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人生 · 學術與政治

（一） 「入國問禁，入境問俗」，是我們先民提出來表示走進了一個文明的獨立的國境裡，為尊重該國的禮俗起見，所應取的態度。我覺得應用這個原則來表示尊重學術的獨立自主所應取的態度，實在再好不過了。因為每一門學術亦有其特殊的禁令，亦有其特殊的習俗或傳統。假如你置身於某一部門學術的領域裡，妄逞自己個人的情慾和意見、怪癖和任性，違犯了那門學術的禁令，無理地或無禮地不虛心遵守那門學術的習慣或傳統，那麼你就會被逐出於那門學術之外，而被斥為陌生人、門外漢。一如寄居在一個獨立自主的文明友邦里，假若你違犯了友邦的禁令，不遵守該國社會上共遵的禮俗，就會被驅逐出境一樣。不幸學術上的獨立自主之常受侵犯，一如弱小國家的主權之常受侵犯一樣。宗教要奴役學術作為它的使婢，政治要御用學術作為它的工具。貴族資本家也常想利用學術作為太平的粉飾、保持權利的護符。所以學術的負荷者要保衛學術的獨立自主，以反抗外在勢力的侵凌，就好像有守土之責的忠勇將士，須得拚死命以保衛祖國一樣。 最易而且最常侵犯學術獨立自主的最大力量，當推政治。政治力量一侵犯了學術的獨立自主，則政治便陷於專制，反民主。所以保持學術的獨立自由，不單是保持學術的淨潔，同時在政治上也就保持了民主。政府之尊重學術，亦不啻尊重民主。 （二） 所以一談到學術，我們必須先要承認，學術在本質上必然是獨立的、自由的，不能獨立自由的學術，根本上不能算是學術。學術是一個自主的王國，它有它的大經大法，它有它神聖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廣大的範圍和領域，別人不能侵犯。每一門學術都有它的負荷者或代表人物，這一些人，一個個都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態度，忠於其職，貢獻其心血，以保持學術的獨立自由和尊嚴。在必要時，犧牲性命，亦所不惜。因為一個學者爭取學術的自由獨立和尊嚴，同時也就是爭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獨立和尊嚴，假如一種學術，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飾，或者為經濟所左右，完全為被動的產物，那麼這一種學術，就不是真正的學術。因為真正的學術是人類理智和自由精神最高的表現。它是主動的，不是被動的，它是獨立的，不是依賴的。它的自由獨立，是許多有精神修養、忠貞不二的學術界的先進，竭力奮鬥爭取得來的基業。學術失掉了獨立自由就等於學術喪失了它的本質和它偉大的神聖使命。 同時在某種意義下，政治也是獨立自由的，它也有它特殊的領域，神聖的使命，它有它的規矩準繩，紀綱律例，它也需要忠貞不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英雄豪傑之士來爭取保持它的獨立自由。政治沒有獨立自由，便根本不能指導、統治、推動整個社會國家的經濟、行政、教育、外交、軍事等一切活動。 學術事業不是隨便一個人可以擔當的，政治事業也不是隨便一個人可以勝任的，學術需要特殊的天才和修養，政治也需要特殊的天才和修養。長於政治的人，不一定長於學術，同樣，長於學術的人，也不一定長於政治。許多專門學者，學問儘管很好，但在政治上，卻不一定會有偉大的表現。有時甚至有學問愈好，而政治能力愈壞的人，因為知與行、知理與知人、治學與治事，雖不無相互關係，但究有不同，需要兩套不同的本事。大體上說，須得分工合作，而不易求兼全之才的。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里主張哲學家做國王，如果他的意思是說偉大的政治家必須是有科學、哲學陶養的通才，倒不失為很有深意的說法，如果誤解他的學說，以為最好的學問家，一定是最好的政治家，那麼在實際上政治恐不免貽誤於書生迂闊之見，而理論上，也就忽略了學術與政治各有其獨立自主的範圍了。 （三） 學術有學術的獨立自由，政治有政治的獨立自由，兩者彼此應當互不侵犯，然而學術與政治中間，又有一種密切的聯繫，失掉了這一種聯繫，就會兩敗俱傷。 通常一個上了軌道、自由獨立的政府，一定會尊重學術的自由獨立，一個自由獨立的學術也一定能夠培植獨立自由的人格，幫助建樹獨立自由的政治。