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人生 · 功利主義的新評價

在倫理學上，功利主義是與純粹義務說相反的一種學說。從人生觀看，有人持功利主義的人生觀，有人持非功利主義的人生觀。這原是在思想史上爭論不休的問題，也是在個人生活上常起衝突的問題。尤其近數十年來，中國思想界對功利主義爭論時起，有人認為整個西洋文化就是功利主義的文化，其人生觀也是功利主義的人生觀；至於東方文化，則是反功利的、道德的、純義務的。所以他們認為中西文化的差別，就是功利主義與非功利主義的差別。民初嚴又陵、梁任公介紹功利主義到中國來，其功罪如何，大家意見更不能一致。有人認為，今日一般青年的思想中功利主義之毒甚深。這些說法或看法對不對？我們對功利主義究竟應抱什麼態度？有什麼評價？ 先問什麼是功利主義？概括講來，功利主義是把在實際上可感到、可得到的事物認作有道德價值，並認其為生活目的的學說。所以功利主義者，所要求的是看得見、摸得著、感得到的東西。這類東西，大體上可分為四種：第一是快感或快樂，第二是財貨或金錢，第三是名譽，第四是權利或權力。凡追求四者中的任何一個或一個以上的人，都可以概括的稱為功利主義者。這些東西都是感覺得到的，至於仁義禮智、孝悌忠信，都是不能實際地感覺得到的實物，都只是抽象的道德理想。 功利主義可大體分為兩種：一是舊式的功利主義，或個人的功利主義，所求者是個人的幸福、財富、名利或權力。常識上的功利主義，大都指此種個人的、舊式的、極現實的功利主義而言。（注一）這種主義所求者，是個人自然欲望的滿足，如食、色等。個人的自然欲望，並不被人們認為不道德，反之，當求加強、發展和擴充。其方法是運用理智才能。這就與禽獸不相同了。因為禽獸雖有自然欲望、卻不能高度運用理智才能去滿足其欲望。普通人在名利場中的追逐，在宦海中的浮沉，政治上的急功好利功名才智之士，都是這種功利主義思想的代表。歷史上的人物，如商鞅、李斯、韓信，其一生的目的，就在封侯拜相，並無道德觀念或為人民謀福利的動機。帝王中也有功利主義的代表人物，如好大喜功的秦始皇、漢武帝。凡被稱作霸王的君主，均屬於功利主義範圍之內。這種舊式的功利主義，人人都可說是沾染了幾分，很難完全擺脫盡淨，但很少有偉大的哲學家作代表。對於這種舊式的功利主義，有一種舊式的批評。 批評的要點，認為是追求功利者，向外作無窮的追求，而所追求之物，是沒有本身目的或內在目的的。易言之，他受外界事物不斷的引誘，所以是騖外的。他雖是奔波不已，卻永遠得不到滿足，永遠在追求之中。他們形容這種功利追求的人，為臨死時都伸著雙手，張著口，不閉雙目，尚在向外渴求，不得滿足的可憐狀態。如秦皇漢武已經征服了當時的天下，可是仍不滿足，還要去求仙長生。非功利主義者則當下就得滿足，可以無入而不自得，隨處均可見道。顏回簞食瓢飲，樂在其中。藝術家詩人，於發揮其創造衝動時，也能當下得到滿足。功利主義的另一個缺點，是利用計算苦樂、得失、利害的方式來估計人生。中國的儒家，從來就反對計算式或算賬式的人生，認為這種生活是最無意義、最枯燥無味的生活。像孟子就是非功利主義的最顯著的代表人物。他認為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前去救他，並非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要去結好於孺子的父母，得什麼報酬，只因為應該救，才去救，這是純義務的、道德的，要做就做，但求心安理得，而不計較功利。一個人之所以要履行孝、悌、忠、信等德性，都是基於純義務，純出於本心或良知之不得已。假使人凡做事待人都要計較功利，便免不了斲喪人情，戕賊人性，因而也就傷害人類倫常的關係了。孔子揭出「汝安則為之」的訓誡，便是不計較利害，不向外追求，一以內心的當下滿足為依歸，所以有人認為，西洋人大都向外追求無饜，而中國人則只求內心的滿足。 這種批評，有它的優點，可是也有它的缺點：第一，功利主義者之向外追求，也不一定像批評者所說那樣，完全得不到當下的滿足。如釣魚，有的人釣魚為求得魚吃魚之利，其態度固是功利的。但也有非功利態度的釣魚，即在釣魚的過程中本身尋得樂趣。又如喝酒，也可以沒有做官發財、求名求利的追逐，而能當下得到快樂。假如過分注意當下滿足，反對向外追逐，那就容易陷入有禪悅意味的名士風流式的當下滿足。