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而戰 · 11.天生的歷史學家：堂·貝爾納·貝爾特傳[330]

《年鑑》戴上了黑紗。貝爾特神甫，真名為堂·貝爾納·貝爾特，無原罪始胎修會的議事司鐸，1950年3月24日，在熱萬蓋（汝拉）的教士住宅結束了他痛苦而短暫的一生，享年41歲。我字斟句酌地說，這是一個巨大損失，對歷史研究來說是一場真正的災難，無疑是區域史研究的災難：他本來是會為我們提供一部關於上汝拉地區的偉大著作來填補我們的空白的。不過，除了區域史，還有總體史。它也可能要戴黑紗。貝爾納·貝爾特神甫不只是它的一個忠實研究者，他在這方面具有大師的品質。 我們再也見不到他署名的文章了，他的文章一直都是原創和新穎的，每一篇對問題的把握都體現出一種強有力的精神，任何東西都不能使這種精神歪曲，流於偏見。《年鑑》的老訂戶第一次見到他的署名時，想必很驚訝，貝爾特神甫，何許人也？是巴黎文獻學院的某個加入了修會的畢業生嗎？還是里昂、第戎、貝桑松的某個學士或者持有文憑的人？都不是。當他必須填寫任何研究機構的履歷調查表，回答其大學學歷的問題時，他就感到很難為情。他寫信給我坦率地說：「也許我就該填上只有一份學習結業證書？」他像是為了消除疑慮，又補充說：「我學的東西實際上就跟中學生學的差不多。」親愛的貝爾特神甫！他這不是顧忌輿論，而是對自己要融入這個他為之做了許多也許跟學歷不符的優秀貢獻的研究界，有點茫然不知所措。面對那些有學士學位、有畢業文憑、通過會考取得大學或高中教師職銜的人，甚至博士，他想到他的學習結業證書……然而，這份證書就是他的能力。貝爾特神甫是「原生的」。誰也沒有藉口學術嫁接，把所謂精煉的平庸思想的胚芽植入他誠實的本質。他無疑是覺得我對所有這些文憑（況且它們有些只是假貨）的來歷都不看重，所以那麼快就信賴我了。 他的父親就是他的啟蒙老師。我們上汝拉地區湧現出了許多心靈手巧的工匠，有寶石匠、鐘錶匠、製作手工藝品的工匠，還有其他手工業工匠，他父親就是其中之一。他從事眼鏡製造業，這是我們山區的一種獨特的專長。莫雷茲是眼鏡業之都，但專業產地是魯斯……父親在年輕時想當司鐸，而且進行過相當深入的學習（因此在貝桑松，人們一說到他，都說「他學過神甫」），所以他可能是他兒子的第一個老師。可是他家境不好，便把孩子託付給教堂。馬克和貝爾納兩兄弟的學費就由教區支付。 未來的堂·貝爾特從聖克洛德的唱經班領班到沃鎮小修院，然後又到蒙西爾大修院的歷程，我們就不去追蹤了。在寄宿學校兩年的督學工作，中斷了他的學習課程，但也讓他擁有了一些閒暇時間，他就是在此時萌發了當歷史學家的志向，這是一個山里人身上固有的志向，他清楚地跟我們解釋過原因。[331]他讀過一些老作家的書：浪漫主義的克萊爾院長的著作；兩位迪諾、謝瓦利埃、紀堯姆神父的燙金小牛皮精裝的大四開本著作，邊讀邊記筆記。他的想像力讓他在這些艱難專深的著作頁邊上，畫上一些阿拉伯式的裝飾圖案。而在結束教士的學習之後，他決定進入一所修道院。 又是從這個舉動，或許是由於當時的狀況，人們能夠看出他是汝拉人。1865年，在聖克洛德，主教的總副本堂神甫堂·阿德里安·格雷亞，創建了無原罪始胎修會的議事司鐸修院。他希望以樸素的習俗來恢復符合教規的生活：唱誦日課經和夜課經；持久禁慾；嚴格而且經常守齋。堂·格雷亞是羅塔利耶的孔泰人。他的副手，堂·伯努瓦[332]來自聖克洛德和魯斯。雖然堂·伯努瓦只是為了支持他的護教論才使自己成為歷史學家，但他還是為家鄉貢獻了一部兩卷本的內容豐富的《聖克洛德地方史》，於1887年到1891年間編寫。不用說，堂·貝爾特反覆讀過這部著作。