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而戰 · 6.一位心理學家

費弗爾 《為歷史而戰》
夏爾·布隆代爾[314] 1899年,我在高等師範學校的走廊上遇見他,頭次見面就覺得他很有魅力,語言詼諧,好嘲弄人。1939年那個陰沉的早晨,就在他該做手術的那天的前一天,我再次看到他,緊緊握住他的手。他神情嚴肅,略帶微笑,顯得那麼平靜,以至於我們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力圖靠巧妙偽裝的從容,來忽視令他擔憂的疾病,或讓人們放心。因此這兩次見面場景之間的差別,不過是相隔三十年拍攝的兩幅照片的正常差別:那一張,是兩眼炯炯有神的青年,膚色黝黑,笑容滿面;而這一張,臉上布滿皺紋,顯露出滄桑,笑容里已經沒有了幻想,但也沒有悲傷。但在布隆代爾的完整一生中,他身上值得注意的東西,是豐富多彩的、自由的、表面的和合乎規則的活動,與表現頑強的方式以及所有東西在任何時候所依賴的基石之間的對比。什麼樣的基石呢? 布隆代爾所珍視的東西,可能是在他的遺體火化時,我們最後一次知道的東西。有人向我們朗讀了幾行文字,是布隆代爾在直面他的命運時寫的,他的字跡清秀優美,總是給那些收到過他的信的人帶來極大的愉悅。這個晚上,在焚化爐前沒有靈魂的環境下聚在一起的人中,誰都永遠忘不了這些文字的獨特風格。他的精神完全自由,徹底擺脫講求實際的信仰,卓越地證明了胡格諾派的教育,證明了地道的法國道德傳統,他從他母親那裡接受了這種傳統的無可比擬的天稟。他的精神仿佛一座寶庫,我們還需要說到美德嗎?他可能已經唾棄這個偽善的詞了;我們說的是從祖先那裡繼承的生存的力量和方式:痛恨各種謊言;討厭不加分析就向成見低頭;從來不用言詞表達一種決心,即在公共或私人方面遇到嚴重危機時,寧可忍受一切,也不會違背內心的不妥協的戒律。 在這塊底布上,再繡上一種閃光的想像力、一種對人和思想的難以滿足的好奇心,這就是大膽而謹慎的布隆代爾,他樂於大膽創新,但又恪守應該遵守的老傳統。他有衝勁,卻無絲毫狂熱;有信念,卻一點不偏執;有原則,但對任何成見深惡痛絕,那些成見根本別指望能形成教條。他就懷著這種虔誠,他的所有朋友都曾受益的虔誠,為在他的好朋友勒塞納的文稿中發現的一本哲學遺作集作序。勒塞納是一位外科學泰斗,知識像文藝復興時期的人那樣全面,他在醫治一個病人時不幸染上傷寒,竟在52歲被死神奪去生命。布隆代爾寫道:「他愛生命,而且以出色的方式愛它。他對它的鐘愛不是一種遲緩而沉靜的愛,而是一種慷慨而活躍的熱愛。他感謝生命讓我們感覺到的全部的美,感謝它為我們的活動開闢的全部領域,感謝它向我們的思想提出的全部問題。」布隆代爾也享受到這些快樂。他在生命的餐桌上,像在他朋友的餐桌上一樣,胃口好得讓人高興。而像恣意自我表現得到的快樂,並不屬於他向來瞧不起的那些快樂。有人往往會覺得他20歲時開的玩笑、他好捉弄人的習慣有些過分,有種冷酷的餘味。在最優秀的人身上,嚴酷只是一種極致的道德要求,是一種對卑鄙或庸俗的無情的反抗。 朋友……我已多次寫到這個詞。在布隆代爾的一生中,何處沒有友誼?這是他的酷愛,是他最關心的事。 我們20來歲時的不妥協精神有點倔強,往往會對他的某些交往或同情感到驚訝。他所交往和同情的這些對象,是一些與眾不同的人、一些不合常規的人,其情感整體上往往和他有極大差異,我們都很難理解他為何能接納他們。