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病條辨講解 · 第一章 中醫學對傳染病的一般認識
第一節 中醫學對傳染病的病因認識
中醫學對傳染病的認識，從文獻資料來看記載很早，早在三千年前，殷商時代甲骨文卜辭中就已經有疫病流行的記載，如甲骨文中記載：「武丁疾身，唯妣及它」、「武丁病齒，上帝可賜愈」等。說明殷人已從生活中發現了疫病流行現象。
到了西周時代(公元前1022—前770年)，古人已把疾病的發生、流行和季節氣候變化密切結合起來。如《周禮•天官》謂：「春有痟首疾，夏有癢疥疾，秋有瘧寒疾，冬有嗽上氣疾。」《禮記•月令》謂：「孟春行秋令，則民病大疫」；「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則民殃於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這裡所謂的「疫」，是指傳染病的暴發流行。《說文》：「疫，民皆病也。」這裡所說的「瘧」，主要是指臨床上表現為發熱惡寒或寒熱往來的一類傳染病。說明當時古人已經看到了傳染病的流行性、季節性。
戰國、秦漢時代，在病因學方面，《內經》認為：一切疾病的發生都應該從外因和內因兩個方面來加以分析，傳染病也不例外。《內經》中所論述的「中風」、「傷寒」、「溫病」、「濕病」、「熱病」、「暑病」、「瘧」、「腸澼」、「霍亂」、「疫癘」、「痙」、「瘈瘲」、「疸」等等，如以今天的認識來加以分析，其中絕大部分疾病都屬於傳染病的範圍。而其中所說的「疫癘」，則又是指各種烈性傳染病大流行時的總稱。對於傳染病的外因，《內經》認為主要是由於自然氣候變化的嚴重失常，人體感受此自然氣候偏勝之氣以及由此自然偏勝之氣而產生的「毒氣」，即可發生疫病。如《素問•熱論》謂：「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素問•生氣通天論》謂，「因於露風，乃生寒熱」。《素問•瘧論》謂：「夫瘧皆生於風」。《素問》，中討論運氣學說的《天元紀大論》等七篇大論，則更是把一切急性病與自然氣候變化密切聯繫起來，認為風、熱、火、濕、燥，寒等氣候變化因素，就是一切急性病的外因，即使是「疫癘」，其毒氣的產生也認為主要是由氣候變化失調或時令嚴重反常所致。這就是《素問•刺法論》中所謂的「升降不前，氣交有變，則成暴郁(疫)」。對於傳染病的內因，《內經》，則認為主要與人體正氣強弱密切相關，認為人體正氣強者，邪就不能侵犯。反過來說，如果受邪致病，又必是由於其正氣之不強，這也就是《素問•刺法論》中所謂的「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靈樞•百病始生篇》中所謂的「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正氣是什麼？對於傳染病來說，「正氣」主要指「衛氣」。根據《素問•生氣通天論》：「陽者，衛外而為固也」。《靈樞•本藏篇》：「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據此論點，則所謂「衛氣」，應該是指人體抵抗外邪侵襲的能力。這也是說《內經》已經認識到人體的抵抗力與傳染病的發生有著密切不可分割的關係，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把它放在了決定性的地位。並作出了「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的精闢結論，這個結論一直到今天仍然貫穿到了整個中醫學理論體系之中，這是《內經》在傳染病病因學方面的卓越認識和偉大貢獻。
後漢末年，張仲景著《傷寒卒病論》，亦即現在通行的《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張氏著此書的動機，據其自序：「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痛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為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傷寒論•序》)。可見當時傳染病流行，死亡率很高。在這部書裡面記載的一些疾病，如「傷寒」、「中風」、「溫病」、「濕」、「暍」、「痙」、「黃疸」、「狐惑」、「陰陽毒」、「瘧」、「痢」、「霍亂」等等，現在看來大多屬於急性或亞急性傳染病的範圍。對於這些疾病的病因，在《傷寒》《金匱》中均有比《內經》更為詳細的認識和記述：一方面繼承了《內經》的論點，強調了自然氣候反常變化與疾病發生的關係。如所謂，「夫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復舟……客氣邪風，中人多死」(《金匱要略•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也強調了人體正氣在發病上的決定作用，如所謂：「若五臟元真通暢，人即安和，……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同上)「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但另方面又提出了金刀蟲獸所傷以及食物、藥物中毒的問題，如所謂「房室、金刀、蟲獸所傷」(《金匱要略•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以及《金匱•禽獸魚蟲禁忌並治第二十四》《金匱•果食菜谷禁忌並治第二十五》等篇中所述食物、藥物中毒等內容。
到了晉唐時期(公元280—907年)，以晉·葛洪所著的《肘後備急方》和隋•巢元方所著的《諸病源候論》為代表作，在病因學方面，已經認識到了疾病之具有傳染性可以互相染易者，而且不止於《內經》中所說的「疫癘」一種，其它急性熱病如：「傷寒」、「溫病」、「時氣病」、「天花」、「麻疹」、「黃疸」、「痢疾」等等，亦均可以彼此染易或發生流行。如《肘後備急方》謂：「傷寒，時行，瘟疫三名同一種耳」。因而在《肘後方》中也就把傷寒、時氣、溫病方合為一類，在這一類方中並包括了「天行諸痢」、「毒病攻喉咽痛」、「時行病發黃」、「天行斑瘡」。《諸病源候論》中「傷寒」、「時氣」、「溫病」諸候中也都分別有「人感乖戾之氣而發病者，多相染易」的目似記載。在「疫癘候」中更直接提出了「其病與時氣溫熱等病相類，皆由一歲之內，節氣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暑風疾雨，霧露不散，則民多疾疫，病無長少，率皆相似」的明確論點。《諸病源候論》傷寒病諸候中，載有「傷寒咽喉痛候」、「傷寒斑瘡候」、「傷寒痙候」、「傷寒變成黃候」、「傷寒膿血痢候」、「傷寒上氣候」……時氣病諸候中亦載有「時氣咽喉候」、「時氣發斑候」、「時氣皰瘡候」、「時氣膿血痢候」……。溫病諸候中亦有「溫病變成黃候」、「溫病咽喉痛候」、「溫病膿血痢候」……。疫癘病候中亦有疫癘皰瘡候」。這些記載，雖然在《諸病源候論》中分列各篇，但是其所述內容則基本相同。於此可以看出中醫學在此一時期中，不但已經認識到「疫癘」等烈性傳染病可以傳染流行，而其它急性病，如痢疾、黃疸、急性咽喉病、某些發疹性疾病、某些發熱痙攣抽搐的疾病……，都可以把它們列入傷寒、時氣病或溫病之列，認為它們都同樣具有傳染性，可以互相染易，同屬於急性傳染病的范周之中。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其次，這一時期對於傳染病的外因方面的論述上更加具體，例如葛洪《肘後備急方》中「治卒中沙虱毒方」中所述：「山水間多有沙虱。其細略不可見，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蟲在水中，著人身，及陰天雨行草中，亦著人，便鑽入皮里，……三日之後，令百節強，疼痛寒熱，赤上發瘡，此蟲漸入至骨，則殺人」。「治卒中射工弩毒方」中所述：「江南有射工毒蟲，一名短狐，一名蜮，常在山間水中，人行及水浴，此蟲口中橫骨角弩。啣以射人形影則病，其診法，初得或傷寒，或似中惡，或口不能語，或惡寒熱，四肢拘緊，旦可暮劇，困者三日，齒間血出，不療即死」。