經異義》，有多數輯本，已詳前。 以上經部。 史部書輯之目的物，一為古史，一為兩晉六朝人所著史。 古史中以《世本》及《竹書紀年》為主要品。 《世本》為司馬遷所校以作《史記》者，《漢書·藝文志》著錄十五卷，其書蓋佚於宋元之交。清儒先後輯者有錢大昭、孫馮翼、洪飴孫、雷學淇、秦嘉謨、茆泮林、張澍七家。秦本最豐，凡十卷，余家皆二卷或一卷，然秦將《史記》世家及《左傳》杜注、《國語》韋注凡涉及世系之文皆歸於《世本》。原書既無明文，似太涉泛濫，茆、張兩家似最翔實。 汲冢《竹書紀年》亦出司馬遷前而為遷未見，在史部中實為鴻寶。明以來刻本既出偽撰，故清儒亟欲求其真，先後輯出者有洪頤煊、陳逢衡、張宗泰、林春溥、朱右曾、王國維諸家，王輯最後最善。 史家著作，以兩晉六朝為最盛，而其書百不存一，學者憾焉。清儒乃發憤從事蒐輯，其用力最勤者為章逢之宗源，著有《隋書經籍志考證》，今所存者僅史部，為書十三卷，書名雖似踵襲王應麟之《漢書藝文志考證》，而內容不同，彼將《隋志》著錄各書每書詳考作者履歷及著述始末，與夫後人對於此書之批評，除現存書外，其餘有佚文散見群籍者皆備輯之，雖皆屬片鱗殘甲，亦可謂宏博也已。 其後則有姚氏之駰輯八家《後漢書》，汪氏文台輯七家《後漢書》，湯氏球輯兩家《漢晉春秋》、兩家《晉陽秋》、五家《晉紀》、十家《晉書》、十八家《霸史》，而張介侯澍以甘肅之特注意甘涼掌故，專輯鄉邦遺籍，皆兩晉六朝史籍碎金也。 地理類書則有畢秋帆輯王隱《晉書地道記》、《太康三年地誌》，有張介侯輯闞駰《十三州志》。政書類則有孫淵如輯《漢官》六卷。譜錄則有錢東垣輯王堯臣《崇文總目》等。 以上史部。 子部書有唐馬總《意林》所鈔漢以前古子其書為今已佚者，加以各種類書各種經注等所徵引，時可資採摭，然所輯不多，稍可觀者如嚴可均輯《申子》，章宗源、任兆麟輯《尸子》，章宗源輯《燕丹子》，嚴可均輯補《商子》、《慎子》，張澍輯補《司馬法》，茆泮林輯《計然萬物錄》，孫馮翼、茆泮林輯《淮南萬畢術》等。馬氏國翰《玉函山房叢書》所輯《漢志》先秦佚子，則儒家十五種，農家三種，道家書七種，法家一種《申子》，名家一種《惠子》，墨家五種，縱橫家二種。黃氏奭《子史鉤沉》中之周秦部分亦有五種。黃氏以周輯逸子之周秦部分亦有六種。 現存各子書輯其佚文者，則有孫仲容之於《墨子》、王石臞之於《荀子》、王先慎之於《韓非子》等。 現存古子輯其佚注者則有孫馮翼輯司馬彪《莊子注》、許慎《淮南子注》等。 以吾所見，輯子部書尚有一妙法，蓋先秦百家言，多散見同時人所著書，例如從《孟子》、《墨子》書中輯告子學說，從《孟子》、《荀子》、《莊子》輯宋鈃學說，從《莊子》書中輯惠施、公孫龍學說，從《孟子》、《荀子》、《戰國策》書中輯陳仲學說，從《孟子》書中輯許行、白圭學說……諸如此類，可輯出者不少，惜清儒尚未有人從事如此也。 以上子部。 集部之名，起於六朝，故考古者無所用其技。然搜集遺文，其工作之繁重亦正相等，晚明張溥之《漢魏百三家集》，事實上什九皆由裒輯而成，亦可謂之輯佚。但其書不註明出處，又各家皆題為某人集，而其人或本無集，其集名或並不見前代著錄，任意錫名，非著述之體也。清康熙間官修《全唐文》、《全唐詩》、《全金詩》，其性質實為輯佚。集部輯佚實昉於此。 張月宵金吾輯《金文最》百二十卷，凡費十二年始成。李雨村調元輯《全五代詩》一百卷，某氏輯《全遼詩》若干卷，繆小山輯《遼文存》六卷，其工作頗艱辛。其最有價值者有嚴鐵橋之《全上古三代兩漢三國兩晉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凡經、史、子、傳記、專集、注釋書、類書、舊選本、釋道藏、金石文，六朝以前之文凡三千四百九十七家，自完篇以至零章斷句搜輯略備，每家各為小傳，冠於其文之前，可謂藝林淵海也已。劉孟瞻文淇《揚州文征》、鄧湘皋顯鶴《沅湘耆舊集》等。性質亦為輯佚，蓋對於一地方人之著作搜采求備也。此類書甚多，當於方誌章別論之。 以上集部。 嘉道以後，輯佚家甚多，其專以此為業而所輯以多為貴者，莫如黃右原奭、馬竹吾國翰兩家，今舉其輯出種數。 黃氏《漢學堂叢書》： 經解八十六種。 通緯五十六種。 子史鉤沉七十四種。 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 經部四百四十四種（內緯書四十種）。 史部八種。 子部一百七十八種。 右兩家所輯雖富，但其細已甚，往往有兩三條數十字為一種者，且其中有一部分為前人所輯，轉錄而己，不甚足貴。馬氏書每種之首冠以一簡短之提要，說明本書來歷及存佚沿革，頗可觀。 鑑定輯佚書優劣之標準有四。（一）佚文出自何書必須註明，數書同引，則舉其最先者。能確遵此例者優，否者劣。（二）既輯一書，則必求備。所輯佚文多者優，少者劣。例如《尚書大傳》，陳輯優於盧、孔輯。（三）既須求備，又須求真。若貪多而誤認他書為本書佚文則劣。例如秦輯《世本》劣於茆、張輯。（四）原書篇第有可整理者極力整理，求還其書本來面目。雜亂排列者劣。例如邵二雲輯《五代史》，功等新編，故最優。此外更當視原書價值何如，若尋常一俚書或一偽書，輯雖備，亦無益費精神也。 總而論之，清儒所做輯佚事業甚勤苦，其成績可供後此專家研究資料者亦不少，然畢竟一鈔書匠之能事耳，末流以此相矜尚，治經者現成的三禮鄭注不讀，而專講些什麼《尚書》、《論語》鄭注；治史者現成之《後漢書》、《三國志》不讀，而專講些什麼謝承、華嶠、臧榮緒、何法盛；治諸子者現成幾部子書不讀，而專講些什麼佚文和什麼偽妄的《鬻子》、《燕丹子》。若此之徒，真未可本末倒置，大惑不解，善夫章實齋之言曰：今之俗儒遂於時趨，誤以擘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幸而生後世也，如生秦火未毀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論類書 劉文典 清代諸師校勘古籍，多好取證類書，高郵王氏尤甚。然類書引文，實不可盡恃，往往有數書所引文句相同、猶未可據以訂正者。蓋最初一書有誤，後代諸書亦隨之而誤也。如宋之《太平御覽》，實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諸書參詳條次修纂而成。其引用書名，特因前代諸類書之舊，非宋初尚有其書，陳振孫言之詳矣。若《四民月令》一書，唐人避太宗諱，改「民」為「人」，《御覽》亦競仍而不改。書名如此，引文可知。故雖隋唐宋諸類書引文並同者，亦未可盡恃。講校勘者，不可不察也。 〔《三餘札記》卷一〕 請開館校書摺子 朱　筠 奏為謹陳管見，仰祈睿鑒事。竊惟載籍重於左史，目錄著於歷代，典至鉅也，制至詳也。我皇上念典勤求，訪求遺書，不憚再三，凡在鼓篋懷槧之倫，莫不蒸蒸然思奮，勉獻一得，矧臣蒙恩職廁文學，敢竭聞見知識一二，為我皇上陳之： 一、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也。漢唐遺書，存者希矣。而遼宋金元之經注文集，藏書之家，尚多有之，顧無刻本，流布日少。