可是,正是這種差異把他和他們的距離拉近了。我們不要認為他會把他們當作可以為他帶來一些智力上的樂趣的研究對象,在遠處觀察他們。在布隆代爾身上,求知慾常常蓋過一種人的仁慈天賦。他會整晚坐在一位正在生病或者養病的朋友床前,手裡捧著一本書,理直氣壯地跟朋友爭辯:「不,你很清楚,這不是浪費我的時間……」他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表現出獻身精神,在時間、自由、金錢或既得利益上做出了巨大犧牲;更可貴的是,他是好心好意自發作出犧牲的,這種自發性讓人從心裏面感到溫暖。我們要注意別在這方面說得過多。我是在他親切的目光注視下寫下這些的。我知道,無論誰無意中發現了他那驚人的寬厚情感中的某個秘密,然後向公眾披露,他是不會原諒的。對有些人來說,在某種嚴重情況下,友情表現得是一種同情的稟賦,是最冷漠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對不幸的人表現的同情,但布隆代爾不屬於這些人。對他而言,友誼是什麼?是不論什麼情況,天天都會表現出來的稟賦。 說一下他的作品?其他人在別的合適的地方已經做過這件事了。為何不說一下他的才華呢? 布隆代爾是一位有魅力的、健談的人,他首先會主動向你們作自我介紹。他才智橫溢、生動活潑、能說會道,也知道傾聽別人的意見。他在任何地方都如魚得水,真是不可思議,無論在巴黎,還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無論在參謀部,還是在醫院;無論在沙龍,還是在教室;他都能吸引思想最自由的人。他嚴格遵守他在《集體心理學引論》中提到的一些十分有趣的禮節,他這並不是仿效舊制度,而是作為最不守舊的人關心他的自尊和他人的尊嚴。 至於這位作家嘛……他屬於讓人從身體上和邏輯上都感到愉悅的一類作家,隨便翻開他的一頁書都令人快樂,有多少擅長寫作的法國人能像布隆代爾那樣為人帶來快樂呢?我多次看到他的完美的文筆讓一些真正的作家難堪,其中不乏一些名家。這些人篤信大學老師的文筆很差,而這種觀點在他這裡碰了壁。他的文章從不多餘一個字。多麼尖銳的諷刺啊! 心理學家的人數與他們的出版物的數量同樣可觀。我們應該慶幸兩者都在不斷增加。《心理學文摘》告訴我們,1929年,全世界至少有1 627位心理學家,美國或加拿大有682位,法國(包括阿爾及利亞)有90位。比例不相稱,卻說明是合理的,我們在人數上占優勢:因為除非有誤,這個數字表明在北美,每10萬平方公里約有4位心理學家,而在法國有7位…… 文如其人,這就是布隆代爾寫的。布隆代爾有一次在談到迪爾凱姆時寫道:「他的精神幾近虔誠的嚴肅,處處隱藏著某種無情的東西。他的著作中有激情,有憤怒,有嚴厲。我不記得在其中遇到過微笑。」布隆代爾會微笑。不過他的微笑並非總會讓他的所有讀者高興…… 我應該提提那些論戰的著作嗎?例如1924年寫的那本關於精神分析的書?狂熱得無法自制的布隆代爾,是不是有點被狂熱沖昏了頭腦?我不知道,但是閱讀這本筆調機敏而大膽的小書,可能是一種樂趣,我不需要那些權威來質疑這種樂趣。如他指出弗洛伊德和加爾的那種對比:「首先,這兩人都來自奧地利的維也納,因此有重複的強迫傾向,衡量這種重複的影響是精神分析學家的事。」