「治卒為制犬丸所咬毒方」中所述：「凡制犬咬人，七日一發，過三七日不發則脫也，要過百日，乃為大免耳」。「治卒毒及狐溺棘所毒方」中所述：「人體上先有瘡而乘馬，馬汗或馬毛入瘡中或但為馬氣所蒸，皆致腫痛煩熱，入腹則殺人」。《諸病源候論》「生注候」中所述：「人有陰陽不調和，氣血虛弱，與患注人同共居處或看侍扶接而注氣流穢，染易得注，與病者相似，故名生注」。「死注候」中所述，「人有病注死亡。人至其家，染病與死者相似，遂至於死，復易旁人，故謂之死注」。「食注候」中所述，「人有因吉凶坐席飲，而有外邪惡毒之氣。隨食飲入五藏，沉滯在內，流注於外，使人支體沉重，心腹絞痛，乍停乍發，以其因食得之，故謂之食注」。類似上述記載，諸如水中昆蟲(沙虱、射工)，有病家畜(病馬猘犬)，病人(生注)，屍體(死注)，有毒食物(食注)等等，作為傳染病的外因都描述得較為詳細，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宋金元時期(公元960—1368年)，醫學家們強調了五運六氣與傳染病的發病關係。氣運與時行病密切相關，《內經》論之甚詳，宋金元醫學家們把運氣學說具體運用於臨床實踐，無可厚非，但是由於這一時期中不少論著過於機械地運用運氣學說，例如《聖濟總錄》中推算了六十年運氣所主的疾病。陳無擇著《三因方》更根據六十年運氣所主的病症分別開出了處方。這樣作法實際上違反了《內經》的精神，不僅影響了有宋一代，而且也影響了金元明清，使得中醫在對於傳染病病因學認識，反而在前人的基礎上退了一步。
到了明代(公元1369—1644年)，由於當時傳染病的反覆大疏行，豐富了人們對於傳染病的經驗，使得中醫學對傳染病的病因認識也有了不少新的看法，有的醫學家們已經開始否認傳染病的外因就是風寒暑濕燥火等氣候偏勝失調的傳統認識，而認為各種不同傳染病的發生，均有其各種不同的特異性致病物質。在這方面值得特別提出來的是吳又可所著的《瘟疫論》。吳氏首先提出了「病疫之由，昔以為非其時而有其氣，春應溫而反大寒，夏應熱而反大涼，秋應涼而反大熱，冬應寒而反大溫，得非時之氣，長幼之病相似，以為疫。餘論則不然，夫寒熱溫涼乃四時之常，因風雨陰晴，稍為損益，假令秋熱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疫者，感天地之癘氣，在歲運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時有盛衰，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溫疫論•原序》)，直接對古人所謂的「非時之氣」提出質疑，並斷然結論：「夫瘟疫之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溫，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瘟疫論原序》)至於這個「異氣」究竟是什麼？吳氏也並不含糊，他在同書中明確提出：「天地之雜氣種種不一，亦猶天之有日月星辰，地之有水火土石，氣交之中有昆蟲草木之不一也，草木有野葛、巴豆，星辰有羅計、熒惑，昆蟲有毒蚊、猛獸，土石有雄硫硇信。萬物各有善惡不等。是知雜氣之毒，亦有優劣也，然氣無形可求，無象可見，況無聲，復無臭，何能得睹得聞，人惡得而知其氣。又惡得而知其氣之不一也。是氣也，其來無時，其著無方，眾人有觸之者，各隨其氣而為諸病焉。其為病也，或時眾人發頤，或時眾人頭面浮腫，俗名為大頭瘟是也。或時眾人咽痛，或時聲啞，俗名蝦蟆瘟是也。或是眾人瘧痢，或為痹氣，或為痘瘡，或為斑疹，或為瘡疥疔腫，或時眾人目赤腫痛，或時眾人嘔血暴亡，俗名為瓜瓤瘟、探頭瘟是也。或肘眾癭痎，俗名為疙瘩瘟是也，為病種種，難以枚舉。大約病遍於一方，沿門合戶，眾人相同者，皆時行之氣，即雜氣為病也。為病種種，是知氣之不一，非關臟腑經絡或為之證也。夫病不可年歲四時為拘，蓋非五運六氣所印定者，是知氣之所至無時也，或發於城市，或發於邨落，他處截然無有，是知氣之所著無方也。疫氣者，亦雜氣中之一，但有甚於他氣。故為病頗重，因名之癘氣，雖有多寡之不同，然無歲不有。至於瓜瓤瘟、疙瘩瘟，緩者朝發夕死，急者頃刻而亡，此在諸疫中之最重者。……至於發頤、咽痛、目赤、斑疹之類，其時邨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雖不與眾人等，然考其症，甚合某年某處眾人所患之病，纖悉相同，治法無異，此即當年之雜氣……此又不可以眾人無有斷為非雜氣也」(《溫疫論•雜氣論》)。從吳氏這段論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吳氏在當時確實已經認識到自然界中別有一種致病物質存在，而且還認識到這種致病物質的種類還很多，毒力大小也各不相同，依靠人體感官還不能直接觀察到。它們各有一定的特異性，專入某臟腑、某經絡。專發為某病，由於這種致病物質的毒力大小不同，所以其傳染範圍及對患者的生命危害就有大小不同。但是無論其是屬於哪一種情況，其病源均屬於此種致病物質(雜氣)而均為傳染病的病原則一，不能認為某些疾病並無大的流行就否認它是傳染病。吳氏的這種認識，從某種角度來看是卓越的。吳氏這種卓見的產生，一方面固然是由於當時傳染病流行，如他自己所述的：「崇禎辛已，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闔門傳染」(《瘟疫論•原序》)客觀環境對他有所啟發；另方面也是由於他在臨床中對病人觀察細緻，如他所述的「發頤、咽痛、目赤、斑疹之類，其時邨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考，雖不與眾人等，然考其症，甚合某年、某處、眾人所患之病，纖悉相同，治法無異」(《溫疫論•雜氣論》)，「其年疫氣衰少。閭里所患者，不過幾人，且不能傳染，時師皆以傷寒為名，不知者固不言疫，知者亦不便言疫，然則何以知其為疫，蓋脈證與盛行之年所患之證，纖悉相同，至於用藥取效，毫無差別，是以知疾疫四時皆有，常年不斷，但有多寡輕重耳」(《溫疫論•論氣盛衰》)，認真觀察分析患者臨床表現，總結髮病規律，這是吳氏產生這種卓越認識的原因所在。其次，在對於傳染病的內因認識上，吳又可在其著述中也有其卓越的認識和新的見解。自《內經》以下都強調「正氣」，認為「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明代醫家亦然，如張介賓謂：「疫氣既盛，勢必傳染，又必於體質弱濁者，先受其氣」(《景岳全書•卷十三•瘟疫》)，陶華謂：「邪傷真氣，若近穢氣而傷真氣。正如牆壁不固，賊乃敢入，若正氣既盛，則邪難侵矣」(《傷寒全生集•卷四•辨時氣例第四十八》)，這些認識，從原則來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如果無視外邪毒力的大小，一概而論，把所有傳染病的發生，均皆責之於虛，恐亦不完全與事實盡合。在這方面吳又可的論點便覺得比較平正。吳氏謂：「凡人口鼻之氣，通乎天氣，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氣，亦自不及，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霧早行，空腹者死，飲酒者病，飽食者不病，疫邪所著，又何異耶。若其年氣來厲，不論強弱，觸之即病，則又不拘於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感之淺者，邪不勝正，未能頓發，或遇饑飽勞碌，憂思氣怒，正氣被傷，邪氣張溢，榮衛運行之機，乃為之阻，吾身之陽氣，因而屈曲，故為熱病」(《溫疫論•原病》)。在這裡吳氏一方面重視了人體「正氣」在發病學中的決定作用，但同時又辨證地分析了正氣與邪氣之間的關係問題，亦即認為傳染的發生與否，一方面固然取決於人體正氣的強弱，但另方面也取決於病原毒力的大小和所感的深淺，這當然是完全正確的認識。不過在此也必須指出，吳又可雖然注意到了正氣和邪氣的關係，但是他在一定程度上過份地強調邪氣，因而在某些議論中也就不自覺地違反中醫學辨證論治的原則。如他說：「夫物之可以制氣者藥物也，如蜓蚰解蜈蚣之毒，貓肉治鼠瘺之潰，此受物之氣以為病，還以物之氣制之。