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而戰 · 5.透過兩部著作看亨利·皮雷納[296]

一 幾個月前，一本新書問世了。從開本和頁數看，這是一本小書；但是從新觀念、假說和富有成果的比較研究來看，它是一本大作。只有大師才能寫出這樣的書，他們畢生在一個領域中出類拔萃，他們還具有一種天分，能夠使他們所研究的東西具有生命。這本書的作者就是亨利·皮雷納。 《中世紀的城市：經濟與社會史論》[297]，我願意說它幾乎就是一部通史評論。因為，皮雷納身處一塊他對其所有街區和偏僻角落、所有林蔭道和景色都了如指掌的土地上，卻沒有以不同形式，再寫出另外一本像不久前讓他在法語讀者中聲名大噪的那本出色小書，《荷蘭的古代民主》[298]。他在重述《歷史評論》的經典文章的主題時，也沒有再次對中世紀城市構成的起源，或市場和商人在城市形成中的作用，進行專深的研究。[299]他所嘗試並且獲得成功的權威的綜述，具有另一種意義，也屬於另一種智力範圍。這是一位歷史學大師，他的傑出能力包括出色的辨別力、睿智的理性、想像力和特別細膩的歷史理解力，他能夠從他的文獻資料和經驗的寶庫中，為我們提煉出有關中世紀文明幾個主要方面的整體觀點。 各種文明狀態有各種類型的城市。皮雷納為了描述中世紀早期的市鎮，隨後再描述狹義上的中世紀時期的城市，並沒有一直把自己限制在城牆以內。相反，他一開始表現出一種獨特的能力，用粗線條勾勒出一系列連續的，可以稱作「經濟格局」的東西；把那些差異很大的聚居區框在這些格局中依次加以說明，然後形成大範圍的聚居區。他先讓我們弄懂各個時代的城市為何和如何呈現出這樣的一些特徵，而不是別的樣子。接著跟我們說明從這些廣泛綜述中的經過比較和組合的事實中抽出的大量要素，讓我們在城市組織的內部統一體中重新找到這些經過歸類的而且有效的要素。再也沒有比這更吸引人的方法了；確切地說，沒有比這更聰明的方法。他就是這樣向我們展示了持續到8世紀末的城市活力。後來由於伊斯蘭教的突然干擾，地中海的繁榮的商業貿易、東西方之間的交往，都深陷衰退之中。這兩幅宏大畫面，預先說明了第三章將要頭頭是道地描述的市鎮的特徵；他就是這樣在對城市及其機構的形成進行研究之前，在四、五兩章中，通過闡釋商業的復興，以及職業商人階層的形成的原因和階段，預先提供了城市特有的一系列事實的關鍵，這個關鍵絕非他虛假地從隱沒這些事實的環境中抽象出來的。 不要指望我們對這樣的著作進行分析，這樣的著作必須親自去讀。除了這位歷史學家的《比利時史》[300]，還有《荷蘭的古代民主》，以及另一篇傑出論文《資本主義社會史的各個階段》[301]，都是任何現代學者的書房必備的少數歷史著作之一，它們是活力充沛的碩果。再說，充當遠古史的專家來研究這位歷史學家的工作所依據的那些基本論題，也不是我們的責任。那些論題就是幾年前——1922年和1923年——由《比利時文獻學和歷史學雜誌》發表的兩篇論文所提出的論題，其中一篇為《穆罕默德與查理大帝》，另一篇為《經濟對比：墨洛溫王朝時期與加洛林王朝時期》[302]。從這兩篇論文的主要內容即可了解到這些論題。皮雷納說，外敵入侵併沒有破壞古代世界統一的經濟。因為要復原那個世界的原貌，首先就得拋棄我們關於歐洲的觀念，由於那個觀念，我們所有的其他觀念都錯了。那時存在歐洲嗎？不存在。那時存在一個羅馬帝國和一種地中海文明，帝國瀕臨整個地中海，而它的邊界圍繞這片內海形成了一個巨大的保護圈，完全確保了它的安全。一片海把一些人聯繫在一起，他們靠同一種文明的許多紐帶相互聯繫，人們絕不應該把適合（也許？）我們的現實需要的歐洲人、亞洲人、非洲人的標籤貼在這種文明上，而這種現實需要，由於是把現在投射到和它相距太遠的過去，因此只會產生嚴重的錯誤和混亂。