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人生 · 宣傳與教育

（一） 一個人處在一個新時代，必須要有新的思想來指導他的行為，也可以說一個人現代化的生活與行為，必須與現代化的思想平行發展，假如時代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而支配人的行為的觀念，仍是原來那一套陳腐的東西，或是處在一新時代，頑固拒絕新時代應有的新思想，都足以障礙時代的進步，增加社會的紛擾，引起個人生活的矛盾與不安。我們對於傳統的舊觀念，必須取批評修正或重新解釋的態度，對於符合新時代的新觀念，也要取一種勿囿於成見的虛懷態度，加以明白的承受，合理的解釋，如是亦可達到思想與時代的諧和。 有許多西洋很好的名詞，一到了中國，就成了很壞的名詞。如像「浪漫」在西洋本來代表無限理想的追求，也就是英國詩人雪萊在《雲鳥歌》一詩里所講的「尋求在實際上沒有存在的東西」（Plying for what is not）。杜甫詩的名句「蓬萊玉女回雲車，指點虛無是征路。」也足代表真正浪漫的情緒。但現在中國一般人，都認為浪漫就是頹廢狂放！又如「宗教」在西洋代表文化上很重要的一種價值，主要的意義系指信天，希天，知天，事天等求安身立命之所的精神努力而言。但在中國一提起這一個名詞，大家就聯想到迷信、怪誕、反科學等壞現象。所謂「桔逾淮而為枳」，許多西洋名詞，本來很像是桔，到中國都變為枳了。 「宣傳」這一個名詞也是一樣。在西洋並沒有什麼壞的意思，在中國卻處處受士大夫階級的鄙視和輕蔑。宣傳最初發源於宗教。宗教家因為要傳播福音，所以必須要說教宣教，《聖經》中所謂Evangelist就是宣傳福音的人。所以說沒有一種宗教不注重宣傳，也沒有一種宣傳，最初不多少包含有一些宗教家感化人、救助人的精神。中國人素來就缺乏希伯來宗教的精神，因此一般人也每每不知道宣傳的意義與價值。 宣傳在西洋近代特別盛行。盛行的原因，除了基於受宗教精神的影響外，主要地或許由於印刷術的發明，使得書籍、報紙、刊物可以大量地發行。最近由於無線電、播音機的進步，宣傳的效率更能普遍推廣。印刷術的發明使教育易於普及——一般平民都能夠讀書識字，求知慾也因而提高。有了接受宣傳的廣大群眾，宣傳也易於獲得很快很大的效果。所以宣傳成為任何大眾化或社會化的運動所不可少的憑藉。近代社會化的運動，也可以說是一種擴大宣傳的運動。每一種新思想或知識的產生，不僅是少數人的賞玩品或專利品，必須要使之普遍化、社會化，使人人都能共同領受，被其影響。因之宣傳事業便有了迫切的需要和盛大的發展。現在中國要想成為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則一切新思想新學術最需要普及於群眾，一切新事業也需要社會化、大規模化，庶可由共知共信而產生共同的行為。而且今後中國識字的人日漸增多，教育日漸普及，印刷出版事業日漸發達，社會化運動日益興起，則宣傳事業之在中國，將有盛大的推廣與發展，乃是無人可以否認的事實，亦是無人可以阻抑的潮流。而國內有一些知識分子承襲士大夫階級的舊習氣，加上西洋自由主義的美名，誤認宣傳與教育是不能並立的。他們想站在教育學術的立場來反對宣傳，這不但違反現代的精神與潮流，而且對於教育學術本身發展也有極大的妨礙。所以我們覺得亦有從教育學術的立場，在這裡加以客觀檢討的必要。 （二） 要明了宣傳的性質，先要明了宣傳的目的。宣傳的目的，在使知識普及於大眾，引起大多數人的共同行為。換言之，宣傳是在近代國家社會裡求知識的普及與行為一致而形成道一同風的社會生活的必要條件。為著要求知識的普及，宣傳的材料必須要通俗、簡單、直切。為著要引起共同行為，宣傳不但要使人「知」，而且要使人由知而達到「行」。