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人生 · 宋儒的新評價

我所以要討論這個題目，是由於最近與一個朋友談論引起來的。他說中國周、秦、漢、唐的文化都相當健康，宋以後就有了病態。他特別提到周、秦、漢、唐都是文武合一的文化，宋以後文武分離，且有重文輕武之弊，我也很同意他的看法。我覺得孔孟的生活態度淳厚朴茂，有棲遑救世熱忱，程朱的生活態度嚴酷冷峻，山林道氣很重，兩相比較，前者要康健而近於人情多了。又覺得先秦、漢、唐似都有春夏溫厚之氣。而宋儒的態度便帶有秋冬肅殺之氣。我那位朋友，也與許多人一樣，尤其抨擊程伊川「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一句話。他痛斥這話不合理，壓迫女性，刻薄不近人情，提倡片面貞操，害死不少人等等。對於這點，我卻認為應當分別論列了。伊川的錯誤，似乎不在於提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一概括的倫理原則，只在於誤認婦女當夫死後再嫁為失節。近代西洋觀念固不以夫死妻再嫁為失節（美國某一知名的女作家，曾嫁三次，著書立說，各處演講，作者曾親聆其宏論。德國一女文學家，亦曾兩次離婚，第三次嫁與一少年哲學家。但伊人格高尚，被德國人尊為女中聖賢）。中國即在唐以前，似亦不以夫死妻再嫁為失節，為違反禮教，不過伊川個人的話無論如何有力量，亦必不能形成宋以後的風俗禮教。他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一語，只不過為當時的禮俗加一層護符，奠一個理論基礎罷了。至於他所提出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個有普遍性的原則，並不只限於貞操一事，若單就其為倫理原則而論，恐怕是四海皆準、百世不惑的原則，我們似乎仍不能根本否認。因為人人都有其立身處世而不可奪的大節，大節一虧，人格掃地。故凡忠臣義士，烈女貞夫，英雄豪傑，矢志不二的學者，大都願犧牲性命以保持節操，亦即所以保持其人格。伊川此語之意，亦不過是孟子「捨生取義，貧賤不能移」的另一說法。因為「捨生取義」實即「捨生守節」，貧賤不能移實即「貧賤或餓死不能移其節操」之意。今日很多愛國之士，寧餓死甚至寧被敵人迫害死而不失其愛國之節，今日許多窮教授，寧貧病致死，而不失其忠於教育和學術之節，可以說是都在有意無意間遵循著伊川「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遺訓。當然凡事以兩全為最好，不餓死，也不失節，最為美滿，但當二者不可得兼之時，當然寧餓死而不願失節，寧犧牲性命而不願失掉人格，這亦是孟子舍魚而取熊掌之通義。 因為只承認伊川那句最為世詬病的話，在應用方面雖有錯誤，而在原則上卻有永久性與普遍性，且含有深義。所以我就想進一步對於整個宋儒思想學術，加以總檢討、總評價，當然我在這裡所謂整個，也只是指宋儒的主潮——程朱的思想，附帶包括陸王，也就兼包一部分明儒的思想。 普通批評宋儒的人，大都把宋朝國勢的衰弱，和宋明之亡於異族歸罪於宋明儒，說宋人議論未畢而金兵已渡江，說宋儒只知道「平日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甚至於說宋學盛行時期，就是民族衰亡時期。宋明理學，好像是不祥之物似的。在我們看來，這都是只就表面立論，似是而非的說法。宋朝之受制於異族，似乎主要的應該向軍事和政治方面去求解釋。宋懲於唐朝藩鎮之禍，自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以來，立國的大策略就是要削弱將臣的兵力。而且宋開國之初，統一中國，但始終沒有平定東北幽燕形勝之區，國都又建在汴京，不在東北或西北，不便控制異族。而且摧殘猜忌有功的武將，又成為傳統的政策。如狄青、岳飛、劉錡，這般有恢復中原勇略的人，皆或被誣陷，或被屈死。