[303] 然而，在入侵時期，蠻族人就衝著這個地中海蜂擁而至。他們都想在沿岸定居，為此互相爭鬥：其中有非洲的汪達爾人、阿基坦和西班牙的西哥特人、義大利的東哥特人、羅訥河流域的勃艮第人。大家都在爭鬥，除了一些來晚了的人，這些人主要是法蘭克人。但是，一旦他們在這片海洋的肥沃的沿岸占領了有利位置，安頓下來，就別無所求了，也不影響任何人。羅馬帝國當然四分五裂了。當然，發生這種分裂不是沒有造成損害。舊的地中海文明遭到了沉重打擊。人類的活動，如貿易，大量減少。但是交換體系絲毫未變。地中海沿岸居民之間繼續來往，當然，這種交往不太活躍也不太有成效，影響和重要性都降低了。不過，地中海還一直對周圍散發出古老的吸引力。東西方之間的紐帶沒有斷裂…… 這時，突然發生了一場劇變：伊斯蘭教來了。伊斯蘭教勢力入侵。它「以引起宇宙災變的力量」，橫掃歷史的進程。僅僅五十年的時間，它一方面波及太平洋，另一方面波及大西洋。這股巨大力量不會持久，也沒有持久。但在8世紀初，當伊斯蘭教擴張勢力似乎被摧毀時，古代世界最終也完結了。這次它被無可挽回地摧毀了，因為在新征服者的突然衝擊下，這個把沿岸居民團結在一起的「大家庭般的」地中海換了主人。它的大部分成了穆斯林湖泊；小部分是基督教湖泊。大家在此角逐、衝突、爭鬥。很長時期以來，地中海第一次把東西方分開了，把以前使亞洲、非洲和歐洲連在一起，而且使它們相似的海岸分開了…… 於是，法蘭克人的國家具有了它的全部價值。作為遲來者，原先由於沒有更好的地方，它是在遠離這片統一的海洋的陽光海岸建立的，與遙遠的大洋和中歐的大江大河接觸。它變成了地理中心，並且漸漸成為一個新核心：先是加洛林王朝的歐洲，然後是中世紀的歐洲。儘管宗教、政治、制度、文學、甚至文字都相近，但在古代時期還勉強繼續存在的墨洛溫王朝與預示了新的政治構成和命運的加洛林王朝之間，處處都表現出強烈的反差。而正是由於基督教徒在地中海的港口漸漸沒落——其間伊斯蘭教徒在巴勒莫為他們的海盜船建了一個軍火庫和一個基地——歐洲很快遭遇到一場嚴重的經濟和財政危機，這尤其解釋了查理大帝締造的帝國迅速崩潰的原因：皇帝們沒有了財源，再也供養不起拿薪俸的官吏，於是不得不將這些官吏行使的權力委託給貴族，從而斷送了一切…… 這個論題簡單，論述也十分巧妙，因而很有說服力；後來專家們對它展開了起起落落的爭論，二十年後，這個論題就不再作為論題存在了；經過一些學者小組的認真權衡、檢驗、查核，所有因素被納入一個從可能相當不同的方面進行的寬泛的綜述……在歷史學上，這是新型獨創觀念通常的命運：我們預先都知道這種命運，而且我們歷史學家的個人事業一有成果就會匿名地奉獻出來，我們發現這種隱名埋姓的奉獻是崇高之舉，它使我們與我們的道義上的責任聯繫更緊密。要驗證這位大歷史學家嫻熟地闡釋的觀念，需要做大量工作，足能讓專家們忙上許多年。我們至少要指出兩件事：一是吸引我們的這本小書展現的知識極為豐富[304]；二是一位研究現代史的歷史學家要完全準備理解皮雷納的這個「假說」。研究伊始，這位歷史學家也碰到了一場劇變，與《中世紀的城市》的作者向我們描述的劇變的性質相同。因為在16世紀初引起整個一系列重大轉變的事件，就是伊斯蘭教的第二次入侵——土耳其人在東地中海沿岸替代了阿拉伯人——尤其是1516年他們占領埃及，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正是這個事實，而不是一個叫哥倫布的人的發現，或者甚至不單單是葡萄牙人的航海活動，解釋了威尼斯紛爭發生的原因。而且同樣，如果人們仔細觀察，也正是它充分解釋了義大利在文藝復興運動衰落之前突然衰退的原因。先是發生政治危機，然後是當時橫掃半島的智力和精神危機，自圭恰迪尼之後，人們就簡單地用「蠻族人入侵」來進行解釋了。