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而戰 · 邁向另一種歷史學[335]

一本小書剛剛問世，它不說有三分之一沒完成，也有四分之一沒完成。這本書有個出色的書名，更確切地說，有兩個書名：《為歷史學辯護》，或《論歷史學家的職業》。[336]無愧於「出色」這個詞的是第二個書名，不過當作者把它們都寫在手稿封面上後，就不再覺得要明確指出他最喜歡的是什麼了。作者，馬克·布洛赫，1944年6月16日，德國人以大規模屠殺法國愛國者來「清空」監獄，他未經審判就被他們槍決。馬克·布洛赫是當時最嚴謹的智者之一。[337]他通過學習時期的非凡努力（古代和現代語言的學習、特殊技藝的學習、驚人的廣泛閱讀、對各種來源的文獻深入研究、在國外遊歷和調查），學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這些偉大著作就像是自己從大師的筆下誕生出來。法國在1940年至1945年間遭受的所有人才損失中，馬克·布洛赫的死，也許是最令人痛苦的無法挽回的損失。 我在別處說過，在休戰後，他經過敦刻爾克、倫敦、雷恩的艱險之旅回到法國，可是他的筆記藏在遠在巴黎的一處安全地方，而他小心翼翼裝進箱子裡的書籍，也被德國占領軍盜走——這個閒不住的人便開始動筆把他對歷史學的思考寫在紙上。首先是對其合法性的思考，不論是從歷史學家本人方面進行思考，還是從爭論中直接涉及的我們的文明方面進行思考。 因為這文明本質上和起源上就是歷史學家研究的一種文明。它和其他那麼多文明不同，儘管其他文明中也不乏一些重要的文明，如印度文明。[338]而能在文明中表現自己多個方面的基督教，也確實是一種歷史學家所研究的宗教。「我相信童貞女瑪麗亞所生的耶穌—基督被本丟—彼拉多釘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復活」，這就是推定了日期的宗教。對信徒來說這些基準並不是無關緊要的。他如果不接受這些斷言，就不是基督徒，因為宗教在信仰萌生之初，提出了那麼多有確定時間的事實。同樣，如果他本人不和社會、文明、帝國一起，處在「墮落」這個起點與「對所有生活在塵世的人進行審判」這個終點之間，那麼他也不是基督徒。這就是同時既把自己又把世界包括在這個時間內——從而也就是包括在歷史內。 然而，最近這幾十年，許多承載著西方文明的人突然放棄對歷史的年深日久的愛好，對一些過於相信他們喜歡稱之為「課程」的東西的人非常失望；技術革命的節奏越來越快，每十五年到二十年，我們的社會就會發生一些真正的心理轉變，以此來適應新變化：鐵路，然後是汽車，接著是飛機，以及物件漸漸越做越小巧；蒸汽，然後是電力和正在被人類馴服的原子能，以及其他需要一些篇幅來一一列舉的成果。所有這些都影響了人的生活方式，影響了個人或集體的行為，影響了人的感覺器官的反應。[339]動盪的節奏驚人地加快，每次都打破傳統，使人們的代溝擴大：這些無須多長時間就能得到證明。其後果之一，就是對歷史的強烈蔑視。這種蔑視來自陶醉於自己的成就的人，他們沒有時間根據這些成就建立一種持久的東西，因為明天又有別的成就對這一切提出質疑。他們自豪地宣稱是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過了氣的前輩獲得成就的。譬如說，伏打跟發電廠建造者有什麼關係？伊卡洛斯[340]跟飛機製造者有什麼關係？那些都老掉牙了。偏見越來越嚴重：如今有那麼多富有成果而且「有豐厚回報」的工作需要他們全神貫注地去做，哪有時間去研究什麼歷史啊？ 我們難道要阻擋這些趨勢嗎？如果它們可能動搖歷史學家所研究的文明的基礎，那肯定是要阻擋的。布洛赫寫這篇著作，就是出於這種嚴重關切。第一個書名就鮮明地表露了這種關切。但是還有第二個書名，我說過它是出色的書名，它同樣充滿希望。 一位有馬克·布洛赫這種智力水平的歷史學家，當他的創作力如日中天，而且所從事的事業讓他脫不開身時，是很少會在生前從自己的經歷中吸取教訓，把它明確提出來，傳授給同時代人的。米什萊本人就是歷史，他沒有這樣做；甫斯特爾也沒有；我們這個時代的朱利安沒有；皮雷納也沒有。他們教過書，因而向別人傳輸過他們的一點想法。但是，在工作現場零零散散向學徒提出的建議，一些工作指示，和從事腦力工作的領導者所擁有的那種人類秘籍，兩者還是有很大差別的。這就意味著他要向不一定是同行的讀者解釋他的艱苦勞動在他看來體現了什麼，向他提出什麼樣的要求，他要在什麼意圖支配下來實現它，最重要的，不是把自己當作傳授教義的教書先生，而是力求讓別人完全理解自己。