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而戰 · 4.反對無意義的觀念爭鬥

關於宗教改革的政治精神的研究[26] 最近皮卡爾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大部頭的書，請我在這個雜誌上發表一篇書評。[27]我深感為難。因為這本書的作者很好學，有著極大的好奇心，同時對思想史也很感興趣。再說，我從書中看得出，作者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他閱讀認真廣泛，思考深入細緻。可是我能力實在有限，不能在這裡對它說三道四。 德·拉加德先生髮表的這本大部頭洋洋灑灑，有486頁。但是，我們要想想他要論述些什麼。瞧瞧引言，論述了「中世紀的政治思想」；這題目可不小啊。第一章，「宗教改革的政治觀點」，德·拉加德先生在這一章依次重溫了路德、茨溫利、加爾文的思想，還有1525年發動叛亂的德國農民的思想（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把他們叫作鄉巴佬，這是洛林人用來稱呼農民的）；他沒有忽略再洗禮派的思想，也沒有忽略反暴君派的思想：這些思想確實令人生畏。接下來他抨擊了新教教派的法理論、他們的國家概念、他們的主權觀念。然後，他力圖確定個人主義思想在宗教改革家的哲學和教會學中所占的地位。而這又引發了一連串小問題：自由探究、基督教自由、全民皆祭司……我在合上這本書時感到困惑，人們能理解這些嗎？這些主題屬於那種可大可小的類型，如果某人花了20年來思考，就可以根據他的興趣和才能，用200頁的篇幅來論述，並且不加注釋。或者，如果某人花了一生的時間來思考，就可以用皇皇六卷，每卷500頁的篇幅來論述。 這不僅僅是因為，這麼多問題中的每一個都含有範圍大得讓歷史學家害怕的東西。對於這些問題，儘管德·拉加德先生誠意滿滿，也只能向我們泛泛地論述。我認為這裡還涉及一個方法問題。這本著作是在一定數量的文獻的基礎上寫的。面對卷帙浩繁的文獻，作者自然會很有意識地——並且專斷地——進行選擇：有路德派的、茨溫利派的、加爾文派的，不用說還有其他教派的。德·拉加德先生讀了這些著作後，對它們運用了一種明確、清晰和忠實的靈巧方法。就像他說的一句很明確的話：「我一邊搜集古代資料，一邊就試圖理解它們。」困難就在這兒。 怎樣理解？人們可以靠直接閱讀一些著作來領會宗教改革家們的政治思想；靠對它們進行比較，注意它們可能的組合、未被注意的矛盾、可能的後果來理解。但是歷史學家所說的理解並不在此。在歷史學家看來，理解不是闡明，不是簡化，不是歸納成十分清晰的邏輯綱要，即擬出一份簡潔明了的抽象的提綱。理解是把問題複雜化，是深化充實，是逐步擴大，是融入生活。 在路德的頭腦中（但是路德只是一個頭腦嗎？），在茨溫利的頭腦中，在加爾文的頭腦中（這裡存在同樣的先決問題），他們用鋒利的手術刀一刀劃出裝「政治觀念」的框子；接下來，把它和周圍的一切分離開，切斷賦予它生命的動脈和神經，把它拿出來，然後描述這種已經死掉的東西，好像生命並沒有從它上面消失：歷史學家決不會贊同這種方法。儘管它被一些被當作大師（而且也自認為是大師）的人運用多年，獲得了巨大的學院式成功。但是，如果有人讀了他們的著作——那些讓德·拉加德先生深受啟發的著作——確實會感到困惑，這種困惑就向你們證明了他是一位「歷史學家」……人們因此明白，讓我為德·拉加德先生的著作寫書評，我為何會感到為難。 著作的第1頁是引論的摘要。摘要是這樣開始的：「中世紀政治思想有三個來源：經院哲學和神學、羅馬法和法學家、教規學者。」——什麼！這些就是中世紀政治思想的唯一來源嗎？不再有其他來源了？這種思想只從書本中，不，更確切地說，只從手稿中汲取營養，從書本上的傳統和教義的思辨中汲取營養嗎？那個時代的人都待在封閉的書齋里，兩耳不聞窗外事，只從這些「傳統」，羅馬法學家的教誨和愛國傳統中汲取思想嗎？我也聽到德·拉加德先生補充說道：「思想與事實的合作。」我也看到他在第13頁指出，「國家的復興是在戰場上，在大臣官署中，而不是在大學裡實現的」。但是，如果人們想要「理解」的話，必須對跟戰場、跟大臣官署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加以考慮。 同樣地，路德、茨溫利、加爾文、再洗禮派、農民、反暴君派，恕我冒昧，宗教改革的所有這些人格化的抽象代表，統統都被混為一談了？當我讀了第114—115頁的簡史，我怕是墜入五里霧中了。1530年，因為路德被薩克森教會的組織吸引，茨溫利在卡佩爾戰敗，斯特拉斯堡被一些有分歧的博士占領，失去方向的「宗教改革的世界」瓦解了；然後，當「宗教改革運動」分崩離析時，加爾文橫空出世：「多虧了加爾文，它的歷史開始了一個新階段……宗教改革運動又開始發展，並且圍繞著更理智的教義組織起來。