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人生 · 論研究宗教是反對外來宗教傳播的正當方法
舊日反對宗教傳播的唯一辦法，為屠殺傳教士，焚毀教堂，其失之也愚；今日抵制宗教侵略唯一的方法為組織非基督教大同盟，其失之也魯，均非抵制宗教傳播的善法。因屠殺教士適足以啟武力侵略的釁端，而為外國割據我土地的藉口，豈非愚乎？教會雖有黑暗的一面，但宗教自有其不滅的價值；教徒雖有缺點錯誤，而基督自是救世的哲人。不分青紅皂白，而概「非」之，豈非魯乎？故余嘗謂非宗教同盟之舉實足以張耶教徒的氣焰，固耶教徒的團結，而表示國人宗教觀念之淺薄耳。
故居今日而言反對宗教傳播，非另闢蹊徑不為功。據余管見所及，以為反對外來宗教傳播之最和平、最公正、最有效的根本方法厥為研究基督教。讀者疑吾言乎，請畢吾詞：
夫研究的對象，即非信仰的對象，稍有常識者，類能言之。故信耶教者多，則研究耶教者自少；而研究耶教者多，則信耶教者亦自必減矣。且也先研究，而後信仰，方得謂之真信仰；先研究而後信仰，方不致發生流弊。某先生與余談其信教的經過，謂彼「先懷疑耶教，繼研究耶教，最後方信仰耶教」。故如某先生者可謂之真基督徒矣。
近人對於中國的舊學問、舊思想、舊制度多謂須用科學眼光重新估定價值，不可墨守，不可盲從，此說固甚是。但我們對於外國的學說、主義、宗教，亦須用科學眼光重新估定價值，精研而慎擇之，亦不可墨守，亦不可盲從也。蓋前者因時間不同，後者因空間不同，兩者均有重新估定價值之必要。余之主張研究耶教，即不以耶教在外國的利害為準，而重新估定耶教在中國的價值。
研究耶教可從下列五方面著手：
（一）耶穌個人的研究，如：
1．耶穌的生平傳略（朱執信謂耶穌系一私生子，此亦有趣而值得研究之事）；
2．耶穌的十二個弟子是真有，抑系後人臆造。十二個弟子中有一個叛徒，何故？
3．耶穌是否死在十字架上（英人Samuel Butler謂耶穌死在十字架上之說不確）。
（二）對於新舊約的研究：
1.新舊約的文學價值及其神話的研究；
2．新舊約的倫理學價值；
3.天主教與新教的沿革和異同；
4.中譯新舊約的研究（新舊約譯成中文或各省方言者，不下三四十種，頗值得研究）。
（三）教會及教會學校的研究：
1．教會與帝國主義；
2．教會與資本家；
3．教會與男女社交；
4．教會與旅館宿舍或遊藝場。
（四）教徒的研究：
1．教徒的操行；
2．教徒與罪犯（據美國心理學家麥獨孤的調查，謂教徒之犯罪者，比常人多）；
3．外國傳教士與拓地者（explorers）；
4．外國教徒欺壓中國平民、包攬詞訟的調查。
（五）教義的研究：
1．基督教義與國家主義；
2．基督教義與社會主義（義大利社會學家Lorin謂基督教者，資本家之宗教也，教貧人忍受資本家的壓迫，接交上帝，以企圖天堂的快樂）；
3．基督教義與進化論及科學；
4．基督教義與回教及佛教教義的比較。
以上不過餘一時所想到的研究大綱而已，掛一漏萬，自所難免。總之我們須知基督教既成研究的對象，則乃是學者之事，無須強人人以信之；研究基督教乃中國開明人士的責任，則教會諸君更可不必大力招徠徵求會員，使得無論智愚賢不肖，盡皆變成教徒而後快。
抵制宗教傳播的方法甚多，余非謂研究宗教即抵制宗教傳播惟一無二的良法，但此法或許是比較和平切實的一法，無論反對耶教，或信仰耶教者，均不妨平心一試行之。因抵制外來宗教的傳播，實愛國的真教徒，與普通中國人民所應一致攜手，共同努力的使命。
此外尤有一言所應聲明者，即本人之草此文，乃欲趁耶穌誕日的機會，聊述所感，以供商榷。並非有意對某一教堂或某一基督教青年會作局部的批評，或對於一小團體作無謂的政擊；區區此心，當能見諒。
（按：1925年，基督教大同盟在北平舉行會議，贊成和反對的意見很多，此文表示當時清華周刊編者的意見。現在我感到，我十多年後在《思想與時代》上發表的《基督教與政治》一文，就是根據這一想法，在美國所做的一些研究和思考。它表明我當時對宗教與政治問題的一些重要看法。）
基督教和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