在馬克·布洛赫的著作中，人們首先領略到的比為歷史學辯護更多的東西，就是那些寶貴的秘籍，是一位巨匠對一種精湛技藝的思考。這是一些自由的但是有條理的思考，卻沒有任何書本上的教條，也沒有從別人那裡繼承的遺產。 我認為，在這本著作中，尤其可能首先讓渴望了解當代各種學科的活躍觀點的哲學家感興趣的東西就是這一點。不管怎樣，從哲學批評方面看，讓我們歷史學家感興趣的東西就是這一點。難道說，哲學批評通常也許不會為我們提供我們可能希望的所有幫助？[341]無疑，哲學家一直有點像歷史學家的犧牲品——我想說的是他們中間太多的人繼續在傳播的偏見，那些從久遠的過去繼承下來，在爭論中被一些實踐者接受的偏見。這些實踐者很少傾向於運用一些觀念，而且準備同意貝璣的意見，卻沒有感覺到其中的味道有點酸。「一般來說（請原諒我憑記憶來援引），歷史學家過多思考歷史學並不好。他在專心思考歷史學時，就中斷了他自己的工作，而哲學家（思考歷史學是他的職責）也無事可干。這樣兩人都不工作了。」……貝璣這話說得妙不可言。事實上，1940年，題名為《史學研究引論》或《史學研究入門》的小書，更多的是反映1880年前後這個學科的狀況。而它們呈現的歷史學圖景，難以為它博得理解力強而且愛思考的人的歡心。 此外，不只是他們。大家都已經開始這麼做了。在1880年到1890年間，已經有那些頑固的方法學家，發現歷史學說到底只是一種方法。歷史學的方法，不過是考證方法而已，因此根本不是歷史學家的專利。結果歷史學消失了，喪失了任何內容和任何實在性，順帶也使歷史學家不再面臨「什麼是歷史學？」這個傷腦筋的問題了。 社會學家們沉浸在其最初的征服狂熱中，興沖沖地攻擊一門防守太差的學科。迪爾凱姆的追隨者倒沒有讓歷史學灰飛煙滅，而是把它占為己有，儼然成了它的主人。他們認為歷史科學領域中可以進行純理論分析的一切東西都歸於他們。殘留下來的就是歷史，它至多是按年代描述的表面的事件，往往是偶然的結果，是一種記述。[342] 於是人們理解了這些名流的態度和他們的嘲笑。有保羅·瓦萊里幫著說話的這些名流振振有詞地挑起對某種歷史學的責難，我們不幸成了一些不願在這種歷史學中辨認出我們所關心的對象的人——瓦萊里則教訓我們這些愚鈍的人，沒有人比他先發現像電的發明這種事件是比尋求暫時解決措施的外交會議更重要的歷史事件。這讓我們覺得很好笑，這顯然表明，這些指責我們的人在歷史閱讀方面是貧乏的。簡言之，表明他根本沒有讀過亨利·皮雷納、馬克·布洛赫、戈蒂埃，以及寫了《高盧羅馬編年史》的朱利安的文章、論文和著作，或者沒有讀過朱爾·西翁在法蘭西公學院的《地中海研究》公開課程。這些都是我們的經典，我們的必讀書——我當然只提已經作古的人。為首的是米什萊，歷史學的化身，我們不斷從他身上發現一些驚人的預感和一些探求一種奇異力量的思想。我們，米什萊的朋友——從我的老導師加布里埃爾·莫諾到他的學生亨利·奧瑟，從馬克·布洛赫到勒諾德……，我們的人太多了。他們肯定都不知道什麼是歷史學。有時，一些（自稱）知道什麼是歷史學的人，硬要我們接受指責，我們還得洗耳恭聽；他們教訓我們說，米什萊什麼都是，唯獨不是歷史學家，有據可查。我們別再提這件事了——直到這一天，米什萊的私人日記躲過阿泰納伊斯·米亞拉雷[343]的剪刀，得以公之於眾，他又引起大家注意了。加布里埃爾·莫諾不是寫過，誰都不像他的老師那樣坦誠地談論他的內心生活嗎？這就是到時能為他博得特別同情的東西，也是出版商關心的東西。 我們撇開這個不談。一段時間以前，關於一種「另類的歷史學的構想方法」，我提了一些簡短的看法。關於我們的方法，馬克·布洛赫為我們作了陳述，可惜沒有說完，可那是對我們的方法進行一種怎樣的清理啊！ 這本書並非沒有絲毫論戰性，不過它的客觀公正是不容置疑的。馬克·布洛赫留給我們的，在他以那麼崇高的尊嚴、英雄的決心度過的1940年到1943年期間所寫的一切著作，都具有這樣的特徵。關於他的令人讚賞的《精神的遺囑》和最後的談話，我曾經寫道，它們本身無愧於「聖潔」這個詞。當人們回憶起這個偉大法國人的激情和就義的情況，脫口而出的就是這個詞。他每天都冒著生命危險，卻平靜地把它當作近乎命中注定的結局來看待，這種平靜使他的一切智力活動都顯得高尚和純潔。他的風格似乎也改變了，多了樸實，少了狡黠。由於它所包含的東西徹底擺脫了日常交往的小氣和吝嗇，因而更令人感動。可是，正如我說過的那個詞，「清理」，它是更全面的，而且是更有決定意義的詞。 這本書說的是一種歷史學方法嗎？