所以宣傳乃是由少數人的「知識」，過渡到集體的行為的一種媒介，也就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引起社會廣大的運動，在多數人的行為上，發生偉大的影響所必須經歷的過程。因為宣傳的目的，在於引起行為，所以作宣傳工作的人，不但自己要「知」，而且自己先要「行」。行為引起行為，是社會行為的起源，也是宣傳最好的方法。宣傳的人，自身必定先要有誠意，有真實的信仰，尤其要能夠以身作則，他的宣傳才能夠發生實際行為的效果。 宣傳不僅是由知而行，而且也注重由行而行。所以真正的宣傳家，決不是開張口頭支票，空口說白話的人，必須是一位以身作則的實行家。只知道花言巧語，煽惑群眾，徒以口舌取勝的人，應認作是宣傳事業里的敗類，終會為「事實勝於雄辯」的鐵則揭穿其假面具。在某種意義之下，宣傳和教育是正相反對的關係。宣傳是通俗的、簡單的、直切的；教育是高深的、複雜的、系統的。教育的工作，本來就是從通俗到高深，從簡單到複雜，從直切到系統。而宣傳的工作乃是將高深的通俗化，將複雜的簡單化，將系統的直切化。但同時宣傳與教育也正是相輔的，宣傳是教育的初步工夫，教育是宣傳的最高成就。宣傳的工作愈寬廣、愈普及，教育的工作也愈深刻、愈提高。教育由民間拔識天才到學府去；宣傳鼓勵在學府里受過高深教育的人，回到民間去工作與服務。所以提倡宣傳即是注重「到民間去」服務的意思，一般舊時士大夫只知由學而仕，由學府進朝廷去做官，腦子裡只有在上的皇帝與上司，而忘記了在下的大眾。只知到朝廷去做官。而不知到民間去宣傳，只知做遊說國君與諸侯的策士，而不知做教導民眾、感化民眾的宣傳家。舊式士大夫既沒有到民間去的理想與懷抱，當然不會有向民眾宣傳服務的熱忱與偉績。 在實際生活上，當然有的人只是宣傳家而非教育家；有的人只是教育家而非宣傳家。但是偉大的教育家也有同時是偉大的宣傳家的。德國費希特在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對德國民眾作有名的演說，奠定德國民族復興的精神基礎。他總算得一位極有功效的宣傳家了。同時他的哲學，影響謝林、黑格爾、希萊瑪哈，造成德國理想主義光榮的歷史。他又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 所以，有了宣傳，教育家對於政治社會，才有直接的影響。有了教育，學術界才可以一代一代地傳授得人，宣傳家固不能廢棄教育，教育家更無須鄙視宣傳。 （三） 宣傳有其正確的假定。一般人的誤解宣傳，由於假定宣傳是要民眾作黨派爭奪政權的犧牲品，宣傳者大都在作強人從己、自私自利的勾當，民眾完全是被動的，宣傳是從外面去支配他們的行為，轉變他們的思想，而不是從內心去啟發他們的性靈。根據這一種錯誤的假定，宣傳自然在鄙棄之列。 真正的宣傳是假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定求大眾的共同理解、共同行為是應該的，也是可能的。也可以說假定智識與信仰，在人與人之間是可以分有共享的。老子說：「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為人己愈多」。我之所知，須使他人知之，我之所解，須使他人能之，他人不知不能，於我有損，於國家社會有損，所以我有啟導他人的責任。我啟導人，幫助人，於我不僅無損，而且反「愈有」「愈多」，總之，宣傳是假定人我本屬一體，社會是個休戚相關的有機體。即如別人不知道愛國，不知道道德的原理，不但別人受損失，我也要受損失，全體、社會、國家都要連帶受損失。所以宣傳者實多少具有救人即所以救己的苦心，先知有覺後知，先覺有覺後覺的責任。