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而戰 · 8.反對充當約沙法谷[49]的代理法官[50]

一、卡米爾·德穆蘭：是歷史，還是控訴？ 歷史學家，就是尋找聖人的人。今天的聖人，就是卡米爾·德穆蘭。聖人所在的地方，就是他的《老科德利埃報》。[51]尋覓者是阿爾貝·馬迪厄。[52] 「《老科德利埃報》並不是一種痛苦的叫喊，而是一位窮途末路的小冊子作者的工於算計的詭詐。」他的「皮卡底人和巴黎人的諷刺」的才智，往往就是一個「沒名氣的蘇格蘭報人」的才智（請聽聽戈爾東所說的，他是1728年的《論塔西佗》和《論薩盧斯特》的作者，著作多次在英國重印，並多次被譯成法語：馬迪厄證實，德穆蘭在某些期的《老科德利埃報》中大量利用了它），「德穆蘭作為一個智力遲鈍的學生，作為為生計所迫的記者，從他的書櫥里的一本著作里，匆促地摘抄並匯集一些隻言片語」。這麼說，「這位最偉大的丹東派門徒的真誠就可想而知」了？ 我從引言中援引的這些話，讓我們了解到有關這份刊物所處的「氛圍」。它當然是最有學術性、最嚴肅、最精緻的刊物。它向我們提供的文獻，是一種經常被援引並且一直被品讀的版本。經過考證，它的真實性是可靠的，而且作者認真加了注，並加上了豐富的附錄。至於我，我更願意看到有人把這些附錄收集起來，融入一種先行的初始研究。不過，這些附錄，即使原封不動，也含有豐富的知識，用途廣泛；它們極為清晰地揭示了這份刊物的狀況，它的興趣、它的作用、它的影響，尤其揭示了它所服務的運動的真正的政治意義。 說實話，我非常反感一個歷史學家——馬迪厄——經常採用檢察官的那種語調。他披著好公民的外衣，擅取一種有點幼稚的事後審判權，這種審判權無論如何都十分令人困惑，因為它只建立在它的本義之上：「被告德穆蘭，請起立……您要說些什麼為自己辯護嗎？您聲稱自由（第6期，第187頁）就是博愛；就是神聖的平等；就是在地球上，或者至少在法國，喚醒所有淳樸的美德的方法。」——可是，您「有理由頌揚淳樸的美德嗎」？（原文如此；注5，第187頁） 我們不往下說了。整個一代歷史學家都熱衷於這種行為。他們像訴訟電影中的檢察官那樣站著，一心要以一種原則可變的道德，並且以一種時而受「左」時而受「右」的意識形態激勵的政治的名義，要求對歷史的主角或配角實施最嚴厲的懲罰：左派檢察官和右派檢察官還互相生氣，而且還是發自內心地生氣。是時候該結束那種事後質詢，那種檢察官辯才和那些黑袖效應[53]了。 歷史學家不是法官。阿爾貝·馬迪厄在結束第一期《老科德利埃報》的再版（第48頁）時加了旁註：「這一期的結尾不太謙虛。比如德穆蘭要當一個思想家的抱負令人可笑，等等。」也許是的。但是，第五期的《老科德利埃報》（第164頁）上有一句：「在這個戰爭時刻，我的兩個兄弟都已經為自由拋頭顱灑熱血，斷頭台算什麼，不就是大刀一劈嗎？一個議員，為他的勇氣和共和主義犧牲，不是最光榮的嗎？」在讀了這一頁後，我發現了這頁下面的評註：「閱讀這段大無畏的話時，我想起卡米爾·德穆蘭在被處死時表現出的態度，心裡感到難受」，我多半也感到不舒服。我也斟酌詞句，對在第48頁上勸人謙虛的人說：「我們都要謙虛。不要評判他人。」這首先是因為，我們在研究歷史時，評判不是我們分內事。其次…… 怯懦、勇敢、勇敢、怯懦：這些詞，這些貧乏的詞在您看來那麼明確，而且那麼容易理解；您以為從人性的角度來說，人們使用這些詞時，心裡就那麼踏實嗎？