至於受無形雜氣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惟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決之。嗟乎！即三法且不能盡善，況能知物乎？能知以物制氣，一病只有一藥之則病已，不恆君臣佐使品味加減之勞矣」(《瘟疫論•論氣所傷不同》)。這種只見病不見人的論點與中醫學辨證論治理論體系毫無共同之處，應該說是錯誤的。除此以外，這一段時期對於傳染病的流行性、季節性、地方性、適應性和免疫性方面，也均有了一些新的認識。例如對於天花和麻疹，已經認識到天花的發病季節多在春夏，麻疹的發病季節多在冬春，如萬全謂：「痘……至春夏其毒乃發，傳染相似，是謂之天行疫癘」(《幼科發揮》)，而且也認識到了天花和麻疹一人一生中只患一次，凡是已經患過本病的，即可終生免疫，不再發生。如錢乙謂：「至於疹子則與痘瘡相似，但發過不再發也」(《小兒藥證直訣》)，王肯堂謂：「痘瘡一發不再發」(《證治準繩》)。對於瘧疾不但認識到了它的地方性，而且也認識到了它的適應性，如王肯堂謂：「南人不以患瘧為意，北人則畏之，北人而在南方發者，尤畏之」(《證治準繩》)，張介賓謂：「凡往來嶺南之人及宦而至者，無不病瘴而至於危殆者也，土人生長其間，與水土之氣相習，外人入南必一病，但有輕重之異，若久而與之俱化則免矣」(《景岳全書•卷十四•瘧疾》)，明確指出了瘧疾是南方地方病，新到瘧疾流行區的人最容易患病，久居者則可以逐漸適應水土而較少發病，南方人對瘧病的適應性較大，北方人對瘧疾的適應小，這些認識都是細緻深入觀察的結果。
到了清代，溫熱學派興起，其中如葉天士、吳鞠通、王孟英等均屬大家。他們在繼承前人、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對傳染病的病因認識又大大的進了一步。他們一方面繼承《內經》之說，認為氣運偏勝是溫病發生的外因，「不藏精」、「正氣虛」是溫病發生的內因，並且強調了「正氣存內，人邪不可干」。吳鞠通在所著《溫病條辨》中，首列原病篇十九條，明確指出：「敘氣運，原溫病之始也。每歲之溫，有早暮微甚不等，司天在泉，主氣客氣，相加臨而然也」。「蓋能藏精者，一切病患皆可卻」。「要亦不能外正氣存內，邪不可干之理」。王孟英在所著《溫熱經瑋•自序》中亦明確指出；「夫此五氣原以化生萬物，而人或感之為病者，非天氣有偶偏即人氣有未和也」。另方面他們也承認引起時疫的某些異性致病因零。如吳鞠通在所著《溫病條辨》中明確指出：「溫疫者，厲氣流行，多兼穢濁，家家若是，若役使然也。溫毒者，諸溫夾毒，穢濁尤甚也」(《溫病條辨•上焦篇》)，「更有非其時而有其氣，如又可所云戾氣」(《溫病條辨，原病篇》)，他們一方面肯定了吳又可在古人論述基礎上有其發展的一方面，但同時也批評了他有其局限的另一方面。如吳鞠通在《溫病條辨》中明確指出：「檢校四庫全書，得明季吳又可溫疫論，觀其議論宏闊，實有發前人所未發，遂專心學步焉。細察其法，亦不免支離駁雜，大抵功過兩不相掩蓋用心良苦，而學術未精也」(《溫病條辨•自序》)，按吳又可謂溫病非傷寒，溫病多而傷寒少，甚通。謂非其時而其氣，未免有顧此失彼之誚」(《溫病條辨•原病篇》)。吳氏把外因和內因密切結合起來，把氣候變化和人體的生理及病理生理變化密切結合起來，把自然災害和社會動亂密切結合起來，如他所謂的「蓋時和歲稔，天氣以寧，民氣以和，雖當盛之歲亦微；至於凶荒兵火之後，雖應微之歲亦盛，理數自然之道，無足怪者」(同上)。「不藏精三字須活看，不專主房勞說，一切人事之能搖動其精者皆是，即冬曰天氣應寒而陽不潛藏，如春日之發泄，甚至桃李反花之類亦是」(同上)。這些認識應該說是完全正確的，是在前人認識的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中醫學對於傳染病的病因認識，基本上是從正邪兩方面來立論，外因是邪盛，內因是正虛，至於這個「邪」究竟是什麼？由於時代科學條件的限制，古人只能從經驗體會中把它歸之於「六淫」。這裡如從各種傳染病的具體病原來說，雖然有其失於籠統的一方面，還有待於今後的提高。但是由於季節氣候對於傳染病的發生，例如季節氣候與病原體的滋生和傳播，與人體生理調節代償防禦能力的影響，確實密切相關。因此季節氣候在傳染病的發病學中的地位也就仍然占有其重要的地位和現實的臨床意義。因此「六淫」致病之說，在當前仍然是外感病病因學方面的主流。值得我們認真地發掘繼承，整理提高。
第二節 中醫學對傳染病的病機認識
中醫學對於傳染病病機的認識，一般大致均從邪氣性質與傳入途徑的關係，邪氣性質與臨床表現及疾病定位的關係，邪入深淺與正氣強弱之間的關係等三個方面來進行分析。
一、關於邪氣性質與傳入途徑的關係問題
關於「邪氣」的性質。《內經》主要是以陰陽來對邪氣的性質進行分類，即「陽邪」和「陰邪」。《素問•調經論》謂：「夫邪之生也，或生於陰，或生於陽。其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於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這就是說《內經》把由於季節氣候原因致病或由於季節氣候原因而產生的致病因素稱之為「陽邪」。把飲食居處原因致病或由於飲食居處原因而產生的致病因素稱之為「陰邪」。由於季節氣候因素致病者，中醫學稱之為「外感六淫」，「六淫」屬於天氣，《內經》認為：「天氣通於肺」，而「肺主鼻」，「在竅為鼻」(《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所以《內經》認為「六淫之邪」其傳入途徑主要是通過人的鼻道而傳入人體，這也就是《內經》中所謂的：「天牝從來」(《素問•刺法論》)。在傳染病中，以外感六淫而致病者居多，所以《內經》又特別指出，「夫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素問•至真要大論》)。這就是說《內經》認為急性傳染病多數都是由於外感六淫，外邪經人的呼吸道而進入人體之內。由於飲食因素而致病者，中醫學稱之為「內傷飲食」，「飲食」屬於「地氣」。《內經》認為，「地氣通於嗌」，「谷氣通於脾」，「脾主口」、「在竅為口」(《素問•太陽應象大論》)。所以《內經》認為：飲食之邪，其傳入途徑，主要是通過人的口而傳入人體。這也就是說《內經》認為，傳染病除了多數由於外感六淫、外邪經過人的鼻道傳入人體發病以外，還可以由於飲食原因，外邪經過人的口腔傳入人體而發病。由於六淫之邪，首先作用於肺，所以外感六淫之邪發病以後，臨床上主要表現肺的症狀。由於飲食之邪，首先作用在脾胃，所以感受飲食之邪發病以後，臨床上主要表現胃腸道症狀。這也就是《內經》所謂的「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腑，陰受之則入五臟，入六腑則身熱不時臥，上為喘呼；入五臟則膜滿閉塞，下為飧泄，久為腸澼」(《素問•太陰陽明論》)。
張仲景所著《傷寒卒病論》在繼承《內經》的基礎上將「邪氣」作了進一步的區分，謂：「清邪居上，濁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里，馨飪之邪，從口入者，宿食也」(《金匱•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這裡所謂的「清邪」、「濁邪」、「大邪」、「小邪」、「馨飪之邪」，後世金匱注家雖然解釋不盡相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張仲景已經認識到邪氣有多種、分布很廣泛，有的在上、有的在下(清邪、濁邪)，毒力有大小(大邪、小邪)，傳入途徑也有多種(居上、居下、從口而入)。特別在「從口而入」這方面，《金匱禽獸魚蟲禁忌並治第二十四》、《金匱•果實菜谷禁忌並治第二十五》發病中說得很多並且十分具體。這就是說張仲景認為傳染病的發生其病邪是多種的，其傳入人體的途徑也是多樣的。傳染病外呼吸道傳入者固多，從口而入經過消化道傳入人體者也不少。 晉唐以後，《肘後備急方》、《諸病源候論》、《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對於「邪氣」的性質區分更加細緻，其傳入途徑也認識更多。上述各種論著中對於急性傳染病的病邪性質認識方面，除了繼承前人認識以外涉及面十分廣闊，已如本文前節中所述，諸如昆蟲、病毒、病人、屍體、有毒食物等等，均被列入傳染病的致病外因之中。在傳入途徑方面，除了繼承前人「從鼻」、「從口」的認識以外，更增加邪「從皮膚而入」的新認識。特別是在《諸病源候總論•注病諸候》中，把各種「注」病，多數歸之於與病人或病死屍體接觸有關。如「注者，住也，言其病連滯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人有陰陽不調和，血氣虛弱，與患注人同共居處，或看待扶接，而注氣流移，染易得注，與病者相似，故名生注」，「人有臨屍喪，體虛者則受其氣」，人有染疫癘之氣致死，其餘殃不息，流注子孫親族，得病症狀與死者相似，故名為殃注」。這就是說晉唐以後，中醫學在「邪氣」的性質及其傳入途徑方面又有了許多新的認識和經驗，在前人認識的基礎上又進了一大步。