開國時的大政方針有了錯誤，致國勢積弱不振，到了中期和南宋以後，以格物窮理為職志的道學家出來，有什麼辦法呢？他們沒有政權，更沒有兵權，而且他們所專門研究的問題，也只是宇宙、人生、文化、心性方面的根本問題，對於軍事、政治、財政並沒有直接關係。把由開國時國策錯誤所引起的危機，大政治家如范仲淹、王安石尚無法挽救的危機，強要程伊川、朱晦庵這些道學家負責，恐怕走錯了門道吧。 集宋明儒之大成的人王船山，在他的《宋論》一書中，曾痛切論述此點。他把猜忌並貶抑武臣的罪，歸在趙普身上。他指出趙普徒侈言「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然而他對於孔孟之道，並不能身體力行，應用來致修齊治平之功，他只憑陰險猜忌的權謀智術以取相位。他竭力奪削武臣的兵權，思以文臣而居開國的首功，致演成宋代猜忌功臣，武力不競，幽燕不下，而貽數百年的邊患，卒致壞華夷之大防。船山並且進而主張寧可容許權臣篡位，切不可使國家亡於夷狄與盜賊。因此他對於曹操和劉裕相當表示褒揚。因為他們當初崛起民間之時，動機尚相當單純，頗有英雄本色，而他們平亂禦侮之武功，亦足以掩其篡奪之罪。總之，船山指出宋代重文輕武，貶抑武臣，致釀成靖康之禍，追溯均開國時國策有誤，而與道學無關，這似乎是很正確平允的看法。今欲以宋代數百年禍患，而歸罪這幾位道學家，不僅誣枉賢哲，而且太不合事實，太缺乏歷史眼光了。 平心而論，這些宋明道學家當國家衰亡之時，他們並不似猶太學者，不顧祖國存亡，只知講學。他們尚在那裡提倡民族氣節，願意為祖國而死，以保個人節操和民族正氣。且於他們思想學說里，暗寓尊王攘夷的春秋大義，散布恢復民族、復興文化的種子。試看宋以後義烈彪炳民族史上的大賢，如文天祥、方孝孺、史可法，皆是宋儒薰陶培植的人才（《宋元學案》列有文天祥的學案，《明儒學案》中有方正學的學案）。 即當國運昌盛之時，這些宋明的道學家，雖有少數受賢明君相的推尊禮遇，但有時也並非他們的本意（如漢武崇儒術，明清兩代尊崇朱學，因出於政治利用者多，基於真知灼見者少，孔孟程朱有知，恐亦並不以為欣幸）。至於大多數的道學家，即在盛世，亦是過的山林清簡的生活。但一遇專制君主或權奸在位，他們就成了有權勢者的眼中釘。他們處處受逼害、受貶謫。如韓侂胄之禁偽書，如魏忠賢之害東林。這些道學家的力量雖弱，但卻是唯一足以代表民意的呼聲，反抗奸邪的潛力。他們在政治上自居於忠而見謗，信而見疑的孤臣孽子的地位。他們沒有享受過國家給予他們的什麼恩惠或權利，他們雖在田野里講學論道，但他們純全為盡名分，為實踐春秋大義，為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王道理想起見，他們決沒有忘記過對民族的責任。他們對民族復興和民族文化復興有著很大的功績和貢獻。哪能像一般淺視忘本的人，反加他們以使國族衰亡的罪名呢？ 說宋儒的學問不能挽救國族的衰亡，甚或反有以促進國家的衰亡，大概系根本由於認為程朱陸王之學為虛玄，為空疏，為不切實用。說這話的人，如果意思是說程朱陸王之學，只是道學或哲學，不是軍事、政治、經濟、工程等實用科學，我們可以相當承認。因為他們不是萬能的人，用現代分工分科的看法，他們只是哲學專家，誰也知道，哲學的用處是有限度的。同時我們須要記得，程朱陸王四人中，除伊川純粹是使師道尊嚴的老師宿儒，只是與少年哲宗講了幾次經，大概因教授法欠佳，無何影響外，朱子曾先後任潭州及浙東提刑，頗有聲威；辦社倉，亦惠及人民。陸象山曾作過「知荊門軍」，治績頗佳。他若不死在任內，在政治上當有更大的建樹。至於王陽明平邊患、定內亂，皆有軍功。所以，說宋儒虛玄空疏不切實用，從創學派這幾位大師的學行看來，就不甚切當。在我們用現代眼光看來，以專講格物窮理、身心性命之學的哲學家，而會有「政績」、有「軍功」，較之西洋哲人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黑格爾之流，已經可稱有著驚人的實用了。 試再就宋儒對幾百年來中國文化、教育、政治、社會、人心、風俗各方面的實際影響而論，真可說大得驚人（這些影響之好壞，又是另一問題）。