我知道我這一代中有許多人，因為有過（馬迪厄所沒有過的）經歷，就永遠不再有興致去扮演情節劇中的富基埃——坦維爾，把它們說出來。 歷史學家不是法官，連預審法官都不是。歷史學不是審判，是理解，並且讓別人理解。我們要不斷重申這一點，我們學科的進步就是以此為代價的。 二、一本在大革命問題上裝模作樣唬人的書 您給我們帶來了新東西。確實是新東西。謝謝。但是憑這個您就該像大公雞一樣，站在屋頂上，聲嘶力竭地喔喔叫，大肆宣揚嗎？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就來好好看一看它，還要來說一說它。您不妨就讓我們心平氣和地說說它，如何？ 您真的該含蓄地自稱是唯一聰明的和唯一有洞察力的人嗎？是唯一值得讓人去讀、去聽、去稱讚的人啦？而對於走在您前面的倒霉鬼，那些既沒有您那種超群的天賦，也沒有您那種確實非凡的英雄氣概的可憐人，便說他們「不是傻瓜，就是出賣靈魂的人」，您認為這種非此即彼的簡單選擇合理嗎？ 《第一共和國時期的階級鬥爭》一書的作者達尼埃爾·介朗先生在這個時期的階級鬥爭問題上靠裝模作樣來唬人，一開始（第368頁）就提醒他的大革命史學前輩，說托洛茨基把他們叫作「篡改者」。而且是巴奴日所說的具有西塞羅辯術的那一類傢伙。介朗先生則把他們叫作奸人，試圖「奸詐地」「從法國大革命中找到證明他們的階級統治的正當理由」。啊，不錯，他們統統都是奸人。所有那些未能掙脫「資產階級民主政體之繭」（為這個繭叫好！）束縛的民主歷史學家都是奸人。首先是饒勒斯，這個假社會主義者，從未剪斷「使他和資產階級相連的臍帶」（第371頁）。這個可憐人只能「部分地領會」真正的唯物主義方法。他聲稱自己「既和馬克思一樣是唯物主義者，又和米什萊一樣是神秘主義者」。這說得一點都不對，因為饒勒斯只是寫過：「我們對歷史的解釋，將既和馬克思一樣，是唯物主義的；又和米什萊一樣，是神秘主義的。」達尼埃爾·介朗先生在第370頁還對我們說，而且說得不錯：「這還不算太差，因為米什萊的天賦比所有研究大革命的歷史學家都強得多。」可是您不明白，米什萊和馬克思之間的這種私通，是一種亂倫行為，只能生下雜種。還是讓我們保持純正為好。 我們對饒勒斯可能還有些尊重……相對的尊重。但是現在談到馬迪厄了。可憐的馬迪厄！他如果不是傻瓜，就是出賣靈魂的人。和其他人完全一樣。關於唯物主義方法，他似乎曾經大力推廣過（第376頁）「其中他能夠理解的東西」，是經過選擇的東西。因為，「其中他所理解的東西」，就是這種方法所提供的「對統治階級危險比較少的」東西。您大聲嘲笑這位馬迪厄一門心思要儘量避免傷害正直的統治階級，那您就錯了。您甚至都沒有必要提出：「他這是無意識的；不過他誠實……」冷酷的達尼埃爾·介朗先生會跟您說到誠實，在這裡我們不用這個詞也罷！這些民主歷史學家最終都是一丘之貉。「他們都被激情沖昏了頭腦」，他們都受到「他們的階級利益的影響」。誠實不誠實？做個精神分析吧，人們期待著，可是好不容易才在第2卷的第388頁看到開始進行這種分析了。難道精神分析沒有使所有這些過時的區分消除嗎？確實沒有，因為所有研究大革命的歷史學家，除了達尼埃爾·介朗，都在「說假話」。作為個人，他也許是無意識地這樣說的；但是作為他所處階級的人，「他就是有意說假話，是為了更好地奴役人民」（第388頁）。然而，至於馬迪厄（還是來談他），您不會認為，身為「第三共和國官員，資產階級民主的忠實公僕」（第378頁），他沒有全身心地投靠資產階級吧？騙誰呢！至於喬治·勒費弗爾，他也（第379頁）「沒有完全擺脫資產階級民主之繭的束縛」（幸運的繭啊，可以用那麼多次還不壞！）