宋元明清時期醫書中對於傳染病所感「邪氣」性質及傳入途徑方面，基本上繼承了前人的認識，在病邪方面認為六淫之邪與「癘氣」、「毒氣」均皆存在。並且認為，「癘氣」的流行又與四時不正之氣有關，把「癘氣」與「六淫」之邪密切結合起來。在傳入途徑方面認為主要是從口鼻而入，如朱肱謂：「一歲之中長幼症狀多相似，此名溫疫也。四時皆有不正之氣，春夏亦有寒清時，秋冬或有暄暑時，人感疫癘之氣，故一歲之中，病無長少卒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俗謂之天行是也」(《朱肱•類證活人書•卷六•四十六》)。張從正謂：「春之溫病，夏之熱病，秋之瘧及痢，冬之寒氣及咳嗽，皆四時不正之氣也，總名之曰傷寒，人之勞疫辛苦者，觸冒此四時風寒暑濕不正之氣，遂成此症」(《儒門事親·立諸時氣解利禁忌式三》)。陶華謂：時氣者，乃天時暴癘之氣流行人間，凡四時之令不正者，則有此氣行也，若春應溫而反寒，夏應熱而反涼，秋應涼而反熱，冬應寒而反溫，此時行不正之氣也」(《傷寒全生集•卷四•辨時氣例第四十八》)。陳士鐸謂：「瘟疫之證，其來無方，然而召之亦有其故，或人事之錯亂，或天時之乖違，或屍氣之纏染，或毒氣之變蒸，皆能成瘟疫之症也」(《石室秘籙卷五•瘟疫治法》)。吳又可謂：「疫者，感天地之癘氣，在歲運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時有盛衰，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邪從口鼻而入」(《瘟疫論•原病》)。葉天士謂：「溫邪上受，首先犯肺」(《外感溫熱篇》)。吳鞠通謂：「溫病由口鼻而人」(《溫病條辨•上焦篇》)。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中醫學對於外感邪氣的性質及其傳入途徑方面的認識是：外邪基本上可以分為「四時不正之氣」和「疫癘之氣」兩大類這兩類外邪互相影響，互為因果。其傳入途徑主要是自口鼻而入。其間吳又可雖然比較強調「雜氣」，但他在論中也明確指出：「在歲運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時有盛衰」，說明他也承認四時不正之氣與「癘氣」在傳染病中的綜合作用。因此可以認為中醫學對外感邪氣的性質及其傳入途徑方面的認識，自《內經》以下，至歷代各家，從大的方面來看，認識基本上一致，並無根本的分歧。
二、關於邪氣性質與臨床表現及疾病定位的關係問題
中醫學對於邪氣性質與臨床表現及疾病定位的關係的認識，基本上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不同病邪有不同臨床表現及作用部位《內經》中對於各種急性傳染病的病邪，已如前述，主要是按「六淫」進行區分，而六淫之中的「暑」、與「火」、「熱」基本上屬於一類，所以《內經》實際上是以「風」、「火」、「濕」、「燥」、「寒」五邪分類關於五邪感人以後詢臨床表現及作用部位，《素問》中「天元紀大論」等七篇，論之甚詳，「至真要大論」中「病機十九條」就是對不同病邪的不同臨床表現及作用部位的總結性文字。《內經》中有關不同病邪、不同臨床表現及作用部位的內容，加以歸納是：凡屬外感風邪，其主要臨床表現是：「諸暴強直」、「諸風掉眩，」其作用部位主要在肝。凡屬外感火邪，其主要臨床表現是：「諸脹腹大」、「諸病有聲，鼓之如鼓」、「諸轉反戾，水液渾濁」、「諸嘔吐酸，暴注下迫」、「諸痛癢瘡」、「諸熱瞀瘈」、「諸禁鼓慄、如喪神守」，「諸躁狂越」、「諸逆衝上」、「諸病胕腫，疼酸驚駭」，其作用部位主要在心。凡屬外感濕邪，其主要臨床表現是：「諸痙項強」、「諸濕腫滿」，其作用部位主要是脾。凡屬外感燥邪，其主要表現是：咳嗽、咽干、皮膚乾燥，或發為寒熱，其作用部位主要在肺。凡屬外感寒邪，其主要臨床表現是：身冷、便溏、溲清，或發熱惡寒，頭項強痛，肢體拘急，其作用部位主要在腎。
自《內經》以下的歷代各家對於不同病邪的臨床表現及作用部位，雖然是有不斷的發展和補充，但如仔細對照《內經》原著，這些內容《內經》中記載詳盡。於此說明中醫學在各種傳染病不同病邪與其臨床表現及其作用部位的關係]方面基本上是以《內經》人與天地相應及髒象的概念為基礎，把風與肝的關係，火與心的關係，濕與脾的關係燥與肺的關係，寒與腎的關係密切結合起來進行分析；後世醫學雖然在具體提法上或有發揮，但從實質上來看，則並沒有逾越《內經》提出的原則。
(二)六氣之間可以相互轉化五臟之間的病變也可以相互轉化
《內經》認為，風、熱、火、濕、燥、寒之間是彼此相關的，相互影響的。《素問五運行大論》謂：「氣有餘，則制已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及，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已所勝輕而侮之」。這就是說，六氣之間，彼此相關，有勝有復，有乘有侮。因此任何一氣變化反常，不論其系屬於太過抑系屬於不及，均可以相互影響，出現轉化。例如：外感寒邪可以因寒生熱轉化為熱病，也可以因寒生濕轉化為濕病，也可以因寒收引拘急轉化為風病，也可以因寒生燥轉化為燥病。外感熱邪可以因熱生寒轉化為寒病，也可以因熱生濕轉化為濕病，也可以熱極生風轉化為風病，也可以因熱生燥轉化為燥病等等。《素問•至真要大論》謂：「夫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以之化之變也」，即屬此義。由於六氣之間可以互相轉化而六氣又有其不同作用的部位。因此人體五臟之間的病變也就可以相互轉化。《素問•玉機真髒論》謂：「五臟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其所不勝」，《素問氣厥論》謂，「五臟六腑，寒熱相移」，《內經》中的這些論述，明顯地說明了六氣之間可以相互轉化，五臟六腑之間的病變及臨床表現也可以相互轉化。由於如此，所以《內經》儘管認為不同病邪有不同的臨床表現和作用部位，但是可由於轉化的原因，所以又有不能機械地就病邪與臨床表現及作用部位之詞機械的對號入座，而必須在病機上所謂的：「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所謂求其屬也」。《內經》中這一認識在對傳染病的病機分析上十分重要，是中醫學整體恆動觀在臨床實踐中的具體運用。
(三)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
