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辯證法大綱 · 第二章 量變質變規律

第一節 質、量、度 質 量變質變規律是對立統一規律的具體表現形態之一。這個規律表明，事物的發展是在由量變到質變，又由質變到量變的無限交替過程中實現的。 要闡明量變質變規律的內容，首先應當說明質、量、度三個範疇。 質是什麼呢?簡要地說來，質就是一個事物區別於其他事物的特殊的內在的規定性。 世界上的事物是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的。每一個事物之所以是它自己而不是別的事物，就是因為它具有自己的質。有機物不同於無機物，動物不同於植物，社會主義不同於資本主義，都因為它們各自具有不同的質。 質同事物是不可分離的。當我們說到質的時候，指的總是某一特定事物的質。離開了特定事物而憑空存在的質是沒有的。同樣地，當我們說到事物的時候，指的也總是具有特定的質的事物，不具有質的事物也是沒有的。某物之所以為某物，也正因為它具有某種特定的質。如果某物喪失了它所固有的質，就無從同別的事物相區別，就不再是某物，而變成另一種事物了。食物腐壞了，同有毒的東西無從區別，就不能稱其為食物。工人階級的政黨如果被工人貴族或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所把持，蛻化到同資產階級政黨無從區別的程度，也就不能稱其為工人階級的政黨。 事物的質是人們認識事物的客觀基礎。人們認識事物之所以可能，正因為事物同事物之間有著質的區別。所謂認識事物，首先就是認識一事物區別於其他事物的特殊的質。如果客觀事物沒有特殊的質，事物同事物之間沒有區別，人們認識事物也就根本不可能了。清代唯物論哲學家戴因說：「是故明理者，明其區分也。」這句話是合理的。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對於物質的每一種運動形式，必須注意它和其他各種運動形式的共同點。但是，尤其重要的，成為我們認識事物的基礎的東西，則是必須注意它的特殊點，就是說，注意它和其它運動形式的質的區別。只有注意了這一點，才有可能區別事物。」因此，要想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首要的事情就是要弄清楚自己所考察的對象同其他事物相區別的特殊的質。詭辯論者否認事物具有質的規定性，否認事物之間具有質的區別。古希臘的普羅塔哥拉說：「人是萬物的尺度。」我國戰國時期的莊子主張「一死生」、「齊萬物」，惠施主張「卵有毛」、「馬有卵」、「丁子(蝦蟆)有尾」、「白狗黑」等等，都是詭辯論的典型。這種觀點根本取消了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可能性，為混淆是非，顛倒黑白開了方便之門，是為沒落階級服務的一種反動思潮。這種思潮，在現代資產階級哲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裝潢打扮。 現代修正主義者在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鬥爭中，也扮起這種思想史上的渣滓作為自己的武器。他們故意歪曲事物固有的質的規定性，混淆不同事物之間質的區別。他們故意抹煞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質的區別，故意抹煞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的質的區別，故意抹煞革命和反革命的質的區別，故意抹煞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的質的區別等等。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就是為了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為他們的叛徒行為作辯護，阻撓世界人民的革命鬥爭。 我們進行任何工作都必須注意事物的質的區別。只有這一步基礎工作做對了，才可能正確地認識事物和處理事物。如果對事物的質的認識發生錯誤，就必然會由此產生一系列的錯泊。我國革命史上的各次機會主義路線之所以失敗，單從認識根源方面說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對中國社會的質、中國革命的質、中國革命戰爭的質沒有正確的認識。這是極其深刻的教訓。不但指導整個革命運動必須認清事物的質，進行一切具體的工作也必須如此。我們常常說要「劃清界限」，就是說的要善於區別事物的質。毛澤東同志說：「我們看問題一定不要忘記劃清這兩種界限，革命和反攻命的界限，成績和缺點的界限。記著這兩條界限，事情就好辦，否則就會把問題的性質弄混淆了。」 任何事物的質既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又具有許多不同的方面。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一個事物有許多方面的質。例如人這個事物的質，就有社會的方面和生理的方面。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給同一個事物下定義，正是因為客觀事物的質具有許多方面的緣故。人們在實踐活動中，往往不需要對事物的質的各個方面給予同等的注意，面只需要根據實踐的要求，著重地對某一方面或某幾方面進行研究。例如社會科學著重研究的是人的質的社會方面，生理學著重研究的是人的質的生理方面，如此等等。 關於質是什麼的問題，已如上述。現在要問：為什麼各種事物具有不同的質呢?事物的質是出什麼決定的呢?毛澤東同志根據對立統一規律的觀點，對這個問題作了深刻的解釋。他說：「任何運動形式，其內部都包含著本身特殊的矛盾。這種特殊的矛盾，就構成一事物區別於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167。這就是世界上請種事物所以有千差萬別的內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據。」這就是說，各種事物之所以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質，是由事物內部所包含的特殊矛盾決定的。 一個比較複雜的事物，其內部包含著多種矛盾。每一種矛盾都決定著這個事物的質的一定方面。但是，如對立統一規律所指出的，這些矛盾的地位和作用並不是平列的，有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的區別。為根本矛盾所決定的是質的根本的方面，為非根本矛盾所決定的，是質的非根本的方面。根本矛盾是貫串於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並且規定著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因此，為根本矛盾所規定的事物的質的根本方面也必然與事物的發展過程始終，並且規定著和影響著質的非根本的方面。非根本矛盾則不一定貫串於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而可以在事物發展的中途發生或解決，即使貫串於過程的始終，也總是受著根本矛盾的規定或影響，對於某事物之所以為某事物沒有決定的意義。所以，當我們說到某事物如果失去了它的質，就不再成其為其事物的時候，是指失去了全部的質，或失去了質的根本的方面，面不是指失去了質的非根本的方面。只要一個事物的質的根本方面沒有變化，那末儘管它在發展的中途失去了質的某些非根本的方面，這個事物仍然是它自己，而不會變成另一種事物。例如，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性同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這個矛盾的階級表現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儘管由於其它矛盾的變化，使資本主義社會從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但是只可這個根本矛盾仍然存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質的根本方面仍然存在，資本主義就仍然是資本主義。