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而戰 · 文學史學家
1.人、傳說和作品
關於拉伯雷：一無所知[176]
多虧了普瓦捷大學教授讓·普拉塔爾的關心，我們這就有了一本關於拉伯雷的傳記[177]，關於這本書人們說得最少的可能是這一點，即它的問世恰逢其時。人們知道，最近這30年，在拉伯雷研究會及其創建人阿貝爾·勒弗朗的推動下，一項浩大工程完成了，它儘可能地闡明了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原來模糊不清的生平、作品、思想。艱苦的勞動獲得了成果。我們對此人的生平了解得更清楚了，理解他的不甚明了的作品也不太困難。這裡所說的我們，是指那些有閒暇，或者有責任，天天關注發掘者工作的人。而沒有了解手段的廣大讀者則需要有一本書來全面概述所獲得的成果。普拉塔爾就特別有資格寫這本書。從1910年起，他發表了《拉伯雷作品集》，從作品這個詞的文學意義上（來源、想像力和創作）進行了說明。他還發表了一篇論文，顯示出他在16世紀法國文學方面的深厚造詣。此後他一直參與拉伯雷研究，許多文章證實了這一點。他還進行了一些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發表了《拉伯雷在普瓦圖的青少年時代》，不包括出版拉伯雷的原著。[178]他遇到了一家積極主動的出版社，即范歐斯特出版社，對《弗朗索瓦·拉伯雷傳》進行幾近奢華的裝幀，添加了一些漂亮的照相凸版印刷的插圖，補全了不久前由阿爾蒂爾·厄拉爾在其非常生動的著作《拉伯雷》中匯集的圖示文獻。我們很高興，因為得到了我們所缺的東西：關於巴奴日之父鮮活的存在，有了一幅完整的概貌，而且不再是素描了。
乍一看，描繪這樣的概貌不太難。人們手上不是有10卷《拉伯雷研究雜誌》、15卷《16世紀雜誌》、由勒弗朗為冠軍出版社的豪華版本的《拉伯雷全集》中的《卡岡都亞》和《龐大固埃》寫的兩篇充滿生活氣息和熱情的序言嗎？只需有審慎的態度，只需會讀會寫，這本書就能寫成。不過，它應該是一本更出色的、讓許多人翹首以盼的拉伯雷傳。尤其是要讓歷史學家翹首以盼。米什萊在其《法國史》[179]的一章中就說過，這應該是一本非凡的書，因為這位眼力超群的作者，雖然只掌握一些錯誤的事實和虛構的傳說，但是他受到他的理解力的支持，並受到他的同情心的引導，能夠向我們提供一幅相當準確和十分鮮明的拉伯雷的速寫。米什萊曾大聲疾呼：「多麼希望有人能寫出一部拉伯雷傳啊！」[180]這是因為，關於這個奇特人物的書籍都帶有「時代印記」，而且達到了罕見的程度，因此寫他的傳記，就要按照米什萊的意思，完整勾勒出「英雄」時代的主線，拉伯雷的作品就緊密貼合這條主線。
然而，讓·普拉塔爾的工作的第一部分是細心、嚴格和審慎地完成的。他的提綱里沒有什麼複雜的東西。按照年代順序：出生、受教育、成為修道士；接著是在普瓦圖度過的歲月，為熱弗瓦·戴蒂薩克效勞。然後是到處漂泊，居無定所：波爾多、土魯斯、布爾日、奧爾良、巴黎？人們知道得比較多的，是他在蒙彼利埃、里昂、義大利的羅馬度過的那些年，以及在皮埃蒙特時，逗留在紀堯姆·杜貝萊身邊。最後是《第三部書》和《第四部書》，然後不知所終。
關於拉伯雷的出生、出身、青年時期，沒有什麼新鮮東西。都是阿貝爾·勒弗朗的論文向我們提供的。弗朗索瓦的父親是安托萬，是希農的皇家律師，是個有錢的法學家，在離該鎮一古里之外他從事法律職業的叫德維尼埃爾的地方，擁有分成制租田，拉伯雷常常提到這個地方。按可信的傳統說法，他就是在那裡出生的。
什麼時候出生的？普拉塔爾和阿貝爾·勒弗朗及克盧佐一樣，在其《拉伯雷年表》中表示為1494年。這一切都沒有得到核實，但是看上去都很有可能。這之後有一段空白，沒有幼年時期，沒有學習時期，沒有家族關係。進入修道院之後，這個職業，是被迫從事，還是個人意願，不知道。讓·普拉塔爾傾向於第二種推測，認為拉伯雷的「興趣方向是智力工作，貪圖方濟各會隱修院的安寧」。[181]我對此不這麼肯定。因為「方濟各會隱修院」不是專門供人們從事「智力工作」的場所。尤其是關於被迫從事的職業這一段尖刻和過火的話讓我耿耿於懷。而且，還有一個大家也許沒有充分注意到的小事實。拉伯雷身為未來的方濟各會修士，經過洗禮獲得了弗朗索瓦這個教名。他可能還有個叫弗朗索瓦茲的姐姐。是他們家特別崇敬這位阿西西（Assisi）的聖人嗎？甚至也許是父母對神許的願？這純粹是假設，我趕緊這麼說。我們別用臆測來填補一個充滿神秘的空白。可是這種神秘太令人好奇了，連非常謹慎的普拉塔爾有時也拗不過，用「也許」來填補這個空白的欲望。拉伯雷年輕時可能去過昂熱。但是我們別以為「他母親的家族，弗拉潘家族就住那兒」。[182]如果拉伯雷是安托萬的兒子，那麼他的母親就是迪蘇爾家族的人。他出生於帕萬的祖母，在其拉伯雷家族的丈夫去世後，改嫁給了弗拉潘家族的人。[183]因此嚴格地說，弗拉潘家族的人與拉伯雷毫不相干。同樣，「他可能」先是進入昂熱附近博梅特的方濟各會修道院，杜貝萊家族的人對這個修道院[184]有關照。「他可能」在那裡「學習了當一個教士所需的課程」。或者像作者寫的，「他（後來）可能沒有理由不進入這些繩索腰帶修士的修會，他已在博梅特從這個修會學習了最早的課程」。[185]對不起！人們可以假設他在那裡學習，但也可以假設不在。我們真該對這些篇章謹慎地提出懷疑，它們從假說到確信，轉得如此自然而然，如此合情合理！
總之，我們直說了吧：關於弗朗索瓦·拉伯雷的生平，從他出生（日期不確定，地點人們大概熟悉，他的父母是誰，嚴格地說是推測出來的），到1521年3月4日，下普瓦圖豐特內——勒孔特的一個修道士不無激動地寫信給文學之父和博學者楷模紀堯姆·比代的日期，如果要依靠可靠的、明確的、經過嚴格考證的文獻來了解，那麼對於這段時期，我們一無所知。