沒有發生其他事情嗎？1300年，威尼斯確實處在中心，而且是文明的基督教世界的中心。1520年呢？它不過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個堡壘。義大利占據了地中海的一個中心，比薩人、熱那亞人、威尼斯人和其他許多地方的人都在此積極從事經商活動。它成了一條通衢，是歐洲面對伊斯蘭教的一個前哨。它在地中海東部的盆地一半被用來建造壁壘。而這個如此突然的轉變，不會對義大利文化的命運產生影響嗎？ 房屋價值如何改變，要看它們是面臨一條沿著城牆的窄巷，還是面臨一條通衢，其實並不只有現代城市的房屋是這樣。我們要感謝皮雷納的這本小書非常及時地提醒了我們。 二 前不久，皮雷納又有一部著作在布魯塞爾出版，把讀者的視線從《中世紀的城市》引開。該著作追述了比利時被法國大革命的軍隊征服，被法國吞併，然後在執政府和帝國統治下的生活；1815年荷蘭王國的誕生，以及在1830年8月和9月間革命時期的滅亡。[305]作者非常流暢地闡述了那麼多鮮為人知的事實，這些事實之間的關係都很難理解。作者是中世紀史的研究者，我們剛才指出了他的一項最出色、最完整的成就……確實，他這不是第一次讓我們欽佩他的這種思維的靈活了，這是一種特殊的才能，能抓住那些在最不同的時代推進社會發展的隱秘的原動力。只需翻開《比利時史》的第3、4、5卷，人們就會相信這一點。但是，兩本著作的問世還有一點特別驚人之處，它們表明了這位大歷史學家幾乎是在同時用同等的力抓住了時間的兩端。 我們在這裡還是不分析應該閱讀的內容，也不分析人們懷著強烈的好奇心從頭到尾讀的內容。但是，我們要指出這部傑作如何向我們法國人揭示了比前面任何一卷都更直接的重要意義。對於打算從許多悲劇性的側面研究來比利時遭受束縛、動盪和革命的四十年歷史的人，這本著作能提供許多教益。這不僅是因為，事實上從1782年到1815年，比利時和法國這兩個國家的歷史接近到不分彼此的程度，誰也不能在研究比利時的重大事件時，不去研究同時在法國發生的部分重大事件，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還因為，要研究這種被迫接近的歷史，一位比利時的歷史學大家，必須對我們的大革命，並且對我們法國從1789年到1815年，然後到1830年的歷史，整體地、全面地、明確地提出一些評價和觀念，這些評價和觀念由於是出自一個像他這樣，處在自己立場上的人，因此正好向我們法國人顯示了一種類似於實驗的意義，或者更確切地說，一種逆實驗的意義。這種逆實驗是從外部進行的，得到熟練的控制，並且結合了一些已知因素，不過其範疇、規模和目的與我們的不同。也可以說，這是因為他是比利時的歷史學家，而且打算仍然當他本國的歷史學家，不當別國的歷史學家；是因為皮雷納對他根據整個過去和整個未來向我們追述的重大事件進行評價，這些事件發展的固有狀態、進程、進度顯示了一種真實的，深厚的民族特性，他從事實的脈絡中參透了這種民族特性，而我們因為對這些事實太過熟悉，反而看不清它們的某些確實十分顯著的特徵。在整篇著作中，他集中運用極其豐富的知識揭示了這些特徵，令我們驚嘆不已，並最終吸引了我們。 這些特徵中，我只記住兩點。首先，我驚訝地發現，亨利·皮雷納表現出極強的感覺能力，並且讓我們注意到一種因素，人們可以隨便地稱之為「來自大革命的約瑟夫二世方面」的因素。我的意思是說，這種因素使大革命從其起源和發端來看，並不是一種民族的和法國特有的現象，也不是一種世界性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歐洲的現象。