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而戰 · 5.不要主題史，也不要歷史教科書
從本達到瑟諾博斯[29]
人們如果想一想，就覺得這是一個相當奇怪的現象，半個世紀以來，法國一些有才華的歷史學家出於一種膽怯，避開了廣泛的主題，我們不說「大主題」——那種說法會產生一些令人討厭的學院式的共鳴——或者更確切地說，避開了那些超出專著的狹窄範圍的主題。
我們沒有花很長時間去找這種逃避責任的行為的原因。要找到這些原因，我們必須著手研究半個多世紀以來法國史學的歷史。我們只是注意到這種逃避行為的明顯徵象，那就是傳統的字面意義上的法國史並不存在。
沒有個人寫的法國史，也沒有集體寫的法國史。最近的嘗試是拉維斯做出的，竟能在出版界引起轟動，竟能促使維達爾·白蘭士的傑作《地理學概覽》問世。這種嘗試同樣還產生了一部著作，但概念並不一致，因此沒有生命力。這是一套多卷本的叢書，其目的只限於向應試者提供實用觀念。因此，如果真正意義上的讀者被誘導去買這些書，那這些書就遭到濫用了。它們只能部分滿足真正以實用為目的的讀者的好奇心，並不能激發新的好奇心，無法讓有學問的讀者去了解最優秀的工作者的艱苦工作，那些工作是在遠離人們經常提起的地方默默進行的，能拓寬人們的眼界。
這就出現一種可笑的現象，我們聽到歷史學家叫道：「人們無視我們！把我們撇在一邊！」同時出版者還把大量的「小說化的傳記」、「歷史揭秘」、「內幕」和摻假的「新發現」，塞給渴求知識的讀者，騙他們上當。的確如此。可是，話說回來，你們抱怨所有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似乎也沒有道理。你們說，這些東西錯誤百出。這不是問題。讓你們激動萬分的著作，小冊子的，大部頭的，裡面的日期和事件難道就非常準確嗎？那種正確憑什麼就必定能平息批評呢？你們指責這些書讓讀者心生幻想，以為它們是「講歷史的」，還認為它們的內容就是歷史：甚至一些頗有頭腦的人也抱有這種幻想。[30]而你們要想讓指責一針見血，說到點子上，你們就親自研究歷史吧，去研究真實的歷史，不是躲在你們的書櫃後面研究，也不是為一些專家研究，是要面對讀者研究，公開研究。人們要你們提供容易看懂的過去，人類鮮活的和真實的過去：再別把學校的教科書遞給我們了。
現在，在我面前擺著兩本小書，傳奇故事那樣的開本。[31]這是著作，一本是一位有意嘗試另闢蹊徑的評論作家的著作；一本是一位從事歷史教學的著名專業人員的著作。兩位作者在相隔幾周的時間裡，都向我們提供了一部法國史。哦！還有點細節上的差異，可從標題所用的詞看出來：一本是「概要」，一本是「試論」；但最終還是用黑色或紅色大字醒目地標出：「法蘭西人的歷史」，另一本是「法蘭西民族史」。難道破了規定不成？我們就不帶偏見地來看看吧。
一
朱利安·本達是評論作家。不用說，他有思想爭論的癖好。他寫過《永恆的終結》，這回他是作為有點憂傷的分析家對歷史學家發起爭論。他也指責他們保持沉默，並在他們閉口不談的那麼多大主題中，向他們指出了一個並不缺乏魅力的主題。
一個偉大的民族，尤其是其歷史已經發展了20多個世紀的法蘭西民族，一路走來，它是如何形成的？這不單單是愛國主義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還只是繼續看到一些浮誇的詞句，或者一些聯繫不當的象徵。這是個關於民族的基本問題，作者直接著力討論了這個問題。是誰在世紀的鐵砧上鍛造了這個民族？是像人們常常說的那樣，是它的始祖，是它的國王嗎？抑或是它的全體成員？他們在形成團體和群體時，激發出了朦朧但強烈的集體意志？本達先生回答說（第16頁），「法蘭西人作為民族的實際構成，是他們曾經有的，而且是很早就懷有的一種意願的結果；而不是像某個學派所說的，是一系列轉變的結果，是他們在外力的影響下實現的，向現在這種組織結構的轉變，這種轉變幾乎是機械的，甚至是無意識的，（至少在很多世紀裡）跟任何傾向無關」。