然而，「從拉伯雷的生活圈子，從他自認為是其老師的人」來推斷拉伯雷本人，這種方法若是用來確定可以說是完全「模糊」的那些年份，則往往是有害的和靠不住的。我想到一些篇章的內容，其中普拉塔爾就在考慮，少年弗朗索瓦是按照愛比斯德蒙的方式「被精心描繪的好學生」呢，還是按照雅諾圖斯的方式被說成是「一個靦腆的笨手笨腳的小男孩」。[186]不過，一旦有了更堅實的史料基礎，這些章節就真正變得有趣了。人們在這些內容非常充實的章節中發現：作者在其中複述了他的有關能幹的少年弗朗索瓦的小書的內容，生動逼真地描繪一個可信的「普瓦圖的拉伯雷」以及其他事情。其中對環境的了解很詳細，能使文獻向我們提供的某些資料互相聯繫起來。這種方法澄清了拉伯雷作品中許多不易理解的內容。它巧妙地確定了這個修道士的各種活動，如人們所知，這些活動最終以從一個方濟各會修道院轉到一個本篤會修道院結束。這無疑要歸功於拉伯雷的教區主教，馬耶賽的主教熱弗瓦·戴蒂薩克的庇護，他擔任了這位主教的秘書，而且這位主教可能委託他教其侄子路易。在離南普瓦捷兩古里的利圭熱本篤會隱修院，他似乎有他的書房[187]；巧合的是，在4個世紀後，於伊斯芒斯也在這裡當修士。不過，於伊斯芒斯既不是普瓦圖人，也不是都蘭人……
可是，不管這種根據環境來解釋的方法給我們提供了怎樣的幫助，它並沒有得到很深入的利用。或者更確切地說，它沒有觸及最主要的部分。實際上，如今我們能夠非常充分地復原各種環境，把它們首尾相接連起來，（據我們所知）就從表面上構成了拉伯雷的生平。對一位有點精明的傳記作家而言，從那時起，從一個城市到一個城市，從一個地區到一個地區，追尋他的主人公的足跡。這便是撰寫一部有教益的而且不令人厭倦的巨著的規則：一種遍及從1520年到1550年的人文主義歐洲的文人圈子的循環巡行。不過，還剩下兩樣東西，兩樣不重要的東西：人和作品。我們前後都了解得不清楚。人，可以真的是弗朗索瓦·拉伯雷，但似乎也可以是他同時代的人、朋友、敵人，只要他們聰明、有洞察力，都行。人，就是這位在1532年突然從地下冒出來的近乎神奇的作家，把這四部小說的第一部獻給了我們。我們把有爭議的《第五部書》撇開，這四部小說是《卡岡都亞》、《龐大固埃》、《第三部書》和《第四部書》，一個世紀的四幅令人驚奇的圖景。一部巨著連續但又有區別的幾個部分。然而，我們現在是從外表上清楚地認識了這部作品。對於它的細節，我們即使不是完全了解，也差不多了解所有細節了。由於大批研究者英雄般的齊心協力，語言表述上的大量晦澀的難點，以及更加晦澀的，對一些純粹應時發生的事件的大量諷喻，都得到了解釋。這些研究者中，有孜孜不倦的詞彙學家拉扎爾·塞內安，他的兩大卷《拉伯雷的語言》，系統地盤點了拉伯雷作品的語言，可以無愧於它的副標題「文藝復興運動的文明」。[188]還有更好的，是阿貝爾·勒弗朗的熱情、耐心、敏銳的洞察力，讓他能夠證明希農地區的事物與地點之間，以及拉伯雷的小說一些完整的章節之間，如何以各種有趣的紐帶聯繫起來。一切聯繫都很巧妙，往往是無可懷疑的，而且總是有趣的。但是，核心問題，唯一重要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創作」的問題，怎樣考慮這個問題？甚至是怎樣把它提出來？
我們要承認，我們其實「沒有看到」拉伯雷。
這裡有一部巨著，一本傑出的書，多達300頁，書的突出位置上，標著這個希農人的名字。我們認真拜讀後合上它。自始至終我們沒有看到拉伯雷，既沒有用肉體的眼睛看到，也沒有用精神的眼睛看到。沒有看到一幅讓我們滿意的能幹的弗朗索瓦的肖像[189]，或者一幅即便不讓我們滿意，但也可能是真實的拉伯雷的肖像。尼古拉·布爾邦，一個蹩腳的研究拉丁語言的韻律學家，一個沒有長短短格和揚揚格[190]榮耀的騎士，我們本來對這個可悲人物不需要知道什麼，可是他和伊拉斯謨一樣，偶遇了漢斯·霍爾拜因[191]，於是我們有了他的那幅動人的畫像。拉伯雷呢？他有一些面容古怪的畫像。《名人肖像年表》[192]中的畫像就顯得不高興。他陰沉著臉，顯得有點奸詐？有可能。不過我們還是放棄那些老舊的肖像畫為好。
有雙智者的眼睛？不可思議！他要麼是那種舉止像塔巴蘭[193]的人，在鬧劇中扮演一個厚顏無恥的食客，付了一份錢，卻胡吃海塞撐破肚皮，酒也漫出了喉嚨，到了晚上，就去寫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要麼是一個博學者、醫生、人文學者，用大量的古代文獻和熱切的好奇，孜孜不倦地滋養他的神奇的記憶力；還被叫作泰奧多爾·德·貝澤和路易·勒卡隆的人贊為大哲學家，甚至被誇為哲學家的泰斗：
In primis sane Rabelæsum,principem eundem.
Supremum in studiis Diva tuis Sophia.[194]
這兩個拉伯雷，選哪個？
我們的祖宗比我們幸運。他們不做選擇。兩種形象的拉伯雷都接受，不管是體面的還是粗俗的。而且因為不把兩個拉伯雷放在一起對比，所以他們適應起來沒有困難。當他們在戴蒂薩克家或杜貝萊家，或在埃格——莫爾特，在弗朗索瓦國王身邊，遇到這位受寵於國王的博學的弗朗索瓦·拉伯雷大師時；當他們在那兒，或者在無數正兒八經的場所，巧遇這位研究古希臘的學者；這位醫生；這位能用希臘語、拉丁語，甚至法語寫韻文和散文的詩人；這位受到當時最偉大的文人和學者，從紀堯姆·比代到約阿希姆·杜貝萊，其中包括年輕的泰奧多爾·德·貝澤[195]的吹捧和讚揚，受到有爭議的埃蒂安·多萊，以及其他許多同樣有名氣的人吹捧和讚揚的人時，他們便脫下帽子，用雙手拿著，恭敬地稱他博士閣下[196]，並靜候他從雄辯的口中說出優美的古文。後來當他們饒有興致地讀了《卡岡都亞》或《龐大固埃》時，就立即被完全迷住，就像集市上看熱鬧的人被一個賣狗皮膏藥的人的妙語連珠迷住一樣。再說，在翻開這些小書時，他們意識到應該做什麼嗎？這個行為，可以用那種過時的話說，是一種「文學」閱讀嗎？絕對不是。作者可能是向他們吐露，在人的勇武行為和文學、高尚文學（人文派文學）之間存在某種聯繫，以此來讓他們吃驚。彭波尼奧·勒托的虛構的古羅馬人盧修斯·庫斯庇丟斯的遺囑，顯然是「文學」讀物。至於巴奴日與丹德諾的糾葛，得了吧！不過是一些「逗人開心的故事」而已。
