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而戰 · 7.兩位地理學家朋友

朱爾·西翁、阿爾貝·德芒戎[315] 朱爾·西翁（1878—1940）去世了。西翁，我四十年的朋友，在不安於現狀的批判精神和為知識界進行的鬥爭方面，他是我忠實的夥伴，是我認識的最優秀、最憑直覺行事的兩三位人才之一。阿爾貝·德芒戎（1872—1940）也去世了。他也是相處了幾乎一樣久的朋友，不過我對他更敬重一些，不只是因為他長我6歲。他一直把我們的《年鑑》放在心上，還為1940年7月號寫了書評。等到書評發表時，作者卻離開了我們。 只用三言兩語來回憶西翁和德芒戎兩人的為人處世，這不是履行一種虔誠的友情道義的方式。我們是要說明某些精神態度的特徵，正是這些特徵使我們的《年鑑》成為它想成為的東西，它一直努力要成為的東西。 一 朱爾·西翁的一生波瀾不驚，因為他始終注意讓他的生涯避免變故。這個法國北方人在一個陽光充沛的地區，在蒙彼利埃，謀到了一個他中意的教授地理學的職位，他從來沒有試過去換一個巴黎的教授職位。人們完全能夠料想到，不會有什麼人要圖謀他的職位；我們別要求誰有超乎常人的美德。1899年到1922年，他在高等師範學校的時候，我們作為他的同學，就認為他是十分出色的「地理學家」；之後他再也沒有其他外號；但是他是一類十分少見的地理學家：極其敏銳，極有學問，特別注意與競爭夥伴進行思想交流，本能地逃避一種封閉的環境。因為在那種環境中，那些「牧羊人」的指揮只能馴養出無創造力的牲畜。但是人們不應該把他當成一個「半地理學家」，懷疑他的方法，又有點為他的學科擔心。 32年前（1909），我已經在《歷史綜合評論》的一篇書評中指出過這一點，當時這本雜誌剛剛在業內有了一些聲望。儘管《東諾曼底的農民》這本出色的論著非常吸引歷史學家，儘管它鮮明地揭示了歷史學科與地理學科之間必然的相互關聯性，但它完全是一本地理學著作。這不僅是因為，西翁在開頭連續兩章中，以一種非常敏銳的地理學意識，考察了自然環境的狀況；更是因為，他顯然十分熟練地處理了所遇到的技術和工農業生產、人口學或統計學、財產或經營制度方面的所有問題，「他不是作為研究工業或農業、人口或產業的歷史學家，而是作為地理學家寫出問題的已知條件，並且嘗試解決這些問題」。 這是在1909年。但是在1932年，朱爾·西翁自己揭露了一個屢犯天真錯誤的人所犯的錯誤，此人是《地中海地區地理》的作者艾倫·丘吉爾·森普爾小姐（這是時隔二十年，她重犯了另一本書《地理環境的影響》上的錯誤，但這次的錯誤更加嚴重，那本書曾惹得我本人在《土地與人類演化史》一書中發火）。他出於樸素的好心為錯誤辯解，他寫道： 地理學家不必涉及那麼豐富的令人生畏的歷史問題。只是因為他受過的教育和歷史學家不一樣，而且好奇心也不同，有時他可能希望從一些新的角度指出問題，通過強調至今仍被忽視的一些自然因素來重新提出問題，並且提出一些難題，即使他無法解決它們。他的錯誤可能蘊含許多道理。但是，只要……他會歷史學家的技能……他就應該同時作為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來思考。 他還批評了我曾常常堅持的一個論點：「如何要求他從此不僅要掌握，而且親自從事關於冰川或多旋迴地表形態，關於氣象學以及人們所稱的植物社會學的研究？這裡不存在自然地理學和與歷史有關的地理學這兩門思想上和方法上都不同的學科嗎？」人們發現，從這個剛剛完成「成名大作」的年輕人，到擁有充分經驗的大師，其觀點和理念沒有任何不同。他們的思想保持完全一致。 逐年追蹤朱爾·西翁的科學作品不是我們的意圖。