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而戰 · 9.回憶一段偉大的歷史
馬克·布洛赫與斯特拉斯堡[326]
我們第一次在斯特拉斯堡相遇，我記得是在1920年10月，在一場開學典禮上，那種場合會給參加者留下的回憶想必都是慷慨的衝動和無私的熱情。我們有四十人，大多是前一天到的，剛剛脫掉軍服，已經克制著不提我們的十字戰鬥勳章，以及所獲得的嘉獎了。當然，我們是滿懷熱情的法國人，就這樣手執武器表現了四年，但是今後我們打算充當這個曾經分裂的阿爾薩斯的忠實僕人，我們清楚地知道，其健康的精神狀態大部分要依賴我們以及我們的努力。這時，儘管我們彼此還不認識對方，卻相互迎向對方，互報了姓名。我們的喜悅之情是自發的，後來我們想必再也沒有這種自發的喜悅了。我們和別處來的一些意氣相投的優秀分子一起，結成了一個友誼和忠誠的卓越團體。
馬克·布洛赫1886年7月6日出生於里昂，是我們中間最年輕的人之一。在40歲的我看來，32歲的他非常年輕。在1902年的一天，我在阿萊西亞路他父親家，看見過年紀更小的他。他的父親居斯塔夫·布洛赫，是一位出色的教師，模樣令人生畏，但殷勤好客。在烏爾姆街的高等師範學校，他古代史教得很好，教過我們好多年輕人……我和這位年輕人短暫見面的情景一直留在我的記憶里，他身材修長，兩眼炯炯有神，閃現出智慧，臉上顯出靦腆，當時他的才華有點隱沒在他哥哥的光芒中，哥哥後來成了一位一流的醫生。我認出了這位年輕人，戰爭在他身上留下了四年艱苦生活的烙印，這四年里他軍功卓著，受過四次嘉獎，還有一份傷殘證書和榮譽軍團勳章，這些是從1914年到1919年這些年法國紳士應當擁有的家當。馬克·布洛赫剛剛完婚，與一位姑娘結合，而且已經盡力使這種結合成為他能夠維持到最後的人世間的光輝事業。這位姑娘不願拋頭露面，又很願意犧牲自己。馬克·布洛赫就這樣沉浸在生活中，作為歷史學者，還在上下求索。他的父親、他的高等師範學校的老師（他在斯特拉斯堡認出了其中一位主要人物，即我們愛戴的克里斯蒂安·菲斯特，曾經為他開啟中世紀之門）、他在國外的逗留求學，尤其是這一年他在萊比錫和柏林，常常去拜訪布赫爾和哈納克，通過這些長期而細緻的準備，他擁有了令人讚嘆的能力來完成歷史學家的一項偉大事業。可是，是什麼事業呢？他在方向上還猶豫不決。其間他完成了短篇論文《國王與農奴，卡佩王朝史的一章》，應該是發表於1920年。他要在索邦大學就這篇論文進行答辯，自然是載譽而歸。完成了學業，擺脫了那種非做不可的事情，他可以任意選擇了，可以無拘無束地關心他的科學命運了。
在這篇論文中，馬克·布洛赫本能地為自己提出一個心理學和社會學史的大問題。他不是那種像老奶奶編織掛毯那樣編織歷史的人，那種人只是為了打發時間和對得起身份。他已經在考慮他的「歷史學家的職責」了。他關心時代，而且作為法律史學家，關心確立法律的體制。身為法學家，也身為社會學家，他被迪爾凱姆思潮強烈吸引。他對歷史上的所有集體信仰的東西都有強烈興趣。而且，當馬克·布洛赫研究中世紀自由的問題時，涉及的正是集體信仰、主要是古老文獻中的自由人與非自由人的區別。自由與什麼相符？自由這個如此沉重並引起深沉共鳴的詞，對於「中世紀的人」這種普遍流行的荒謬說法，真正意味著什麼？這是難以解決的大問題，可是，他那麼年輕就已經以清醒的頭腦來對付它了。
此外，在同一時期，還有另一些研究吸引了布洛赫。其實是同樣範疇的研究。他在和思想極其開放並且求知慾極強的醫生哥哥談論歷史時，產生了一個念頭，即《會魔術的國王們》所涉及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中，同樣有一些東西能夠讓一位研究集體信仰的歷史學家的好奇心得到滿足。這本著作是一本非凡的上乘之作，是斯特拉斯堡大學文學院圖書館的珍藏，這個圖書館幾乎就是由他創立的。我常常跟布洛赫說，他的作品中我最感興趣的就是這一篇，他感謝我喜歡他的這本著作，他的「這個大孩子」，他開心地這麼對我說。可想而知，要是讓一個天真的人來笨拙地處理類似的主題，對神跡進行猛烈抨擊，可能會產生一種平凡的或者誇張諷刺的作品，而在馬克·布洛赫這部青年時期的辭藻過於豐富但意義也豐富的作品中，你更能欣賞到一位真正歷史學家的思想品質。真正的歷史學家不會把那些時代叫到跟前，自己以進步人類自居，居高臨下地對它們進行訓斥和責備，因為他們自己了解這些時代還相當困難呢。
