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器物·衣冠 · 江南的佛教藝術

一、佛教傳入以前中國的原始宗教信仰與神話及其在藝術上的表現 中國的原始宗教，乃是一種自然崇拜。相信萬物同人一樣，皆有靈，凡天、地、日、月、星、辰、風、雨、雷、電、山、川、草、木，莫不有神，而且各有其形象。集中表現此種信仰之書，為《山海經》。近代西南各地，如湖南、四川就具此信仰。而大涼山彝族祭山神之禮，尤與《山海經》相近。湖南寧鄉發現銅器的情況，亦此種信仰的表現。 通乎人與神之間，有一種特別的人，名曰巫。巫通神鬼，預知吉凶禍福。為人祈福禳禍，亦為人醫病。古之巫多兼醫，《說文》醫字從巫。《山海經》為巫書，亦為醫書，此種宗教，可稱為巫教，在我國從上古到近代，上下俱通行。商代有巫咸、巫賢等人，從甲骨文中可看出，從《詩經》、《左傳》中亦可看出。漢武帝系一雄主，但篤信巫教，《漢書》本紀中有許多記載。漢末五斗米教用符水為人治病，實際上是巫教，後來雜合一些神仙家言與黃老家言，發展而為道教。 神話所自出，與原始宗教同源，亦相信萬物皆有靈，但與宗教有本質上的不同。宗教是消極的，向自然屈服的；神話是積極的，要解釋自然，進而要征服自然。中國古代神話，在《山海經》、《楚辭·天問》、《淮南子》諸書中記錄最多。 神仙家言起於戰國時燕齊之地。蓋由於見海上縹緲雲煙、海市蜃樓，發生幻想而產生者。作神仙家言之人，講究求不死之藥，煉黃金，祈求長生不死，後發展至希圖白日飛升，雖含原始科學在內，然仍是一種追求個人享受、個人幸福的思想。據亦此家言者，秦皇、漢武篤信之，曾百計以求。但二人均失敗，自此以後，人主不復深信。此一家言，始通行於少數上層人物中，未普及於民間。 陰陽家言亦起於戰國之世。所謂五行、五德相生相剋之說，最初為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後來為儒家所利用，作為統治者的工具，改正朔、易服色、封禪等事，即根據陰陽家言而出，再與儒者「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之說相結合而發展為天人相應之說，與巫教預知休咎吉凶之說相結合而發展為讖緯之學。此一學說，在漢代始終為統治階級所擁護，直至清代，亦未消滅。 以上四種學說，各有一來說，各自成一系統，在漢以前，混淆之時極少。至漢武帝之世，始將四者混淆起來。漢武帝既信儒生之言，封泰山，禪梁父，立巫祠，又祠仙人。《山海經》神話中戴勝虎齒之西王母，成為有長生不死之藥的神仙，且為東王公之配。神話傳說中的黃帝，亦成為乘龍上天的神仙。 以上四種學說中的人物禽獸，在漢畫中各有表現。如自然崇拜中山神的形象——人首鳥身、人首龍身的奇禽異獸等。神話中的伏羲、女媧、人皇九頭、后羿射日等故事，均見於漢畫像石上。如神仙家言中的東王公、西王母、有翼仙人等象，見於畫像石上，見於銅鏡上，亦見於錯金銀之銅器及漆器上。至於陰陽家言之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則石刻、磚瓦、銅器、銅鏡，幾乎無處不有。最有趣的，畫家將四種學說中的人物禽獸雜合成大幅場面，以生動巧妙的筆法表現出來，使觀者不感到有嚴肅的宗教氣息，而只看到自然界偉大瑰麗的景象，呼吸到其活潑和諧的氣息，此漢代畫家最偉大的成功處。 佛教傳入東土，以上四種學說，在人的心中，或者退居次要地位，其統治地位為佛教所取代，或者與佛教思想並行不悖，其絕對排斥佛家思想者，不過極少數人而已。