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確是一種革命運動，不應當把它與沙文主義式的和法西斯主義式的民族主義相混淆。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外觀上是反抗帝國主義勢力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壓迫；其內在意義是反抗保守的軍閥和封建主；文化理智方面，它是對過去的傳統和習俗的反抗。這場運動，在一種意義上，是民族主義的運動，因為中國要通過這場運動得到完全的獨立和統一，而且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在另一種意義上，它又超出了民族主義的範圍，因為它鼓舞和激勵了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自信心，它的目標在於建立一種以平等互利為基礎的國際關係。
中國當前的民族主義運動，實際上是十九世紀中期（1850—1864）發生的太平天國起義的繼續。太平天國起義有三重動機：政治方面，它是要推翻滿清王朝；社會方面，它是要使中國社會化，也就是要實行某種國家社會主義；宗教方面，它是要把中國基督教化。太平天國的起義者們力圖推翻滿族統治，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受歡迎的，但他們的欠妥當的社會主義措施和他們的假基督教的狂熱實踐，卻使得中國人和外國人都不高興。因此，打了十五年內戰，死了差不多兩千萬人，三分之二的中國領土受到踐踏破壞，太平天國運動還是最後失敗了。
現在的民族主義運動已迅速取得了成功。它推翻了滿族的君主，於1910年建立了共和國。它成功的秘密就在於革命者放棄了宗教和社會主義方面的反叛，而集中其精力於推翻衰落的滿族王朝之單一的較低的任務。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近來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中，既沒有宗教的爭端，也不帶明顯的基督教的動機。但有一個無可懷疑的事實，即作為中國共和國之父和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在反對滿清的起義和反對帝國主義勢力的鬥爭中）領袖的孫逸仙是一個基督徒，而且沒有人否認，孫逸仙是中國前所未有過的最像基督人格的人；注1而太平天國的領袖們卻把政治口號和基督教的口號相混淆了，他們對基督教實際上根本沒有任何理解。所有這些都清楚地說明，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和基督教之間有著一種密切的關係。有些人甚至說，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開端，也就是現代基督運動在中國的開端。
這篇論文的主要目的是追溯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發展；分析基督教為什麼和在哪些方面有助於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中國民族主義者為什麼和在哪些方面對基督教和傳教士的工作懷有某些敵意。
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天主教的基督教為代表，開始於公元七世紀。公元635年，一個叫阿洛彭的基督教僧侶來到中國，成為第一個得到皇帝允許在中國傳布福音的人。阿洛彭被皇帝授與精神之主的稱號，他的宗教叫做光明教。從那以後，基督教在中國有過二百多年的受歡迎時間。由於某些還不清楚的原因，基督教傳教士在九世紀的時候消失不見了，十世紀和十一世紀基督教在中國無影無蹤也還是一團疑雲。對這種消失，唯一較好些的解釋，是認為在公元945年，中國對佛教徒有過一次大迫害，以抵制其勢不可擋的影響。基督教的傳教士可能不幸地分擔了佛教徒的同樣命運。但佛教很快地恢復了，而基督教則完全被清除了。
第二階段的代表是天主教的聖方濟會信徒和新景教的傳教士。這個階段開始於十三世紀，當時是忽必烈時代，他征服了歐、亞兩洲許多地方，其母親是一個基督徒。 1265年，馬可·波羅打開了通道，他為基督教的普及作了極大的努力。後來方濟會傳教士隨之而來，成千上萬的人信奉此教，學校和教堂建立起來了。但到了十四世紀中葉，隨著蒙古皇帝的垮台，基督教也變得非常微弱，近於滅絕，基督教傳教士又都消失了。歷史學家認為，他們的失敗是由於他們的「外國習俗」，也就是說，一方面，他們沒有能夠使自己適應中國人的生活，另一方面，中國人也沒有對他們的工作給予積極的配合。
