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而戰 · 語言學[76]

1.歷史學與方言學 語言地理學誕生的時代[77] 為了研究某些具體問題，歷史學與方言學進行了合作，最近幾年，評價這種合作可能具有的實際益處，比實現這種合作本身容易。一方面，這是因為人們不能突然成為方言學家；而另一方面，對歷史學家而言，只專注於語音或語法研究的專家的專題著作仍然沒有什麼用處。對所有那些遇到這種情況並為之感到遺憾的人，我們在此願意指出最近兩部著作的問世及動向：儘管它們的方法、起因和靈感有很大差別，但以我們特有的觀點來看，它們都大有前途。 一 首先來看一本有趣的有關移民問題的研究著作，是巴黎文獻學院的一篇論文。作者去世後，為了在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出版社出版，人們對其進行了審閱和補充[78]：書中知識豐富，其總體意圖也容易理解。 1890年9月，作者在法國西南部巡遊，研究貝亞恩省的方言。他事先知道，在這個他要游遍的地區，冠詞是以兩種不同的形式出現的：在庇里牛斯山下的平原，呈「lu」「la」形式；在山脈中有人居住的河谷地區，呈「et」「era」形式。實際上，除了唯一的奧索山谷，這個規則都得到了證實，而在奧索山谷，除了正好坐落在平原與山區交界處的三個村莊，其他所有村莊都使用「lu」「la」，不使用「et」「era」。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如何解釋這個雙重的不規則現象？ 作者腦子裡冒出的第一個念頭是，那裡想必發生過一次冠詞形式的入侵：平原上的冠詞可能漸漸沿山谷而上，把山區的冠詞淘汰了。不錯，但是，如果是這種情況，如何解釋它在最先遇到的三個村莊卻沒有成功呢？接下來，為什麼只入侵奧索山谷，而不入侵其他地區呢？奧索山谷與平原的關係並不如其他相鄰山谷與平原的關係那樣密切。此外，有大量例子表明，該地區平原的村莊與山區的村莊之間穩定的、連續的、密切的關係，也根本沒有導致山區的村莊放棄自己的冠詞。 必須尋找別的原因。如果發生的不是一種冠詞形式的入侵，那很可能就是人口的入侵？一群人來自平原，到達奧索山谷，帶著他們的方言在那裡安家落戶，這完滿地說明了要解釋的現象。這樣的假說是能夠說得通的，因為類似的人口流動曾多次被注意到過，尤其在山區。不過還必須用事實來解釋它、證明它，這就是作者試圖依據方言學和歷史資料來做的事情。 他長期研究了奧索山谷和相鄰山谷的方言。他證明，在奧索山谷地區東西兩地所有那些語言中保留了「et」「era」冠詞形式的人，長相驚人地相像，尤其從古代事實來看，具有顯著的一致性。他確定，唯獨不使用平原上的冠詞的3個奧索村莊，其方言與這些方言有緊密的親緣關係。最後，他證實這一事實，單單冠詞的地理分布就已經證明了這個事實，即奧索山谷的方言，那些含有冠詞「lu」「la」的方言，就是與平原的方言有聯繫的方言，即來自平原的一些方言。 因此，語言學研究使得問題的提出成為可能，它澄清了問題的條件，並且做得更多：它提供了解決方案的要素。因為從對平原方言的研究中，作者不僅找出了它們與奧索方言的一般親緣關係，而且還找出了它們當中在地理上以兩個不同群體分布的某些方言，與奧索山谷村莊方言的特殊親緣關係。 人們可以在這兩個地區之間進行選擇嗎？可以，但不再是藉助於方言學。這個問題是因它產生的；人們可以用它「正確地提出」這個問題；最後，先是通過它隱約瞥見了答案，然後又接近了答案；現在，就輪到歷史學來完成並證實語言學現象的研究已經開始的工作。 乍一看任務似乎很難。有關奧索山谷或鄰近平原地區的文件和文獻，11世紀以前的很少，之後非常豐富，卻沒有一份與假定的占領有關。可是，從這個否定的事實，難道不能得到已經肯定的東西嗎？就是說，如果發生過占領，肯定不是在11世紀以後，因為要是那樣的話，保存的大量文獻中，就會至少有一份記載了這個非常重要的事實。 因此這個現象很可能是有限的移民引起的，至於時期，是在6世紀和11世紀之間，6世紀是該地區可能發生完全羅馬化的時代。這個時期發生過一些大規模的入侵、破壞、災難。文獻告訴我們，就在9世紀中期，諾曼人在西南地區摧毀了一個叫伯納爾農的城市，它可能就是萊斯卡爾城的所在地。萊斯卡爾方言就是方言學研究表明的與奧索方言親緣關係最密切的那些方言之一：由此我們離把假想的遷徙和伯納爾農城的摧毀聯繫起來只有一步之遙。在作者看來，還有一個事實證實了他的假說，他跨越這一步就更加容易：自遠古以來被所有奧索山谷村莊占有的一大片土地，叫蓬隆，就在萊斯卡爾附近。他注意到這個地方在歷史方面查考的情況與語言方面的觀察結果相一致，他便認為有充分理由得出結論，奧索人就是萊斯卡爾及其附近居民的後裔，在9世紀因為外族入侵被驅趕到山區，並且占領了整個山谷，只剩下三個村莊依舊被原住民占據。這就巧妙地解釋了目前的事實狀態。 巧妙，但是並不確定。我們希望，我們的敘述能讓人清楚了解我們所從事的工作中所有誘人的，但也是冒險的東西。作者除了語言學假說，還提出了歷史學假說，但從大量的假說中，他並沒有得到確定的結果。但是這本著作中令我們感興趣的東西，並不是他的結論的真實價值；而是他的概念的新穎。就算奧索人是被諾曼人驅趕的萊斯卡爾居民的後裔，這個歷史事實並沒有什麼意義。但是，把這本著作付諸發表的作者的兄弟寫道：「令人感興趣的是這種做法，即為了證實歷史，把方言學應用於歷史學。如果沒有搞錯，這是一種新做法。人們已經很好地把語言學應用於歷史學了，但還沒有把方言學應用於歷史學。」 一種新做法，我們希望也是一種富有成果的做法。因為類似的研究可以讓人們處理大量問題，而且往往可以解決這些問題。首先是歷史學家不時就會遇到的移民問題，尤其是向山區——汝拉、孚日、阿爾卑斯、庇里牛斯移民，這麼長時期以來，這些地區在歐洲一直被作為開墾地區，廣闊的移民地區，向老居民的自由活動開放。這些問題本身重要，也跟其他問題有聯繫；說不定哪一天它們就能解釋整個地區的法律、一些政治或市鎮管理制度、勞工制度、經濟活動本身的歷史。這些方面的文獻不夠豐富，資料證據不夠精確，因此我們不可輕視方言學家的幫助。方言學家通過他們自己的研究，努力確定某種方言中的某組詞，以及指定地區的某種方言的地理學起源。 如果涉及對外省地區形成、產生的研究，情況同樣如此。到現在為止，人們幾乎還沒有進行過這種研究。人們往往只限於確定它們的邊界。人們後來發現，一個外省地區，就像一個大活人，會說一種語言，會慢慢成長；發現要了解它的生存和歷史，不必想像它在發展中受到某種自然邊界刻板的框架制約，而是要在其本身內部尋求它逐漸發展的規律，這時方言學家就能提供幫助，他們通過工作來證實我們的研究，並且幫助我們弄清楚一些情況，如兩個歷史群落的邊界上的各部分土地占領和整治的情況。 二 我們面前的第二部著作，其方法、起因、範圍跟第一部完全不同。從該書的作者和構思來看，它與一部正要出版的著作有密切聯繫，那部著作的問世已被所有對羅曼語方言學感興趣的人尊為非常重要的大事件，那部著作就是《法蘭西語言地圖集》[79]。 那是一部巨著。一位調查者，埃德蒙先生，在羅曼語法蘭西的全部土地上確定的639個地點——去掉了弗朗德爾、布列塔尼和巴斯克等地區，但增加了比利時瓦隆語區、瑞士法語區和皮埃蒙特山谷一些地區——記下了與一定數量的詞句相對應的方言詞句，這些詞句是預先細心準備的。然後，這些按照方言專用字母表中的準確語音和標註方式記錄的方言，在主編日葉龍，一位富有經驗的大師的細心關注下，被分散標在一系列印著法國邊境線和各省邊界的地圖上。每張圖只用來標註一個詞或一個語句，而與這個詞或語句相對應的方言也在其中，旁邊附著一個數字，表明它的起源地點。可想而知，這份工作的工作量大、耗時長、棘手、費用高昂，但是仍在有條不紊地積極進行。一旦完成，它就將成為目前羅曼語方言研究的一個獨特的成就。 日葉龍和蒙甘的著作就是依據這個地圖集裡的3幅地圖[80]完成的，這是一部新奇的作品，是「語言地理學」這種新學科的首次展示，其地圖集的出版本身就讓人覺得既有趣，又合理。作者告訴我們：「每個詞都有其精確的地理條件，我們首先必須確定這些條件。一個地理事實常常是其歷史的關鍵。如果目前地面上有幾層詞共存，就有必要證明，其中一層就另一層而言是底層，如此類推：我們首先必須實現語言的一種地理學或地質學的研究，它們可以讓我們從年代上為詞定位，確定它們的關係，找到它們的起源。」對法國南部和東部的各種方言中的「scier」「scie」「sciure」（鋸）這些詞的研究，就是這些驗證過程最清楚的闡釋。 在這些方言中，表述「scier」這個含義的那些詞，根本不能歸結為唯一而且是同一拉丁語類型的詞。我們可以指出其中的類型多達五個。如果在一幅區域地圖上，在每個類型的詞所占的區域，塗上一種特定的顏色，那麼就能得到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圖形，其中大色斑就表明每個詞所占的地盤。 這立即出現一種令人吃驚的現象。其中一個類型的詞，「serrare」，所占的區域，沒有鋪開成為一塊連成一片的圖形。它像是被撕成了5塊碎片，奇怪地分散在法國東南部的整個疆域。這些具有「鋸」這個意思的方言詞，先是在上庇里牛斯省，然後在羅亞爾省、汝拉省、安省，最後在法國東南端（上阿爾卑斯省和下阿爾卑斯省、濱海阿爾卑斯省、瓦爾省），並且由此到地中海，在東庇里牛斯省，與「serrare」發生聯繫。同一種類型的派生詞的奇特的分布，同時在塔布、布雷斯地區布爾格、皮熱泰尼埃和佩皮尼昂等地出現，但是在由這些彼此相距很遠的地點圍起來的廣大地域內，卻沒有一處有分布。——這意味著什麼？ 第一種解釋：「serrare」是一個現代詞，在5個彼此相距很遠的不同地域同時出現。這種解釋很荒謬。一個詞要在5個相距如此遠的地點同時出現，就必須涉及另一個共同的詞，它的產生幾乎不可避免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可是情況根本不是這樣。 所以「serrare」不是一個現代詞。它是一個古詞，是一個拉丁詞。它在羅馬化時代進入高盧地區，紮下了根。可是，它為什麼只在我們今天發現它的5個地域紮根呢？為什麼不同樣占領與「serrare」不同的詞，如「scier」所占據的居中的地域呢？難道應該承認，在高盧地區拉丁化時代，三四個也具有「鋸」的含義的不同的詞，混進了這個地區，偶然地分布在其中了？這個假說同樣荒謬。 這必定得出一種結論。如今出現「serrare」的這5塊不相連的地域，從前只是一片地域；「這些島嶼證明，一塊大陸消失了」；以前一個表示「鋸」的拉丁語詞「serrare」進入高盧，在整個南部和東部地區紮下根，在那裡占據了一塊居民是單一民族、結構緊密的區域，繼續存在這個詞的地區就近似地構成了這塊區域的邊界線。那麼，「serrare」所占據的這片清一色的區域為什麼破成了碎片呢？這個詞為什麼又被後來的競爭者從它原來占領的極大部分地盤上趕走了？ 日葉龍和蒙甘回答說，這是因為它有個弱點。它和另一個拉丁語詞太像了，這個詞很常用，也進入高盧紮下根：這就是「serrare」，意思是「關閉」（fermer）。於是在「serrare」與「scier」之間以及「serare」與「fermer」之間老是容易產生混淆，這就在語言上引起一種連續不斷的麻煩。有些方言容忍這種混淆。兩種形式「serrare」和「serare」融合成單獨一個形式「se(r)rare」，既有「鋸」的意思，又有「關閉」的意思。