宣傳者的目的應是喚醒大眾，引起他人的交感與共鳴。接受他人的宣傳，也並不是埋沒性靈，純全處於被動的地位。因為任何人對於他人的宣傳均有批評的反應和自由去取的權利。實際上，宣傳之所以普遍有效引起眾人的同情、贊成和共同行為，乃因宣傳的內容，正大有理，足以喚醒眾人的潛伏意識。捏造事實，歪曲理論，損害大眾以圖少數人或特殊集團的私利的宣傳，誠可以蒙蔽煽惑思想意志薄弱的人於一時，但決不能收永久普遍的效果。因為民意即天意，民視即天視，決不是虛妄的宣傳可以強姦或蒙蔽的。 （四） 宣傳有各種不同的類別，茲試分別略加檢討： 第一是個人宣傳。中國人之反對宣傳，老實說大都是反對個人宣傳，多半從道德修養立場來說話。《禮記》說：「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宣傳似乎就是「往教」，這當然不合中國的禮貌。而且個人宣傳，往往是因為好名、自誇自炫，更為虛懷君子所不取。韓愈有一首詩叫做「知名箴」，開首便指出個人宣傳之無聊與無須：「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他又說：「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雲不欺？」宣傳就是「不請而教」的工作，當然容易使人懷疑你的動機。這都是從個人道德修養的立場，去反對個人宣傳。其實韓愈本人平日最喜歡自我宣傳。坦白直爽，自我表揚，肯定人生，差不多是唐朝士人的風氣。韓愈常常抄寫他自己的詩文，送給達官貴人閱覽，引起不少輕蔑和怨憎的反感，所以特作這一首《知名箴》以自示警惕和悔艾。足見作個人宣傳，不但不合禮貌，事實上有時於個人不僅無利，而且會有害。因為宣傳愈甚，別人忌刻愈深，有時甚至遭殺身之禍。所以世故很深的人，絕不願作個人宣傳。有處世聰明的人決不肯輕易表現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一些人對自己的長處，故意諱莫如深，像宋朝的隱士林和靖，詩成後，往往自己燒掉稿紙，作的文章故意秘不示人，使人莫測高深，使他的詩文帶一種神秘性。這一種行為，始終是一種不可為訓的乖僻行為。其實個人的學問、思想、行誼、事業在適當的時候，遇著適當的人，作一種適當的宣傳，一方面可使之成為社會的公產，一方面也可以得著有價值的同情和援助。這正是中國古代詩人所謂「求其友聲」，實是一種正當合理的行為。不然就會獨學無友，無有知音，為人誤會，不能夠得人的同情和幫助。所以正當的個人宣傳對於個人、對於社會都是有益的，不僅不可少，而且也不應當無故反對。 第二是學術宣傳。學術宣傳這一個名詞，似乎有點矛盾。通常大家只聽說「學術研究」，很少聽說「學術宣傳」。然而學術研究可以使學術提高，學術宣傳可以使學術普及。研究和宣傳是教育活動的兩方面。學術研究是主，學術宣傳是輔，學術研究是本，學術宣傳是末。最好意義的學術宣傳，就是孔子誨人不倦，蘇格拉底在雅典街頭上盤問青年遭殺身之禍而不悔。假如單有學術研究而沒有學術宣傳，那麼學術的力量，就不能夠影響及於大眾，就不能在實際行為上發生廣大的效果。大體上講來，學術研究者與學術宣傳者須分工合作。學術研究者專心於深邃專門的研究，無暇作宣傳工作，每由其學生朋友代作宣傳揚播的工作。所以學術研究每為少數先知先覺之事，而學術宣傳則為後知後覺之事（學術宣傳家，每每都是自動的義務宣傳者）。惟有時先知先覺之士，精神洋溢，浩氣內充，每每願意自己親身說法，自己宣傳自己的「道」或「主義」，雖受群眾的反對逼害而不顧。 第三是商業宣傳。近代的商業，非常注重宣傳，特別在美國，商業宣傳的費用達到駭人聽聞的數目。商人宣傳的目的，是在牟利，所以一提到商業宣傳，都會發生鄙視之心。但是平心而論，假如商人不登廣告，不事宣傳，那麼顧客一定會感覺很不方便。