其原因蓋由於佛教對人生死問題，給予較實在、較圓滿的解答，而給人將來的希望，亦不似神仙家言者的遙遠。隨著思想信仰的鞏固與發展，藝術亦相應而突起。自漢以後，佛教藝術之勃興，有由來矣。 佛教藝術，也繼承了我國古代藝術的傳說，如許多大幅畫，其處理方法，頗似漢畫。 二、佛教在江南的突盛 江南主要指江蘇、浙江而言，湖南、四川等地情況，不甚了解。 佛教傳入中國，最初當在西漢之時。《後漢書·光武王列傳》楚王英傳載：楚王英喜為浮屠齋戒祭祀，其奉黃縑，白紈贖罪，明帝詔報之，事在永平八年（65年），尚在白馬馱經至洛陽之前。楚王英所在地，約跨今蘇皖豫魯諸省，在淮河之南北。永平十三年（70年），廢徙丹陽涇縣，在今南京西南安徽轄境，明帝仍加優遇，賜湯沐邑五百。從之南徙者數千人，佛教或因之益流布江南。明年，英乃自殺。 《三國志·吳志·劉繇傳》記笮融起浮圖祠事，《後漢書·陶謙傳》有同樣記載。融所建浮圖當在下邳，即今之古邳鎮。融為丹陽人，齋佛於此，必有其原因，而所新建的浮圖，遠近來觀及就食者且萬人，影響可能及於江南。 漢代遺物，有佛教影響之跡者，江蘇未發現，山東及四川有之。從孫吳時起，佛教開始在江南興盛。漢獻帝時，大月支人支謙（其祖父法度以靈帝世率國人數百至洛陽），與鄉人數十奔吳，孫權拜為博士，於黃武元年（222年）至建興二年中（253年），譯《維摩詰》等廿七種經，卒於建鄴。又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父移交趾，會赤烏十年（247年）至建鄴，孫權為建佛寺及塔。寺名建初寺，在中華門外雨花台北；塔名阿育王塔，在報恩寺附近，是江南寺及塔之最早者，會居寺中譯經，以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卒。 歷孫吳、東晉、宋、齊、梁、陳六朝，世主好佛者甚多，梁武帝尤甚。計自孫權時起，至陳亡時迄，高僧東來，著名者近三十批（據《高僧傳》、《續高僧傳》、《佛祖歷代通載》、《開元釋教錄》、《出三藏記集》等），其從來之地，有天竺、迦維羅衛、交趾、扶南、月支、罽賓、康居、西域等地。其所到之地，主要是建康，亦到廣陵及虎丘。其經由之路，或自長安、洛陽南下，或自蜀東下，或從海道先到青州、廣州等地，而後達建康。 西行求法諸僧，有法顯、智嚴、寶雲、法勇等。 南朝佛寺之盛，杜牧之詩有「南朝四百八十寺」之句，陳作霖著《南朝佛寺志》一書，記載有寺名的27所，其中梁為最多，此單就建康一地而言。據項慈園《浙江的佛教》一文，六朝時浙江建的寺院，計199所。 自隋迄清，建康始終為佛教中心之一。 三、江南現存的重要佛教藝術品 所謂重要佛教藝術品，指較巨型的雕塑而言，小的銅造像等（虎丘塔內一兩件除外）不在此內。 當雲岡、龍門、敦煌、麥積山諸石窟開鑿之時，亦正江南佛教興盛之際，惜在江南，此類藝術寶庫存留者絕少。佛寺壁畫，今已蕩然無存。在江蘇北部，有徐州雲龍山興化寺內石佛，為一座高三丈二尺余的半身像，系就山岩的巨石刻成。此座石佛，據《舊五代史》卷十二《朱友裕列傳》及卷十六《葛從周列傳》，均載：「□□，朱瑾之兵陣於彭門南石佛山下」，時當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則唐末已有此石佛。再據宋《蘇穎浜集》中《魏佛貍歌》云：「魏佛貍，飲泗水，……卷舒三軍如指使，奔馳萬夫鑿山嘴，雲中孤月妙無比，……青蓮湛然俯下視。擊鉦卷旆抽行營，北徐府中軍吏喜。度僧築寶依雲煙，俯窺城郭眾山底。」