又如，我國民主革命時期的各根本矛盾是中國人民同封建主義的矛盾、中華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儘管由於其它矛盾的變化，使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區分為若干階段，但是只要上述根本矛盾沒有解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質的根本方面沒有變化，新民主主義革命就仍然是新民主主義革命。 為了進一步說明質的範疇，還必須說明質與屬性的關係。 屬性是事物的質在同別種事物發生關係時的表現。同一種質可以表現為許多屬狂。例如，化學元素的質，是由元素原子內部原子核同電子殼層的特殊矛盾所決定的，這種質在同別的事物發生關係時就表現為種種屬性。氧原子中原子核與電子殼層的特殊矛盾是：原子核由8個質子和8個中子組成，核外的電子殼層由8個電子組成，分兩屋排列(第1層2個電子，第2屋6個電子);這樣的特殊矛盾決定了氧區別於任何別的元素的特定的質。這種質表現為下述種種屬性：氣態時無色無臭，能溶於水，能與其他元素或化合物化合面發生燃燒、生鏽、腐爛等現象;固態時呈淺藍色，能被磁石吸引；等等。又如，一種社會制度的質，是由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特殊矛盾所決定的，也表現為種種屬性。資本主義制度的特殊矛盾是，資產階級占有生產資料，擁有國家政權，剝削和壓迫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喪失生產資料，沒有國家政權，受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這樣的特殊矛盾決定了資本主義不同於任何別的社會制度的特定的質。這種質表現為下述種種屬性，競爭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無產階級貧困化，失業大軍的經常存在，局限性的經濟危機，政治上的暴力鎮壓和假民主相結合，對外的侵略和掠奪，等等。任何事物的屬性都是極其多樣的，但是無論哪一種屬性都是質的表現。事物有什麼樣的質，就必然會有什麼樣的屬性;事物的質改變了，為這種質所規定的屬性也就必然隨著消失。質與屬性是統一的。 但是，質與屬性的統一不是機械的直接的等同，而是充滿矛盾的辯證的統一。屬性雖然是質的表現，但並不是所有的屬性都一下子表現出來。恩格斯說：「物體的屬性只有在運動中才能顯示出來。」有些屬性在事物的一定發展階段表現出來，在另一發展階段卻隱藏起來了;有些屬性在事物的一定發展階段潛伏著，在另一發展階段卻表現出來了。所以，某一事物如果失去它的質，就能稱其為這一事物;但是事物失去了某些特定的屬性，卻仍然可以不影響其為這一事物。我們要想認識一個事物的質，當然必須通過對它的屬性的認識，但是卻不可以把某種特定的屬性看成與這個事物絕對不可分離的東西，以致把某種特定屬性的喪失誤認作質的改變。桃樹有開桃花的屬性，但這種屬性只在春天表現出來，在夏 秋冬三季就隱伏起來了，但是桃樹的質仍然不變;我們不能因為桃樹在夏秋冬三季沒有開桃花，就說它不是桃樹。資本主義有危機的屬性，但這種屬性也不是每時每刻都顯示出來，而是要經過一定的周期才顯示出來的，不能因為資本主義在某一段時間裡沒有發生危機，就說資本主義的質已經改變了。 我們只能通過事物的屬性去認識事物的質。但是，既然只有在事物同事物發生關係的時候，只有在事物的運動過程中，事物的屬性才能充分地顯示出來，那末，為了正確地認識事物的質，就應當在事物的各種特定關係中、在事物的運動過程中來全面地認識事物的屬性。參加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就是達到這個目的的唯一有效的途徑。 說到這裡，可以對質的範疇作如下的定義：質是由事物內部的特殊矛盾所決定的，通過各種屬性表現出來的、使一事物區別於其他事物的內在的規定性。 量 事物除了質的規定性以外，還有量的規定性。 量是標誌質的範圍和等級的範疇。例如物體的大小、運動的快慢、溫度的高低、顏色的深淺、分子中原子的排列順序、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人口的密度等等，都是事物的量的規定性。量的規定性是任何事物都不可缺少的。每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的質都有相應的量的規定性。例如金屬有重量的規定性，也有硬度的規定性;生產力有發展水平的規定性，也有發展速度的規定性。 量和質雖然都是事物的不可缺少的規定性，但是二者是互相對立的。質與事物的存在是直接同一的，某物失去了自己的質就不再成其為某物;量與事物卻沒有直接的同一性，在一定的範圍內，量的增減並不影響某物之為某物。例如，在一個標準氣壓下，水的溫度在高於攝氏零度和低於攝氏百度之間的升降，並不改變水的物理性質。從這個意義上說來，量的規定性對於某物之為某物似乎是無關緊要的。因此，如果把質叫做事物的內在的規定性的話，那末，也可以把量叫做事物的外在的規定性。 量和質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首先，量和質是互相聯繫的。任何質總是具有一定量的質，任何量也總是具有一定質的量。在研究問題的時候可以單單研究事物的質的方面或者量的方面，而把另一方面暫時撇開不管;但是，在現實中，離開質的量和離開量的質都是不存在的。其次，量和質還在一定的條件下互相轉化。上面所說的量的增減不引起質的變化，只是就一定的範圍來說才是正確的;超出一定的範圍，量的變化就要引起質的變化。例如在一個標準氣壓下，水的溫度如果降到零度以下或者升到百度以上，就會變成冰或汽。同樣，質的變化也會引起量的變化。例如水在變為蒸汽以後，就可以達到在水的範圍內無法達到的高溫。 在考察事物的量的規定性的時候，應當區別外延的量和內涵的量。外延的量是質的存在範圍的標誌，是質的廣度的標誌。例如，體積、重量、個數等等，就屬於外延的量。外延的量是可以用機械的方法來計算它們的代數和的。例如一噸鐵加一噸鐵等於兩噸鐵，五十公升水加五十公升水等於一百公升水等等。內涵的量則是質的等級的標誌，是質的深度的標誌。例如溫度的高低、顏色的深淺、金屬的硬度、生命的長短、勞動生產率的高低等等，就屬於內涵的量。內涵的量是不能用機械的方法來計算它們的總和的。例如兩個溫度為五十度的物體加在一起並不等於一百度，五十個人各做一個習題並不等於一個人做五十個習題。在考察事物的量的方面時，常常需要同時對外延的量和內涵的量分別做出估計。例如在群眾運動中，就需要：既要估計到群眾發動的面有多大(即廣度)，又要估計到群眾的覺悟水平有多高(即深度)，並把這兩者統一起來考慮。此外，組成事物的各種不同成分的排列次序，也是內涵量的一種特殊形式。 對量的認識不能脫離對質的認識。只有在認識事物的質的基礎上，認識事物的量才有實際意義。就是在專門以數量關係為研究對象的數學領域中，實數和虛數有理數和無理數、整數和分數、正數和負數等等也有質的區別，也應當首先確定它們的質才能計算它們的量。如果連自己所考察的對象是什麼都還不清楚，那末談論它的量顯然是沒有意義的。從認識的秩序說來，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事物的質，然後才進一步去認識事物的量。在化學史上，定性分析(研究某種物質由哪些成分組成)在17世紀就出現了，而定量分析(研究組成某種物質的各種成分各占多少)在18世紀中葉才出現，就說明了這一點。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認識，也總是要首先確定它的資本主義的質，然後才能進一步根據它的高品生產額、資本集聚與集中的程度、小商品經濟殘餘的比重等等量的標識去確定資本主義的發展水平。 對於事物的認識固然首先要注意質的方面，但是在認識事物的質的基礎上對事物的量的方面進行分析或估計，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為： 第一、只有正確地把握了事物的量，才能更深刻地把握事物的質。倒如，在化學上，通過定性分析，知道組成某種物質的成分各是什麼，固然也可以把這種物質同某些別種物質區別開來，即認識它的質;但這種認識仍是不深刻的，也無法根據這樣的認識在實踐中把這種物質製造出來。只有通過定量分析，把組成這種物質的各種成分的比例關係找出來，才能做到這一點。例如為了生產出熔點很低(75℃)的武德合金，光知道這種合金應由鋁、錫、鉍、鎘四種金屬合成還是不行的，還必須通過實驗找出最合適的比例關係(即4份鋁、2份錫、6份鉍、1份鎘)。對社會現象的認識也是如此，單單知道社會中存在著哪些階級，還是不夠的;只有進一步正確地分析了各個階級在社會中所占的比重，佑計了各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才能深刻地認識社會的性質，並據以制定黨的路線和政策。（具體請參考《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第二、只有正確地把握了事物的量，才能正確地估計這個事物在實踐中的地位和作用。