在大學裡，我們的研討會緊挨著，門對門。門是敞開的：中世紀史的研究者們認為不必無視現代，反過來，現代史研究者也認為不必跟中世紀保持距離。因此，我們學生會從一個教室竄到另一個教室，老師們也串門。我們常常一起回宿舍，羅貝爾索區林蔭道的中間人行道上熙熙攘攘，許多人來來往往，流連忘返，全然不顧鼓鼓囊囊的書包有多重。由於不斷交談，交流看法和思想，布洛赫碰巧在一部歷史巨著中漸漸走近1911年我曾經試圖發現的新視野，其中社會史的內容比經濟史多，而經濟史的內容又比宗教史或政治史多。
這是一部充滿著土地、鄉村、耕作和收穫氣息的歷史。他這個城裡人生於多霧的里昂，長於多石的巴黎，跟外省沒有聯繫，好像跟原籍所在的小地方也沒有聯繫，但是他卻一點不反感這種歷史。他和我們這些同時代人或長輩中許多人一樣，受到地理學的強烈影響，這門學科剛剛被維達爾·白蘭士，這位具有創造才能、非凡學識和更非凡的開闊思想的大師提升了地位，成為一門富有成果的學科。地理學的內容無疑太豐富了。當時的法國學生被禁錮在死氣沉沉的教室里：教室牆壁的下半截為栗色，上半截為灰暗的赭石色。同學們埋頭苦讀，頭頂懸著昏暗的令人窒息的煤氣燈（直到1900年，而且甚至在中學和小學的教室里，煤氣還在耀武揚威，引起人們的偏頭痛），對學生來說，地理學就像是新鮮空氣，就像是鄉間漫步，歸來時抱著一大抱金雀花或洋地黃，眼睛和大腦經過洗滌，對現實事物的興趣也超越了對抽象事物的興趣。
《歷史綜合評論》曾經就像我們的特洛伊木馬，我們通過它滲透到那麼多有敵意的和有著令人不安的新事物的領域。大概在1900年，我們的朋友亨利·貝爾就在這本雜誌上，發起主編了一套文集，叫《外省專志》：「已有的作品，待寫的作品」，這些很有前景的小冊子封面上這樣寫道。我在文集中負責寫《弗朗什—孔泰》。布洛赫緊隨其後，寫了《法蘭西島》，和他的所有作品一樣，這也是高水平之作。而且確切地說，人們已經從中覺察到鄉村史學家激發出了一種使命感。從此，對正在尋找自己領域的年輕的布洛赫轉向對鄉村的研究，就沒有什麼可驚訝的了。我討厭說「農業史的」研究。因為在我們這一行里曾經有「研究農業的人」，但那是一些法律範疇的愛好者。他們只滿足於按照18世紀的封建法律專家的方式來劃分古代社會、中世紀社會（而我們不要忘記，在農村領域，中世紀至少延長到1789年8月4日之夜）；但是，至於從整個抽象活動的後面發現生動的現實；至於提出一些實際的、具體的、人文的、精神狀態的、生活方式的、身心疲憊和不安的問題，以及投資和貨幣的問題；至於最終地擺脫抽象概念，他們根本不做。那是人們只鑽研教堂法律文件契據的時代（可是儘管我們做出了努力，那個時代到處都未結束），研究這種歷史，只要一位公證人作助手就行。
馬克·布洛赫很早就跟我推心置腹地談過他反感這種歷史學，談過他的願望，談過想「走向土地」，把農村史的窗戶向充滿活力的肥沃的鄉村敞開，敘說人們的痛苦、情感和隱秘的思想，而不是耐心製作一整套假法律的標籤來表示他們的差異。我竭力鼓勵他在這條道上走下去。並且為了讓他放開手腳，我決定自己不再去做這個方向的研究。人手這麼少，真正有資格的工人這麼少，而工地又這麼大，這麼空，我幹嘛要做幾個方向的研究呢？