由利瑪竇（Mattca Ricci 1552—1610）領導的天主教耶穌會會士開創了基督教在中國的第三階段，時間上是從1552年到1774年。這些耶穌會士採用了宣教的新辦法。他們學說中國話，穿中國人的衣服，注意觀察中國人的習俗，通過講授科學及同中國人真正交朋友，從而逐漸達到了宣傳福音的目的。他們成功地和中國學者合作，把歐幾里德幾何和亞里士多德的邏輯翻譯成了中文。此外，他們自己也寫了不少數學和科學方面的著作。一些耶穌會士被中國政府任命為觀象局的官員，還有一些人被聘用製造戰爭的槍炮，中國皇帝給了他們很高的榮譽。據說，一個叫施卡爾的耶穌會士，在他的一生中，曾使一萬二千人皈依基督教。
可是，到了十八世紀中葉，耶穌會也失敗了。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宗教儀式的論爭。多米尼加教派和方濟會指控耶穌會對佛教、儒教和當地習俗的妥協態度。羅馬教皇命令耶穌會不得允許中國的基督教徒祭奠祖宗和儒教。康熙皇帝為此對大主教發表了一個聲明：「我們祭孔，以為我們的師表；我們祭祖，以表達我們的感激之情。我們在孔夫子和祖先的香案前並不為榮譽和幸福而禱告。如果這些意見不合你的口味，那你就考慮離開我的帝國吧。」他又補充說，「照我看，你們這些人來中國，不是要建立你們自己的宗教，而是要毀掉它」。
不管怎樣，康熙皇帝還是很寬容的，他沒有採取任何極端的行動來驅逐傳教士。但他的後繼人雍正皇帝就採取了鐵的手腕來鎮壓傳教士。1724年，他發出了一道聖旨，在全國禁止基督教，沒收教會的財產，還譴責傳教士是公眾思想與和平的狂熱擾亂者。由於科學知識的原因，北京的傳教士算是保留了下來，其他的傳教士則皆遭流放驅逐。在這以後約一百年的時間裡，基督教在迫害之下衰落了，而且蒙受了極大的苦難，直到十九世紀才開始了一個新時期。
至此，我們已經看到，基督教在中國的前三個階段都完全失敗了，它的影響也是微乎其微。現在我們就來看看基督教在中國的第四階段的命運。
第四階段是由現代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來體現的。1807年，第一個新教傳教士羅伯特·莫里遜博士到達廣東，是這一階段的開端，莫里遜的工作是有劃時代意義的。他的開拓性的工作是把《新約》翻譯成中文，而且還編了一本漢英詞典。全版《新約》於1814年出版，他編的詞典的第一卷於1817年印出，整個詞典是四開本，六卷，4595頁，於1823年出版，費用達12000英鎊。
1842年，發生了鴉片戰爭，在這次戰爭中，英國首次戰勝了中國。在這以後，法國星象學家狄拉格林（M．De Lagrene 1749—1822）於1844年得到滿清皇帝信仰自由的聖旨。同時，儘管是在迫害和驅逐的情況下，早在1830年，估計在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里，還有四個主教，十九個歐洲的牧師，他們散布於各處傳教，甚至在四川省里，他們還擁有二十萬信徒。從這以後，中國政府對基督教信仰的自由宣傳就不再干預了（偶然發生的反抗和敵對狀態表明，傳教士對愚昧的群眾是無效的，除非是派來更多的軍艦及簽訂另外的條約來保證宗教宣傳的自由和安全）。這樣，基督教在中國的控制就越來越強，傳教士的人數也逐漸增加。1918年，在中國的傳教士人數為6395人，1922年增加到7500人，1925年達到8158人，他們代表著西方200個不同的教會團體和組織。注2
聖經被翻譯成中國的文言、白話及方言，總共有42個不同的版本（聖經的標準譯本完成於1912年，是中國人和外國人各半組成的一個12人翻譯委員會經過25年勞作的結果），一個值得注意的重要事實是，沒有任何一個譯本是純粹由中國的基督教徒自己翻譯的。據報道，在過去的114年里，在中國的三個外國聖經會共分發了164，963，395本《聖經》，也就是說，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裡，每年都平均分發l，500，000本《聖經》。注3據最近的報道，在1928年的11個月裡，美國聖經會、英國聖經會、外國聖經會及民族聖經會共分發11，453，783本《聖經》、《聖約書》和分冊本。注4