同質的事物，數量不同，在實踐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往往不同，有時甚至會有很大的不同。古語所說的「一杯之水不能救一車之薪」這句話，就反映了這個事實。毛澤東同志在分析決定抗日戰爭的全部基本要素時，不但指出了中國和日本雙方的質的區別，而且也指出了雙方各自的量的特點。如屬於有利條件方面的敵是小國(地小、物少、人少、兵少)、我是大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屬於不利條件方面的敵是強國(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第一等的)、我是弱國(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都不如敵人)，都屬於量的特點。這些特點無疑是決定抗日戰爭前途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如果不估計到敵小我大，就可能得出亡國論的結論，如果不估計到敵強我弱，就可能得出速勝論的結論。(具體請參考《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正因為對事物的量的方面的認識具有這樣重大的意義，所以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做任何工作都要」胸中有『數』)。他說的「胸中有』數，』這是說，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任和何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我們有許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數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無『數』，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具體請參考《毛澤東選集》第4卷，） 我黨歷史上犯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人，不是高估了敵人的力量和低估了自己的力量，就是低估了敵人的力量和高佑了自己的力量，這種因為錯誤地估計事物的數量而造成的失敗，是應當蛋為教訓的。在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的時候，也必須注意各地區和各部門之間的比例關係，以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的發展。 度 在研究事物的時候，我們可以暫時掃開事物的質的方面而專門考察量的方面，也可以暫時撇開事物的量的方面而專門考察質的方面。但是，歸根到底，還是必須在認識上把事物的質和量統一起來。因為客觀事物的質和量本來是統一的，只有如實地反映這種情況，才能正確地認識客觀事物。事物的質和量的統一，不僅一般地表現在質總是具有一定量的質，量總是一定質的基礎上的量;尤其深刻地表現在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它的質的數量界限。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的，在一定的界限之內，事物的質是不因量的不同而發生變化的。但是，一旦超過這個界限，事物的質就要發生根本變化。每種金屬都有自己的熔點，每種氣體都有自己的凝點，每種液體都有自己的冰點和沸點，每座建築物都有自己的最高負荷量，每種生物個體都有一定的壽命界限，等等，在所有這些「關節點」上，量的變化就要引起質的變化。換句話說，只有在這種「關節點」所限制的界限之內，事物的質才可能保持相對的穩定性。這種使事物能夠保持某種特定的質的量的界限，在哲學上就叫做度（Mess）。 事物在處在相對穩定狀態的時候，它的量的變化是沒有突破一定的度的。但是，這僅僅是一種暫時的情形。事物在內部矛盾的推動之下，總是朝著突破度的方向發展;發展的結果，終於會突破一定的度，使事物原有的質變成另一種質。例如，資本主義社會由於內部矛盾的推動，必然產生一系列的量的變化，如生產技術的逐漸改進，生產規模的逐漸擴大，破產的小生產者的逐漸增多，無產階級隊伍的逐漸壯大，爭奪國外市場的鬥爭的逐漸頻繁和日趨劇烈，對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剝削的日益加重，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義憤的日益提高，等等。這些變化在沒有起過一定的度以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質並不改變;但是，歸根到底，無產階級總是要通過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這時，資本主義社會的度就被突破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質就根本改變了。 掌握度的範疇，對於革命實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它告訴我們，既然事物的質只有在一定的度的範圍內才能保持，那末，為了保持我們所需要的特定的質，我們就應當有意識地把事物的量控制在事物的度以內。例如，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擴大和鞏固抗日統一戰線(這是抗日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我們採取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在反對頑固勢力的方面，毛澤東同志提出了「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即鬥爭的防禦性、局部性、暫時性的原則。這就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待這個具體問題所必須掌握的度。如果超過了這個度，或者不及這個度，都不能保持抗日統一戰線的質。又如，在土地改革中，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農村封建剝削制度的實際情況，指出土地改革的總的打擊面，「一般地不能超過農村戶數百分之八左右，人數百分之十左右。」這也是必須掌握的度。如果超過這個度，就會妨礙了貧僱農同中農結成鞏固的統一戰線，就有使貧僱農陷於孤立的危險;如果不及這個度，就不能徹底消滅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這樣，都不能保證土地改革運動具有我們所要求的質。在黨內鬥爭中，既要反對自由主義，也要反對過火的鬥爭，為的是要達到「既要肅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目的，這也是一種度。又如，在農業生產中，作物的密植也有度的問題。一定的作物在一定的土壤、氣候、肥料等等具體條件下，都有一個最能保證高產的密度，只有找到了這個密度，才能保證高產;太密或者太稀都不能達到高產的目的。又如，在認識領域中，本來是真理性的認識，如果把它加以誇大，超過了一定的度，就會變成錯誤的認識。列寧說：「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邁的一小步，真理便會變成錯誤。」這裡所說的「一小步」，就是超出了度的一小步。平時我們說做工作要注意「分寸掌握」、「火候」等等，都是指的要注意掌握事物的度。不注意這一點，就可能犯錯誤。 但是，必須強調指出，我們說要注意掌握事物的度，不是為了別的，正是為了保持革命階級所需要的新事物的質。這同反動階級提倡的所謂「中庸之道」是根本相反的。當反動階級感到無法阻止事物的發展時，也可以表示允許某些事物有某種程度的量的發展;但是他們必須把事物的發展控制在一定的度以內，以便保證不至於從根本上破壞了他們所需要的腐朽事物的質。他們標榜所謂「不偏不倚」、「中正持平」、「過猶不及」而把一切超越他們所規定的度的行動斥為「過火」、「過分」、「過激」、「越軌」，斥為「篇」、「亂」、「糟」。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五四」運動前後，許多頑固派把布爾什維主義叫做「過激主義」。大革命時代，許多頑固派又說農民運動是「矯枉過正」。