人們了解命題的廣泛性，也了解它牽涉到的一切因素。但是朱利安·本達不打算詳細描述事實。他明智地說過，他不是歷史學家。那他的意圖是什麼？是要把歷史學家激發起來，引導他們去做他擬訂了提綱的工作，尤其是要他們理解這工作的必要性。有人可能會用一種不正直的荒謬方式來評論他的著作：和害怕別人搶他飯碗的歷史學小店主一樣，帶著痛苦，一頁一頁地挑毛病。可能還有另一種方式，一種完全合理的方式：一條一條地修改他的提綱，同意、批判、修正、改寫……但這也可能是為他考慮，希望他能草擬出一部「法蘭西人史」來。我們的審查只限於方法和思想，我們也勸作者本人來審查。他相信（第32頁），他的論題會遇到「兩類反對者」：一類反對者認為歷史只是個人創造的；另一類反對者會聲明：「當作現代論題研究，當然可以；但是要當作中世紀，和上古中世紀，以及起源的論題研究：不行，絕對不行。」——對不起，我希望我屬於第三類反對者。
我不屬於那些認為歷史「只是個人創造的」的反對者。如果有意用一個很普通的詞來表達的話，依我之見，歷史是個人和群體共同創造的。歷史中的個人——我曾在別的地方解釋過[32]——更準確地說，歷史人物，就是在群體中並且藉助群體成長的。他曾經一時脫離這個群體，並為它指引了一些新的道路。但是，他要完成他的業績——一種作為酵母使人類這個麵團發酵的業績——就必須融入這個群體，越快越好，成為該群體的一員；用現時的話說，這是退卻，甚至說是倒退。是逃避者自己暫時做出的退卻；或者是由其追隨者做出的退卻；或者是由其學說做出的退卻，在經過多少有點長的時間的拒絕後，群眾往往勉強以字面上接受的形式來理解這種學說，只有按照群眾的方式修改，重新思考，使之變成群眾可以領會的東西後，他們最終才領會它……
而且我更不屬於另一種反對者，他們會天真地對你們說：所有在人類歷史上存在並且有價值的東西，都是從「現代的開端」出現的。我自認為對我們的16世紀是有所了解的。我想，我之所以能在某些問題上提供有關這個世紀的可信的表述，是因為我始終竭力抵制「它是一個開端」這種幼稚的觀念。
我的態度簡單。我希望這就是歷史學家的態度。我面前有一個論題。有人明確地說，這是一個形上學的論題。[33]我不太在乎這個。我只把它看成一種工作假設。而我用我的工具和職業技術開始幹活。什麼？要麼贊成，要麼反對？這麼說太含糊了。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在什麼情況下，而且在什麼條件下，假設可以被認為符合現實？問題就在這兒。
您說：「我相信，在法國，形成一個民族的意願，不僅在最近的時代，在現代的世紀存在，而且在很久以前就存在。」不論是您的「相信」，還是反對您的人的「不相信」，這都不重要。請向我們說明，事情怎樣才會發生，或者不會發生，那樣我們才會聽您的。
您肯定地說（第34頁）：「我有其他證據，這就是按照歷史學家們所說，每當法蘭西人達到了一個讓他們漸漸形成一個民族的條件，他們看上去都是挺高興的。這些條件包括領地的聯合、中央權力的發展、擺脫外國勢力的吞併。」我立即揪住「外國」這個詞不放，原來這就是貫穿一個像法國這樣的國家的整個歷史的觀念嗎？對於「外國勢力的吞併」——本達在別處（第16頁）說到了「外國勢力形成的從法蘭西人手裡掠奪土地的決心」——各個時代的法蘭西人怎能真的回想得起來？這樣的說法，連同在我們的思想中必然與之相伴的一系列明確的司法和政治的觀念一起，真能表明，不論是克洛維時代的人，還是共和二年的士兵、查理大帝的臣民、1914年的法國兵，他們的看法和感覺方式都完全一樣嗎？而對我們來說那麼淺顯的其他說法，如領地的聯合和中央權力的發展：在一部從起源到現代的「法國史」中，沒有掩蓋缺乏其他說法的事實嗎？就「構成法國」的一代代法國人而言，唯一可以理解的說法是對本土領主的服從，對國王神聖人身的虔心，習俗、方言、交往、宗教信仰等真實感受到的親緣關係，等等。
請再分析分析吧。把缺的和不缺的說法都一一列出來。您面對的又不是斯芬克斯，如果找不到謎底，也不會被吃掉。但是，如果您要求我們歷史學家藉助於邏輯上的肯定來解答一些歷史問題，或者還靠求助一種假定貫穿20個世紀都不變的「民族心理學」的古老背景，而不是靠對被研究的各個時代的人特有的反應進行研究，那麼您所做的工作都是白費力氣。我們需要依靠的當然是人的反應，而人依然是人，沒有變。至於群體的反應，我們往往把祖先算在這個群體內，因此從時間上看，他們是我們的近親。但是，僅僅是在時間上，而且要加以mutatis mutandis[34]：不過，要「變」的東西極大，而且在過去和現在之間，存在著一大片開闊地，此處正是我們發掘和活動的領域。