又賀方回和張謀甫《游石佛山詩序》云：「南北史彭城圖經：『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南侵，至瓜步，築宮駐蹕，聲欲渡江。……明年春，旋師渡淮，復留連徐方，再旬始北去。在彭城南五里，因山□佛，高十許丈。』」按太平真君十一年，明年為太武帝正平元年，即劉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太武帝於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滅佛，後四年，雀浩誅死，帝頗悔之，業已行，難於中興，然禁稍寬施。石佛造成後，後人在其兩側依自然的峰崖繼續雕造，造成一排一排的浮雕佛像。據像旁的題字，有北魏太和十年（486年）七月、唐開元廿二年（734年）五月、唐乾元三年（760年）四月、唐元和十三年（818年）、宋政和七年（1117年）等。造像的題字，有的為皇帝、皇后求福，有的為自己的父母、妻子求福，有的為河西行人求保佑，其官銜有大將軍、輕車都尉、左金吾衛等，惜人名模糊，不能辨認。雕刻的形式有山峰、瀑布、洞穴、岩竇，各種各樣的佛像錯落布置其間。故清康熙十四年祖文明記云：「龕山為宇，削峰成相，四壁巉峭，阿羅漢、諸天、龍女歷落岩竇間，天然如畫。」有石佛殿，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建，宣德八年（1433年）毀於火，兩側造像受損甚大，幸石佛存。正統元年（1436年）殿重建，歷成化、正德、萬曆、康熙、乾隆幾次續修。咸豐時，為湘軍駐兵之地，抗戰時，日寇復駐於此，嗣後國民黨反動派在此修建碉堡、炮壘，殿及佛像損壞嚴重。新中國成立後，將石佛殿重修，石佛像稍可看清楚的尚有72處，250餘尊。 在江南的南朝石窟首推棲霞山（見筆記）。 浙江省新昌縣南明山大佛寺中有大石佛像，傳為梁天監十五年（516年）僧佑律師所造，《中國佛教畫集》第80頁有其照片。此大佛高十丈，兩耳長七尺四寸，記稱其「從地隨龕，光焰通高十丈」，為江南罕見的大佛像。今被五層高樓罩著，不易拍照。又南明山亦有千佛崖，所鑿佛龕，傳亦南朝時物。諸像都似經後代修過。 南朝陵墓前許多石刻，似亦曾受佛教影響，如神道石柱之蓮花盤。漢代有畫蓮花的藻井，但未見蓮座、蓮盤等，六朝始有。蓮瓣豐腴，已啟唐代之風。 棲霞寺中有兩尊佛像，一尊曾被盜至日本，日本大地震後退還，面貌清晰，似是南朝作品。 隋唐時代佛刻，主要存於棲霞山千佛岩，雖無題記，而其風格可見。又有唐代經幢存於無錫。甘露寺鐵塔內遺物，已在《文參》上發表。 杭州西湖周圍，從五代起，開始石窟摩崖造像，如靈隱寺前飛來峰，滿山遍布石刻佛像，在摩崖上俱是大造像，洞中則小的居多。又煙霞洞、石屋洞、南觀音洞、慈雲嶺、黃龍洞、龍井寺、城隍山、鳳凰山、葛嶺等地均有刻佛像。諸像最早的為五代時，如慈雲嶺南坡有晉天福七年（942年）吳越王所造像（據咸淳《臨安志》卷十二），在飛來峰金光洞內有周廣順元年（951年）滕紹宗造像及周顯德六年（959年）周欽造像，煙霞洞內有吳越王錢元瓖妻弟吳延爽的造像，石屋洞內有後晉天福元年（936年）到宋開寶年間（975年）的造像。其後宋元兩代，各有增造，據記載大小無慮千數，有題記者不少。西湖周圍留下來的石窟像和摩崖造像，規模雖不及雲岡、龍門，但其時代為五代至元朝，正可彌補雲岡、龍門之所缺，其意義及價值是重要的。惜許多雕像，經天然的特別是人為的破壞，業已五官殘缺，四肢不全。