其他方言則作了一種選擇，保留「se(r)rare」，但是如果只留給它一種意思，要麼是「鋸」，要麼是「關閉」，這就必須再找一個新詞。有些方言更過分，乾脆把「serrare」和「serare」這對惹麻煩的詞都扔掉，用一些新詞來表達「關閉」和「鋸」這兩個意思。 因此，在法國南部和東部的方言中，就慢慢出現、發展、普及了一些表示「鋸」的方言詞，它們與「serrare」類型無關，而是與「resecare」和「sectare」有關，這些詞擠掉了「serrare」，我們在當地發現了它的後代。[81]第一種類型如今以一種雙重形式占據了相當大的地域。它憑什麼在相當數量的方言中取代含義模稜兩可的「serrare」呢？ 憑它的詞義？但是詞典告訴我們，「secare」意思是「切、割任何東西」。如果這個詞沒有更明確的意義，人們就不明白，它怎麼能用來表達「鋸」這個概念？此外，人們不用「secare」，而是用「re-secare」，即反覆地「切」。顯然，是因為人們有了「鋸」就是「切」的重複動作這個觀念。然而，如果「secare」意思是「切、割任何東西」，那麼「resecare」也就意味著「再切」，即「來回地切」。這離「鋸」還差得遠。 這些意見產生一種雙重結論。首先，用另一個詞來代替有缺陷的「serrare」的方言，之所以不用「secare」，而是用「re-secare」，並不是因為「鋸」這個概念看起來本質上就是一個往復或來回的概念[82]，而很可能是因為「secare」已經存在於用「serrare」表示「鋸」的方言之中，具有一種比一般的「切」「割」更確定、更有限的意義。另一方面，確定的動作，即「secare」這樣表達的準確動作，想必是這樣的，它的往復動作，可能自然而然地讓人產生「鋸」的概念。這個確定的、準確的動作是什麼動作？作者回答，就是割穀物和草的工具的動作，這種古老的工具叫作「鋸齒鐮刀」，現在已漸漸不用了，「『Secare』，就是使用鋸齒鐮刀；『resecare』，就是重複一種簡單的動作，它本身就已經是『鋸』了，通過來回運動進行，re在這裡不單單表示動作的重新開始，而且表示手臂的往後縮、向前推、再往後縮的運動。」 嚴密的推理和巧妙的假設交織在一起，結構緊湊，相互依賴，相互支持：這突出了詞與詞之間的這種競爭的意義，這種語言戲劇的趣味性，只有語言地理學這個科學領域的新成員能讓它再現並一直存在下去。 還沒有完，因為作者沒有在此止步。他們指出了「serrare」這個類型的詞目前分布狀況的原因——這個類型的詞被許多方言消滅的原因——「serrare」被「resecare」取代的原因。但「resecare」不是「serrare」的唯一替代者。在地圖上，存在著整個一套方言形成的一塊很小的區域，「鋸」在其中既不用「serrare」也不用「resecare」來表達，而是用「sectare」來表達。這個「sectare」是什麼意思？它來自何處？ 第一個假說：這是一個古詞，一個拉丁詞，是「secare」的反覆動詞。它和「serrare」（鋸木頭、鋸木板等）和「secare」（用鋸齒鐮刀收割穀物）同時進入高盧，在與它們相同的方言中落戶，作為「secare」的反覆動詞。當人們希望擺脫使用不便的「serrare」時，它就乘虛而入，取而代之。 這個假說簡單易懂。不錯，可是這樣一來，其中「serrare」的位置被它這樣占領的方言，不就在一定的時刻擁有了3個表達「鋸」的意思的詞嗎？即「serrare」「secare」和「sectare」，兩個正式的，一個可以說是代用的。一種語言，像作者們強調的那樣，「只有生活和工作中所說的語言，才是有用的」。因此，「一種和所有傳統的東西完全無關的語言，只在文學語言中倖存，而且被限制使用。簡言之，一種方言不可能容許這樣的共存」。此外，「sectare」的區域還把「resecare」的區域一分為二。如果「sectare」是一個古詞，豈不是就該承認，「resecare」是在地理上分開的兩個地區同時出現的，並且承認這樣彼此獨立地產生的這兩個「resecare」，第一個在法國東部，第二個在法國南方，分別具有相同的經歷，而且平行地發展，始終保持一致的詞義，儘管它們是在截然不同的方言中演變出來的？ 所以，「sectare」不是古詞。既然不是，那就不是「secare」的反覆動詞。那麼它是什麼詞？一個不起眼的事實幫我們找到了答案。在德龍省，人們在四個地點遇到具有「用鐮刀收割」這個詞義的「secare」。然而，存在一個拉丁詞，一個真實的拉丁詞，一個跟「用鐮刀收割」這個概念有關的古詞：這就是「sector」，「收割者」。這就是產生「sectare」的母詞。那麼，「收割者」的詞義是如何而且為何傳給了「鋸」的詞義呢？為什麼在發現擁有後者的詞義的地區，不像在其他地方，在「serrare=scier」的情況趨於減少時，人們不利用「secare」構造一個適於取代它的「resecare」呢？ 新的推測：鄉村的習俗發生了一種變化，使有齒金屬片即鋸條的概念與「secare」脫離；無齒鐮刀取代了鋸齒鐮刀。這就是恢復原狀的演變。「Secare」和「sector」一起進入羅馬時代的高盧。這是兩個古詞。「Secare」是鋸齒鐮刀；「sector」是收割的鐮刀。在一定的時期，「無齒鐮刀」出現，並自然而然地征服了漸漸具有「用無齒鐮刀收割」的詞義的動詞「secare」。[83]但是，出於語言上的需要，鋸齒鐮刀後來沒有被淘汰，於是與鄉村區別舊時的農活操作的需要相應，一個詞就應運而生。由「sector」產生了「sectare」，舊時的「操作者」這個詞就用來表示舊時的操作動作，而準備脫離「sector」的有齒鐮刀的形象，就被一個新詞重新捕獲，獲得新生，因此它含有「鋸」的意思就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 這就是日葉龍和蒙甘的十分有趣（幾乎可以說很好玩）的作品中幾個特點的簡要概括。無疑，如果不從語言學的觀點（在語言學上我們是外行），而是從地理學的觀點出發，我們也許可以試著對作者提出一些異議，但這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的目的，只是要讓一些渴望知道一些新方法，並且關心所有可能對他們本人的工作有幫助的東西的歷史學家，了解一項新的富有成果的工作。 這項工作所顯示的對歷史研究的益處，也許不如帕西的工作那樣明顯。但是，當這些類型的研究增多了，我們就不難理解它們可能產生的重要價值，兩位作者剛剛把這類研究的首個樣本提供給我們，也提供給所有那些力圖在指定地區以它的興衰、它的器具的變革、它的衍變和進步，來復原農村生活演變過程的人；提供給所有那些試圖確定指定地區的某些文明進程的路線、發展過程、活動範圍，甚至起源的人；最後，提供給所有那些覺得要滿足對精確和真實的欲望，必須不再局限於循規蹈矩的系統化，從前往後排列事實，並使之固定不動，而要深入到千變萬化的現實當中的人，使這些人在他們的艱苦努力的工作的幫助下，不需要思考多久，就能直接體會到這種研究能為他們提供的所有幫助。一系列專著為法國一個地區的歷史提供多麼豐富而奇特的貢獻啊？這些專著不是研究這個地區的個別的方言的[84]，而是研究它的最普通、最常用的詞的，是所有那些日積月累起來的詞，用於表示熟悉的物件、常用的器具、日常生活的活動。它們那麼富含底層的樸實生活。 其次，這個小作品提供了一種方法。小作品還充滿了思想，表達了對歷史現實很清晰的認識。從我們的觀點來說，他們在反對「充斥著某些詞典的純詞源學思辨的反科學的輕率」時，表明下面這種說法是荒謬的，所以我們只能贊同它們。這種說法就是，「要認為在羅馬時代的高盧地區，與在它的拉丁化時代，所有方面的接受能力都相同或幾乎相同」，也就是要認為，「一場雨以均勻的雨量落在整個法國，不論土壤性質如何，都滲透到同樣深度」。[85] 下面這種看法甚至具有對現實的精明的見解，而且我們要注意到，對我們的研究來說，它甚至大有前途：「傻子才會相信，一個可能經歷了1 500多年所有變遷的法國市鎮的生活，它在拉丁時代使用的器具會幾乎保持不變。生活是人類的全部經濟和倫理的活動的總和，因此，人們所碰到的每一個詞，被收入《文化詞典》（Culturwörter）的每一個詞，都是或者曾經是一個現實的或者潛在的流動的詞。」還有：「顯然，一個像『resecare』或『sectare』這樣的區域，其目前的詞彙均一性是一種結果；它不是統一，而是均勻化。『serrare』的侵蝕曾經是緩慢的，我們看到新來詞的滲透仍然在緩慢起作用……這些區域的幾乎所有方面，都從一個鄰近地區接受構成指令、啟發，甚至形式，而這個鄰近地區本身也許也受到其他地區影響。」 即使我們沒有任何希望能立即從中受益，看到這些觀念在我們的相鄰領域占優勢，我們還是很高興。這是又一次以新形式出現的解決社會現象對語言作用這個重要問題的需要。而這也是生活的精神抵制形式主義的精神的一種表現。 2.安托萬·梅耶與歷史學 透過語言看古希臘[86] 讓聖人待在他們的壁龕里吧！我們來請教大師。我們可能有了更好的老師，因為安托萬·梅耶在1912年發表了《印歐語言比較研究導論》[87]的經過修訂和增補的第三版——而且這次格式都不是原樣了！——之後，剛剛又發表了《希臘語言史概況》[88]，這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啟發性和最生動的書之一。它比前一本更好，如果有人看到一個顯然不懂語言學的歷史學家在這裡要求人們關注這種著作，並對此表示詫異，那麼這本著作給出了一個簡單的回答。一句話：請您讀一讀它。 因為從廣泛和真實的意義上說，這是一本歷史學著作。可是它怎麼是另外一種樣子呢？在最近努力破除歷史學家——例如學校里的歷史學家——很熟悉、太熟悉的「直接親緣關係」「簡單線性發展」的頑固成見的人中，沒有誰能比梅耶做得好。沒有誰比他更好地證明，所發生的一切並非都讓人覺得語言完全是代代相傳的，並且證明所有變化都是由這種代代相傳造成的結果。最後，沒有誰比他更強調借用詞這個重要角色的頑強作用。這角色那麼重要，作用那麼頑強，以至於梅耶在研究確定一個詞的印歐語系特徵所用的方法時，能夠在其《印歐語言比較研究導論》的第三版中寫道[89]：「除了涉及某些部分符合語法規則的詞外，如動詞『être』（是）、代詞、指示詞、動詞的前綴，人們絕對沒有理由先驗地斷言，一個已知的詞從印歐語系時代起，直到採取在一種已知方言中得到證實的形式，都是代代相傳過來的。」如今，借用詞出現得那麼多，一種印歐語系方言的史前借用詞部分來自另一種印歐語系方言，或者幾種印歐語系方言的借用詞來自其他語族。 但是，這些意見本身產生了什麼結果呢？結果就是，任何語言學解釋都包含對多種事實的考慮，而且「只有通過考慮一種語言發展的歷史處境和社會條件，才能了解到這種語言的演變」。因此，語言學求助於歷史學，而且為了自己的目的要求它提供無私的協助。這豈不是由此得出，這種語言學研究反過來對歷史學表現出極大的興趣？ 憑空推理沒有用。我們翻開梅耶的書吧。首先，這對史前史學家來說，尤其是對我們中間所有那些被沒有文獻記載、沒有文字證據的神秘的過去吸引，想要做到有條不紊地深思熟慮的人來說，有一些非常好的教益。 一會兒就知道，我們的先輩以為可以對語言學寄予的希望有多大。人們耐心編制的這種印歐語系語言的詞彙表，那時被稱作「原始」的詞彙表，我們不能依靠它來確定說這種語言的民族的種族、宗教、習俗，並在很大程度上確定他們的歷史嗎？靠這些希望我們還能繼續做的事情，已被梅耶的考證精確地確定了，不過很少。 