上面我們對基督教在中國的迅速發展作了一般性的探索，下面我們進而看一看中國人民對基督教運動的反應，以及基督教在中國是如何影響政治秩序的，特別是如何對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發生影響的。實際上，中國人對基督教的態度存在著很大分歧，下面我用原話摘錄的辦法選一些有代表性的觀點，或許這樣會使我們對真正的形勢有較好的洞察。
李鴻章的觀點可能是最寬容的觀點的代表。李鴻章是十九世紀末中國的大政治家，有本他的傳略引證過他在1886年給皇帝的奏章，他說：「孔夫子的教導和耶穌的教義看來都是建立在規勸的基礎上的，他們的教義被表達和傳播是為了整個人類——異教徒和基督徒的改善。我懂得這個道理，如果我的生命是被拋在英國、法國或美國的話，那麼我也要稱自己是一個基督教徒，因為基督教是這些國家的宗教，一個人如這樣安排他的生活，那他就會免遭麻煩且受到尊敬。他不會想到孔夫子，因為對孔夫子及其教導他是一點也不需要的。在中國也是同樣道理，只是情況相反」。「他（傳教士）現在一點也不可怕，因為他可能是耶穌基督的代理人，或者是那個偉大人物的追隨者；作為國家政治和工業獨立可能的敵人，他才是可怕的」。注5
所謂「中國文藝復興之父」胡適博士的觀點也值得我們注意。雖然就個人而言，我不同意胡適的觀點和他的大膽假設的方法，但胡適的觀點畢竟是當今中國知識階層的代表，所以我不嫌冗長，還是把他的話摘錄如下：
「基督教信仰的宣傳，在這個新中國看來是不會被許可而有多少光明前途的。恰恰相反，基督教到處都面臨反對。基督教占領中國之夢看來很快就破滅了——可能是永遠破滅了，這不需要再作進一步的解釋了」。
「確實，有一些為狹隘民族主義的攻擊所作的論證，把基督教的傳教士看作帝國主義侵略的代理人。但我們必須認識到，正是民族主義——一種與過去文化割裂的民族自我意識——曾經在中國扼殺過景教——最早期的基督教、拜火教和摩尼教。正是這同一個民族主義，曾四次對佛教進行迫害，把已完全征服中國逾千年的佛教最後也扼殺了。這同一個民族的意識現在又反抗外來的基督教」。
「比民族主義更難對付的，是理性主義的升起。我們不能忘記，中國哲學開始於兩千五百年以前，老子教人一種自然的宇宙觀，孔子則是一個坦率的不可知者。這種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傳統，在每一個時代，當民族受到迷信和狂熱的宗教影響時，它總是要起救星的作用。這種中國原有的文化背景，由於現代科學的方法和結論的增援現在又復活了，而且成為知識階層反對任何宗教體系欺騙的真正難對付的安全措施，因為宗教的基本教義，儘管加以種種辯解，但總不能經受理性和科學的考驗」。注6
胡適博士對傳教士在中國的工作的評論也非常有影響，給人以深刻印象。他說：「在中國的基督教會有帝國主義盼精神，它竭盡全力去愚弄一般民眾。傳教士們是有不少缺陷的。教會給許多不能對宗教作出選擇的嬰兒洗禮；教會不應該強迫人們信仰，傳教士學校不應該突出哪一種宗教；靠宏偉華麗的建築物來吸引外面的人是教會犯的一個錯誤；學校不應該是基督教的布道中心；教師對基督教學生和非基督教學生不一樣看待也是不合理的。傳教學校更不應該限制學生的信仰和言論自由，教師也不需要總是基督教徒」。注7
現在我們從中國基督教徒自己進行的客觀觀察的角度，考察一下中國學生和受過教育的人對基督教的一般態度。下面是兩個著名的中國基督教徒的看法。吳先生（Y．K．Woo）在其《現在中國人對基督教的態度》的文章里說，「這就是哲學上的懷疑主義者和那些高度尊重倫理道德的思想體系和中國文明的成就的著名中國學者的態度（輕蔑的態度）。這種類型的人認為，基督教在思想上是粗糙的，形式上是迷信的，方法上是矯揉造作的，結果是貧乏無聊的，因此是不值得他們研究和注意的。有時候，他們從《聖經》里摘錄某些論述，或從基督教徒的思想里摘錄某些觀念，然後用他們所掌握的一切哲學武器對之進行嘲弄。由於基督教在中國很少產生或沒有產生出著名學者，普通基督徒大都是智力上平庸的人，他們就由此得出結論說，基督教無論如何也滿足不了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的心靈。當他們看到作為個人的基督徒和作為組織的基督教會做與他們所信奉的教導相背之事時，他們對基督教的憎惡便變得絕對了。確實，他們與基督教的對立不是一種尋釁放肆的行為，但在他們眼裡，基督教是把人類生活的一切意義都剝奪了。」注8