除了提到的論文（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我們看來，這篇論文越來越像是兩三部產生了法國地理學派真正獨創的地理學的專著之一），我們提醒大家，儘管他有點不情願，但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對「瓦爾河上游」的自然地理學研究成果；要不是能讓他跟我們法國的一個最多彩、最原始的地區愉快接觸，他一定會極度厭煩的。關於那裡的森林荒蕪的一章，他突然顯露出了喜悅之情，好像終於回到最適合於他的研究了。這之後便是一個轉折。當維達爾·白蘭士構思他的《世界地理》的計劃時，他想必找到了一個能勝任的人，可以承擔其中的兩卷，不至於被這個非常沉重的擔子壓垮。按照計劃，這兩卷用來闡述「季風的亞洲」的一些大國和地區：印度、中南半島、中國、日本，他這個識人行家（這種行家常常讓人發現自己的長處）沒有猶豫。這位大師認為，這些地區歷史淵源那麼深遠，那麼充滿人類活力，它們產生的文明其規模和影響可以與我們的文明相媲美。要理解它們，並且讓別人理解它們，我們需要一個思想開闊、直覺力非常強的人。因為時間緊迫，他個人還無須花多少時間去進行收效甚微的實地勘察，就能提供足夠清晰的看法，讓專家們心悅誠服。維達爾這位大師就選擇了這個身體柔弱卻才思敏捷的朱爾·西翁。事實證明，大師的直覺無懈可擊。 我曾經讚賞這種被迫跳出區域性專著的迷人圈子的行為。我承認，後來看到西翁聽信他人慫恿，在《世界地理》中撰寫了專論義大利和希臘的研究成果[316]，我不太滿意。並不是因為這些成果不如以往的成果優秀，而是我更喜歡這樣的人能自由研究地中海世界，而且尤其要自由自在地論述，不要受到一般的限制。我也更喜歡他能在一部更具個性的著作中表現出色，說不定還能獻給我們一部獨創的作品，一半「論述人類地理學」，一半「論述地理學方法」。這樣的作品只有他能夠寫成，而且無疑會是一部傑作。 這部傑作沒能問世並非是由我決定的。大概在1910年，當亨利·貝爾醞釀《人類演化史》的寫作計劃時，要我找可以擔綱撰寫他最珍視的最初幾本著作之一的人（這本書最初應該是《土地與歷史》，後來只寫成了《土地與人類演化史》）。我毫不猶豫地說，這活兒非朱爾·西翁莫屬。可是朱爾·西翁拒絕了，因為他剛剛接受了《世界地理》中關於遠東的兩卷的寫作任務。情況變化出乎意料，他再三要求我替他承擔如此繁重的任務。為了說服我，他甚至向維達爾·白蘭士求助……以至於有段時間，大師和他的弟子都認為我不是「歷史學家」，而是「地理學家」；這兩位都不是那種在學科之間豎起藩籬的人。 西翁的著作，除了他的論文和為《世界地理》撰寫的文章，最終只在阿爾芒·科蘭出版社叢書中留下一本出色的小書《地中海的法國》（1934）。但是，要是只把這唯一的一本關於地中海研究的著作當作朱爾·西翁的成就，那我們就大錯特錯了。散見於各種雜誌上的許多文章，除了我們的《年鑑》，還有《地理學年鑑》、《綜合評論》、《科學》、《社會學年鑑》、《阿爾卑斯地理學雜誌》，以及朗格多克地理學會的《公報》等等。顯示出他在各方面都無拘無束的求知慾，還顯示出一種思想的活力，這種思想不必從自身尋找，而是尋找他人的思想來使它在自己身上產生，並且使它提供它所能給予的一切。馬克·布洛赫的那本內容豐富的著作，就在西翁的沉思的頭腦中產生了一整套想法和計劃，他在《歷史綜合評論》上發表的書評在結尾處表示希望看到這部傑作的「某些部分很快就會過時，因為他指出，這個艱難的課題含有大量人文方面的極為有趣的東西，這些東西將會引起一場熱烈的研究」。