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讀經典 · 色諾芬的《長征記》

在今天閱讀色諾芬的《長征記》，極似觀看一部時不時在電視或錄像上重播的老戰爭紀錄片。我們觀看一部退色的黑白電影時，那有點粗糙的明暗對比和快動作會產生奇異魅力；同一種魅力幾乎總是自發地出現於《長征記》的段落中，例如： 他們在三天內又走完了十五帕勒桑[14]，每天都是在雪中跋涉。第三天尤其難熬，因為他們行軍時，北風對著他們猛吹：它在整個地區肆虐，摧毀一切，凍吉他們的身體……在行軍期間，為了保護眼睛免遭白雪的強光刺傷，士兵們必須用黑物遮眼，而防止凍傷的最好辦法是雙腳不停地走動，絕不可滯留，尤其是不可在夜裡脫靴……一群因這些阻礙而落後的士兵，看見在不遠處，在白雪覆蓋的平原中央的山谷里，有一個黑池：他們想，那是融雪。那確實是融雪，卻是因為有一股天然泉水在附近湧出，把蒸氣送上天空。 但是，色諾芬是很難摘引的：真正迷人之處是那源源不絕的視覺細節和動作。任何一個段落都不足以完整地說明全書賞心悅目的多樣性。也許，兩頁前的這一段，勉強可以： 有些離營的希臘人報告說，見到遠方好像有一大隊兵馬，夜裡升起無數火點。指揮官們聽到這消息，便覺得留在分開的營地露宿不安全，於是再次命令士兵們重新集合。士兵們於是再次統一宿營，尤其是天氣似乎已有所改善。但是很不幸，夜裡又大量下雪，把盔甲、馱畜和在地面上擠做一團的士兵們都覆蓋了：馱畜四肢凍僵，站不起來；士兵們遲遲不願站起來，因為他們身上未融的積雪是一個暖源。這時色諾芬勇敢地站起來，剝去盔甲，開始用斧頭劈柴；一名士兵看他這樣，便也站起來，從他手中接過斧頭，繼續劈柴；其他人也相繼站起來，點了一堆火；大家都紛紛塗身體，不是用油，而是用他們在當地村子裡找到的油膏，那是芝麻籽、苦杏仁、松油和豬油做的。還有一種用同一些物質做的香油。 從一個視覺場面快速轉換到另一個視覺場面，再從視覺場面轉換到一則軼聞，再從軼聞轉換到對異國風俗的描寫：它們構成了一次持續爆炸的烘襯，這次持續爆炸包含種種刺激的冒險和行軍途中無法預料的障礙。每個障礙一般都是由色諾芬略施詭計而克服的：每一座必須攻占的設防城市，每一支在公開作戰中上陣與希臘人對峙的敵軍，每一個必須橫渡的峽灣，每一段壞天氣——這些全都需要一點才智、一分悟性、一條妙計，且都是身兼敘述者、主角和僱傭兵領袖的色諾芬想出來的。在某些場合，色諾芬似乎是兒童漫畫中的英雄，他總能在每一次事件中歷盡艱險又死裡逃生；事實上，就像在兒童漫畫中那樣，每一次事件通常總有兩個主角：色諾芬與客里索甫斯是兩個互不相讓的軍官，一個是雅典人，一個是斯巴達人，而色諾芬的辦法總是更有謀略、更大方和更果斷。 《長征記》的題材本身，更適合寫成一部流浪漢故事或模仿英雄氣概的傳奇故事：希臘萬人僱傭軍是波斯王子小居魯士為了遠征小亞細亞腹地而以虛假藉口召集起來的，其真正目的是推翻哥哥波斯王阿爾塔澤西斯二世；但他們在庫納克薩戰役中被擊敗，小居魯士陣亡，他們沒有領袖，且遠離祖國，必須想辦法穿過諸多充滿敵意的民族回家。他們只想回家，但他們一舉一動都構成一種公共威脅：他們有萬人之眾，全副武裝，飢腸轆轆，因此他們就像一大群蝗蟲，一路搶掠和破壞，還有一大群女人跟在他們背後。 但色諾芬不是那種被史詩的英雄風格所吸引，或對這種處境下的黑暗面和醜惡面感興趣的作家。他的記錄是一位軍官所寫的精確記錄，有點像行軍日記，涵蓋全部旅程，既有地理參照點，也有植物和動物資源的細節，又有對各種外交、戰略和後勤問題的檢討和相關的解決辦法。 書中的記敘，既有最高指揮部的「官方聲明」，也有色諾芬對士兵或外國大使的講話。在我的記憶中，學生時代課堂上這些辯辭可謂沉悶之至，但我想我錯了。閱讀《長征記》的秘密是不要錯過任何細節，必須一點一滴全部入腦。每次講話都有一個政治問題，要麼關乎外交政策（試圖與希臘人必須通過的地域的王子和領袖建立外交關係），要麼關乎內部政治（希臘將領們之間的討論，且可以預期會發生雅典人與斯巴達人互不相讓的場面等等）。由於這部作品是作為與其他將領的爭辯而寫的，涉及在操控這次撤退時每一個人的責任，因此這一公開或僅僅暗地裡的爭辯的背景，只能通過辯辭來表現。 色諾芬可以說是描寫動作的作家的典範。如果我們拿他與最接近的當代作家——T.E.