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而戰 · 3.歷史學家阿爾貝·托馬[287]

三年前，當我和馬克·布洛赫需要在我們歷史學家小組之外，再建立一個混合小組，處理一些有能力描述的當代事件時，我立即去找阿爾貝·托馬。我知道在日內瓦時，他身邊有一些經過挑選的撰稿人，他能不能讓我跟他們中的某些人聯繫呢？我立即得到答覆，「到日內瓦來吧」，他立刻寫信給我（而且沒有老式的客套語，當時正值1928年9月，接二連三發生了不少事情，別的不說，國際聯盟的財政委員會發生的激烈辯論，國際勞工局管理委員會在華沙召開的會議，籌備遠東旅行，這些都占據了他的時間），「到日內瓦來：儘管我對不再能做科學工作有點遺憾，但你可以放心，我會盡力幫你」。說這話的是歷史學家托馬，他言而有信。 阿爾貝·托馬骨子裡就是歷史學家，而且可以說是天生的歷史學家。1899年11月，當時的他在高等師範學校的同屆同學當中，毅然走上了想走的路，我不知道這些同學中誰會有一天與他為敵或嫉妒他。人們看到他懷著樸實而興奮的熱忱，坐在我們的老師面前，孜孜不倦地學習居斯塔夫·布洛赫的艱深課程；在加盧瓦那裡初步領略新地理學的魅力；從一種樸素學說的餘燼中，找尋還在莫諾的靈魂中醞釀著火焰的東西。這還不包括貝迪埃或夏爾·昂德萊在各自領域向我們提供的那些歷史的、考證的和自由研究的課程。這個年輕人熱情，富有同情心，工作能力很強；因為優秀學生總是追求成功，對自己要求嚴格，因而這種能力大大增強。即便是對他的根底可能一無所知的人，也能有把握預言：他具有歷史學家的光輝前途。他也許比精於心理分析的人更熱情；可以說他是浮士德式的，而不是阿波羅式的。他總是讓我想到，有一項事業能讓他在其中充分發揮自己的最卓越的天分，這種泛神論的狂熱有時似乎使他激奮不已。我想，這就是一部受米什萊、馬克思和讓·饒勒斯的三重影響的偉大農民戰爭史吧。 對他的根底可能一無所知的人都能這樣預言……那麼，如果知道他的根底呢？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人們在尚皮尼，在他父母住的小房子裡，見到過阿爾貝·托馬的父親的話……這不只是一位為兒子的成就非常自豪的父親，他就是一種傳統的化身：巴黎人的傳統；手工業者的、桀驁不馴的和好鬥的、革命的和感情用事的、勤勞的、謹慎又狡猾的老法國的傳統。這個小麵包店老闆骨子裡就是這樣的人，五十年里，他密切介入一些人的生活，不遺餘力地為他們工作。他目睹了多少場景，聽到了多少生動的話：1848年，大幕拉開，第二帝國、戰爭、巴黎公社、梯也爾和鎮壓、工人覺醒、早期工會依次登場，這是一段混合著蒲魯東主義的教訓的傅立葉主義的記憶；是一部完整的，既是法國的又是工人的簡史；是一部以那種無情的道理，那種直白的理性，那種慣常的但是表達細膩的樸直進行評判的歷史。確定它的範圍無疑比破除幻想容易。人們在星期日，隨著阿爾貝·托馬在他居住的市郊享受這種家庭的氣氛，然後和他一道，沿著緩緩流動的馬恩河在牧場上溜達，或者由他親手套上並駕馭一匹小馬，慢步攀登，直到拉克昂布里，農業大高原就從那裡開始，是一片農場聚集的單調地區。在進入這個地區時，人們就覺得，沒有誰逃脫得了自己的命運，而且覺得阿爾貝·托馬不會是歷史學家，因為對他來說，問題不是如何「到人民中去」，而是本來就生於人民，生於如此迷人、如此充滿活力的巴黎人民的他，如何去割斷自己的根。 然而他奮鬥了。一段時間他曾經嘗試一邊過著研究者和歷史學家的生活，一邊過著非常活躍的報人和宣傳者的生活。真正的政治生活對他的吸引並非難以抵禦。這個人，在饒勒斯被暗殺後，扮演過一段時間的黨首角色，他會對他的能力有點不自信嗎？他不確定自己身上有一種真正的領導者氣質嗎？他也不是一個天生的演說家。而且他對社會問題的態度本身：他以一種客觀的改革精神研究一些市政管理和救濟問題的努力（例如，擺在我眼前的這些《社會主義者雜誌》中，有和比安科尼、羅伯特·赫爾茲、葛蘭言、埃德加·米約、霍布瓦赫以及其他許多人一起撰寫的完整的系列研究文章，這些人的時代是多麼久遠啊！）——這種態度可能會使他在「一個大黨的創建和招募成員的宏大事業」首先吸引的人中有點孤立。毫無疑問，他沒有馬上屈服。 