因為學術是政治的根本、政治的源泉。一個政府尊重學術，無異飲水思源，培植根本。假如政府輕蔑、抹煞、鄙視學術，那麼這個政府就漸漸會成為「不學無術」、「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的政府，恐怕不久也就會塌台的。 由此足見學術和政治的關係，也可以說是「體」與「用」的關係。學術是「體」，政治是「用」。學術不能夠推動政治，學術就無「用」，政治不能夠植基於學術，政治就無「體」。我們說學術推動政治，並不是說單是學術界少數學者教授先生們，就可以擔任這一個偉大的任務，我們的意思是說，學術的空氣、學術的陶養，必須要瀰漫貫穿於所有政治工作人員的生活之中，就是說每一個政治工作人員都曾經多少受過學術的洗禮，並且繼續不斷地以求學的態度或精神從事政治，以求學養的增加、人格的擴大。政治是學術理想在社會人生的應用、組織和實現。也可以說，政治是學術的由知而行，由理想而事實，由小規模而大規模，由少數人的探討研究到大多數人的身體力行。政治沒有學術作體，就是沒有靈魂的軀殼，學術沒有政治作用，就是少數人支離空疏的玩物。 因為這種關係，我們可以說，任何建國運動，最後必然是學術建國運動。離開學術而言建國，則國家無異建築在沙上。學術是建立國家的鐵筋水泥，政治上所謂真正的健康的「法治」，或者儒家所提倡的「禮治」、「德治」，本質上皆應當是一種「學治」。「開明的政治」就是「學治的政治」。離開學術而講法治就是急功好利、殘民以逞的申韓之術；離開學術而談德治，就是束縛個性、不近人情、不識時務的迂儒之見；離開學術而談禮治，就是粉飾太平、虛有其表、抹煞靈性的繁文縟節與典章制度。 學術既然成為政治的命脈，所以中國學者有所謂「學統」、「道統」與「政統」、「治統」的分別（參看王船山《讀通鑑論》卷十三）。各人貢獻其孤忠以維繫他自己所隸屬的「統紀」。有時二者不可兼得，深思憂時之士，寧肯捨棄「政統」的延續，以求「學統」、「道統」的不墜。譬如孔子最初也未嘗不想作一番武王、周公的政治事業，然而時勢已非，他就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著《春秋》，以延續學統、道統，擔負「素王」的工作。顧亭林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真正的意思是說，一朝一姓的興亡或統治者的興亡是食一朝一姓之俸祿的當政者的責任；而有關天下的興亡，亦即學統、道統的興亡，人人都有責任。他這種思想，當明朝滅亡，滿人入主中原的時候，特別有其苦心與用意。和他同時代的王船山，以民族的命脈、學統的維繫自命，因此有同樣的抱負。王船山說：「天下不可一日廢者，道也。天下廢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廢者，學也。……一日行之習之而天地之心昭垂於一日，一人聞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達於一人」（見《讀通鑑論》卷九，下同）。足見在一切政治改革，甚至於在種族復興沒有希望的時候，真正的學者，還要苦心孤詣，擔負起延續學統、道統的責任，所以王船山又說：「當天下紛崩，人心晦否之日」負延續道統學統的使命就是「獨握天樞，以爭剝復」的偉業。從學統、道統的重要以及其與政統的關係看來，我們就可以知道，政府尊重學術，就是培養國家的元氣，學者自己尊重學術，就是小之尊重個人的人格，大之培養天下的命脈。 （四） 學術的獨立自由，不僅使學術成為學術，亦且使政治成為政治。因為沒有獨立自由的學術來支持政治，則政治亦必陷於衰亂枯朽，不成其為政治了。所以爭取學術的獨立與自由，不只是學者的責任，而尊重學術的獨立與自由，亦即是政治家的責任了。一個學者求學術的獨立與自由，有時誠應潔身自好，避免與政治發生關係。特別避免為奸雄霸主所利用，而陷於揚雄、蔡邕的命運。故有時學者必須超出政治方能保持學術的獨立與自由。但須知獨立自由和「脫節」根本是兩回事，求學術的獨立自由可，求學術和政治根本脫節就不可。學術和政治不但須彼此獨立自由，還須彼此分工合作，就好像許多獨立自由的公民，分工合作，形成一個健全的近代社會。假如學術和政治脫了節，就好像原始時代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不能收分工合作團結一致的效果。這樣，決不能產生近代的學術，也不能產生近代的政治。 