另一個著名的基督教徒顧子仁博士，在他的《教育的條件和學生生活》的文章里，坦率地指出了中國學生的不同的態度。「第一，持民族主義觀點的學生反對基督教，他們認為基督教是同外國相聯繫的。第二，持理性主義觀點的學生反對基督教的教條式的假定。第三，持無神論觀點的學生自然認為基督教是毫無用處的」。「除上面提到的三種態度以外，我看還得加上兩種態度，現在很多學生都表現出這樣的態度：一種是對基督教麻木冷漠的態度，這在基督徒學生和非基督徒學生那裡都有表現。第二種是對基督教和基督教徒完全蔑視的態度，持這種態度的學生在增加。在他們看來，我們既然為基督的事業獻出了我們的一切，那麼對基督的名稱進行蔑視和責難而不是對他進行頌揚實際上正是為我們所應嚴肅考慮的問題」。注9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極端民族主義宣傳鼓動者的態度。1925年12月26日，《北方中國每日新聞》刊登一則湖南長沙反基督教活動的報道。據稱舉行了遊行，有恐嚇，有辱罵，還散發了傳單，下面就摘錄一份重要而且有趣的傳單：
「工人們！農民們！學生們！商人們！一切受壓迫的人！我們不怕擺弄機關槍、列強的海關會議及不平等條約的帝國主義，令我們害怕的倒是基督教的狡猾的、看不見的文化上的侵略，因為它帶著溫情和慈善的說教工具。正是這些活動，毀壞了我們國家，削弱了我們在民族之林中的地位，使得我們麻木不仁，以至於我們會認賊作父！在上海的十萬外國兵不能消滅我們的愛國主義，廈門的暗殺也不能破滅我們拯救中國的決心。但這種狡猾的基督教，它的帝國主義的、文化的侵略卻使我們千百萬青年受到了感染。我們的心先死了，我們的身體也要接著死去。基督教是一種迷信，它殺了我們的心，但它又殺人不見血。我們當然害怕它！……」
「學校是文化侵略的營地，教會是製造奴隸的工廠，醫院也是侵略的中心。在你的眼前，罪惡到處可見！什麼學校會省略不讀聖經，不搞宗教儀式，不禱告，不施行洗禮，不進行一切教會的事務呀，但就內在本質來說，所有那些進行頌揚和禱告的傳教士都是在愚弄國民，在傳播資產階級的影響，在為結夥的匪徒效力，在秘密地輸入機關槍！在一些地方，如在湖北省，他們每天都在侵掠土地，都在玩弄我們的善男信女。」
「同胞們！如果我們都變成基督徒，如果中國都基督化了，那麼，帝國主義也就成了遍布全國的劊子手的快刀利斧。它就要掠奪我們的田園家舍，就要把我們斬成碎塊。我們必須組織起來，聯合起來，盡我們的最大力量來反對這股勢力。」
「我們的口號是：反對文化侵略；打倒帝國主義的工具——基督教；拯救受壓迫的人——教會學校的學生；教會學校的學生們：離開使你們遭受罪惡的學校吧！」注10
不管是對是錯，極端民族主義民眾在上述充滿情感的傳單里的說法，代表著中國政治家、知識界頭面人物和廣大學生對基督教的一般態度。這裡不需要爭辯，也不需要評論，因為這些話語正是反基督教的主觀天真的表達。我感到很遺憾的只是，中國廣大人民不能夠從基督教的崇高理想以及耶穌基督的生活與教導里獲得教益。同樣令人遺憾的是，基督教在中國受到如此的誤解，它已經被某些傳教士歪曲了。
基督教在中國，事實上仍面臨著危機，因此作些新的調整是必須的。很多樂觀主義的人認為，這種危機和反基督教的活動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有助於教會工作和傳教政策的改革，也有助於基督教在中國的純化。因為這種危機將淘汰掉基督教的假信徒，而基督的真正追隨者的信仰將由於受到苦難和迫害的檢驗而愈益增強。一些悲觀主義的人，特別是引人矚目的胡適博士，預言基督教在下一個階段將再次被滅除。在對基督教在中國的未來前景進行推測的時候，我們須注意兩個重要的因素：
首先，我們須明白，民族主義運動總是在某種程度上同外來宗教的宣傳相敵對的；傳教組織，不管它抱有如何無私和慈善的動機，一般都被看作是與民族發展不相容的。例如在日本的民族主義運動處於高潮時期，日本政府甚至會頒布一道法律，使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處於被迫害甚或被殺害的地位。但日本一獲得獨立，反基督教的情緒馬上就消失了。現在基督教在日本平穩發展，一點麻煩也沒有了。我相信，一旦中華民族的危機克服了，那麼基督教所面臨的危機，會像在日本一樣，也會得到克服。而且基督教會越是不受任何政治集團的影響，那就越不會引起懷疑和不友好的反應。