在《導論》的第八章，我們發現作者對印歐詞彙的主要成分進行了分類。首先是詞根，幾乎都是表示一般的和空泛的活動，如喝、吃、睡、去、跑……接著是孤立的詞，詞義更豐富一些，如親屬關係的名詞，一些涉及女性家族的詞語語義模糊，這揭示了一種社會狀態，即婦女進入丈夫的家族，而丈夫與妻子的家族沒有確定的親屬關係；家養或野生動物的名詞十分豐富，表明人類主要食用肉類，也揭示了一些狩獵和飼養的習俗；植物的名詞比較少，意義也不準確；奇怪的是我們不能肯定「forêt」（森林）是印歐語系語言的名詞；最後是物品的名詞，但是很少，梅耶也指出了原因：這些名稱很容易變。「通過商業活動或對鄰居的模仿，一種新式的或一種經過改進的物品，一些或者是外來的，或者是本地產生的新名詞或新觀念，一經引入便很快就取代了舊名詞。[90]久而久之，類似的和用於相同用途的物品的名詞，就和別處的十分類似的語言有了差異。」沒有什麼能更好地解釋這樣一種現象，即在各種印歐語系語言中，都沒有一個相同的表示斧頭的詞，斧頭是一種寶貴的工具，它在人類技藝中的出現，標誌著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然而，毫無疑問，在共同生活時期，說印歐語系語言的人不僅熟悉鑿制的斧頭，也熟悉磨製的斧頭，因為，幾種印歐語系語言共有的銅、金、銀這些名詞，證實存在一種文明，這些金屬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我們順便要指出，也沒有什麼更能證明，我們曾經提到的對技術與語言學進行並行的和混合的研究是有道理的，這就是對物和詞的研究。《詞與物》（Wörter und Sachen），這是一種雜誌的名稱，這本雜誌看來前途無量。 從前的希望為什麼就這樣破滅了，辛辛苦苦編制的印歐語系語言詞彙表所產生的成果為什麼這麼少呢？ 梅耶指出的原因很有啟發性。他寫道：「翻閱一本詞源詞典，就讓人產生一種幻覺，覺得印歐語系語言已經通過詞和具有抽象或者很寬泛含義的詞根發展了，可是人們反倒要按照一種現代立陶宛語的樣子來想像各種印歐語系語言，立陶宛語的一般性詞語很貧乏，卻有很多表示具體活動和常用物品的細節的詞語。」 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行為，很奇怪，但是也容易解釋。這是因為，人們用來確定一個詞的印歐語系特徵的方法本身，一開始就拒絕了解這種詞彙中的具體的和意義明確的詞，因此也就拒絕了解實質上容易變化的那些詞。唯一能在許多不同方言中倖存下來的詞，正是那些表示日常的和普遍的活動和物品的詞，而要從這裡面抽出的詞最少。此外，要把各種語言的詞進行比照，必須只考慮有共性的東西，消除細微差別，總之要進行抽象化處理，排除掉其中的具體意義。最後，為了通過比較獲得一種印歐語系語言詞彙的成分，需要查考一些方言，而這些方言絕不能給人這樣的印象，即它們實際上是半開化的人群，如說原始印歐語言的人群的語言：因為所有這些方言，我們只認識它們的晚期形式；在印歐語系語言時期與它們每種語言的最古老的文獻之間，相距幾百年，在這些漫長的時期，會產生多少借用詞，會發生多少變化啊？因此在考證精神的衝擊下，偉大的夢想破滅了。不過，這在措施、審慎和方法上，正好產生了非常有益的教訓，我們順便就把它汲取了吧，以便讓我們從中得到啟發。 因此，奧秘繼續存在。語言學無法或者幾乎無法解開這個奧秘。它可以讓人猶豫再三地說出一個大概的日期，對金屬器件的了解就能讓人猜到這個日期。它阻止不了人們認為，在北方地區，或是在歐洲，或是在歐亞分界線上，也許在波羅的海沿岸，居住一些說原始印歐語系語言的人群。可是，要解決下面這個令人苦惱的問題，別指望語言學家能給出一丁點兒指示：「在這些武器當中，在考古發掘為我們復原的這些文物當中，在博物館裡的那些經過認真分類的文明的材料當中，哪些是屬於這些人群自己的？」「考古發現不會說話。」根據一件工具，我們根本無法得知它的擁有者所說的語言。「歷史事實不讓人隨便猜測。」 總之，只有一點不容懷疑，並且由於一個充分證據而變得顯著，這就是，對於一種語言，我們認識到它的印歐語系方言是它的一些拆分和變形，要確立它的統一性——就必須曾經存在過一個「民族」。這是一個重要的斷言。就在最近，卡米耶·朱利安在他的法蘭西公學院古代民族文化課程[91]的公開課上，還以歷史學家的觀點強調了這個斷言的價值和意義。一個民族，它也許包含不同種族，這些種族或是重疊，或是並存，或是混雜，都沒有什麼關係；是一個民族，不是一個種族，種族是從前人們說的詞，它含義模糊、虛假——而且危險，因為它不是讓人們產生了「身體形態是天生的，誰也逃避不了；身體迫使我們接受物質方面的習慣；存在一種不可抗拒的影響個人和社會的命運這種思想」嗎？ 朱利安向我們指出，這種種族的概念被米什萊從法國史中廢除、擯棄了，而奧古斯坦·蒂埃里、基佐、亨利·馬丁卻爭先恐後地堅持它。他指出，後來甫斯特爾在加洛林王朝和墨洛溫王朝時期繼續追尋這種概念，一直到諾曼人入侵時期，到帝國時代。最後他指出，這種概念現在被完全由革新歷史學家組成的年輕學派在原始時代追尋，甚至追溯到史前史的入口。老官司，老爭論。早在許多年前，朱利安在《人類學》中，在談到羅馬時，就直截了當提出了這個問題。[92]但是，那時不是過去嗎？我們猜測，也是在那時，一些大國就是根據人們的意願，根據其他一些靠公共關係結合起來的民族的意願形成的，「跟血統或種族這種動物的親緣關係無關」。朱利安還列舉出一些例子：在高盧人之前，西方有利古里亞族；在利古里亞人之前，歐洲有說印歐語系語言的母民族[93]，「這就是在羅馬帝國之前，我們的世界經歷的三個階段，而且是在民族的思想或名稱掩護下經歷的」。 不過，民族這個詞，身為語言學家的梅耶也說，而且他說得也對：「因為經驗表明，如果一種通用語言在一個民族統一體分裂後還能倖存，就應該有一個統一體——政治統一體，或者至少是文明統一體——來構成一種通用語言。」由這種通用語言，換句話說，由印歐語系語言，這位語言學家得出存在歐洲民族的結論。而這也就是《印歐語言比較研究導論》的一段文字非常明確地表達的觀點：「一種語言，以經過證實的語言之間相一致為前提，意味著在一個十分漫長的時期內，存在一個呈現出一定統一性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可能保留同一種語言；但是，要建立一種語言統一體就需要有一個感受其統一性的民族。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人們證明存在一種印歐種族；但肯定存在過（人們無法準確知道在什麼地方、什麼時期）一種印歐民族。」[94] 因此，語言學能讓歷史學家通過一種歸納，發現「沒有文獻記載的過去」的一個角落，這種歸納以一種無懈可擊的經驗為基礎，也許有限，但是有效、可靠。語言與民族「這兩種事物之間存在密切相關的部分」。語言史以民族史為前提。但反過來，研究語言史的人也客串寫民族史。這正是梅耶的兩部最新著作所證明的。 這本優秀的希臘歷史著作，其實是一本語言學家的書。作者在自己的領域是一位大師，堅守著這個領域。可是，從他的領域看世界，就找不到最廣闊的視野嗎？他不出家門也能將世界一覽無餘。 這是一個歷史學的世界。我們有權注意它，多年來，我們在這裡注意到，語言學家的著作對歷史學家來說，是如何漸漸變得更加容易理解的，方法、思想和成果也如何漸漸變得更加接近的。這本360頁的小書，文筆生動、語言親切、明白易懂，而內容無比豐富和準確，其中所有內容都相互依賴，沒有任何東西是偶然得來，要對它進行分析，進行乾巴巴的簡化，那是妄想。我們用三言兩語指出要從什麼角度來著眼。 從前，語言史是一座雄偉的紀念碑，線條簡單。這種歷史是連續的，沒有紛爭，有規律地傳承，純線性發展。回憶一下我們所學的拉丁語吧。它是通過直接演變關係從原始印歐語系產生的語言，有人以其壯觀的統一性、對世界的廣泛影響證明了它。它無疑是發展的，漸變的；但是這種發展，這種漸變，只是在一代一代口口相傳中產生的，是一種可以說是在原地的，而且在純粹內部的工作中產生的。後來進入一個時期，廣袤的羅馬帝國世界被蠻族人群分割成了碎塊。但是，帝國的每個碎塊都保留了它的拉丁語區域，這個拉丁語區域就是通過同樣的方法，各自隨意地對語言學遺產進行加工，漸漸把它變成一種羅曼語族語言：一種通過直接演變產生的拉丁語的子語言，這種演變是平靜的，沒有動盪。這觀點精彩、很合乎邏輯、令人滿意，分化過程又好又簡單。甚至過於簡單了：因為首先還存在著外來詞。 在一個高海拔地區，那裡有一群人與世隔絕，居住在某個天然的洞穴里。他們跟鄰近的群落很少聯繫，很少需要交流；他們抱著一個堅定的理想：不要外界幫助，自給自足。就是在這種條件下，這個地區的語言也有可能通過細節變革的作用，在原地演變，這些變革為整個一代人所共有，或者為居民中一個特殊人群所特有：例如，某種性別，或者某種職業、某個社會階級，甚至某種臨時的工作，或者某種暫時的活動。但是，這個孤立的人群與它的鄰近人群之間產生了一些聯繫；由於一些緊迫的和至關重要的原因（商業、政治、宗教或智力的原因），產生了交流的需要；不是跟一些自我封閉的人交流，而是跟一群具有廣泛和深遠關係的活躍的人交流。這就有了外來詞，通過口口相傳確定下來：如果涉及不相似的語言，就有孤立的外來詞；如果涉及相近的語言，就有詞、發音和詞形的外來詞；外來詞往往會推廣，蔓延到整個語言。 有人會說，不管是戰爭的征服，還是和平的征服，這都是征服的功績：這裡面有新東西嗎？很久前人們不就顯然知道，改變了語言的是當地所有居民嗎？而且人們知道，例如高盧語，從拉丁語派生出來的古法語，可以說一點都沒能保留下來嗎？而這不只涉及這些「征服的功績」。外來詞不只有這個方面的因素。它也不是語言學的搶奪、剽竊、搜羅的代名詞。它不只是發生在截然不同的語言之間，也經常、不斷地發生在相近語言之間，而且它應該就是這樣發生的。 因為我們剛剛描述的這些變革，這些影響孤立方言的變革——沒有任何理由是不變的，沒有理由要不同村莊之間的變革相似，不同群落之間的變革相似。這種局部變革的機制於是最終導致語言的統一性不斷被破壞，使方言之間越來越陌生，越來越難理解。而這種分裂會違背人們所謂的語言的目標，這種目標雖然不是終極的，但可以為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提供便利。 此外，不只是地理因素對這種分裂起作用。我們馬上來說說「高海拔地區」：這個例子有用，而且極其特別。因為這些活躍而強大的分化力量，不只是在那些被「天然屏障」隔離的情況下才起作用，實際上在所有相鄰人群由於某種原因不再維持連續關係的情況下，這些力量都起作用。群落的人口密度小；政治或社會動亂使商業活動停滯，經濟生活分散和專門化，一個已知地區中的任何關係的生命力遭到破壞，這麼多原因都能導致同樣的結果。那麼這些語言就只能成為語言的遺骸[95]嗎？法國就只能有方言嗎？顯然必定有一個補救方法。不是，也不可能只是分化力起作用。必定存在一些統一的力量，再說語言學的現實情況顯然也證實了這一點。不過存在一些逐漸彼此孤立的方言而已。存在著一些通用語言，在過度的和不斷增加的分化時期突然出現，用一件不變的外衣掩蓋局部的差別，讓人們恢復交流。 語言發展的現代觀念就是這樣發生了變化，並且得到了充實。它因此真正變成了純粹的歷史的語言學。現在看來，因為這種情況主宰著語言史，所以在某些時代產生的這些通用語言，就是「文明的統一性在一些多少有些廣闊的領域的產物」。