從進入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第二年起，他就開始對關於社會改革的流行觀念認真進行研究，這些觀念是從1832年6月到1834年4月，受形勢所迫，受傳統影響，在法國產生的。人們把「最初關於階級鬥爭的流行的、完全政治的和不充分的表述」歸於邦納羅蒂，而正是這些觀念尤其引導了托馬去闡明這位邦納羅蒂的作用與重要性。這是托馬的思想的萌芽，是他為了拿畢業文憑而進行的初步研究，更廣泛的研究想必永遠不會再有了。但是我們別忘了，他還編寫過一本出色的小書《勞工稗史》，適於青少年閱讀，這本書曾經流傳過，還將流傳更廣。如他所願，這本書「從專業上說無可指摘」，不僅擯棄了歪曲的事實和錯誤的文獻，而且還避免「在故事中介紹一些有可能把孩子們引入歧途，向他們灌輸偏見的見解」，表明了他積極努力通過歷史學來培養認真研究社會問題的精神——這些問題是生活中存在的，「對他們而言迫在眉睫」。托馬最終為饒勒斯主編的《社會主義史》寫了《第二帝國》一書，他很快能夠第一次擺正了經濟和社會生活在一個激烈動盪的時代中的位置。這本書成了他作為歷史學家的絕筆。人在專心支持一個黨的行動、宣傳、內部生活時，是絕不可逃避對公眾生活的直接責任的。托馬曾被選為國民議會議員。他被錯綜複雜的事務纏住了。以後發生的事人們知道：參與戰爭，出任法國軍備部長，以及停戰後創建國際勞工局。不論他花的代價多麼大，他都真正把它們當作分內事業，這是完全屬於他的事業，而且帶有他的標記。 這些生涯十分折磨人，不讓他有時間重操舊業。四年前，在他的辦公室隔壁的一個小房間，他傷感地把他珍藏的舊書、他的歷史學著作，以及他青年時期的，仍在從事「學者」生涯的夥伴們的著作拿給我看……這種傷感不是裝出來的。他天生就是歷史學家，因此他受不了不能在一些非應用的著作中尋找「支持他日常管理工作的東西」。可是一旦某種工作能讓他擺脫這種傷感，他就會高興地去做。如他為《紀念昂德勒文集》寫了一條評語；在阿爾薩斯的富代，在那位達尼埃爾·勒格朗的一次紀念儀式上，這位國際勞工局局長高興地尊他為先驅者；在柏林，他對1890年國際會議的記錄進行研究，另外還多次抱有夢想，要創建勞工大學，在國際勞工局支持下發展。歷史學家托馬從未死亡。他從來不想用一堵密不透風的牆把他的兩段生涯、他的學習和學術研究的青年時期以及他的實幹和創造的壯年時期分隔開。如果有人要問，過去的事跟我們現在的行動有什麼關係？對於他們的幼稚的自負，他會聳聳肩膀，表示不認同。他廣泛而自由地親歷他的時代；他知道奠基、創建和發展；他不反對最大膽的預測；他在所有方面都一直關心著傳統，懷著對歷史學的揮之不去的眷念。這種關心，這種眷念，不僅歸功於他的老師，而且首先要歸功於他的最有才能的導師，歸功於一直都在告訴他世代之間存在相互關聯的人。 因此托馬完全了解我們的《年鑑》的抱負和目的。因此他願意盡力關心它。我從一開始就擁有一個感人的證據。我們的雜誌剛剛問世時，我在第一次了解訂戶資料時就驚訝地發現，它已經在遠東擁有了幾個訂戶。正是托馬在中國和日本旅行時，在兩次官方會見之間，有意找機會和辦法介紹了這份充滿活力的歷史雜誌，他懷著真誠的喜悅來歡迎它的綱領和誕生。而在最近，我們又有了最新證據，足以證明他對這份雜誌懷有深厚感情。 阿爾蒂爾·方丹剛剛去世，我想到應該在我們的雜誌中紀念一下這位既特殊又典型的研究者和活動家。我了解到他和托馬的關係十分密切，便把主意告訴托馬。他即刻回復道：「儘管危機有可能引起國際活動增加，有人還打算壓縮我們的日常工作……我很生氣，還得沒日沒夜地捍衛我們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組織。儘管遇到這種局面，而且也許正是由於這種局面，我要告訴你：除了我，我不知道這時還有誰更加被方丹、他的生平、他留給我們的東西、他的人格吸引……因此，儘管這十有八九是一樁難以完成的任務；還可能需多等一些時間，但是我誠心告訴你：我就試著來寫一寫你要的這七八頁吧……」這封信寫於1931年9月21日。我沒有想過向托馬索要這七八頁。我非常清楚，他之所以沒有把稿子寄給我們，是因為他可能真的無法寫。為什麼今天他不該作為作者在我們的《年鑑》中出現呢？他就應該在「歷史學家」「活動家」這種適合他的專欄標題下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