勞倫斯上校比較，我們會發現那位英國作家的技巧，在於讓事件和形象罩上一層美學甚至倫理奇觀的光暈，這光暈像積澱層，隱藏在散文的實際表面底下；而在這位希臘作家那裡，準確而枯燥的敘述底下則什麼也沒有：嚴厲的軍事品德就是嚴厲的軍事品德，別無其他。 當然，《長征記》有某種感染力：那就是士兵想快點回家的焦慮、身在異國的迷惑、防止分散的努力，因為只要他們還能聚集在一起，他們也就帶著自己的祖國。這支軍隊捲入一場與他們無關的戰爭，在戰爭中被打敗，然後得自找生路，想盡辦法歸國；現在的任務是開闢一條回家的途徑，遠離他們的前盟友和前敵人。這一切使得《長征記》酷似新近義大利文學的一條支脈：義大利阿爾卑斯山地部隊官兵撰寫的有關他們從俄羅斯撤退的回憶錄。這種類同，並非新近的發現：早在1953年，埃利奧·維托里尼在推薦馬里奧·里戈尼·斯特恩那部後來成為這類文學的經典之作的《雪中的軍士》時，就把它定義為「一部用方言寫的《長征記》」。事實上，色諾芬《長征記》里有關雪中撤退的章節（上面引文的出處），很多插曲完全可以是從里戈尼·斯特恩這本書中摘錄的。 斯特恩這本書和描寫從俄羅斯前線撤退的最佳義大利作品的一個特點，是敘述者兼主角就像色諾芬那樣，是一名出色的軍人，以勝任和負責的態度討論軍事行動。對他們來說，就像對色諾芬來說，當那些更堂皇的野心整體崩潰時，軍事品德恢復為務實和團結的品德，這品德被用來衡量每個士兵能否做到不僅對自己有用也對其他人有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努托·雷維利《窮人的宣戰》中那位感到幻滅的軍官的激情和狂熱，以及另一本很出色但被不公平地遺忘的書——克里斯托福羅·M.內格里的《長步槍》。） 但類比到此為止。山地部隊的回憶錄源自一種衝突，也即現在變得謙卑和恢復理智的義大利與全面戰爭那種瘋狂和屠殺之間的衝突。而在這位公元前五世紀的將軍的回憶錄中，則是淪落為蝗蟲似的寄生蟲的希臘僱傭軍的所作所為，與色諾芬及其部下在這些新環境下試圖奉行古典品德（哲學品德、公民品德和軍事品德）之間的反差。結果，這種反差絕不包含里戈尼·斯特恩書中那種令人傷心的悲劇：色諾芬似乎確信可以成功調和這兩個極端。人可以淪為蝗蟲，卻能夠在這種蝗蟲條件下實施一套講紀律講禮節的行為準則——簡言之，體現「風度」——並自認做到了；人可以一刻也不談論自己是一隻蝗蟲這個事實，而僅僅談論做一隻蝗蟲的最佳方式。儘管有種種局限，在色諾芬那裡我們看到了對現代道德準則的描寫。這道德準則就是完美的技術效能、「勝任」、「盡職」，而不理會從一般道德角度看你這行為有什麼價值。我繼續把這種道德準則稱做現代道德準則，是因為它在我年輕時是現代的，而且它是我們從眾多美國電影和海明威的小說那裡學來的。我則處在夾縫中，一方面是遵守這種完全是「技術」的、「實用」的道德準則；另一方面是意識到這道德準則底下的虛空。但哪怕是在今天，儘管它似乎與我們時代的精神格格不入，我還是覺得它有其積極面。 從道德角度看，色諾芬的偉大成就在於他從不把自己或部下的立場神秘化或理想化。儘管他對「野蠻人」的習俗常常表現出不屑或反感，但我們也必須看到，他絕沒有「殖民主義」的偽善。他意識到自己帶領著一群蝗蟲在異國流竄，也意識到他們入侵那些「野蠻」民族的土地，道理在「野蠻人」那邊而不在他們這邊。他規勸其部下時，從未忘記提醒他們注意敵人的權利：「你們還必須牢記一樣東西。我們的敵人有時間搶劫我們，也有正當的理由伏擊我們，因為我們正侵占他們的財產……」這一企圖，是為了使他這支貪婪、暴戾的軍隊在蝗蟲似的穿越安納托利亞山區和平原時，有一定的「風度」或規則。這一企圖包含他全部的尊嚴：不是悲劇性的尊嚴，而是一種有限的尊嚴，基本上是一種中產階級的尊嚴。我們都知道，我們可以輕易地把風度和尊嚴賦予最卑劣的行徑，哪怕這些行徑不是像這些希臘人那樣基於不得已的必要。這支希臘軍隊在持續遭到伏擊和攻擊的情況下，跋涉於高山和峽灣，已無法分清楚到底怎樣才叫受害者或壓迫者；他們被冷漠或命運的極端敵意包圍著，甚至慘遭屠殺。他們在讀者心中引起一種近乎象徵式的痛楚，這痛楚也許只有我們今天才能領會。 1978年 （黃燦然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