例如飛來峰有元江南佛教總統楊璉真伽發起雕鑿的佛像，將自己及另兩僧之像亦雕鑿在內。楊璉真伽在江南無惡不作，發掘宋趙氏諸陵及大臣墳墓，殘殺平民，受人賂遺美女寶物，江南人恨之刺骨。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杭州知府陳仕賢將三個石像打碎，命田汝成撰文記其事。清初，有蜀人張岱，寓居錢塘，作《岣嶁山房記》，自言：「一日緣溪走，看佛像，罵楊髡，見一波斯胡坐龍像，蠻女四五獻花果，皆裸形，勒石志之，乃真伽像也。余椎落其首，並碎諸蠻女，置溺溲處，以報之。」現在飛來峰有一龕，在大彌勒的左方下面，中雕三個和尚像，可能是楊璉真伽及周僧國、剡僧澤之像，如此，則陳仕賢和張岱均誤打矣（見浙江省文管會編《西湖石窟藝術》）。 在江蘇最重要的五代遺蹟，為棲霞山的舍利塔。棲霞寺在唐時與山東靈岩、荊州玉泉、天台國清世稱四大叢林。寺前唐高宗御製明徽君碑，高正臣書，御書篆額於碑陰。寺在武宗會昌中廢，南唐時又重興。今千佛岩上有徐鉉、徐鍇及宋人題名頗多。舍利塔系隋文帝仁壽元年（601年）敕建，南唐高越等重修。1931年又修，大致恢復舊觀，惟剎系根據一般唐五代塔的制度用水泥製成加上者。 塔在大佛閣右方，用細緻的灰白石造成。八角形，塔身五層，並有欄杆，正面石階二級。基壇下層平面刻波濤紋，其中浮沈龍鳳、魚蝦、蟹鱉等物；立面浮雕石榴花及鳳凰，石榴花一正一倒，中間一石榴，周圍花瓣圍繞，花外用帶花紋聯繫，上層立面浮雕石榴及鳳凰，平面浮雕八角連續圖案。基壇之上為塔座，上刻覆蓮，蓮瓣上有陰刻花紋。塔座上復有一八角形壇，分上、下及腰二層，上下均刻石榴花、鳳凰、獅子之類，前后角柱上各作力士，左右角柱上各作立龍，上承塔身。壇腰隔板內浮雕釋迦八相圖（見筆記），雕錯極為精細，裝完全中國式，手法細巧圓熟，精緻而不甚深厚，與宋代相去較近。壇上刻仰蓮花座三層，花瓣上陰刻細麗的寶相花紋。 蓮花座上，為塔身第一層，全部作八角柱形。正面作戶形，雙門緊閉，門上刻銅釘獸環。西面為普賢騎象圖，東面被毀（疑是文殊騎獅圖被鏟去）。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四面均作半圓雕天王像，面目稍呆滯，但衣紋極流動。背面亦作戶形，與正面戶形相同，前後門兩旁柱上，刻有《金剛經》四句偈。檐下斜面上各作飛天或樂天供養天人兩體，肥胖多姿。其上出檐二層，上作瓦隴。塔自第二層以上，距離頗短，各面均作兩圓拱龕，內刻坐佛，下有蓮座，上作瓔珞華繩。此塔形制美麗，雕飾精美，為一件相當完整的、價值很高的佛教藝術品。 蘇州虎丘靈岩寺塔為吳越國新建，始建於五代末年，完成於北宋初年，1956年重修時其第二層內發現的經箱，有墨書「辛酉歲建隆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入塔」字樣。建隆二年是宋太祖即位的第二年（961年）。虎丘塔內出土物甚多，其中銅造像三尊，石造像一尊，可看出當時風格。 宋代壁塑開始盛行。最重要的是吳縣甪直鎮南保聖寺的壁塑。按志書，保聖寺創於唐大中年間（847～859年），宋熙寧六年（1073年）重修，明清又重修。今存有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年）經幢，宋紹興十五年（1145年）重立的。經幢原在山門內左首，今移至古物陳列館內，館系1930年在正殿遺址上所建。保聖寺羅漢原為十八尊，傳為楊惠之所塑。惠之，唐開元天寶（713～755年）間人。