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而戰 · 10.喬治·埃斯皮納

博學者的一種道德心[329] 在《北方評論》雜誌中，我們的撰稿人，萊斯托庫瓦神父發表了一篇關於非常值得懷念的喬治·埃斯皮納的生前傳略。他說到埃斯皮納的為人，也說到作品，以中肯的，當然也是友好的詞語。誰認識了喬治·埃斯皮納，這位偉大的工作者和傑出的人，會不尊重他呢？他親切善良，在任何事情上都樂意幫助他人，人又非常謙虛。我記得，有一天我隨口跟他說，我手頭缺他的一篇論著，無法弄到它。第二天，我就收到一封長信，是用我熟悉的紫色墨水寫的，喬治·埃斯皮納按照他的方式寫滿了他的歉意。他對我說，他從未想到他的一本書（關於中世紀大有產者的論述）會讓我感興趣；並說要是他想到了，肯定會寄一本給我；但他暫時沒有樣書提供給我……令人感動的，就是他不講客套話。有位非中世紀專家的歷史學家會對他的著作感興趣，喬治·埃斯皮納由衷感到驚訝……一個月過後，一天早上，我收到一本樣書，不知喬治·埃斯皮納自己是從哪裡弄到的，還又附了一封信，一再表示歉意……充滿了盛情和親切，感人至深。 萊斯托庫瓦先生談到埃斯皮納對綜述興趣不濃：「他是一位一絲不苟的分析家，但害怕新觀點。」我認為這種說法不完全正確。他的確是一絲不苟的分析家，可是他害怕新觀點嗎？當然不是。他有一個崇高理想，一個苛求形式完美和細節精確的理想，這一點我同意。但他知道，完美是難達到的，他和別人都難達到。但是他跟《年鑑》的合作，是真心為我們這些堅定的不墨守成規的人提供幫助。我們從一開始就有我們的新思想，而且我非常希望一直擁有新思想。他不抱自私的目的，常常滿懷信心參與我們的思想活動，多次撰寫批評文章，表現出令人欽佩的魄力。對於這些文章，我和布洛赫都喜歡思考、編輯，然後同意刊登。這一切可不是一個害怕新思想的人的所作所為。如果有一天，有人仿照18世紀的風格，以「年鑑的精神」這個令人滿意的經典老題目，發表一本我們雜誌的著作選，我完全知道放在開篇的應該是哪一篇文章，應該就是1934年埃斯皮納提供給我們的那篇文章，載於我們的雜誌第6卷（第365頁），標題意味深長：《關於對空泛的厭惡：對博學方法的背離》。這顯然是在確認我們有著共同的觀念。 而我要補充說：這是勇敢之舉。因為我們別忘了，喬治·埃斯皮納是從巴黎文獻學院畢業的，而他指責裝模作樣，只考慮「事實」的那些人正是巴黎文獻學院的畢業生，他是在一份雜誌上進行這種指責的，而那些傻瓜就把他們可憐的擔憂歸因於這份雜誌的主編和撰稿人，不斷指責它是「巴黎文獻學院的敵人」。我曾經說過，法蘭西文學院不接納埃斯皮納為院士，是對他的嚴重不公。無人懷疑，埃斯皮納的勇氣和對觀念的興趣——這些觀念可以說不一定是新的，但至少是正確的——是導致他當選院士受挫的重要原因。 當埃斯皮納談到亨利·洛朗的那麼寬泛、那麼吸引人的工作，遺憾作者在結束其著作時沒有用一個有說服力的結論來賦予它更多價值時；當這個由於所受教育的緣故，對1900年代的整個地理學思潮陌生的人，那麼清楚地表明，必須以地理學和地形學為基礎創立有價值的城市歷史研究時；尤其是當他從1902年起，開始了有關杜埃的系列研究時，這種研究在當時是那麼的新穎，他可不是一個畏縮不前的人。我願意用萊斯托庫瓦先生的話稱他是一個「先驅」。他確實沒有技巧，況且他個人也確實不想有這種技巧。 但是別人如果沒有這種技巧，他又會帶著他慣常的極大的寬容，表示非常遺憾。 沒有一期《年鑑》出版時我們不在想：「我們多麼希望埃斯皮納為我們寫一篇充實的文章啊！」而我個人總是懷著感激之情想起1940年到1944年間他對我的幫助，當時我幾乎是孤身一人面對困難。每有重大事件發生，我們都要交談一兩句話，而且沒有哪一次他會拒絕給我最廣泛最熱忱的協助。這是一位極其謙遜的正直的人，而且是一個高尚的文雅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