這種因素就是一種同源關係，它讓這位比利時大師產生極其深刻的印象，並且把制憲會議議員的工作本身，與18世紀下半葉的一些「開明君主」的意圖和成就聯繫起來，而我們（按照把舊制度和大革命這兩種對比鮮明的圖景對立起來的習慣）只在法國本國和我們自己的歷史中尋找先例，而且只找到類似的先例。 但是同樣令人驚嘆的，是皮雷納對一些重大事件的分析。這些事件在很短時間內，把一個為人類立法的共和國變成了一個完全帝國主義的共和國；把一個奠定現代國家基礎的法國變成了一個民族國家創立者的法國。在一些年裡，這種轉變決定了一位比利時歷史學家的祖國的命運，他有理由要以敏銳的眼光追蹤這種轉變的所有階段和變遷。他還注意指出這兩組事實之間存在的被我們忽視了的聯繫。他在第5卷中想必仔細研究了約瑟夫主義，並發現了制憲會議的工作中所有「開明專制」的東西，告訴我們他深深被這些東西吸引，同時他也以慣有的敏銳的洞察力注意到，大革命「雖說向專制借用了綱領，同時也反對專制」。因此，人們出於對專制和暴君的仇恨，拒絕把執行法律的手段授予脆弱的王權，授予一個孱弱的國家元首。因此，從1792年開始，由於法國陷入與奧地利、普魯士，以及很快與整個歐洲的戰爭，愛國精神得以復甦，而且為了確保國家安全，神聖的利己主義也得以復甦。當祖國不願滅亡時，這種利己主義總是把它的法律強加給受到威脅的祖國。無疑這一切都被他看出來並且說出來了：但是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聲音。這種觀念經常被人以各種方式和在各種時機再次採用，以至於我們的大革命，在法國完成了路易十六「如果擁有腓特烈二世或約瑟夫二世的權力」可能也會出色完成的事業後，最終也在比利時實現了以下這些改革目標，即公民平等、廢除封建權利、改革法典、改革教會法庭、取消職業勞役。約瑟夫二世早就有過這些想法，也曾專斷地發布過命令來實施，卻未能讓人們接受[306]，而強制實現它們的任務就留給了革命者，把它們變成比利時習俗的任務就留給了執政府和帝國。所以說，「約瑟夫二世靠拿破崙在比利時贏得了勝利」。在與教皇決裂後，拿破崙的宗教政策對比利時人來說，說到底不過是「約瑟夫主義的復甦」，他們的中學在他們看來，就像是「特雷莎學院的重建」：皮雷納就是這樣依靠以往的全部經驗，以一種魄力、一種創新、一種非凡的能力向我們闡述的。 《比利時史》的第6卷還為法國讀者闡述了所有有教益的新東西，我們哪怕只是粗略關注一下，也可能被深深吸引住。對比利時人來說，像他們通過執政府認識的那種共和國，只是一種奴役制度。他們沒唱過《馬賽曲》，沒慶祝過聯邦節，沒向軍隊輸送過志願兵，並且沒有驕傲地享受過解放世界的喜悅。他們接受執政府與帝國的統治，並且從此習慣於「把人權看成他們的共同生活的原則」時所懷的情感，針對這個現象的研究，是由一位能工巧匠來完成的。皮雷納中肯地告訴我們，執政府和帝國「把比利時帶到了他們把法國重新帶回到的點上」[307]。他還說：「在執政府終結時，古老的比利時被摧毀了。在帝國終結時，另一個比利時就在廢墟上重建起來。」但是，他認為這些微妙的問題儘管其給定條件不斷變化，也總是首先屬於意識方面的，他以獨有的敏銳頭腦分析了同胞的精神狀態，和他們一起得出結論：「開明專制占了上風；但它還是專制。」他十分關心經濟史的現實狀況，並在此處明確地著重指出了由出售國家財產引起的產業轉讓[308]，以及19世紀初比利時工業日益繁榮的景象，例如韋爾維耶的呢絨、根特的棉布；還有機械的發展，煤炭逐漸被用作燃料。因此，他完全能夠以其慣有的洞察力注意到，法國大革命是如何在放棄「開明君主」以公益的名義對其子民的經濟活動實施的控制時，賦予了資本主義一種它未曾擁有過的力量的[309]：這種經濟繁榮，這種生意的活躍及有限的安全保障，並沒有使他對服從嚴苛的帝國法律的比利時人的真實情感產生誤解。