16世紀的人不會把表達方式搞混的。開心了他們就笑。開懷大笑，沒有惡意。而且他們立刻就根據作品來揣度作者。這個能讓愁眉苦臉的人捧腹大笑的敘述者，這個口若懸河的敘述者，估計是個非常快樂的人吧？這個誇獎葡萄酒的人，估計是個多麼奇特的酒鬼吧？我們要指出，要這樣從書轉到作者拉伯雷，就要求作者本人就是讀者。敘述者不入戲嗎？他永遠都不說「我」嗎？他報告巴奴日的非凡功績，不是沒帶個人情感的。他是街頭雜耍的參與者，是奇異把戲的表演者：「善良的人們！願天主拯救你們，保佑你們！你們在哪裡呀？我看不見。等我戴上眼鏡……哈，哈！封齋期過了，我看見你們了！……」[197]那麼，當他們把拉伯雷變成一個酒鬼和一個小丑時，這不是他們犯了一個錯誤，更不是往歷史檔案中提交一個證明。他們心裡想的那個拉伯雷，就是一個酒鬼和一個小丑，因為他身上體現了拉伯雷小說里的所有的縱酒作樂的聚會，粗俗下流的玩笑和滑稽可笑的動作。他們認為「真實」的拉伯雷是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拉伯雷，就是他們創造的，是為他們自己製造的，披著書及其主人公的外衣。拉伯雷創造了卡岡都亞、龐大固埃和巴奴日。卡岡都亞反過來按照他的模樣改變了拉伯雷：對那些很少厭倦的讀者來說，對那些貪婪而天真，況且對他們尚未提出的一個問題還沒有明確概念的大孩子來說，這就是唯一真實的拉伯雷。對他們來說，文學作品創造、產生的問題是不存在的。即使當這些人的名字叫龍沙，或者叫杜貝萊時。龍沙就是在1554年的《博卡日》中寫《弗朗索瓦·拉伯雷墓志銘》的那個龍沙。杜貝萊就是1558年在《詩選》中寫龐法居的拉丁語的《墓》的那個杜貝萊。[198]
因此，關於「拉伯雷的傳說」，這個著名的重要問題，歸根結底只是一個集體心理學的問題。最近人們經常圍繞這些傳說的文獻發起爭論，這些文獻對我們來說十分意外，以致我們非常幼稚地想像出一些私人積怨的故事來讓這些文獻容易被人理解，好像涉及的不是描述粗俗的酒鬼的文學形象，而是涉及一份一個叫拉伯雷的人酗酒習慣的治安記錄：「姓名：弗朗索瓦。職業：醫學博士……」而我還要補充說，如果需要，我等待時機再來詳述，好像在他那個時期不乏這种放縱成性的名人，其中一個就是詩人馬羅，他就不像拉伯雷那般榮幸，擁有一部十分類似的傳說，也沒有類似的成長曆程。「通過對他所研究的每個時期的思考，對該時期的人的精神材料重新進行組織」：請原諒我引用自己的著作，這是我最近為自然科學史學確定的目標。[199]「不再把我們看作是人的狀況的樣本，處處都有效；因此也不再想自己來重新思考和恢復精神狀態，供我們自己研究」，這是夏爾·布隆代爾為集體心理學規定的大綱。[200]我們都深信這些簡單觀念，那麼我們就把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同時代人叫到我們跟前，展示他們的暴力和任性、對外部影響的屈從、情緒的變化無常、相互之間的易怒、惡語相向、相互殘殺，而後又特別容易握手言和，這些向我們解釋了，甚至在文人、學者、詩人中間，為什麼也會發生那麼多無謂的爭吵、那麼多惡狠狠的指責、那麼多對剽竊抄襲行為的謾罵、那麼多對人類和上帝的公正的呼喚、接下來便是令人厭惡的極力奉承，最愚蠢的是，要跟荷馬、品達爾、維吉爾及賀拉斯平起平坐。我常常說這是「一種由反差構成的生活」的天然產物，這種反差非常強烈，鮮明得出乎我們想像：是白晝和黑夜的反差、寒冬和炎夏的反差、酷熱和冰冷的反差……生活條件均等，情緒就均等：兩者相互聯繫，互為條件。可是同樣地，我們的神經也麻木了。我們吃了過多的水果——我們或我們的父輩——吃了我們貯藏的這些水果，像聖經里說的，酸了我們的牙齒。他們？他們不是麻木的人。絕對不是！例如，他們對極其強烈的音樂演奏是不抵制的。我總會想到《厄特拉佩爾故事集》，其中諾埃爾·杜法伊為我們描述了克雷芒·雅內坎的敘事合唱《馬里尼亞諾戰役》[201]對他的同時代人的影響。沒有人不受這種音樂吸引，它的表現充滿力量，又顯得稚氣，用擬聲的和聲來表現「戰鬥的喧鬧」；沒有人「不注意看他的劍是否入鞘，不注意看他踮起腳、挺起腰杆，讓自己顯得更精神抖擻、身材魁梧！」音樂對於頭腦簡單的人的肌肉的影響被描寫得富有表現力，他們盡情表現，不加克制。可是我們呢，我們克制住了。
這裡我們又轉回來了。必須做出選擇。他是一個體面的、有學問的和可敬的拉伯雷呢？還是一個肥頭大耳的酒囊飯袋，跟所有人一樣，沒有鮮明個性的人？或者用形態學的話來說，是一瓶矮矮胖胖的餐後酒；也可以說，就是萊昂·高茲蘭所描述的坐在餐桌旁的巴爾扎克，像皮埃爾·亞伯拉罕最近發掘出來的那個巴爾扎克[202]，有著「無所事事的龐大固埃式的傲慢，他解下領帶，襯衫敞開，手握水果刀，一邊笑，一邊喝，一邊切著酥梨……」然後筆下就出現了所期待的名字：「真誠的都蘭人浮上表面」，高茲蘭繼續寫道，「我們相信在特來美莊園看到了拉伯雷，他為了一個突然冒出來的很傻的雙關語，高興得哈哈大笑——因為酒使他獲得了靈感，無論如何，酒是好酒……」
幸運的高茲蘭知道拉伯雷是怎樣一個人，而且在特來美修道院見到了他，像他的巴爾扎克的一個原型，一雙肩膀在快活的下巴下面搖晃！我們不花什麼代價，就能得到一幅按照阿爾高弗里巴斯·納西埃[203]大師的本性描繪的，像人們可以在里昂書店裡見到的1532年的那樣有血有肉的素描嗎？我們將永遠不會再有那種素描了。那麼我們也像寫他的傳說的作者們那樣，來畫這個素描吧。我們從拉伯雷的書中把他找出來。不過，我們將一如既往，顯示對邏輯性的關心，我們的祖先對邏輯性是很鄙視的。我們願意接受他的朋友們對蒙彼利埃的這個博學而可敬的博士所說的恭維的證詞，願意接受他們對一部辭藻極為豐富的作品的各種證詞。這些證詞詼諧、粗野、粗俗：我們把它叫作「於布王式的文學遊戲」，這個「下等人的全部魅力」，這些我們都一掠而過。但是，卡岡都亞博學的言辭、乏味的訓誡、他兒子的說教，這是我們要的一部分東西。那麼多大膽的雕塑家在我們的公共廣場上豎起一個人的雕像，要是他們知道遮掩這個人的什麼外貌就好了，一個叫福蘭的人就能以拉伯雷為中心，重畫兩個著名漫畫中的左拉，即《夢》中的左拉與《娜娜》中的左拉：「我嗎？我產生了聖人龐大固埃……而就是這個……小丑產生了巴奴日！」
我們始終這樣想。我們的前輩選擇了他的醉鬼形象，並大肆攻擊：想想拉馬丁在其《文學教程》中誇張得可笑的叱罵吧。[204]我們呢，選擇了整潔的老教師形象。對他有贊成，也有點反對。為了安慰我們守著已經確定的事情不動，我們只要指出，就算我們真的了解拉伯雷；就算我們得到了他的告白，或者他的同時代人的直接和詳盡的回憶錄，另外一個大問題仍然始終存在，另外一個令人生畏的大問題要解決：即作品的問題，而首先是它問世的問題。