機制嗎？依舊是外來詞。所有的歷史事實，其所有條件廣義地說都是歷史條件。以下兩點因此得到證實，一是「任何語言學解釋都包含對多種事實的考慮」，二是「只有通過考慮一種語言發展的歷史處境和社會條件，才能了解這種語言的演變」。這是明確的宣言，是梅耶的宣言。整部《希臘語言史概況》都是在闡明這個宣言。 只要兩三個例子，我們就能更明確地指出這本書的特徵，以及它的概念中的豐富的、有效的和新穎的含義。 梅耶的工作的開端，是一種通用語言，是希臘民族的語言，而且像印歐語系一樣，這是一種純粹的、抽象的語言，即通用希臘語。這個民族具有明顯的統一性，因此擁有一種統一的語言，而且這些部落想必一批接一批地征服了希臘，並殖民了地中海地區。為了使我們了解，為了研究這種語言，作者要利用印歐語系語言的比較語法嗎？ 當然，在內容非常充實的分析「通用希臘語的結構」的一章（第二章），他指出了這種語言整體上與所有其他印歐語系語言相反的主要特徵。但是，他最終並不滿意。因為，如果人們能對一些語言過程——印歐語系就是經由這些過程獲得通用希臘語所具有的外貌的——形成某種觀念，那麼，語言是怎樣從一個語言學階段傳到另一個語言學階段的？它的統一是怎樣產生的？賦予了它特性的變化是怎樣起作用的？是以什麼樣的條件起作用的？人們不知道。人們應該提出這些問題。而且它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歷史學問題。 因為通用希臘語確實是一種印歐語系的語言，但是在其發展過程中，在一些居民從印歐語系的地域向希臘地域遷徙期間，它想必受到被希臘人滲透、同化或取代的這些居民的語言的影響。它是一種印歐語系語言，不錯，但是它肯定增加了一些詞，這些詞可以說是希臘人在遷徙時「沿途拾取」的，或者是在希臘本地發現的，或者是從愛琴海地區的各地居民的生活中汲取的。然而，如今我們對他們的語言還一無所知。我們也應該指出這個問題。還應該注意的是，希臘的大部分地名無法用希臘的語言解釋，或者解釋不清。同時我們也絕不該忘記，希臘語擁有大量來歷不明的詞，其中大部分無疑是從非印歐語系的方言中借用的，而且，更明確地說，是從燦爛的愛琴海文明的語言中借來的，過去我們對愛琴海文明還一無所知，但是克里特島的考古發現表明，愛琴海文明成果非常豐碩，非常先進。他們有著專門的植物名詞，如橄欖樹、玫瑰、百合；物產名詞，如葡萄酒或油，印歐語系的人都不認得這些詞，它們無疑是希臘人從愛琴海人那裡借用的；而且，如果人們像梅耶一樣，注意到像「βασιλεύς」（國王）或「ναξ」（國王）這些詞，毫無能讓人聯想到印歐語系的可能，這豈不是讓人們尋思：「愛琴海文明對希臘的政治結構是否沒有起到重要作用？」[96] 這顯然是簡單的假說。如今人們所知的這點東西還不能使其蓋棺論定。它只是暗示了懷疑，富有意義的和科學的懷疑。前途首先就在這裡，這裡可以向我們提供所有令人滿意的發現。然後，此時我們感興趣的東西，我們試圖表明正在起作用的東西，是一種精神，一位語言學家的精神。在這位語言學家看來，他所體現的科學，不是一台裝配勉強還行，只是沒完沒了地空轉的機器，而是一台語言機器，它知道並理解所有的關係，所有與生活、與人類及其社會的歷史的聯繫。 「研究希臘方言史，就是研究希臘殖民史。」[97]而這段歷史，一直延伸到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正好能讓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構想一種「史前史」，由於缺乏文獻，這種史前史一直沒有被我們準確地掌握。——「希臘方言史體現了一個勇敢的戰士民族的征服史，他們把征服歸功於他們的軍隊，他們為自己的力量驕傲，他們到處擄掠農奴和奴隸，使奴隸的語言消失，不留下任何痕跡。」 ——「希臘語在這個遠古時期，出現了兩種截然相反的傾向：一方面，語言趨於無限分化，有多少自治城邦，就有多少截然不同的形式；另一方面，又趨於統一……」[98]但是，這難道不就是希臘民族的整個歷史，不就是它自身發展的周期性規律嗎？——「愛奧尼亞——阿提卡通用希臘語（κοινή）形成的首要原因，是阿契美尼德帝國的創立。阿契美尼德帝國的構造讓希臘人感受到他們的統一性。」——「馬其頓在希臘稱霸的時期，決定了雅典語言最終的成功。」[99]——這些引文不比一些大段大段的句子更能表明，梅耶的這本小書絕對稱得上是一本有用的、出色的歷史著作嗎？而且不僅僅是有關希臘的歷史著作。一本內容如此豐富的專著，不只適用於一個民族、一種語言、一部歷史——甚至在這部歷史，由於一種獨特的好運，能從最久遠的起源延續到當代，從史前的通用希臘語延續到今天的通用希臘語時，它也適用。它就是語言史的典範。 合上這本書時，我心中不由得產生一種遺憾。當我們回憶起我們的求學時代，想到老師用乾巴巴的、貧乏的、機械的方式，來教我們如此生動、內容如此豐富的知識時；而且這種知識本來是可以強烈激發我們對歷史的想像力的。我們怎麼會不羨慕我們的年輕後生呢？這是何等的諷刺啊！如今這本書問世了，不再有令人「難懂的東西」[100]了。 3.是王室的政策，還是法蘭西文明？ 法語對南方的征服[101] 請想像一下，1923年人們談到一個奇怪的歷史問題：「法國，法國……這些歷史學家，跟我們說到法國，總是像在說一個穩定不變、完全確定的，千百年來一直保持著原樣的現實。對外國人和法國人來說，這個法國真的還是過去的法國，譬如路易十一時代的法國嗎？據說這位國王是一位『中央集權者』，具有某種特彆強烈的危機意識。對於民族統一，人們形成了一種什麼樣的觀念呢？人們是否已經形成了這種觀念呢？如果形成了，那通常是在什麼基礎上形成的？例如，是在語言基礎上嗎？那個時代的人說什麼語言呢？人們感到統一語言的需要了嗎？今天在我們看來，這種需要是一種有規律的國家生活的基本條件之一。這些都是重要問題、基本問題，毫無疑問，它們肯定常常引起博學者們的好奇：我們要弄清楚這些問題。」 關於這一點，人們請教了一流的文獻學家：「很遺憾，我的圖書卡片中什麼也沒有。從前有個叫保羅·梅耶的人對這個問題感興趣。有許多地方上的歷史工作者響應了他的號召，就像響應歷史工作委員會的號召一樣。他們寫了一些專著，其中有長篇，有短篇；筆調有嚴肅的，也有輕鬆的。總之，手中有這些專著。但這些只是地方上的專著。它們的視野不超出一個地區的邊界。從中根本找不到法國。」 然而，在1923年，終於出現了一位勇士，敢為我們獻上談及整個法國的書[102]，來完整而全面地描述大規模的語言征服與滲透的活動。這種征服與滲透，使法國國王的語言在南方地區落腳，在那裡確立了長期的雙語制。我們要好好感謝他！他知道在一塊四分五裂、荊棘叢生、坎坷不平的土地上，建起一個四通八達的道路網。在道路兩旁，他將對建築物進行改造；地基將被重新奠定，臨街的牆面將得到改善。總的構圖將保留。而所有細部的改進，功績最終都應該歸於這位一流的組織策劃者。 一 我們開門見山吧。奧古斯特·布倫的著作明確論證了這一點：法語在1450年到1600年間被引入法國南方。 引入過程分四個時期完成。可以說是相繼的四次浪潮，每一次都把國王的語言向著王國的邊境更推進一步。最初是從1450年到1520年，在北部取得進展：利穆贊、佩里戈爾、上奧弗涅、波爾多地區、沃萊以及羅訥河沿岸的著名城市，雖然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例如圖爾農、瓦朗斯、博凱爾，然後是塔拉斯孔、阿爾勒，之後是奧朗日、蒙泰利馬爾和阿維尼翁；在那之外是蒙彼利埃和尼姆。最後一次浪潮從1550年到1600年，戰勝了最後的抵抗：朗德、巴斯克地區、比戈爾的上庇里牛斯山谷地區和奧爾山谷地區；它吞沒了塞文山脈南部，從阿尼亞訥到聖蓬斯，包括整個魯埃爾格地區和孔泰德羅德茲，再遠就是上普羅旺斯的孤立的河谷地區。浩大的工程，只用了30年就完成了。真正令人有興趣記住的日期是1540年。也可以說是1539年，這是一份決定性的文件發布的日期，是國王從維萊爾科特雷發出的敕令，布倫在其整本書里把最重要的影響歸因於這份敕令——後面我們還將回過頭來說它：它明令，從此以後，一切司法文件不再使用拉丁語或地方語言，而是一律使用「通俗」的法語。 此外，這一現象在發展過程中，沒有發生意外。法語因為一種連續壓力的作用，被逐步地引入法國南方。 但是，它並不只是從正面進攻，它還從兩翼迂迴包抄。在東面，它先在羅訥河谷取得勝利；在西面，在聖東日和波爾多地區獲勝；土魯斯真正被包圍了，而且僅僅被圍了一下就屈服了。地理學比歷史學或政治學更好地讓人了解國王語言的推進。典型的例子是阿維尼翁和孔塔弗內森，兩地因為歸教皇所有，所以不必服從法國國王的行政命令。不過，孔塔讓法語成為它的書寫語言，並不比它周圍的地區和從屬於國王的地區更猶豫、更緩慢。[103]阿維尼翁是國際性的商業和娛樂城市，向法蘭西王國的語言開放甚至比其他南方城市還早。從15世紀起，法語就在這裡占有優越地位；像在其他羅訥河城市一樣，它最終於16世紀中葉在此地獲勝。 此外，布倫的著作通篇都提到了人口大規模流動的影響。例如魯埃爾格和熱沃當這兩個交通不便的地區，人們曾試圖將其歸在同一類「偏僻但富有生命力」的省中：一些地理學家進行了這種歸類。[104]然而，芒德比羅德茲早半個多世紀完成了法語化。顯然是那條古交通要道，勒戈爾丹路（voie regordane）的影響所致，貝迪埃的著作突出了它的作用。我補充一點，這是對語言地理學知識的新驗證。[105] 就這樣，沒有神秘力量，沒有魔棒一揮產生的奇蹟，法語突然就從北部傳到了南部。在描述傳入的各個階段之前，布倫注意跟蹤法語的征服進程。在他所研究的地區的毗鄰地區，即在奧克語和奧依語這兩種語言的傳統邊界的北部，法語逐漸替代了當地方言，從前那麼多博學者曾經浪費時間，想確定這兩種語言的分布圖。他的著作就從這種初步工作中獲得一種重要啟示。因為實際上並不存在兩股不同的流動，而是只有一股，從塞納河兩岸開始，緩慢地傳播到庇里牛斯山脈。 當然，在這種復原的而且被描繪得完美可信的歷史中，沒有可以稱為「阿爾比劇變」的事件的位置。人們知道，從前沒有人相信，16世紀法語在南方的傳播是逐漸發生的，而且是遲緩的。人們的說法是，就在對阿爾比派的征伐之後，而且隨著這次征伐，征服者的語言一下子就傳播到阿爾卑斯山脈和庇里牛斯山脈的邊界。 布倫對這種說法提出異議。他推翻了這個說法。我好不容易記住了四個字，可以被當作一種評論：「不費氣力。」這是因為，關於布倫所涉及的這個難題，在博學者那裡迄今為止是什麼樣的意見占優勢，一個歷史學家對此不了解，並不意外。羅曼語語言學家和語言學家無疑不應該完全無視歷史學家的工作。然而，很多年前，這些歷史學家——我們尤其援引在這方面一直是權威的保羅·多尼翁的著名論文[106]——就已經證明，法國在征服朗格多克的同時，未做任何嘗試來使制度或法律「法語化」，無論是成功的還是不成功的。就連普及的書籍都表明這種意見，並且傳播到廣大讀者中。例如加雄先生在其傑出的《朗格多克簡史》[107]中寫道，「實際上似乎什麼也沒有改變。儘管司法總管一直都是法國派來，但其餘大部分官員都來自當地，並且熟悉當地的語言和風俗。因此（在聖路易時代）還不是可以稱作君主中央集權的面貌」。他甚至驚奇地發現，14世紀在這個由朗格多克諸國組成的南方，產生了一種區域意識，並漸漸增強，然後通過一些用語表達出來，如「奧克地區」或奧克共和國、奧克語地區。[108]所以，對阿爾比派的征伐並沒有消滅南方當地的方言。在13、14和15世紀初，這些方言依舊在它們的地域流行。