它自己萎縮凋零了，但自己又重新壯大起來。它與優柔寡斷的囉唆的路德主義決裂」，等等。怎麼回事，加爾文就這樣成了路德主義的掘墓人啦？就是他，「用他拉丁人的手」，埋葬了那位習慣喝啤酒的維騰貝格人嗎？想像力好豐富啊！但是，顯然，德·拉加德先生在其著作中，為了採用不比人物名稱更合適的民族名稱，就不去操心探究法國宗教改革、德國宗教改革、蘇黎世宗教改革的深刻但迥異的根源。我相信他不會在整本書中提到埃塔普勒的勒費弗爾（又譯勒費弗爾·戴塔普爾）的名字。在作者看來，這場宗教改革運動似乎是路德，德國人路德的發明，他令瑞士人茨溫利十分欽佩；當這兩位先行者都倒了霉，這唯一的一場宗教改革運動瀕臨瓦解時，出現了讓·加爾文，他把它拉丁化，一時拯救了它。 於是就在1926年，真的出現一個奇怪的概念！這本書到底在什麼地方考慮過不同的社會環境呢？生活在這些環境中的人，其出生、社會出身、受教育狀況、民族特性、生活經歷，甚至所處的時代，和這些叫路德、茨溫利、加爾文的人一樣，彼此都是不同的。對這些人，如果把他們從闡述他們的所有東西中——從既闡述他們的高度相似性，又闡述他們的根本差異性的所有東西中抽象化，那麼我們要怎樣來「理解」他們？ 德·拉加德先生在一條注釋（第114頁）中評論弗洛里蒙德·雷孟德的一篇著名文章時告訴我們，「斯特拉斯堡是法國路德教所有信徒的避難地」。我們要著重指出這種奇怪說法。人們不會對若斯·克里西多夫或我們的老師貝達的筆下所敘述的東西感到驚訝：那是慘烈戰爭的避難地。可是在這本書里呢？所有信徒……這太多了。或者說太少了。因為，在斯特拉斯堡避難的法國難民究竟是些什麼人？那些重要人物是誰？有埃塔普勒的勒費弗爾、熱拉爾·魯塞爾、紀堯姆·法雷爾、讓·加爾文。德·拉加德先生稱他們是「路德教的法國信徒」，這說法完全適合這四位彼此大不相同的人物嗎？——我想現在人們理解德·拉加德先生的書對我們的啟發的性質了。它幾乎是先決的保留意見，是方法的保留意見，也可以說是原則的保留意見。這些保留意見是一個歷史學家的本能的保留意見，利於他培養對多種特定差異的判斷力和辨別力。 有人會說我在用很長篇幅沒完沒了講評一本其構思比撰寫更具爭議的書，而這些缺點並不是這位作者特有的。也許是。可是，作者向這部巨著傾注了那麼多的熱情和誠意，而看到那麼多精力被浪費了，這讓人感到氣憤，要是把這些精力都集中到一個十分確定的目標上該有多好，而且在選擇這個目標時，既不要抱太大的雄心，也不要縮手縮腳，很有可能會產生極好的效果。 至於作者的論題，我絕無意願去討論它們，我剛才明確講了原因。我不是辯論家。我盡力當個歷史學家。而且我並不指責德·拉加德先生的意圖，而是重申一下指責他的方法。就我而言，我滿懷熱情地對16世紀研究了三十年。對所有這些主題，數量那麼多、題目那麼大、變化那麼令人驚奇的主題，德·拉加德先生都非常勇敢地依次進行論述，踏著菲吉斯的後塵，急匆匆地從熱爾松說到格勞秀斯。我不缺觀念，相對來說，擁有一些觀念太容易了！可是我肯定都能「理解」它們嗎？我不抱如此粗淺的幻想。 觀念只是觀念——人們在覺得有興致時，跟一位雅士聊一聊，辯論辯論，跟他唱唱反調，抨擊抨擊這些觀念，可能是件很愉快的事情；可是自己受騙上當，這可是真正的危險——甚至在人們按照一些熟悉方便的秘訣，引用某些話來支持它們時，那些引語因為把一切都說了，也就等於什麼也沒說，而且這些引語被從它們的語境中拔出來時，根被拔斷了，汁液也好像被倒空了。德·拉加德先生莫名其妙地斷言，個人主義不是「宗教改革者反叛的主軸」。在我看來，這個命題和其對立的命題一樣為真，而且是同一類的真理。是Flatus vocis[28]。問題在於去理解。我說的是不僅要理解個人主義的定義，而且要理解進行宗教改革的人。而如果人們真正深入理解了路德和加爾文；如果人們理解了信仰是什麼，以及激發他們的宗教情感的強烈程度；如果人們在他們所鼓吹的東西背後，復原激發他們的情感，復原促使他們下決心的觀念，那麼，似乎那些爭論、那些思想衝突、那些無可辯駁的兩難推理，一種自以為正如日中天，卻已過時的經院法學辯證法的全部手段——似乎這一切實際上都毫無意義了！人們認為宗教改革家的「整個華而不實的自由使命」，「歸根結底是要擺脫羅馬的枷鎖，尋找另一個主的權利」——這只是表明人們是多麼不肯探究路德的意識深處的思想。確切地說，德·拉加德先生就犯了這種錯誤，他還責怪那些把路德當作「自由探究和現代理性之父」的頭腦簡單的人犯這種錯誤。 其實，我要是對引起德·拉加德先生注意的這種說法上的衝突感興趣，就得放棄我的所有思維習慣。否則，當我感到自己落在一位一生難遇的導師手裡，並快樂地追隨他時，會感到一絲隱隱的恐懼——我試圖為了我文人的一時樂趣，犧牲掉我的歷史學家的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