我不想侵犯不屬於我的領域。但是畢竟，從人到作品，即從大腹便便的「信奉正統主義的外勤推銷員」、髒話大行家、「拉伯雷式」笑話和故事的熱烈愛好者、眾口一詞向我們描述的酒鬼和饕餮巴爾扎克，到由97篇小說構成的《人間喜劇》及在其中淋漓盡致地表演的兩千個人物，當人們得出結論（是皮埃爾·亞伯拉罕在我剛才引用過的內容非常豐富的小書里給出的結論），當人們以一聲微笑作出結論：「喏，就是這個作品，就是這個人；就是為此寫的。」這裡有一個魔術師說變就變的把戲，讓人生疑。還有「一個缺陷，任何善意都填補不了」。我還來摘抄一段：「人們終於找到一些偶然的類似；人們終於指出一些一致的地方，或者更確切地說，指出這兩個封閉領域的事實之間一些相互的移轉，是的；但是，總之不過是在隨便什麼人和他的深刻記憶之間移轉而已。有人曾經見到過它們因果聯繫嗎？可以從中發現這種聯繫嗎？」[205]
我們立即要指出：皮埃爾·亞伯拉罕專心研究巴爾扎克的主題的任務，是探求一種可能導致巴爾扎克的生活和作品兩組不同的結果的共同原因。而這種任務如果涉及一個大家幾乎一無所知的人，我的意思是說，所有對這種研究而言重要的東西都不知道，那麼怎麼去完成它呢？還剩一個問題。拉伯雷寫了《龐大固埃》，這是事實。可是，確切地說，是什麼原因，促使大主宮醫院的這位博學的醫生；這位可敬的人文主義者；這位受普魯塔克影響，並崇敬柏拉圖的研究古希臘的學者，這一天用剛剛抄寫了希波克拉底的《誓言》的筆和墨水，開始寫這本不起眼的卻如此大有前途的小書：《渴人國國王、鼎鼎大名的龐大固埃駭人聽聞的英雄業績》的？文獻保持沉默，這沉默無法打破。我們面臨的局面是什麼東西造成的？也許最好別去想這個原因，只用鮮明的線條圈出我們的廣闊的無知範圍即可。
但是，關於《龐大固埃》的問世，普拉塔爾大膽提出了一個假說。他寫道（第99頁）：「人們可能猜測他首先是想謀求金錢方面的利益。」這裡沒有侮辱的意思，可是普拉塔爾自己在後面幾頁又提醒人們說：「在16世紀，文學並不給人帶來收入。出版社或書商得到它的全部收益，一般只是在賣書時才須返給作者一筆額外報酬。」無論這筆報酬怎樣，而且無論阿爾高弗里巴斯·納西埃的例子的現實情況怎樣，說文學在16世紀從來不是收入來源，不完全確切。艱深的拉丁語的文學，甚至希臘語的文學，都能賺到一些錢。不是出版商對作者表現出慷慨大方，這並不是傳統。而是作者們有其他收入。一篇有西塞羅風格的拉丁語詩體書簡就「收到了稿費」，因為它的幸運的目標讀者，如果是精心選定的（而且作者慣常都會選擇），見到他的名字被正規地拉丁化，在一篇專深的作品的第一頁上以大寫字母展示出來，就立即從這種榮幸看到大把大把的金幣。[206]拉伯雷如果想「賺錢」，他不會選用拉丁語寫，並且寫人文主義的作品嗎？
但是普拉塔爾先生不輕易放棄他的假說。在解釋1546年初《第三部書》的問世時，他又提到這個假說：（他在第172頁寫道）「缺錢無疑是促使這位醫學博士為前兩本逗樂子的書寫續篇的主要原因。」我還是對這種解釋反感。我不是出於一個幼稚的願望，要樹立一個道貌岸然的弗朗索瓦·拉伯雷，讓他超越一些世俗瑣事，浮在那個時代的空中生活，甚至在囊中羞澀時，也視金錢如糞土。我是擔心會犯年代錯誤。其次，我在閱讀這些片段時（因為我讀過它，並注意了其他片段），覺得普拉塔爾有輕視作者的傾向，程度還不淺，以至於往往令人懷疑，這位權威的拉伯雷研究者是不是真正深刻領略到了拉伯雷的魅力。[207]當然，我們別上當。但是司湯達常常告訴我們「擔心受騙」確實會導致什麼後果。而即使應該對觀念的換位和意識的年代錯誤畏之如火，任何文學創作仍然確實有它的原因和法則。人們如果願意，可以通過與純粹應時的、外部的和意外的原因不一樣的原因來解釋。希望人們從拉伯雷小說的幾乎每一頁上都能感覺到，這原因就是文學創作者的一種需要，即解放自己，表露思想，使之在他身外存在下去。的確，人們怎麼能否認這一點呢？可是，正是出於這樣的意識，如果想提問題，就該問《龐大固埃》和《卡岡都亞》相繼問世的真正問題，然後再是後面其他兩本或三本書問世的問題……
不管怎樣，而且要想回到歷史的特定領域，我們就要知道抵禦危險的慾念。關於拉伯雷，人們肯定說了很多蠢話。有一些侮辱的蠢話；同樣也有吹捧過頭的蠢話。我們在上面提到過，有人說他是一個水平深不可測的哲學家，一個百科全書編寫者，甚至說他一個人就是一整部百科全書，而且是神奇的百科全書；是未來的人類和世紀的創造者，自由思想的奠基者[208]，法國大革命的先驅，云云。我們覺得這些狂熱崇拜可笑。可是我們不要以為，要徹底擯棄這些狂熱崇拜，就該過分低估這位巨人創造者的身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好時代，拉伯雷研究協會在鼎盛時期每年都組織晚餐會，在一次這樣的晚餐會結束時，拉伯雷研究權威阿拉托爾·法朗士，宣讀了對龐大固埃主義的讚美詞[209]。「你們知道這是一種蔑視身外事物的樂觀主義」。法朗士聲明，「拉伯雷、蒙田、伏爾泰的書，就是現代《聖經》和最新的《新約》。人們從中汲取人類最需要的、最符合人類本性的、最能讓人類幸福的信仰，這就是懷疑」。人們理解這個主題，就猜到音樂家知道怎樣為它譜曲。在龐大固埃主義的哲學中，他尤其讚賞的，「就是它是跟人的弱點相稱的，而且它並不使我們趨於完美，趨於不適當的完美。它擔心任何過度，甚至美德的過度，老實說，美德的過度是可怕的過度……」，弗朗索瓦大師幾乎不為這種過度所苦：「拉伯雷並不是聖人。本性使他過於討人喜歡，以致做不了聖人。他沒有殉道的志向……」這一切充滿都蘭人的精緻和優雅。這就是龐大固埃主義，阿拉托爾·法朗士本人的龐大固埃主義。可是，這是拉伯雷嗎？是真實的拉伯雷嗎？或者至少是一個拉伯雷？我不認為。在弗朗索瓦大師身上，我很少看到貴族式的懷疑精神、哲學的審慎、對普通人及其思想的智力的蔑視。如果人們願意，也可以說，我心中的拉伯雷，像貝日萊先生或熱羅姆·夸尼亞爾稍微少一點，像約翰修士和貴族龐大固埃稍微多一點。還有，我心中的拉伯雷不是聰明人世界的公民，而是他那個時代的法國的國民。[210]我認為正是由此值得引起歷史學注意。