學術界常常有一些人，逃避政治，視政治為畏途，視政治為污濁，惟恐怕政治妨礙了學術的清高。這種態度足使學術無法貢獻於政治，政治不能得學術的補益，因而政治癒陷於腐敗，學術愈趨於枯寂。這種與政治絕緣的學術，在過去的中國，頗占勢力，如像乾嘉時代的考證，不過是盛世的點綴，南北朝的玄談，也不過是末世學人的麻醉劑，無補於治道，也無補於世道。這種學術，表面上好像是超政治而自由獨立，實際上並沒有達到真正自由獨立的境界。真正的學術自由獨立，應當是「磨而不潾，涅而不淄」。學術到了這一種程度，它就能夠影響和支配政治社會，不怕政治社會玷污了它的高潔。假如我們奉考據玄談為學術獨立自由的圭臬，那就離真正的思想自由、學術獨立太遠了。最奇怪者就是有許多人，他們所操的學術，儘管與政治絕緣，與社會民生兩不相干，然而他們的生活，卻並不與政治絕緣。他們為爭權奪利的功名之念所驅使，一樣也可以憑個人私智和申韓之術，去作不擇手段的政治活動。反之，如孔子、孟子、顧亭林、王船山等人，他們的學術維繫政治的命脈、民族的興衰，然而他們的生活卻是超出政治，高潔無瑕的。 學者維持學術的尊嚴，須在學術創造的自身上努力；而不在放任乖僻的性情，抱虛驕的態度。輕蔑政治，笑傲王侯，本來是文人習氣。許多人都誤以為這種習氣，就是維持學術尊嚴的正當態度。我並不是說學術本身的價值不如政治，我也不是說學者尊嚴神聖的使命，超世絕俗的造詣，沒有足以睥睨一切、笑傲王侯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說，學者表面上絕不可顯露出笑傲王侯、輕蔑政治的虛驕態度，因為這隻足以表示乖僻任性帶有酸葡萄意味的文人的壞習氣，而不足以代表純正的學者態度，如像陶淵明「不為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普通都引為輕蔑政治的美談。其實陶淵明辭官歸田另有他的苦衷。那時他看見晉室將亡，劉裕將篡，他不願意作貳臣，他實有「不可仕，不忍仕」之苦衷，而並沒有根本輕蔑政治、助長文人傲氣之意（這是採取王船山獨到的看法，見《讀通鑑論》，卷十五）。杜工部詩：「本無軒冕志，不是傲當時」，王右丞詩「古人非傲吏，自闕經時務」，足見中國正統的大詩人，深知各人的志趣能力每有不同，詩人天才與政治天才有別，自己解釋自己對於政治，並沒有取虛驕輕蔑的態度。又如周濂溪不卑小官，然而這並不損害他「胸懷灑落光風霽月」的高潔風度。 輕蔑政治的文人習氣，既然為詩人高士所不取，所以現代的人更不能夠襲取這種態度，作為保持學術自由獨立的護身符。而且輕蔑政治比反對政治還要壞。政府措施如有失當，你盡可批評，貪吏的行為，你可加以攻擊，奸賊的黑幕，你不妨去揭穿，你均不失為一個正直勇敢的公民。現在那些有輕蔑政治習氣的人，對於一般從事政治的人，尖酸刻薄，嘲笑譏諷，而對於貪官污吏大奸巨憝，反而取幽默縱容的態度。像這樣的態度，於學術的前途、國家的前途，恐怕兩皆有害而無利。這種脫離政治、輕蔑政治以求學術自由獨立的傳統風氣，在學術上是不健康的空氣，在政治上，也不易走上近代民主政治的道路。 好在自從新文化運動以來，在中國大學教育方面，總算稍稍培植了一點近代學術自由獨立的基礎：一般學人，知道求學不是做官的手段，學術有學術自身的使命與尊嚴。因為學術有了獨立自由的自覺，對於中國政治改進，也產生良好影響。在初期新文化運動的時代，學術界的人士，完全站在學術自由獨立的立場，反對當時污濁的政治，反對當時賣國政府，不與舊官僚合作，不與舊軍閥妥協。因此學術界多少保留了一片乾淨土，影響許多進步青年的思想，培養國家文化上一點命脈。學術界這種獨立自由的態度，可以說是為腐朽殘暴的北洋軍閥作了釜底抽薪的反抗，使他們不能羅致有力的新進分子去支持陳舊腐敗的局面；間接有助於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此後政治雖然有不少紛亂，學術的自由獨立，仍然保持相當的水準，但是學術界的人士，對於尚未真正實現統一的國民政府，態度似乎不能一致，冷淡、超脫、不理會是學術界當時普遍的現象。到了七七事變，抗戰建國的國策確定以後，學術界的人士，也就進而對政府取儘量輔助貢獻的態度，政府對於學術界也取諮詢尊重的態度，我們希望我們中國漸漸有自由獨立的政府，來尊重自由獨立的學術，同時也漸漸有自由獨立的學術，來貢獻於自由獨立的政府。 （寫於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