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人生 · 文化、武化與工商化
文化可說是精神的文明，武化是武力的文明，工商化是物質的文明。
文化是名詞，同時也是動詞；化字含有改變的意義；文要化，要影響其他的一種東西，要感化或支配別一種東西；譬如教育，譬如詩歌，可以使人向善，可以使人有優美的情操，這就是文化之一。武化就是要以武的事物去感化或支配別的人或物，譬如在我們附近放著許多槍炮，堆著一些沙包，我們的精神就會緊張起來，這也就是武化的一例。文可以化，武可以化，工商業也可以化。古人說：「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香可以改變環境，可以支配其他的東西，正可解釋「化」字的功用。
中國一般人的舊看法，認為文化與武化是對立的、不相容的，文人主張文化，武人主張武化，提倡物質文明的人就反對精神文明。另外有些人就以為精神文明一定是高尚的，其他的文明一定是比較低級。本人以為這是不對的。這是舊的看法，這種看法會影響到文化的發展。
我今天要提出一種新的看法：第一點，我以為文化必不是純粹文化，而必定以武力和物質為其因素；文化失去這兩者就會變成空虛；例如我國，凡是文化最發達的時代，必定是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同時發達，如春秋戰國時代，乃是文化最盛的時代，當時的士除了學習禮樂詩書數以外，還要懂得射御，並且工商業也很發達，太史公作過一篇《貨殖列傳》，可證明當時商業化是被人注重的。其次，漢朝、唐朝也是如此，元朝初年也是如此，由歷史看來，可知三者是同時發展的。在魏晉南北朝與南宋時代離開武化和工商化，而專事清談與玄學，所以受外族侵略，這乃是不健全的文化。在印度、希臘亦有同樣表現，當它們專講空疏的文化而不努力於實際的武化和工商化的時期，它們是不免受異族侵凌的。所以三者不可分，一個真正文化的總體是包括武力和工商業與技術等等在內的。
第二點，武化或工商化並不低於文化、精神文明。普通俗話說：「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我們也可以說：「各界出聖人，」即是軍事上有軍事上的聖人，工商業上有工商業上的聖人，各界有各界的特點，各種事業有各種事業的偉大之處，不能說某界比某界要卑下。
第三點，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和武力三者是互相影響、互相幫助、互相充實而互相聯繫的。譬如一有戰爭，其勝利得之於文化和工商業的幫助是非常大的。那就是說，工商業與教育發生密切關係，軍事可影響學術，學術又可影響工商，三者聯繫起來成為一個有機體。
過去若干年來，一般人都認為文武不相容，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有高下的分別。那是什麼原故呢？那是一般人的錯誤觀念，一般人只知道某種東西的壞處，而不知道其好處，譬如講到文化，或者講到書生、學者、文人，一般人就會連想到文弱。儒者素來被人認為懦弱的象徵，「儒」字本來就含有「懦」字的意思。又有人認為文人乃是不事生產者，文人乃是虛文而不切實際者。再說武化，一般人聽到「武」字就會聯想到野蠻、橫暴、動武、行兇、兵災、匪禍、暴君、專制、惡魔、霸王等等。這都是錯觀念，而非正面意義。這也是很壞的習慣。因為，凡是看見一個名詞，都向壞的方面想，即令是極好的一個名詞也向壞的方面想，那豈不是一種危險思想麼？我再講下去：又如工商化，所謂工商，本是一種職業，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但是一說到「工」，一般人就會聯想到苦力，奴隸，被剝削者等等。一說到「商」，一般人就會聯想到什麼「學校商業化」等等名詞。如果說到商人，就會聯想到投機、市儈、自私、勢利等等名詞。