於是布洛赫就以這種方法、這種認真態度、這種支持著他所有努力的堅強毅力開始幹起來。他慣於利用文獻，主要是法國的文獻，首先吸引他注意的是法國的房地產契據冊。然而，布洛赫靠自己的思考，但是也受到亨利·皮雷納的影響——1921年，馬克·布洛赫和我在布魯塞爾聽過這位純樸的非凡人才關於比較歷史學的演講，這篇演講引起過轟動，而這位歷史學大師的話，其精神與語言學大師安托萬·梅耶關於這個主題多次表達的看法和規則結合起來——從這位大師的那麼多催人奮進的富有教益的話中獲得滋養，他得出結論，一部法國鄉村史滿足不了它自身的需要；幾十年來歷史學家們翻來覆去鑽研了許多問題，卻從來都沒有找到答案，這些答案顯然要在法國以外去找，這一點至關重要，再難也要去找。為此布洛赫學會了一些語言，除了德語和英語，他還學了其他語言。其中有現代語言，也有古代語言：他學了一點俄語、弗朗德爾語、斯堪的納維亞語、相當艱深的古德語，以便能在鑽研特別有用的文獻時，不至於兩眼一抹黑；他還學了相當深奧的古撒克遜語，以便在遇到拉芒什海峽彼岸北歐社會的精深知識時，不至於難以理解。同時他還初步了解了有關農業生活的實際知識，農作物的輪作，開墾、耕耘和收穫的技術。他還發現了土地測定及估價和小塊土地平面圖這個廣闊領域，後來還成了法國在這個領域的研究者。
田野上的莊稼像色彩斑斕的地毯，鮮艷的色斑有著明顯的反差，可以讓一位叫凡·高的畫家高興。但是，對歷史學家來說，這裡存在一些問題，一些很重要的問題，也是極為有趣的問題。布洛赫功不可沒，發現了這些問題，同時毅然進入了他所發現的新世界。他作為現實探索者，作為生活評論者進入這個世界。這個地區為什麼有這些均勻鋪展的田地呢？另一地區為什麼有那些四四方方的大塊土地呢？為什麼這裡的耕地很規整，而遠處卻是無規則的？為什麼有些田地是封閉的，圍著茂密的樹籬，或者有大樹做屏障？為什麼有些田地沒有柵欄，有些田地不長莊稼，沒有樹籬，甚至沒有灌木叢，沒有樹？如果有一棵枝葉繁茂的大橡樹兀立在「白堊質平原」上，它就立即遠近聞名？聖馬丹或聖阿德里安的梨樹、椴樹或胡桃樹，就是這樣作為整個一個地區的標誌標在參謀部地圖上的。我們記住這些各種各樣的外貌，不感到驚訝。因為熟視無睹了。到處都應該再創造出令人驚奇的東西來。沒有豐富的令人驚奇的東西，人們就沒有好奇心，而好奇心正是科學研究的出發點。布洛赫注重這一點。而且這一路上他有多少發現啊！地理學可以解答他遇到的問題。封閉的、無遮蔽的田地：要解釋它們為什麼在這裡是這樣，在那裡是這樣，難道不要考慮土壤的性質、氣候條件、水源狀況，以及其他許多種「地理」因素嗎？德國不是力圖為它的教育充當這部文化巨著的批註者嗎？教育是鑰匙，是種族的最重要的鑰匙，是老梅茨恩信手使用的萬能鑰匙。關於封閉的、無遮蔽的田地的問題，農業技術沒有話要說嗎？這些形狀不同的田地是如何耕作的？靠什麼農具、什麼器具、什麼機械？這些農具、器具和機械的使用本身，沒有說明什麼問題嗎？
困難不是學會掌握所有這些各種各樣的探索方式：地理學的、人種學的、農業的、技術的方式。困難是不去建立一個出色的體系，但也不是以思想開放為藉口而沉溺於一種抽象的沒有魄力的折中主義中。困難是要做一個歷史學家；是首先面對現實，面對先入之見；是正視它們；是求助於文獻；是查考發掘出來的文獻；然後是查考寫成文字的文獻，同時決不忽視布洛赫所喜歡的那個定義：「歷史學是研究變化的科學。」我討厭抽象，更喜歡說：「歷史學是研究諸多變化的科學。」因此，田地被圈起來，或者是開放的，或許都不是神聖權利，都不是遠古神意的制度？往前推五個世紀、十個世紀、二十個世紀，人們也許會找到原始態，不起眼的靜候變化的原始態：如一個田地開放、沒有籬笆或壕溝的布列塔尼，像博斯或香擯那樣土地一望無際暴露無遺的布列塔尼？
所有這些研究成果，變成了馬克·布洛赫在奧斯陸「文明的比較研究學會」講授的一系列講座。我敢說，這個學會就是為他量身定製的。這些關於法國農業史的講座獲得了很大成功。布洛赫很快樂，不是因為他找到了他的路，而是因為他的努力獲得成功的回報。對這些成果進行複述、明確表達、加以強化，這就產生了《法國鄉村史的原始特徵》這本書，1931年同時在巴黎和奧斯陸出版。[327]布洛赫以這本書紀念埃米爾·貝什，他的一個因久病不愈而英年早逝的同屆同學。這是老傳統：我們這樣公開或是在心底把我們的一些作品獻給青年時期的那些同伴，他們是我們的知心朋友，曾在一起刻苦學習，有共同的夢想；他們是我們的年輕思想的助產士，而我們常常也是他們的思想的助產士……