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站在地、富、反、壞和資產階級立場的人總是把每一項革命運動都說成「過火」的行動，「粗暴」的行動。他們心目中的所謂「中」、「正」、「軌」、「分」等等，說穿了，無非就是保持腐朽事物的質的數量界限，就是他們所需要的度。這樣的度，在他們看來是萬萬突破不得的，而在我們革命的無產階級看來，恰恰是必須突破的東西。不這樣做，就根本談不到革命。 還必須指出，即使是對於新生事物，我們保持一定的度也僅僅是暫時的，不是永久的。新事物也是要不斷地向前發展的。當它的積極作用還沒有發揮完結的時候，當然不應該主觀主義地突破它的度。但是，當它的積極作用已經發揮完結，已經需要讓位於更高級的新事物時，就應該自覺地突破它的度，推動它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例如，當我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尚未完成的時候，黨的一切方針、政策、辦法、措施都只能限制在民主革命的限度之內;「左」傾機會主義者的錯誤就在於主觀主義地實行了許多超民主主義的政策。但是，當民主革命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其標誌就是推翻了代表將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利益的國民黨反動政權)以後，就必須立即轉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軌道上來。有些人在這種情況下仍然固守者原來的「度」，以為永遠不能突破，結果就不能不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第二節 量變和質變 量變和質變是事物運動的兩種狀態 在說明了質、量、度三個範疇之後，就可以進而說明什麼是量變和質變，以及事物怎樣通過量變質變的交替過程向前發展的問題了。 什麼是量變，什麼是質變呢？ 毛澤東同志說：「無論什麼事物的運動都採取兩種狀態，相對地靜止的狀態和顯著地變動的狀態。兩種狀態的運動都是由事物內部包含的兩個矛盾著的因素互相鬥爭所引起的。當著事物的運動在第一種狀態的時候，它只有數量的變化，沒有性質的變化，所以顯出好似靜止的面貌。當著事物的運動在第二種狀態的時候，它已由第一種狀態中的數量的變化達到了某一個最高點，引起了統一物的分解，發生了性質的變化，所以顯出顯著地變化的面貌。……事物總是不斷地由第一種狀態轉化為第二種狀態，而矛盾的鬥爭則存在於兩種狀態中，並經過第二種狀態而達到矛盾的解決。」又說：「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 由此可見，量變和質變是由事物內部的矛盾鬥爭所引起的兩種運動狀態。當事物內部的矛盾雙方的鬥爭還沒有達到主次易位的程度時，當事物的度還沒有被突破、因而還保持著質的相對穩定性時，這時的變化就叫做量變;反之，當事物內部的和矛盾雙方的鬥爭已經使雙方的主次地位開始發生變換時，當事物的度正在被突破，因而質的相對穩定性已開始喪失時，這時的變化就叫做質變。 事物的發展過程，就是由量變到質變、由質變到量變的循環往復而又由低到高的無限過程。 由量變到質變 我們先來說明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古代的人們在長期的實踐中，曾樸素地體會到量變引起質變的道理。所謂「積羽沉崩，群輕折軸」，「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細流，無以成江海」等等，都包含著對於量變引起質變的某種認識。當然，這樣的認識還遠不足以真正揭示量變引起質變的客觀規律。 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正確地概括了的近代和現代科學的成果，確鑿地證明了量變引起質變是在一切領域中起作用的普遍規律。 以物理現象為例。物質「相」的轉變，例如水的汽化或結冰，溶液的沸騰或凝固，金屬的熔解或結晶，都是量變引起質變的鮮明例證。電磁波的波長的變化每達到一定的界限，就會引起一次質變，例如在電磁波的波長由長變短時，就會依次出現無線電波、紅外線、可見光線(又分紅、橙、黃，綠、藍、青、紫七種顏色)、紫外線、倫琴射線、γ射線等。放射性元素原子的衰變也是量變引起質變的過程。 以化學現象為例。門捷列夫的周期律確鑿地表明量變引起質變的規律。按照周期律的現代解釋，元素的性質是取決於該元素的核電荷數，並與核電荷數成周期性的依賴關係的。從核電荷為1的氫氣，每增加一個核電荷，就出現一種不同質的元素，例如氫的核電荷增加一個就變成氦，再增加一個就變成鋰，再增加一個就變成鈹，再增加一個就變成硼，依此類推。整個周期表都是嚴格按照核電荷數的多少排列的。周期表上的原子序數其實就是原子的核電荷數。 以生物現象為例。物種發展史證明，從舊物種到新物種的變化並不是像某些生物學家所錯誤地認為的那樣僅僅是平滑的進化，而是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舊物種在環境的影響下逐漸獲得某些新的性狀和機能，積累到一定的程度，變異性的因素戰勝了遺傳性的因素，舊物種就發生質變而成為新物種。個體發育也是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例如禾本科植物要完成由舊種籽到新種籽的發育和發展周期，必須經過春化階段和光照階段，這兩個階段的完成都是質變;但每個階段的完成都是以量變做準備的：春化階段需要有一定時期的低溫，光照階段需要有一定時期的陽光照射。 以社會現象為例。任何社會形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都是矛盾的統一體，當生產關係還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時，社會的發展表現為進化或量變，當生產關係已經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時，社會革命就要到來，社會形態就要發生質變。 以思維現象為例。人們對於任何事物的認識，開始總是處於感性認識階段。在一定的範圍內，感性材料的多少並不影響認識的質。但是，當人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積累了十分豐富的感性材料時，就會產生認識上的質變，躍進到理性認識的階段。一種新的科學理論的產生，也要經過長期的積累資料的階段以後才能實現，在這裡也同樣是量變引起質變。 由此可見，無論在什麼領域中，事物總是經歷著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的。 由量變到質變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大體說來，可以分成由數量的增減引起質變和由場所的變更引起質變這樣兩種形式。 首先，單純的數量增減，達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引起質變。例如，元素原子核電荷數的增減，會使一種元素變為另一種元素。又如，由同樣種類的原子構成的化合物，原子的數目不同，化合物的性質也就不同。笑氣(N2O)、一氧化氮(NO)、二氧化氮(NO2)、亞硝酸酐(N2O3)和硝酸酐(N2O5)等五種化合物，都是由氧和氮兩種元素構成的，但是因為氧原子或氮原子的數目不同，它們的物理性質和化學性質就下不相同。水(H2O)和過氧化所(H2O2)也是這樣。又如，在勞動力成了商品的條件下，小生產者手中掌握的貨幣達到了一定的數量，就要轉化為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工人在必要勞動時間創造的價值是勞動力的價值(即維持工人及其家屬的生活所必需的那部分價值)，超過這個限度，他所創造的價值就變成了剩餘價值(即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那部分價值)。又如，富裕中農是有輕微剝削的，如果剝削量超過了一定的限度，就發生質變，成為富農了。這些，都是數量的增減引起質變的例證。 其次，在有些情況下，儘管事物的數量並沒有增減，但是構成事物的成分在排列的次序上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這也是量變的一種特殊形式)，也會引起質變。化學上的同分異構體和同素異性體就表明了這種情況。就同分異構體來說，例如乙醇(即普通酒精，C2H5OH)和甲醚(CH3OCH3)不僅都是由碳、氫、氧原子組成的，而且碳，氫、氧原子的數量也相同。可是，因為原子的排列次序不同(結構式不同)，二者的性質也就互異，乙醇是液體，在一個標準氣壓下沸點為攝氏78度，能以任何比例與水混合;甲醚是氣體，幾乎不溶於水，二者的化學性質也很少相似。