[317]勒費弗爾·戴斯諾埃特關於「套車術」（attelage）的奇特著作是如此；羅歇·迪翁的啟發性論文《法國鄉村格局的形成》也是如此。在這些富有成果的著作所引發的爭論中，西翁一如既往地牢固確立了他的地位，展示了他的能力和獨創性。他也因此和我們及《年鑑》的關係越來越密切。[318] 最近幾年，他還以另一種方式跟我有著密切聯繫。他興致勃勃地同意主編一卷《法國百科全書》，這一卷需要論述衣、食、住等方面。似乎諸多情況湊起來妨礙了這一卷的撰寫，寫作超過一半還需要推倒重來，改寫了四五次；倒不是因為由西翁主編的這三個部分老要修改，而是迫於各種需要才這麼做。先是必須增加關於體育運動的內容，後來又增加了關於如何利用閒暇時間的內容，而這種內容有的甚至還沒有等到書出版就過時了。而讀者也沒有來得及向朱爾·西翁表示敬意，而他的細膩文筆，他的準確概念，他的精到方法和他對生活的透徹的見解，都無愧於這種敬意。 他人品高尚。他屬於那樣一種人，當他離開你時，你一想到他就會感到絕望：「他走了……可是我還有許許多多事情沒跟他談呢……」他離開了他喜歡的人，悄悄地，不引人注目地，以他自己的方式。在1940年這個殘酷的夏季的一天晚上，他累了，躺下了，第二天早晨再也沒有醒來。他那顆那麼脆弱的心臟，承擔了太多的憂慮和悲傷，終於被壓垮了。 二 德芒戎也在1940年的大動盪中悄然離去。在他去世後的幾個星期，他的一些老朋友因為還沉浸在悲痛之中不能自拔，不知道已經蒙受了一種重大損失。要是在其他時期，這種損失也許要推遲一些年才會到來…… 想到德芒戎，我很自然地回想起1905年那場論文答辯，它讓當時還年輕的我們聚集到一位兄長周圍，他似乎就在那一天扛起了我們的旗幟。 在那個時代，已經有一個法國地理學派存在了。一些年來，隨著魄力增長，維達爾·白蘭士在高等師範學校就像是一位創始人，也是一位大師，又是一位領軍人物。人們已經發表了一些地理學論文，但是直到多年來有人提議讓一些「已經出師的」年輕人參與研究和競賽，這才有傑作問世。這部傑作就是在紮實、穩健和理解力上都達到完美的著作[319]，一本一下子就被當作典範的著作。然而，正因為它的完美，德芒戎也許應該對在他之後法國地理學家所表現出的對區域性專著有點固執的偏愛負責。這篇論著是他懷著熱愛精心撰寫的，很小的細節都寫得非常精緻。這本書從頭到尾內容充實，合乎邏輯，是一部優秀的法語著作。風格獨具匠心：樸實、明白、簡潔、紮實。著作中採用了大量慣用語，由於確切和直率，都能切中實質。他在進行論文答辯時也大量採用這些慣用語。這種答辯是工作的聚會，但也是友誼的聚會，這是因為這個人能幹、紮實、健壯，他的身體構造讓人想起原始的孚日山脈，散發出一種魅力。那雙明亮而坦誠的眼睛吸引著你，眼光那麼率真，顯露出他心中的一切。一旦他接納你，就不再放棄。你可以和他爭執，他從來不會因此埋怨你，這是一種難得的寬厚。而當他嚴厲時，也是一種合理的、有益的和必需的嚴厲，德芒戎從不陰險惡毒，從不背信棄義。 這裡不是逐一檢閱他的成就的合適場合。人們知道這個成就的構成。除了關於庇卡底的那篇論文，還有《世界地理》中的巨作，如《不列顛島》和《荷蘭》（1927），在此期間還有論經濟的《經濟與人文法國》。還有綜合論著《大英帝國》（1923）和論文《歐洲的衰落》（1920）。還有大量有關他想涉足研究的最後的外省地區的「鄉村居住環境」的資料：有文章、論文、調查表，甚至會議報告。[320]更近的，內容也幾乎同樣豐富的，還有關於「移民」的資料。[321]幾乎到處都有他發表的文章，還有一些十分認真的、深入的、審慎的書評。我還沒提到他的口述的成就，即這位模範的、活躍的、卓越的教授的課程。一種沉甸甸的成就。這是一種繁重勞動的成果，這種繁重勞動常常讓我們為他的身體擔心。 