它們只由南方居民專用，每當人們不喜歡用拉丁語時，就用它們進行書寫。而且當拉丁語開始衰落時，它們便利用了這個時機，「隨著向16世紀邁進，越來越」得到充分發展。情況很可能是這樣。實際情況也就是這樣。 二 因此，布倫的書確實有不少正確的見識和合理的看法。而這就能說它是一本完美無瑕的書嗎？無疑不能。我們之所以下這個評語，不是從評論的角度考慮，因為那樣毫無意義；而是出於對一個問題的濃厚興趣，不，更確切地說，是對布倫肯定不打算完全同等地徹底解決的一套問題的興趣。這套問題即語言學問題、歷史學問題。然而我們覺得，布倫不想堅持下去解決這兩種問題，也許是沒有同等地、充分地做好準備。他的著作是事實的匯集。即便如此，對未來的工作者而言，也是特別珍貴的無價之寶。但是，他的好見識有時有所欠缺，存在局限性。我指的是，他不管什麼理論都極不信任。只有說到事實時理直氣壯。 也許是。但是我們始終記得那些研究經濟史時不受學說約束的歷史學家。就在他們的著作里，他們的殘疾人發現了著名的「供求法則」，確實被提升到「常識的真理」[109]的高度。實際上，我有點擔心，我們談到的這種本能的不信任，會使布倫的著作既喪失一點明晰性，又喪失一些意義。他不預先通知，就在半道上甩掉他的讀者，讓人沒有思想準備。拿旅行專家若昂和貝德克爾來說吧，他們編寫的旅行指南則不只是提供方法：「服裝與行李；零錢與匯兌；地理概況與歷史概要」，在進行所有這些綜述之後，就只是說明了。若昂寫得匆促，而布倫先生則把羅盤的段落漏掉了，還把地圖的段落忽略了。整整400頁，他追述了法語從起源到1600年傳入南方的歷史。然後只是在一個題為「法語傳入的方式和原因」的很短的一章中，才關心確定他的著作的目的，確實有點遲了。 布倫後來說，他不想預想他的調查結果。唉，誰要求您不誠實了嗎？先按順序列出問題的要素，然後再去尋找它的答案；在盡力完整地找到答案之前，先陳述進行一種淵博的研究的一般條件，這並不是任憑漏洞百出的「預想」的假說擺布。布倫所描述的歷史沒有什麼獨特之處。自古以來，民族在生存過程中就一直在改變語言。可以說語言革命發生過無數次。因此我們可以對它們進行一些分類。這些分類有價值。人們早就知道，如今人們能嘗試的任何研究，都會進入專家們的艱苦工作曾經組裝的一個框架中。不用仔細去尋覓，人們發現梅耶就有一本著作提到這些分類，這本著作像梅耶那本傑作一樣易於理解，這就是《新歐洲的語言》。買好燈籠和蠟燭再上路，被證明是一種有害的偏見，無疑這種偏見幾乎還沒有消除。 請看結果。由於沒有預先指明，因此布倫就是讓我們相信，而且好像他自己也相信，他的著作的目的是要描述兩個對手之間的決鬥：一方是法語，它要侵入；另一方是羅曼語，它要捍衛自己的地位。但布倫清楚地知道，還存在著荷槍實彈的第三方：拉丁語。甚至還有第四方：一種文學語言。一位南方中世紀文學的行家向我提起過，它跟方言不同，12世紀在朗格多克、奧弗涅、沃萊、普羅旺斯的君主們的富裕文明的宮廷里，被用來表達騎士愛情的高雅題材。它是一種還沒來得及變成真正的文明語言的文學語言；更確切地說，它是一種詩歌語言，是比權貴們更精明的發明者所珍愛的特殊表達方式：只要它表達其美好憧憬的原始文明繼續存在，只要它還操心如何進行細緻入微的分析，拉丁語這種政治與學術性的語言就會妨礙它的發展，阻止人們用它寫公文函件，阻止它成為法律、政治、宗教用語。當拉丁語漸漸放鬆它的控制，並且在處處開始讓位於正在發展的「通俗語言」時，南方就不再有原始文明了，南方的自治就不再存在了；從13世紀中葉起就大局已定。同樣，「朗格多克文學也不再有散文。它的詞彙的地位得不到提升，不能用來表達一般觀念，因為拉丁語在當時就足能滿足需要。它的詞彙開出絢麗多彩的花朵；但是不會結果，等不到成熟」。沒人比加雄先生說得更好了。 然而，北部民間已經形成了一種文風，博學、積極、易懂，是一種文明的工具，這種文明不斷發展，不斷通過它的藝術、它的思想、它的國王的威望、它的大教堂建築師的才華、它的博學者的科學，來加強對西方世界的控制。沒有任何資料可以證明，這種威望在百年戰爭的漫長年代受到過嚴重損害，因為在那場嚴重危機中，南方諸省確實依舊毫不猶豫地效忠法國國王，拒絕當時控制著鄰近的吉耶納的英國國王的引誘，「極力接受共同祖國的印記，並養成了將注意力集中在國王身上，然後又集中在法蘭西王國上的習慣，不久他們就對法王和法蘭西王國產生了依戀」[110]，況且這種依戀也符合他們的利益。 此外，當拉丁語逐漸萎縮時，在南方，一種通俗語言將扮演一個好角色，即文明語言的角色：能夠得到這種角色的不是某種南方方言；也不是那種想必是供由地區任命的公證人使用的通用語，而對這種通用語的研究，無疑可以滿足布倫的某些好奇心。在一段時間裡，那些方言，那種十分實用的通用語，勉強可以彌補拉丁語萎縮造成的空缺。它們的確是活語言。布倫有理由這樣說：它們的能力似乎很強；完全主宰了整個朗格多克和普羅旺斯地區；人們只說這些語言；書寫時除了用拉丁語，也只用這些語言。但還應該注意，在宮廷里，人們已經只使用法語了。不過，南方方言的虛假好運沒有持續多久。一旦真出了問題，它們的缺點就暴露無遺。法語來了，並且取得勝利。方言被算作土話，從書寫文件中刪除。只作為口頭語言滿足人們的日常之需。因此，如果演變真是這樣實現的，那麼在歷史學家看來，對阿爾比派的征伐和「北方人入侵」，這些讓布倫不快的老生常談，便重新獲得了一些活力，並顯得有些道理。 三 但是，人們同樣預先猜到，在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上，我們的意見不再和布倫一致。就是在解釋法語勢如破竹地大舉占領南方的原因時，確切地說，這個時期大致是從1450年到1600年；更精確地說，是從1500年到1550年。 布倫不願詳盡研究這個問題：「談論這些原因有什麼用？陳述事實就足以揭示它們了。」布論不論述，他只發掘事實。他發現，一方面，在1450年和1550年之間，王權通過不斷握緊它的權力，使「一種以統一和中央集權為目的的行政管理體制」占上風。另一方面，與此同時，「直到當時還沒有顯示衰落跡象的」南方方言被禁止在文書中使用，它在行政管理或文學的地位被法語取代，法語的「絕對權威作為國王的絕對權威的結果使人敬服」。這是兩個同步發生的事實，「像衣服的面子和里子一樣」相互配合。第一個事實是第二個事實的原因。法語在南方的勝利，就是政治的成就，是一種政治事業，不是別的什麼東西。[111]這項事業圓滿完成的標誌，就是維萊爾科特雷敕令，它的命令語調，它的毫不含糊的規定，它的不容置疑的禁令。Sic volo,sic jubeo.[112]國王命令，南方服從…… 我承認，我總是對這種過分簡單的解釋有點驚訝。哎呀！對「政府決定」的不可動搖的崇拜，毫髮無損地流傳下來，甚至在1914年到1918年之間發生的可怕危機之後還這樣，那時有那麼多窩囊廢執政，受盲目的力量隨意擺布，他們讓這種力量釋放出來，卻既不去引導，又不去控制。——不談這個了，還是來談布倫。我很明白，他在這裡略提一下保留意見，在那裡略提一句讓人產生希望的話。他承認（第421頁）：「一場革命要擁有持久的豐富成果，必須恰逢其時。」他承認，維萊爾科特雷敕令「符合新生代的潛在傾向」。當這種傾向表現出來的時候，「一大片南方地域已經自發地認同法語了……這得益於一種公眾精神的推動，這種精神力圖以現代性的意義顯現［？］……一種有利於君主制的演變」。 但是，也就到此為止。布倫沒有再深入下去。沒有做任何努力去分析。他沒有超出他那個十分空泛的詞——時機。為什麼會有這個「時機」？這就是問題所在。 希望人們明白我的意思。我跟維萊爾科特雷敕令無冤無仇！在布倫向我們描述的語言史中，它扮演了它的角色，而且還是一個重要角色。[113]我也不否認另一種因素所起的較小的作用，簡單來說，這種因素就是王國中央集權的發展。但是，如果我不擔心被罵賣弄專業學問的話，我還是想指出，布倫專門論述王國官員有成效的工作的那些篇章中，存在著一些缺陷。其中無疑有太多的說法犯了時代錯誤[114]，關於某些決定的意義也有太多的誤解，尤其是有太多的疏漏。布倫關於作用極為重要的最高法院說得很多，卻很少說，甚至根本不說王國官員的一些作為。在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這些官員漸漸打破自治市鎮的特權，隨意在市政府安插親信，在土魯斯設市長，在蒙托邦或馬賽派執政官，這些人對他們俯首帖耳、唯命是從。所有這些都要儘量說出來。無疑沒有什麼比這個更能闡明「法語問題」的某些方面；更有助於部分地解釋如下這種現象：早在維萊爾科特雷敕令之前，國王的語言就已經被用在那麼多南方市政府的決議登記簿甚至賬簿上。 此後，即使這一切都注意到了，還有一個在語言學家看來是明顯的，在歷史學家看來則更明顯的事實。可惜，在布倫的著作中，沒有一處提及這個事實。能夠促使一個民族放棄自己的語言，或者至少不用這種語言進行書寫的因素，能夠促使他們實際上同意讓自己的方言淪落到土話地位的因素，並不是他們被人統治，以及從此必須採用統治者的語言這種意識。有一些被統治者，他們藐視統治者，並且擁有藐視統治者的資本；或者至少自認為在文化上有和統治者平起平坐的資本。古代說希臘語的民族就是這種情況，當羅馬征服地中海整個西部時，他們就拒不接受拉丁語（除了少數例外）。[115] 如果被統治者的語言也追求一種威望，這種威望跟統治者的語言所享有的相比，即使不更優越，至少也要平等，那麼做什麼都沒用。強迫失敗了，就將一直失敗。甚至在當今時代，現代國家的那麼多機制始終約束和壓制著個體，一個人從生到死，通過實施義務教育的學校，通過強制服兵役，通過與介入一切事務，並只說只聽官方語言的行政機構強制維持的關係，來接受語言的培養訓練。然而，這種強迫要想成功，只有以一種最糟的暴力，一種依賴所有誣告的公開和秘密的調查，一種像1914年至1918年間德國人對阿爾薩斯和洛林的說法語的居民實行過的那種恐怖統治為代價。[116]他們雖然能夠禁止人們使用法語，卻不能扼殺人們對它的渴望。只要不是一個極小的、甘願在弱小意識里沉淪的少數民族，人們就不能把像征服者的語言那樣的新語言，強加給一個仇恨或蔑視這種語言的民族。 要使語言的改變能夠實現，需要情感參與。被統治者應該感受到統治者的威望，並且打算承認它。更確切地說，他們應該放棄任何難以克服的民族或宗教特性，不再渴求與統治者不一樣，而要跟他們融合在一起，並且越來越和他們親近，融入他們公認的、優越的文明，融入他們公認的、值得羨慕的、優秀的倫理、科學、文學、藝術、宗教的文化。這曾經是高盧人在面對羅馬人時遇到的情況。一般說來，這曾經就是被羅馬馴服的族群的情況，只有說希臘語的族群除外。而人們並未發現，羅馬為了推廣它的語言，非要建立一整套特別的限制性政策不可：靠它的威望，靠它的文明的魅力就夠了；至於剩下的事情，戰敗者自會權衡利弊。 這同樣也曾是法國南方族群的情況；而既然布倫沒有局限於收集事實和日期，他一邊著手進行解釋，一邊卻又否認這種情況。更確切地說，既然他宣稱唯一的、「政治」的解釋，直接出自事實，那麼我們就有充分理由責備他沒有說過這種情況，沒有竭盡全力去證明它。在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南方人怎麼會有靠他們的語言來分享一種優越文化的意識呢？對他們來說，他們的語言不過是一種日常的實用工具，因為他們的文學，任何有價值的南方文學，都已消亡。他們的藝術？不再存在屬於他們的藝術了。