中醫學認為外感四時不正之氣及疫癘之氣均可致病，但是中醫學又認為其中以外感寒邪又為其中要中之要。所以《素問•熱論》明確指出：「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這就是說一切傳染病都可統屬於傷寒範圍之中。為什麼外感六淫均可發病，而《內經》獨以傷寒來統帥一切傳染病？一般來說，每年的春季為傳染病的好發季節。因而在上一年的冬季人體正氣的強盛與否便與本年春季傳染病的發生或流行與否密切相關。上一年冬季人體正氣保養得宜，次年春季傳染病的發生就可能減少。反之，則可能增多。而冬季中最易影響人體正氣失常的就是由於冬季天氣寒冷，易感寒邪，在感受寒邪發病以後而使人體正氣不足，從而使人體容易在次年春季傳染病流行時更加容易發病並形成鏈鎖反應引起各個季節性傳染病的流行。也就是說各個季節性傳染病雖然各有其病因學上的特點，但從整個發病過程來看，從正邪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影響來看，冬傷於寒，則是其中的一個關鍵所在。《素問•四氣調神大論》謂：「春三月，此謂發陳……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夏三月，此為蕃秀……逆之則傷心，秋為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秋三月，此為容平，……逆之則傷肺，冬為飧泄，奉藏者少。冬三月，此為閉藏……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素問•生氣通天論》謂：「春傷於風，邪氣流連，乃為洞泄；夏傷於暑，秋為痎瘧；秋傷於濕，上逆而咳，發為痿厥，冬傷於寒，春必溫病」。《素問•金匱真言論》謂：「春不病頸項，仲夏不病胸脅，長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痹厥飧泄而汗出也，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吳鞠通註：「不藏精三字須活看，不專主房勞說，一切人事之能搖動其精者皆是，即冬日天氣應寒而陽不潛藏，如春日之發泄，甚至桃李反花之類亦是」(《溫病條辨•原病篇•注》)，均屬此義。由於如此，所以《內經》在對於急性傳染性發熱性疾病的論述，雖然以《熱論》、《刺熱論》、《評熱病論》等名篇，但一開篇就明確提出了，「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的規定，把一切急性熱病都概括在傷寒的統領之下。《難經》繼承了，《內經》的這一論點，也明確的提出了：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五十八難》)。張仲景繼承《內經》、《難經》的認識，也以傷寒為名撰《傷寒卒病論》，以傷寒來統帥一切急性熱病。於此可以看出，《內經》以傷寒來統帥一切熱病是從發病學的角度來提的，也是從傳染病的病機角度來提的。它與後世論述的「瘟疫」、「時氣」、「溫病」等時行病的病因病機方面認識，應該說並無根本上的分歧和原則上的矛盾。
三、關於邪入深淺與正氣強弱之間的關係問題
傳染病的發病及發病後的傳變，均與正邪之間的消長進退密切相關，整個發病及其傳變過程，自始至終也都是一個正邪相爭的過程。正氣強盛，抗禦邪氣，則不會發病，即使發病，邪氣進入人體也比較淺，臨床表現也輕；反之就會發病。發病以後，邪氣進入人體也比較深，臨床表現也重，預後也險惡。
關於邪入深淺及發病後的傳變過程，《內經》認為，循五臟所主之序而傳，循絡經腑臟之序而傳，循表里之序而傳，由上至下、由下至上、循上中下三焦之序而傳，由陽入陰、由陰出陽循三陰三陽之序而傳，循衛氣營血之序而傳，等等，後世各家在《內經》認識的基礎之上從不同角度加以發揮發展，於是在對於傳染病的辨證論治方面就形成了傷寒及溫病學派。
(一)循五臟所主之序而傳
傳染病在人體的傳變過程，從臟腑角度來看，一般總是循五臟所主之序而傳，所謂「五臟所主」，亦即五臟所勝，《素問玉機真藏論》謂「五臟相通，移皆有次，五臟有病，則各傳其所勝」，即屬此義，外感性疾病，由於「天氣通於肺」(「陰陽應象大論」)外邪進入人體主要是「天牝從來。」(「刺法論」)，因此外邪進入人體以後的傳變一般也就多從肺開始，然後循其所勝之序而傳。這就是說，外感性疾病的傳變規律是由肺傳肝，由肝傳脾，由脾傳腎，由腎傳心。《素問•玉機真藏論》中所謂的：「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為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或痹不仁腫痛，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於肺，名曰肺痹，發咳上氣。弗治，肺即傳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痹，一名曰厥，脅痛出食，當是之時，可按若刺耳。弗治，肝傳於脾，病名曰脾風，發癢，腹中熱，煩心出黃，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弗治，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熱而痛，出白，一名曰盅，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弗治，腎傳之心，病筋脈相引而急，病名曰……此病之次也」，明確指出了外感性疾病的傳變過程及其相應的臨床表現。不過也應該指出，這個外感傳變次序，《內經》認為並不是絕對的，還要取決於人體正氣的強弱及發病過程中的一些突然情況，所以《內經》在「玉機真藏論」中提出了上述傳變過程以後，同時提出：「然其卒發者，不必治於傳，或其傳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因而喜大虛則腎氣乘矣，怒則肝氣乘矣，悲則肺氣乘矣，憂則心氣乘矣，恐則脾氣乘矣，此其道也」。這一段經文指出了本髒本氣在病因作用之下偏勝時，即可直接由本髒傳之於其所勝，如原文中所謂的，「怒則肝氣乘矣」，也可以由於本髒本氣在病因作用之下不及時而為所不勝之氣所乘，因而表現出其所不勝之髒的臨床表現。如原文中所謂的：「因而喜大虛則腎氣乘矣，」質言之，也就是在外感病邪之後，一般地是循所主之序而傳，但如外邪過盛或正氣過虛，則又可以直接發病，不循所主之序而傳，不循序的病，一般發病比較急重。
(二)循絡經腑臟而傳
傳染病的傳變過程，從經絡角度來看，是循絡經腑臟之序而傳。《內經》謂：「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於皮毛，邪中之則腠理開，開則入客於絡脈，留而不去、傳入於經，留而不去，傳入於府，廩於腸胃。邪之始入於皮也。淅然起毫毛，開腠理：其入於絡也，則絡脈盛色變；其入客於經也，則感虛乃陷下；其留於筋骨之間，寒多則筋攣骨痛，熱多則筋弛骨消，肉爍睏破、毛直而敗」(《素問•皮部論》)。又謂：「邪客於皮則腠理開，開則邪入客於絡脈，絡脈滿則注於經脈，經脈滿注客於府髒也」。「風雨之傷人也，先客於皮膚，傳入於孫脈，孫脈滿則傳入於絡脈，絡脈滿則輸於大經脈」(《素問•調經論》)。又謂：「夫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不去，人舍於經脈，內連五臟，散於腸胃，陰陽俱感，五藏乃傷。此邪之從皮氣而入，極於五藏之次也」(《素問•繆刺論》)。《內經》中的這些論述，說明了外感六淫之邪在人體中的傳變規律是由皮膚而孫脈，而絡脈，而經脈，而腑，而髒，循絡經腑臟之序而傳。循絡經腑臟而傳，說明了外感性疾病在人體的傳變總是由外入內、由表入里、由淺入深、由陽入陰、由輕到重，後人根據《內經》中這些論述，對臨床某些急性病進行症候分類及疾病預後判斷。
(三)循表里之序而傳
傳染病的傳變過程，從表里角度來看，循表里之序而傳。表里之名，首見《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謂：「外內之應，皆有表里」。從陰陽來說，外屬於陽，內屬於陰；從臟腑來說，腑屬於陽髒屬於陰。從經絡來說，絡屬於陽，經屬於陰。這也就是《內經》所說「外為陽，內為陰」「藏者為陰，府者為陽」(《素問•金匱真言論》)「太陰與陽明為表里」《素問•太陰陽明論》)。所以循表里之序而傳，實際上也是由外到內，由淺入深，由輕到重。與循絡經腑臟之序而傳，完全一致。關於表里及循表里之序而傳的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與臨床上辨證論治的準確性密切相關。《內經》明確提出：「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藥所注，從容人事，以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審於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診必副矣。治病之道，氣內為寶，循求其理，求之不得，過在表里。」(《素問•疏五過論》)，這一段經文中所說的內容雖然涉及面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特彆強調了「求之不得，過在表里」。說明了區分表里的重要性。