；當然，人們應該向他的努力致敬，但也要「為他的膽怯惋惜」…… 他膽怯？對一個像我這樣的研究16世紀的人來說，這可是純粹的笑話啊！歷史上已經有一個「膽怯的勒費弗爾」，現在又多了一個。對於埃塔普勒的勒費弗爾，400年來，嚴格奉行教規的所有新教空論家都指責他怯懦，害怕自己被當作煙熏咸鯡魚放在柴火堆上烤，不去指責法雷爾。因為在這些空論家看來，人們只有出於恐懼才會對他們的教義表示反感；按理說恐懼感是難以抑制的——這不，就有一個里爾的勒費弗爾來與埃塔普勒的勒費弗爾為伍了；這個人名字叫喬治，而不是雅克；他擅長諷喻，這些諷喻要是「把謹慎的面紗揭掉」，就「容易轉變成明確而有力的結論」（第379頁）。因為毫無疑問：喬治·勒費弗爾不像達尼埃爾·介朗本人那樣說話，僅僅是因為他害怕。簡單的心理。真誠的心理。微妙的心理。各個時代所有盲信的人的心理。 關於這一點，有一小段關於「客觀歷史」的論述（第379—382頁），它具有中學哲學科目畢業會考的清新氣息。而當人們急切地讀它時，發現是一段雷蒙·阿隆的漂亮的引文——原來他也沒有能力論述「客觀歷史」。很快，他又回到那個基本話題：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他們都有東西要藏著掖著。」（第386頁）只有介朗先生「沒有東西要藏著掖著」（第389頁）。他們滿手握的都是真相，可是要他們打開，絕無可能。他們這樣就給「歷史學」（但這是什麼歷史學？）造成了一種「無法估量」的損害。總而言之，這些說假話的人「欺騙了我們」。 哦！介朗先生是一位善良的君主。如果有人強烈懇求，他會同意說：「他們要麼是自己欺騙自己，要麼是欺騙我們。」（第388頁）他覺得這麼說話「對於……的大師不是那麼失禮」，等等。可是，親愛的先生，您和托洛茨基這些大師一樣，把他們說成篡改者，說成說假話的人；然後又說成編造諷喻的人，出於「謹慎」，這些諷喻晦澀難懂；您寫到您「當場撕掉他們的假面具」——這就是禮貌？您怒火填膺。——「我們為什麼沒有權利生氣？」（第389頁）哦！您有權利。完全有權利。您生氣吧。像度申老頭[54]那樣，呸；可是，他這個小市民，呸；氣極了比您還古怪呢，呸。願他永遠快活，也希望人們別跟我們提作家的這種過分激動的情緒，這種情緒勞力傷神。他不必「赤膊上陣」的。 至於這種腔調嘛，它讓我想起某件事情或者某個人來。啊，對了！是喬治·索列爾，他早就躍躍欲試要對饒勒斯揮舞他的「菜刀」了。親愛的索列爾，拉葛德爾和墨索里尼的索列爾。——度申老頭萬歲，呸！ 最後一句話。既然我們全都要麼是傻瓜，要麼是出賣靈魂的人——這在預料之中——那為什麼要讓我們的「資產階級」雜誌，我們的「有東西要藏著掖著」的雜誌，我們的說假話和掩蓋真相的雜誌，為您的書效勞呢？不是您，是出版者嗎？唉，人們以好教義的名義，吊死了許多沒有進行過這些違背良心的勾結的正直的人！ 儘管如此，還得說一說（而且我懇求讀者認為我幸虧不是大革命史學家；認為我幾乎不了解馬迪厄，而且是很不了解；從而認為我介入這種爭論純粹是無理取鬧，是從另一個世紀過來的老傻瓜，對什麼都一竅不通），如果我們開始討論達尼埃爾·介朗先生的這本書本身，能從中發現什麼？ 它是一個研究，是一次二手的，但深入而生動的調查研究，主題是：「法國大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但它也是另一種東西：一根導火索，一場無產階級革命的萌芽。