其他九流百家，子余史別，往往卷帙不過一二卷，而其書最精，是宜首先購取，官抄其副，給還原書，用廣前史藝文之闕，以備我朝儲書之全，則著述有所原本矣。 一、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也。臣伏思西清東閣，所藏無所不備，第漢臣劉向校書之例，外書既可以廣中書，而中書亦用以校外書，請先定中書目錄，宣示外廷，然後令各舉所未備者以獻，則藏弆日益廣矣。臣在翰林常翻閱前明《永樂大典》，其書編次少倫，或分割諸書以從其類。然古書之全而世不恆覯者，輒具在焉。臣請敕擇取其中古書完者若干部，分別繕寫，各自為書，以備著錄。書亡復存，藝林幸甚。 一、著錄校讎當並重也。前代校書之官，如漢之白虎觀、天祿閣，集諸儒校論異同及殺青，唐宋集賢校理，官選其人，以是劉向、劉知幾、曾鞏等並著專門之業，歷代若《七略》、《集賢書目》、《崇文總目》，其書具有師法。臣請皇上詔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於本書首卷，並以進呈，恭俟乙夜之披覽。臣伏查武英殿原設總裁、纂修、校對諸員，即擇其尤專長者，俾充斯選，則日有課，月有程，而著錄集事矣。 一、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也。宋臣鄭樵以前代著錄陋闕，特作二略以補其失。歐陽修、趙明誠則錄金石，聶崇義、呂大臨則錄圖譜。並為考古者所依據。請特命於收書之外，兼收圖譜一門，而凡直省所存鍾銘、碑刻，悉宜拓取，一併匯送校錄良便。 臣檮昧之見，是否可采，伏冀皇上睿鑒施行，謹奏。 〔《笥河文集》卷一〕 上石經館總裁書 洪亮吉 亮吉頓首肅啟閣師石經總裁執事。昨奉諭旨，辦理石經，並諭以蔣衡所寫進十三經為底本。鴻都門側，建立百碑。務本坊南，書從一體。雲台辨難之旨，定自禁中。開元御製之篇，冠於碑首。士生今日，千載一時。又欣值執事，以上袞之尊嚴，領群經之問答，總司秘籍，董率群賢，此則鸞台鳳閣，別標監領之名；虎觀麟洲，雅重諸儒之選。本日復派亮吉等四人，預司其事，老聃之守柱下，子政之居閣中，自問何人，敢同前哲。承命之下，欣悚交並。伏以聖朝舉事，度越百王，況石刻流傳，將貽萬古，是必博稽群籍，參以昔賢，訂蜀宋之叢殘，校漢唐之昔誤，其體則括一字二字三字，爰定厥中；其字則准大經中經小經，俾分其任。子思子之言曰：以俟聖人而不惑。張伯松之言曰：懸諸日月而不刊。迨今日執事及諸君子之任乎？若亮吉者，與天祿、石渠之選，已愧非才；掌三皇五帝之書，尤慚無任。竊見兩年之限，校讎既有程期，而旬日之間，義例仍難畫一。此則屢承垂詢之餘，私心有不能已者也。又自計於石經一事，不為無緣。早從江左之使車，壯入咸秦之節署，於學士則贊成其事，於侍郎則助校其訛。賃先儒之廡，摩京兆之叢碑。從好古之家，識熹平之殘字。南仲篆書，搜於覈學。光堯御筆，拓自錢塘。每有遺文，悉歸瀏覽。又況書編隸釋，仿自先臣。閣建蓬萊，不無家學。今復忝預掌書之任，廁身秘閣之中，雖識大識小，事有不同，而盡美盡善，期於無負。輒不自量，謹撰上二十四條，各約舉一二事。尚祈執事於機務之暇，察其愚昧之誠，不棄芻蕘，賜之採擇。雖義難遍及，而余庶類推。倘可施行，乞頒本館。 一、經注參錯宜正也。《易·序卦》「履者禮也」四字，既誤以經而作注。《儀禮》下言「為世父母」二十一字，又誤以注而作經。《左傳》「上天降災」四十二字，又並非注而誤作經之類。 一、前後倒置宜正也。《穀梁》僖二十年「釋宋公」三字，當在「外釋不志」之上。《尚書》「武成王若曰」十二字，又誤移「大告武成」之下。 一、脫文宜補也。《大易》「童蒙求我」，中仍脫「來」。《論語》「賜也賢乎」，下應增「我」。 一、又有因數字之脫而上下不貫者，宜補也。《左傳》桓十三年「淇水」二字全脫，而「亂次以濟」之義不明，可以證《釋文》者，酈元之注也。《論語·子貢章》「樂道」二字脫一，而「富而好禮」之文不配，可以證《孔傳》者，皇侃《義疏》也。 一、衍文宜去也。《易傳》「坤至柔」上衍「文言曰」三字。《禮·雜記》「君之母與妻」上復衍「君之」二字。 一、又有因一句之衍而文義續者，宜削也。《易傳》衍「變則通」三字，而德明之本，尚可並行。《禮記》衍「舞斯慍」三字，而貢父之編，遂生異議。 一、因一字之別而本義全乖者，宜改也。《儀禮》「司射實觶」之「實」誤為「賓」，而「洗升」之文難喻。《左傳》「旦辟左右」之「旦」誤為「且」，而「厥夢」之符不彰。 一、前後宜畫一也。《易》「包」字凡十見，而「苞桑」之「苞」獨從「草」。《孟子》「飢」字凡六見，而「無飢」之「飢」獨作「幾」；「句踐」之「句」並從口，而間亦作厶；「盤桓」之「磐」本作「般」，而又或加「石」。 一、偏旁宜急削也。「暮」從二日，「憾」有兩心，添「木」為「榭」，加「草」於「臧」，「即」、「且」之側從蟲，「胡」、「連」之旁置玉，此類殊多，亦難畢數。他若「本」之為「夲」，「 」之作「暴」，「磷莞」之在《魯論》，「莩」之留《孟子》，更為別字之尤，又屬全文當改。 一、字有誤自魏晉以前者。《儀禮》則祧初從濯。《風詩》則祊本為。《大易》陰凝，叔重尚知其俗。《春秋》袀服，當陽已改為均。 一、字有誤自唐宋以前者。「 」訛為「蕆」，幸有賈逵之注，可證《說文》。「」誤為「漣」，倘非《鴻烈》之編，誰明古義。此上二端，並宜裁定。 一、字雖非俗，而亦當定從本字者。如《論語》「後彫」之當作「凋」。《左傳》「樊」之當作「郗」，是也。 一、同一俗字，當酌去其已甚者。「拖」、「扡」，皆《論語》「袘紳」之別字，與其從「拖」，不若從陸氏之「扡」為得。「濱」、「」，皆「」之或文，與其作「」，不若從《廣雅》之「濱」為是。 一、經不可改從注也。《禮記·大學》篇「此之謂自謙」，鄭康成「謙」讀作「慊」，而近刻即改為「慊」。《周禮·九嬪》「贊王」，杜子春「王」讀為「玉」，而各本依改為「玉」。 一、此經有可以彼經改者。同一引書，則《大學》篇「一個臣」之類，移從《公羊傳》作「一介」為是。 一、此經有必不可以彼經改者，各存古字。則《公羊傳》「鄭伯臤」之字，今改從《左傳》本作「伯堅」為非。 一、有因上下文而誤者，亦當改正也。《左傳》僖廿八年「齊侯」二字，以上文而誤重。《論語·子路章》「輕裘」二字，因下章而竄改。 一、前代之制宜改也。秦並天下，「罪」乃從非。漢戒群臣，對初離口；著火德之符，改從水之「洛」為「雒」；表金刀之讖，易處者之「留」為「劉」；以迄新莽疊文之誤。開元頗字之訛，《字苑》出而「影」始從鄉。草書行而修訛從羽。「紲」之作「絏」，「城」之作「圻」，「匡」之作「」，「桓」之作「」之類，既事隔於數朝，悉當從乎釐正。 一、漢石經有急宜從者。「子游」之為「子斿」，「石碏」之為「石踖」，《大易》先心之文，《尚書》微言之字。此類亦多，略標一二。 一、唐石經有宜酌從者。《尚書》「視乃烈祖」之「烈」作「厥」。《左傳》「其氣焰以取之」之「焰」作「炎」。《風詩》「襛矣」，不誤，從禾。《論語》「德衰」，下仍加「也」。至其失者，則於干不辨，專專不明，此類殊多，亦難枚舉。 一、兩宋石經有可從有不可從者。南仲號工篆籀之文，乃以「豐」而配「禮」；光堯始准宣和之詔，復易「陂」而作「頗」。 一、唐宋石經外刊本宜搜羅也。