他能找到一些說法來描述他們精神上的錯亂，例如：「雖然他們不覺得自己是法國人，但也不覺得自己是比利時人了。」[310]這個分析是出色的，他指出了在帝國垮台前的幾個月里，他們的情感發生的迅速演變。 帝國垮台後，屬於比利時的省份脫離了法國，法國的國界無疑又縮小到舊制度時期的狀態；而這時產生了一個讓比利時人與荷蘭人一併受威廉一世統治的荷蘭王國。但是法國的殘留影響呢？正是這一點，皮雷納的研究在我們看來最具有積極意義。他告訴我們：「此時人們仍然覺得法國在以空前強大的勢力控制著比利時。」[311]這不僅是因為無論在哪裡，對威廉一世的子民和對查理十世的子民來說，那些根本問題照常存在；而且還因為，對荷蘭國王來說，他在政治上必須依賴天主教，因為天主教敵視迷戀世俗國家的自由主義者，而天主教的道德準則、智力教育、語言都來自法國；威廉一世偏愛在已經垮台的帝國的前行政長官、前高級法官中選擇助手和輔佐官員，這些人也來自法國。「荷蘭王國構建反法的歐洲屏障勞而無功；它的反法政策也勞而無功，因為仍然是法國的傳統在啟發和指導它的行政君主制。」[312]威廉認為他要倚靠反動分子和神職人員，拿破崙皇帝的代理人是最佳人選，因為他們在舊制度的廢墟上建立的是現代國家，而且他們就是以為國王效力的形式來為這個國家效力的。然而，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在1825年到1826年間，在比利時實現自由主義如此重要的演變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也正是法國的影響力（尤其是《地球報》及其編輯的影響，該報自問世起就對比利時抱有同情心），當時自由黨的綱領從只反教權並準備支持任何反天主教政府，漸漸變成主張所有領域都實行自由，而且從那時起開始反對專制，即使不比反對宗教狂熱更激烈，也至少一樣激烈，最後它就跟天主教黨結盟，籌劃了1830年的決定性事件…… 三 比利時人的觀念和情感不斷發生轉變。亨利·皮雷納在最準確和最敏感地追蹤、理解這些轉變，並為我們說明這些轉變時，所展現的靈活性和獨到的適應性，與他在《中世紀的城市》中指出所謂的「歐洲文化觀念」發生的，從所產生的任何後果和反響上看都非常重要的持續變化時，所展現的靈活性和獨到的適應性是一樣的。人們無疑有許多理由完全放心地信賴他，只有「才能」這個詞能充分解釋和歸納這些理由——更是因為人們還覺得受到一位導師的引導，這位導師說到其短暫的表象和應時的方面的一些事，他甚至都沒有經歷過，他實際上是對它們進行思考，並且讓我們了解到其最深遠的根源。這就是不時地回憶、比照和再現過去的事。 1825年8月14日，威廉一世頒布法令，規定任何在王國以外學習過的比利時人，都會被剝奪擔任公職的權利，這個法令不就是菲利普二世的那條禁止這些比利時人經常出入外國學校的著名敕令嗎？威廉一世在列日指責反對派品行卑鄙無恥，因此把人們本來儘量只針對大臣們的攻擊引到了他身上——這不就是「袒護格朗維爾大主教的菲利普二世」嗎？在1825年到1828年間，比利時自由主義在法國影響下的發展，與比利時新教在同樣原由的影響下的發展，不是相對應的嗎？再往後，在1830年，進步人士對威廉一世的態度，不就是16世紀奧朗日的威廉對菲利普二世的態度嗎？例子不勝枚舉。皮雷納心裡裝著祖國的全部的鮮活的歷史，以連續但沒有系統精神的方式，不時地用更早的過去為我們闡述過去，並竭力揭示在風雲激盪的歷史變遷中把比利時民族各代人聯繫在一起的紐帶。 在他在根特大學任教第四十周年之際，他的朋友及以前的學生獻給他兩大卷《文集》[313]。幾乎就在此時，這位歷史學大師以我們剛剛提到的雙重方式，展示了他的某些卓越品質，這些品質讓他成為目前法語界研究中世紀史和現代史的歷史學家中，最全面，無疑也是最具有多樣而均衡的才能的歷史學家。