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而戰 · 2.阿爾貝·馬迪厄

一種性格，一種教育[284] 阿爾貝·馬迪厄還沒有為我們的《年鑑》寫些什麼。這不是因為我們忽視他，也不是因為他對我們抱有成見。在法國，在經濟社會史的廣闊領域，研究力量鋪得很廣，往往有點過於分散，要把這些分散的力量集中起來，怎麼能不想到馬迪厄這股強大力量呢？他很快答應了我的約稿，後來就向我提供了一篇全面論述大革命時期法國無產階級的文章。不巧當時《年鑑》的稿件排得有些滿，必須推延到次日；而就在次日，1932年2月的這個悲傷的日子，這位鬥士被擊垮了，倒在崗位上。 儘管這位歷史學家的名字從未在《年鑑》上出現，但我覺得，從它上面必定不難感覺到他的精神。首先，他擁有一本基本觀念和《年鑑》的觀念相同的雜誌。一本雜誌——也可能只是一個信箱：一些無法接近的作者，悄悄往裡面塞進一些內容不一的手稿。一位公正的秘書就把它們投給出版社；有了四五篇，自然而然就組成一期，再由主編簽上「可以付印」……我們說的是我後來所說的「撬棒雜誌」（Revue-levier）。這是一種把破舊的藩籬，把由偏見、陳規、概念和內涵的謬誤堆積起來的巨大土堆掀翻的雜誌。這就是它的用途和價值，就是值得我們付出辛苦和努力的東西。阿爾貝·馬迪厄知道這一點，他和我們一樣，希望除了有個性特色的法國雜誌，除了一些人們主編它們卻不為它們擔責的雜誌，還要有一種優秀的聯合雜誌，而且多年來，他對大革命史學家堅持不懈的工作中存在的最有活力的內容進行了綜述…… 其次，馬迪厄對於他的職責有另外的想法，這也使他和我們相近。人們一再提到過他易怒的性格，他對事物和人的強烈的抗拒態度。這是部分外省人一種性格的表現，我太熟悉這些性格了，不會對它們說三道四：有人曾經說過，我們這些弗朗什—孔泰人，幾乎是不發脾氣就不會說話的。馬迪厄是聖日耳曼—勒—呂爾人，該地在孔泰北部，背靠孚日山脈，多條清澈的溪流流向奧尼翁河和索恩河；地勢高低不平，常常經受人類和馬的踐踏；在那裡只有人類能茁壯成長。 馬迪厄有這種性格。他還堅持他的唯恐失去的獨立性，堅持一種頑強的意願，這種願望是理性的，而且不是幻想著靠激發年輕人的精力，斥責年長者的頭腦遲鈍來提高歷史研究的水平，他非常珍愛這些歷史研究，因它們而死，為它們而死。要堅持不懈地實現這種願望，就必須主動擔當。不但要無視個人利益，還要無視他人的看法，無視靠他人幫助、既得成就、年齡、私德這些觀念，而這往往是冷酷無情的；可是那又怎樣？我們不是不了解他這方面，而且馬迪厄十分清楚，在他的《法國革命史年鑑》中，在他的著作中，在他的課程中，有些事業要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比同行間一般的利害一致的關係重要得多，或者比道德上的仔細斟酌重要得多；而馬迪厄就是為了支持這些事業才顯得暴躁、粗魯、易怒。但是，他不會為了一己高興，不講公道、睚眥必報、無情無義，不會像18世紀人們所說的那樣「惡毒」。 他的粗暴，就是一種道德的說教，就是一種使徒的使命。 在《法國革命史年鑑》的特刊上，人們將再次見到身為教師的馬迪厄，在南錫、貝桑松、第戎、巴黎等地的生涯中，始終有十來個朋友或弟子追隨他，對他很了解，也很理解。作為法國大革命史學家，他在非常出色的研究中對大革命作出的評價，觀點客觀、廣闊、有說服力。我們的合作者和朋友喬治·勒費弗爾被指定來匯集這些研究成果，領導羅伯斯庇爾研究學會，並主編馬迪厄的遺產《法國革命史年鑑》。喬治·勒費弗爾發起了大革命研究的最新變革。對後幾代人來說，這些變革改變了人們對法國自1780年到1800年這段時期發生過的重大事件的傳統觀點。他沒有小團體和小幫派的那種平庸的熱情；此外還表現出一種獨特的傾向和一些掛慮，與包括馬迪厄在內的同行迄今為止還在表現的傾向和掛慮不同。《法國革命期間諾爾省的農民》這篇大作的作者，辨明了馬迪厄的早期思想的方向，即貫穿他那過於短暫的一生的方向。這些篇章內容非常充實，無須在這裡概述。不過，在我看來，這些篇章非常精闢地表明，我們法國的歷史研究存在著非常嚴重的缺陷：預備工作的方式陳舊，歷史學家的技能水平低下。 如果一個人具有阿爾貝·馬迪厄的智力、性格、工作和思考的能力，不但擁有19世紀90年代任何高等師範學校學生都必定擁有的那種豐富的人文素養，而且擁有一整套的實用知識，能讓他免除摸索、躊躇、優柔寡斷的過程，那麼他作為歷史學家的生涯，會對我們的研究有多麼有效的促進作用啊！ 