夫毛居正之正誤，藉讎監本之訛。晁公武之遺書，足校石經之失。吳興沈氏之刻，相台岳氏之編，本留淳化，與閩本以兼行，堂號永懷，較汲古而稍善，此則並可博搜，以襄盛舉。 一、字當以《說文》為本，而從否亦當斟酌者。字書無「覿」字，則「覿」當從《系傳》本作「儥」。舊文無「哂」字，則「哂」當從淳化本作「矤」。以及「份份」之在《論語》，「墫墫」之在《風詩》。此急宜從者也。至若「文馬」之為「 馬」，「戚施」之作「」，不妨存此異文，可不改從古字。又況「菿」之誤「 」，「麗」之從「 」，均後所誤加，不堪依據。 一、本當以《釋文》為據，而錄取亦當鑑別者。如《論語》「襁負」之作「繦負」，《易》「鞶帶」之為「鞶 」。以隋唐之大儒，反有愧宋元之監本。又況《尚書》一冊，宋人之補釋為多；《周易》二經，近刻之脫文不少。能無待精識之去留與碩儒之裁決哉！此上凡二十四條，未知有當與否，幸有以教正之。 〔《卷施閣文甲集》卷七〕 論唐石經及經典釋文之字體 錢大昕 石經避諱改字 唐石經毛《詩》「洩洩其羽」、「桑者洩洩兮」、「無然洩洩」、「是絏絆也」、「俾民憂洩」避「世」旁，「甿刺時也」、「甿之蚩蚩」、「甿六章」避「民」旁。 石經俗體字 唐石經俗體字，如「」作「雍」《詩》，「纛」作「 」《周禮》、《爾雅》，「敺」作「毆」《周禮》，「齎」作「賷」《儀禮》，「總」作「揔」《春秋》傳，「督」作「」《爾雅》，「橫」作「撗」《爾雅》。 「奕洪」之「奕」從大，「博弈」之「弈」從，兩字音同義別。石經《左傳》「賦韓奕之五章」，《爾雅》「奕洪誕戎」，皆誤從升。 陸氏釋文多俗字 《曲禮》「三飯」，《釋文》：符晚反。依《字書》，「食」旁作「飰」，扶萬反；「食」旁作「反」，符晚反。二字不同，今則混之，故隨俗而音此。按陸氏所稱《字書》，不審何人作，以《爾雅釋文》證之，蓋呂忱《字林》也。又《爾雅釋文》：「飰」字又作「」，俗作「飯」，同符萬反。《字林》云：「飯，食也，扶晚反。」「飯」訛為「飰」，猶「汳」訛為「汴」，皆魏晉以後俗字。古音「反」如「變」，與「卞」相近，「飯」、「飰」非兩字音也。自《字林》有此字，後人乃別「飯」、「飰」為二音。陸氏不能辨正，轉以正字為隨俗，何哉？《廣韻》二十五願部：飯，符萬切。《周書》云：黃帝始炊谷為飯。亦作「」，俗又作「飰」。二十阮部：飯，扶晚切。餐飯，《禮》雲三飯。是陸法言諸人不承《字書》之誤，其識高於元朗矣。 《周禮·校人》註：校之為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釋文》：校，戶校反，字從木，若從手旁作，是比挍之字耳，今人多亂之。按《說文》手部無「挍」子。漢碑「木」旁字多作手旁，此隸體之變，非別有「挍」字。六朝俗師，妄生分別，而元朗亦從而和之，傎到甚矣。《廣韻》去聲三十六效部「校」字兩音：一胡教切，一古孝切。而於胡教切下云：又音教。不別收「挍」字。較之《釋文》，實為精當。或謂鄭注以「校」釋「校」，必是異文。予謂《孟子》書「徹者徹也」、《禮記》「齊之為言齊也」皆以義釋名，非有異文。 〔《十駕齋養新錄》卷三〕 論宋刻書（二則） 葉德輝 宋刻書字句不盡同古本 藏書貴宋本，人人知之矣。然宋本亦有不盡可據者，經如四書朱注本，不合於單注單疏也。其他《易》程傳、《書》蔡傳、《詩集傳》、《春秋》胡傳，其經文沿誤，大都異於唐蜀石經及北宋蜀刻。宋以來儒者但求義理，於字句多不校勘。其書即屬宋版精雕，祇可為賞玩之資，不足供校讎之用。南宋刻書最有名者，為岳珂相台家塾所刻九經三傳，別有總例，似乎審定極精。而取唐蜀石經校之，往往彼長而此短。故北宋蜀刻諸經之可貴者，貴其源出唐蜀石經也。宋本中，建安余氏所刻之書不能高出俗本者，為其承監本、司、漕本之舊也。至於史、子，亦以北宋蜀刻為精。如《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見於各藏書家題跋所稱引者，固可見其一斑。子如《荀子》，熙寧呂夏卿刻本，勝於南宋淳熙江西漕司錢佃本。《世說新語》北宋刻十行本，注文完全，勝於南宋陸游本。此固未可概以為宋刻而遂一例視之，不復知辨別也。 宋刻書多訛舛 王士禎《居易錄》二云：今人但貴宋槧本。顧宋板亦多訛舛，但從善本可耳。如錢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參」詩，從宋刻作「兩腳但如舊」，而注其下雲陳本作「雨」。此甚可笑。《冷齋夜話》雲老杜詩「雨腳泥滑滑」，世俗乃作「兩腳泥滑滑」。此類當時已辨之，然猶不如前句之必不可通也。吾謂不特此也，如盧文弨《抱經堂文集》所跋《白虎通德論》，宋刻二卷本，開卷即訛「通德」為「建德」。陸《志》載宋刻任淵注《山谷黃先生大全詩注》二十卷，前序稱紹興鄱陽許尹敘，紹興下脫年月。均為可笑。又陸跋宋本《王右丞集》十捲雲：卷六末有跋，凡七十餘字，為元以後刊本所無。卷五《送梓州李使君》「山中一半雨」，不作「山中一夜雨」，與《敏求記》所記宋本同。惟卷二《出塞作》，脫二十一字，不免白璧微瑕耳。然如此類，豈僅微瑕，實為大謬。《錢日記》載宋蔡夢弼刻《史記》，目錄後題識稱「乾道七月春王正上日書」。七月「月」字，為「年」之訛。《繆續記》載宋阮仲猷種德堂本《春秋經傳集解》前牌子方印文「了無窒礙」，「窒」誤作「室」。此雖小誤，則其校讎不善可知。且又安知書中如此類者，不為佞宋者所諱言乎？古今藏書家奉宋槧如金科玉律，亦惑溺之甚矣。陸續跋有宋槧宋印建本《北史》一百卷，云：光宗時刊本，紙白如玉，字體秀勁，與福建蔡氏所刊《草堂詩箋》、《史記》、《陸狀元通鑑》、《內簡尺牘》相似，當亦蔡行父文子輩所刊。校讎不精，訛羼所不能免，在宋刊中未為上乘。陸《志》有《管子》二十四卷，為陸敕先貽典校宋本，其後跋云：古今書籍，宋板不必儘是，時板不必盡非。然較是非以為常，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時刻之是者無六七，則寧從其舊也。余校此書，一遵宋本，再勘一過，復多改正。後之覽者，其毋以刻舟目之。康熙五年歲次丙午五月七日。敕先典再識。然則前輩校書，並不偏於宋刻，是又吾人所當取法矣。 〔《書林清話》卷六〕 周代書冊制度考 金　鶚 書冊之制，歷代不同。周之書冊，皆用竹木，其制度可考而知也。鄭君注《中庸》云：方版，策簡也。《聘禮》注亦云：策簡也，方版也。蓋以竹為之曰簡，曰策，以木為之曰方。簡一曰畢。《爾雅·釋器》云：簡謂之畢。郭注云：今簡札也。《學記》云：呻其佔畢。鄭注云：吟誦其所視簡之文是畢，為簡也。簡又曰牒。《說文》云：簡，牒也。簡又曰籥。《說文》云：籥書僮竹笘也。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為笘。《廣雅》云：籥笘 也。《少儀》雲執籥尚左手。為蓍，籥為占兆之書，故籥連文書。《金縢》云：啟籥見書。書者占兆之辭，籥所以載書，故必啟籥乃見書也。是籥即簡。漢時則曰笘、曰 也。簡與策不同。《左傳》孔疏云：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故於文策本作冊，象其編簡之形，是簡與策異。