絕不是。是一些關於歷史學的偽哲學[344]的思考嗎？更不是。是對錯誤的或過時的觀念的糾正吧？你可以這麼說。這本書首先是一篇評論，是對一些錯誤的思考和研究歷史的方法的批判，不過是以有教養的人之間自由閒談的一種形式，賣弄學問的學究在此無事可做。 舉一個例子： 在著作開頭，馬克·布洛赫要為歷史學下「一個冗長而呆板的定義」嗎？歷史上當然不乏下這種定義的先例。哪位歷史學家沒這種毛病？可是馬克·布洛赫克制住了。他不為歷史學下定義，因為下任何定義都是畫地為牢。而科學跟人一樣，首先需要自由。 為歷史學下定義？可是下什麼定義呢？我的意思是說，在什麼時期，在哪種文明的範圍？新技術和新觀點層出不窮，一些問題的提法也需要經常糾正，因此對它們進行的研究是持續變化的，歷史學會一成不變嗎？我們整天嘮叨著「下定義，下定義」，但是最準確的定義，經過最縝密的思考後下的定義，不是常常也可能被更好的歷史學超越嗎？這種喜歡定義的怪癖，只對一種時代有用，在那個時代，每個有產者靠國家債權人總名冊，靠完全適合拉普拉斯體系，靠裝滿了保值的拿破崙金幣的小錢袋生活，而在那些動盪的、變化的、破壞的時代，定義又該怎麼下？它們讓人想起一句話，一句有趣而深刻的話。這句話談到一所高等科技學校的學生，說他們「無所不知，但也僅此而已」。下定義，就是要刁難歷史學家嘛。「注意哦，朋友，您要超出歷史學了。……您再瞧瞧我的定義，說得多麼明確！……你們要是歷史學家，就別在這兒插足，這是社會學家的領地。也別在那兒插足，你們會侵犯心理學家的地盤的。右邊？別想了，那是地理學家的勢力範圍，左邊，是人種學家的」……真討厭，真愚蠢，弄得支離破碎。推倒藩籬，拔掉界碑吧！歷史學家就得踩著邊界，跨越邊界，一隻腳在里，一隻腳在外，無拘無束地工作，有效地工作…… 這本書從頭到尾就是這樣寫成的。馬克·布洛赫不攻擊別人。他走自己的路，筆直走，步履踏實。他談起事物就如他親眼所見，並且簡潔地解釋這些事物為什麼會真實地出現在他眼前。「歷史學就是關於過去的事物的科學。」可是過去的事物因此就這樣成了科學的研究對象嗎？那麼，就算它不是關於將來的事物的科學，為什麼就不能是關於現在的事物的科學呢？歷史學不是這樣定義的：「很久以前，我們偉大的前輩，米什萊，甫斯特爾，就已經教我們認識到這一點了：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本質上是人。」而布洛赫一度卻改了口，援引了一位朋友的話：「不是人，絕不是人，是人類社會，有組織的群體。」[345]即便如此，我們也不應該認為這句話有把對個人的研究排除在歷史學之外的意思。人們實在不能太把這些說法當真，這是一些調不準的導彈，總是不在預定的目標上爆炸。但格局、機構、制度、信仰、作品等材料都存在著：在所有這些讓歷史學感興趣、作為歷史學研究材料的東西後面，歷史學家想要抓住的就是人。「優秀的歷史學家就像傳說中的食人妖魔，他嗅得出人肉在哪，知道獵物在哪。」 這樣我們就腳踏實地了：只剩下再補充一個特性，但這也是最主要的特性。歷史學不僅僅思考「人」。他所處的自然環境就是時間的特性。歷史學是研究人的科學，不過是研究處在時間中的人。而時間這種連續體卻是不斷變化的。「歷史學研究的重大問題就來自這兩個屬性的對比。」 我不準備這樣從馬克·布洛赫最初的思想追蹤到這本著作結尾所反映的他現在的思想。我已說得不少了，足以說明他的思想的精神和方式。至於其餘方面，我希望他還能涉及現實情況的限制，涉及通過過去來理解現在，尤其是通過現在來理解過去的方式；希望他談到觀察，談到它的一般特徵，談到證據的觀念及其包含的內容；談到批判；談到謊言和謬誤，進而談到歷史的真實性；談到分析的特殊問題，首先是分析所追求的目的，也就是判斷或理解——關於所有這些問題，關於那麼多與之相關的其他問題，在這本未寫完的書里，人們都將找到這位大師以罕見的簡易、樸實、人文情懷表達的見解。 「您會同意我的看法的，對此我常常自信。您有時會斥責我。而這一切在我們之間又將構成一種聯繫。」馬克·布洛赫就這樣結束了「以題獻方式」在手稿第一頁上專為我寫的幾行珍貴的文字。事實上我毫無保留地同意這些話。唉！倘若布洛赫就站在我面前，像往常一樣，見到我不會「斥責」他，眼睛流露出好奇和高興，那該多好。我只會感謝他這麼好地表達了長期為我倆所共有的思想，而且關於這些思想，他曾經非常真誠地寫道，他常常實在無法確定「它們是他的思想，還是我的思想，或者是我們倆的思想」……但是，我還想對布洛赫所說的再補充一點。 如同如今的任何科學，歷史學也在迅速發展。