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讀經典 · 給《帕爾馬修道院》新讀者的指南

有多少新讀者會因為即將在電視上播出的《帕爾馬修道院》電影版，而受到司湯達這部小說的吸引呢？跟電視觀眾的總數比起來，或許很少，可是跟義大利人所讀的書的數量比起來，或許很多。不過任何數據都無法告訴我們，有多少年輕人從書一開始的幾頁便被打動，並立刻深信這是有史以來最棒的小說，是他們一直以來便想閱讀的作品，而且這本書會成為他們後來讀的其他書的基準。（我指的特別是開頭幾章；如果我們繼續往下讀，又會發現它變成了另外的一本小說，或是彼此不同的好幾本小說，使得讀者改變他對故事的親疏態度；無論情況如何，才氣煥發的開端都會繼續影響讀者。） 這是發生在我身上的情況，也是發生在過去一百年來許多不同時代讀者身上的情況。（《帕爾馬修道院》於1839年問世，不過我們必須排除掉司湯達最終被了解前的那四十年，他自己非常精確地預見到了這四十年；儘管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這一部是最即時獲得成功的，而且它的發行有賴於巴爾扎克一篇相當熱情的長論文，整整七十二頁長！） 我們不能確定這樣的奇蹟是否會再度發生，也不確定它會持續多久：一本書令我們著迷的原因（也就是說它的誘惑力，這與它的絕對價值是完全不同的），是由許多無法估量的元素所組成的。（一本書的絕對價值亦是如此，如果說這個句子有任何意義的話。）當然，即使今日我再翻開《帕爾馬修道院》，就像我曾經在持不同品味與期待的不同時期重讀這本書，它蘊含的音樂力量會立刻將我攫住，也就是「活潑的快板」：那是開頭的幾章，在拿破崙時代的米蘭，炮聲隆隆的歷史與個體生活的節奏以同樣的步伐並肩前進。十六歲的法布利斯在潮濕的滑鐵盧戰場上跟著隨軍小販的推車及奔馳的馬匹四處漫遊，我們跟著他進入純粹的冒險，這樣的氣氛是典型的冒險小說，充滿了刻意調節好的危險與安全，也包含了分量很重的年少輕狂。死不瞑目的屍體及僵硬的手臂是首批戰爭被文學所開發的真正屍體，以用來解釋戰爭的真相。而從一開始便瀰漫的多情女性氣氛，充滿了保護性的惶恐與嫉妒的陰謀，這已經揭示了小說的真正主題，它會伴隨法布利斯直至故事終了（這樣的氣氛持續下去只能變成是壓迫性的）。 或許是因為我所屬的時代，在年輕的時候經歷了戰爭以及政治劇變，所以我變成了《帕爾馬修道院》的終身讀者。可是在我較不自由也較不平靜的個人記憶中，占主導位置的是不協調與刺耳，而不是那誘人的音樂。或許相反的情況是真的：我們認為自己是某個特殊時代的小孩，因為我們將司湯達式的冒險投射到我們自身的經驗上，以轉變它們，就像堂吉訶德所做的那樣。 我說過《帕爾馬修道院》包含許多不同的小說，而我將注意力集中在小說的開頭：這部小說一開始時像是一部關於歷史、社會的編年史，以及流浪漢冒險故事。接著我們進入小說的核心，換句話說，進入艾內斯特四世親王的小宮廷世界（這個杜撰的帕爾馬在歷史上符合莫德納，莫德納的居民熱烈地如此宣稱，例如德爾菲尼，可是就連馬尼亞尼這樣的帕爾馬人也很滿意這樣的敘述，仿佛這是他們自身歷史的升華版本）。 此時，小說變成劇場，密閉的空間，擺放無數棋子的棋盤，一系列錯配的激情在其中發展的灰色、固定的地點：莫斯卡伯爵這個位高權重的人是吉娜·桑塞維利納的愛情奴隸；桑塞維利納要什麼有什麼，可是她只在意自己的侄子法布利斯；法布利斯最愛的是他自己，他享受少數幾場迅速的艷遇，將它們當做串場表演，最後將環繞在他周圍的所有能量集中在他對天使一般、心事重重的克萊莉亞的無望激情上。 這一切都是發生在宮廷與充滿社會陰謀的小世界中，一邊是一位因為吊死兩名愛國者而心生恐懼的親王，另一邊則是檢察官哈西，他是平庸官僚的化身（這或許是小說中第一次出現這樣的人物），而平庸的官僚本身也具有嚇人的元素。此處的衝突與司湯達的意圖一致，一邊是梅特涅落後的歐洲形象，另一邊則是激情的絕對本質，這些激情無法容忍界限，而且它們是一個已經被推翻的時代之高貴理想的最後避難所。 