我們試著來證明。我們特別專心地研究這場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即便它很零碎，即使它是萌芽狀態……」 這裡，我禁不住要反駁：「哎呀，親愛的先生，您研究吧，悉聽尊便。您認為我們能從中發現什麼缺陷呢？」我還要說。我禁不住要反駁：「這是當然的！您給我們帶來一個意外情況。您把您的偉大計劃委託給我們，好像它很神奇。我是否要對您表明，我並沒有看出它有什麼神奇之處呢？而且還要表明，我要事先做好充分準備來相信您嗎？我跟其他一些人完全一樣，讀過一些文獻，如巴貝夫在1789年以前寫的那些信，這些信總是給我強烈感受。而我為什麼會不願接受您提供給我們的事實呢？」 ——「唉，因為您滿腦子都是階級意識。您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親愛的先生，我對此一無所知，您也是。這些都是我的小事。而且就算我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或者是史達林主義者，或者是教皇主義者，或者是佛教徒，這對您能有什麼好處？我在研究歷史時，我就是歷史學家。」——「傻瓜！您在為控制著您的利益服務……而且傻得連自己都感覺不到。要不然您就是非常卑鄙，幹得就像……您瞧，我的理由多簡單；就看您在任何情況下作出的選擇：要麼是傻瓜？要麼是出賣靈魂的人？要麼兩者都是？別想破了頭……」 我們來嚴肅地說吧。在眾多缺陷當中，達尼埃爾·介朗所採取的討論方法的缺陷，就是它們幾乎阻止你們說「我同意他的意見」——如果人們有點自尊心的話（可是，畢竟經過他的精神分析，還有必要說自尊心嗎？）。人們覺得不舒服。要是有人反駁他的意見，達尼埃爾·介朗會說，這是出於利益考慮，要不就是因為害怕。要是同意他的意見呢？就不是因為害怕，或者就不是出於利益考慮了？ 人們同意嗎？這不是關鍵。討論大革命史是專業歷史學家的事，事關努力和嘗試。至於我，我沒有發現什麼東西阻止我同意。我通常把歷史學定義為人類的一種需要：各個人類群體在其演變的各個時刻，覺得需要探索並且利用過去的事實、事件、趨勢。這些事實、事件、趨勢醞釀了現在的時代，使人們能夠理解這個時代，並且幫助人們生活。我還要補充的是：歷史學就是要再現過去人們的精神面貌；讓自己從頭到腳都處於他們的境地，以便理解他們的行為、他們的願望、他們的成就；但是不要認為，一旦一個人的事業開始在世界上傳播，能否在某一個點上停止這項事業，將取決於這個人；相反，要注意經常發生在偉大人物、偉大探索者、偉大發明者、天才身上的那種悲劇，他們甚至在活著的時候就喪失他們的事業了——有的被歪曲了，有的變了質；有的雖然被民眾採納，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發揮作用，但是結果卻常常事與願違（看看路德和路德教吧）。——那麼，親愛的先生，您的嘗試中，可能妨害我的東西是什麼呢？我找呀找，沒找到。我只發現一些侮辱人的話。讓我看著不舒服。不要把我當成懦夫。我會和其他人完全一樣，對你說……不。我可不吃電影裡的檢察官氣勢洶洶揮舞胳膊那一套。不認他們的那種指控。不認他們的輕蔑的言語或態度。對不起。我就是一個很卑微的老歷史學家。要是我這種態度能成為風氣，我的後繼者將會有許多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