這本書很快就成了經典，但絕不是以教科書的方式。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朱爾·西翁表明了此書給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他希望三十年後它會變得完全過時，不再有用。必須是歷史學家，才能理解這種願望所包含的讚美一本歷史著作的全部意思。這本書不打算以教科書方式賦予現實一種凝固的、超越時間的和靜止的景象；它不像冷卻後形成的一塊明膠，必然會一下子化成一攤水，對任何人都沒有營養。它是一本讓人去思考、去探求、去發現的書。它的每個經過審查和改寫的結論，都被該書所引起的進步本身修改。每個結論都被修改過，但首先是被作者本人修改。
因為，以為布洛赫會對自己的著作感到滿意，並且從此就花時間執拗地捍衛那些結論，那是錯看了他。布洛赫不是一個體系締造者，他是一個探求者。在他看來，《法國鄉村史的原始特徵》不是一個終點，更應該是一個起點。
確切地說，在1928年，他曾向我披露一項計劃。事情要從一戰結束後說起，那時我剛從軍隊復員，產生了創辦一份有關國際經濟史的重要雜誌的念頭。我考慮讓皮雷納來主編這個雜誌，因為他有過人的威望。我完全準備好為他安排雜誌的秘書長。我很深入地推行了我的計劃，皮雷納也對計劃十分感興趣。在布魯塞爾的國際史學大會上，我在包括威廉·阿什利爵士在內的一些資深學者面前，陳述了這些計劃。我們當時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在這件事情上，皮雷納認為要引起日內瓦的機構關注才好。結果計劃創辦的雜誌就陷入了日內瓦湖邊的泥潭。局面有點令人氣餒，中斷了我的計劃，打碎了我的夢想。一天清早，布洛赫提出要和我一起重新實施這些計劃，但是這次按照經驗，要以一種國家雜誌的形式，爭取廣泛的國際合作。我支持他的想法，向他保證，一旦雜誌辦起來，我會協助他把它維持下去，不過我是在幕後，作為合作者。可是命運不順。布洛赫在出版上遇到困難，請我幫忙，讓我直接去操持這些事情。於是我們齊心協力，成功地創辦了《經濟與社會史年鑑》。多虧了一位出版商馬克斯·勒克萊爾的遠見卓識，是阿爾貝·德芒戎把我們介紹給他的（這裡想到阿爾貝·德芒戎我就高興）。我表了態，不再有退縮的理由了。從那時起，我和布洛赫便滿懷熱情地擔任了《年鑑》的服務者和供稿者。編輯部設在斯特拉斯堡，我們一度都同意把它叫作《斯特拉斯堡年鑑》。然而，對布洛赫來說，在他的《法國鄉村史的原始特徵》出版後，正是我們的《年鑑》成了一種理想工具，對他這部偉大著作所提出的問題不斷重新審查、重新討論，堅持不懈地和有條不紊地加以深化。
《年鑑》進行了許多調查，包括對地籍、小塊土地平面圖、農業技術及其對人類歷史的各種影響的調查，這些調查讓不同的人感興趣，其中有地理學家，如剛才提到的朱爾·西翁，如懷著摯愛跟隨我們的阿爾貝·德芒戎，如阿爾博或米塞，如阿利克斯和迪翁；亨利·博利更不用提了，在斯特拉斯堡時，他是我們身邊唾手可得的支援，而且始終那麼努力，那麼踏實，好主意又那麼多。