有些人越來越傾向於集體工作，但是躊躇不前，並且屢屢受挫。有一天，人們會認真地談到「歷史學實驗室」，而且不會發出譏笑。經濟學家沒有日趨完善的成套工具，他們的工作就不再能被人理解；而沒有訓練有素、管理有方的團隊，沒有協調一致的調查研究，他們的工作同樣也不能被人理解。按照這個與歷史學非常接近的例子，一些歷史學家對他們的工作開始產生一種新的設想，這種設想只要經過一兩代人的時間就會實現。坐在扶手椅上的老先生，身後是他的細心保存的卡片，只供他個人使用，還小心翼翼地提防競爭對手的覬覦，還有一個文件夾收藏在保險柜里——阿納托爾·法朗士老先生和其他那麼多人，都將結束他們的漸趨衰落的生涯了。他們將讓位給一個頭腦機靈的小組領頭人，這個人具有深厚的文化素養，受過訓練，能從歷史中尋找答案的要素來解答生活每天向社會和文明提出的重大問題；能劃定一項調查研究的範圍，正確提出問題，準確標明資料來源；並在做完這些後，評估開支，調整機構的運轉，確定小組成員人數，以及發動他的人去探索未知。兩個月，或者三四個月之後，資料收集結束。他們開始利用這些資料。閱讀縮微膠捲，製作卡片，繪製地圖和統計圖表，將嚴格歷史學意義的文獻與語言學、心理學、人種學、考古學、植物學的文獻進行核對，等等，這樣做可以方便認識。經過一年半載，調查結果就可以公布於眾。一位單幹的工作者花十年時間也可能做不到這麼豐富、這麼廣泛、這麼有說服力，哪怕他把主意設想得非常充分也做不到。 「一切都完了！不再有技藝了，不再有個性了。做學問都機械化了，還將永遠是這樣。這是另一種歷史學！」你們以為呢？至於我，我認為，將來需要更多的知識，更強的理解力、想像力和更開闊的思想，總之，更廣泛的智力範圍，才能糾正一個傳統上提得糟糕的問題，把它重新正確地提出來——尤其是最終會提出一個從未提過的，而且對我們的理解力很重要的問題，不論是通過過去理解現在，還是通過現在理解過去——而且誰會妨礙提出問題的人，研究的領導者，擁有寫作才能呢？並且妨礙他利用這種才能來推廣研究的所有成果呢？ 馬克·布洛赫在他的著作中沒有提及這個。我說過，按我的意見，這個對歷史學的未來最重要。他沒有說不是因為他不準備贊同這個意見。1933年，我在獲得法蘭西公學院現代文明史教授職位後，在名為「一種歷史學及一個歷史學家的自省」的公開課中，僅僅闡述了當時對未來的一種看法，他的確沒有對我表示任何異議。但是，時局在變化，1940年的戰爭發生後不久他所經歷的那種反省，背井離鄉；以及他寧可要求自己冷靜下來，也沒有再拓展自己，這一切無疑解釋了他沉默的原因，而這種沉默一點沒有消磨他思考的能力和效率，但還是使他的思考落伍了。目前，自1945年以來，我們經歷了突飛猛進的年代。這位自以為是先驅的人不知道，他的大部隊已經遙遙領先了…… 所有這些都是技術性的問題，再沒有別的了？的確是技術性的問題。但是你們若是帶著輕蔑態度這麼說，我實在不能苟同。既然已經說到這方面了，就允許我補充說一點意見吧。這個意見不太重要，但是有其價值。如果有文字文獻，歷史學家無疑就靠文字文獻來研究。可是，如果沒有文字文獻，他們也可以而且必須不靠它們來研究。如果找不到通常所用的花朵，歷史學家就憑他的創造力，利用一切東西來釀他的蜜，即用一些詞語、一些符號、景觀和瓦礫、田野和荒草叢、月食和拉車牲口的項圈、由地質學家寫的石頭鑑定書和由化學家作出的金屬劍的分析報告。總之，利用所有那些屬於人類，依賴人類，服務於人類，表現人類，表示人類的存在、活動、愛好和生存方式的東西。我們的歷史學家工作的一部分，而且無疑是最激動人心的部分，就在於一種堅忍不拔的努力，讓不會說話的事物開口，說出有關人類、有關產生這些事物的社會的東西，並且最終把它們織成相互關聯的網，來彌補文字文獻的缺乏。 沒有統計學資料，沒有人口學資料，也沒有其他資料，我們就得認命，就得徒喚奈何嗎？但是作為歷史學家，我們從不知難而退。我們要進行一切嘗試來填補資料的缺乏，就是要動腦筋，想辦法。這樣做會碰壁，更確切地說，在無數次滿懷熱情踏上充滿希望的路之後，走到頭也許會發現，走錯了，南轅北轍了。沒辦法，再從頭開始吧，耐心地把斷掉的、糾纏起來的、散開的線頭再拾起來。跟非常久遠古老的文明的關係？文獻？別指望那麼多。但是現在的一些船的形式還和這種那種器具有關聯，和這種那種文化習俗，某個數字、某個詞、某種禮儀有關聯吧？有時從人們所發現的東西就能出乎意料地推斷出日期，就是這些東西能讓人們帶著那種在虛實之間、想像與證實之間那條狹窄的山脊上緩慢前行時產生的興奮，去準備一張地圖的資料，譬如說印度洋的資料，也許在地中海文明的各方勢力經歷第一次調整，開始第一次飛速發展之前，印度洋就是偉大的文明發祥地…… 離我們再近一點的時期呢？