然編簡為策，則策即是簡，故鄭君以策為簡也。《釋名》云：簡，間也，編之篇篇有間也。又簡一名札。《釋名》云：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是諸簡連編者亦名為簡。蓋對文則簡與策別，散文則簡與策通也。方一曰牘。《說文》云：牘，書版也。《論衡·量知》篇云：截竹為筒，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斷木為槧， 之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牘，此簡策用竹，方版用木之證也。古者用策用簡牘之別，以文之多少而異。《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杜預《春秋序》云：諸侯各有史官，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孔疏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為書字有多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如《聘禮記》所云是也。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事有多少也。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為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案策與簡牘之異，杜預所言與《聘禮記》不合。事雖小而其文多，不可不書於策。事雖大而其文少，亦可以書於簡。夫弒君大事也。崔杼弒莊公，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是知大事未嘗不書於簡也。大事可書於簡，則小事亦可書於策矣。六經文字一皆在策，蓋其文既多，必須編簡為之。初不以事之大小而有異也。《史記》云：孔子晚好《易》，讀《易》，韋編三絕。《易》既編而成策，則諸經可知。《晉書·束皙傳》太康二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雜寫經史。可見六經皆編而為策矣。簡策長短之度，說者不一。蔡邕獨斷雲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孔沖遠《春秋》疏云：鄭玄注《論語序》以《鉤命決》雲《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與六經異也。《士聘禮》賈疏引鄭作《論語序》云：《易》、《書》、《詩》、《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賈、孔之言，長短大異，竊謂孔疏是也。《漢書·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曹褒《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與律令同錄，則律書之簡亦必以二尺四寸，言三尺者舉大數耳。《鹽鐵論》謂古今一也，則周之律書亦二尺四寸可知。律書既二尺四寸，則六經之策亦必以二尺四寸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二尺與二尺四寸相近，蔡邕言策長二尺與此所得竹書二尺合是，皆以漢尺言之，漢尺大於周尺，二尺約當周之二尺四寸也。孔沖遠謂簡容一行字，鄭注《尚書》雲三十字一簡之文。《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是一簡容字有多少，然要自二十字以上，大約以三十字為歸。周之一尺二寸，當今九寸六分，恐不容三十字。周之六寸，當今四寸八分，《孝經》之策毋乃太短乎！且彼謂《論語》策三分居一又謙焉。若六經策一尺二寸，《論語》三分居一，當為四寸，四寸當今三寸二分，其短尤甚矣，《論語》一簡容八字，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錯簡可證。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又一證也。若三寸二分，豈能容八字乎？今觀賈疏《論語》策，實是八寸，以三分居一推之，六經策當二尺四寸，《孝經》當一尺二寸，與孔疏合。二疏同引鄭君《論語序》，不應有異，然則賈疏尺二寸三字必是二尺四寸之訛可知矣。《論語》策八寸容八字，六經策二尺四寸者容二十餘字至三十字，其制自合，大約一寸容一字，古用科斗大篆，其字體不宜小，又一簡止容一行，則字體更不宜小，故每一寸容一字也。古人書策，每行亦不拘字數，故或有二十五字，或有二十二字，推之或二十三字，或二十四字，皆未可定矣。此由字體有繁簡，繁者宜疏，簡者宜密，總欲其點畫之明析而已。方版之制，長短未聞，然其所書自百字以下，或為五行，每行二十字；或為四行，每行二十餘字。則其長亦當有二尺余，其廣大約五六寸，若二三行者，其廣不過三四寸，有長方形，故謂之方，非必正方也。至於書字，亦以筆墨，若有不當，則以刀削去之，更書他字。此皆可考而知也。 〔《求古錄禮說》卷十〕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金　鶚 三代之書，皆用方策。漢唐以來，制度代異。漢初，因周制，仍用簡冊，而帛與竹同用。戴氏宏云：《公羊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此竹帛並用之證。《漢書·藝文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可知其書於竹也。然古書有篇無卷，而《藝文志》所載如《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可知其書有用帛者矣。篇字從竹，故竹書曰篇。帛可卷舒，故帛書曰卷。通言之則竹書亦曰卷，帛書亦曰篇也。古《詩》云：中有尺素書。《風俗通》云：劉向校書，皆先書竹，改易刪定，可繕寫者以上素。《書籍考》云：靈帝西遷，縑帛散為帷囊。皆可見漢書之用帛也。至蔡倫造紙，而書籍始用紙，然帛與紙猶並用也。厥後不用帛而用紙矣。漢唐之時，未有印板，其書皆以紙素傳寫，《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後周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蓋書之難得也。其書籍制度不作冊而為捲軸。