哥特藝術當時對他們的地區來說就十分稀缺，在它之後，入侵的是與法國北方雕塑藝術有親緣關係的一種雕塑藝術（按照庫拉若那廣為人知的斷言，人們長期以來把它稱作勃艮第雕塑藝術）；阿爾比、土魯斯、羅德茲的人就欣賞這種藝術。他們的民族意識？族群對構成各省的特殊憲章，並得到國王在即位時鄭重批准的特權感到滿意。他們要求維護它的完整。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要求。 因此，南方沒有固有的文化。相反，法蘭西文化日益強盛，日益有魅力。一個在廢墟上誕生的法國，在和平中休養生息、繁榮興旺，懷著一股熾烈的熱情和快樂工作，從1480年到1520年，經歷了四十年的繁榮、幸福、安逸和快樂的生活，除了帶來無限的希望外，還帶來了文藝復興和新興的宗教改革。布倫先生怎麼能不跟我們說說這些，不向我們指出這些，哪怕只是一個字？後面他還忘記向我們指出，在「百年戰爭」最嚴峻的時期，這個劇烈變化是如何在南方人的意識里發生的，尤其是在朗格多克[117]；他怎麼能閉口不談復興經濟的巨大努力；那種勞動和收穫的熾烈熱情；那種在一些年裡改變了南方面貌的深刻的社會變革呢？南方和其餘所有地區一樣，生活在統一法國的成功與幸福之中。 法國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在蕭條的城市，在荒蕪的鄉村，人丁開始興旺起來。在整個南方，人們開墾石灰質荒地、沼澤地、廢棄的土地；在普羅旺斯，人們種植油橄欖和無花果；朗格多克也種植油橄欖，還有桑樹和菘藍；蒙彼利埃、納博訥、卡爾卡松、佩澤納斯、阿萊、於澤斯，部分城市通過外來移民增加了人口，此後南方的普羅旺斯和朗格多克地區又廢除了接收外僑遺產權，國王授予外來移民這種必要的特權，是為了讓一些呢絨作坊落戶紮根，使這個地區擺脫北方的呢絨業。朗格多克、普羅旺斯、多菲內和勃艮第之間的內部關稅被取消。加龍河、羅訥河上廢除了過多的收費站、船閘、磨坊的水壩，水道重新變得暢通無阻。王權制定規則，並成了人心所向，既然人們想「獲利」，想「賺錢」，就必須越來越向著它：這是這個時期的兩個重要的詞，這個時期見證了一種既純樸又殘酷的資本主義的誕生和繁榮。同樣，整個變化也在社會等級方面深入發生。神職人員與國王和王國政府靠得愈發緊密。他們廣泛參政。主教們在巴黎和在土魯斯或艾克斯一樣，進出宮廷，入座最高法院，主持朗格多克的三級會議，在朗格多克、普羅旺斯，把持著國王執政官的職位。除此以外，尤其是資產階級的變化，他們發展壯大了，積累了財富，改變了奮鬥目標，顯得是新時代無可爭議的主宰。哪裡能賺錢，哪裡能玩計謀，哪裡有利可圖，哪裡就有資產階級。它的武器不是劍，而是筆桿子： 萬歲！優美華麗的筆桿、 紙張和羊皮紙文件， 能讀會寫又懂得實踐， 就能沿著大路順利向前！ 這是一個民族真正的座右銘，這個民族渴望文化，因為文化就是他們飛黃騰達的手段——當然是渴望法蘭西文化，因為這個時代不再是人們在小城深居簡出，不了解世界，不走遍世界就可以「賺錢」的時代——渴望能讓商人在康莊大道上追逐財富的文化；能讓金融家開始為國王效勞的文化；能讓法官主持「正義」、躋身最高法院的文化。確實，這場語言革命把一個在1450年時還不知道法語的南方，變成了到1550年只寫法語的南方，怎麼能對它的原因隻字不提呢，無論如何原因就在這兒呀！再說一遍，問題不是要否定王權、中央權力在這個偉大的文明進程中所起的作用；不是要籠統地從這種權力的作用中，從純屬政治和行政範疇的命令在15世紀末、16世紀初對布倫先生所研究的語言革命的作用中找碴兒。問題可以說是在於，人們不僅要關注這種政治權力的作用，關注法國君主制及其代理人的作用，還應該關注整個法蘭西文明在這個時期的更廣泛和更重要的作用。 不是弗朗索瓦一世，或者別的某位國王說一聲「朕要怎樣怎樣」，就能完成南方這種轉換語言的奇蹟的。傳令官在用號角對匍匐在地的人群發出3次召喚後，宣讀了維萊爾科特雷敕令，但是南方並沒有聽從他的號召。是法國的偉大、繁榮、活力，促使在事實上和意願上已經成為法國一部分的整個南方，也願意在語言上成為法國的一部分。是令整個歐洲尊敬和畏懼的國王所體現的這個廣袤地區的強大生命力，強大得可以去謀求帝國的皇冠了；是王國的全部活動的新方向——離開地中海，走向大洋，走向美洲的新土地，或者更近些，走向安特衛普的國際大廣場；是人們的騷動、利益的麇集、觀念的翻湧；是所有這些，最終解釋了布倫充分揭示（這是他的偉大功勞）並想解釋（而這是他的不足）的重要事實，即這種對法蘭西語言的接受不是被迫的、強加的，而是自由的、快樂的。南方人渴望使用一種在那個時代，能夠通過印刷術把他們印在紙上，通過文學使他們「出名」的語言。 我們僅限於粗略扼要地指出這一切。而要表達這一切，需要的不是一個人，而是兩個人：一位語言學家，一位歷史學家，並把他們的努力結合起來。這是Vox clamantis in deserto[118]嗎？人們會原諒我們樂此不疲地充當這種令人掃興的人。 4.引入布呂諾的語言學中的歷史問題 18世紀法國的民族性與語言[119] 隨著費迪南·布呂諾的宏偉計劃的推進，他越來越關心把法語歷史與法國通史結合起來。語史學家和語言學家已經說過他們的學科採用類似方法所能獲得和已經獲得的所有成果。一位在這本雜誌上以他的專業觀點長期跟蹤語言學研究發展的歷史學家得到允許，盡力指出通史中所有應該歸功於這些如此新穎、大膽卻又審慎的工作的成果。 在《從起源到1900年的法國語言史》的第5卷中，布呂諾研究了17世紀法語在法國及法國以外的發展歷程。他證明，我們的語言一下子就征服了歐洲；但是在王國境內，卻要克服無數的障礙和抵抗，緩慢地、默默地逐步推進。這種內外進程相反的現象令人奇怪，可是很有教益，因為他引人入勝地闡明了「路易十四」的法國的歷史！ 如今，根據第7卷，是18世紀法語在法國的普及，讓我們完整了解到它的全部變遷。[120]這是全新的課題，極有意義。如果某一天有人將把一部法國民族意識史送給我們——這部歷史還沒有人認真開始寫，況且人們有理由把它一直推遲下去，直到準備工作已經就這個重大問題展示了某些廣闊前景的時候——他們必須把布呂諾收集到的事實仔細考慮進去，尤其要從他的如此簡明、如此有洞察力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我不知道哪本書比這本更能激發我們對大革命危機以前的一種民族性的內在構造的思考，而且是更有成果的思考。我不知道誰更能幫助我們了解我們的現代國家為何以及在哪些方面跟從前的國家有深刻的差別。我想用幾句話來說明。但是在這之前，我會樂於跟隨費迪南·布呂諾的步伐，迅速描述一下從路易十四統治末期到法國大革命前夕，法語在王國境內的發展歷程。 一 在路易十四統治末期，法語面臨兩個實力不相當但仍然很厲害的競爭對手：拉丁語和方言。在18世紀，其中一個對手落荒而逃。 拉丁語被打敗了。就是說，首先，到1760年，寫二行詩、短長格的詩或薩福體詩的人再也不敢自稱是真正的作家了，況且這種詩越來越難找到讀者。 Aetas egregios duos poetas Haec fert aurea...[121] 1538年，優秀的尼古拉·波旁發出感嘆。不要找出這兩位詩人是誰。也許是龍薩？或者還有馬羅？或者杜·貝萊？都不是，是熱爾曼·布里斯和薩爾蒙·馬克蘭，我們這些書蟲還是有機會找到他們的。我們需要附加一些說明；但是他們的語言——用從甚至長達五個世紀的拉丁文化、在許多不合規則的詩人中汲取到的詞和「句子結構」製造的語言——對有拉丁語觀念的人而言，體現了某種極其可怕的東西：一個裝滿了拉辛風格的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隱喻的罈子，所有東西上還撒著一些魏爾倫風格的模糊回憶和少許馬羅風格的古風。 在18世紀，這些蹩腳的遊戲結束了。不是因為人們突然不再閱讀或出版現代拉丁詩人的作品，不論是在國外（尤其是荷蘭），還是在法國，這些作品還在繼續出版。我在寫這篇文章時，面前就有一本這樣的精緻可愛的書，巴爾布另外插進了精美的版畫，是向科尚、埃森、格拉沃洛和其他小名家徵稿的。這是1786年瓦尼埃爾神父的《田產》的一種版本；同一系列中還有一些雜亂的書，一本盧克萊修的，一本維吉爾的，一本賀拉斯的，以及馬提雅爾的精緻的兩卷本，帕潘的《果園》（1780）；貝賽、米雷和讓·瑟孔的《青年》（1779）；德比詠的悲傷的《寓言》（1778），還有其他一些作品。人們甚至可能想對這些版本和再版本進行一次清點，這些清點有無數次了，只要讀布呂諾先生的書，每一頁都能讓人產生這種念頭。[122]但是總的來說，確實不再有拉丁詩人誕生了，這是《拉丁詩文寶庫》和《攀登帕爾納蘇斯山》的推崇者們的謹慎說法，他們急切地用這種說法來掩飾他們自己面對迎候他們的墳墓時，眼中流露出的恐懼。[123] 不再有拉丁詩了，也不再有拉丁雄辯術了。不再有在那個把人們對科學的興趣，甚至迷戀，變成知識的時期的拉丁科學了。《百科全書》只用法語表述。甚至天文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的技術性論文，都用他們的語言撰寫。豐特奈爾，即寫《死者的對話》和《關於多個世界的對話》的豐特奈爾，已經使過渡時期的一代偉人，從馬勒伯朗士到萊布尼茨和牛頓，隱沒在一種十分精緻和明晰的語言的細密褶痕中。在後繼的一代中，無人不用法語寫作：布豐或達朗貝爾、拉普拉斯或道本頓、蒙日和拉朗德、拉卡納爾和雷奧米爾；這是一場勝利。[124]我在閱讀亨利·多丹最近的論著《從林奈到拉馬克，1740—1790》時，聊作消遣，在參考書目中用記號標出了從1740年到1790年間，由法國人分別用法語或拉丁語撰寫的博物學論文和書籍的數量：33比4，數字足能說明問題。[125] 法語教育顯露苗頭：中學自身開始變化起來。1748年設立中學優等生會考；從1749年起，會考在修辭班上設立了一項法語論文獎金。法語的運用也怯生生地進入課堂。它漸漸占領了地盤，尤其是在奧拉托利修會；1759年，甚至有一些修會會士要設立不包含拉丁語的教育；人們猜測布呂諾不會忘記順便向索雷茲本篤會的那些傑出的先驅致敬。不過，整體上，教師的思想還保留著拉丁語。在這個階層，抵抗是頑強的，桎梏難以破除。要戰勝它還需要時間。不過這場鬥爭只涉及一個沒有真正掌握時代精神的小職業階層，他們與世隔絕，與生活隔絕更深。 當法國大革命開始時，帶著一點蠻勇支持大規模實施法語教育的人可以高呼，「城市攻下來了」。學校還在抵抗，但社會已經被征服。 更艱難的是方言之間的鬥爭。的確，它們在任何地方都不再被當作文學用語，也不被當作書面用語，甚至在它們統治那麼久的南方地區，它們的主宰也結束了。[126]不再有用「奧克語」寫的公文書、訴訟法、公證書。文學語言，華麗的語言——甚至人們一提筆，寫的就是法語。但是它還不是真正的母語，不是人們小時候趴在祖母的膝上學會的語言，不是在家裡、在街頭巷尾聽到的語言，也不是遇到朋友時脫口而出的語言：在18世紀開始時，那種日常和自發使用的「通俗語言」，還一直是方言；當18世紀以大革命的爆發結束時，還仍然是方言。 這是說不曾有過進步嗎？問題所涉的面太廣。語言是典型的社會現象，忠實反映了各個時代的文明的一般狀態。無數種因素都會對它產生影響。但是，其中有主要的，有次要的。布呂諾的功績，正是指出它們的主次和影響。 作為20世紀的人，既然談及法語在法國的推進，我們本能地轉向小學。除了「老師」，誰會教講方言的小學生說法語？布呂諾要我們注意：「如今小學是一座教書育人的場所；過去小學是照看和撫育兒童的地方。」況且這些幼兒園的歷史多麼模糊啊！它們的數量有多少？