再者，我們必須記住，如我前面所說，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本質上是革命的，它不只是以基督教作為自己整個的攻擊目標，儒教和佛教也攤上了同樣的命運。受過現代教育的激進的學生很久以前就已宣告了儒教的破產。很多佛教的廟宇已經變成了現代的學校，不可計數的佛教神靈偶像被毫不留情地毀成碎片。簡言之，最近兩個世紀在西方流行的無神論和愛國主義現在已經傳到了中國，因此，我們現在正面臨著一場普遍的宗教危機，不獨基督教如此。
現在我來分析一下，基督教在哪些方面有助於民族主義運動，以及基督教在哪些方面被誤解了。
首先，基督教被誤認作物質發展的障礙。民族主義者認為，目前中國最為需要的是物質運用、技術裝備和工業發展。我們要解救我們的身體，甚於基督教所宣稱的對我們靈魂的解救。但實際上，在過去的一百年里，基督教在中國所做之事，既是精神的傳教，也是物質的傳送。傳教士們走到哪裡，就在哪裡建造醫院、教堂和西方類型的學校。從傳教士學校出來的學生最為適合在銀行、郵局和許多其他企業里做事，中國外交界的絕大多數成員都是傳教士學校的產物。此外，基督教在中國的慈善組織，對遭受戰禍和水旱災害的窮苦人民也提供直接的物質幫助。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基督教在物質發展方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我想過，基督教在中國的物質基礎比它的精神基礎更為牢固。
第二，民族主義者認為，民族意識對於中國的復興是必須的，而基督教關於博愛的世界主義學說會沖淡我們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熱情。確實，有少數幾個中國的基督教徒，他們的英語知識甚於漢語知識，他們身上的外國人成分要比中國人成分多。但從總體上來看，現在外國的傳教士一般都意識到了我們的民族意識。大多數的基督教學生也像非基督教學生一樣，積極參加民族主義運動和愛國主義的遊行示威。另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基督教是推動普及教育的一股重要力量，而那些受過普及教育的工農現在已經成了中國愛國主義運動的基本力量。再者，基督教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有益影響也可用我上面已提到過的事實來說明，就是說，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孫中山，也是一個基督教徒，而且曾經在教會學校受過教育。還有，太平天國的領袖們，現代民族主義運動的先驅者，也曾受到基督教信仰的鼓舞。
第三，一些人指控基督教教人的是謙卑的德行和奴隸式的服從，而中國需要的是戰鬥的精神；任何形式的宗教一般說來都是一種保守力量，而中國極為需要的是革命精神。我們應該看到，基督教是一種復興的宗教，它在中國造成的效果實際上也是革命的。因為，在基督教國家，旨在價值保存的例行公事的基督教可能是保守的，但它在中國，無疑已是一種生氣勃勃的、進步的和革命的力量，就如佛教和儒教在中國可能是很保守的，但當它初被引入西方國家的時候，確也產生了新的或革命的影響一樣。不是謙卑之教，而是一些冒險傳教士的獻身和耶穌基督的不妥協的精神與生活的典範，將永遠是鼓舞中國青年的精神力量。甚至中國共產主義的領導人也曾說過，「我們不要基督教，但每一個青年都應有耶穌基督的戰鬥精神和犧牲精神。」
第四，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所持的最重要的反駁意見是認為基督教與科學相對立。這是因為他們過分誇大了在西方世界裡宗教與科學的表面上的衝突及他們對迫害異端的憎惡。他們由此認為，中國最為缺乏的是科學和科學精神，而不是宗教的或神學的教條。但實際上，客觀事實告訴我們，傳教士是第一批最早把科學知識傳送到中國來的，是耶穌教徒教給了我們歐幾里德幾何和哥白尼的天文學。但對基督教作科學意義上的考察，它是有難以理解的怪事，對此我們要引起注意。由於對科學家的迫害，基督教使科學變成了宗教，即把科學變成了精神上獻身的對象，把科學家變成了精神上的殉道士；靠這些與科學正相矛盾的神秘和教條的信念，基督教成了激起科學想像，引起科學的興趣和研究科學最好的能動之源。對科學家的迫害也說明了教會對科學問題的關注。而在中國，幾乎沒有人以宗教的熱情和獻身精神去研究科學或反對科學。我們沒有科學，因為我們沒有科學的殉道者。我們之所以研究科學，是因為它有用；西方人對科學的研究是為其無私利的內在價值及其宗教的意義（畢達戈拉斯第一個把科學看作獻身的對象）。這些稍有離題的話意在說明，在一種怪論的意義上，可以說基督教是科學的庇護者，那些認為基督教與科學相衝突而反對基督教的人是沒有根據的，而且，基督教在中國決不會成為科學發展的障礙。