胡應麟云：卷必重裝一紙，表里常兼數番，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閱展舒，甚為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羅璧云：古人書不解線縫，只疊紙成卷，後以幅紙概黏之，猶今佛老經，然其後稍作冊子。今考《唐書·經籍志》云：藏書分為四庫，經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史庫書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書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紅牙籤。其制度大略如此。至唐末，益州始有板本，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流布天下，命馬縞、田敏等詳勘。《宋史·藝文志》謂始於周顯德，非也。宋端拱元年，司業孔維等奉敕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詔國子監鏤板行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書》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慶曆中，有布衣畢異，又為活板。其法用漆泥刻字，薄如錢，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印數十百千本，極為神速。鏤板之地，蜀最善，吳次之，越次之，閩又次之。刻板之木，初以梓，後以梨或以棗，此唐以後書籍之制度也。間嘗考之，古之書籍皆寫本，最為不便。漢熹平始有石經，唐開成、宋嘉祐亦皆有之。後晉天福，又有銅板，九經皆可紙墨摹印，無用筆寫。然其制頗難，傳亦未廣。至板本盛行，摹印極便，聖經賢傳乃得家傳，而人誦固亦有功名教矣。然寫本不易傳，錄者精於讎對，故往有善本。自板本出，訛謬日甚。後學者無他本可以勘驗，其弊亦不少也。 〔《求古錄禮說》卷十五〕 論書籍制度 馬　衡 書籍為介紹文化之工具，其制度變遷之歷史，應有研究之價值。惜年湮代遠，書闕有間，欲求完全而有系統之知識，實屬不易。所幸載籍之記錄，實物之流傳，雖屬東鱗西爪，尚可得其大較。吾之所謂制度，是指材質與形式而言，並不包括撰述或流傳方面。近人對此問題，已有不少之研究，並各有其貢獻。關於最古者有王靜安之《簡牘檢署考》，關於近代者有《書林清話》中之幾節。今採取兩家之說，益以後出之資料，更參加己見，草成此篇，以見書籍制度變遷程序。 一、材質及其興廢之時期 吾人言及書籍二字，一般人之觀念，必以為即今之線裝書。余所見故事畫中，即有不少例證。但此為現代已進化之制度，而非初有書籍時之制，且演進之過程依時代而各異。凡事物之創造，必先粗製濫造，而後逐漸改進，以臻於巧妙。紙為2世紀初期之產物，以之寫錄書籍，更在其後。在未用紙以前，先用縑帛，縑帛以前又先用竹木。 竹木始於何時，今不可考，或自有書契以來即用竹木，亦未可知。縑帛之用，卻亦不晚，《墨子·明鬼》篇曰：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韓非子·安危》篇亦曰：先生寄理於竹帛。皆以竹與帛並舉。可見周代雖用竹木，已知兼用縑帛矣。《漢書·藝文志》撮錄群書，或以篇計，或以卷計。以篇計者為竹木，以卷計者為縑帛。卷之數不如篇多。又可見西漢時代縑帛雖已流行，而其用尚不如竹木之廣。《後漢書·儒林傳》言：及董卓移都之際（190年），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台、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當東漢末年，縑帛為用之廣，已可想見。但《陽球傳》載靈帝時（180年頃），球奏罷鴻都文學，曾言樂松江覽等徼進明時，有「鳥篆盈簡」、「筆不點牘」之語。《荀悅傳》記悅作《漢紀》時（獻帝建安初，當200年），獻帝詔尚書給筆札。當時所用猶皆竹木。意應制之作以及官府文書，各有定製，不能隨意變更，故仍用竹木。其餘或已趨於便易，多用縑帛矣。官府文書之用竹木，不但漢末如此，直至南北朝之時，尚有一部分沿用者。然則竹木之命運，亦不為短矣。 至紙之創造家雖為蔡倫，而紙之名，則猶因於縑帛。據《後漢書·蔡倫傳》言：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然則紙為縑帛之名，蔡倫所造者，並未錫以新名，猶是因縑帛之舊稱。故蔡倫以前所謂紙者，皆指縑帛而言，如《意林》引應劭《風俗通》言：光武車駕徙都洛陽，載素簡紙經凡二千兩（同輛）。《後漢書·賈逵傳》言：（章帝）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其時皆在蔡紙以前，所謂紙者，並非蔡侯紙也。但至蔡倫以後，紙之名遂為樹膚麻頭等所造者所專有矣。 依《蔡倫傳》所言，似造紙之動機，乃感到縑與簡之不便，欲以之為代用品。但初造之時，不甚通行，惟家貧或不能用縑帛者用之。《北堂書鈔》卷一○四引崔瑗《與葛元甫書》曰：今遣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可知當時素貴紙賤，用紙者為不敬。魏晉之際，猶用縑帛，至南北朝時，始通行用紙。《隋書·經籍志》曰：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湘素。又曰：其中原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又曰：及平陳以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劣。《北堂書鈔》卷一○四引王隱《晉書》曰：陳壽卒，詔河南尹華澹下洛陽令張泓遣吏齎紙筆，就壽門下寫取《三國志》。張懷瓘《二王等書錄》曰：桓玄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選縑素又紙書正行之尤美者，各為一帙，常置左右。據以上記載書籍之事參互考證，晉時紙與縑帛兼用，至紙之完全代替縑帛，或在南北朝之時矣。竹、帛、紙三種材質興廢之時期，雖不敢確定其起訖界限，然行用時期，可大略得結論如下： （一）竹木　自有書契以來迄於三四世紀。 （二）縑帛　自前四五世紀迄於五六世紀。 （三）紙　　自2世紀迄於今日。 二、形式及其裝置之法 材質既不同，故形式亦因之改變。縑帛之性柔，可以卷舒，藏之則卷，用之則舒，此之謂捲軸。紙之性質，與縑帛相近，行用初期，又在縑帛之捲軸盛行時代，故裝置形式，與縑帛無異，仍是捲軸。但性質雖相近，而略有不同，縑帛為完全柔性，紙則於柔性之中含有堅緻性質。其後感覺卷舒不便時，因堅緻之特性而獲得改良之道，即由卷舒之捲軸，一變而為摺疊之葉子。葉子形式經多次之改變，又可分若干種，今對捲軸而言，可稱之為冊葉。至竹木之用乃原始之制度，其形式系用竹木削成狹長之片，書字於其上。