（注二）第二，說向外追求者，永遠達不到目的，陷於無窮追逐。但不知道其目的不一定在於得到一件東西，而是就在於追求之本身。追求的過程，追求的精神，本身就有價值。至於東西之是否可得到，反而無足輕重。如求知（並不是以有涯求無涯，殆已），其目的就在鑽研探討思辨等愛智的過程里得到滿足，至於有無新發明，能否成有名的學問家，反在其次。又如經商，假如一夕之間坐得巨萬，決不足樂。經商者的愉快，就在其經營的過程中。求名亦然，軍人以上戰場為痛快，秀才以上考場為痛快，是否打勝仗，是否考得中，有賴於別的外在條件，非所計較。所以說近代西洋人大都向外追求是對的，說他們永遠不能得到滿足卻是錯的。他們的滿足，就在追求的過程中。譬如，競爭選舉，即在各黨熱烈公開競爭的過程中，民主政治的精神就發揚了，而不全在競選之勝利。彼失敗之黨，亦有其滿足，亦有其維護民主政治的功能。批評者的另一個弱點，就在於把功利主義與非功利主義機械地對立起來，認為功利主義者完全是盲目的，利慾薰心的，無理想指導的。非功利主義者則是敝屣功名，輕蔑享樂，過孤寂的生活的。這樣一來，功利的熱烈追求，無補於道德的發展。非功利的高尚襟懷，無補於社會福利。殊不知功利與非功利（道德的）不是根本對立的，是主與從的關係。非功利是體，功利是用，理財與行仁政，並不衝突，經濟的充裕為博施濟眾之不可少的條件。上面所舉的四種功利，當然不是人生的最後目的，而只可說是行為合乎正誼的結果、副產，或達到某種道德目的的手段或工具。我們不能說求金錢是人生的目的。但可利用金錢作為發展個性、貢獻國家、服務社會的手段。所以功利與非功利不但不相反，實在是相成的。以名譽來說，名者實之賓，實至則名歸，所以名不是最後的目的，而是某種行為所產生的結果。快樂也同樣不是追求的目的，而是實現自我、達到道德的目的的副產或跟隨之物。至於權利的獲得，無非為的要實現理想，理想才是目的，權力決不與此理想根本對立。舊式的批評者，不明白這道理，所以流為極端的反功利而逃避人生，使得整個社會成為死氣沉沉、無人生樂趣的社會。真正說來，功利是實現理想、道德所必不可少的條件。為避免消極的，極端抹煞功利的態度，可以提出兩個原則：第一，尊重他人的福利，承認每人有求福利之權。同時第二，保持自己的福利。福利是健全的生活所必要的、不可少的。他人侵犯我們的福利，我們是要依法、依理力爭的。有人因為自己敝屣福利，乃忽視他人的福利；自願犧牲福利，便不尊重他人的福利，強迫別人也去犧牲福利。自己逃避人生，便斥肯定人生的人為向外追逐。這是不對的。譬如健康當然是人所不可少的。但亦不能說人生的目的，就在於求健康。但無論如何，我們一方面要尊重別人的健康，同時也要維護自己的健康。對功利的態度，也應如此。換言之，於追求功利、維護功利、分配功利時，也須遵守恕道和公平的原則。這就足以避免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及荀子所謂「爭則亂，亂則窮」的危險了。 由這兩個原則，就過渡到近代新式的功利主義了。近代的功利主義不是個人的功利主義，而可說是社會的理想主義，或社會福利主義。這個主義的要點有三： 第一，近代的功利主義者，把上面所列舉的四種功利，歸納成為一種功利，即快樂或幸福。所以這種功利主義，也被稱為快樂主義、福利主義。他們確認人生的目的就是求快樂。快樂以外的東西，如金錢、名譽、權力，甚至於德行，或是其本身包含快樂，或是為達到快樂的手段。第二，這種主義所求者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是人生的理想，也是行為的目的，或道德的標準。一切行為，對此標準有利的，即為善。對此有害的，即為惡。判別善惡的等級，也以快樂所涉及的人數的多少，快樂的大小為準。第三，分配快樂的原則，是一人只算一份，沒有人可算兩份（Every body to count for one, nobody for more than one）。簡言之，這是為全體為社會設法謀幸福，為平民求利益的道德理想。其辦法有二：一是改進平民的物質生活，謀大眾衣食住行的改善，決非口惠而實不至。二是就知識方面去促使學術文化普及於大眾，要人人能享受求知的快樂，能獲得求知的權利。所以這派功利主義的人，大都注重平民教育和社會服務。近代許多社會改進運動，都在新功利主義的思想背景下進行著。