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及其缺憾 · 一、愛因斯坦的來信

親愛的弗洛伊德教授： 國際聯盟及其在巴黎的國際知識分子合作協會，提議邀請一位由我自己選定的人，就我所選擇的任何問題坦率地交流一下看法，這使我能有一次非常難得的機會同您討論一個問題，這是關係到世界文明必須面對的國際現狀中的最重大問題。這個問題就是：人類有從戰爭的厄運中解放自己的途徑嗎？眾所周知：隨著現代科學的進步，這個問題已成為我們所知的文明的生死存亡問題。但解決問題的每一種努力卻以令人痛惜的失敗而告終。 此外，我相信，有些人的責任就是在職業上和實踐中解決這種問題，他們正愈益認識到他們無力解決，現在非常渴望向那些專注於科學追求的人學習，這些人能夠按主觀需要解決客觀世界的問題，對我而言，我的思想的正常目標使我對人類意志和情感的黑暗之處未能深入研究。因此，在現在提出的這項研究方面，我所能做的只不過是尋求澄清這個爭論中的問題，闡明更明顯的解決方法的背景，使您能運用您那廣泛的關於人類本能生活的知識對這個問題加以闡明。那些對心理科學一無所知的外行人，存在著某些心理障礙（psychological obstacles），這些障礙的存在，使他可以做出朦朧的猜測，但他卻不能了解這些障礙的互相關係及其古怪行為（vagary）。我相信，您將能夠或多或少地置身於政治範疇之外，提出一些有教育意義的方法，從而闡明這些心理障礙。 作為一個沒有民族主義偏見（nationalist bias）的人，我個人認為，膚淺的（即從行政管理方面）解決這個問題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通過國際上的一致同意，建立一個立法和司法的機構，以解決國與國之間產生的一切矛盾衝突。每個國家都必須遵守該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每一個有爭議的案件都要援引法律的決定，無保留地接受它的裁決，並執行法庭所認定的為執行其議案所必需的一切決議。但在這裡，我從一開始便遇到了一個難題：法庭是人類的一種機構，它依照權力受其控制的程度而變，因而不適於強制執行其裁決，因而更易於使這些裁決受到法庭以外職權壓力的痛苦的曲解。這是一個我們必須考慮的事實。法律和強權不可避免地要同步前進，法庭的裁決幾乎更接近社會所要求的理想的公正（這些裁決是以社會的名義和利益而宣布的），因為社會擁有有效的力量來強制尊重其司法理想。但是，目前我們還不擁有任何超國家的組織，它能夠提出具有無可辯駁的權威性的裁決，並強制人們絕對服從對其裁決的執行。這就使我得出了第一條公理：尋求國際安全包括每一個國家都要以某種方式對其行動的自由，即對其主權實行無條件的克制，要達到這種安全別無他途，這顯然是毫無疑問的。 近10年來，為達到這一目標而做的一切努力的失敗，儘管這些努力有明顯的誠意，使我們毋庸置疑一些強大的心理因素促使這些努力趨於癱瘓。這些因素中有一些是不難發現的。每個國家的統治階級的特點都是渴望獲得權力，這使他們拒絕國家主權受到任何限制，這種對政治權力的渴望傾向於用另一個群體的活動來養肥自己；他們的渴望是唯利是圖，是為經濟利益服務的，我特別記得在每一個國家中都十分活躍的，雖然較小但起決定作用的群體是由這樣一些個體組成的，他們對社會所考慮的事物和各種限制漠不關心，而把戰爭、武器的製造和銷售只視為發展其個人利益和擴展其個人權力的一次機會。 但是，即使認識到這個明顯的事實只是朝向理解實際事態的第一步。緊接著另一個問題便提出來了：這一小集團怎樣才能使在戰爭狀態下只有遭受損失和痛苦的大多數人屈從於他們的意志，服務於他們的野心呢？（談到大多數人，我並不排除選擇戰爭為其職業的每一級士兵，他們相信他們是為了保衛其種族［race］的最高利益，而攻擊常常是最好的保衛方法。）對這個問題的明顯回答似乎是，在目前是統治階級的少數人支配著學校和出版發行，通常還支配著教堂。這使它能對群眾的情緒加以組織和統治，使之成為他們的工具。 但是，即使這樣回答也沒有完全解決問題。隨之而來又提出了另一個問題：這些機構是怎樣如此成功地把人們鼓動起來，達到如此瘋狂和熱情的程度，甚至不惜犧牲他們的生命呢？回答可能只有一個，因為在人的內心深處有仇恨和破壞的欲望，在正常情況下這種激情處於潛伏狀態，它只在不同尋常的情況下表現出來；但是，要使之發揮作用並使之達到集體精神病（collective psychosis）的程度，則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這裡或許展現著我們所考慮的全部最複雜的重要因素，一個只有人類本能論專家才能解答這一問題的謎。 這樣我們又回到了在前提到的一個問題，是否能夠控制人類的心理演變（mental evolution），以便使之能抵制仇恨與破壞的精神病？這裡我想到的不只是沒有文化的所謂文盲。經驗證明，正是「所謂知識分子」才最容易屈從於這些災難性的集體暗示，因為知識分子一般與生活沒有直接聯繫，而是以最容易的綜合形式——書面印刷形式——來對待它。 結論是：迄今我一直談論的只是國家之間的戰爭，即所謂的國際衝突。但是，我已完全認識到攻擊性本能在其他形式和其他情況下也起作用。（例如，我想到內戰在早年歸咎於宗教熱情，但現在卻歸咎於社會因素；或者，再說一遍，歸咎於對少數種族的迫害。）但是，我堅持認為人與人之間最典型、最殘酷和最放肆的衝突形式是蓄意的，因為在這裡我們有最好的機會找到使所有武裝衝突都不可能發生的方法和手段。 我知道，對這個緊迫而又吸引人的問題的所有爭論點，在您的著述中我們可以找到明確或隱含的答案。但是，如果您能以您最近的發現去探討這個世界和平問題，則對我們都是最大的幫助。因為這樣的探討完全可以為新的、富有成果的行動方式闖出一條新路。 您最忠誠的 A.愛因斯坦 1932年7月30日，波茨坦附近的卡普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