我們不要沉迷在他的豐富成就中，在此我只談談《年鑑》的這位朋友及撰稿人阿爾貝·德芒戎。他是《年鑑》最早的朋友，這點可能很少有人提起。他做的完全是另外一碼事。的確，對我們過問最多的正是他。當《年鑑》還只是一項計劃時，正是他利用他從阿爾芒·科蘭出版社的創始人馬克斯·勒克萊爾那裡獲得的全部威信幫它出版。雜誌創辦後，阿爾貝·德芒戎也沒有放手不管。他是最佳撰稿人，儘管有那麼多工作吸引他去做，而且他理應專心為《地理學年鑑》工作。 這是因為他和我們之間沒有隔閡。我的一位同行剛讀了《大英帝國》，非常興奮地發出感嘆：「多好的歷史學家的著作啊！」這種情感表達合理，但不確切。確實，這本書在方法和學識方面都是非凡的優秀作品，同時以地理學和歷史學這兩門密切相關的學科為基礎。對自然環境有深入的第一手認識，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條件全面理解。德芒戎的地理學著作就穩固地建立在這兩個基礎上。關於自然環境，他擁有個人的和直接的科學認識，由於其中含有一些始終是公認的不確定和未知的東西，因而激起了一些願望和一種無限的熱情。他對一些人類社會懷有強烈的興趣和好奇。他不用宿命的巨大陰影來覆蓋它們，使它們模糊難辨。此外他堅持認為地理學最深刻的問題，正是這門學科產生於最富於各種表現的地區，各領域都最先進的地區，而不是產生於簡單的人群中，也不是產生於還接近動物性的人類中。由此歷史學就被引進來了，德芒戎一點不排斥它。相反，1905年，他就曾大膽地將一篇小論文命名為：《國家檔案中的法國地理學原始資料》，並把文章題獻給他的老朋友皮埃爾·卡隆，此人在復興優秀歷史學科方面立下過汗馬功勞。而正是德芒戎的整個成就證明，具有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的雙重學識能帶來好處。因為他明白，對地質學家來說，要了解地表的現象，首先要了解深層的現象。但是對詮釋人類社會的人——地理學家只是其中之一——來說，要了解社會的現實面貌，首先要了解其發展進程的前期階段。[322] 德芒戎對於這一切始終有著很清晰的意識。而且正是這種意識使他的整個成就從內部充滿生命力。他擅長在其著作的開頭，或者在章節的開頭，以一種令人讚嘆的流暢文筆撰寫歷史概要，而這些概要用幾頁的篇幅，為讀者提供了可靠的、精煉的、明晰的內容，是從許多本經過精讀和仔細分析的著作中摘得的。我們來打開原始形式的巨著《萊茵河》[323]吧，就是阿爾薩斯銀行總公司在其第一個50周年之際（1881—1931）發表的那本，我和德芒戎碰巧在這本書里進行了合作。沒有什麼比他的著作的前10頁更能讓人理解這位地理學家的各種天分了。首先（第161—165頁）是一番引人入勝的描述，就像在俯瞰萊茵河谷，或者更確切地說，如他所說，給人準確、清晰並且多彩的印象。在這兒，把這些土地上幸福景象深深印入讀者頭腦中的，不是展現最美景色的圖片，而是德芒戎的文字。他的樸實的評語，以一種對人類的和平勞作以及他們的偉大成就的讚歌結束： 河兩岸用石塊或者用柴籠構築、固定，它的頂部露出水面；巨大的白色數字標記為船夫們指示水路的里程；大腹便便的低矮的平底駁船連成串，由拖輪牽引著在水上航行……這令人聯想到水中城市的林蔭大道，交通井然有序；一些沉重的木製駁船，這種古老運輸模式的最後見證者，把其笨拙而緩慢的形式引入繁忙的內河運輸業……船舶種類繁多，令人稱奇，從牽引運輸煤炭和礦石的船隊的強大的螺旋槳汽船，到運輸小商品的簡陋的荷蘭帆船，應有盡有……有時，一個黑影會突然兀立在平靜的水面上：這是一艘正在溯流而上的海輪，把遙遠的海外景色帶進了大陸景色之中。