就同素異性體來說，例如金剛石和石墨都是碳(C);但是由於粒子的排列不同，即「晶形」不同(金剛石屬「軸晶系」，石墨屬「六方晶系」，二者的性質也就有極大的區別。在戰爭中，同等人數和同樣素質的軍隊，僅僅由於組織的不同，就會引起戰役或戰鬥結果的質的不同。在生產中，同等人數和同樣素質的勞動力，由於組織和安排的不同，也會引起生產結果的質的差異。 由於事物的質有許多方面，量也有許多方面，在分析量變如何引起質變的問題時，必須注意質和量的對應關係。一定的量變所引起的並不是隨便一種質變，而僅僅是同它相對應的那種質變。只有注意了這一點，才可能清晰地把握量變引起質變的過程。例如，水的質既有物理的方面，也有化學的方面。水的物理方面的質是由水分子之間的凝聚力和排斥力的矛盾決定的，因此，這一對矛盾的鬥爭及其消長變化這樣一種特定的量變，只能引起水的物理方面的質變，而不能引起水的化學方面的質變。水在一個標準大氣壓力下達到了攝氏100度，分子間的排斥力就超過凝聚力而躍居於矛盾的主要方面，水的物理的質就發生變化，由液體變成氣體;但是水的化學的質並沒有發生變化。反之，水的化學的質卻是由水分子內部的氫原子和氧原子的特殊矛盾，即特殊的化學鍵所決定的(在水分子中兩個氨原子各和和氧原子共用一對電子，形成共價鍵)，只有當溫度升高到使氫氧間的化學鍵發生分裂時，水的化學性質才會改變(需要攝氏4000℃—5000℃的高溫)。同樣，人的身體的新陳代謝方面的量變只能引起生理方面的質變，不會引起政治思想方面的質變，人們頭腦中以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為內容的量變只能引起人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質變，不會引起生理方面的質變。 在分析量變如何引起質變時，不僅要注意整個事物的量變，而且要分別考察構成事物的矛盾雙方各自的量變。這是因為，作為矛盾總體的事物的量變，是由矛盾雙方鬥爭力量的增減變化所決定的，只有分別考察矛盾雙方的量變，並把它們綜合起來，才可能正確地把握矛盾總體的量變。毛澤東同志在分析抗日戰爭的三個階段的特點時，就是分別考察了中國方面和日本方面的量的變化(同時也考察了質的變化)，然後才得出關於戰爭總體的結論的。 由質變到量變 現在再來說由質變到量變的過程。事物在質變完成以後，就在新質的基礎上開始新的量變。「舊過程完結了，新過程發生了。新過程又包含著新矛盾，開始它自己的矛盾發展史。」固態金屬變為液態後，就在液態的基礎上開始新的量變;氨氧化合成水後，就在水的基礎上開始新的量變。資本主義社會通過暴力革命變成社會主義社會以後，就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上開始新的量變。 在新質基礎上所產生的量變，同舊質基礎上的量變是有根本區別的，並不是簡單地回到原來的出發點。這是因為「量變改變事物的質和質變同樣也改變事物的量」。一百個勞動者協作所能生產出來的產品，並不是簡單地等於一百個勞動者單獨生產時所能生產出來的產品的總和，而是要比這個總和大得多，並且能夠達到單獨生產時無法達到的產量。這一點在我國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過程中表現得十分明顯。由單幹到互助組，由互助組到初級社，由初級社到高級社，由高級社到人民公社，每一步都有質的變化;而每一步質的變化，都會造成「新的力量」，出現在舊質基礎上不可能出現的新的量變。 當事物已經完成了質變，進入了新質的領域時，如果我們仍然用舊質基礎上的量變的尺碼來衡量新質基礎上的量變，往往就會陷入錯誤。例如，有人認為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可能超過某種「最高」的速度。其實，他們心目中的「最高」速度，無非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最高速度;他們不了解，我國的科學技術的發展根本不是在資本主義制度這種舊質的基礎上進行的，而是在社會主義制度這種新質的基礎上進行的，我國的科學技術完全可以以資本主義國家所無法企及的速度向前發展。又如，有人認為某種農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已經到了「頂」，再沒有辦法提高了;其實，他們的所謂「頂」，不過是在幾千年來的單幹的基礎上所能達到的「頂」，對於集體化了的我國農業說來，這種「頂」是完全可以通過群眾性的科學實驗和現代科學技術的應用予以突破，並且大大超過的。近年來我國人民在三面紅旗指引下在各個戰線上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 量變過程中的部分質變 由於事物內部矛盾的複雜性和不平衡性，的部分質變和量變往往不是以純粹的形式進行，而是互相錯綜的。在量變的過程中有部分的質變，在質變的過程中也有量的擴張。現在先說前一種情形。事物在發生根本質變以前，總的說來是處於量變過程中。但是，在總的量變過程中，卻可以有部分的質變。部分的質變，大體上可以分為階段性的部分質變和局部性的部分質變兩種情形。這兩種情形，都必須從事物內部矛盾的變化去說明。 階段性的部分質變，是事物在其內部的根本矛盾以及由此規定的事物的根本的質沒有改變以前，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顯現出來的部分的質變。前面說過，質變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互易位置，即矛盾的解決。所以，在事物內部的根本矛盾沒有解決以前，事物總的說來還處在量變過程中，還沒有發生根本的質變。但是，複雜的事物內部還包含著非根本的矛盾。這些非根本的矛盾卻在根本矛盾獲得解決以前，有些是暫時地或局部地解決了，有些又發生了;而每一個非根本矛盾的解決或發生，就是一個部分的質變，就會使發展過程顯現出階段性。毛澤東同志說：「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及為此根本矛盾所規定的過程的本質，非到過程完結之日，是不會消滅的;但是事物發展的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的階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區別。這是因為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質和過程的本質雖然沒有變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採取了逐漸激化的形式。並且，被根本矛盾所規定或影響的許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暫時地或局部地解決了，或者緩和了，又有些是發生了，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這就是階段性的質變所以發生的內在原因或根據。例如，在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即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的矛盾沒有解決以前，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還處在總的量變過程中;但是，由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時期到壟斷時期卻是部分的質變。又如，在我國民主革命過程的根本矛盾即中國人民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矛盾沒有解決以前，這個過程的根本的質沒有改變;但是從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到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卻是部分的質變。 局部性的部分質變，是在事物的全部沒有發生根本質變以前，在局部範圍內顯現出來的根本質變。在根本矛盾還沒有在全局上解決以前，整個事物仍處在量變過程中，沒有發生根本質變。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事物的根本矛盾卻可以在某些局部獲得解決，從而導致這些局部的根本質變(這種對局部來說的根本質變，對全局來說仍只是部分質變)。例如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沒有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勝利以前，每一塊紅色根據地的建立對全國來說就是一個部分質變。