還有,他像繃著臉說笑話那樣得出那種殘酷的結論:「我們似乎就是這樣不知不覺地被引向一種妄想狂的定義,它同時也定義了精神分析法,而且患妄想狂的人說到底似乎就是一個發展不順的精神分析家。」這樣摘錄句子確實十分有趣,但我們應當克制。布隆代爾就像那種騎馬比武的武士,許多人更喜歡默默地圍著他,而不是拿武器迎面攻擊他。 因為他始終而且處處感到一種特殊的需要即理解。凡事他都渴望追本溯源,他悄悄了解了醫學和精神病學的一些老創始人和前輩。對他而言,關於加爾、他最討厭的布魯塞、雷奈克、馬讓迪、埃斯基羅爾、法爾雷或勞伊萊特,沒有他不知道的東西。他不是為了做學問才迫不得已讀他們的書,而是愉快地、好奇地讀,想從那些了無生氣的形式下面,弄懂他們的思想的深刻意圖。因此,這位哲學家比我努力去充任的歷史學家珍貴。 他確實很少看重所謂博學專深的編纂作品。比起關於「以平方公里計的心理學家」的百篇就職論文,他更喜歡有文學修養的人的富有營養的精神食糧。他寫道:「這是我的不可救藥的膚淺,我更樂意反覆閱讀普魯斯特專門描寫電話和細心周到的電話女郎的篇章,而不是規定電話接線員選擇方式的工作,儘管這一工作很值得尊重。」如果有人在重讀這些文字時,對它們表現出的一點科學精神感到氣憤,那無疑是個傻子……曲解?誤會?都不是。這是一種嘲笑,是絕不會在這位社會學之父嘴角上露出的嘲笑。而且布隆代爾鼓勵我們都去對無精神的知識與為精神所用的知識之間的分界進行一種思考。 人們在剛剛失去一位親密朋友時,怎麼會忍住不提有關他的人性方面的問題呢?也就是說,他快樂嗎? 我相信布隆代爾是快樂的,因為他可以不受限制地專注於他的興趣愛好,自由地從事他的工作,而不是迫於壓力,迫於令人生厭的需要去做。他快樂是因為他的書能找到讀者,而且他們是真心喜歡這些書。他快樂是因為在斯特拉斯堡,他能打造一個好客之家,接待和聚集情投意合的朋友,滿足他的大方開朗、喜好交際的本性的迫切需求。 對他來說,這能夠緩解他的長期背井離鄉的生活帶來的嚴酷。布隆代爾是巴黎人。他熱愛這個大城市,然而戰後連連惡化的嚴峻局勢,迫使他等了很久才回到巴黎跟同事和夥伴團聚。大學的頭頭們以故意刁難外地人為樂,他只得忍氣吞聲,這些外地人不論是誰,都算作無名之輩。布隆代爾要想獲得某種老資格,必須跟在他們後面排隊慢慢來,行政文件對這些人的稱呼僅僅是「職員」,沒有更多的禮數。他差一點終身就是當一個副教授。 他至少沒有碰到他認為可能是嚴峻考驗的事。他參加過上一次戰爭。他先後義不容辭地在法國部隊里服役過,之後又到了東方營,我們不用別的修飾語,免得惹他生氣。這回他專門是在後方做工作,沒有建樹,他很苦惱,眼睜睜地看著人們該做的不做,不該做的卻做了。他又一次寫出下面這樣的話:「我們要認識事物,只有靠我們的批判意識和才智——而我們的最難推卸的責任,是決不要忽略用它既針對他人,也針對我們自己。」的確。但是,要避免由於忽略而犯下過失,往往只有非常崇高的靈魂才能做到…… 請原諒,我不想說布隆代爾是如何懂得死亡的。他不會希望我這麼做。在這個終極考驗中,他比任何時候都更徹底地顯示出他的本性——十分溫和,十分從容,無微不至地關心他人的痛苦,卻毫不關心他自己及自己的苦難——我們長期了解他,愛戴他,對此不應感到驚訝。我們把人工繡上去的圖景從底布上除掉,使表面的鮮亮光華褪去,讓他的本色顯露出來。我們要照亮他去世的圖景,就要把它和他生的圖景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