比如說中世紀社會。沒有地籍冊，沒有土地平面圖。那麼我們就無事可做了嗎？就說「不知道」了？別這麼說。有一些別的文件，表明存在食利階層，有土地賦稅簿籍，有封臣寫給君主的「效忠書」。我們拂去這些文件上的灰塵，閱讀、思考、編寫，然後不僅弄到一塊已知領地的一份小塊土地資產負債表，還弄到更多的其他資料，註明了時期的家庭統計資料、農作物分布情況的資料，等等。 我們不要低估那條古老禁條的生命力：「你只能靠文獻研究歷史。」假如有位繪畫史學家專橫地定義：「繪畫嘛，就是用畫筆在畫布上塗抹油彩。」那麼，人們就不跟此人提帕多瓦阿雷納禮拜堂的壁畫了，不跟他提盧浮宮的「好人讓」的肖像，不跟他提文藝復興前所有那些不在蒙著畫布的框子上塗抹油彩的藝術家和外國畫家，也不跟他提步日耶神甫在岩穴中發現的傑作。「那是繪畫嗎？不。那是考古學！我們別隨便一步就跨越神聖的界限好不好。這邊是歷史，那邊是史前史……」 確實，無須證明，研究史前濱湖民居遺址的行家，必須具有研究19世紀的鐵路的歷史學家用不到的知識，無疑還要有能力。反之亦然。無論如何，史前史觀念是人們所想到的最離奇的觀念之一。研究那種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傳播年代的人，就像編制1948年遠東電話局分布圖的人那樣研究歷史。兩者都以同樣的思想，為著同樣的目的，專心研究人類創造性天才的表現，差別是在時代上，也可以說在功效上，但肯定不是在創造性上。對這一切，馬克·布洛赫和我一樣清楚。我受命運垂顧，從1945年起，得以把他的努力，和在我們倆1929年同心協力創建的《年鑑》這座大廈里，跟我一起重新開始工作的那些人的努力結合起來，這時我在思考他是否沒有感覺到，除了他說得非常準確的這一切外，還需要補充一些細節。可是要補充的東西多嗎？ 的確，如今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問題，至關重要的問題（我重申，我在這裡談歷史學，是以實踐家的身份，絕不是以哲學家的身份，我不是哲學家；我重申，我認為這幾頁文章的全部意義，就在於適當地把1949年我們構想法國歷史學家的工作時所採取的方式，並且泛泛地把歷史學的作用和前途，告訴我們的哲學家朋友），是組織問題。 難道還要說說歷史學？歷史學這個詞是有歧義的，這仍然會是不用它的一個理由[346]，要是有人能造出一個更好的詞就好了，可是，是什麼詞呢？這個詞無論如何得有兩層意義：它既要表示一門科學，又要表示這門科學的內容。有人會對我說，事情通常就是這樣。也許越是沒有什麼結果，就越難以堅持。然而，在我們的有關方法的著作或小冊子中，我們通常是將科學作為智力機制來論述的。關於內容，關於對內容進行清點，然後進行組織的必要性，我們根本不說，或者不當回事。 我們關於方法的論著，往往都僅限於區別那些致力於處理歷史材料的人的精神活動。作者很少有邏輯頭腦，卻執拗地不斷重寫歷史學研究工作的邏輯。這是一種表面的和學院式的邏輯，他們幾乎都一致這樣告訴我們：歷史學家首先要確立事實，這是第一步。隨後對它們進行利用，這是第二步。之後就是兩段展開詳述：「確定事實，就是……；利用事實，就是……」——我不是要說這種論述不好，但是除了這些，它沒有告訴我任何東西；而且就這些分析而言，它還缺許多東西：尤其是缺關於歷史學家必須或者本該尋求的東西的觀念。在我15歲時，伯呂納吉埃爾打算這樣來抨擊貝爾納·帕利西及其具有鄉野風格的陶瓷器：「藝術是一種偉大的意圖——而一件陶器中並不包含這種意圖。」我不想抨擊任何人，我只是為歷史學沒有意圖而煩惱，為它停留在馬讓迪的偶然發現上而煩惱：「我像一個拾荒的，在那裡面閒逛，每走一步都發現了值得放進背簍的東西。」對此達斯特反駁說：「如果人們不知道自己要找什麼，就不知道所找到的是什麼。」——在馬讓迪的時代，歷史學一直就是這樣的…… 這些書，這些入門指南，花了很大篇幅談論事實，那是另一回事。他們確定事實，利用所確定的事實，可是他們所說的事實指的是什麼？他們對歷史事實是怎樣理解的？人們很快發覺，在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看來，它依舊是一種材料，未經加工的材料。[347]儘管實際上它就是他們自己製造的，他們卻不願了解這一點，不願想到這一點。1949年，他們對事實保持一種迷信的敬重，盲目崇拜那種事實，即最怪誕、過時最久的事。