這位偉大的工作者又一次把他思想的精髓傳給了「外來學生」，雖然這些學生從未在大學課堂里和他面對面，但一樣受到他很多的教誨，從他的思想吸取了養分。當20歲的人還在踟躕不前時，當你們在途中還沒有遇到時機時，你們所期待的，而且本來想要的，就是這樣一種樂趣，即某一天在偶然翻開的一本書里，發現了自己想做的事情的範例……不過，這位比利時歷史學家的這種高超技能本身；這種才能的非凡的適應性；這種以同樣非凡的洞察力理解並且讓讀者理解最不同、最不可比的文明狀態的稟賦，對我們來說，還是提出了一個問題。 確實存在天分，存在個人才能。他是他的國家和民族的光輝榜樣，天資中存在所有令人喜歡的誘人的東西。這個比利時人精力充沛、紅光滿面、興致勃勃、說話直率、想像力豐富，身上具有無數代人積累起來的美德，激勵著他耐心地從事艱苦的工作，同樣也熱情地支配生活，讓它服從他的強烈意願，他集這些美德於一身，臻於完美，讓人們覺得他熱情洋溢，覺得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工作，而且充滿求知慾，充滿通過理解來生活的欲望……還有教育、文化，這是由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頭腦在兩種文明之間建立並維持的聯繫，他認為這兩種文明不是相互對抗的，而是互補的，他了解這它們的長處，也了解它們的缺陷，而它們就按照由他的批判意識，由一種對他的需要和才能的很準確的判斷決定的比例，向他提供了一種營養物質，是從只屬於他的蜜中提取的物質。 還應該想一想，是水平面，還是垂直面？我的意思是說，這有一部分不是因為，亨利·皮雷納身為一位來自幅員相對狹小的國家的歷史學家，沒有被卷帙浩繁的檔案和專著壓垮，依靠個人的力量，藉助於文獻資料，最終能夠追蹤自古羅馬時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比利時的歷史命運嗎？不是因為，他因此能以一種十分獨特的能力，意識到一些事件不斷由另一些事件引起，並意識到存在一些如果被學究們「刪剪」就會很容易引起錯覺的干擾事件嗎？不是由於這些既屬方法範疇又屬技術範疇的原因，他才能如此正確地從內部構造上理解他向我們所展示的歷史的全部文明狀態嗎？而且，要是他擔心迷失方向，不敢超越人們為習慣上所稱的中世紀劃定的，傳統意義上的年代範圍，只是謹慎地對五六個世紀的歐洲史進行深入研究，而不去汲取生活在這些世紀之前或之後的人的個人經驗，他還能在理解中世紀獨有的制度和社會時，表現出這樣廣泛的領悟，這樣強烈的直覺，使我們不得不尊他為大師嗎？ 這是學院式的爭辯，這樣的爭辯竟無意義。皮雷納這個生動的榜樣給我們的教益，就是在1923年4月9日在第五次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公開會議上，他的受到熱烈贊同的發言給我們的教益。是水平面，還是垂直面？兩者都有。水平就是空間的擴展，垂直就是時間的延伸。這正是亨利·皮雷納的比較方法所要求的，他以那麼敏銳的洞察力和批判精神確定了這種方法的意圖，並宣揚了它的用途。況且對我們法國人來說，這種方便實用的方法，不能讓我們獲得一點按時間延伸並使時代連接的經驗嗎？比利時歷史就讓皮雷納充分獲得了這種經驗。我們不是也有自己的外省歷史，能為我們提供同樣的便利嗎？不過，這裡需要一種精神，在這位歷史學大師的讓我們受益良多的著作中，就是這種精神自始至終讓他充滿活力，獲得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