總之，我這裡所要闡明的是，基督教或在中國的傳教工作，第一，它是有助於中國的物質發展的；第二，它有助於喚醒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第三，它鼓舞了中國青年大無畏的戰鬥精神，成了中國現代化和充滿生機的能動之源，它有助於中國的改革者打破舊的習俗；第四，它鼓勵了科學的研究和對技術的追求。換句話說，正如我在別處也已指出過的，自文藝復興以來，基督教已是這個世界的方向，它把現代西方世界最優秀的科學成果、民主和民族主義，都作為組成部分而吸收於自身之內。這樣，基督教的影響在中國的反映本質上是科學的、民主的和民族主義的。
既然基督教對新中國是有裨益的，而且也與新中國的要求是相容的，那麼，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決不應極為愚蠢地採取反基督教的敵意態度。再者說，中國人民本來就是對宗教的東西取容忍態度的。既然佛教和伊斯蘭教在很早以前就已傳入中國，且根植於中國人民的生活之中，那麼基督教也是能夠使自己適應這塊新的土壤的，中國沒有任何理由排斥基督教。偶然發生的反基督教的暴亂，主要是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是由於一些無知的民眾對傳教士和基督徒的外國生活習俗看不慣。所有這些要清除基督教出中國的理由都是外在和無根據的。與此恰恰相反，我相信，就基督教不受政治或帝國主義集團的影響來說，就傳教士是以善良意志為動機，他們的傳教也被證明確實是精神上和宗教上的傳教來說，基督教在中國必定會有一個光明的前途，因為中國人民對真正的友誼和精神價值是很容易感受的。我們過去曾有過佛教的時代，既然基督教一點也不比佛教差，那麼我們就有各種理由，想著在中國的未來會有一個基督教的新時代。佛教曾豐富了道教和儒教，它的影響滲透到了中國人的每一種生活方式，如藝術、文學、哲學、社會和政治秩序、家庭及各地習俗等。在過去的幾百年里，佛教已經緊緊地吸引了最優秀的中國人的頭腦，它已經成了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五千多冊佛教文獻被譯成中文，由於佛教經典的翻譯，中國的文學裡也增添了新的寫作風格。佛教對中國所做之事，基督教現在同樣也可以做到。我常想，如果基督教與道教的玄學及佛教相融合，且由儒教的實踐倫理學來補充，那麼，在中國產生的新基督教將比它過去的歷史更加光輝燦爛。
附釋：此文作於1929年，完全根據英文材料寫成。曾應哈佛大學研究院同學，並在校外某地區任牧師職務的莎提斯特朗君之邀，在他的牧區晚會上宣讀過，那年暑假期間我又在芝加哥附近的東方學生會議上宣讀過。今加以校訂，請楊君游同志譯成中文。作者識。
納粹毀滅與德國文化
納粹主義試分析起來大約不外三個主要成分構成的：一是種族偏見，一是政治獨裁，一是武力征服。種族偏見是違反各民族自由平等的大同思想的，政治獨裁是違反民主政治的大潮流的，武力征服是擾亂世界和平的。而這三個成分在納粹的德國都發展到最猛烈、最極端的發狂程度。因此納粹主義便成為全世界所深惡痛絕的惡勢力，所須竭力隔離消滅的疫菌。
自從納粹德國無條件投降，德國土地被盟軍占領後，納粹主義的德國總算毀滅了。不過我們所最關心的是德國文化的前途究竟如何？納粹的毀滅，德國的被占領征服，是否即是德國文化的毀滅？
要答覆剛才所提出的問題，首先我們要明白，單就種族偏見、政治獨裁、武力征服三種特徵而論，不僅德國有之，亦不僅法西斯的義大利及日本有之，其他國家或民族，在某一時期內，或在某種方式下，亦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難免不潛伏著一些這三種成分的病菌。不過納粹的德國，特別病症深重罷了。我們打倒了義大利、德國和日本之後，尚須不時提防變相的潛伏的納粹病菌的復發，才足以確保戰後世界的永久和平。