這就是在斯特拉斯堡的美好的三十年。是積極、無私、苦幹和成果豐碩的三十年。這三十年聚集了多少做最佳工作所需的令人羨慕的條件啊！首先是深厚的友誼！不僅它們的真摯能讓人振作，而且它們的品質令人感動。我們親愛的夏爾·布隆代爾，就是在此時寫出了《集體心理學引論》這部傑作。這是我們時代的偉大著作之一，雖說這本小書內容和形式（一如既往的高雅）只屬於布隆代爾，出自布隆代爾，但其精神是屬於我們的。除了他之外（我們尤其要提到一些已經仙逝的人，但這份名單已經很長了），還有我們的一大批語言學家，有令人快樂的歐內斯特·萊維，有關古老的阿爾薩斯的習俗、風俗、民俗，還有它的家具，以及古玩商的小玩意兒的資料，從他那裡取之不竭。還有一大群日耳曼語族的專家，研究英國語言、文學和文化的學者和斯拉夫語學者。人們在中世紀文獻中遇到語文學上的困難，就讓歐內斯特·霍夫內爾來克服；遇到考古學的困難，就由佩德里澤來展示他的取之不盡的藏品寶庫；如果涉及禮拜儀式、神學、教義的來龍去脈，斯特拉斯堡神學院就能提供幫助；涉及教會法規問題？加布里埃爾·勒布拉就用其生動活潑的知識來解決。因為無論是布洛赫，還是我們這些人，都沒有局限於我們的學院——無論歷史學家群體的資源，尤其是生活和活動如何，在帕里塞去世後，布洛赫和我看到從安德烈·皮加尼奧爾和佩蘭，到喬治·勒費弗爾都加入了進來，我們多麼快樂啊。而且還有過客。許多年裡，無爭議的、最傑出的、最有能力的，是偉大的西爾萬·萊維，他結束了法蘭西公學院的課程後，不計報酬地在斯特拉斯堡度過幾個月。他當然是教印度學，而他做得更多也更好的，是講授有關法國的內容，講授法國始終擁有的高貴的、高雅的和人文的東西。皮雷納如果到斯特拉斯堡來，必定會跟我和布洛赫打招呼。他甚至還為我們的學生講授了一系列課程，他旁徵博引，讓學生們對他的思維能力佩服得五體投地。這些是舞台上的名角兒。布景嘛，就是令人讚嘆的斯特拉斯堡國家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它的寶庫就展現在我們眼前，觸手可及，是在法國開展研究必需的適用工具。如果我們中間有人能在身後留下一部作品，一定程度上就要歸功於斯特拉斯堡圖書館，歸功於這些曾經被他們利用的非常豐富的資源。
斯特拉斯堡人廣納外來人才，斯特拉斯堡人也被外地人接納。人們知道，布洛赫就是先在挪威教授過他的《法國鄉村史的原始特徵》，然後才整理出版的。同時，他在布魯塞爾、根特、馬德里、倫敦、劍橋有尊嚴地和積極地描述了法國，尤其在倫敦，在「倫敦經濟學校」的資深聽眾面前，他講授了有關他最感興趣的主題的傑出課程：《法國的領地與英國的采邑》。他聲名鵲起。所到之處人們都感覺到他的身上有力的、創新的和令人振奮的智慧。他的兩卷巨著《封建社會》在《人類演化史》叢書中接連出版，獲得了決定性的成功。各地的人們都知道，我們擁有了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一位偉大的歐洲歷史學家。這個詞名副其實，因為很明顯，締造了我們歷史的中世紀社會史，只能在歐洲範圍內進行研究。正是在中世紀，使羅馬喪失魅力的北歐民族成分與由於歐洲的衰落而解體的地中海成分的結合，導致了人文意義上的歐洲的誕生。對此布洛赫比誰都更清楚。而且，從1928年起，他就不贊成《歐洲社會比較史》了，他曾經那麼鮮明地支持它：他想必開始醞釀一種《歐洲文明框架內的法國史》，他不是只滿足於利用法國的文獻和資料來描述封建社會的演化過程。他知道邊界在這方面毫無意義；知道雖然法蘭西島領主權的主要特徵存在於萊茵河地區，但並不存在於朗格多克；知道雖然能使亞眠向根特或科隆靠攏，組成集團，但是人們不能把它和馬賽、佛羅倫薩或熱那亞扯到一塊；他知道，一個香檳村莊的土地制度，基本上就是一個撒克遜村莊的土地制度，而不是一個布列塔尼或朗格多克村莊的土地制度。它們相隔遠了。儘管從12世紀起，法國、德國和英國產生了三種根本不同的社會等級制度的概念，但這無疑很好地解釋了它們的命運所發生的許多事情。現在的命運和過去的命運都一樣。我們已經發現馬克·布洛赫是如何耐心而頑強地為自己配備一套絕好的科學工具的。掌握了這套工具的這位巨匠得心應手，並藉此創作了兩部留下我們的思想印記的偉大著作。