我們別忽略這一點。根據拉伯雷的出身，如果他真是希農的一位律師的兒子，那麼他就是一個有產者。不管怎樣，人們發現他很早就被一些博學的社團接受，在這些社團中，勤勉的有產階級的傑出人物，努力使他們的閱讀和思考擺脫祖傳的審慎精神和陳舊的思想觀念：我們記得豐特奈的那些博學的對話錄，拉伯雷無疑是在學者蒂拉科的陪伴下，收集了後面的《第三部書》的原始材料。後來，在一種長期多變的生涯中，他不僅不常和一個有著正當的、地點固定的、勤勉的職務的有產階級來往；也不和有點脫離博學者、詩人、醫生、印刷商的用腦子的小有產者來往：他所接近的人中有做生意的有產者，有從事繁重勞動的手藝人，從他所用的詞彙看出，他非常關注他們；有在羅亞爾河上航行的富商大賈，或者冒險商船的船主，這些船駛向加拿大，又駛向蘇門答臘，他們既守傳統，又能創新；拉伯雷結識了他們，訪問了他們，研究了他們，最後就為他們寫作。
因為畢竟人們太容易忽略這一點了。他沒有為他那個時代的文人工作，要不然他就該用拉丁語寫作了。他為那些不懂或不大懂拉丁語的人寫作；為那些要讀優秀法語的人寫作，那位綽號叫「君主」的書商克洛德·努里就想碰到這些人。他在一篇公認非常優美的散文中，表達了從他們身上發現的和他極其鮮明地向他們表露的深厚情感，其中浸透了屬於他的智慧以及到處採集到的全部古代精華。這位偉大的藝術家，這種從蒂拉科得到的強大精神。他把它變成了拉伯雷精神。
而這是一個事實，即我們歷史學家可以發現，在真正至關重要的三個方面，對國家、所處時代和所在階級的表達深厚情感的最好方式，就是弗朗索瓦大師的表達方式。就算是涉及用拉伯雷式的嗜酒象徵性地表達他的認識的熱情。或者是涉及一類法國有產者對於宗教事務所遭受的某些方面的反應。或者是涉及那些對於和平的公正、對因法律公正而產生的和平的那些憧憬，這已是這些人的特性，而且仍然是。
這就是阻止我們把弗朗索瓦·拉伯雷的思想和活動平庸化的因素，也許至少像普拉塔爾那樣，不會過於積極地反對。有一天饒勒斯遇到一個重要問題：為什麼法國拒絕了宗教改革？他便大膽地回答（而且他十分了解拉伯雷，並且喜歡他）：因為在發生宗教改革時，已經有「一些像拉伯雷那樣的人，隱約預感到整個自由科學的偉大前途」。[211]當然，對於這個說法，應該像對任何說法一樣加以完善。
從歷史學角度看，可以說這種說法使得一種意見比一位博學者的話更正確。這位博學者——我不說出他的名字——後來頗有學問地教導我們：「拉伯雷不是獨樹一幟，他不願意獨樹一幟……他書中的觀念看上去最新穎、最大膽，但並不是他個人思考的成果，因為大部分都是他之前的人文主義者就已經寫過的。」於是得出結論：「他首先是一個利用老生常談的高手。」[212]啊，不！要是拉伯雷的作品只是授獎儀式上的一曲大合唱，哪怕是一曲「極其美妙的」大合唱，是總決賽上的一首無人稱的響亮的《馬賽曲》，總決賽的主題都被他那個時代的所有的拉魯斯人文主義者完全掌握了，那麼可能在幾個世紀前它就被廢棄了。它沒有被廢棄。而之所以它一直存在，是因為它不像此人所說的，是「不協調的素材離奇的拼湊」，而是一個表達能力和生動性都無與倫比的創作者的作品，他在地球上的人類本身尋找他的重心，而且找到了。人文主義者因此擁有了這個詞的全部尊嚴。如果必須用一句話來概述這部永葆青春和新鮮的作品所表達的意義，我會立即借用某個寬容借用行為的人的話，我指的是借用巴奴日的話，他宣稱：「我只造活石頭，那就是人。」象徵性地說，拉伯雷也是其他什麼都不造。但是，這頌詞並不是沒有分量的。
2.文學與社會生活
從朗松到達尼埃爾·莫爾內：一種背棄？[213]
歷史學家們和法國文學的教授們不說同一種語言，對此我肯定擔心。索邦大學教授達尼埃爾·莫爾內發表了一部書名誘人的巨著：《古典文學史，1600—1700；其真實的特徵與未知的方面》。[214]歷史學家急不可耐。「真實的特徵，未知的方面」：確實是使他激動的東西的真實的特徵和未知方面啊。他打開書，碰巧看到了這句宣言（第6頁）：「我認為，我嘗試研究我將再次稱之為古典時代的歷史之歷史的時機到來了。」歷史之歷史！有人會告訴他，這就是「一種純文學的歷史」——這個頭腦愚鈍的歷史學家會感到渾身不自在的。在精明的文人善於辭令的社會中，他本來會擔心感到拘束，因為他天天接觸到傑出的、平庸的或更差的作家——而根據定義，正是這些人有資格分得清誰優秀，誰平庸（即使他們像否認一個諱莫如深的毛病一樣否認自己平庸）；他本來會擔心，這些精明的行家裡手會嘲笑他土裡土氣，乾脆把他送回歷史學的馬廄得了。可是，人們還明確答應給他一種「歷史之歷史」！來吧，不要前怕狼後怕虎了！因為畢竟他看到了（第7頁）那句十分值得紀念的話——如果我記得不錯，是第一章的第二句話：人們尚未證明，甚至在文學上，有人會是不可或缺的——這個歷史學家就有充分理由想了：「這下我在書架的耗子和卡片櫃的耗子中間感到很自在了。不受拘束了。如果願意的話，只穿件襯衫……」不過，他很快就該變得謙虛些了。
「歷史之歷史」，在他看來，是指，或者可能是指一種在某一時代與這個時代的社會生活有關的文學的歷史。不用說，這樣構想的歷史，的確會呈現出一些「未知的方面」。要把它們寫出來，就需要復原環境，就要想到該由誰來寫，為誰寫；誰來讀，為什麼讀；需要知道作家受過什麼教育，是在學院還是在其他地方——同樣還要知道他們的讀者受過什麼教育；因為畢竟……[215]；需要知道某某作家獲得了怎樣的成功，這種成功的影響範圍和深度如何；需要在作家的習慣、愛好、風格和成見的改變，與政治的變遷、宗教精神面貌的轉變、社會生活的演變、藝術時尚和興趣的改變等之間建立聯繫；需要……，我就此打住。
歷史之歷史……但是所有這些一樣也沒有在莫爾內的著作中出現。這不是因為作者無視這些問題存在。他是居斯塔夫·朗松的學生，而朗松非常積極地嘗試把文學史和歷史結合起來——使它恢復青春，並且通過引導它關心許多真正歷史方面的問題，使它面目一新。不過，這個企圖註定是要失敗的。因為要獲得成功，就該努力組織一個歷史學家團體，這些歷史學家是按照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學的方法培養出來的，具有對歷史的求知慾，尤其是對社會史的求知慾。最棘手的也許是編寫所有社會史——然後，這種獲得的全面培養，就被專門定向為他們的文學史學家的具體工作。但是，畢竟朗松提出了這些問題。[216]他因此從不同方面飽受人們指責——人們不無憤慨地清楚地發現，他希望、他渴望當一個歷史學家，而不是評論家，以便人們把我們的成就讓給他，以便我們這些歷史學家格外承認他擁有我們的一個成就，他可能想占為己有的成就——渴望不再只是把一些重要典籍，人類天才的一些獨特典範，放在他和我們的面前展示，這些典範歸於一些把自己變成了偉大創造者種族中的獨一無二的模範的人——一些「不可替代」的人。哎呀，我寫這個詞，冒了被擺脫了那麼多成見的莫爾內瞧不起的危險。把注意力集中到一個時代的所有文學作品，注意指出這些作品中一些對當時社會有價值的表現、表述、表達。這就是綱領，就是居斯塔夫·朗松的不現實的計劃。