在農業合作化的高瀚沒有到來以前，每一個局部地區的高級社的建立對全國來說也是一個部分質變。 由此可見，一方面，部分質變是不同於根本質變的，因為它並不意味著事物的根本矛盾的完全解決;另一方面，部分質變也不同於單純的量變，因為它意味著事物的非根本矛盾的解決或者根本矛盾在局部範圍內的解決。 部分質變同根本質變的界限在一定的範圍內是絕對的。但是，由於事物範圍的極其廣大以及發展過程的無限性，二者的界限又有相對的一面：在一定場合下為根本質變的東西，在另一場合下則成為部分質變，反過來也是一樣。例如由幼蟲到蛹的變化以及由蛹到成蟲的變化，單就三者的關係說來都是根本質變;然而幼蟲、蛹和成蟲都是蟲，相對於由卵到蛾的變化而言又只是部分質變。中國革命的勝利，就中國的範圍說來是根本質變;然而就世界範圍說來又只是部分質變。究竟某一種具體變化應當看作根本質變還是部分質變，要依研究的對象而定。 總的量變過程中的部分質變，是量變質變規律的重要內容之一，對於指導革命實踐具有重大的意義。這條原理告訴我們，在處理革命和建設中的任何問題時，不僅要善於把量變同質變區別開來，而且要善於把部分的質變同單純的量變以及根本的質變區別開來。例如，在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一方面不要忘記這是一個總的量變過程，因而必須嚴格地區別社會主義的原則同共產主義的原則，反對超越必經的發展階段而過早地實行共產主義原則，即實現根本的質變;另一方面，又不要忘記在總的量變過程中可以有部分的質變，因而當條件成熟了的時候不失時機地實現一定方面的必要的變革(經濟戰線上、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為根本質變的到來積極地準備條件。由此可見，總的量變過程中的部分質變的原理，同整個量變質變的原理一起，正是毛澤東同志經常強調的不斷革命論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原則的哲學根據之一。如果違背了這個原理，就必然要犯「左」的或右的錯誤。 質變過程中的量的擴張 不僅量變過程中有部分質變，而且質變過程中也有量的擴張。 當事物的質變開始時，新質並不是同時在事物的全體上出現，而是在舊質的範圍內首先突破一點或兒點，然後在數量上迅速擴張，直到占領全盤，完成質變過程的。這種新質在數量上迅速擴張的情形，就是質變過程中的量的擴張。例如，金屬在達到熔點或凝點時，就開始了熔化或結晶的過程，亦即質變的過程。這個過程是這樣實現的：首先在個別地方出現「液珠」或「晶核」(新質)，然後「液珠」或「晶核」在數量上迅速增長，直到占領全盤，完成「相」轉變。又如，在我國農業合作化或農村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到來時，也要經歷少數合作社或人民公社(新質)在數量上迅速增長，直到占領全國農村的過程。這都是質變過程中的量的擴張。 質變過程中的量的擴張，同量變是不同的。量變並不產生新質，而質變過程中的量的擴張則每一步都產生新質。 質變過程中的量的擴張，同量變過程中的部分質變也是不同的。首先是同階段性的部分質變不同。階段性的部分質變，其根源不在事物根本矛盾的解決，因而並不影響事物的根本的質;而質變過程中量的擴張則是根本矛盾得到解決的過程，它的完成也就是事物根本質變的完成。其次，它也同局部性的部分質變不同。局部性的部分質變是在總的量變過程中發生的，這時事物的根本質變還沒有開始，新質雖然已經在局部範圍內出現，但是舊質還具有相對的穩定性，新質雖然也可能在量上有所增長，但還不能迅速占領事物的全盤，而質變過程中的量的擴張則是在事物的根本質變開始以後發生的，這時舊質的崩潰之勢已成，新質將以迅猛的姿態占領全盤，完成根本質變。 例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起就有了紅色政權(新質)，在二十多年的長時間內，紅色政權在量上也在逐漸增長;但是在這段時間裡，國民黨反動政權還是相對穩定的，舊中國的性質也還沒有發生根本的質變，因而整個說來，舊中國還處在量變過程中，每一紅色根據地的開闢還只能說是總的量變過程中的部分質變。但是，到了1948年11月以後，敵我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變化，於是決戰階段到來，根本質變開始。這時反動政權土崩瓦解，解放戰爭凱歌行進，在很短的時間裡就以風捲殘雲之勢解放了整個中國大陸，紅色政權這一新質的東西迅速地占領了事物的全盤，這個過程就是質變過程中的量的擴張。 質變過程中的量的擴張的原理，對於革命實踐也是很重要的。這條原理告訴我們，當事物的質變過程到來的時候，我們就應當把新質在量上的迅速擴張看作完全合乎規律的現象，從而大力地促進它，以加速質變的完成，而不應該以量變的」常規來衡量這種變化，從而阻礙它。在這樣的關鍵時刻，能不能以正確的態度來對待事物的發展，常常是區別革命派和保守派的標誌。有些人之所以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單從認識的根源方面說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善於領會質變過程中量的擴張的原理，把質變開始以後的量的擴張誤認作單純的量變或量變過程中的部分質變，因而總是按照量變的「框框」來看待這種質變過程中發生的現象。例如，當1955年下半年我國農業合作化高潮到來時，有些同志就看不到我國農村已經開始了由個體經濟到集體經濟的質變過程，他們還是用量變的老尺碼去衡量新過程，因而對於質變開始後的新現象(如大批農民湧進合作社，全國幾十萬、幾百萬個合作社迅速成立)黨得不可理解，感到驚慌失措。他們身在質變階段之中，思想卻還停留在量變階段，所以總認為運動發展得太快了，應當「堅決收縮」，「趕快下馬」。如果按照這樣的認識去指導運動，就一定會嚴重地阻礙運動的發展。毛澤東同志堅決地批判了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及時地正確地指導了這個運動，結果就促使合作社這種新質的東西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在全國農村迅速地占領了全盤，完成了由個體經濟到集體經濟的質變。 量變和質變的辯證關係 基於以上的分析，可以對量變和質變的辯證關係作一個概括的說明，這政和：量變是質變 的必要準備，質變是量變的必然結果。 首先，任何質變，都必須以一定的量變作為準備，才可能發生。這是因為，在矛盾的主次雙方互易位置、因而打破舊的統一體之前，一定要有一個在舊的統一體內互相鬥爭的過程，只有當這種鬥爭達到最高點時，才能引起矛盾雙方的互易位置;沒有這個過程做準備，矛盾雙方要實現互易位置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恩格斯所說：「沒有物質或運動的增加或減少，即沒有有關的物體的量的變化，是不可能改變這個物體的質的。」例如，水的汽化，就必須以水的溫度逐漸升高的量變做準備。假如沒有水分子間的凝聚力逐漸減弱、擴散力逐漸增強的量變過程，要使擴散力躍居矛盾的主要方面、從而實現由水到汽的質變，是不可能的。同樣，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革命轉變，也必須以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長期鬥爭做準備。假如沒有無產階級的力量逐漸增加、資產階級的力量逐漸削弱的量變過程，要使無產階級通過社會主義革命而躍居矛盾的主要方面，從而實現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質變，也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見，要實現某種質變，就必須十分重視量變的準備。否認了量變，實際上也就等於取消了質變。 19世紀的法國自然科學家居維葉研究了從不同地質年齡的地層中找到的大量化石，確定了古生物的形態與古生物出土地層間的關係。然而他卻對這種關係作了錯誤的解釋，認為這是由於地球表面經常發生突然的、大規模的「災變」引起的。他說這些「災變」使地球上某些地區的生物遭到毀滅而埋葬於地下，往後，別處的生物又遷到這些地區，又發生災變，又被毀滅和埋葬，如此循環不已，致使不同地層有不同的生物化石。居維葉的這種沒有量變做準備的質變論，就叫做「激變論」。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居維葉關於地球經歷多次革命的理論在詞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實質上是反動的。它以一系列重複的創造行動代替了單一的上帝的創造行動，使神跡成為自然界的根本的槓桿。」 