新功利主義是近代西洋的最大思潮，正好與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和民主政治的潮流配合起來，而其與舊功利主義之不同，也正如民主社會與封建社會之不同一樣。 這種近代式的功利主義，理論上誠不免有許多困難（《思想與時代》雜誌第20期謝幼偉先生撰《快樂與人生》一文，對於功利主義心理上、理論上、修養上的困難，有詳細討論，讀者可參看）。而且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已是追求一種遠大的社會理想，而有利他的仁愛精神，是否超越其狹義的功利立場，也是問題。此處我們不能討論。但若加以正當的同情的了解，從社會和時代的需要來看，它也確有不少的優點。第一，打破親疏貴賤之分。一人一份的福利分配原則，是一種有革命性的思潮。它推翻了封建性的親疏貴賤之分，公平地承認每一人的一份，不許任何人占兩份。照人倫的看法，利益是差等的，照近代功利主義的看法，計算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時，人人是一律平等的。帝王與平民同樣各占一份，父母與外人也無等差可分。這分明是平民主義的分配原則。第二，這原則是一個立法的原則，在法律之前，人人一律平等，而立法的目的，也是為大眾謀福利，因這派的倡導者，如邊沁等原來都是立法家，所以這種思想足以作為近代法治社會的立法準則。因此，近代功利主義的發展，是與法治主義的發展同時並進的。第三，這派思想，所注重的在於消極的掃除道德障礙，不在於積極的提倡道德，其辦法是布置良好的道德環境，如貧窮有礙於道德發展，則設法使民眾富有。愚昧有礙於道德發展，則力謀普及教育。病弱有礙於道德發展，則注重保育，增進衛生。第四，這派思想有增進公德心的優點。既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目標，自然地使人去私心，以立己立人、達己達人為人生的目標了。所以這派思想家，常常叮囑人不要忘記增進全體的幸福，即是增進自己的真正幸福，自己的生活利益必須安排得與大眾福利一致。第五，這派思想足以促進社會進步。在傳統的觀點下，大家相率消極逃世，使社會停滯不前。新功利主義既肯定福利，肯定社會福利的追求，自然能使社會獲得實際上的進步了。 從發展上看，這種新功利主義的思想，是從舊式的內心道德，純義務的道德思想進化過來的。因為內心的道德思想注重人格修養，不受物質的限制，保持自己的純潔，這固然很好，但新功利主義則要進一步，從人格的保持到人格的發展；從不受物質的支配，到支配物質；從消極的個人人格修養，到積極的大眾福利的增進。總之，從消極道德，進而為積極的道德；從不計算人生利害得失，到徹底計算人生利害得失，用科學統計方法來計算人生的利害得失。由一時的從內心直覺出發的善行，到有組織有計劃的公益事業。譬如，以前偶爾見一小孩有危險，便憑良心之不忍，前去救他，現在則要進一步設幼兒園、保育院，使一般小孩減少危險，得到教養。以前只是由一時惻隱之心的發動，偶爾施捨乞丐，現在則設立收容所、感化院，教育他們，栽培他們，使他們有補於社會公共福利。所以我們說新功利主義實在是單純內心道德思想的進一步的發展。 還有一點，最為人所忽視的，就是以社會福利為著眼點的新功利主義，尚有其非功利的基礎，也可說是宗教精神的基礎。因為近代新功利主義的發展，實遠承基督教博愛的精神、人類的兄弟感和耶穌「己之所欲、則施於人」的金箴，近發揮孔德及聖西門的人道教的精神。（注三）故對於福利之措施，力求如春風春雨之廣被均沾，大公無私，一律平等，不以親疏貴賤而有所歧視，其理論以楊子的為我為出發，而以墨子的兼愛為歸宿。即從分析各人各求其自己的快樂的心理事實出發，而達到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前提的利他的宗教精神。其操行雖口口聲聲不離快樂或福利，而實際著眼全在社會民眾的福利，淡然無個人利祿自私之心。 在向著現代化邁進的中國，這種新功利主義的影響似已略見端倪。最顯著的是義丐武訓的行乞辦學，以及最近被稱為「傷兵之父」的段繩武先生犧牲一己，為傷兵服務，都是具有非功利的宗教精神，而為社會為民眾謀實際福利的好榜樣。 近代功利主義在中國之被誤解，被貶斥，大概是由於：（一）人們誤將近代的重社會理想的功利主義與舊式的個人的功利主義相混，誤認為功利主義是為自私自利的人張目。