固然有少數商人是不免有這些壞的行為，但大多數商人決不是如此，一般人卻往往把壞的解釋作為普遍的現象，這確是一種不健康的思想習慣，一種壞的思想方式。如果任這種壞的思想方式發展下去，那麼就沒有人願意作商人了，也沒有人願意作工人了。而且文人看不起武人，武人也看不起文人；一般人又看不起工商業的人，工商業的人也瞧不起文人和武人，於是文武對立，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對立，如果長此下去，中國不會工業化，也不會有一個強有力的國防軍，決難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
現在從正面意義來解釋這三點：
（一）文化：所謂文化，乃是人文化，即是人類精神的活動所影響、所支配、所產生的。又可說文化即是理性化，就是以理性來處理任何事，從理性中產生的，即謂之文化。文化包括三大概念：第一是「真」，第二是「美」，第三是「善」，文化要以真理來感化、來影響，就名詞上的意義來說，文化是真理所產生，所以文化是真理化，但真理是從學術上研究而得的，例如哲學科學等等都是構成文化的因素，也可說是學術化；所謂「美」，就是藝術化，使欣賞的人有美感，受陶冶；所謂「善」，即是道德化。總起來說，真美善即是真理化、藝術化、道德化，而由於系高尚的情感、堅強的意志和正確的理智所產生，可以說即是精神化——精神文明。而文化的特徵乃是征服人類的精神，使人精神心悅誠服。
（二）武化：武化即是武力，以武力來影響支配人。武力的最基本要素有三點：第一是強壯的身體；第二是勇氣；第三是俠義。要有強壯的身體，才能夠有所作為；勇氣就是有膽量，有膽量才敢於有所作為；俠義就是正義感，有了正義感才會判別應當做的就做，不應當做的就不做，古人用關公作為義氣的代表，因為關公最重義氣，富於武德，置生死利害於度外。
（三）工商化：我今天沒有講「農」就把農也包括在工商化裡面，工人的意義表示勞動。雙手萬能，而且有技巧；另外又有勤勉的意義，因為他們是不斷地工作下去；並且包含有生產和創造兩種意義，就是說生產之外還能創造新的東西，這些可說是工業化的美德。此外工業上有一種「交貨」的規章，譬如我們去定貨，工廠必定會按照議定的時間交貨給我們，而且按照我們所需要的條件絲毫不會「偷工減料」的交貨給我們。這真是一個最美的道德行為，對於社會有一種良好的影響。因為工業有這些優點，所以征服自然，要靠工業。至於商呢？我們也不能拿壞意來看商人。商人的特點是有利益的觀念，並且講利同時講用，所謂生財有道，使任何事都可以增長利益；並且還要計算利益，選擇有利益的事來干，而捨棄沒有利益的事；其次就是通有無，即是各地的貨物互相流通，這也靠商業；再次，就是信用公平，這兩項美德也是商業上具備的；還有兌現也是商業上的美德，譬如銀行發出鈔票或支票，必定能夠兌現的，這種觀念也應用到日常生活和處世接物上面來，譬如我們說話做事都能兌現，那豈不是我們的一種美德！
由這樣看來，可以曉得文人、武人、工人、商人各有美德，希望各個加以發揮，構成一個最優良的文化總體。我們要除掉舊的不健康的思想，我們要使文化促進武化，也助工商化，使它們互相幫助，互相救短。譬如軍人與文人接觸後要合作、要互助。工商業家和文人，或軍人與工商業家都要互相幫助，那麼學術可助軍事的發展，又可助工商業發展；工商業也可助軍事建設，軍事又可保護文化和工商業的安全。
我們現在再來談談武化與工商化如何接受文化。
先說工業化。現代工業是數學、物理、化學等等的結晶，那就是說工業非學理化不可，由此可見工業必須有文化的幫助。我們知道工程師就是一個有學問的人。無學問的人是幹不成的，舉一個例子，我有一個朋友，以前是學哲學的，學識非常豐富，後來從事軍事工業。工作幹得很好。我會他的時候，他自稱是一個鐵匠。我們可以斷定這個鐵匠是一個學識豐富的鐵匠。又有一個留學的朋友，他是學農的，他也自稱農夫，可是，這個農夫是有豐富的學識作基礎的。再說工業也是美化。例如，工程師設計建築一座房子，他必定考慮如何使它富麗堂皇，如果設計一部汽車，他必定考慮如何才能使它美雅玲瓏。這都是可以啟蒙人的美感的。工業化更有道德的意義，例如交貨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再說商業，如果離開學術也是站不住腳的。如現在大學裡面有商學系，研究會計學、統計學、銀行學、貿易學等等高深的學識。而一個求發展的大商人更要具備豐富的國際政治和法律的知識以及地理歷史的知識和豐富的常識。而信用、公平和兌現等觀念又造成商業道德化。