您寫到「民族」。可是什麼是民族呢？這個詞是從什麼時候才有的？跟它相隨的還有些什麼近義詞？怎樣把這些近義詞跟它區分開？尤其是在這些詞背後，法蘭西人堆積了哪些事實？只要您沒說過這些，或者不試圖說這些，那麼在一個歷史學家看來，您就等於什麼也沒說。您只是使用了對今天的人來說最明白易懂的詞，它就好像一種舒適又安全的交通工具，讓人坐上它沿著許多世紀的河流溯流而上，永遠不需要換座位。形成民族是歷史的總趨勢，我很理解。我決不把這個人的「原子說」和那個人的「連續主義」對立起來。但是對於歷史的總趨勢，有兩種方法來闡明它。一種是形上學的方法，也可以說就是博絮哀的方法，因為本達援引了他的話。[35]另一種是歷史學的方法。當我們探究我們這些1933年的人所指的各種觀念、意識、反應，在13或16世紀與之相對應的東西是什麼時，他們的說法是「反抗外國勢力的吞併」，還有反抗「外國勢力形成的從法蘭西人手裡掠奪土地的決心」——我們並不否認這樣一種總趨勢的存在，我們只是不願把一種有年代錯誤的東西建立在一種連續性的基礎上。我們不接受為一個真正的問題給出的淺易的答案，這個問題就是：「在歲月的長河中，同一人類群體的一些基本意願，是以什麼樣的相繼的形式，通過哪幾組變化的意識和觀念表達出來的？」要解答這個問題，不是穿上華麗俗氣的現代服裝，在逝去的時代的整個變化的歷史中溜達溜達就能完事的。
總之，我們這些業內人士怎樣看待這本充滿靈巧的好奇心，並且是由一位外部主教部分地特意為歷史學的神職人員寫的書呢？
我們首先把它當作一篇有關一些有學問的讀者的精神狀態的文獻依據。朱利安·本達「不接受」（第8頁）一種反對意見，即一個大歷史學家，「就是由於他所知道的大量各類事實，才決不會同意把它們歸納為一個簡單的觀念」。他也不理解，一位「科學巨匠」，即使他有方法，也會有意識地拒絕表達他的深奧的哲學；他不認為，如果一位大歷史學家表達他的歷史哲學，會因為「它必定包含了專斷的和富有想像力的東西」而「表達走樣」。我們就別對這些話逐句分析了，只了解大意吧。它們證實了我們在這篇文章的開頭所寫的歷史學家保持沉默的原因。
本達的著作還是另外一碼事：他要求人們考慮「歷史學家也許沒有充分考慮到的」某種歷史因素的干預（第42頁），這種干預在歷史上經常發生，而且重要。聽著，例如，那些「超越群體成員的意願」的群體意願。確實如此。而這兒就存在一個大問題。
我已說過許多次[36]：那些主張只了解「事實」的人不明白，他們利用的大部分事實並不是以原始狀態「提供」給他們的，而是被製造出來的，可以說是通過專深的艱苦工作編造出來的，從無數直接或間接的證據得出的；因此那些偷懶的人只關心完整的文獻中所記載的事實，這些自認為謹慎卻只是知識狹隘的歷史學家，其實是置他們的職業的首要條件於不顧。
「了解各個外省的普通民眾懷著什麼樣的情感同意歸併法國的問題，由於是把一種模糊而且無特徵的人性作為對象，因此不被歷史學家研究。」我們要注意本達的這些話（第12頁，注1）。我當然不認為我國的合併的歷史之所以首先是政治、外交和軍事的歷史，是因為「模糊而且無特徵」的民眾內心深處的情感特別難以了解。[37]可是，人們以為在涉及大人物時，並且在需要弄清楚可能從某個方面推動他們的因素，如領土的野心、家族的宿仇、被保護人的關係、世襲的效忠或反叛時，對情感的了解就會更加有把握嗎？
其實，歷史學家之所以沉默，是因為文獻沒有給他們現成答案；是因為他們習慣的不是把一些文獻摘錄摘錄就一下子交出去，而是從中汲取它們所提供的東西。即使各省的檔案館保存了一些由菲利普——奧古斯都時代的省長，或者路易十一時代的檢察長用行政手段建立，並且在封面上以漂亮的圓體字題有「輿情」字樣的檔案，長期以來歷史學家在接手這樣提供的課題時，也會以一種不冷不熱的態度來對待這種問題。他們對待文獻的態度的確總是消極的，而且他們認為甫斯特爾的格言（歷史靠文獻來研究）終究宣揚了一種有害意識。因為它教唆人們消極被動，不動頭腦。
研究歷史首先要有對歷史學的意識和熱情，唯有擁有了這種特殊稟賦才能證明人有資格從事這一種智力職業。奇怪的是，即使是數學家，甚至是哲學家，人們都同意他去研究歷史；但在我們的大學裡，誰曾經因此成功（即使他想到過）勸阻一個「不適合的人」研究歷史呢？而在許多人看來，首先要求一個歷史學家有「天分」，這難道不是很天真可恥的嗎？