這本書的戲劇中心就像是一出歌劇（而歌劇是熱愛音樂的司湯達了解義大利的第一項媒介），可是《帕爾馬修道院》中的氣氛（幸運地）並非是悲劇歌劇的氣氛，而是輕歌劇的氣氛（如同瓦萊里所發現的）。暴君統治雖齷齪卻遲疑且笨拙（更糟糕的情況曾經真的在莫德納發生），而激情雖然有力，卻是根據相當基本的機制在運作。（只有一名角色擁有心理複雜度，那就是莫斯卡伯爵，他是個精於算計的角色，不過也是個絕望、占有欲強及空虛的角色。） 可是「宮廷小說」的元素並不止於此。小說將義大利轉變為擁護波旁復辟的國家，除此之外，還有文藝復興的歷史情節，司湯達在書店中搜出歷史傳奇，並根據其中一則寫成了他自己的《義大利編年史》。這一則傳奇處理的是亞歷山大·法爾內塞的生平。他受到一位姑媽的寵愛與保護，這位姑媽是位高雅、工於心計的貴婦，亞歷山大享有輝煌的牧師職業生涯，儘管年輕時曾經有過放蕩不羈的冒險（他也曾經殺過一名對手，因而被囚禁在聖天使堡），後來變成教皇保羅三世。這則發生於十五、十六世紀羅馬的暴力故事，與生活在充斥著虛偽與良心不安的社會裡的法布利斯有什麼關聯？一點也沒有，不過司湯達計劃的小說就是那樣開始，將法爾內塞的生平轉移到當代，展示義大利持續的活力與自發的激情，他始終信任這些特質（儘管他也可以在義大利人身上辨識出較不明顯的成分：例如他們缺乏自信，他們的憂慮、謹慎）。 不管靈感的原始來源為何，小說的開端包含了獨特的活力，所以它可以輕易獨自持續下去，對文藝復興的編年史置之不理。不過司湯達卻經常回到文藝復興，並且再度求助於法爾內塞，以當做他的範本。遵循這個來源所獲得的最格格不入的結果是，當法布利斯一脫去他的拿破崙軍服，便進入神學院宣誓。在小說接下來的情節中，我們必須想像他做高級神職人員的打扮，無論對於他還是我們來說，這都是相當不舒服的概念，因為我們必須費勁來協調這兩個形象，而他的教士身份只影響了他的外在行為，絲毫沒有影響到他的精神。 早先幾年，另外一位司湯達主角，同樣渴望拿破崙式榮耀的年輕人，決定穿上教士長袍，因為復辟王朝阻擋了所有人的軍事生涯，除了貴族子弟以外。可是在《紅與黑》中，於連的另一項職業是小說的中心主題，和法布利斯比起來，這個狀況給於連帶來更嚴重也更戲劇化的後果。法布利斯不是於連，因為他缺乏心理的複雜度，不過他也不是註定要當教皇的法爾內塞，法爾內塞是一則故事的象徵主角，這則故事既可以被詮釋為駭人聽聞的反教會明證，也可以被詮釋為關於罪人獲得救贖的教化傳說。這樣說來，法布利斯是誰呢？撇開他所穿的服裝以及他所捲入的事件不談，法布利斯是個想要解讀自身命運符號的人，引導他的是他真正的老師所教給他的知識，也就是修士兼占星學家布拉涅斯。他自問關於未來與過去的事情（滑鐵盧是否是他的戰場？），不過他的整個現實是位於現在。 就像法布利斯，整部《帕爾馬修道院》克服了它綜合本質的矛盾，這要歸功於持續的運動。當法布利斯最後入獄時，一部新的小說在原來的小說之中開始了：這本小說是關於監獄、塔樓以及他對克萊莉亞的愛，這與書中的其他部分截然不同，甚至更難以定義。 沒有比囚犯的狀況更痛苦的生存條件了，不過司湯達對痛苦的態度是如此叛逆，以至於即使當他必須呈現人物在塔樓囚房隔絕的狀態時（這是在神秘且悲慘的逮捕行動之後），他所傳遞的心理態度總是外向的，而且充滿希望：「什麼！我這麼害怕監獄的人，居然被關在監獄裡，而且我不記得自己曾經感到過悲傷！」我不記得自己曾經感到過悲傷！從來沒有以如此漫不經心及活力充沛的態度所表達出的浪漫的自憐辯駁。 這座法爾內塞的塔樓從來不存在於帕爾馬，也不存在於莫德納，不過它卻具有精確的外形：事實上，它由兩座塔樓構成，較細的塔樓蓋在較厚的塔樓之上（此外，在突出的角樓上蓋了一棟房子，上方是一間大型鳥舍，年輕女子克萊莉亞便出現在這裡）。這是小說中的神奇空間之一（在某些方面，它讓我們想起阿里奧斯托作品中那座以假亂真的魔堡，在其他方面則讓我們想到塔索），這顯然是個象徵：如同所有真正的象徵，我們從不能判定它究竟象徵什麼。