(四)由上至下、由下至上、循上中下三焦之序而傳
傳染病的傳變過程，可以由上至下傳，也可以由下至上傳。什麼情況下由上至下傳？什麼情況下又由下往上傳？這與感受邪氣的性質密切相關。《內經》把邪氣分為陰陽兩大類，外感風邪致病者均屬陽邪。外感陽邪，一般均是由上至下傳。飲食、起居失常或感受濕邪致病者，均屬於內受陰邪。內受陰邪，一般均是由下至上傳。這就是《內經》所說「喉主天氣，咽主地氣。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素問•太陰陽明論》)，「邪氣在上者，言邪氣之中人也高，故邪氣在上也。濁氣在中者，言水谷皆入於胃，其精氣上注於肺，濁溜於腸胃，言寒溫不適，飲食不節，而病生於腸胃，故命曰濁氣在中也清氣在下者，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曰清氣在下也」(《靈樞•小針解》)。在這裡，上中下三個部位也就是「三焦」。關於三焦的部位和功能，是指上焦的部位主要是在胸中，中焦的部位主要是胃脘，下焦的部位主要是少腹。胸中屬於心肺部位，胃脘屬於脾胃部位，少腹屬於肝腎部位。因此，這裡所謂的由上至下傳，由下至上傳。也就是外感陽邪，由於「天氣通於肺」邪自鼻入，首先是肺受邪發病，然後循脾胃肝腎之序由上至下傳。內受陰邪，由於「地氣通於嗌」邪自口入，首先是脾胃受邪發病，或上傳於肺，或下傳於腸，其傳變是由下至上傳。總之，傳染病由上至下傳或由下至上傳，也就是循上中下三焦之序而傳。由於傳染病多發於春季，系屬於外感風邪致病，因此，後世溫病學派按三焦傳變論述，如「病有暴熱者，病在心肺……暴熱上喘者，病在心肺，上焦熱而煩者……有實熱能食而熱者，胃實也……有病憔悴發熱盜汗、謂五臟齊損……。」(《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熱論第十四》)如「溫邪上受，首先犯肺。」(《溫熱論》)如「溫病由口鼻而入，鼻氣通於肺、口氣通於胃。肺病逆傳則為心包，上焦病不治則傳中焦，胃與脾也。中焦病不治，即傳下焦，肝與腎也。始上焦，終下焦。」(《溫病條辨•中焦篇》)等等。以上論述，其實都是根據《內經》「傷於風者，上先受之」以及三焦部位和功能的理論提出的。因此他們所論的範圍也只限於外感風邪或溫邪，僅屬於《內經》中所論上下傳變的一個方面。
(五)由陽入陰、由陰出陽、循三陰三陽之序而傳
傳染病的傳變過程，從陰陽角度來看，是一個由陽入陰、由陰出陽之間的傳變，這是漸變的過程，只有到了一定程度才能完全向相反的方面轉化《內經》謂：「冬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陰氣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素問•脈要精微論》)，又謂：「寒暑溫涼、盛衰之用，其在四維，故陽之動，始於溫，盛於暑，陰之動，始於清，盛於寒，春夏秋冬，各差其分」(《素問至真要大論》。這裡的「微上」「微下」，「始於溫，盛於暑」，「始於清，盛於寒」，都說明了陰陽之間的轉歸或傳變，並不是突變的而是漸變的，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由於陰陽之間都有一個量的問題。所以《內經》把陰和陽又都各分為三。這也就是《內經》中所謂的三陰三陽。所謂「三陰」，即一陰(厥陰)、二陰(少陰)、三陰(太陰)。三陽即一陽(少陽)、二陽(陽明)、三陽(太陽)。三陰之中厥陰陰氣最少，少陰次多，太陰最多。三陽之中少陽陽氣最少，陽明次多，太陽最多。由於如此所以從長的角度來說，其傳變次序是一陰(厥陰)、二陰(少陰)、三陰(太陰)，一陽(少陽)二陽(陽明)三陽(太陽)。亦即陰陽之氣從長的角度來看都是由少而多，由衰而盛。逐漸向相反方面轉化；這也就是說《內經》中所謂的：「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陰治之」(《素問•天元紀大論》)，但如果從消的角度來看，則上述傳變次序就完全相反。 其傳變次序是三陽(太陽)二陽(陽明)一陽(少陽)，三陰(太陰)二陰(少陰)一陰(厥陰)，亦即陰陽之氣從消的角度來看都是由多而少，由盛而衰，逐漸向相反方面轉化。傳染病的發病過程，自始至終都是一個正邪相爭的過程。「正氣」從陰陽概念來說屬於陽氣。「邪氣」從陰陽概念來說屬於陰氣。邪氣盛意味著正氣衰，正不勝邪所以邪氣才能深入，這也就是一個由陽入陰的過程，陽氣逐漸衰少的過程。與此相反，傳染病的恢復過程，就是一個由陰出陽，陽氣逐漸恢復的過程所以傳染病的整個傳變過程，也就是由陽入陰、由陰出陽。由三陽(太陽)而二陽(陽明)而一陽(少陽)而三陰(太陰)而二陰(少陰)而一陰(厥陰)。這也就是《內經》中所謂的：「傷寒一日，巨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四日太陰受之……五日少陰受之……六日厥陰受之」(《素問•熱論》)。張仲景根據《內經》總的精神加以寒善和補充，就成為後世所謂的「六經」傳變學說。所謂六經傳變，也就是由陽入陰，由陰出陽，這是《內經》陰陽學說在傳染病中的具體運用。
(六)循衛氣營血之序而傳
傳染病傳變過程，從衛氣營血的角度來看，大都循衛氣營血之序而傳的過程。《內經》以營衛氣血來概括人體的生理作用及病理生理變化。所謂「營」，是指血液在人體經脈中的循環運轉，《靈樞•營氣》說：「精專者，行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靈樞•營衛生會》說：「營在脈中，」所謂「血」(或「精專」)，即人體中的血液。這也就是《靈樞•決氣》說的：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人體中的血液是在人體血脈之中進行循環運轉的，所以《靈樞•決氣》說：「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脈」。《素問•脈要精微論》說：「脈者，血之府也」。可見，「營」是指血液的運轉，「血」是指血液的本身，營血屬於一類。所謂「衛」，是指人體本身固有的生理調節代償防禦能力。這也就是《靈樞•本藏》說的：「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靈樞•營衛生會》說的：「衛在脈外」。《素問•生氣通天論》說的：「陽者，衛外而為固也」。所謂「氣」，是指人體的整個正常生理活動。這也就是《靈樞•決氣》說的：「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落之溉，是謂氣」。可見，衛是指人體的生理調節代償防禦能力，而氣則是指人體的整個正常生理活動。因此衛氣屬於一類。因而營衛氣血的概念，實際上也就是氣血的概念。從陰陽的角度看，氣屬陽，血屬陰，因而氣血的概念，實際上也就是陰陽的概念。前已述及，傳染病的傳變過程，從陰陽的角度來看，是一個由陽人陰，由陰出陽的過程。從氣血的角度來看，是一個由氣分到血分，由血分轉氣分的過程。可見，一個由淺入深由輕到重的傳變過程，也必然是一個由功能性損害到實質性損害的過程。這就是說，外邪傳入人體之後，首先是人體的衛氣產生反應，如果不能制止病邪的侵入，必然進一步進入氣分，引起人體整個生理活動的損害，如果病邪繼續深入，必須就再進一步進入營分，出現人體血液的循環運轉的障礙，如果病邪再進一步深入，就必須進入血分，損害到血液的本身，由於「心主血」 「心為君主之官」的原因，因此血液本身受病時由於「心病則十二官危」從而使疾病趨於危篤。但是，這個傳變過程中，如果病邪侵入得到制止，則病情自然也就會向好的方面轉化，這也就是說，可以由營分向氣分轉化。葉天士所提出來的：「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衛之後，方言氣，營之後，方言血……入營猶可透熱轉氣」。正是(內經》營衛氣血學說在臨床上的具體運用，按照葉氏自己的說法也承認，「辨營衛氣血」「與傷寒同」。說明了後世溫熱學派所謂的衛氣營血辨證實際上仍然是在《內經》營衛氣血學說的基礎上提出的。