說到武化，我們都知道，軍事學是需要天文、地理、物理、化學、數學、心理學等等作基礎的。而歷史上更有不少的軍人對於文學和政治都有深刻研究。由此可知軍事學非學術化不可；而軍人的精神，重勇敢，能犧牲，守紀律，負責任等等觀念，更是道德化；打仗的方法對進退、虛實、冒險、兩方人數多寡，都是按照一定的規則去做，而且是隨機變化的，所以軍事也包含藝術化。
所以軍事、商業和工業都必須學術化、藝術化、道德化，並且必須受精神文明的幫助。
武化和工商化接受文化的情形說過了。文人學者們如何接受武化和工商化呢？一個學者要爬山遠足去找標本，必須身體好；而冒險作科學上的試驗或冒險到危險地方去作科學材料的搜集，這又需要勇氣；這就是武化的條件。學者的演講，寫文章就是工作。從事這種工作，也需要勤；也要有「產品」；並且要有創造的精神，才會有新的發現。例如學校，在某種意義下好像工廠，學生就好像是「產品」；所以學術、教育都含有工的成分，而文化也具有工化。又說學術教育等如何商化，我們說什麼事業商化，或什麼學術商化，這並不是罵人，而是講究如何獲得效益，如何可以獲得最高的效果。從前人總是教人自己吃虧。我們現在改變了，我們不能吃虧，而且還要講究獲得利益，不過我們並不單單顧全自己的利益，我們還要顧到國家、社會、同事、朋友的利益。我們也要計算利益。我們也要交換學術。信用在學術上也是要保持的。交貨也可應用在學術上，例如講演作論文都是要定期交貨的，而戰時美國政府限定科學家在某時期內要造出原子彈交貨，而美國科學家就依照限期交貨。任何學者都要取薪水，但是必須有材料，有貢獻，而且是貨真價實的交出來，這就是具有商業上的意義。
簡而言之，工商人有事業心，文化人也必須具有事業心。過去我國文人喜歡擺架子，無論什麼事情，只肯用口講講，或者用筆寫寫，如果要他們親身去觀察，去研究，去搬弄，他們認為是有損身份，所以事業辦不好，而受文弱甚至病夫的譏諷，這是要急急改正的。
文化而兼武化和工商化，在西洋已經辦到，所以他們的文人都有事業心，而工商業和軍事也已學術化、道德化、藝術化，三者互相幫助、互相充實、互相聯繫。這在西洋是已成事實，我今天不過對於這種事實加以理論的說明罷了。
我們的孔子是中國第一個文化人，然而他能射，能御，並且常佩劍，可見他是兼有武化的精神，他的弟子中有子路，子路非常勇敢而強壯，是典型的軍人；有子貢，子貢善於做生意，可說是典型的商人；孔子博學而無所不知，可說是文化的總體象徵。我現在說文化、武化、工商化三者要合一，這也可說是孔子精神的新發揮。
中國社會上，一般的家庭或商店，特別是美國唐人街的華僑商店，都供著文昌帝君、關聖帝君和財神三個神像。文昌帝君可代表文化，關聖帝君可代表武化，財神可代表工商化；由這點看來，無形中表現中國社會傳統的信仰也是合乎這三個原則的。不過希望這三位神不要對立，而要互助，可以說關聖帝君和財神要合作而向文昌帝君致敬，文昌帝君也要對他們兩位隨時幫助。
最後，我們拿政治來印證一下：要搞政治，必須先有基礎；以歷史來看，政治的基礎最初是武力，後來是財力；原始時代政治都建立在武力上，近代建立在工商業上；武力的政治常產生霸道，工商業的政治常產生資本家。以後必須加上一個「文化」。先要有文化作為政治的基礎，即是以學術教育來做武力和工商業的基礎。中國儒家和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即是這樣主張過，於是政治必須以這三者的聯繫和互助，然後政治基礎才可以穩固。
（寫於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