1918年顧頡剛曾去訪問過，1924年日本美術史家大村西崖特來考察，歸著《塑壁殘影》一書，謂根據建築法式，保聖寺實宋代所築，而寺中之十八羅漢像，亦與寺同時，大村去時，羅漢只存十二尊，現存九尊，較完整者只五尊。劉敦楨先生根據形狀、裝飾各方面，斷定是北宋時代物。 杭州飛來峰宋代盧舍那佛會浮雕（見筆記）。 太倉黃涇鎮古塔廢基內出土的佛像三尊，供養人二身，均木雕。皆輪廓圓勻豐滿，線條柔和，同出土的有一方政和元年（1111年）磚刻塔銘。 在杭州，元代雕刻頗多，而蘇州天池山宋鑒寺的雕刻，尤為元代的代表作品（見筆記）。 宋元兩代羅漢諸天雕塑像特別成功的原因，蓋以佛像及菩薩像均有定型，到唐代已臻其極，不易再有發展；羅漢數量既多，初為十六，出於玄奘所譯的《法經記》，後擴大為十八，再後擴大為五百（淨慈寺在南宋時就已有五百羅漢堂），且定型不是那樣嚴格，諸天亦然，造像者在雕塑諸像時，可以不多受規格的束縛，儘量發揮其聰明智慧，將世人內心複雜的思想情緒在造像上表現出來。 明代雕塑藝術，總的來說，比宋元且有遜色。然有特殊幾處值得一提者。 報恩寺塔琉璃磚，是1958年發現的，明成祖為紀念其母，在南京聚寶門外造報恩寺塔，塔全部用琉璃構件構成，即所謂琉璃塔，為14世紀世界七大奇蹟之一。各琉璃構件表面，有的為裝飾圖案，有的則為佛教經典中的圖像，厚重富麗，猶存唐代風韻，此與明開國時的偉大氣魄相適應。 紫金庵在太湖洞庭東山西塢，四面環山。前殿兩旁及後壁，共供羅漢及彌勒等共二十四像。左後壁的四像，是彌勒、關公等，當是後塑；右後壁像，可能亦後塑；惟左右兩壁十六像，可能是原來的。諸像比例合度，衣褶流轉自如，能表現質感。乾隆二十六年《紫金庵淨因堂碑記》謂「殿中有十餘應真像，怪偉陸離，塑出名手，余游於蘇杭名山諸大剎，見應真像特高以大，未有精神超忽，呼之欲活如金庵者也。」諸像一般認為是明時。 江寧牛首山弘覺寺塔，為唐塔而明代重建者。1956年，在塔基層中央發現一圓洞，洞內出一鎏金喇嘛塔。塔下有四面雕刻花紋的須彌寶座，高16厘米，座正面刻二力士像，右刻雙獅戲球，左刻雙鹿斗角，後刻去龍。塔高35厘米。塔身有四個壼門，內有釋迦、韋陀佛像等，上施有相輪、十三天、寶蓋、寶珠等。座的下枋上前面刻有「金陵牛首山弘覺寺永充供養」字一列，後刻有「佛弟子御用監太監李福善奉施」字一列。在塔四周有寶罐、玉瓶、獸角雕刻的佛像等。 南通靜業庵塑壁，是新近才發現的時代有爭論的三件。 自宋以降，佛教藝術逐漸衰落，其原因不外以下四者：（一）國力強盛，國家富庶，至唐代達到頂峰，宋、元、明三代不如唐。宋及明逼於外患；元統治時間短促，且經濟比較落後；清代前期雖可與唐並美，但其財賦用在其他方面，未用在佛教藝術上。（二）統治階級積累了更多的經驗，鑒於梁、魏的前塵，知道一心吝佛並不能使政權長久，要鞏固國防，消除外患，加強對人民的統治，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三）自韓愈闢佛以後，士大夫受其影響甚深；加以與海外交通的發展，新的思想不斷輸入，擴大了人們的眼界，宗教迷信思想因而逐漸衰減。（四）藝術多方面的發展，人們的聰明才智，從多方面發展出來（如士大夫之於繪畫，勞動人民之於手工藝品），不集中表現於宗教藝術上。 總之，佛教藝術，不會再興，對於已有的寶貴遺產，如何愛護保存，並學習其技法，攫取其有益方面，使古為今用，是我們今天的責任。 （曾昭燏本文寫作年代失考。本文版本參照南京博物院編《曾昭燏文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