學者們「眼睛盯在顯微鏡目鏡上」，一些事實馬上跳入他們的眼帘，這些事實非常清晰，還著了色，我敢說其說服力能讓人如願以償。以前我們的老師最喜歡用的這種隱喻，五十年前曾讓我白白高興一陣（因為最終在我朋友的顯微解剖實驗室里，人們「盯著目鏡」，看到顯微鏡里所顯示的事實，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被人獲知的，即使人們知道要找的東西是什麼——這不是我碰到的情況，而是我的朋友碰到的情況，我曾聽到他們就某種可能的解釋爭上幾個鐘頭。再說我的這些朋友還要花許多時間製作「標本切片」，給它們著色，而這就跟「完全現成的材料」的觀念不一樣了……）——這個著名隱喻中的「學者」，如果他還有部分市場，我很擔心是在我們其他歷史學家那裡。哦！可能大家都抗議說：「我們已不再相信了……」但這只是顧忌輿論不承認而已。因為您聽到他們說：「這是一個事實！」而且看到他們在用兩根手指夾著事實揮動，就像黑市珠寶商人向顧客炫耀一顆假寶石那樣，您就明白了。 在這裡老講事物的這一方面於事無補。歷史學家還在害怕聽人談及的東西，長期以來被哲學家當作了知識。我還是回到我的話題上來。人們可以修改教科書大綱，把歷史學家的工作方式編成體系；可以對它進行調整，把它弄複雜，改變它的次序；可以增添新的操作步驟。人們可以做這些，但這不是全部，這也不是目前最要緊的事情。歷史學家必須做的事，就是別再漫無目標地在構成歷史學這個詞第二層意義的大堆的觀念和事實中閒逛了。馬上停止，刻不容緩。 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說明情況。篇幅有限，人們會允許我在此不用細述如何去做。要仔細論述需要寫一本書，而且我設想是一本集體寫的書。不過畢竟已經出現了一些預兆，顯露了新時代的曙光。 最近有一部非常出色的論著，《論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348]在索邦大學進行了答辯（布洛赫和布羅代爾是兩位偉大程度不同的人物，前者的成就已經算是偉大創新了，後者並沒有超越他），費爾南·布羅代爾的這篇論著給我們展示了一份全新的計劃，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革命性的計劃。他決定把西班牙的最廣義的、宏大的政治版圖，重新置於他們的歷史和自然地理的背景下。他首先研究了作用於人的意志的持久力量，這些力量影響這些意志，使它們朝這個那個方向改變，而它們卻覺察不到。這是一種還從未有人嘗試過的分析，對象是一種事物，以一種力量體現，這種力量能引導、阻礙和抑制，或者相反，激發和促進人類力量的運用。這種事物，我們隨意地用一個詞來命名，就叫地中海。在這之後的第二部分，他求助於一些特殊的、不過是受某種堅韌激勵的力量，是一些非個人的、集體的力量，而這次這些力量作用的時代，可以嚴格地定在16世紀下半葉，即在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統治期間。第三部分，就是事件，紛繁雜亂的大量事件。這些事件常常受到第一本著作中所研究的持久力量同化，受到第二本著作所列舉的穩定力量影響和指引，但偶然性也對它們起作用，在連串的底布上繡出它們的變化多端的最輝煌、最意外的圖景。 提綱大膽，但是簡單，沒有譁眾取寵，沒有浮誇的宣告，也沒有自負的聲明，這本書是一篇宣言、一個信號。我還毫不猶豫地說它是一個歷史性事件。人們不會指責作者在研究哲學——你們沒有聽錯，這在歷史學家的口中，意思就是滔天大罪了。他的巨著在篇幅和內容上至少能擴充到目前這部的兩倍，只是由於印刷廠難找，排字費用太高才作罷。他的著作是一個博學的奇蹟，是十五年不間斷的艱苦工作，是在所有有關地中海和伊比利亞半島的塵封的歷史檔案文獻中的尋覓獲得的成果，因此更有說服力，更具有代表性。不過，我沒有說問題就這樣被解決了，費爾南·布羅代爾和我一樣，他也不會這麼說。這問題就是按照可推測的重要性來組織紛繁雜亂的事件，就是稍微整理一下大量有關連續性、相關性和偶然性的混亂模糊的觀念和事實。沒有更多的考證要求，也不加以更多的辨別，就依靠歷史學來做，問題是得不到解決的，它將永遠存在。 費爾南·布羅代爾的著作是他獨自一人寫的，是一篇論文，即大學行會要求所有想從老師那裡闖關的人呈交的一件手工傑作。雖然作者堅定支持集體性的工作，但他還得遵守制度，這種制度還長期不承認通過組織、計劃、實施來進行這種工作的令人信服的效力。