第三節 中醫學對傳染病診斷治療的認識
中醫學對傳染病的診斷和治療認識，基本上可以概括為辨病論治、辨病與辨證論治相結合兩個方面。
一、辨病論治
中醫學曾列舉很多有關傳染病方面的具體疾病。這些疾病有的是根據發病季節命名，如春溫、暑溫、濕溫、秋燥、冬濕、傷寒等；有的是根據臨床特點，如瘧疾、痢疾等；有的是根據發病原因，如傷風、感冒、狂犬病、破傷風等。茲選擇其中一般臨床常見者。
列表如下：
病名 臨床特點
中風 發熱、汗出、惡風、脈緩（《傷寒論》）
傷寒 發熱、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傷寒論》）
溫病 「發熱而渴，不惡寒」（《傷寒論》）
(風溫） 「初春陽氣始開，厥陰行令，風夾溫也」（《溫病條辨》）
(溫疫） 「厲氣流行，多兼穢濁，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溫病條辨》）
(溫毒） 「諸溫夾毒，穢濁太甚」（《溫病條辨》）
(秋燥） 「秋金燥烈之氣也」，「燥傷肺胃陰分，或熱或咳」（《溫病條辨》）
(冬溫） 「冬應寒而反溫，陽不潛藏，民病溫也」（《溫病條辯》）
濕溫 「濕溫者，長夏初秋，濕中生熱，即暑病之偏於濕者也」頭痛惡寒，身重疼痛，舌白不渴，脈弦細而濡，面色淡黃，胸悶不飢，午後身熱，狀若陰虛，病難速已，」（《溫病條辨》）
(濕痹） 「太陰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者，此名濕痹」 「濕痹之後，小便不利，大便反快。」 「濕家之為病，一身盡痛，發熱、身色如熏黃也」（《金匱要略•痙濕病脈證第二》）
中熱 「太陽中熱者，暍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
(暑溫） 「太陽中熱，身熱疼痛而脈微弱」（《金匱要略•痙濕暍病脈證第二》）：「正夏之時，暑病之偏於熱者也」、「形似傷寒，但右脈洪大而數，左脈反小於右，口渴甚，面赤，汗大出者，名曰暑溫」（《溫病條辨》）
瘧疾 「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慓鼓頷，腰脊俱痛，寒去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其蓄作有時」（《素問•瘧論》）
（寒瘧） 「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素問•瘧論》）
（溫瘧） 「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名曰溫瘧」（《素問•瘧論》），「溫痘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金匱要略•瘧病脈證並治第四》），「溫瘧者，陰氣先傷，又傷於暑，陽氣獨發也」（《溫病條辨》）
（癉瘧） 「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素問•瘧論》），「令人消爍肌肉」（《金匱要略•瘧病脈證並治第四》）
（勞瘧） 「凡瘧積久不瘥者，則表里俱虛，寒邪未散，真真氣不復，故疾雖暫間，小勞便發」（《諸病源候論•卷十一》）
（瘴瘧） 「此病生於嶺南，帶山瘴之氣，其狀發寒熱，休作有時，皆由山溪源嶺瘴濕毒氣故也。其病重於傷暑之瘧」（《諸病源候論•卷十一》）
（瘧母） 「結為癥瘕，名為瘧母」（《金匱要略•瘧病脈證並治第四》），「夫瘧歲歲發，至三歲發、連月發不解。脅下有否」（《諸病源候論•卷十》）
痢疾
（腸澼） 「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陰受之則入五臟，入五臟則䐜滿閉塞，下為飧泄，久為腸澼」
（赤沃） (《素問•太陰陽明論篇》「歲金不及，炎火進行，……民病……血便注下」（《素問•氣交變大論》），「歲少陽在泉，火淫所勝……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少陰之勝… …腹滿痛溏泄，傳為赤沃」（《素問•至真要大論》)
(赤痢） 「赤痢，血色鮮紅，或如蛇蟲形而間有鮮血者，此屬熱痢」(《證治要訣》)
(白痢） 「白痢下如凍膠，或如鼻涕，此屬冷痢」（《證治要訣》）
(赤白痢） 「赤白相雜，重者狀如膿涕而血雜之。輕者白膿上有赤脈薄血」（《諸病源候論•卷十七》）
（久赤白痢） 「久赤白痢者，赤白連滯，久不瘥也」（《諸病源候論•卷十七》）
（噤口痢） 「噤口乃食不得入，到口即吐」（《醫宗必讀》）
(休息痢） 「屢止屢發，久不愈者，名曰休息痢」（《醫宗必讀》）
霍亂 「嘔吐而利，此名霍亂」（《傷寒論•辨霍亂脈證並治》)，「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同上）
(寒霍亂） 「霍亂而下利不止者，因腸胃俱冷，而挾宿虛」（《諸病源候論•卷二十二》）
(熱霍亂） 「熱亢則身熱霍亂吐下，此熱霍亂」（《醫學綱目》）
(乾霍亂） 「乾霍亂者、氣痞於中，欲吐不得吐，欲瀉不得瀉」(《醫學入門》）
(濕霍亂） 「濕霍亂者，死者少。當吐利則所傷之物得以出、泄雖甚則止胃中水谷，泄盡則止矣」（《傷寒明理論》）
(轉筋霍亂） 「霍亂之症，輕者上吐下瀉，兩腳轉筋。甚者偏體轉筋，肚腹疼痛，手足厥冷」（《醫學綱目》）
痙病 「痙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目俱赤，獨頭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痙病也」，「痙為病，胸滿口噤，臥不著席，腳孿急，必齘齒」（《金匱要略•痙濕暍病脈證病治第二》）
(剛痙） 「太陽病，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曰剛痙」（《金匱要略•痙濕病脈證並治第二》）
(柔痙） 「太陽病，發熱汗出而不惡寒，名曰柔痙」（同上）
黃疸 「病黃疸，發熱煩喘，胸滿口燥……一身盡發熱、而黃、肚熱」（《金匱要略•黃疸病脈證並治第十五》），「黃疸者，一身盡疼、發熱面色洞黃（《諸病源侯論•卷十二》），「黃疸之病，……身體面目及爪甲小便盡黃」（同上）
(谷疸) 「食谷即眩，……小便不通……身體盡黃，名曰谷疸」（《金匱要略•黃疸病脈證並治第十五》）
(酒疸) 「心中懊憹而熱、不能食，時欲吐，名曰酒疸」（同上）
(女勞疸） 「額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熱，薄暮即發，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勞疸，腹如水狀，不治」（同上）
(急黃） 「卒然發黃，心滿氣喘，命在頃刻，故云急黃也」（《諸病源侯論•卷十二》）
(癖黃) 「脅下滿痛而身發黃，病為癖黃」（同上）
丹毒 「丹者，人身體忽然焮赤，如丹塗之狀，故謂之丹，或發手足，或發腹上，如手掌大」（《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一》）
麻疹 「出疹之候，初熱一日至次日雞鳴時，其熱即止，只有五心微熱，漸見咳嗽鼻流清涕，或腹中作痛，飲食漸減，到申酉之間，其熱復來。如此者四月，用手滿按髮際處甚熱，其面上熱少減二三分，咳嗽連聲，面燥腮赤，眼中多淚，噴嚏頻發，或忽然鼻中出血，至五日甚熱，不發晝夜，六日早時，其疹出在兩頰下，細細紅點。至午時兩手背並腰下及渾身密密俱有紅點，七日普遍掀發。其鼻中清涕不流，噴嚏亦不行。七日晚兩頰顏色漸淡，此驗出疹之要法」（景岳全書•卷四十三》）
痘疹(天花） 「痘瘡大約之數，發熱三日，報痘三日，起脹三日，貫膿三日，結痂三日」（同上）。「痘自起發之後，小者漸大，平者漸高，陷者漸起，外帶微紅，內涵清漿，以至貫膿之時，卻要個個成膿，根腳紅活，其形園滿光澤」（同上）
惡核 「惡核者，肉里忽有核，累累有梅李，小如豆粒，皮肉燥痛，左右走身中，卒然而起，此風邪挾毒所成，其亦似射工毒，初得無常處，多惻惻痛。不即治，毒入腹，煩悶惡寒即殺人」（《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一》）