兩卷《封建社會》發表時，馬克·布洛赫就已經不是斯特拉斯堡人了。索邦大學的經濟史教授亨利·奧瑟退休了，讓馬克·布洛赫能夠在巴黎與那麼多漸漸集中到那裡的忠實朋友和同事相聚。他離開伊爾河畔時不是很高興，沒有那種急於離開的人的舉動。我完全相信，我們中的任何人，1920年那一批斯特拉斯堡人絕沒有這樣的感覺。他響應了一種責任的召喚，也許還考慮到了他的六個孩子，他認為移居這個偉大的巴黎有好處，代表了法國的巴黎擁有它的最光彩奪目的東西。
索邦大學等待他接手的工作是繁重的，他預先就已得知。幸好馬克·布洛赫所處的經濟史教授職位，有點處在邊緣狀態，因為經濟史在法國還沒有脫離「邊緣狀態」。雖然和同事相比，他的專業工作並不繁重，但是這位《法國鄉村史的原始特徵》的作者性格頑強，因此能一直筆耕不輟。
我不是說他不累。但是他的旺盛精力始終能克服這種勞累。他雖身在古老的索邦大學，但仍舊保持著年輕時的青春活力，還習慣於如饑似渴地向斯特拉斯堡大學的文學院索求學術資源。
布洛赫一到索邦大學，便忙著在一個狹小場所開辦備有一套參考書籍的經濟史研討會，也就是讓索邦大學利用斯特拉斯堡大學的學生用的珍貴的重要工具。他還密切關注法國高等研究的總體進展。他對它不滿意，有意見。教師招聘會考模式走了樣，竟為大學的全部研究活動定方向，這個嚴重問題令他擔憂，也令我擔憂。由我們兩人思考且由他撰稿的一篇重要文章，明確表達了我們的思想，被我們笑稱為「《年鑑》的意見」。
然而，在校外，戰爭的烏雲在積聚。布洛赫從不研究政治。我一直在想，一個真正的歷史學家怎樣才可以研究政治。但他骨子裡還是法國公民。從1936年開始，我們開始格外關注公共事件。對他和我來說，慕尼黑預示著命運的巨大災難。法國拋棄了她的王牌，斷送了她在中歐的物質與精神地位。法國以令人反感的冷漠，拋棄了一個我們最優秀的軍官曾經訓練過其年輕軍隊的國家；一個儘管困難重重，也要輕信他人許諾讓他們擁有幸福未來的國家；一個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從德國的東面阻止德國無休止地侵略、綁架和征服的國家。布洛赫和我一樣，不接受這種拋棄行為。這種拋棄必然導致失敗，作為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他不會對它的效用抱有幻想。我們的態度是鮮明的，可是，面對那麼多糾結在一起的勢力，除了從精神上保全面子，又能怎麼辦？
戰爭爆發了，布洛赫更不猶豫了。他出生於1886年7月6日，到1939年7月6日他53歲。他有六個孩子，都還沒有成年。在1914年至1919年戰爭期間，他被提拔為上尉，那時他20多歲。從那時起，他沒有申請任何新的軍銜，在戰場上獲得這些軍銜之後二十多年，他一直佩戴他的步兵軍官的不起眼的三道槓。他笑著對我說，他是「法國軍隊最老的上尉」。我回答他，如果再早一點，我不受年齡限制，可能會跟他爭奪這個稱號的，而且出於同樣的原因。按照規定他可以解除他的軍人義務，繼續擔任他在索邦大學的教席。但是，這位聞名整個歐洲學界的學者，這位無可爭議的大師，有那麼話要說，有那麼多東西要寫，是一個具有那麼豐富的智力和精神的活寶庫。他卻還是再次穿上戎裝，再次成為布洛赫上尉。
軍隊的人幾乎都不知道怎麼發揮他的長處。戰爭時期，法國除了化學家，不管怎麼說都不需要歷史學家。這位傑出的大師，在國外比在國內還有名，在英國比在其他地方更有名，因此，一個叫馬克·布洛赫的人就順理成章地被某個跟英國軍隊進行聯絡的高級部門聘用。布洛赫個人也願意，因為他覺得這樣能為祖國效力。人們聘用他在斯特拉斯堡當地一個不重要的行政部門幹些抄抄寫寫的活。1939年初，這個部門撤到莫爾塞姆，後來又撤到薩爾韋納。我在寫這些時，面前就有他寫給我的信，字裡行間充滿著要儘可能報效祖國的想法。10月8日的信是這樣寫的：