一些海鷗順著海風，一直飛到大河上來謀食，使這種夢幻般的景象美不勝收。 這是地理學家的描述。而翻過這一頁，筆調就變了。 在萊茵河的歷史上，人們必須劃出幾個重要時期，同時按照沿河運輸的性質和對它可能產生的聯繫的研究來區分。萊茵河谷先是一條橫貫大陸的道路……然後變成基本上是區域性的道路……但是從19世紀中葉起，萊茵河水運開始了一個新階段：它可以說變成了一條國際大通道。 萊茵河的完整歷史被分類、分級、明晰化。德芒戎重述了他的三個分期，而歷史學將他的成就貢獻給地理學，對它進行說明，使其具有活力。十分自然，一氣呵成。這些出色的成就出自德芒戎的筆下，就像是它們自己產生的一樣，這是因為他事先付出了努力。這些成就是對一種長期而艱巨的人文科學和歷史學修養的回報，它們是無可替代的。 此外，應該在這裡——我的意思是說，在他的實實在在的成就中，尋求他的威信的奧秘。德芒戎幾乎算不上理論家。或者不如說，他在論及方法時，始終似乎僅僅是從他的實踐中得出有點與本職無關的行動規則。他性格剛強，是通過實幹成才的樂觀主義者，他不為方法發愁。一場爭論結束時，人們似乎總是看到他拿起筆，聽到他說：「這很簡單！」確實，在他的筆下，一切都變得非常容易理解。他的思想的明晰似乎替他掩飾了困難——但無論如何也撥開了迷霧。朱爾·西翁在試圖說明地理學如何與移民史接合時承認[324]：「可惜地理學幾乎還沒有為這種歷史產生有用的成果。不如說它產生了一連串好奇心，產生了有助於滿足這些好奇心的相關科學的知識，以及它以為瞥見到的隱約的微光……」他心裡忐忑不安，說話愛用條件式，總能意識到事物的相對性…… 阿爾貝·德芒戎沒有這種態度。他不理解這種審慎，不理解這種自願畫地為牢的行為。他屬於那種用全身心投入的偉大事業的生命力掩蓋了這些事業的短處的人。 他還屬於那種為了行動需要堅定信心的人。 阿爾貝·德芒戎、朱爾·西翁，兩人都是在非常困難的時候起步的。當人們已經很喜歡他們時，人們更會說：他們真幸運！但是兩人都不會體會到這種友善的尊崇。兩人體格和性格如此不同，一位身體單薄孱弱，靠精神的力量支撐著；一位身材健碩，看上去還會活一些年。兩人都是那种放不下工具，（像我們大家一樣）一生都以滿腔熱情和旺盛的精力工作的人，在困難面前，在致命的危險面前，在迫在眉睫的災難面前，只有一種共同的反應，即《巨人傳》中的約翰修士的反應：捲起袖子，竭盡所能拯救遇險的船隻。他們的離世更令人難過。而僅就我們在此處談到的研究而言，他們的逝世也實在令人惋惜，因為就在此時出台了一些措施，這些措施可能是輕率的，會對他們的事業不利，他們兩人都將自己的名字都跟這項事業聯繫在一起，而且為這項事業貢獻了他們的一生。 我們剛剛得知，歷史學和地理學這兩門學科必須分離。這在教學上無可非議。可是人們很清楚，在法國，學科常常是被教學左右的。這些簡單措施還沒有開始實施，我們不應採取這些可以預知惡果的措施。人們難道看不到人文地理學要是落到沒有歷史學識的人手裡會變得很糟糕嗎？前不久西翁就嚴厲指責一些地理學家，「在嘗試對鄉村的過去進行探索時放不開手腳」，左右為難，擔心會「偏向歷史學」。如果我們不依照一種合作精神和科學求知慾的開闊思想來進行必要的規劃，將來情況會是什麼樣子？明確地說，這樣的工作多麼需要朱爾·西翁和阿爾貝·德芒戎你們這些親愛的朋友啊！你們這些意志堅定的智者是我們這代人的輝煌的智力成就，是人文地理學的巨匠。 若有必要，我們會努力挽救你們的工作中的一切有益的東西，傳給一些人，讓他們無拘無束地沿著維達爾、西翁、德芒戎這幾位巨擘的足跡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