其名謂之簡，以若干簡編連之則謂之冊（或寫作策），總稱則謂之簡冊。今依時代先後，就簡冊（竹木）、捲軸（縑帛與紙）、冊葉（紙）等形式，分節就明之。 甲　簡冊 簡冊二字之意既如上述，今更引賈公彥、孔穎達之言以證之。《儀禮·聘禮》疏：簡謂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又《既夕禮》疏：編連為策，不編為簡。《春秋左傳序》疏：單執一札謂之為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以上諸策字，皆冊之通假字。《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甲骨及金文冊多作 、 等形，皆象編簡之形。故簡冊二字，可包括一切竹木製之書籍。若分析言，名目亦甚多，其字大半屬於形聲一類，竹製者從竹，木製者從木或片，如牘、札、牒、槧、版、簿、籍等皆然。由文字上推測，亦可窺見簡冊之制度。 簡冊之長短，亦可略言之。有長二尺四寸者，有長一尺二寸者，有長八寸者。賈公彥《儀禮·聘禮》疏引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原文作尺二寸，今依阮元校勘記訂正），《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孔穎達《左傳序》疏亦曰：鄭玄注《論語序》以《鉤命決》雲《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通典》卷五四封禪使許敬宗等奏亦引《孝經》、《鉤命決》曰：六經冊長二尺四寸，《孝經》冊長尺二寸。荀勖《穆天子傳序》曰：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凡此所言，皆周時寫六經、紀、傳及國史之簡，是用二十四之分數。及至漢代，其制又略有變更，據王靜安所考，有長二尺者，有長一尺五寸者，有長一尺者，有長五寸者，皆二十之分數。敦煌所出漢木簡之屬於書籍類者，如《急就》篇一尺五寸，而《相馬經》、醫方等皆長一尺；元康三年曆書長一尺五寸，而其餘神爵三年、永光五年、永興元年等曆書又皆長一尺。此為秦以前與漢以後簡冊長短不同之點。 每簡所容字數之多少亦無定，據《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尚書》）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儀禮·聘禮》疏：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雲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荀勖《穆天子傳序》曰：一簡四十字。是則容字之數，有四十字者，有三十字者，有二十五字者，有二十二字者，有八字者。意者容字多者，或為長二尺四寸之簡，《左傳》八字，或即同於《論語》用八寸簡歟。然同是二尺四寸之簡，最多者能容四十字，最少者祇容二十二字，可見字數之多少，是無定也。敦煌所出《急就》篇，以一章為一簡，每章六十三字。有面背分作三行寫，每行二十一字者；有分作兩行寫，一行三十二字，一行三十一字者。字書寫法固應整齊畫一，據《漢書·藝文志》：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為《蒼頡》篇。字書為諷誦之書，故編輯時即有一定字數，如樂歌之分章，與其他書籍不同也。 編簡為冊之法，據《說文》說：中有二編。據蔡邕《獨斷》言：策，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古文冊字作 、 諸形，可以考見二編、兩編之說，乃以繩橫貫諸簡，上下各一道，使諸簡排比成冊。西北科學考查團所得居延諸簡，以年代久遠，多為斷簡殘編。但其中有二冊，一為《兵器簿》，共七十七簡；一為給喪假之文書，共三簡。上下兩編皆為麻線編成。《兵器簿》之兩編且於右側連貫，正如象形字之 ，此由西北乾燥，其編尚未腐朽也。至編之之物，有用皮者，有用絲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韋為熟皮，以熟皮為縷以編簡，謂之韋編，此為以皮編者。《太平御覽》卷六○六引劉向《別錄》曰：《孫子》書以殺青簡，編以縹絲繩。荀勖《穆天子傳序》曰：皆竹簡，素絲綸。《南史·王僧虔傳》曰：楚王冢書，青絲編。此為以各種色絲編成者。居延簡則以麻線編成，又為歷來記載所不及。可見普通書籍不必定用韋編絲編也。治竹木之法，古籍中亦略可考見，《論衡·量知》篇曰：夫竹生於山，木長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為筒，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斷木為槧，析之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牘。《風俗通》引劉向《別錄》曰：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中炙干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吳越曰殺，殺亦治也。可見治竹較治木為煩也。書籍之編簡為冊，簡之多寡，當視其文之長短而定，文長者一冊或數十簡，如《兵器簿》然。庋藏之時，由卷尾卷至卷首，而於其中別插一簡，標其名目。此又由《兵器簿》實驗而得者也。簡冊之字，據葉煥彬所考，一為刀刻，一為漆書，而王靜安所考，書刀用以削牘，而非用以刻字，雖殷周之書亦非盡用刀刻。兩說雖各有理由，而余以王說為長。《考工記》，築氏為削。鄭注云今之書刀。《釋名·釋兵》云：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刊削之刀也。所謂刊削者，謂有謬誤，則以刀削去之也。《史記·孔子世家》曰：至於《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顏師古《漢書·禮樂志》注云：削者，謂有所刪去，以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以筆就而書之。蓋古人以刀與筆並稱，與所謂筆削者本是一意，非謂以刀刻字也。至寫字所用之材，最初以漆書，其後利用石墨。因為照進化程序言，應先用天然材料，而後有比較進步之人工製造材料。漆為木汁，無待於發明，文字最初用漆書，應為合理之事實。漆之燥濕不易調節，故又改用石墨，亦即石炭，俗謂之煤。顧微《廣州記》曰：懷化郡掘塹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寫書。