我的工作幾乎不值一提，而且肯定有許多別的工作更能讓我發揮作用……我甚至不提從經濟觀點來看要做的所有工作，而且我能猜到，我在牛津、劍橋、倫敦的所有同行，此時都在擔任這種工作。我們在這裡，幾乎不想做任何事情來反對商界人士的嚴重偏見……此外，我一點也不依戀巴黎，因為它好像對我的抱負置若罔聞，這讓我感到不快。但是，當我想到一個慣於運用證據的人可以在第二局做出的所有貢獻，想到一個頭腦大致還明智的人就是在第一局也可以做出的所有貢獻，最後想到某個熟諳英國事務的人在一些必要的和可能困難的聯絡事務上可以做出的所有貢獻——我對我所做的事情失去了耐性……我完全可以勝任參謀部的一種重要工作嘛，而且如果我出點力還能做得更好。
他還請我儘可能幫他，因為「應該做到人盡其用」，他提醒我他的軍人地位、他的軍銜（他不帶明顯譏諷地說，1920年以後他還獲得過國土勳章呢）、「正規的」戰時兵役、四次嘉獎、一次負傷、一次榮譽軍團勳章。
1939年10月15日，他換了個環境，是北方的一個重鎮，在種植甜菜和放牧的平原上。一望無際的藍天上飄浮著美麗的雲彩。某地駐紮了一個司令部。布洛赫先是被第二局任用，後來突然調到第四局，這是一個關鍵部門，向軍隊供應汽油。活兒相當繁重，而且到時必定負有一些沉重的責任。布洛赫的不起眼的三道槓本來可以讓他在第二局合理地「隨處展示最可憐的個性」，可是「人們儘管知道要正確用人，卻採取了一個特別糟糕的方法」，使他成了部隊的「儲備物資、酒桶和油罐車的大老闆」。他也沒有表示不快，儘管熱情不高，但有一種意識：「至少他是有用的，能做一些事情。」但他照樣表露出「空虛、荒謬、近乎沮喪（未必盡然）的感受，天啊，一個人到了斯特拉斯堡，有點像我們那麼多次上前線時的感覺，可是七個多月來只是抄抄寫寫，而且還是一直躲在克萊蒙費朗或巴約訥的一個辦公室里」。
起床號突然響起，驚心動魄。1940年7月4日，馬克·布洛赫從敦刻爾克撤到英國，又從英國撤到布列塔尼，僥倖避免了被俘，開著他僥倖保存下來的汽車到蓋雷，找到了在「奇怪的戰爭」期間住在這個安寧的、靠近他在富熱爾鄉下的宅子的小城的布洛赫夫人和孩子。局勢急轉直下。簽了停戰協定的卑鄙之徒搖身一變，成了德國主子的種族主義迫害政策的執行者。布洛赫是他們暫時打著一種偽善的幌子同意留下來的幾位大學教授之一，但是不讓待在巴黎。他先被遣送到克萊蒙費朗（他在那裡加入了撤到奧弗涅的斯特拉斯堡大學），一年後又被遣送到蒙彼利埃，他覺得那裡的氣候可能適合他的妻子，她很疲乏，而且剛剛患過一場嚴重的胸膜炎病。但是在蒙彼利埃，家庭沒有完全重新聚在一起。在西班牙被關了幾個月後，布洛赫的幾個大孩子立即越過庇里牛斯邊境，加入了解放武裝力量。他本人不必在蒙彼利埃滯留。此時德國人已經在巴黎掠奪了他的藏書豐富的書齋，一本書都沒有留下。不久前，他們以同樣的方式盜竊了亨利·奧瑟的書齋，把它搬到萊茵河彼岸。當這些德國人跨過邊界，占領了法國全境時，馬克·布洛赫聽從地方當局的建議，立即離開了蒙彼利埃。一段時間之後，維希政權解除了他的職務，因為他「臨陣脫逃，擅離職守」。如果人們想到，這種話竟是從同一個「敵人」的口中說出來，就覺得既可笑又無恥。
此時，布洛赫本來只需躲藏起來，挨過幾個月，和妻子及最年幼的孩子一起，等候預料中的最後災難來臨。但他一如既往，選擇了行動。他投身於抵抗運動。他的活動中心就是他的出生地里昂。而且他的名字不再是馬克·布洛赫，他同時有兩個假身份，一是「莫里斯·布朗夏爾」，一是「自由射手運動」委派到里昂抵抗統一運動地區指導委員會的代表「納博訥」。儘管他年紀已大，健康狀況也並非一直很好，他還是放棄了有規律的生活習慣，義無反顧地去冒著一切危險從事地下活動。
在那些極端動盪的歲月里，我見過他幾次，每次都是從里昂趕往巴黎，參加他的組織召開的會議。突然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他的電話：「是的，是我！……明天到您那兒吃晚飯，行嗎？」他悄悄地在離拉雪茲神父公墓旁邊的拉丁區很遠的地方下車。他對索邦大學和高等師範學校周圍的情況很不放心，我家是這些地點中他通知並造訪的唯一去處。有時他要求我邀上一兩個朋友，如保羅·埃塔爾和喬治·勒費弗爾。我總是發現，他還是那樣敏銳、樂觀、積極；還是對解放以後的未來十分操心，尤其是對必要的改革十分操心，不對，是對必要的教育革命十分操心。在最後幾次造訪時，有一次他遞給我一份出色的教育的全面改革計劃，以下面這段話開頭：