首先要有精神，其次還要有知識。沒有完全適合歷史學家工作的最起碼的實用的學識，研究不了歷史。而我還要補充一點，沒有一套材料也研究不了歷史，而誰都無權預先對這套材料加以限定，因為歷史學工作的選擇方式之一，就是增加材料的要素；就是在缺乏文獻時，可以通過對地名的精明獨到的研究，或者通過對某些詞組的比較考察，或者通過墓地形式的分布、建築式樣的推廣、教堂所冠的聖人名字的分布、宗教儀式、司法程式、禮儀或習俗等，來獲得許多要素。還有什麼？開動腦筋吧。碰到不知道的東西要積極主動。填補，替代，並使之完整：這就是歷史學家的工作。
歷史學家的目的只有一個。是了解歷史嗎？這只是開端。是評價？不是。是預測？更不是。是真正理解，並且也讓別人真正理解，這才是目的。
二
評論家的這本書出版一年後，教授的書才問世。人們在櫥窗里見到它，可能會想：「怎麼，他會消除霉運嗎？終於有一個職業歷史學家來回答朱利安·本達的問題了嗎？」於是人們打開了這本書。我直言不諱，為什麼任何人讀過它都必定承認感到失望呢；為什麼它不是一部真實的「歷史」，而又一次，只是一本教科書，況且寫得非常熟練，並且墨守成規一絲不苟；最後，為什麼讀者想要的書遲遲不能問世。我直言不諱，而且沒有一點不可告人的想法：這不是一位歷史學家寫的書，是關於一種我所抨擊的歷史觀念的書；瑟諾博斯先生多年來憑著他的職位、他的個人影響和他的著作，能夠靠一些有力的手段來向這種觀念效力。[38]
這是一種我完全排斥的觀念，而且通常就被我看作是導致歷史學威信喪失的部分原因，這種威信喪失雖然有失公平，卻又被證明是有道理的，歷史學經常就被這些「門外漢」弄到這樣的境地。這也是一種歷史學。瑟諾博斯正是在這本讓我們關注的書中，一心要向我們展示這種歷史學的一個能說明問題的新概貌。
所以，我們這就來隨便看一下兩三個我們不該忽視，也不該誇大的問題吧。——人們猜中了，首先是標題。標題就令人不舒服，我同時請作者和他的同謀朗格盧瓦原諒我這麼說，他引用了朗格盧瓦死後留下的證據。這位博學的索邦大學老師是想讓一種時尚流行起來嗎？而且還有人要和他比拼哪，這不，不久人們就看到安托萬·梅耶發表了一篇《關於日耳曼語族一般特徵的真誠論述》，還有喬治·迪馬發表了一篇《關於感情的真誠論著》。我們已經有了一部《衷心的歐洲地理》；但這並不是地理學家的著作。順帶地說，是修飾語的修飾語，我原本希望瑟諾博斯最好嘗試為我們弄一部《衷心的法蘭西民族史》。他沒讓我們如願。但是既然他也在等待公正的一擊，我們還是要厲聲問他：「告訴我們，您的真誠是什麼意思？」
「真誠，是你們的良心與你們之間的事。你們說到科學和科學精神，那就請打開一本似乎把一個文明而禮貌的社會的全部精華，都濃縮成其中的精美格言的傑出著作吧；請打開優秀的吉拉爾神父的《法語同義詞典》吧，我在讀過這本書後，從來都是帶著感激之情把它放回書櫥的；你們讀一讀這句：『真誠防止了言不由衷，這就是一種美德。』」[39]可是，歷史恰恰根本不理會那些行善積德之人身上的「美德」，您迴避了問題的實質。防止言不由衷，必須這樣嗎？——對於個人，也許得這樣，但是也要看對什麼人和什麼事吧？對他自己；對他的「意見」；總之，對他最私人的和個性化最明顯的「自我」，對他的有偏見的、完全捲入世紀的激情，捲入職業、階級、政黨、宗教或不信教的聯繫的「我」，您可能是「真誠」（Sincère）的。這不過是就您而言的，是就您的私密的思維和感覺方式而言的。［利特雷詞典，第五卷，真誠（Sincère）：「坦誠地表達所想和所感覺的東西。」］這其實是最有害的主觀主義。誠實（Véridique）對待您所採用的文獻吧，誠實（Véridique）對待你們所收集的事實吧；可是，根據利特雷詞典在吉拉爾神父之後對您所用的這個不合時宜的詞的定義，您還是不要真誠（Sincère）為好。那就是您為一種具有科學精神的歷史學提供的最大幫助了。
「真誠」的歷史，因此是「勇敢無畏」的歷史：美德是一條很滑的下坡路。我們來聽聽瑟諾博斯在其序言中所說的：他說話將「毫無保留，不考慮任何公開的意見，不拘泥於正式的行為準則，不敬重名人和既定權威」。崇高的誓言。這麼勇敢，成果呢？也就是520頁中三四個突然冒出的念頭。
其中一個就是奧索瓦山上的韋辛格托里克斯。身手敏捷的夏爾·瑟諾博斯，攀上這位阿萊西亞之役戰敗者雕像的淒涼的底座，要輕輕地捋捋他的小鬍子（第30頁）。這是一位民族英雄！對別人說吧，我可不信！而虛構這種「追憶出來的愛國者」，想要告訴我們什麼？在韋辛格托里克斯的時代，高盧還不存在「民族」，您的斬釘截鐵的斷言，就一準能輕易推翻「非真誠的高盧史」的相反的結論嗎？大家知道，為了寫《高盧史》，卡米耶·朱利安可是花了一生的心血呢。因為高盧人「從來就沒有形成過一個民族」，所以韋辛格托里克斯不可能是高盧人的「民族英雄」。證明完畢。