戴延之《西征記》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以書。是皆天然之墨，今稱燃料曰煤，蓋即墨字也。又其後以松燒煙，加膠制墨，則出自人工製造矣。但《後漢書·杜林傳》所載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及《後漢書·儒林傳》所言賄改蘭台漆書經字，恐已非真漆書。蓋後漢時人造書墨已盛行，不應尚用漆書，或此為相傳古本，非漢時所書也。 乙　捲軸 捲軸之制，今所可考見者，皆為隋唐以後之記載。其時已完全用紙，不知縑帛之制如何。敦煌所出六朝卷子亦為紙者，形式與隋唐時相同。故今日所可考者，祇限於紙之捲軸。然由紙以推測縑帛，或亦無甚區別也。捲軸皆橫行，高約一尺，長短無定製，簡冊編為一篇者，則捲軸寫作一卷。今之書籍雖改作冊葉，而猶稱為卷者，乃沿捲軸之舊名也。縑帛之篇幅本是仄而長，以之為長軸，可以無接縫，《初學記》卷二一謂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時截之是也。紙之篇幅不如帛長，則以數紙連為一幅。其接縫之處，以膠黏連之。如有鈐印或署名者，則謂之印縫，或曰押縫，或曰款縫。敦煌所出捲軸，雖至斷爛，而黏連之處未有脫落者，不知其裝潢之法如何也。梁徐陵《玉台新詠·序》曰：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謂以五色紙連成一幅，今日本奈良正倉院藏唐寫卷子本《王子安集》，即為五色箋，知徐文非鋪張也。古紙厚於今紙，單層之紙，即可裝治成軸，不似今之手卷，必以紙數層裝背之。古時抄書，必以墨畫直格，唐時謂之邊准，宋時謂之解行。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七引《李義山集·新書序》卷七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為邊准（原註：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原註：言一幅解為墨邊十六行也），率一行不過十一字。而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三曰：釋氏寫經一行以十七字為準，故國朝試童行誦經，計其紙數，以十七字為行，二十五行為一紙。據程氏、趙氏所說，行數、字數各有定式，今所見唐以前之卷子本，似不盡相符，惟釋氏寫經則以每行十七字為準耳。 縑帛或紙之橫幅可以卷舒者，謂之卷，或謂之卷子。卷心之軸，兩端露出於卷外如車軸者，謂之軸。軸之材，或用琉璃，或用牙，或用玳瑁，或用珊瑚，或用金，或用紫檀，或用楠檀，或用漆。其牙與琉璃之色，或紅，或紺，或白，或青，或綠。《隋書·經籍志》曰：煬帝即位，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唐六典》注卷九記集賢院四庫書曰：其經庫書鈿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書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書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以為分別。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曰：先後（則天）閱法書數軸，將拓以賜藩邸。時見宮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褾，雲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褾玳瑁軸者，雲是梁朝舊跡。唐張懷瓘《二王等書錄》記宋明帝所裝之二王法書，有珊瑚軸者二十四卷，金軸者二十四卷，玳瑁軸者五十卷，旃檀軸者五百三十七卷；記梁武帝所裝者凡七百六十七卷，並珊瑚軸；記唐太宗所裝者凡一百二十八卷，並金縷雜寶裝軸。然則古書之裝軸，有種種材料，可謂窮奢極侈矣。但余疑軸之制不盡通體一律，或卷心用木，而兩端以雜質飾之。觀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十《右軍書記》中記褚河南監裝之卷，率多紫檀軸首，白檀身，可證也。 縑帛或紙之一端既捲入軸內，而他端則以其他材料黏連之，裹於卷外，以為防護，今俗稱包首，古謂之褾。褾字之本義，為領袖之緣飾，此裝於卷端，故亦謂之褾。褾首系絲織品以縛之，其名謂之帶。梁徐陵《玉台新詠·序》所謂散此絛繩，即指此也。褾有用紫羅者，武平一、張彥遠記唐太宗裝軸用紫羅褾是也。有用錦者，竇臮《述書賦》所謂鸞舞錦褾，張懷瓘《二王等書錄》記張芝張昶書用旃檀軸錦褾是也。有特織者，徐浩《古蹟記》記路琦家所得羲之書，其褾是碧地織成，褾頭一行，闊一寸，黃色織成是也。有用紙者，武平一記安樂公主取二王書，「去牙軸紙褾，易以漆軸黃麻紙褾」是也。其帶則有分色者，有用織成者，唐四庫書分黃、縹、紫、朱四色（見上），分色者也。張懷瓘記梁武帝裝二王書以織成帶，張彥遠記唐太宗命褚河南監裝之二王書，亦以織成帶，用織成者也。 卷之外有帙，《說文》七：帙，書衣也，帙或從衣。此乃防捲軸摩擦易損，故為物以裹之，又或因一書捲軸繁多，易致散失或紊亂，故為物以束之。捲軸在內，帙在外，如人之衣服，故謂之書衣。但無論如何裹束，其兩端則仍露於外也。《御覽》卷六○七引《中經簿》曰：盛書有縑帙、青縑帙、布帙、絹帙。《後漢書·楊厚傳》：（厚祖父）春卿自殺，臨命，戒其子統曰：吾綈帙中有先祖所傳《秘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張懷瓘《二王等書錄》記唐太宗裝二王書卷，用織成帙，而梁《昭明太子集》卷一《詠書帙詩》曰：擢影兔園池，抽莖淇水側。……幸雜湘囊用，聊因班女織。似書帙雖用縑、布、絹、綈等為之，而仍以竹為裹也。《鳴沙石室秘錄》記敦煌所出卷子，其外皆以細織竹簾包之。日本正倉院藏唐代雜物，有經帙，皆以細竹為緯，各色絹絲為經，以織成之，四周有錦緣，一端有帶。其一併織成依天平十四年歲在壬午（742年，當唐天寶元年）春二月十四日敕，天下諸國每塔安置《金字金光明最勝王經》等字，殆即所謂織成帙也。今捲軸之制度，尚因書畫而保存，而帙之制度，則已久廢矣。其每帙所包之捲軸，數亦不等，多以捲軸之大小多寡定之，其最普通者為每帙十卷。晉葛洪《西京雜記序》曰：（劉）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為帙，帙十卷，合為百卷。此後漢之以十卷為帙也。梁《昭明太子集》前有劉孝綽序曰：謹為一帙十卷，第目如次。《隋志》有：《周易》一帙十卷，盧氏注。此六朝之以十卷為帙也。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曰：合為三帙三十卷，號曰《經典釋文》。