我再重申一遍，說它不現實，是因為要讓這個計劃獲得成功，就意味著事先要進行一場教學大綱的革命。而在法國，這種革命一直被證實是最難順利完成的。實際上，朗松鼓勵一些沒有開始想了解人們如何解析社會機制的人；一些根本沒有開始長期、仔細而全面地研究其中一個社會的起源、結構、方向、主使者和隱藏的原動力的人[217]——朗松鼓勵這些受過專門培養來研究希臘語、拉丁語、法語和理解希臘、拉丁和法國文學文獻的人——他鼓勵他們依靠資料，而且只依靠文學的資料，隨時為我們提供有效幫助，幫助我們認識一種他們只是在過於簡化的教科書中，從第二手或第三手資料中學會認識的環境。而一個社會卻是大量不同要素的不同程度的組合：其中有政治的、經濟的，還有宗教的、藝術的、哲學的、道德的，還有一些我不知道的要素。一個社會是一個整體、一個總體、一個複雜得不可思議的機構……
但是，有人會問，這兒有歷史學家什麼事？……對，別把他們算在內。確實，歷史學在其日常工作中，經過挑選、核實、驗證，積累了一套資料。但是歷史學可能要等上10年、20年或者更長時間，才會去整理這些資料。在之前這段時間裡幹什麼呢？……其實，在許多問題上，歷史學家通常知道的東西，比他說過的、使之形成的、獻給讀者的東西要多得多。外行對這些東西是不知道的，而他和三四位具有同樣好奇心的同行不必言明就能領會。而文學史學家只是文學史學家，在這裡屬於外行。但是我們歷史學家，閱遍世界，抱有一種嚴謹的幻想，其形式還不明確，但富有清晰書寫的、著力描繪的細節。這是特殊的寶藏，向我們每個人提供所在領域的各種專有的便利和特有的才能。文學史學家並不分享這個寶藏。
而問題是要知道，這樣一來，文學史學家能否有效地完成歷史學家的事業。也可以這麼說，他能否為文明的一般和特殊的歷史作出有價值的貢獻。
然而，有人見到達尼埃爾·莫爾內新出的這本書時，就必然覺得問題似乎解決了。可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達尼埃爾·莫爾內一開始就把新娘的所有服飾都摘除了。是她使用的器具，即當時的語言、句法、詞彙材料、韻律嗎？不，不是，這些都是屬於技術性的東西。拿掉吧，不要緊！是她表達的思想、表現的情感、支持的或者反對的偏見嗎？不，不是。過後就將看到！我引用這一段（第4頁）：「一些像亨利·布雷蒙神父的著作、布羅萬的書那樣的作品，指出了神秘主義思潮的重要性[218]，或者（18世紀的）對科學的好奇的重要性。但是人們可以不談所有這些，也不致歪曲我嘗試描繪的一般文學生活的情景……」如果情況確實如此，那麼莫爾內的這個情景就糟透了！甚至「某一天」擁有一部出自他手的笛卡爾時代的法國思想史（「我希望哪天親手來寫一部17世紀的法國思想史」，第3頁）的前景也糟透了，這個前景撫慰不了我們現在的不滿。因為我們擔心（我們完全有理由擔心），這部歷史無疑會一如既往，是一部脫離了軀殼的思想的歷史。因為眼前的這本書，甚至都不談及文學史的社會方面，書的正文部分不談，序言也不談，甚至都不提：「問題都不會提！」——於是呢？
於是，朗松的戲閉幕了。於是，我們又陷入了純文學史：「人們將在這本書中發現一部文學史，一部古典文學藝術史，而不是一部古典時代的法國思想通史……我相信人們是可以把我所研究的時代的這兩種歷史分開的，沒有多大害處……」可憐的新娘喲，你還剩下什麼呀？連「思想」都沒了。除了皮和骨頭，什麼也沒了。
而這不算過分。除了謬誤以外，這尤其還不是屬於「歷史之歷史」的東西……
當然，這一點也不需要說：1940年莫爾內寫他的巨著時，很善於利用許多工作者的成果，半個世紀以來，這些人長年累月夜以繼日地工作，讓古典藝術的一個又一個紅角和啞角復活。他理所當然也加進了他自己的大量成果。所以，他的著作的20章里，充滿了詳盡的細節、認真核實的日期、作家姓名和作品名[219]。一小部分不太有名的，通過一些常常很稀罕的摘錄向我們披露；對於偉大世紀的小小作家界抱著一種隨便的態度，這我很理解。但是，所有這些只會使一種情況更加明顯，我指的是，他即使不承認失敗，也會產生沒有明說的氣餒。也就是說，承認一種背棄。總之，如果我理解不錯的話，在莫爾內的觀念里，就是既有羅丹，也有安雅爾貝。而且，畢竟由於國家花錢定製安雅爾貝創作的雕像供人欣賞，使他的拙劣作品比羅丹的雕像多得多。而且，羅丹已死，把他個人藝術的奧秘帶進了墳墓，而安雅爾貝還沒死，他的蒼白無力的學院派藝術，好日子還在後頭。但最終人們弄不明白，為什麼安雅爾貝和他的追隨者及繼承者，在法國藝術史上占不了一席之地，他們即使不比羅丹或布德爾更強，也完全是一樣的強啊，羅丹或布德爾的作品是「由時間打造成傑作」的。這是一種觀念，是一種描述事物的方式。這種方式以現有的形式，不大令我感興趣。因為對安雅爾貝的作品的研究只能是統計學上的，不會是美學上的。它也許可以自稱是社會的，但是這需要做大量的準備。
而且，我作為歷史學家，面對人們提供的這些所謂「真實的」「未知的」新東西，仍然感到困惑。有些研究，如坐擁詩論教授職位的保羅·瓦萊里在法蘭西公學院開設的那種研究，那種教席——我們能理解成一個專門研究精神領域、精神作品領域的「創造」（poïein）[220]的教席嗎？很好。這是一些艱深的研究[221]，不是人人都能涉足的，原因不必說了——但是這些研究有前途。《法國百科全書》在第16和第17兩卷中，已經試圖給它們劃定最廣闊的範圍：「當代世界的藝術與文學」。——這是藉助於文學文獻，在文學領域繼續進行的一些社會史研究嗎？完全正確。這也是一些十分艱深的研究，但是我同樣確信，如果人們做好準備來進行這種研究，也會有宏偉前途。可是我們畢竟已經有了一些樣板啊？在這種研究和那種研究之間，有什麼樣板？老的文學史，那種介紹作家的成就和生平，介紹他們的生存狀況的變遷，介紹他們作品出版的外部環境的文學史——這是收集傳說和文獻的文學史。是一種按照年代展示的博學。它當然不是沒有實際用途。可是它能自給自足嗎？沒有人這麼認為。證據是裡面充斥著一些微不足道的問題，這些問題針對的只是一些假想敵。在1940年，誰會認為，還必須跟泰納[222]以及「把一部天才作品說成是對環境、時機、種族、一種統治權力的忠實表現這種看法」作鬥爭！——在1940年，關於泰納的這種新學說，我們已經進行了長達四分之三世紀的高談闊論，但這到底有什麼用？[223]