破傷風 「夫腕折傷皮肉作瘡者，慎不可當風及自扇。若風入瘡內，犯諸經絡，即致痙。痙者，脊背強直，口噤不能言也」（諸病源候論•卷三十六》）。「瘡眼不合而風邪入之為破傷風之侯」（《證治準繩•雜病•第五冊》）
猁犬病 「凡猁狗齧人，七日輒一發，過三七日不發，則無苦也。要過百日，方大免耳」。「凡被狗齧瘡……則令人狂亂，如猁狗之狀」（《諸病源候論•卷三十六》）
癘風 「癘者，有榮氣熱胕，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宿風」（《素問•風論》）。「病大風，骨節重，鬚眉落，名曰大風」（《素問•長刺節論》）。「大風病，……面色敗，皮膚傷，鼻柱壞，鬚眉落」（《諸病源候論•卷二》）
沙虱病 「山內水間有沙虱，其蟲細甚，不可見人，入水浴及汲水澡浴，此蟲著身及陰雨日行草間亦著人，便鑽入皮里。其診法，初得時，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粟，以手摩赤上，痛如刺過三日之後，令百節疼強痛，寒熱，赤上發瘡，此蟲漸入至骨，則殺人」（《諸病源候論•卷二十五》）
水毒 「自三吳以東及南諸山郡山縣，有山谷溪源處有水毒病，春秋輒得。……初得惡寒，頭微痛，目匡疼心內煩懊，四肢振焮，腰背骨節皆強，兩膝疼，或翁翁熱，但欲睡，旦醒暮劇，手足指逆冷時肘膝」（《諸病源候論•卷二十五》）
傷風 「傷風之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脈象浮緩」（《時病論卷二》）
冒風(感冒) 「惡風、微熱、鼻塞、聲重頭痛、咳嗽、脈來濡滑」（同上）
陽毒 「陽毒之為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唾膿血」（《金匱要略•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第三》）
陰毒 「陰毒之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唾膿血」(同上）
喉痹 「喉痹者、喉里腫塞痹痛、水漿不得入也」（《諸病源候論卷三十》）
乳蛾 「乳蛾者，腫於咽兩傍名雙乳蛾，一邊腫者，名單乳蛾」(《證治準繩•雜病第八冊》）
白喉 「白喉證，惡寒發熱，頭痛背脹，周身骨節痛，喉痛或不痛，有初起即現白點，有二三日方現者，滿喉皆白」（《急救經驗良方》)
痄腮 「其狀耳後紅腫，頭重體倦，發於耳後名發頤，發於腮邊名穿腮，發於地閣下名穿喉」（《咽喉脈證通論》）
肺脹 「上氣、喘而躁者、屬肺脹」（《金匱要略•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證治第七》）
爛喉痧 「咽痛，憎寒發熱，胸悶，口渴，有痧者，熱勢必壯」（《喉痧正的》)
上表中列病名共69個，僅屬中醫在急性傳染病的臨床診斷治療中所常見者。臨床上中醫就根據這個疾病的不同特點來進行辨證論治，不同疾病有不同的治療方藥，這也就是現在有的人所謂的專病專方專藥。例如：常山治瘧；白頭翁黃連治痢；茵陳蒿治黃疸；中風用桂枝湯；傷寒用麻黃湯；溫病用白虎湯等等，均屬於這種治療。
二、辨病論治與辨證論治相結合
中醫學對於傳染病的診斷和治療，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學派，兩大體系，一派是以《傷寒論》為理論依據的六經辨證論治體系；一派是以《溫病條辨》和《溫熱論》為理論依據的三焦、衛氣營血辨證論治體系。儘管這兩大體系在辨病論治和辨證論治的具體內容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是，以辨病論治與辨證論治相結合為其診治體系特色這一點上，兩大體系是共同的。關於以《傷寒論》為理論依據的六經辨證論治體系，本函授教材《傷寒論講解》已作系統介紹；關於以《溫病條辨》和《溫熱論》為依據的三焦、衛氣營血辨證論治體系，我們將在總論第二章作扼要介紹，限於篇幅，此處從略。
第四節 中醫學對傳染病預防的認識
對於疾病的預防問題，中醫學是高度重視的，早在《內經》中就巳經明確指出：「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鬥而鑄錐，不亦晚乎」(《素問•四氣調神大論》)自《內經》以下，至後世各家均有論述，對於這些認識，可歸納以下幾個方面。
一、保持人體正氣，是預防傳染病的關鍵所在
所謂人體正氣，即人體所具有的正常之氣，也就是人體正常所具有的生理調節代償及衛外防禦能力，正氣強則人體衛外的作用也強，即使感受外邪，也不一定就會發生疾病，反之則否，這也就是《內經》中所謂的「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素問•刺法論》)。
如何保持人體正氣？一般說來，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是「順四時」。所謂「順四時」，即人體在生活起居方面，要與四時相應，「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人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素問，四氣調神大論》)說明了順四時在保持人體正氣與預防疾病方面的決定意義；其二是「調七情」所謂「七情」就是喜怒悲思憂恐驚等精神情志變化，《內經》明確指出：「百病生於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素問·舉痛論》)。說明了精神情志方面的重大變化，會損害人體的正氣。正氣被損害，其衛外的作用也就必然隨之減弱，這就說明了「調七情」在保持人體正氣，預防疾病方面的重要意義；其三是「節飲食」，所謂「節飲食」，即節制飲食。飲食失節可以損害人體正氣，因而節制飲食也是保持人體正氣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對於「順四時」、「調七情」、「節飲食」必須高度重視，絕對不能認為是一般泛泛之談而等閒視之。
二、愛清潔、講衛生、是預防傳染病的重要措施
前已述及，急性傳染病的發生和流行，中醫學認為多屬「穢濁」，因此，愛清潔、講衛生是預防急性傳染病發生的一個重要措施。早在唐代，孫思遜在《千金要方》中就指出：「常習不唾地」。亦即不要隨地吐痰。明代吳又可在《瘟疫論》中指出：「天行時疫傳染 凡感疫之家，將病人衣服於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這也就是現在的煮沸消毒。清代余伯陶在《鼠疫抉微•避疫論》中指出：「避之之法，庭堂房室，灑掃光明，廚房溝渠，整理清淨，房內窗戶，通風透氣」。這些記述，說明了中醫對於清潔衛生在預防傳染病方面的高度重視。
三、藥物預防
關於藥物預防時疫，早在《內經》中就已經提出。《素問•刺法論》謂，「於雨水日後，三浴以藥泄汗。又一法，小金丹方：辰砂二兩，水磨雄黃一兩，葉子雌黃一兩，紫金半兩……煉白砂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東吸日華氣一口，冰水下一丸，和氣咽下，服十粒，無疫干也」。明•吳又可在《瘟疫論》中也提出，「凡遇天行時期，須遲出早入，房中常燒蒼朮，鼻孔唇吻塗雄黃末。口中嚼大蒜最良」。「聞鄰里染疫，宜用貫仲置水缸內浸，用此水造飲食，亦能避瘟不染」。這些記述，說明了在預防傳染病的發生方面，也十分重視藥物預防。
四、重視隔離
前已述及，時疫的流行，與接觸病人、屍體等有關，因此，中醫學也提出了隔離的問題。《素問•刺法論》中明確指出，「避其毒氣，天牝從來」。所謂：「避其毒氣」，即避免接觸毒氣；「天牝」即鼻道，意即避免呼吸道接觸毒氣。《晉書•王彪之傳》也有：「永和末，多疫疾。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宮」的記載。說明在預防傳染病的發生方面也十分重視隔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