各個地區之間極不均衡。而小學最多的地方，老師們又會是怎樣呢？「可以說商品都不像小學老師這般繁雜」，呂內維爾的一位副代表這樣感慨。既不會讀也不會寫的老師並不是這個諷刺的對象；過去的兒童教育界真有這類人。[127]確實，他會唱歌，這就彌補了不足：小學老師原本就是教堂唱詩班裡的人。他每天早晨領著孩子們進教堂；除了所有日課，還扯著嗓子唱彌撒；他也許還能教小學生閱讀、書寫和計算，每月得五個蘇的報酬。這報酬常常還會增加。 此外，面對他提著棍棒照管的這些野小孩，他是說法語呢，還是說方言？在東部和北部說法語；在中部似乎也說法語。當然，說法語是很受限制的。不僅小學生總是說方言，老師為了讓學生聽懂，也常常不得不用方言來講解。他也不是執意要說方言；況且他常常會遇到相當大的阻礙。[128]他盡力推廣法語。但是他的努力不時會付諸東流。至於南方，有兩種說法，使歷史學家比為該不該結婚而糾結的巴奴日還要困惑。一位通信者回答格列高里：「小學老師上課只說方言，或者說非常蹩腳的法語。」但是另一位卻說：「上課就會用法語。」對他們進行評判的人是坐收漁利的第三者？我們來聽聽：「在我們的鄉下小學，上課不用法語，也不用方言」……這裡我們徹底弄清楚了！如果有第四個人突然到來，他可能又冒出一個新看法。因為，小學老師要是受過教育，就該用拉丁語來教孩子。[129]法語本來是贏不了的…… 有件事很怪：路易十六統治時期的「開明管理」，一點不利於鄉村教育。在那個世紀後期（1782），一位普羅旺斯總督直言不諱，「一個農民會讀書寫字就不干農活了」。納瓦拉的那位總督說：「我認為沒有必要為證明老師在鄉村毫無用處來爭論不休……當我了解了在村社中產生的這種性質的小學，我就把它們都撤掉了。」可能共和國不需要有學問的人。總督先生說過無數次，老百姓就該愚昧無知。[130] 那麼從17世紀末到18世紀末，法語是怎樣在王國內贏得一大塊地盤的呢？王國？這個時期的地圖繪製者在他們的漂亮的地圖集裡為我們描繪的亞洲或美洲都十分精準。海岸幾乎都已準確地標記出來。城市、郊區，以及一些重要的交通運輸地帶，也都很清楚；但是，在熱鬧地區形成的多少有點密集的網之間，也存在一些空白區域，即那種日益縮小的荒僻地區，居住著一些居民，他們不參與人、商品和思想的交流，陷在陳規陋習中，什麼都不能激勵他們走出來。兩三年來一位迷路的旅行者；每年來一些小販和徵稅官：這些就是這些窮鄉僻壤的來客。道路崎嶇，難以通行，連每年應該去一次履職的人都不去。格勒諾布爾的主教勒·加繆致信龐沙特蘭（1672）說到他的教區：「還是40年前有人去過。」在蒙索什地方的莫爾旺，從1704年到1825年，就沒有施過堅振禮：主教都推脫去不了那裡。人們理解為什麼布呂諾在其著作的核心部分，用六章篇幅敘述18世紀的道路和交通運輸。對語言本身而言，道路交通是一個首要問題。 關於這方面，我應該說一說。布呂諾的書中我所喜歡的東西，不是他挖空心思來表明這個重要事實，不是他進行論證所用的非常講究的措辭和儘可能不專斷的方式。布呂諾不滿足於擺出教訓人的樣子，把大量方式方法灌進讀者的腦袋。他不想相信，或者不想讓人相信，單靠道路網的存在，就能自然而然地導致法語向全法國推廣。這是長期的工作。哪怕是在一些一點不荒僻的地區，許多村子只有在19世紀中期以後，才從道路通暢獲得好處。七月王朝修路的努力有效增強了舊王朝修路的努力；以後的政體也完善了這項工作。傑出的《布爾努瓦方言詞彙》（布爾努瓦是弗朗什—孔泰高原上杜河與奧尼翁河之間的一個村莊）的作者魯塞，在寫從1870年到1880年的回憶錄時，還能寫道：「要是有一天來了一個鍍錫工或者一個賣五金百貨的商販，那可真是一件大事；他們被圍得水泄不通，人們瞪大眼睛看他們，仔仔細細打量驢子及兩輪車，議論紛紛。」他還補充說：「由於有了道路，進步已經滲入布爾努瓦。」是的，但是道路只是在1880年前後才通進布爾努瓦。 接下來，費迪南·布呂諾另外還充分證明，任何新發明都會產生互相矛盾的效應。由於交通更加便利，農民就更願意去法語集中的地方——城市，這不假。可是道路改善又導致旅館住宿費用銳減，從前由於交通不便，這費用是小販們必須花的。不過，旅館肯定不是說高雅語言的場所，但由於城鄉關係日益密切，商業又依靠道路發展，這就讓中心地區的語言有了新的推廣機會，這確實也是一個普遍事實。 實際上，困難在於做加法，求總和。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了幾大組事實。也很清楚地發現了例外，反向的情況。確定各種因素的比例，然後做加法：困難就在這裡。「誰敢斷言……一定要有保留……時至今日，對久遠的過去怎麼確認？……人們割裂這些材料要冒多大風險啊！……」我隨意在兩頁中摘錄了布呂諾的這些話。它們多麼能引起人們同感並讓人放心啊！因為這些話明智地表述了作者的懷疑，因為整篇著作極富成果，我還要補充說，它肯定是一部不會過時的著作。 布呂諾自己對出現在他頭腦中的非常可信的觀點，不時提出一系列異議，我猶豫著再加上一條「也許有的」異議。亞瑟·揚就曾對18世紀末法國道路的空蕩蕩感到驚訝，我摘取他寫的一段文字，寫得恰如其分：「人們可能會懷疑，這個斷言與正式的實際數據，如通行稅數據有矛盾。」不過他沒有堅持。他更願意去了解事實。他注意到，修路的「徭役是昔日的，損失是今日的，好處還沒有顯示出來；郵車不向城裡運送牲畜，也不運送農產品」。他一筆帶過這個注意到的事實。但願他允許我在這上面耽擱一會兒。 不只是郵車向城市運送農產品太少，農民自己的大車運送的還要更少，而且去城市的次數也太少。因為，道路是通暢的，但是要想路上車水馬龍，滿載麥捆和麥包運往鄰近的市場，那麼，農產品，不論是糧食還是牲畜，都必須充裕才行，必須在農民留足自需後，還有不少剩餘拿去賣錢。為此必須來一場革命：18世紀末，一些先驅恰好開始在科學院、農業學會和其他學會進行這場耕作方法的革命。革命從何時開始不得而知；完成這場革命的時間很長。這些天我重讀了一篇論述我們勃艮第和孔泰東部方言的最優秀的專著的序言；我有必要待會兒來引用一下：這就是魯塞論述布爾努瓦的專著。作者描述了他的村莊種植方面的詳細情況——技術非常簡陋，產量少得難以置信。[131]——這是1870年到1880年前後的產量——這些詳細情況表明，修路確實不足以在整個法國創造繁榮的交通運輸。墨守成規的群體比無路的地區更難突破。而且，一旦道路建成，要讓滿載貨物的車輛和膘肥體壯的牲畜在堅實的大路上跑起來，需要的不只是工程師的知識，還需要來一場農業變革，以及由此發生的精神的變革；需要在農民身上及這個墨守成規的古老職業內催發賺錢的渴望，喚起一種新的精神，即商業精神和被我們誤認為一直存在的賺錢精神。在鄉村，這種精神常常是最近才有的，因此幾乎是現代的…… 此外，布呂諾不限於敘述道路的進步。他還研究了在18世紀末，一些說法語的中心地區是如何，並且是受到哪些因素影響，才能夠到處形成的。其中包括礦山和工廠周圍的工人居住區；然後是城堡，公眾的趣味越來越促使大莊園主和暴發戶每年在那裡舉行聚會；小城鎮是不定居的官員的聚集地，他們來自各地，而且只說法語。他沒有注意到（大概是因為他後來才有機會回到那裡）老退伍軍人回鄉的影響，這種影響在鄉村也肯定有。[132]這些各種各樣的事實都相互印證。它們證明一個多世紀前格利高里的一個通信者作出的評判是正確的：「老不動窩的鄉下人很少說法語，而且說得很蹩腳；時常出門的人說得就不太差；而常年出門在外的人則說得非常好。」[133] 二 所有這些看法都發人深思。但是，人們總是帶著更強烈的好奇心，接著討論那個令人頭疼的中心問題：語言與民族性的關係。在法語的推廣與法國人擁有的民族意識之間，存在什麼直接的關係？ 布呂諾沒有正面討論這個問題。他婉轉地談到了。他在書的末尾進行了回顧，首先是回顧了具有地方主義的外省地區或環繞法國的外國語言。那裡的人懂法語嗎？例如貝阿恩，這個地區「儘管受同一個國王統治，但是對法國很陌生」，而且直到大革命爆發還堅持語言地方主義；巴斯克地區對法國的文化和語言不理不睬；在路易十四時代，魯西永地區進行過一個值得注意的嘗試，通過學校來普及法語，但是沒有堅持多久，沒有繼續下去。在科西嘉，一切還有待進行。1779年，當年幼的拿破崙到奧頓時，還一點不懂法語；他在那裡先學了點皮毛，後來是在布里埃納學會了法語。布呂諾還回顧了布列塔尼，那裡的民眾不懂法語，都爭先恐後去聽布列塔尼語的講道，聽布列塔尼語的秘傳教義，而在城裡人們說法語，這就使得「十分強烈的布列塔尼統一和獨立的意識，無法以任何方式和對本地語言的愛好混同，並為它提供支持」。然後迂迴到沿海的弗朗德爾、阿爾薩斯、洛林，在這些地方，人們傾向於靠攏法國，同時卻又依戀當地語言；人們任憑法語滲透進來，卻又堅持地方語言的特性。這些方言之間也存在千差萬別，其間還有無數變種。 當然，當費迪南·布呂諾結束邊境之旅時，也游遍了嚴格意義上的法國，他注意到幾乎到處都有會說兩種語言的人群。人們在鄉間說方言，在城裡也說方言，但是書寫用法語。必要時，例如遇到路人，或者跟大人物在一起，連農民也壯著膽子說法語。說起來吞吞吐吐，還很不好意思。因為，人們攀龍附鳳和屈尊俯就一樣，都會讓人瞧不起，小業主娶大戶人家的女兒，產生的恥辱一點不比大業主娶他的女僕產生的恥辱小。同樣，在村子裡，如果不是因為絕對必要而放棄說家鄉話，也會讓人瞧不起。一個農民「膽敢說法語」，就是大逆不道的反社會行為，肯定要遭到極其冷酷的嘲笑。人們會指責他裝腔作勢，要「冒充大老爺」，還有比這更嚴厲的責罵嗎？不管怎樣，那些偶爾和迫不得已才說法語的人，這樣做絕不是自覺或不自覺地贊同人們可能稱之為對民族語言狂熱崇拜的東西。沒有民族，就沒有民族語言。布呂諾在複述1789年拉博·聖艾蒂安說過的一句話時注意到，在大革命前夕，在只考慮方言的條件下，人們可能還在尋思：「所有外省按照唯一一種法律融合到一起，按照相同的道德準則來管理，這種聯合是不是一種空想？」費迪南·布呂諾謹慎的深思熟慮和批判意識又一次大大幫助了他。他感覺到這裡不是存在一個問題，而是存在一系列問題。 其實，當人們思考這個問題，說在舊制度下，語言和民族性這兩個概念並沒有聯繫時，這只是注意到民族這個詞在1750年或1793年表達的不是相同的意義。在1750年，還不存在唯一的民族，必須到1791年，它才與國王和法律一起，出現在那麼多教堂和市政廳的門廊前。這種民族無疑像一個理想，存在於許多人的精神中。但是，其他的「民族」，古老的、傳統的，在許多世紀裡把人們圈在一起的民族，仍然伴隨著它繼續存在，而且阻止人們認識它，阻止人們只想著它，阻止它形成唯一的一個民族。然而，這些民族各自都存在語言問題。 我對一個抵製法語最堅決的外省的歷史有點熟悉，可以說它是對其獨立的過去記得最牢而且最久的一個外省，它就是弗朗什—孔泰。弗朗什—孔泰人對法語的態度無比奇特。從文化上說，這是一些「勃艮第」類型的法國人。但是，從政治上說，他們過著自己的生活，遠在法國歷史之外。從上古中世紀到1674年被征服，其間除了從1295到1384年，這長達將近一個世紀的時期，以及從1477到1493年這苦難的16年，孔泰跟法蘭西王國都毫無關係。 在16、17世紀，弗朗什—孔泰從屬於法國國王最厲害的對手，它和法國並不是沒有關係，它和法國不共戴天。路易十一的無以復加的野蠻和殘暴，他的軍隊犯下的燒殺擄掠的滔天罪行，最終使弗朗什—孔泰的勃艮第人成了法蘭西王國的死敵。16世紀末，亨利四世的沒有信仰、沒有心胸的殘暴與貪婪沒有使事情改觀。弗朗什—孔泰人說什麼語言呢？無疑是說他們的方言，這樣才具有民族語言的尊嚴，而且當他們需要一種文化語言時，他們的選擇當然是拉丁語，後來呢，是西班牙語嗎？ 