顯然是內心的隔絕；不過或許更是象徵開放的態度與愛的交流；法布利斯使用高度複雜的奇異無線電報系統，設法從囚房與克萊莉亞及他那位永遠足智多謀的姑媽吉娜通信，這時的他顯得前所未有地爽朗及健談。 塔樓是法布利斯初次浪漫愛情開花的地方，也就是他對遙不可及的克萊莉亞的熱戀，那是獄卒的女兒，不過塔樓也是桑塞維利納之愛的鍍金牢籠，從一開始，法布利斯便是這份愛的囚犯。這座塔樓的起源（第十八章）回溯到一位被關在其中的年輕法爾內塞的故事，他之所以被關在那裡，是因為他愛上了繼母：這是司湯達小說背後的神經核心，「高攀婚姻」，或者說是對於較年長或社會地位較高的婦女之愛慕（於連與雷納爾夫人，呂西安與夏斯特萊夫人，法布利斯與吉娜·桑塞維利納）。 塔樓也意謂高度，代表遠眺的能力：法布利斯從塔樓上可以俯瞰不可思議的景觀，包含從尼斯到特雷維索的整個阿爾卑斯山區，以及從蒙維索到菲拉拉的整個波河流域。不過這不是全部；他也可以看到自己的一生，以及其他人的生命，還有構成人類命運的複雜關係網絡。 從塔樓上可以眺望整個義大利北部，從這本寫於1839年的小說高處，也可以看到義大利歷史的未來：厄內斯特四世親王是個心胸狹小的專制暴君，不過他也是位可以預見義大利復興運動未來發展的卡洛阿爾貝托，他內心一直希望可以成為義大利的立憲君主。 用歷史及政治的角度來解讀《帕爾馬修道院》始終是個可以預測，甚至是必要的方法，這樣的解讀方式始自巴爾扎克（他將這本小說定義為新馬基雅維利的《君王論》！）。同樣的，司湯達讚揚被復辟所扼殺的自由與進步的理想，我們可以輕易展示司湯達的讚揚是極為膚淺的，而且我們也有必要這麼做。不過司湯達的輕率正可以提供我們一個不容低估的歷史及政治教訓，他向我們顯示，前雅各賓主義者或前拿破崙主義者是如何輕易變成（並且繼續保持）擁護君主政體集團的專斷及狂熱分子。這樣危險的態度及行動似乎由最有力的信念所主導，這些態度及行動向我們顯示，在它們背後支撐的其實沒有什麼，這是我們在當時的米蘭及其他地方屢見不鮮的現象，可是《帕爾馬修道院》的美在於這一點是在沒有大聲嚷嚷的情況下被陳述出來的，而且被理所當然地接受。 讓《帕爾馬修道院》變成偉大的「義大利」小說的因素，在於政治意識是各種角色算計過的重新調整與重新分配：親王在處決雅各賓主義者時，掛心著要與他們建立未來的權力平衡，那可以讓他在迫近的國家統一運動中居領袖位置；還有莫斯卡伯爵，這位擁戴拿破崙的軍官變成了立場強硬的部長，及反動政黨的領袖（不過他只打算鼓動一小撮的反動極端分子，然後憑藉著與他們疏遠，以突顯自身立場的溫和），而這一切絲毫沒有影響到他的內在本質。 我們愈是往下讀，另一個司湯達式的義大利形象便愈是遠離，這個義大利是個感情慷慨而且充滿自發性的國家，對於剛抵達米蘭的年輕法國軍官來說，這個在他眼前展開的義大利是塊幸福之地。在《亨利·勃呂拉傳》中，當他達到這個時刻，並且準備描述他的幸福時，他用以下的句子中斷他的敘述：我們總是無法成功談論我們所愛的事物。 這個句子為羅蘭·巴特的最後一篇論文提供了主題與標題，他原本應該在1980年於米蘭舉行的司湯達研討會上宣讀這篇論文的（可是就在他寫作這篇論文的期間，遇上了那場致命的車禍）。巴特在他完成的篇幅中觀察到一件事，也就是司湯達在他的自傳性作品中，多次強調他年輕時在義大利度過的快樂時光，可是他從來沒有設法加以描述。 不過二十年之後，在某種事後回想中（這也是愛情扭曲的邏輯之一部分），司湯達寫下了關於義大利的激情洋溢段落：沒錯，這些段落在我這樣的讀者身上，激起了心醉神迷與燦然的感覺（我確定自己不是唯一有這種感覺的人），這是他在私密的日記中所提到卻無法傳遞的感覺。這名法國人抵達米蘭時所產生的幸福與樂趣，與我們的閱讀樂趣之間，存在著奇蹟般的共鳴：被敘述出來的效果終於與被製造出來的效果一致了。 1982年 （李桂蜜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