然而，修會在加拿大碰到意外的機遇。堂·伯努瓦響應加拿大一位主教的號召，在馬尼托巴省一片茂密森林裡，創建並領導了一個小型法國和瑞士開墾者社團。建起了一座修道院和一座教堂；一個教區誕生了：1892年有370人，1908年達1 025人。讓魯斯的一個汝拉人，一直不去關心這種必定會讓他很自然地想到汝拉神父們的基督教英雄壯舉，不去關心樅樹覆蓋的聖羅曼和聖呂皮桑，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儘管如此，1932年9月，貝爾納·貝爾特抵達該修會在羅馬的總院。 可是在12月8日，他哥哥馬克神甫又不得不把他帶回魯斯——因為他終身性的疾病。 貝爾納·貝爾特開始受到病痛的嚴重折磨，這痛苦讓他覺得自己是個廢人，因為他的健康狀況阻止他實現自己的願望。他嚮往修院生活，並且覺得自己命中注定要與塵世隔絕了。他想效力，可是誰也不能或者不願為他提供場所。他在魯斯待了四年。1936年，他以為恢復得夠好了，可以重新加入他的修會在德龍省的修院，可是兩年後，惡劣的公共生活的環境、飲食，甚至沉重的職責，又迫使他回到弗朗什—孔泰，這回是在已擔任夏隆堡本堂神甫的哥哥身邊。1939年，在戰爭爆發前夕，他被任命為司鐸。就在發動戰爭動員的同一天，他在一片不安的氣氛中舉行了第一次彌撒。「他很少享受到人世間的快樂」，馬克神甫寫信給我談到此事時，說了這句令人心碎的話。「1939年12月8日，他發燒高達39°C，這一天他能在夏隆堡舉行一次隆重的彌撒」，「幾乎出乎人們意料」……但是，舉行祭禮的環境很好：一座11世紀建的外形淳樸的古老教堂。兄弟倆一點一點地把多年沉積下來的污垢清洗掉，還粉刷了所有牆面和石膏塑像。這種修復是審美的傑作，但願能繼續存在下去！ 一個機會，一件巨大的開心事，降臨到了貝爾特神甫頭上。當他哥哥為他在隆斯的一所女子學校謀得幾個小時的授課機會時，他認為從此找到了人生目標。他以其生命的活力和天賦完全激發了學生的熱情。可惜呀！1947年上級下了一道政令，強制所有老師進行體檢。為他檢查過身體的醫生出於良心不能允許貝爾特神甫再繼續他的教學生涯，這再次讓他陷入巨大的痛苦。這是「致命的打擊」，他的哥哥寫道。因此他必須另外開闢一條路！壯哉，堂·貝爾特，他力圖克服他的苦難。這條路就是歷史學，每次都是它醫治了他的憂傷。他一頭鑽進了檔案堆，可是他沒有明確目標，他猶豫不決，設想了一些不著邊際的計劃。就在這時，我介入了他的生活。 1945年，我非常意外地收到他的一封信，日期是2月8日。我在寫這篇文章時，面前就有這封信。這封信以及後續的信件我都保存著。他在讀過我的一些書後（不過當時他還不知道《年鑑》），原本希望對宗教改革的發端進行研究，請我提一些建議。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個陌生人的這封普通而樸實的信會令我感動。我給他回了一封長信。我在假期里去探望他。我們很快建立起聯繫，而且很密切。我對他的生活知之甚少，只知道他的審慎精神令人欽佩。但是有時我發現他有種惶恐不安的情緒，尤其是在他被拒絕進行教學工作之時。我和布羅代爾談到他。我們作出決定：應該把貝爾特神甫納入「研究者」隊伍。11月1日，我們就通知他，事情已經決定下來。不久，他就確定了他要開始撰寫的著作的題目：《16世紀聖克洛德地方社會史》。 於是他腳踏實地地開始工作。他每天花許多時間鑽研。但是，跟許多人不同，他對待工作極其認真。如果某天這位重病人覺得太累，不得不休息，第二天他稍有恢復就會加倍工作，要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他常常興高采烈地通知我，他意外發現了某些極有用的檔案。