希望人們小心為妙。我們已經倒退得足夠遠了。它們不是健康、年輕、能力的特徵，不是我們空前需要的一切東西的特徵。我們必須重新邁步前進，而不是原地踏步。
3.從古典主義的趣味到浪漫主義的盛行[224]
一、雷蒙·納維的一本書：趣味與生活
有人會說：「這是一本教授寫的傑作！這本書研究伏爾泰，把一部像《風俗論》這樣的偉大著作擺在面前來徹底研究，還唯獨致力於研究《趣味的聖堂》，用566頁的篇幅來專心研究《歐第伯》和《論敘事詩》，即在《百科全書》的世紀裡已經真正消亡的東西。這是多麼冒險的計劃啊！」讀了納維的書[225]，人們可以回答：「也許很冒險，但是成功了。」不僅文學史學家、總體史學家，而且社會和文明史學家，都可以且應當認識到，人們絕不要擔心這本著作會因為缺乏資料，以及擁有一個讀起來過於簡潔的書名，而成為一摞空洞無物的書頁。如果需要證明的話，這本歷史學雜誌中的這篇書評，無疑能夠提供。
這就是，納維說得很詳細，趣味的觀念是伏爾泰的觀念，也是生活的觀念。首先，這觀念不是表達了一種貴族的理想嗎？即上流社會有教養的人的理想。這種人尤其熱衷於趣味，而且認為舉止談吐雅致得體，比上流社會人物的道德品質更高。「有趣味的人拒絕民眾的本性，拒絕宗教的和浪漫的感情衝動，不願完全支持某人某事，也不願不謹慎地做出斷言，避免慷慨地和呆板地效忠；他始終為自己保留一個自由區域，讓他能夠控制和決定他的最合理的衝動。迸發個人激情、發泄痛苦或快樂情感、考慮現實，這些其實都是民眾的品質。有教養的人要維護一種尊嚴，他時而靠雅致和高尚來維護它，時而靠諷刺來維護它……易受鼓動的人，其思想深度一般多少都有點平庸。」這就是伏爾泰的趣味的內涵，它確實是產生於18世紀，尤其是產生於攝政時期，在那個時期，「有意識的綜合解體，迫使良好的意志超越這些廢墟，去尋求一種對最不受約束的人來說不可消除但是可以接受的原則」。而當納維先生補充說，伏爾泰非常清楚地看到這種衰落，卻不甘心放棄這些逝去的高雅精神的精髓時；當他寫道，「伏爾泰總是把一些溫情感人的行為當作瀕臨消亡的古典主義；他感興趣的不是只是健康有餘，而且將完全獨自成長的不安分的繼承者」時；當他向我們描述《亨利亞特》的作者關心「這個必須用一種精心配製的滋補合劑來延長其嬌弱的、富有輝煌的記憶和不可替代的成就的生命的顯赫的病人」時——這位研究文學趣味的歷史學家，不就趁此機會把總體史學家的注意力，引到18世紀的人對過去的一種多少有點無意識的態度上，引到對某種曾經是崇高的，但是已經消逝的東西的懷念上嗎？它無疑很適合於讓人們理解如何和為何需要平民的暴力，才能在世界上建立一個兩代人將時而懷著隱隱的擔心，時而又懷著天真的希望來期待的新社會。而我們這些生活在1938年，還通過那麼多情感和物質的聯繫依戀著19世紀、依戀著它的生活樂趣的人，聽到未知事物的召喚卻向後退縮的人——我們是否還不夠成熟，不能充分理解這樣的精神狀態；不能通過激起我們的關心，使它們在我們身上復甦和再現呢？
因此，這種有意識的「趣味」值得歷史學家注意。因為它建議對世上的問題採取一種機智詼諧的態度。而這就是伏爾泰及其同時代人對這種問題本能地採取的態度，既然納維先生認為能這樣來表述這種態度：「做人們應該做的事，也就是說，做人們能做的事。」既然他能寫道，「人類連同他們的歷史、進步、文明，以及與未知事物的雜亂的力量割斷了任何可疑聯繫的道德理想，確實是伏爾泰的文學感受性的根源」，那麼，這豈不是意外地把一部富有戰鬥性的作品中被認為可以忽略和無用的這個部分，跟狄德羅曾經表述過的一種概念聯繫起來了嗎？狄德羅在《百科全書》中以提問的形式提出了這個概念：「我們為什麼不會按照人類在宇宙中所處的位置，把他們寫入作品呢？我們為什麼不會把人類當作一種普通的中心呢？人類在廣闊無垠的空間中是處在這樣一個點上嗎？我們從此點出發，能更方便地把無限的直線延長到其他所有點？」
二、安德烈·蒙格隆眼中的一場革命：浪漫主義
安德烈·蒙格隆的《革命的和帝國的法國》[226]是對一些著作和小冊子文章所做的出色而珍貴的剖析，其第2卷的出版，為我們提供了機會，讓我們不僅可以指出這部人們也許不太熟悉，也難得閱讀的基礎著作的各種奇特的意義，而且尤其能了解這位研究觀念和意識史的歷史學家的作品，他擁有一切能讓我們的《年鑑》及其讀者感興趣的東西。
安德烈·蒙格隆青年時期開始讀書時，似乎就已經覺得浪漫主義是「主宰了我們的文學兩個世紀的力量，其影響還沒有衰退」。他的全部工作都致力於探求如此強大的思潮的根源，追蹤它的發展歷程。這是狹義文學史的著作嗎？不是的，不論其作者的敏感性、感受性如何，它們都不是那種著作；說它們不是，還因為催生浪漫主義的，是人們內心生活的深刻變革，而安德烈·蒙格隆研究的正是這種變革；還因為浪漫主義運動「在發展中不斷與法國的各種活動聯繫起來」，而他關注的對象正是這些聯繫、這種發展。[227]
說到浪漫主義，我們想起了我們的中學時代。——當時人們告訴我們，這是法國的一種多少有點仿冒的文學思潮——幾乎是從國外全盤引進的，況且被限定在狹小的年代範圍里。1900年代的中學畢業會考的考生，都曾經被要求領會在1800年前後，這股思潮最初在「森林的飄忽不定的頂梢」，或者在那位壯碩的斯塔爾夫人的可疑行李中掀起的微瀾。有點男子氣的斯塔爾夫人夾帶著日耳曼精神的私貨：她多次借用我們的修辭學家的筆，給薩瓦里將軍寫過抗議信，因為薩瓦里是拿破崙的近衛騎兵，奉命對德國實施侵擾。