不過希望我們想一想：歷史學家進行集體調查研究，能讓我們十分操心的這種歷史學的組織工作變得多麼容易啊？這就是假說的富有成效的作用，它通過不容置疑的結果讓所有人都能感受到。 由於這種集體工作能在時間、財力、人力方面獲益，因此使歷史學本身的作用更加突出，讓一些對歷史學抱有頑固成見的人感覺到。這些人原本認為歷史學只是一種無理由的獵奇遊戲、一種記憶術的消遣——總之是一種無意義的娛樂。 如今，甚至在一個擁有一所優秀的培養歷史學家的學校的國家，如果平均算起來，以豐補歉的話，每年勉強能夠計劃出版四五部比較新穎的原創著作，而且其作者可能還想打破他們的職業規則，或者不想激起喜歡不費氣力讀史的讀者的求知慾。然而，這四五部作品論述的都是在時間和空間上十分久遠的主題。我猜，其中一部論述古代的一種宗教信仰，一部論述中世紀的一種技藝的問題；這一部專門研究文藝復興時期的貨幣改革，那一部分析19世紀的一個歐洲大國的社會結構——它們能夠激發讀者的求知慾，能夠讓讀者稱讚作者：「他們多麼機敏啊。」或是誇獎他們的結論：「它們多麼新穎啊。」這樣他們就滿足了一些理解力強的讀者的求知慾，這些讀者難得有機會聽到一位有創新精神的歷史學家朋友建議：「您讀讀這本，親愛的朋友，還有這本……」——就這些，而這無疑已經很多了；但是這些正經書籍畢竟是零零散散地問世的，發行量極小，又不太著名，幾乎像秘密宣傳品。可想而知，在日常生活中，它們難以讓人們像感覺到數學、化學或生物學的存在那樣，明顯感覺到歷史學的存在。 不過請想像一下，如果在一年內，或者兩年內，連續發表十到十二個研究主題，這些研究很出色，而且涉及的問題與有學問的人有直接關係，在他們看來這些問題顯然對他們的生涯，對指導他們的事務，對他們必須在政治或文化範疇作出的決定至關重要。這些集中的研究、整體的思考，是同時發起的，以便能像我想像的那樣，在同樣的意願支配下，對或者在時間上相距久遠的文明中，或者在空間上相隔遙遠的文明中的像貨幣流通、運輸、移民、集體心理這些重要現象進行研究。那麼，讀者關於歷史學可能有的所有觀念都會發生改變。 我們就不再會既好笑又好氣地聽到一些天真無邪的聲音對我們說：「你們是歷史學家，應該知道阿納克萊教皇或馬赫穆德蘇丹去世的日期吧？」 希望人們別搞錯了，這確實是一個大問題。這不是來自外界的勸告，也不是哲學的一些忠告，而是一些歷史學家先驅的警告，他們決心在歷史學家界引起思想和態度的改變，從而使歷史學發生深刻轉變，但在像我國這樣的國家，大學傳統使得這種轉變很難發生。這需要人們不斷重複地行動。要讓當代人離不了歷史學，離不了一種可靠的，而且變得能被所有人認識的歷史學。一開始有人會歡呼，也有人會嘲笑，接下來就會思考，於是爭論就可以進行，這種歷史學就流行開來。 人們明白剛才我為什麼那麼重視歷史學的集體工作的觀念了。普通人沒上過學者的課，只有接受他們的成果，才能了解歷史學的作用、重要性和意義。 什麼作用，什麼意義，什麼重要性？最後，除了馬克·布洛赫的著作，我還想提醒大家注意最後一點，因為可以說我們從未談論過這些問題。我很理解馬克·布洛赫在其生涯開始時問他父親：「爸爸，跟我解釋一下，歷史學有什麼用啊？」他父親解釋了，但是也許有點過多地停留在歷史學方法的範圍，不願深入未曾探索的無主之地，因為歷史學家認為在那裡無事可為；而哲學家，或者社會學家，則認為只有歷史學家該去那裡探險…… 假如我們把無數前輩一代接一代召喚到跟前，我們的祖先就從一種符合「智人」定義的生靈（這種生靈代表了大自然的繁殖力）開始，逐漸展開並擴大所產生的無數生命形式：所有這些生命形式，其圖景如今在我們這裡漸漸代替了先輩所喜愛的呈線性的舊圖景，那種舊圖景呈現出一種從獸到人的進化過程，被認為是沿著單獨一根不折斷的線延伸的。 我們每個人來到這世上之前，在老祖宗身上曾經發生過一連串多麼稀奇古怪、亂七八糟的事啊。物種的記憶要把它們的標記保留多長時間啊？而人類有著漫長的經歷！他們組成過多少種有天壤之別的社會！……思想體系和信仰體系、社會學意義的「制度」，在離我們最近的先輩和我們自己身上留下了多少標記啊！它們突然再次出現，意外地顯露出來，往往會令我們吃驚，而且如果我們從這種角度更專心仔細地觀察自己，經常還會更加吃驚！但是我們的天性不讓我們這樣做。它提醒我們不要被這個過去吸引和迷惑。它告訴我們，人類群體、社會想要生存下去，能夠生存下去，忘卻是必需的。這樣才能使自己不被老祖宗遺留的越積越多的一大堆事實壓垮，不被那種死者壓迫生者的不可抗拒的壓力壓垮，這種壓力會把現在壓扁，直到它完全喪失抵抗力…… 從歷史上說，人類社會是如何避免這種危險的？