如領主的土地賦稅簿籍，有定期利息、收益或年金收入者登記冊，以及有產者登記冊、家族文件、調查記錄等，他都懷著奇特的好奇心統統收入囊中。他也一個接一個地提出問題：這個詞是什麼意思？這項制度有什麼意義？從一個細節出發，突然就發現身處山頂，撥開了雲霧，眼前豁然明朗…… 他的自信心漸漸增強。他知道他缺什麼，而且由於書本知識掌握不多，他發現有些東西很有可能已經為人所知。我對他說：「那又怎樣呢？您就讓那些有一肚子書本知識的傻瓜生氣去！」但他也知道，他應該對他早先所受的教育有所提防，1949年有一天他給我寫信說：「它給我留下了一個脆弱的、粗陋的基礎。我不想利用它，可是又始終找不到不同的標準可以利用。」他總結說：「在16世紀，聖克洛德這地方人物輩出，都是實實在在的人……我能讓他們從這些古老文獻中走出來嗎？」這是真正的歷史學家的擔心。有這種擔心的歷史學家很少。 一切就如此進行，我動身去巴西時，也沒有再特別關心他。他更加不注意身體，健康狀況惡化，他強忍著，沒有表現出來，不想讓親友擔心，給大家添麻煩。1949年聖誕節，他不得不承認太累了。很快，他就必須放棄工作，甚至放棄了閱讀，放棄了一切腦力或體力的勞作。1950年2月25日，他臥床不起。但是，他要哥哥在他房間的牆上，掛一張1:20 000的上汝拉地區地圖，讓他眼睛盯著地圖思考，研究它的發展歷程、居民聚集的中心地區、居民聚散的過程……3月24日晚上，他與世長辭。他的葬禮比較隆重，先後在熱萬蓋和魯斯舉行。他長眠於魯斯…… 沒有人驚訝我會細述這種短暫而又永久的生平，我們以非常世俗的觀點嘗試敘說這個不幸的生平——但這不是他的生平。再說，他的思想的力量、活力、獨創性跟一個病人的那種自省，他離群索居的狀態絲毫沒有關係嗎？對於他的歷史學家的思想，此刻在這裡我實在無法說那是什麼。以後總有一天人們會發現，他的思想會證實我關於他以及他因去世而破滅的希望所說的一切。我只是想描述一下這位高尚的宗教人士。他只是身體狀況差一點，而且，冒昧地說，他也許對別人少了點親切，多了點個人的要完成一項工作的私心。他的工作非常有獨創性，有人文意義。我感謝他為我們的《年鑑》貢獻的一切純真、生動和新穎的東西。[333]我感謝他通過友情、通過他對研究工作的熾烈的熱情向我個人提供的一切鼓舞和勉勵。他認為要感激我，可是我沒有對他清楚表明，是我該感激他…… 而現在，在假期里，在林蔭道上，我再也見不到他那麼高挑和瘦削的身影了。人們曾經發現他一直保持著那樣的神態：樸素、平靜、溫和，那麼真實自然的謙恭……而在他隱秘的住所里，一盞燈長久地亮著，不斷發出一縷智慧之光。有時候，一絲有點嘲諷的微笑，一點寬容的狡黠，使他神秘而清瘦的面容顯露生氣。他是高雅的，因為他並不知道他高雅；他審慎，不太表露情感，要讓人去揣測；他機敏，但是是一種天生的機敏，一點不依賴於教師的培育，也不靠與人世的接觸。他屬於那種自己意識不到擁有大本領，並且能在生活中樸實地行動的人。在鄉下刷了石灰的教士住宅寬敞的房間裡，在整潔的木頭書架上，整整齊齊擺放著一些精心挑選的書，在他和他哥哥看來，每本都是戰利品[334]：這裡是歷史學，那裡是哲學，沒有一點損壞，每本都擺在恰當的位置。他也曾在上坡上的花園裡，在陽光下，靜靜地、緩緩地、耐心地勞作，修剪、綁紮葡萄藤，嫁接玫瑰，懷著純樸的愛心，而且是不求以華麗辭藻表達的愛心，照料一些上帝讓人類繁育的植物……我真受不了這種別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