安德烈·蒙格隆寫過關於倫理和社會史的內容豐富的許多論文和兩部著作，倫理和社會史就被引作了文學證據，就像亨利·布雷蒙對16和17世紀法國宗教情感的細微差別的理解被引作同樣的證據一樣。在他看來，浪漫主義是一場革命，這是米什萊的話，他經歷過這種事。浪漫主義涵蓋了我們兩個世紀的歷史，而不再只是五十年。它實質上是人們持久的傾向和嚮往對那種內心的貧困、那種想像力的貧乏、那種詩意的缺乏的一種反叛，這種貧困和缺乏，是18世紀的頑固特徵。1767年，塞納克·德·梅朗指責那個世紀所擁有的是一種「老人精神」，而且像他說的，是「花甲老人的特徵」。
安德烈·蒙格隆不懷偏見地出發，進行一次情感探索的長期旅行，把任何預想的觀念都拋在腦後；只帶上帕斯卡爾的話作為旅途中的食糧：「人的心智越高，就越能找到他人的獨特之處。」他勇敢地扎進我們的圖書館，在前浪漫主義的、浪漫主義的，以及反浪漫主義的書海中暢遊。他讀了全部這類書籍；但是，由於他的「閱讀能力」超過了曾謙虛地聲稱花了八十年才獲得這種能力的歌德老人，因此他從未被困在或迷失在這個故紙堆里。一見到某個正在上下求索的人在一篇乏味或者荒謬的文獻中咕噥的一句話；一見到從無數行文字中發出的一聲悲歌、一個欲言又止的秘密；突然在一頁的底部使三行文字動了起來。這個獵人就立刻撲向獵物，抓住它，並且就以這樣的人類證據，描繪出上百幅栩栩如生的肖像。
探尋最早的充滿情感的言語，探尋最早的融化冰冷氣氛的溫情，探尋一些勉強承認厭惡美妙但枯燥的文雅的男人和女人身上所發生的顯著的轉變和動搖，沒有什麼能像這樣的探尋動人心弦。
人們從《危險關係》出發，這是一種十分古典的精神和一個完全世俗的時代的最高精華。由此出發，標出一些人所處的時期，他們中有像狄德羅那樣，仍然把頭腦當作心；或者像杜·德芳侯爵夫人那樣，在一個放縱的晚上，自己承認「只存在讓人思考的愛情」。
然後，穿過馬里沃在1740年就已經關心的那種「人心史」的臨時祭壇，一直走到「感性靈魂的大師」盧梭，他的作品和影響占滿了安德烈·蒙格隆的第2卷：盧梭是他指導和訓練的感傷樂隊的出色的指揮。盧梭身後有一支奇怪的成分龐雜的門徒隊伍：其中有占星術士和不得志者，有傳教者和有宗教幻象的人。我們在蒙格隆的書中欣喜地看到這些人魚貫出場，從社會基督教的先驅拉穆雷特神父，到普羅旺斯共產主義的先驅庫爾諾神父；從庇卡底叛亂分子頭領，到有著自大和暴力的易怒氣質的格拉克斯·巴貝夫——這種氣質是他靠閱讀讓——雅克的著作和他的鄉村經營者經歷形成的——，以及對讓——雅克崇拜得五體投地的姑娘瑪儂·菲利蓬[228]，到衝動的巴黎女人呂西爾·德穆蘭：整個一大群人，經過安德烈·蒙格隆耐心評註，經過他對「不再有影響的亡者」進行明察秋毫的聽診，我們能夠準確記錄並測量重大事件在孤寂的內心中產生的深沉的迴響。
安德烈·蒙格隆不斷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史的頁邊上留下心理學的註解；對展現群眾運動的深刻意義的個體靈魂進行潤飾。
不必說，我跟所有專心研究這些群眾運動的歷史學家一樣，更喜歡他的關於人類經驗的審慎教誨，不喜歡有人那麼慷慨地試圖向我們提供的一種虛假統計學的和所謂科學的文學史；那些人不擅長操縱政治、經濟和社會史的複雜的舞台換景裝置，在一個一切事物都存在細微差異，需要慢慢體驗的領域，他們的作品很容易淪為一些沒有細微差異的即興之作。
此外，但願我們在此只需摘抄一下第1卷一些章節的標題：景色如何重現並使之色彩濃艷；對遺蹟和場景的鑑賞；愛情的復興——以及文學所反映的上流社會人物的放縱經歷如何改變情感生活的傾向；浪漫主義運動前期的幾代人，或論浪漫主義的考證和歷史中的「代」的概念——還有第2卷中的，對平等的酷愛，或論法國大革命的情感的起源；反叛的根源；文人地位的提升及其可敬的職業；在「有產者的轉變」這個總標題下，整個一系列關於資產階級的結構的珍貴評語，尤其是關於18世紀末巴黎或外省資產階級的精神的評語。我就不往下說了。任何歷史學家，任何關心人類文化的人，都可以通過閱覽這些簡單的評語，估摸出為法國浪漫主義精神立傳的安德烈·蒙格隆依次論述的主題的廣泛性和多樣性。
總之，難道還需要我指出這種創新努力的一項最重要的成果嗎？在我國，有二三十年，人們說浪漫主義是一種舶來品——並且指出我國主要的浪漫主義者是隱秘但又非常實在的日耳曼精神的先驅，同時又是這種精神的私生子。這曾經是一句擁有很多支持者的觀點，這也許是黨派的論點，我們別在政治領域輕率發表意見；安德烈·蒙格隆從不插足這個領域，這是他的一個優點。不管怎樣，想像在任由黑暗籠罩的法國大地的上空；在一個從舉世無雙的道德土地上自發產生過大量財富的國度的上空，交相輝映著浪漫主義時期的西班牙、德國、英國的光芒，交織成一個懸浮的仙境，閃耀著、顫動著；賞心悅目、令人神往；這肯定是過於容易自滿的人的幻覺。它罔顧任何現實和事實，完全抹殺了浪漫主義在法國自發產生的作用和反作用。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法國是什麼樣的狀況啊：國家動盪不安，人們欲望充沛，各種思潮洶湧澎湃。這玩笑看上去可能有趣，但只是一個玩笑而已。而我作為研究16世紀的歷史學家，發現在宗教改革運動的研究方面也發生過這樣的情況，例如把宗教改革當作「從國外引進」的東西，說成是法蘭西精神的日耳曼化。經過好多年的研究，我們才最終發現，法國的宗教改革就完全是法國的，正如德國的宗教改革完全是德國的，英國的宗教改革完全是英國的一樣。和浪漫主義完全一樣，這種情感的變革、這種精神的革命，也會引發一場文學的革命，因為這不只是文學史的永恆要素，也是人類歷史的永恆要素。
為了這個國家的榮耀，為了有助於我們所有人的研究，甚至為了安德烈·蒙格隆的如願以償和對他公平的回報，我們應該希望這種對法國在大革命期間將近十五年的悲劇性的動亂生活的出色盤點能夠一直進行下去，直到完成。唉！要是關於16世紀的關鍵年份，或者關於17世紀的研究，也出現這樣的人，有和這五卷傑作相當的著作，讓當時的法國人自己記錄下他們的夢想、願望、情感和轉變，那該多好！至少希望對於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帝國的這些關鍵年份，安德烈·蒙格隆的這個如此聰明地開創的事業能大功告成。這願望里包含了我的私心——如果科學能做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