瑟諾博斯在這裡似乎對「民族」應該表達的意思有精確的概念，這個我們不去管；我們就要看出，他本該在他擬訂撰寫計劃時就利用這種精確性。我們也不問韋辛格托里克斯「實際上」是什麼人。他是「曾在羅馬軍隊里服役過的阿爾維尼人首領」，瑟諾博斯回答說（第30頁），而且，由於「一場全面起義」在高盧爆發（是全面的，而不是民族的，你們完全能夠理解這是什麼意思），他受命領導一個「抗擊外來侵略者的聯盟」。這麼說，他是一位結盟部隊的總司令？那好，我們就把韋辛格托里克斯看作「高盧多民族的英雄」吧，而且別再提他了。「追憶的愛國者」在這裡可能得到晉升，而瑟諾博斯的真誠也得到了完美的闡釋。
還有貞德……果然不出預料。她是愛國主義的化身？得了吧！這是米什萊式的謬論，那個稀里糊塗的米什萊。（這不妨礙我們所擁有的唯一的直到現在還能看得懂的貞德，還是米什萊的貞德）——貞德嗎？一個教徒，僅此而已（第201頁）。「她忠於她那一派別的國王，而不是忠於法蘭西民族的國王。」這不新奇，也很簡單；簡單得我都理解不了。首先，如果說兩派之一的勃艮第派是作為外國盟友出現的，那麼貞德那一派確切地講就不是嗎？尤其是，我不懂派別的國王，民族的國王之間的區別。但是，我想知道在這個時期，在人們的共同信念中，法蘭西的國王是誰。這才是整個問題所在。
因為，作為歷史學家，人們不要求他說（除非在報紙上，當有人採訪他時；但這時又跟歷史無關）韋辛格托里克斯和貞德是否配得上「民族英雄」的稱號。人們要求他「解釋」這兩位歷史人物。「抵抗外敵」，我再來談這一點，如果這位歷史學教授促使我在這點上糾纏他這個「好空想的人」，這錯不在我：我想知道，在舉行「全面」起義來反叛羅馬的高盧人的思想里，就觀念和情感而言，這種說法能向我們表達什麼？毫無疑問，他們的觀念和情感，與我們的觀念和情感是截然不同的。從而我還想知道，這場抵抗運動的共同首領，韋辛格托里克斯真正體現了什麼？我還想知道，查理七世時代「阿馬尼亞克人」「反抗為英國國王效勞的幫派」的鬥爭其可能的背景是什麼？換句話說，告訴我激勵貞德及其戰友進行鬥爭的因素是什麼，他們反對的王是誰，支持的王又是誰。這就是我向歷史學家要的東西。而且，如果他不能滿足我的好奇心，至少要說一句：「我找過了。我給自己提出的問題就是這些。我沒找到任何答案。將來也許有人比我走運……」
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始終是有的。我們要積極進取，不要自暴自棄。要有一些研究計劃，不要突然冒出來一些念頭讓讀者甲覺得無聊……或是把他的業績對讀者乙吹噓……真誠嗎？那是您的事。而我們需要的是歷史的意識。我指的是，要不惜一切，付出堅忍的努力，讓自己，也讓讀者進入過去的人的角色。
話說回來，瑟諾博斯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他想告訴我們什麼？「法蘭西民族史」，書名就是答案：這正是本達所需要的，他的論題和瑟諾博斯的論題是截然相反的[40]，而且他不讓人對民族所表達的意思有一絲懷疑：「我想概述一下法蘭西人民的演化史。」這麼說，法蘭西人民跟法蘭西民族是一碼事了？肯定嗎？瑟諾博斯繼續說，「我想證明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點，以及出於什麼動機，產生了在我看來構成法蘭西民族基礎的習俗、制度、生活條件……」這就根本不是本達所說的「社會史」中的民族，即那種在各個時代，由各種條件、各種狀態、各種文化的法蘭西人構成的社會的民族了吧？那些法蘭西人，像領地的檢察官所說的那樣，都是強者幫助弱者的。——這也是肯定的嗎？瑟諾博斯寫了上百段文字，來說明他的「法蘭西民族」的一個頗受多數人贊同的概念。這一讓他操心的概念就是群眾。他還按照一種邏輯，為了這個概念而冷落了藝術、科學和文學[41]，這種邏輯很奇特，而且揭示了一種極其奇怪的概念，一種可能起到一些觀念以及傳播這些觀念的方式的作用的概念。他冷落了藝術、科學和文學，卻把日常生活上的事情獻給這個概念：它們不就始終是「絕大多數人在個人生活中主要關心的事情嗎？」什麼呀？把我們弄糊塗了。這說的是民族的歷史，是法蘭西人的歷史，還是法國人民的歷史，還是人民群眾的歷史啊？這一大堆混亂不堪的東西，難道說是為公共教育用書樹立的一個好榜樣？
