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人生 · 戰爭與道德
記得美國的一位哲學家及心理學家詹姆士嘗自述他在一個名勝地方消夏時的心境：他說，那裡的風景是那樣優美，同在一處消夏的人們，是那樣文雅，生活是那樣平安舒適，可以說是再好沒有了。然而他住不到幾天就感得不耐煩了。他說，那裡毫無刺激，沒有惡可作鬥爭的對象，生活太無波瀾，如果再讓他那樣平安舒適地住下去，他非苦悶得發狂不可。所以他只得離開那名勝的風景區了。他稱這種心境為「輕視平安，厭惡舒適」的心理。這不僅是詹姆士個人特有的乖僻心情，也不僅是代表西方近代文化的美國人所常有的心情。這代表人類有雄心、有壯志、有生命力的青年的正常心理。只有老弱者和懦夫，才想長過舒適平安的日子，而視冒險犯難戰爭為畏途。以馬革裹屍為榮幸，以髀里肉生為悲哀，和聞雞起舞的壯心，在中國歷史上亦何嘗不羨稱為可以代表民族精神的美談。不過照這樣說來，則類似戰爭的行為，似乎就有了根於人生的心理基礎，且亦有其光明的、壯美的、含有道德意義的一面了。所以肯說老實話，用以激勵國人的哲學家黑格爾，在他的《法哲學原理》一書中，便明言：「戰爭不可視為絕對的惡。戰爭中亦有一道德成分。戰爭的深遠意義，在於足以保持國家的倫理健康，而掃除個人的自私目的。一如流水可以不腐，戰爭亦可以防止老沉滯於平安無事的民族趨於腐敗」。孟子不是也說過一句長足以使國人警惕的話嗎？「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足見孟子亦承認敵國外患，或對外作戰，亦有其防腐作用。不過孟子的話，尚須略加以補充。如果有敵國外患，而國人不能奮起抗戰，則國亦恆亡。
戰爭的破壞力量是很大的。戰爭之來，如風捲殘雲，如山洪暴發。它固然可以掃除一些陳腐的污穢，但亦沖壞淹沒了不少的無辜的房屋、牲畜和苗稼，且亦帶來了多量的泥沙。真正細究起來，它的防腐作用在哪裡？它的道德成分又在哪裡呢？大概在承平時候，一般人苟安、懶惰、享樂的心理容易滋長。同時由苟安、懶惰、享樂而產生的罪惡和弊病，當然也在滋長。在承平時候，國家無事，大局安定，人民的心理容易忘記了國族，而只知道個人的利益，而從政的人，亦往往黨派地域之見發達，缺乏為全國著想的遠見。所以自私自利心的發達，黨派意見的分歧，同情心的淡薄，都以承平時代為最盛。一旦到了危急存亡的戰時，同根生、同種、同族、同胞、同生死禍福的感覺自更銳敏，而同情心自更為濃厚。分意見，分畛域，分利害，分彼我的界限，亦自易打破。故精誠團結，自較容易。而且危難的局勢，也不容許繼續苟安偷惰，享受平時的安富尊榮。緊張奮發、警惕策勵的情緒，亦自易伸張，除非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根本斫喪無餘，民族文化亦掃地以盡，則對外的戰爭，總多少可以喚醒其民族精神，促進其人民的團結和文化的復興。因而由艱苦患難，生死掙扎中，磨練出國人的道德，促進了腐舊勢力的剷除，新興分子的崛起。這或許多少可以說明何以在某意義下，戰爭對於一個國家有其防腐作用和保持道德健康的好處。
不過談到戰爭對於道德方面的好影響，我尚須提出兩點補充，第一戰爭應分為「義戰」及「不義之戰」兩種，（當然這種分別也是比較的，有相對性的。）凡參加義戰的國家，則這次戰爭對於國家和人民的道德，必有增進提高的好影響。而從事不義的戰爭，以侵略人，剝奪人的生存，毀滅人道，破壞人類共存的文明為目的的戰爭，則這國的戰爭行為陷於不義，既不易保持從事不義之戰的軍隊的「士氣」，亦足以敗壞那從事不義之戰的國家中人民的道德。譬如，即以德國而論，當十九世紀初年，日耳曼民族反抗拿破崙的侵略時，士氣旺盛，民族精神發揚，文化蔚然，對於國民的道德生活確有良好的影響。但當它發動這兩次世界大戰，便只看見日耳曼民族自毀其前途，誰也看不出這兩次大戰，對於德國有什麼防腐作用和增加道德健康的好處。日本也是一樣，它這次侵略中國、偷襲英美的戰爭，成為國際道德的罪犯，其兵士的奸淫擄掠和殘殺的暴行，已經把人類殘忍的獸性和戰爭的罪惡發揮到了極點，而同時也就喪盡了他們固有的大和魂和武士道精神了。所以我們可以得這樣一條結論：參加合理的義戰，對於道德有良好影響，參加不義之戰，必致道德墮落，決不能收防腐作用及道德健康之效。