我國民主革命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者不了解中國革命勝利需要進行長期的艱苦的鬥爭才能取得，而幻想在敵強我弱的根本形勢沒有改變以前就首先占領大城市，爭取所謂「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這種錯誤從認識方法上說來，就是不了解一定的質變要以一定的量變為前提。 其次，任何量變的最後結果，必然是質變。這是因為，矛盾雙方的鬥爭是絕對的，統一是相對的。當矛盾雙方共居於統一體中的時候，事物處於量變狀態;但這個統一體是不可能永遠保持下去的，歸根到底它要被矛盾雙方的鬥爭所打破，於是事物也就進入質變狀態。誠然，量變在一定的限度內不影響事物的質的穩定性，但這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內才是如此。矛盾雙方鬥爭的結果，是終於要突破這個限度，而引起事物的質變的。這是量變的必然趨勢。一切事物歸根到底都要通過質變而轉化為自己的反面。列寧說：「辯證的轉化和非辯證的轉化的區別在哪裡呢？在於飛躍，在於矛盾性，在於漸進過程的中斷，在於存在和非存在的統一(同一)。」否認了質變是量變的必然結果，就等於否認了新事物產生的必然性，和否認了世界的前進運動。這正是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形上學觀點。 作為形上學的近代形態的庸俗進化論並不赤裸裸地否認事物的發展(因為近代科學已經確鑿地證明了事物的發展，要公然否認是很困難的)，相反地，它也在字面上「承認」發展。但是，它所謂的「發展」，是只有量變而沒有質變的「發展」，是讓舊東西永遠保存下去、新東西永遠不能產生的「發展」。承認這樣的「發展」既可以保持似乎與近代科學成果不相牴觸的外貌，又可以不損傷腐朽事物一根毫毛，對於反動統治階級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正因為如此，反動的資產階級就把這種理論當作對抗唯物辯證法、反對革命的武器。實用主義者胡適為了阻撓中國革命，曾經大賣氣力地販賣過庸俗進化論。他說：實用主義「不承認根本的解決。他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他像牧師說教一樣地勸導人們只注意在反動統治的範圍內去解決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而千萬不可以用革命的手段從根本上推翻反動統治。胡適的這種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效勞的謬論，早已被中國人民革命的車輪碾得粉碎了。 作為資產階級代理人的修正主義者為了散布改良主義的幻想，麻痹革命人民的鬥志，也必然要拾起庸俗進化論的破爛武器。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之流，曾力圖「用『素樸的』(而且是平靜的)進化論去代替『狡猾的』(而且是革命的)辯證法。」他們力圖證明，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而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是不必要的。現代修正主義者同老牌修正主義者一模一樣，重彈庸俗進化論的老調。他們大力鼓吹「和平過渡」的謬論，硬說僅僅通過議會鬥爭就可以實現社會主義。他們害怕革命人民看穿了他們的欺騙陰謀，故意趕緊聲明「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方針同右傾機會主義者的改良主義毫無共同之處。」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神情是十分可笑的。其實，正如列寧早已指出的：「資本主義自己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了新制度的因素，但是，如果沒有『飛躍』，這些單個的因素便絲毫不能改變事物的總的狀況，不能觸動資本的統治。」現代修正主義者既然從根本上修正了必須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的原理，不敢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來完成質變，那末他們的方針同右翼機會主義者的改良主義就不是「毫無共同之處」而是毫無不同之處。他們的聲明不過是欲蓋彌彰，不打自招罷了。 如果說現代修正主義者比起老修正主義者來有點什麼新奇之處的話，那末這點新奇之處就在於他們把庸俗進化論用到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上。他們竭力把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灣描寫成為一種平靜的進化過程。他們宣稱，了既然無產階級已經取得了政權，就永遠不需要革命了;只要多生產點麵包和黃油，共產主義就會自然而然地到來了。他們說：「向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逐漸過渡的特點在於：不僅在上層建築中不發生變革(這已經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特點)，而且在國家的經濟中也不發生變革。」這就是說，量變質變規律對於社會的發展從此不起作用了，以後人們將只看到一種平靜的量變了。這種謬論，是對於唯物辯證法的公然修正，是對於社會主義國家實際情況的極大歪曲。事實表明，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由階級社會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時期，是一個充滿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無論在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都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需要不斷地進行各個領域中的革命，不斷地解決矛盾(這些矛盾中有敵我矛盾，也有人民內部矛盾);而矛盾的解決需要有量變做準備，尤其需要通過質變來完成。只有把這種「興無滅資」的鬥爭五代、十代甚至幾十代地堅持下去，才能夠最終地消滅階級，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如果不搞革命，只依靠所謂「逐漸過渡」，那就不僅永遠到不了共產主義，而且必然會導致資本主義復辟，把無產階級和其他革命人民用鮮血換來的社會主義成果喪失掉。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完全證明了的客觀規律。現代修正主義的謬論，完全是為資本主義復辟開闢道路的。 第三節 飛躍的形式 飛躍的形式取決於事物的性質和條件 如前所述，任何事物都要經歷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轉變為另一種事物。質變就是從一種質到另一種質的飛躍。實際生活表明，一切事物都要通過飛躍才能完成質變，但是，飛躍的形式又是多種多樣的。 為什麼飛躍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呢？毛澤東同志說：「依事物本身的性質和條件，經過不同的飛躍形式，此事物轉化為彼事物」。這就是說，飛躍的形式是由事物內部矛盾的特殊性和事物所處的外部條件決定的。 多種多樣的飛躍形式，可以大體上區分為爆發式的飛躍和和非爆發式的飛躍兩種類型。 一般說來，煤髮式的飛躍是解決對抗性矛盾的質變形式，是質變過程中的對抗的鬥爭形式。這種飛躍的特點是表現為劇烈的外部衝突。例如自然現象中火出的爆發、炸彈的爆炸、鈾核的裂變、氫核的聚合，社會現象中的暴力奪取政權等等，都是爆發式的飛躍。非爆發式的飛躍則一般說來是解決非對抗性矛盾的質變形式，是質變過程中的非對抗的鬥爭形式。這種飛躍的特點是不表現為劇烈的外部衝突。如物種的變異、語言的變革、人民內部的自我革命等等，都是非爆發式的飛躍。飛躍的形式是同矛盾的性質相一致的。如果矛盾的性質變了，飛躍的形式也就要隨閉改變，否則就不能實現飛躍。 區別兩種不同的飛躍形式，並把飛躍形式同矛盾性質聯繫起來考察，對於革命實踐是極其重要的。因為社會領域中的飛躍並不是自發地實現的，而是通過人們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實現的。因此，只有正確地認識矛盾的性質，並根據這種認識正確地選擇了飛躍的形式，才能順利地實現飛躍。