（二）由於不知近代功利主義，乃係從重個人修養的內心道德進展而來。（三）由於不知功利主義須有、亦應有超功利的宗教精神以作基礎，因此近代功利主義之在中國，不僅未發揮其應有的良好效用，反而產生了不少的流弊。 〔注一〕 此處所謂舊式的功利主義，不過表示「自古有之，於今為烈」，並不是謂此說在時間上已成過去。譬如，詹姆士於其《信仰的意志》一書中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於人的情慾多，而禽獸的情慾少。」顯然有主張人應該設法擴展滿足其情慾之意。又如培黎教授於其《價值概論》一書中說，「東方民族的人生態度為欲求其所能獲得，而西方民族則努力獲得其所欲求，」換言之，他認為東方人因所能獲得者有限而限制其欲望，西方人則儘量發展滿足其欲望。他顯然認為西方人的態度更健全。杜威指出人類對外界環境有兩種態度：一是改變自己的內心，以求順應環境，並和外在力量協調。一是應用理智，創造技術，以征服外界環境。他極力提倡後一種態度。單就他們幾人這一方面的態度和思想而論，都可說是屬於我所謂舊式的功利主義。當然再補充修正之以科學方法、道德規範、社會理想和宗教精神，便與中國舊式的急功好利的功名富貴的思想殊途了。 〔注二〕 此處所謂有禪悅意味的名士風流式的當下滿足，我隱約中系指伊壁鳩魯主義而言。伊壁鳩魯派的人生態度有山林意味、中古意味，目的在求精神無煩惱、身體無痛苦的內心寧靜和當下滿足。與急功好利追逐功名富貴的舊式功利主義迥然不同。此種有禪悅意味的伊壁鳩魯主義，境界相當高，但有衰世麻醉效力。中國南北朝時，此種態度最盛，就人生態度言，是不健康的。最有趣的，當急功好利、好大喜功式的功利主義盛行時，如戰國、漢、唐，往往是個性伸展，國力發揚之時。或亦因其出於自然，肯定人生，有以使然。近代功利主義與伊壁鳩魯主義，態度隔得很遠，意味全不相似。近人談功利主義者，每以其自伊壁鳩魯發展而來，甚或將伊壁鳩魯的快樂論，邊沁、穆勒的最大幸福論混為一談。實只看見「快樂」一名詞之相同，而未見其根本態度之相異。 〔注三〕 近代功利主義之注重宗教，特別是注重宗教精神（因在某種意義下功利主義者是反對傳統獨斷的宗教的），可以下列三人之說為證。（一）邊沁認為應鼓勵人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而裁製人使勿違反此功利原則，有四大因素：（1）物質的條件，（2）政治的條件，（3）道德的條件，（4）宗教的條件。這種條件，也叫做Sanctions。足見他認為宗教有保證人實踐功利原則的功能。（二）穆勒·約翰說：「就個人的幸福與別人幸福的關係說，功利主義要求他嚴格抱公平態度，像一個無私心而仁惠的旁觀者一樣。在耶穌的金箴（Golden rule）里，我們尋得功利主義倫理學的全部精神。待人像你願人待你一樣，並且愛你的鄰人如你自己，這類教訓構成了功利主義道德的最完善的理想。」（見穆勒著《功利主義》一書，《人人叢書》本，第16頁）這是耶穌的仁恕之道，而穆勒認為它代表了功利主義的最高理想和精神。他又說：「我們常聽見功利主義被指斥為無神的學說。但如果相信上帝志在增進人類的幸福，是一個真實的信仰，那麼，功利主義不僅不是一無神的學說，而且比別的學說更富有宗教精神」（見同書，第20頁）。他還想用教育與輿論的幫助，使人人皆養成休戚相關、利害與共的聯想，「使人我一體之感（亦即基督所欲教導的人類的兄弟感），深植根於我們性格之中，並意識到它完全是我們天性的一部分」（同書，第25頁）。他又表示贊同孔德的人道教。他完全同意孔德所說的，服務人群，即使沒有神意的協助，亦可得到宗教所有的實際力量、社會效驗和高度的權威（同書，第31頁）。西吉微克也說過：「就功利主義之要求個人為人類全體的幸福而犧牲其自己的幸福，較之常識所要求者尤為嚴厲言，則功利主義可以說是嚴格地遵循著基督教的最特有的教義。」（見西吉微克所著：《倫理的方法》，第504頁）。我想，上面所引這些功利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的話，可以證實近代功利主義實有其超功利的宗教精神、基督教精神的基礎。 （1944年11月刊登於《思想與時代》第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