魏徵《群書治要·序》曰：凡為五帙，合五十卷。此唐之以十卷為帙也。宋李清照《金石錄》後序曰：裝卷初就，芸藏縹帶，束十卷為一帙。此宋之以十卷為帙也。然此殆於捲軸繁多者，勻分之為若干帙。梁阮孝緒著《七錄》，每錄分若干部，每部分若干種，而又總計其帙數與卷數。其一部中之種數多者，無由確知其分帙之卷數。而一部僅一種者，其帙數卷數，則顯而易見，如《子兵錄》陰陽部一種一帙，錄外之《聲緯》一帙，皆為一卷。《子兵錄》農部一種一帙，則為三卷。錄外之《文字集略》一帙三卷，《序錄》一帙，則為四卷。錄外之《古今世代錄》一帙，則為七卷。錄外之《雜文》一帙，則為十卷。錄外之《高隱傳》一帙十卷，《序例》一卷，則為十一卷。錄外之《序錄》二帙一十一卷，則以十一卷分置二帙，必五卷或六卷為一帙矣。若然，則無論捲軸之多寡，皆有帙以防護之，而捲軸多者，分帙亦無標準也。 捲軸以帙裹束，置於架上，每患不易檢尋，故有簽以為標識。《唐六典》注謂集賢院四庫書用牙籤，以紅綠碧白分經史子集。唐韓愈《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亦曰：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如手未觸。皆言簽之材質，為象牙所制。但余以為普通書籤，未必皆用牙，必有用木或紙或帛者。此種書籤，既為便於檢尋而設，則其上當記其書名及卷數，此又可推測而知者也。 丙　冊葉 卷子之長幅，一端有褾，如欲檢閱後幅，非將全卷展開不可。手續既極繁重，時間又不經濟，故不得不謀改革之法。紙之篇幅本不如縑帛之長，當時因欲因襲縑帛之形式，不能不將各紙黏連，以就卷子之制度。今既感覺不便，祇有使之不連，解為散葉之一法。此種散葉，便謂之葉子。宋歐陽修《歸田錄》卷二曰：唐人藏書皆作捲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捲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邰《彩選》之類是也。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五曰：古書不以簡策，縑帛皆為捲軸，至唐始為葉子。是葉子即未經黏連之散葉，對卷子而言，便稱葉子，俗又寫作頁。散葉既為便於檢閱而設，則裝置之法，自應變卷舒為摺疊。此種摺疊之制，仍因襲編連眾簡之稱，謂之為冊。故唐宋以後之冊子，即指冊葉而言，非復簡冊之冊。《演繁露》卷七曰：近者太學課試，嘗出文武之道布在方冊賦，試者皆謂冊為今之書冊。不知今之書冊，乃唐世葉子，古未有是也。可見宋時簡冊久廢，冊之一字，久為紙葉書籍之定名矣。今稱散葉謂之葉，積葉謂之冊，總稱摺疊之制，則謂之冊葉。 在卷子解散為葉子之時，先有旋風葉，而後有散葉，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三曰：斐鉶《傳奇》載成都古仙人吳彩鸞，善書小字，嘗書唐韻《鬻之》。……世間所傳《唐韻》，猶有口旋風葉，字畫清勁，人家往往有之。所謂旋風葉者，謂以捲軸之長幅，變卷舒以為摺疊，自首至尾，可以循環翻檢，今俗稱經折式，唐宋之時謂之旋風葉。釋教經典至今猶有作此式者。 自冊葉之式發明，而後有刊版印刷之法。蓋捲軸為長幅，無從割裂，自有葉子而後，每葉有一定字數，由一葉以至於十葉百葉，自為篇幅，而遞相銜接，以一葉為一版，而編次其數。積行而成葉，積葉而成冊，積冊而成部，而後書籍之制日臻於進化，至今日而未變。其裝訂之法，最初以每葉反折之，黏其版心之背，使兩旁之餘幅向外，不用線訂，謂之胡蝶裝。謂攤書之時，中有黏著，兩旁各半葉，如胡蝶之有兩翼也。其外則以紙或帛為護葉，裹於書背，而亦黏其中縫，今俗謂之裹背裝，以別於線裝之護葉上下各半葉也，宋時初改冊葉，多為胡蝶裝，書版之左上角，往往於闌外刻書之篇題一小行，為便於翻檢而設。今之裝法，既以版心向外，而刻書者猶於此處刻字，殊可笑也。胡蝶裝所以有版心者，一以志書版之名目卷第，使印刷或裝釘時不致紊亂，一以留黏貼之餘地，使讀者不致礙目。故書名之在二三字以上者，往往摘取其一二字以著之，絕無意義可言也。其庋置之法，乃以書背向上，書口向下，排比植立，不似線裝之壘置者。何以知之，以北平圖書館藏原裝宋本《歐陽文集》、《冊府元龜》等書，其書根上皆寫書名卷第，自書背至書口，一行直下，而書口余幅之邊際，皆曾受摩擦也。其分卷之法，不必以一卷為一冊。有一冊之中容數卷者，則以異色之紙或帛黏貼於每卷首葉之書口，以為識別，如西文字典之標A B等字母之法，為其便於檢尋也。北平圖書館藏《文苑英華》為宋景定元年（1260年）裝背，其每卷首葉即有黃帛標識，可以為證。此種裝式，至元初猶存，不知廢於何時也。 胡蝶裝之書葉皆單層，紙薄者尤易使正面與正面黏著，致翻檢時多見紙背，故其後以書葉正折之，使書版兩旁之餘幅皆向書背，而版心之書名卷第皆向書口，於檢尋更覺便利，於是版心遂有書口之稱。其實胡蝶裝時並不以為書口也。葉既正折，則兩旁余幅轉而向後，可以鑽釘，故以紙捻釘之。仍加護葉，以裹背法裝之。其後復以裹背不便於裁切書背，乃改護葉為上下各一葉，而以線釘其書背，即今所謂線裝也。線裝之書，固較胡蝶裝易於檢尋，然其弊則書口往往易裂。今書賈裝舊書最喜襯紙，一襯紙而書口必不能保，此尤可恨也。改胡蝶裝為線裝，不過略變其裝置之法，於版片初無區別。且胡蝶裝之版心，至線裝時而更著其效用。惟圖畫之書，利於反折，若改線裝，則判而為二，如阮元仿宋刻繪圖《列女傳》，原書為胡蝶裝，仿刻則為線裝，閱者即感其不便矣。 1947年秋，故宮博物院收得唐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一卷，為海內佚書。其裝潢雖為卷子，而內涵散葉二十四葉。蓋以兩紙裱成一葉，故兩面有字。其裝為卷子也，則以第一紙裱於卷內。自第二葉起，僅以葉之一端黏著卷上，以次錯疊，如魚鱗然。卷之則成捲軸，不見散葉之跡，宋濂跋稱其裝潢之精，出自宣和內匠，是猶北宋原裝也。其後雖有洪武叄拾壹年肆月初玖日重裝字樣，意必修整原裝，未更形式也。元王惲《玉堂嘉話》卷二：吳彩鸞《龍鱗楷韻》，柳誠懸題……其冊共五十四葉，鱗次相積，皆留紙縫，天寶八年制。與此卷形式相同，蓋即龍鱗裝也。 冊葉之有函，亦如捲軸之有帙，所以防護之也。現在的制度有二種：一種是以硬紙為裹，而外糊以布帛，函其四面，而露其兩端，其名謂之帙，俗謂之函，其制即由捲軸之帙蛻變而來，不過改軟為硬耳。一種是以木板兩塊，上下夾之，其名亦謂之帙，俗又謂之夾板。函之口為牙或骨之簽二以鍵之，遂因牙籤之舊名。板之兩端橫貫兩帶以束之，遂因帶之舊名。其實並與捲軸異制矣。此兩種制度，以言防護，則板不如函，然函是糊成，易生蠹，不適於卑濕之地，故南方多用夾板。 以上所說古今書籍之材質及形式之變遷，皆根據已往之記載，更證以遺留之實物，考其大略如是。罣漏之處，恐不能免。尚希望當世博雅之士，補其闕遺，正其謬誤，則幸甚矣。 〔《凡將齋金石叢稿》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