反之，如果對矛盾性質的認識有錯誤，選擇了與矛盾的性質相違反的飛躍形式，是一定要碰釘子的。例如，在解決向反動統治階級奪取政權這樣的革命任務的時候，如果幻想不通過武裝鬥爭，不採取爆發的飛形式，就一定要滾進機會主義的泥坑。反之，在領導人民內部的革命運動的時候，如果不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不採取非爆發的飛躍形式，也要犯嚴重的錯誤。我們黨和毛澤東同志在領導我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正確地估計了各種矛盾的性質，採取了同矛盾性質相適應的飛躍形式，極其成功地實現了巨大的歷史飛躍。例如，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同中國人民的矛導，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這樣的矛盾只有通過爆發式的飛躍才能得到解決。基於這種正確認識，黨在敵我力量對比發生了有利於我的根本變化的時候」也就是質變或飛躍開始的時候)，在揭穿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和平」陰謀之後，採取了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國民黨軍隊的方針，迅速地完成了巨大的飛躍。假如我黨當時接受了某些人提出的通過和平談判來解決矛盾的幻想，那就會給國民黨反動派以喘息的餘地和捲土重來的機會，革命事業就要遭殃，我國民主革命的偉大飛躍的實現就不知道要拖延到何日何時。這是一方面的歷史經驗。另一方面，在民主革命取得勝利以後，對於如何消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黨和毛澤東同志卻採取了不同的鬥爭形式。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國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具有兩面性的階級，在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它同工人階級的矛盾有對抗性的一面，也有非對抗性的一面，總的說來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因此，對我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消滅可以通過和平改造的途徑來實現。這就是說，這個飛躍可以採取非爆發的形式。實踐證明，我黨的方針是極其英明的。 必須著重指出，爆發式的飛躍和非爆發式的飛躍的區別雖然十分重要，但是這種區別僅僅是形式的區別，僅僅是採取還是不採取外部衝突形式的區別。至於它們的內容，則都是矛盾主次雙方的易位，都是矛盾的一方消滅另一方，都是舊質的滅亡和新質的產生，都是質變，都是革命。不具備這樣的內容，就根本不成其為飛躍，也無所謂飛躍的形式問題了。 現代修正主義者為了阻撓革命，故意抓住飛躍的形式問題大做文章。他們普遍採用的手法，就是藉口飛躍形式的多樣性來否定飛躍的革命內容。他們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向新質的逐漸轉化對社會發展來說已經是典型的了。」所謂「向新質的逐漸轉化」又是怎麼一回事呢？他們說：「現存的質讓位於新的質，變成新的質，不是通過廢除，而是通過盡力鞏固、發展和完善現存的質。」原來他們所說的由舊質到新質的轉化(這也就是飛躍的內容)，不但不要消滅舊質，反而要去「盡力鞏固、發展和完善」舊質。試問：這哪裡看得見一點飛躍的影子呢？現代修正主義者之所以煞費苦心地編造出這樣一種奇妙的「飛躍」理論來，是為了什麼呢？就是為了勸導人們把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殘餘勢力及其思想影響當作「神物」供奉起來，把那些過了時的，阻礙人們前進的制度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永世保存起來，讓這些東西越來越「鞏固、發展、完善」，以免真正的革命飛躍損害了一小撮特權階層的既得利益，打爛了他們的「罈罈罐罐」。 現代修正主義者不僅藉口飛躍形式的多樣性來反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革命運動，而且還藉口飛躍形式的多樣性來反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暴力革命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戰爭。他們公然宣稱，無產階級革命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可以不通過爆發式飛躍，而通過漸進方式來實現？。他們的所謂「漸進方式」是什麼呢？無非就是那個臭名遠揚的「和平過渡」的「理論」。據說，他們是「贊成」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是「贊成」民族解放的。他們反對的上共有一點，就是一定要通過爆發的形式來實現飛躍。其實，全部階級社會的歷史和整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證明，沒有一個反動統治階級是願意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只有通過革命人民的暴力行動，即爆發式的飛躍形式，才可能把政權從反動統治階級手裡奪過來。用「和平」的方式去奪取政權，就無異乎「與虎謀皮」;鼓吹用什麼「漸進方式」來實現奪取政權的革命，就等於不要革命。 老修正主義者早就宣揚過「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濫調了，現代修正主義者現在又把它拾起來當作欺騙革命人民的工具，真是衣缽相傳，無獨有偶! 飛躍是一個過程 在飛躍的形式問題中，包括著飛躍時間的長短問題。這也是一個有實踐意義的問題。 對同一事物說來，飛躍即質變總是比量變要迅速得多。但是，飛躍也是運動的一種狀態，也必須在時間中進行，而不可能不需要一定的時間。量變是一個過程，飛躍也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的長短，取決於事物的具體特點。有的極其短促，有的十分漫長。例如，某些基本粒子的衰變過程可以得到幾十億分之一秒，由基本粒子間的弱相互作用決定的物理過程可以短到一百億分之一秒，由強相互作用決定的物理過程則可以短到一百億億億分之一秒;而從猿到人的過程則經歷了大約四十萬年;從無機物到有機物，從無生命的物質到有生命的物質，其飛躍的過程還要長得多。 可見，判斷一個過程是不是飛躍，不能根據這個過程的長短(國為甲過程的飛躍所需要的時間可能比乙過程的量變所需要的時間還要長得多)，而只能根據具體事物內部的矛盾狀況。只要事物內部的矛盾雙方的原有聯繫還沒有開始破裂，統一體還相對穩定地存在著，矛盾雙方的主次地位還沒有發生變化，那末，不管這種狀態持續了多久，都是量變;反之，只要事物內部的矛盾雙方的原有聯繫已開始破裂，統一體已開始分解，矛盾雙方的主次地位已開始發生轉化，那末，不管這種狀態持續了多久，，都是飛躍。只有首先根據事物內部的矛盾狀況判定了過程是屬於量變還是屬於飛躍以後，再去估計它們所需要的時間才是有意義的。 在革命和建設工作中，正確地估計各種具體事物實現飛躍所需要的時間，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一般說來，如果把飛躍所需要的時間估計得太短，就容易犯「左」的錯誤;如果把飛躍所需要的時間估計得太長，就容易犯右的錯誤。例如，在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歷史時期，就有許多飛躍，每一次飛躍所需要的時間都是不同的。用暴力從反動統治階級手裡把政權奪過來，大約只要幾年、幾個月甚至幾天的時間就夠了;在經濟成線上實現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飛躍，需要幾年甚至十幾年;要完成向共產主義的飛躍，需要的時間就更要長得多。我們黨和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分析了國際國內的實際情況，對於每一個飛躍所和需要的時間都作了恰如其分的估計，這就保證了黨和人民在飛躍到來的時候能夠積極地而又穩妥地把握複雜多變的進程，達到預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