而且沒有大規模的宣傳，顧客必定稀少，資物不能暢銷，就不易有大規模的商業。所以風行全國、普及全社會的商品的推銷，也是近代的工商業化的社會成立所不可少的條件。並且商業宣傳，也不是完全出於自私自利的企圖。商業繁榮，貨物流通，對於社會操其他業務的人，亦有好處。商人亦有服務社會國家盡其公民天職的地方。一味肯定商業宣傳為自利，根本抹煞商人人格的偏見，於近代化的社會之建立，是大有妨礙的。在非工業化的社會裡，一種貨品的銷行，只能借「有口皆碑」、「口碑載道」式的宣傳，因為沒有印刷，沒有報章，沒有廣播電台，只能夠用人用口作宣傳的工具。近代的商業宣傳，固然也有言過其實的地方，但是卻並不能說是完全虛偽。照例顧客們對於商業廣告上所說的總要打些折扣，假如打了折扣，還不真實，那麼顧客也不會永遠受騙，虛偽為人揭穿，商業信用一失，以後就不能發達了。 第四是宗教宣傳。宗教的目的，本來在濟世救人。假如一位宗教家不能夠苦口婆心，宣傳教義，那麼他根本就沒有達到「信道篤而自知明」的境界，便失其所以為宗教家了。西洋的傳教士，往往拋棄家庭，離別故鄉，到風俗不同、語言不通的異域，過極困苦的生活，冒生命的危險，雖然有其一定的政治侵略的炮艦作前鋒，為愛國主義運動所攻擊，但也不能不承認他有傳播文化，宣傳福音的神聖使命。他們的宗教，我們盡可以不一定贊成，但是對於他們宣傳的精神，我們卻不能不肅然起敬。中國人最缺乏宣傳的精神。宗教的宣傳，是宗教決不可少的條件，宗教宣傳的精神，尤其是志士仁人所不可少的精神。宗教宣傳的精神，簡言之，就是「到民間去」的精神，就是到民間去博施濟眾的服務精神。 第五是政治宣傳。政治宣傳最為人所詬病。因為一般人都以為政治宣傳，每每捏造事實，歪曲理論，以作爭取政權的手段。但須知這樣的宣傳並不是正規的政治宣傳，我們不能因噎廢食，因常遇著壞的宣傳便根本反對宣傳。況且空口反對宣傳，也並不能阻塞惡劣宣傳的流行。只有正確的事實，才能夠糾正捏造的事實。只有正確的理論，才能夠推翻歪曲的理論。所以補救的方法，不是根本反對政治宣傳，而是提倡正規的政治宣傳。我們常常聽見有以「自由主義」相號召的人，出來反對政治宣傳，其實據我看來，一位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似只能夠提倡正當的宣傳，而不應當根本反對政治宣傳，甚至於反對任何宣傳。他似乎只能夠強調接受政治宣傳的態度宜加審慎，他也甚或可以提倡對各黨各派的政治宣傳取放任容忍的態度。根本反對政治宣傳，認之為與教育水火不相容，似乎不僅有失民主政治的精神，而且亦不合西洋近代自由主義的原則了。 就民主政治而言，政治宣傳不僅不妨害民主政治，而且是發達民主決不可少的要素。假如一個政府，不把它的主義、政策、政綱宣傳普及，使民眾徹底了解，反而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態度，獨斷獨行，這豈不是獨裁政治嗎？宣傳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知之，求人民的贊成擁護，而產生舉國一致的共同行為，這也就是民主主義的特色。政府因為尊重人民，所以特別向他們宣傳政府的主義、政策、政綱，希望由共同一致的政治見解和信仰，而產生共同一致的團結行為。這正表示政府有意向民主的前途邁進，使政府建築在大多數人民的共同信念和團結行為上面。有些染了傳統士大夫習氣的人，對於政府這一番善意，每加誤解，蔑視政府，難道他們甘心愿意接受獨裁政治，不願接受民主主義嗎？或甘心讓國家因政治信念的紛歧而陷於四分五裂嗎？還有一些士大夫階級中人，或假借學者清高的美名，或藉口專家不問政治的信條，對於政府的主義、政策、政綱毫不理會，毫不了解，對於政府一切設施活動，冷嘲熱諷，袖手旁觀，這一種人，簡直是普及公民教育和推行民主政治的障礙。