我們的失敗基本上是智力和性格的失敗。指出這一點，也就意味著，解放以後，重建我們的教育制度，是我們所面臨的，最迫在眉睫的任務之一。一個新生的法國需要一代按照新方法培養出來的年輕人；沒有這樣的年輕一代，就難免在以後重犯昨天的錯誤。
他由此得出「關於進行一場教育革命的說明」，在《政治雜誌》第三分冊上刊載，《政治雜誌》是地下出版物，有人曾建議布洛赫擔任主編（他沒有答應）。我從中看到下面這段話：
我們的垮台首先是領導者的垮台，而且，為什麼我們的人民中大部分人沒有勇氣承認，它既是智力的失敗，又是性格的失敗。就是說，在其深層原因中，我們的社會向青年提供的教育有欠缺是第一位的原因。
我把布洛赫的這些計劃提交給了主宰教育改革委員會命運的保羅·朗之萬。我希望在我們大家都期待的「革命」中，他能將這些計劃中的許多主意付諸實施。[328]
布洛赫對他可能遭遇的危險並不心存幻想，有天晚上我更理解到這一點。那天晚上，經過長時間的交談後他正要離開，而我傻傻地（但是在那種情況下，誰不會這樣犯傻呢！）對他說：「您要當心才是，以後我們會非常需要您的。」我聽到他回答說：「是啊，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麼，如果是……死亡？不僅僅是死亡，而且是一種可怕的死亡，是的。可是那又怎麼樣？」……然後他便消失在樓道的黑暗中。
1944年一個陰沉的春日，災難降臨里昂。經過長達數月的搜查，蓋世太保最終還是抓住了統一運動里昂指導委員會的部分成員。
布洛赫被捕了，被關進蒙呂克城堡陰森恐怖的牢房，受到野蠻人的拷打和折磨。有人曾在蓋世太保的巢穴見到他血流滿面。人們知道他受過冰水浴酷刑。因為在受過這種可惡的酷刑後，布洛赫感染上支氣管炎和肺炎，他想必被送到診所，況且得到很好的治療，並且痊癒了。但他之後又被送回牢房。他等待，他知道，他可能而且不得不面臨最壞的結局，但是他的精神仍然極好。他跟被俘的同志談到法國，談到她的歷史，談到她的未來，除了這些他什麼也不會對這些樸實的人說。同志們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但是他們最終還是猜到他們的這位久經考驗、滿懷希望的獄友是索邦大學的一位教授。當時盟軍在諾曼底登陸了，里昂的德國人急著撤退。他們按照他們的方法來清空監獄。於是有一天晚上，有人看到，在離這個大城市二三十公里遠的鄉野，停下一輛汽車，車上下來一些囚犯，他們有的被德國人親手槍殺，有的被德國人的走狗槍殺。之後這些人又仔細焚燒了有關這些囚犯的文件，以及他們的身份標誌。市長接到通知，叫人來掩埋這些屍體。然後這些人又趕往另一些殺戮場所。
1944年6月16日，二十七位法國人，二十七位愛國者，從蒙呂克監獄被帶出來，押到一塊田野上，這地點叫作勒魯西爾，在從特雷武到聖迪迪耶德福爾芒的路上，在里昂以北約二十五公里的地方。其中有一位長者，頭髮已經灰白，眼光犀利。喬治·阿爾特芒在《政治雜誌》中一篇動人的文章中寫道：在他身旁，一個16歲的孩子渾身顫抖：「會很疼……」但是布洛赫深情地抓住他的手臂，對他說：「不，孩子，一點都不疼」，然後他第一個倒下，犧牲前高喊著：「法國萬歲！」
歐洲最偉大的智者之一，就這樣被德國人的子彈消滅了。對他來說，這個歐洲不是一個標籤，而是一個活生生的現實。一位非常偉大的法國人就這樣死去了。無論現在和將來，我們都不應該讓他的鮮血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