書的頁邊應該還要註上幾個感嘆號。而且，既然是從這裡說到中世紀，感嘆號還會增多。
瑟諾博斯不喜歡中世紀。這就算不是歷史學家的權利，也是他私人的權利。
他認為中世紀幼稚，還往往對它的「天真」表示憐憫。他在專門闡述中世紀人的宗教信仰的20行中（第186頁），「天真」這個修飾詞就重複了許多次，甚至到了強迫症的程度：天真的信仰、天真的換位、天真的想像；結尾再來個天真的基督教。「天真」，如果我們就這樣用一個詞來了結所有問題，就不天真嗎？我不信。不過我們還是不談這個吧。瑟諾博斯以前專心研究過中世紀，是在他聽了甫斯特爾的課後，進行《勃艮第的封建制度》的論文答辯時。我在想他那時是不是更糟。人們對於自己在30歲左右自以為已經知道的東西是絕不會忘記的；而現在瑟諾博斯要論述在50年前所操心的問題，必須忘掉多少在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接受的觀念啊？
作者還用四章篇幅按優先次序論述了平民、貴族、有產者和教士，如果說在1895年，或者在1900年，他的論述還能讓人滿意的話，那麼到1933年就不行了。特別是關於城市和資產階級的章節，顯然表明作者沒有一直參與人們在這些問題上開展的一種工作，這種工作非常活躍，一直處在深化、轉向、矛盾和擴展中，幾乎到處都在進行，但中心處於比利時，由亨利·皮雷納及其門生的工作主導；在法國本土則是依靠喬治·埃斯皮納和其他一些人的工作（儘管我們大學的歷史學家們常常被指責不參與）。尤其是，一些和他的「真誠」同樣明顯的成見，往往讓他書中的群體人物帶上奇怪的特徵。例子不勝枚舉，其中一個便是他斷言「貴族只把領地作為他的收入來源來關心」，這就接近潛在的經濟唯物主義了，這讓我們感到困惑。[42]同樣，再看看（第177頁）他所描繪的18世紀的「城市場景」：「在這個時代，城市的生活與農村完全不同。保護居民不受外敵侵犯的城牆，迫使他們擠在一個非常狹小的空間裡生活……他們幾乎不出城；鄉村十室九空（？），沒有什麼東西吸引他們（？），為了防止盜匪在市郊出沒，樹木被砍光了；他們覺得那裡不安全；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們會去那裡散步。」他臆想的這幅圖景要讓他的讀者吃驚、懷疑、困惑達到何種程度啊。這些讀者知道，在16世紀，城市和鄉村還緊密相融，並非老死不相往來，而且在那些已經比較「現代化」的城市裡，雞、鴨、狗、馬就在馬路上溜達，豬兒遍地亂跑，每天一大早，市鎮的牧羊人把城裡街上的羊群趕攏起來放牧，到了晚上，狹窄的街道上，馬嘶狗吠，不絕於耳。更不用說，在太陽剛升起的時候，在還緊閉著的城門前，就已經有一些身背背簍、拿著工具的市民在等候著，守門人一醒，吊橋一放下，他們就衝出城去，撲向葡萄園和菜園，與此同時，農夫們則車拉肩扛，帶著柴火、水果、麥草，逆向湧入城市。
這些場景是我想像出來的嗎？當然不是。在那些時代，老百姓錢包里的錢太少，很少丟失，小市民的精神的滿足，必定不是在大百貨商店花錢買日常必需品（更確切地說很少！），他們本來就沒有錢[43]，而是在離城市儘可能近的地方擁有一塊地，面積夠讓三四個人耕作一天就行，自己去耕種，或者僱人耕種，為自己提供一些吃喝，如果有可能，還提供麻纖維做衣服。我這是說夢話嗎？城市裡保留了寬闊的空地、花園、苗圃、草坪和葡萄園。我這是說夢話嗎？「鄉村沒有什麼東西吸引他們。」從觀賞美景的角度來說，或許說得不錯；應該是先吃飽肚子再欣賞，就像在我的家鄉，人們常說，「美景不能當飯吃」。不過鄉村的出產是吸引人的，甚至會強烈吸引。「他們不去那裡散步？」當然。野營活動不是從13世紀開始的。人們去那裡是「勞作」，是去做買賣，到陽春四月還會去採摘山楂花和紫羅蘭。當時的人為了自娛自樂，為了頌揚創造自然美景的上帝，在古老的教堂里用石頭雕塑了我們曆法上的收穫者，誰會認為他們不理解我們所稱的大自然的意義呢？而且就在這時候，大商人就在他們上了鎖的錢箱前盤算著，夢想有一天能買到一大片領地……