難道這一種人之反對政治宣傳，尚有絲毫意義和價值的嗎？ 中國政治的缺點，似乎不在政治宣傳的過多，而在政治宣傳的過少，以及一般人士對於政治宣傳之漠不關心與漫不理會。在國外，中國的政治宣傳不及西洋近代任何文明先進國，早為識者所憂慮。在國內，政府的政治宣傳是否能深入民間？主義是否得有充分發揮？政策政綱是否能夠昭示大眾？宣傳工作是否有遠大的方針和一貫的政策？宣傳的方法是否良好？宣傳的組織是否健全？這些似乎才是深識遠見的愛國之士所應嚴肅考慮的問題。不此之圖而徒事空洞地反對宣傳，甚或反對一切類別的宣傳，只是表現其未能把握著時代，對於政治問題作隔靴搔癢的議論罷了。 中國一般人民，缺乏公民教育和政治教育，乃是顯著的事實。如果完全要靠正規的學校的教育來補救，恐怕時間不夠，力量太小，產生的行動也會緩不濟急。所以除開正規的學校教育之外，必須有良好的有力的政治宣傳來彌補這一個缺陷。如是我們才可以加速地走上民主政治的大道，實現民主主義的理想。 （五） 我們並不否認宣傳有其不可免的流弊，亦不否認我們的思想界和出版界常為惡劣的宣傳所充斥。但我們不能向時代開倒車，主張根本摒絕一切宣傳，只能向前努力去提高宣傳的素質。所以我們主張不可離開教育而從事宣傳，也不可僅僅熱心教育而忽略宣傳。宣傳家應當以宣傳為主，教育為輔，教育家應當以教育為主，宣傳為輔，離開教育而言宣傳，宣傳就沒有內容，離開宣傳而言教育，教育就沒有廣大的影響。 同時，我們也不可離開行動而言宣傳。宣傳和行動不可分離。一位宣傳家，如果自己沒有實行的能力與勇氣，也就沒有資格作宣傳。不到民間去服務，宣傳也是空話。所以最好的宣傳方法就是宣傳的人以身作則，讓自己的行動引起別人的行動。如像明末耶穌教士利瑪竇之到中國來作宗教宣傳，他自己先學養成良好的教育技術，天文、醫學無所不通。他又能夠真正為中國人服務，開醫院，救災難，而且在服務之餘，生活同中國人完全一樣，穿中國的衣服，說中國的語言。他誠懇的態度，堅定的信仰，服務的精神，專精的學術，使當時好些朝野的人士都尊敬他，佩服他，受他的感動。在當時風氣那樣閉塞的困難情形之下，他的宣傳，居然產生了偉大的效果。 宣傳的方法，需要藝術化。詩歌、戲劇、圖畫種種的表演，都是宣傳決不可少的條件。宣傳的方法是拿真摯的熱情來感動人或感化人。枯燥乏味的宣傳，純粹注入式的宣傳，宣傳者本身就感覺勉強，聽眾自然更感覺無味。不過我們說宣傳要藝術化，並不是說藝術應該宣傳化，或說拿藝術來作宣傳的工具。我們只是說宣傳應當受藝術的陶冶以感人於無形。這樣的宣傳，才能給人以具體美化的印象，而不只是吶喊些空洞抽象的口號，以致引起旁人的反感。 凡是缺欠誠意，毫無正大光明的方針政策，只知道開些空頭支票，欺騙人民，搞陰謀詭計，封鎖消息，當然不會把宣傳行動化到民間服務。他們不僅不能夠發生良好的效果，而且反而會使宣傳為世所詬病。這種人當然不能夠代表真正的宣傳家。中國近代政治上第一個先知先覺同時也是第一個典型的宣傳家應推崇為孫中山先生。他是第一個認識宣傳的重要意義，打破傳統輕視宣傳觀念的人。他宣傳的精神，感人的態度，堅卓偉大的人格，終身從事革命的偉績，和他的好學不倦、手不釋卷的學養，使他的政治主義的宣傳，在中國政治運動史上開一新紀元。 中國今後政治宣傳，應當以孫中山先生為典型，宗教宣傳應當以利瑪竇為模範，學術宣傳應當以蘇格拉底、費希特為代表。如是庶幾學者、教育家、先知先覺，可以離開學府或象牙之塔而到民間去。而一般民眾亦可以受先知先覺者、教育學家的感化與啟迪。如是庶宣傳與教育，可以收分工合作，同時發達，攜手並進的效驗。 （1944年寫於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