最不發達的社會，精神需求最低的社會，就把一切都拋進忘卻的深淵，這種不值一提的東西，誰會在乎呢？可是其他社會呢？它們採取了兩種解決方法。當然，關於這兩種方法我們一點都不清楚。究竟誰敢研究這些不值一提的東西呢？ 傳統社會一勞永逸地對它們的過去進行組織，這種組織中規中矩，而且講求實效。它們自己在現實生活、集體的目的、為實現這些目的所必需的道德的圖景背後，投射了一種現實的預示：是簡化的，但是幾乎是放大的，而且裝點了一種傳統的威嚴，這種傳統的令人敬畏的神聖特徵是宗教賦予的。難道說直到現在，對於「傳統」這個重大問題，人們都沒有進行過任何系統的、全面的研究嗎？應該說當歷史學將來有一天能夠處理這麼重大的問題時，這肯定是一個有組織的協調的集體研究的好主題。那麼，許多謬見都會消除了，首先會消除的，是「認為總是在變的事物是不變的」這個謬見：因為畢竟為何各個省會出現那些題為「習俗史」的大作呢？保持不變的事物就沒有歷史嗎？——不時會有一位謹慎的研究者掀起蓋在它們身上的面紗。關於中國人編纂歷史的傳統，葛蘭言寫了一些非常出色的文章，完全符合我剛才的大致的描述。杜梅齊爾也寫了同樣出色的文章，分析了羅馬正史的結構。但他們都沒有對我們可能需要的傳統進行過研究。 有傳統。有歷史。它們最終都滿足相同的需要——不論這需要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歷史學就是一種對過去的事物進行組織，以免人類負擔過重的方法。我在前面說過，歷史學無疑不會容忍人們對成堆的「歷史」事實視而不見，而且還會一直想方設法來增加事實，我們的文明就利用這些事實來編纂歷史。這裡並不存在矛盾，因為歷史學不是把一堆孤立的事實呈現給人們。它組織這些事實，並解釋它們，而且為了解釋它們，它把它們組成一些事實系列。這些事實系列受到的關心程度並不相同，因為不管願不願意，它都得根據現實需要去系統地收集過去的事實，然後進行分類。這是根據活的東西來查考死的東西。 人們願意考慮到這點嗎？多少年來，大量可以用來編寫人類經濟史的文獻檔案被保存下來，它們就躺在箱子裡、柜子里、城堡的塔樓里睡大覺，成了一堆廢紙。沒人想到要把這些古老文件上的灰塵撣一撣。只有當我們的社會開始不再關心其他範疇的事物，轉而關心經濟範疇的事物時，歷史學家這才想到這些故紙堆可能有用，這才開始撣掉它們上面的灰塵。這是我們社會的一個新方向，一系列工作應運而生，這些工作早在一個世紀、一個半世紀前就該順利進行了。——譜系史所提供的東西與之相當。在我們西方國家的社會結構對譜系幾乎苛求的時代，譜系史很流行，但是自從世系身份（在它不包含一種跟舊制度意義上的「出身」的利益毫無關係的經濟財產繼承權時）對那些「命中注定的」人不再有過去那種重要性，它就幾乎不再存在了。我相信這個特別有說服力的例子。 根據現在來組織過去，人們可以把這稱作歷史學的社會功能。我們工作的這個方面也沒有人研究過。人們研究了歷史學的理論，卻沒有從社會學的層面上研究過它。這樣的理論實在不能臨時充當歷史學。但是，如果我們在大致提出很好的方法規則之後，接下來卻不去揭示歷史學家的工作的這個方面，我認為對在20世紀中期工作的一幫法國歷史學家所認為的真正歷史學的重新審視將是很不完整的。不帶偏見，又不過於寬容地對這個方面進行觀察，會發現情況也許有點令人擔憂。這種重新審視如果不完整，各種後果都會隨之產生。尤其是關於那個客觀性的問題，我們絕不想作為理論家或哲學家提出這個問題，但是無疑是我們的實踐以新的方式提出這個問題，而且也許是以意外的方式提出的。 穿越這個所謂歷史學「拓荒地帶」的領域進行短暫的遊覽，必須先進行一番很簡單的介紹，人們完全會理解這種簡單。因為不介紹就無法深入下去。並非沒有地方，也不是缺乏時間，是因為不宜把一些預言性的指導意見從外面強加給一門正在組織或重組的學科。我們讓歷史學去探索，去形成它的流派吧。不要試圖預先為它制定一些說教性質的規劃，這樣也許會阻礙它發展，而且也會很快被事實否定。我們想想聖拉扎爾火車站的老職員吧，他知道每個星期日應該準備多少張去沙圖的車票，大約有二三十張的出入。售票窗口前的人數大致是恆定的，但是我們不知道下個星期日我們是否會出現在這個人群當中。我們可以談論歷史學向另外的目標、另外的成就發展的總趨勢。至於它具體是否成功，那就由命運決定了。 1949年7月20日於里約熱內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