城鄉差別？這是比較歷史學的好主題[44]，可惜好機會沒有了！他應該了解一下，按照這種觀點，這種深刻差別使像德國這樣的國家發生分裂，因為其中城市實際上都是自我孤立封閉，對外戒備森嚴，很少照顧政治規章、法律、文化都跟它們完全不同的鄉村，而鄉村的報復則是削弱城市。然而像法國這樣的國家，鄉村很早就城市化了，並從城市法律中吸收了對它們有用的東西，然後建立了這種比較同質和一致的文明，這很早就成了我國的一個特徵。
可是實際上，在夏爾·瑟諾博斯看來，中世紀一無是處。
有問號，也有了一些感嘆號：但是，頁邊空白處也應該寫上一些「很好」這個評語吧？當然應該有。可是在那麼多資深評論家——記者、政治家、道德家和其他人——告訴我可以標記上「很好」的地方，我也並不總是會在那裡寫上一些「很好」的。
「沒有主角的歷史，啊，不可思議！在有關法國大革命的章節，你們看到米拉波了嗎？沒有；丹東呢？沒有；卡諾、維尼奧、德穆蘭、埃貝爾？……都沒有！這是何等豪放的膽量啊！」膽量是真的，豪放就免了吧。
但是，先別高興，我們想起了瑟諾博斯追隨甫斯特爾製造了他的頭幾樣武器。雖然民主並不習慣於把《古代城市》的作者甫斯特爾尊奉為它的一個創始人，可是他已經相信，社會現象的唯一動因就是民眾。而且人們可能在合上甫斯特爾的《法國古代政治制度史》一書後，卻對達戈貝爾特、查理大帝、虔誠者路易或禿頭查理一無所知，連他們的名字都不知道。
可是，瑟諾博斯對日常生活中的瑣事卻樣樣操心，況且列舉這些事實的方式也很怪：先是食物、衣服、居住條件，然後才是「家族習俗」，以及……私法，是作為附錄列出的。我們當然要說說這些事實存在的方式，不是說這位作者闡述事實的方式，而是說他列舉事實的方式，據說這位作者常常提醒讀者，要求他們別去管他周圍的一切能吸引住正在埋頭工作的地理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民俗學者、法學家的東西。「農民通常居住在狹小、潮濕、陰暗的茅屋裡……，這些茅屋往往用木板（？）和泥土等材料建造。」這就是對法國的居住條件進行了五十年的研究所得到的成果（第140頁），這就是我們了解到的關於全國各地極為豐富的鄉村房屋的樣式、設備和建造方式的一切，這就是在這個主題上產生的引人入勝的全部問題……「這位」農民和「這位」茅屋：在那個被瑟諾博斯瞧不上眼的浪漫主義時代，就沒有被別人用其他色彩描繪過嗎？
我們再往下看：「農民主要以稀粥、黑麵包、黑麥、品種稀少的蔬菜、肥肉和乾酪為食。」稀粥，不錯；但是湯呢？（熬的湯，酸湯或甜湯。）麵包，不錯；但是沒有簡單的餅嗎？再說，粥是什麼粥？——還有一句話令我不安：「蔬菜品種稀少」。這就抹殺了食品供應這個重要的歷史事實，我的意思是，本地收穫的食用作物的品種數量一直在減少。人們長期地、努力地去精簡，去改良，不是逐漸淘汰大量採集的野生作物或人工種植的次要作物；只用小麥來全部替代古時常用來做麵包的多種穀類；最後用小麥麵包和馬鈴薯替代18世紀法國人還在吃的小米粥和蕎麥糊、各種餅和湯嗎？而且與此同時，世界各地持續增加的新品種的蔬菜和水果，不是通過越來越快的人口逆向流動，通過建立龐大的世界產品流通網絡，被帶到人們的餐桌上嗎？其中不僅有富裕市民的餐桌，也有工人和農民的餐桌。
精減、穩定、擴大，食物的質量歸根結底得到提高。請把這一切告訴我們，概述一下就行。當您說到鐵路的誕生時，至少要用一句話表明，它讓越來越多的法國人不再只靠土地生活了。當您說到中世紀時，也要說一句話，只要一句，指出法國的糧食供應並非一律只是自產自銷；指出這些主要事實不只是法國才有——但是還要經常指出並非全法國都是普遍一樣的；說到飲食和烹調時，要指出存在吃植物油的地區和吃黃油的地區之間的差異（而且關於黃油，也是有話要說的！）；要指出在法國，起碼像存在著各種語言區域……或者各種植物區域一樣，也存在著各種不同的烹調區域。
儘管如此，我還要補充說：關心一個法國歷史學家的著作中有關日常生活的事物，不能從1933年開始，也不用追溯到更久遠。老蒙泰伊（阿芒——亞歷克西）從1827年起撰寫《各種職業的法蘭西人史》時，就已經踏勘了這個尚不為人所知的領域。而時間與方法都更接近我們的是傑出的朗博，他編纂了《法國文明史》，我14歲時就從那本書里了解到了許許多多的知識。