日耳曼人是一個比較新興而富於野氣的民族，正到了「血氣方剛，戒之在斗」的壯年階段。他們對於自己優秀的種族和燦爛的民族文化，素有驕傲的優越感，對於國內的猶太人素有厭惡憎恨的情緒。他們的民族和兒童故事中充滿了謳歌戰爭、崇拜英雄的武勇精神。再加以傳統的容克世家培育作戰人才，參謀本部籌劃作戰機構，所以，他們具有種族優越感，反對猶太人，服從獨裁的領袖，喜歡戰爭，是很自然而無足怪的。但是將種族偏見、政治獨裁、武力征服發揮到了極端不合理、兇惡毒狠，甚至發狂而自趨毀滅的程度，這卻不是日耳曼民族性的自然發展，而是有了病態，走入歧途了。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希特勒和他的黨徒，乃是日耳曼民族不肖的子孫。他們沒有正當地合理地發揮他們民族性中的優良成分。不單是政治外交上，沒有俾斯麥治國的明智作風，軍事上未作到避免兩面作戰、加強右翼的祖宗遺訓，尤其在文化方面，他們是德國文化的罪人。我們萬想不到至中至正、大賢大聖如康德、歌德的後人，會橫蠻無理、發狂失性到希特勒及其黨徒的地步。
康德的「三大理性批判」，發揮人類理性的光輝，永為人類文化進步的明燈。康德強調理性的立法作用，認理性之自立法度、自己遵守為自由的精義。歌德完美健全的人格，是近代完人的典型（當拿破崙晤見歌德時，他不禁高叫一聲道：「這才是真正的人」）。歌德以老虎保衛其巢穴，形容人應保持其自由。費希特以自由觀念為其全部哲學的中心思想，他的告德意志國民演講，為被壓迫的民族反抗侵略，爭取民族的自由復興，奠定精神的基礎。黑格爾以人類整個歷史為理性或自由精神實現其自身的過程。黑格爾批評黷武主義的拿破崙道：「拿破崙以蓋世的天才來爭取武力的勝利，實正所以表示徒恃武力之究竟不值一文錢。」總之，德國的先哲蔑視拿破崙的武力，認為一文不值，而希特勒反去模仿拿破崙。德國的先哲尊重人類自由，教人自立法度，自己遵守，而希特勒抹煞人類自由，奴役人民。德國的先哲崇尚理性，發揚文化，而希特勒摧殘理性，毀滅文化。德國會產生希特勒這樣的敗家子，闖下滔天大禍，真是德國文化的不幸。凡是愛好德國文化的人，都應同感悲傷。只有一些無知淺見的人，才會由於見得納粹的失敗，因而根本懷疑德國燦爛時期的文化和哲學本身。
康德和歌德時期典型的純真的德國文化，早已普遍化，成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德國從康德到黑格爾時期的哲學，其響應早已遍及了全世界，在英、法、美、意各國，皆已有新康德學派或新黑格爾學派的興起。歌德和席勒、海涅的文藝、詩歌，不僅成為人類欣賞歌誦的公共遺產，且已在各文明國家裡掀起新的文藝思潮。貝多芬、巴赫、莫扎特、瓦格勒的音樂，亦早已普遍地震撼了世界各地愛好音樂人士的心弦。至於德國的科學家們對於各部門純粹科學的貢獻，早已為舉世各國科學界所共同接受之處，更是不勝縷舉。所以，誰也看得出來，納粹儘管毀滅，而德國純真的文化決不會毀滅。在當時納粹統治下的德國人，也許無法發揚德國典型文化的優點，我們相信，德國文化的火炬也會在別的地方或在後幾代的德國人里繼續燃燒著的。德國的哲人素來注重精神價值，輕蔑商業文明。文化、學養、內心生活、真善美的永恆價值是他們所特別追求愛慕的對象。使人在物質文明的世界中，而仍能保持性靈的高潔。德國的先哲對於純真文化的貢獻，已成為提高人類精神生活的寶藏。即以德國思想家中最偏激，最富病態，最為世所詬病，提倡超人的哲學家尼采而論，誰也不能找出尼采的思想與希特勒的納粹主義有什麼直接關係。然而尼采的著作無論在哪一個國家，也都有熱烈愛好的讀者，而尼采對於文藝詩歌，在世界各國，亦都有其相當深遠的影響。
現在盟軍占領德國後，其改造德國人民思想的教育文化政策，當然不外乎是把種族偏見、政治獨裁、歌頌戰事等納粹主義的要素予以掃除廓清，而重新灌輸以民主主義及自由和平的思想。在我們看來，除了一面灌輸新的民主和平思想外，另一面促使德國人回復到他們純真的典型的康德、歌德時期的重理性、重自由、重文化學養和內心生活的健康正常的思想，使他們鑒於納粹主義之走入歧途，而回復到原有的正道，鑒於納粹主義之陷於病態，而恢復其原有的平正健全的思想，亦是使今後德國人在文化上走入新途徑，以期將來有新貢獻的一個辦法。
（1943年寫於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