喬治·勒費弗爾非常明確地指出，馬迪厄最終在後半生從事經濟和社會的研究，是因為受到外部重大事件的影響。簡言之，戰爭讓大革命時期的救國委員會所遇到的那些困難又再次大量出現了，終於迫使他注意饒勒斯的經濟觀點，即在《社會主義史》中向廣大讀者揭示的那種觀點。我們20歲時曾如饑似渴地閱讀這本書，後來由馬迪厄親自重新出版。它的讀者由受過教育的工人、自學成才者和社會主義或工團主義活動分子組成，比研究人員、正式的歷史學家和教授要多得多。 馬迪厄，一個很早就具有堅定的民主主義信念的人，一個在1895年到1914年間發生過那麼多動盪、危機和悲劇的國家的公民，他從1915年起才開始撰寫一系列的研究論文，在1927年把這些研究匯集起來，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經濟史著作，我指的是《恐怖時期的昂貴生活與社會運動》，確切地說這是他首次試圖對社會運動的某些政治方面進行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解釋，這不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嗎？ 這位具有卓越天分，能注意並識破警察的陰謀和黨派的秘密詭計（這也許是他的拿手才能，他的特殊天分）的歷史學家，受到迪爾凱姆社會學派影響，並且開始涉及宗教現象[285]，不再堅守純政治史的陣地了，這不是很說明問題嗎？ 尤其是，他對於從經濟學與社會學方面進行闡述和分析的願望最終很快得到滿足[286]；他曾經對農民的現實狀況，用更寬泛的詞說，甚至對鄉村的現實狀況的看法都很少——當代法國歷史學家的著作確實很少有像他的著作那樣完全不受維達爾地理學派影響的，他在貝桑松、第戎執教時，本來是該對這個學派的著作簡述一下的——他的「阿爾芒·科蘭叢書」的三卷本《法國革命史》，綜合卓有成效，但前面一些篇章令我失望——例如關於封建權利（第16頁的幾行）的問題，或者關於他幾乎沒有談及的大恐慌（第64—65頁），或者後面的關於被稱為出賣國家財產的一系列交易，他的評語都非常簡短——但是這位具有一種無可爭議的活力、一種不可抗拒的魅力的老師，能讓一些也完全沒有受過「真正」歷史學教育的學生覺得，他後期也能在一些偉大鬥士、一些「英雄」、一些殊死相鬥的黨派分子的傳統畫像背後，把大背景描繪出來，其中有麥田和葡萄園，聚集著農夫和打短工的工人，還有蜷縮在里昂紅十字街區的無百葉窗的住宅樓里，過著悲苦的生活的工人，而這種生活也被突然的叛亂打斷，這不就給人留下了強烈印象嗎？ 他們的直覺的確沒有欺騙他們。馬迪厄確實越來越希望把經濟和社會現象的不可抵禦的推動力，連同由特性不鮮明的演奏者組成的強大合奏樂隊一起，引入一場由大主角出演的純政治的革命史劇中。他20歲時所接受的教育與眾不同，沒能讓他掌握一些工具，50歲時他不得不馬馬虎虎來打造這些工具，可是他從未真正掌握它們，真令人惋惜！ 但是，這種惋惜可能完全不是針對他個人的，我們別根據它來下結論。但這給馬迪厄的歷史研究造成的損失是相當大的。一位重要推動者、一位優秀作家、一位特別有天分的教授，最後還是一位活動家，一位享有威望的人，英年早逝了。像他那樣重要、那樣堅強的人實在不多……我們要懷著悲傷把非常分散的力量團結起來；而且準備全力支持一些耐心勤奮的歷史學家；從基礎開始重新描繪從前已由饒勒斯畫得十分精彩的草圖；來為我們提供我們一直缺乏的一部這樣的法國革命史，即群眾的歷史，不是大人物的歷史；是眼睛朝下看的歷史，不是朝上看的歷史；它尤其具有不可缺少的背景，即經濟現實這個至關重要的背景。首先，我們要全面協調地重新對貨幣進行分析，對價格、工資、外匯進行仔細研究，不但研究法國的，還要研究國外的。分析研究要非常清晰、精確和可靠，可以採用統計學的方法和知識，以曲線和圖表來表達。馬迪厄那一代歷史學家無從獲得這些方法和知識，因為沒人費心向他們傳授這些。對於政治史、宗教史、道德史中用那些空洞大話表達的有關生活的背景的觀念，這些方法和知識不會破除它，相反會使它從中擺脫出來——想把這些歷史的背景與經濟史或社會史的背景對立起來是無意義的。 這就是作用和反作用。無論過去和現在，它們之間既不存在密封的隔牆，也不存在物質的或精神的絕對優勢。而是存在著一種使之協調一致的因素：生活。這便是人們的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