除了這些保留意見，瑟諾博斯的書還剩下一些有益的東西。但是沒有重要的有益的東西。我的意思是他沒有能夠把無數零亂的細小事實集中起來，通過比較來解釋它們，並且產生一整套包含大量的核實、推翻和重建的有成果的艱苦工作的重要假說：而這就是一門科學及其科學家的活動。倒是有一些深刻的小想法，卻被壓在有點殘缺的常識的角落裡，其力度和敏銳程度都受到限制。表達形式和方式也常常是消極的，而不是積極的；是厭世的，而不是熱情的：這就是瑟諾博斯的命。他的女神不讓他快樂地為人指引新路，鼓舞旅行者去勇闖險境，冒險家去探索未知。他要嘲笑熱情；要教訓人們：出人頭地就要冒大風險（比如會跌落陷阱、扭傷腰肢、碰斷鼻樑……）。最後，在史學研究的大道上（以及十字路口和岔路口），要沿路豎起一些木牌，上書警示語：「當心，有生命危險！」——不錯，這就是他的成就。這成就實在太大了。
現在我們可以直接來談要點了。瑟諾博斯寫書絕不是白紙黑字寫著玩。要麼是我完全誤解了他的意思，要麼就是他打算編一本可以大量發行的通俗教育課本。是課本，同時還應該假定它是歷史學及其方法、意圖、對象的啟蒙書吧？從這個雙重角度來評判，有真誠的歷史什麼事呢？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首先它的墨守成規就讓人不理解。因為這本書從頭到尾都是傳統的。[45]
主題的概念呢？瑟諾博斯是從公共領域獲得它的。他在書中自始至終都把法國當成一個「現成的已知事實」，當成一張註定不平凡的床，從這本《真誠的法蘭西民族史，試論法蘭西人演化史》的第一頁起，他就在這張床上鋪上完全按天意製成的被褥，等待意中人去睡？我深思過這一問題，而在三十年前，維達爾·白蘭士在其《地理學概覽》中，就已經巧妙地提出這個真正的問題：探究一些情況各不相同的地區，在沒有任何天命指示它們要結成一個整體的情況下，最終如何以及為何會形成這個整體：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我們最早是在愷撒的著作中了解到這個整體的，他按照「自然界限」劃出了一個高盧地區，這不就大致上預示了我們法國的形狀嗎？
但是，形成這麼一個整體，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也可以說它沒什麼了不起。因為這個整體只有維持原狀不變才有意義。原先可能形成過上百種形狀不同的整體，不過都是暫時的，沒有持續多久，因此都被我們忽視了，因為歷史只記載成功的事。如何，為何，儘管有那麼多「說法」，如拉維斯說過的，那麼多法——英民族或法蘭西——伊比利亞民族、法蘭西——倫巴第民族、法蘭西——萊茵河民族的失敗的嘗試，這些嘗試有時只是出現隱約發生的苗頭，有時則暫時實現成了事實。——在經歷過許多動亂之後，高盧地區是如何、為何始終得以重新形成，並且圍繞著一個根源（這是一種可以充分發揮的觀念，可惜瑟諾博斯的書沒有一處提到它），把因為一些重要事件，按我們所說是「偶然事件」，暫時與整體分離的零散的小塊區域重新併到一起？那裡實際上不存在「外部事件無意識的約束」嗎？或者應該被本達想揭示的那些其他因素取代？還有，當我們在所謂「法國的」歷史的開端就說到「法國人」時，並且在整個歷史中都繼續說到「法國人」時，我們這麼說的理由是什麼？這些法國人，我們隨便在哪個時代都能說他們是法國人嗎？不需要分清誰是在某個時期才被我們稱為法國人的人，誰是被我們排除在法國以外的人？以及我們不需要說明被排斥的、分離的法國人對把我們約束在一起的這些重要方面有何看法嗎？
迴避一個問題容易。但如果想要給讀者上一堂真正的思想獨立的課，需要說明的問題依舊存在。——維達爾作為大地理學家提出了這個觀點，本達作為形上學家也再三提出這個觀點。可是瑟諾博斯作為歷史學家卻不願面對這一點。因為對他而言問題的觀念本身仍然是陌生的，由於他「反感」這種假說。他對一些舊觀念忠貞不渝。
具有演變的意識，是歷史學家的基本優點。這就要我們拒絕認為民族和政治結構具有一種永久的必然性，不能想當然地假定這些民族和政治結構千百年都不變。生活的趣味只在於破和立，在於聚和散。下面這句話，非常正確地提醒歷史學家注意他的艱苦工作永遠是相對的，而且這句話對豐富他自己的資歷，不也是富有意義的嗎？「社會在消亡；新社會又從它們的廢墟上誕生出來；法律、風俗、習慣、信念，甚至道德準則，統統都在變……法國必須重新編寫她的編年史，使之與智力的進步相稱。」這是歷史學的靈魂嗎？是的。這是夏多布里昂給出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