中國文化自宋儒起，可以說是劃一新時代，加一新烙印，走一新方向。中國邊境上的異族，所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大都得自漢文化或「漢化」。日本所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大都以唐文化或「唐化」為多。而宋文化對於異族雖少影響，但對於國內政治、社會、人民生活的影響，卻異常深刻久遠。宋儒影響所以會如此之大，因為宋儒掌握了中國近千年的「教權」——包括禮教上的權威和教育上的權威兩方面。程朱哲學不僅是影響中國人思想的正統哲學，他們又成為支配中國人信仰和道德禮儀生活的禮教上或宗教上的正統權威，其權威之大，只有西洋舊教的聖阿奎那可以相比。違反程朱的《語錄》和註解，不僅得不到科名，受禮教中人的指責，甚至有人相信將遭天神的譴責而得惡報。譬如，清代攻擊程朱最力的人如毛西河、程綿莊、顏習齋等人碰巧皆子嗣斷絕，大家都相信這是詆毀程朱的報應。其權威之大，可想而知。在教育方面，朱子所編注的書籍，在明清兩代都被政府正式頒布作為教科書，他注的四書五經，特別是《四書集注》，成了全民族的《聖經》。他編的《近思錄》，不僅成為哲學概論教本，而且成了精神修養的指針。他纂的《通鑑綱目》，不僅成為標準的歷史教科書，而且提供一種論人評事、察往知來的歷史哲學。他還編有一種小學教科書，叫做《小學》，一種女子教科書，叫做《女誡》。此外還編了一種《朱子家禮》，以規定家庭冠婚喪祭各項禮儀。我們試想，在現時，一本教科書能為全國各學校採用二、三十年，已可算得影響很大很大的了。而朱子編著了許多教科書，每種都被全國採用數百年之久，其影響之大、之深、之久，可以想見了。 試問宋儒之學如果是虛玄空疏無用之學，如何會有如此大的實際影響呢？以葉水心之重功利，陳同甫之倡霸道，總可謂最切實際，最有實用了，然而他們的學說反不如被斥為虛玄空疏無用的程朱學說較切實際，較有實際影響，這又是什麼原因呢？何以最重功利、最切實際的學說，反少實際影響？而最空疏虛玄的學說，反有極大影響呢？我們可以這樣解釋：凡源遠者流必長，根深者葉必茂。程朱之學，凡事必推究至天人心性，而求其究竟至極之理，其理論基礎深厚，猶源遠根深，而其影響之遠大，猶如流之長，枝葉之茂。彼重功利的實用主義，根基淺薄，眼光近小，理論基礎不固，不能予人以精神上的最高滿足，故流不長，枝葉不茂，影響反不甚大。由此足見，凡說功利主義切實用，凡說程朱之學虛玄空疏不切實用者，皆只是表面上的看法。（附註：西洋近代的功利主義，理論基礎較之永嘉學派，遠為深厚，其影響亦較佳較大。反之，近代西洋的理學或心學，較之程朱陸王亦較虛玄，其影響亦較健康）。 現在試總結並補充一下我們上面所討論的幾點：（一）宋以後的中國文化有些病態，宋儒思想中有不健康的成分，我相當承認。須校正宋儒的偏蔽，發揚先秦漢唐的精神，尤為我們所應努力。（二）程伊川的錯處僅在於誤認夫死妻再嫁為失節，與近代人對夫婦及貞操的看法不同。假如伊川生在現代，他也許不再固執那種舊貞操觀念。伊川所提出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根本原則，至今仍有效准。在飢餓線上尚在為教育、為學術守節操的學者們，已經在實行並證實伊川的原則了，更無法去反對他。（三）宋代之衰弱不振，亡於異族，主因是開國時國策有錯，宋儒責任甚輕。宋儒哲學中寓有愛民族，愛民族文化的思想，在某意義下，宋明儒之學，可稱為民族哲學，為發揚民族、復興民族所鬚髮揮光大之學。（四）宋儒格物窮理，凡事必深究其本源，理論基礎甚深厚，雖表面上似虛玄空疏，而實有大用，故發生極大的影響，說宋儒不切實用，大都是只就表面論，而不明程朱學說之全體大用者。 以上只是消極的對於最常聽見的攻擊宋儒的言論，略加駁復。至於從積極方面評估宋儒在哲學上以及在一般文化學術上的貢獻，只有待於另篇討論了。 （1944年5月刊登於《思想與時代》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