還有一點須得補充的，在某意義下，戰爭是一個試金石，是國家興衰存亡、個人升沉好壞的試金石。有的國家經過戰爭，贏得勝利，因而興盛。有的國家，感受戰爭的風浪，被淘汰而趨於衰亡。就個人言，好人經過戰爭的鍛煉，成為一個新人，道德才能品格學問均得提高發展。壞人則由於遇到戰爭的危機更趨於窮凶極惡，真相畢露，只有自己揭穿其平時的假面具，而自廁於漢奸賣國賊之列了。換言之，戰爭可以使好人愈好，使壞人愈壞，足以磨練好人的品格，喚醒好人的潛伏道德意識，使之愈放光明。亦足使潛伏著的病菌顯著暴發，而增加機體的危殆。也就因為這種情勢，戰爭可以去掉承平時的掩飾、姑息養癰之遺患，而有冒一次危險，以收到割癰去瘤之效果。
由於戰爭有合理的建築在道義基礎上的義戰與不合理不合道義的不義之戰的分別，由於「義戰」可以增加從事義戰者的道德健康，而不義之戰足以敗壞從事不義之戰者的精神和士氣，所以歷史上每經過一次堅苦大戰，就又增加了世人對於義戰終將勝過「不義之戰」、公理終將戰勝強權的信心。不過我們要知道，足以戰勝強權的公理並不只是口頭的說詞或思想中的意念，而乃是有武力，同時有人類的正義感作後盾的公理。公理戰勝強權應解釋為公理與強權的結合體戰勝了只恃強權而無公理的惡勢力，或人類全體基於道義的力量戰勝了少數違反道義缺乏理性的力量。戰爭並不會使人成為盲目強權或武力的崇拜者。戰爭使人愈益感覺到武德與勇士之可貴，以及武力強權之不可少。但尤其使人更深切感覺到建築在正義和道德感上面的武力和強權之可貴，因而使人重新認識潛伏在或活躍於人類心靈中的正義感和公理觀念之真實無妄，之強而有力。
英國有一倫理學家萊基，於其《歐洲倫理生活史》一書中，將道德分為四大類。第一類為嚴肅的道德，如莊敬、剛正、虔誠、貞操等有宗教意味的德性；第二類為壯烈的道德，如勇敢、犧牲、忠烈、義俠、熱忱等，是作戰時所必需的德性；第三類為溫和的道德，如仁慈、謙虛、禮貌、寬和等，是使人與人和睦相處的德性；第四類為實用的道德，如勤勞、節儉、信用、堅忍、謙和等足以使事業成功的德性。萊基認為古代重宗教，多戰爭，尚義俠，故特別注重嚴肅的和壯烈的諸種德性。但近代文明進步，崇尚和平，尊重人道，故溫和的和實用的諸種德性將愈趨於發達。固然，近代的戰爭是全體性的，需要理智和科學的運用較多，已不全似古代戰爭之需要少數英雄的壯烈勇敢了，而且要想戰爭得到勝利，還須動員人類所有的美德，嚴肅的、溫和的、實用的種種德性，皆大有助於作戰的勝利。然而在戰爭中，武德之特被重視，壯烈的道德將大為發揚，為人類歷史上增加許多可歌可泣的悲壯義烈的記載，乃是極自然的趨勢。在太平的時候，人類的武德或壯烈的本性，只是潛伏著蘊藏著，很少得發揚的機會；在戰爭時期此種德性便提到前面，而得到高度的發展。
在六、七年來的抗戰期中，我全國人民已得到艱苦的磨練，已於困心衡思，動心忍性中，而增益其所不能了。現在戰爭已接近勝利，我民族精神已相當發揚，我國際地位已大為提高，我們用不著只是消極地詛咒戰爭（當然也用不著謳歌戰爭）。我們要設法儘量動員我們的精神力量，發揚我們的民族的固有美德，以從事抗戰，使我們在這長期戰爭中轉惡為善，轉不幸為幸，轉禍為福，將現代化的新中國建立起來。戰爭不用諱言的是惡，是災殃，是不幸之事，但我們要明了這種不可避免的惡、災殃、不幸，善於運用之，也可以「玉汝於成」。
（1944年寫於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