西班牙語？儘管雨果的一首詩曾經讓一個傳說根深蒂固、持久不衰，但是，不僅從來沒有任何西班牙人在弗朗什—孔泰生活過，而且據我所知，也沒有任何弗朗什—孔泰人曾經打算到西班牙的大學去求學深造。有不少人去伊比利亞半島旅行過，許多還定居在那裡，當然不是作為學生。相反，在整個16世紀，在多爾的弗朗什—孔泰大學花名冊上，只出現過一個西班牙人的名字，不知道是學生還是教授。[134] 拉丁語？當然，在16世紀，它還在處處流行，在孔泰跟在其他地方一樣，這時它還保持著它的地位，但是僅此而已，它沒有起過多的作用。而且它似乎比當時在法國的許多外省占據的地位還低。奇怪的是，我們看到，在16世紀的孔泰，所有從事出版的人，似乎都喜歡故弄玄虛地附上一些標註，以此來顯示他們的法語知識。[135]顯然，毗鄰的大王國的語言，巴黎的語言，但也是第戎和里昂的語言，在弗朗什—孔泰享有牢固的威望。那裡的人們為能和索恩人一樣正確和流利地書寫法語感到自豪。有一位純人文主義者，是伊拉斯謨的一位追隨者，叫吉爾貝·庫贊，他的書幾乎全是用拉丁語寫的，但在里昂卻發表了兩三本用法語寫的小作品。[136]1557年，貝桑松的公證人費里·朱利奧用法語發表了《為失去的童貞悲傷的漂亮姑娘的哀歌》。1588年，法官莫爾洛也用法語的韻文撰寫《對話》交給貝桑松的行政官員。1594年，馬萊伯的外省追隨者夏西涅所作的400首十四行詩《藐視生命》，其間還有針對「小先知書」和「詩篇」的《釋義》，也是用法語寫的。還有許多別的例子。在文藝復興時期用法語寫詩的弗朗什—孔泰的詩人——或者打油詩人——的名單很長[137]。況且他們用得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成功。庫贊，莫爾洛，以及其他許多人：這只是一些虛名。在文學上，夏西涅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了。還有日村的迪·莫南。在此期間還有佩姆的多題材作家馬蒂厄，他的《以斯帖》《瓦實提》《哈曼》《克呂泰墨斯特拉》《謀殺吉斯公爵》《牧歌》，緊接著有讓·梅雷，他是皮埃爾·高乃依的嫉妒者，寫了《西爾維》和《索福尼斯布》。 至於方言，那是農民的自有財產。人們若要跟他們交流，就得使用這種語言。奇怪的是，弗朗什—孔泰的文人早就喜歡說這些俗語了。我們的歷史學家戈律，《塞坎納共和國歷史論文集》（1592）的作者，是一位拉丁語教授，可是他的所有著作都用法語寫，甚至用高雅的勃艮第法語，這種法語有趣味、有韻律，用詞準確精當。1589年，他在多爾出版了一本已經極為珍稀罕見的小書：《一些大人物的值得記憶的話語，其中包含許多快樂的俗語》。這些俗語融入弗朗什—孔泰的農民所說的方言中，他們被認為說過這些俗語。[138]與他們交談的人，不論貴族還是市民，都說戈律的法語。 抄錄這種方言一點民族自豪感都沒有，這點我還用說嗎？這最多滿足了一個叫諾埃爾·杜法伊的人的好奇心，也算不上什麼文學。當戈律在其歷史語言學的胡言亂語中表露出一些對自尊的關心時，他是要宣揚一種愛國精神，這當然不是法國的愛國精神，而是「高盧」的愛國精神，但是他要在這種精神上跟法國人相通。這位反法鬥士在其《塞坎納共和國歷史論文集》的開頭，在向菲利普二世遞交的請願書中，擬訂了一份十分明確的反法國瓦盧瓦王朝的論戰寫作計劃[139]，要在17世紀裡完成。孔泰的所有反法宣傳者，從安托萬·布倫到弗朗索瓦·德·利索拉，都應該聽到這位出生在帝國土地上的戈律質問德國人[140]，向他們大聲宣揚身為「高盧人」，說一種「源於古克爾特語」的語言的驕傲，並且像他在別處[141]從語言史扯到軍事上時，誇耀「這兩個正直而尚武的民族」的功績，沒有人永遠抹殺得了這些功績：這兩個民族就是勃艮第人和……法蘭西人！ 真是咄咄怪事啊！竟有這麼一個人，說法語顯然是他的民族主義的一個特徵，可是這種民族主義卻是反法國的。另外，竟有這麼一個地區，一些最有才華的人熟練運用法語，卻部分地抱有反法國的意圖！ 我們來回顧一下。在16世紀的孔泰，政治、外交和行政的官方語言始終是法語。該地區的統治者用法語與荷蘭和西班牙的宮廷聯繫，反之亦然。多爾的最高法院也是如此。人們在法庭上都說法語。法律，弗朗什—孔泰的習慣法，同樣採用法語。[142]法學家們也用法語撰寫用於特殊目的的文書，即便他們本來可以不這麼做。而且，弗朗什—孔泰的多爾有一所大學，是最早教授法國法律的大學，甚至比法國的大學還要早。[143]而多爾大學首先是一所「為外國人辦的大學」：許多人從德國、英國和荷蘭到這裡來，並不是希望在杜河岸邊找到一個特彆強大而活躍的高等文化中心；多爾既不是奧爾良、布爾日，也不是帕多瓦。如今許多外國人到瑞士法語區的那些城市學習法語，那些城市玩小聰明，想讓外國人相信，他們說的是「純正的法語」（而且不帶地方口音！）。同樣，在16世紀，與法國為敵的外國人，就常常自願去位於法國之外的一個小的法語文化中心，那是一個富饒之鄉，他們在那裡受到熱情和善的接待，也在那裡學習說法語。[144]課程的補充，是我們母校大學的校友與當地有產者家的女孩子們的那些日常會話。人們還沒有把她們稱作進入社交圈子的引薦者。她們只是一些在情人節挑選情人的姑娘。但是，這些可愛的人兒在布呂諾先生的歷史中也值得一提。[145]一個多世紀裡，她們為推廣法語立下了汗馬功勞…… 這說的是16世紀，正是拉丁化的世紀。當然，在17世紀，局面總是在發展，在鞏固。而說法語的弗朗什—孔泰，卻越來越廣泛地、普遍地跟法國爆發對抗。然而，一個預料中的災難發生了。兩個勃艮第中最後的倖存者也被法國國王「併入」他的疆域。誰不覺得孔泰面臨的問題奇特呢？ 它的語言是其民族性的一個特徵。 我理解它用法語作為書寫語言：方言與民族性無關，吞併也不會使它復興。[146]我也理解它有小民族性，喜歡獨立自主，以及那麼久地反對法國。然而，法語正是它的新民族性的語言，儘管是統治者通過征服推行的語言，是一些新主宰的語言。17世紀末，孔泰人不管願不願意，都融入了這種新民族性，而要讓他們把這種語言看成是這種新民族性的一種特徵、一種標記、一個基本要素，需要什麼？毫無疑問，需要將獨立民族性，即小民族性——為了方便，並且冒著惹外省民族性的陰魂不高興的危險，我們把這種獨立民族性叫作小民族性——的記憶徹底消除，或者至少需要孔泰人以一種強烈的衝動，在從內心迸發出的熱情的強大作用下，毫不猶豫地讓一種正要占領和充滿他們的整個意識領域的新的民族情感，超越在過去就已經被拋棄的外省情感！這種熱情猶如衝破地層的地火，顛覆他們的歷史傳統和政治地位。 這方面沒有真正的障礙。這種新的民族情感，不必與任何同等級、同等價值和同等尊嚴的情感做鬥爭。 對古代殘餘的純粹依戀不是真正的民族情感。而且這些剛剛「併入」法蘭西王國的「外省」，還有什麼真正有生命力的傳統可以倚仗呢？法國君主的宗教，已經受到如此致命的打擊，而且自己也開始對信仰發生動搖[147]，對跟法國國王離心離德那麼久，並且深懷敵意的弗朗什—孔泰人來說，這根本就不是個問題。至於他們的外省的愛國精神，它只是也只能是做做樣子而已。因為再也沒有任何有生命力的觀念來激發它，把它具體化，並賦予它力量。外省的愛國精神，在像18世紀的弗朗什—孔泰這樣的地區，靠什麼滋養？靠對「當地領主」的忠誠嗎？可是那種古老的「勃艮第」情感，曾經那麼持久地鼓舞索恩河和杜河沿岸居民反抗西面的龐大王國的情感，在這個公爵領地和孔泰地區長期顯示了它的力量和活力，可是並沒有產生什麼效果，亨利·奧瑟出色地證明了這一點。不久前我曾試著證實，在16世紀末以後，「勃艮第」情感已然消失殆盡。它之所以消失，是因為再也沒有任何理由允許它存在，或者繼續存在。從查理五世，大膽的查理和好人菲利普公爵的繼承人，到可憐的西班牙查理二世，他們之間有什麼實際的聯繫？有什麼真正的傳統？ 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孔泰有一陣子試圖以很強很深的宗教情感作為靈魂。它完全地沉湎其中的革新的天主教教義，是被現代修會，如耶穌會和嘉布遣修會改革過的；這種特倫托天主教那麼吸引人，那麼有表現力，甚至那麼充滿激情，孔泰開始全盤接受，而且還曾在它那裡尋找生存的真正理由。可是到了18世紀呢？那些熱忱和神秘主義的時代已經遙遠，越來越遠；而且甚至在這個信教的地區——但在1720年信仰已不如1620年強烈——對宗教教條的懷疑和批判精神已經在起作用。[148]後來呢？ 所有這些處在一種不穩定自治狀態的小塊地區，它們的悲劇性命運更多是表面的，而不是實際的。至於它們的特權，對專注於文字的法學家有用，他們高估這些特權的價值，這些價值以堆在積滿灰塵的文獻室里的陳腐的羊皮紙文獻的厚度來衡量，這些文獻被重重地蓋上了封印，供他們自豪地查閱。[149]可是民眾對它們不感興趣。這些廢棄的文獻中沒有什麼東西可維持一種民族信念。任何地方的「外省」情感都在瀕於消失，因為它們不再被一些思想、一些真正有活力的信仰賦予生命力。而且在外省，在一些被摧毀的外省情感的古老廢墟上，曾經發展過一種更廣泛一些的民族情感，而這種情感也逐漸枯竭了，可以說已經乾枯。與基督教相關聯的君主的宗教，越來越受到批判理性主義的發展的衝擊。1760年左右，人們帶著一種極端而野蠻的喜悅，歡呼勝利，慶祝路易十五的徹底失敗。他們是慶祝法國遭受到所有恥辱和失望嗎？大概是的。不過，這不是人們所稱的「法國」，這是「專制」…… 自由的道路已四通八達。場地已被清理乾淨，以便按照希望進行新的建設。希望在一種自行崩潰的君主的宗教的廢墟上；在不過是枯竭的殘餘或一些法律家專斷的觀念的外省情感的廢墟上，最終能產生18世紀的人們將要定義的民族，它不再按照領地來定義，而是按照作為主權基礎的全體公民來定義的民族[150]——而將讓人們無比欣喜的是，這樣一個民族就在遠處，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它渴望集體信仰，並將重新獲得一種新興而熾熱的信念、一種生存的理由。 此時，並且從此時起，我們無疑必須面對法國的語言和民族性之間的關係這個唯一的問題。而在18世紀，人們面臨的卻不是唯一的問題。那時有10個、20個關係問題，即那些在舊法國中語言的使用和諸多外省的愛國精神之間的關係的問題。而人們在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樣，衡量簡化與轉變工作的關鍵的重要性和規模，這工作曾經就是1789年、1791年和1793年的人的工作。 不過，我們別揣測布呂諾的後面幾卷著作的主題。我們懷著好奇心焦急地期待它們，布呂諾的偉大著作的第5卷和第7卷充分證明我們有理由期待；對歷史學家來說，它們確實十分新穎，十分精彩。布呂諾以一種精通，同時以一種審慎、一種保留、一種獨特的敏銳的批判精神寫的，就像是對我們民族史偉大篇章的一種出色的不朽的批註。不僅如此。他的見解發出的強烈光束，照向整個過去，往往能給人十分明顯的啟示。我們往往以為已經大致了解了這個過去，但是實際上還沒有深入了解。這束光照亮了那麼黑暗的深淵，讓一些熟悉的景色意外地披上那麼絢麗的光彩，令我們感到驚訝，帶點困惑地在這些景色旁駐足：「來吧，這裡要修改，這裡要完整建立，這裡要推翻重來……」多麼有益！這麼富有成果的兩種學科，積極而密切的合作來相互充實，這是多大的進步啊！而總體史靠語言史的這種變革，這種如此有創造性的和有力的拓展，獲得的益處也許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