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克多·雨果回憶錄 · 第11章 1849年

第1節 冬季花園 1849年2月 1849年2月，在四處蔓延的悲痛和恐懼中，露天遊樂會在巴黎舉行。人們通過跳舞募捐幫助窮人。1849年1月29日，威脅暴亂者的大炮仍然在訓練準備開炮時，一個慈善舞會吸引了巴黎所有人。人們來到冬季花園。 冬季花園的景象如下： 一個詩人說這座花園是「放在玻璃櫥櫃的夏天」。花園由一個巨大的鐵籠做成。籠子上裝有玻璃，裡面有兩個交叉的長廊，足有四五個大教堂那麼大，入口處是用地毯和掛毯裝飾的木製畫廊。 一進花園，就有一道光照得人眼花繚亂。在這道光中，可以看到各種繽紛的花和在熱帶不同海拔生長的奇特樹木。來自原始森林中的香蕉樹、棕櫚樹、雪松，寬大的樹葉、巨大的荊棘和奇異的枝杈纏繞在一起。在花園裡，森林本身就是原始的。巴黎最漂亮的女人和最美的女孩在光照下旋轉跳舞，就像一群蜜蜂在陽光下飛舞。 一盞巨大的、閃閃發光的黃銅枝形吊燈照著衣著絢麗的人群，或者更確切地說，那盞燈就像倒種在玻璃屋頂上的、由黃金和火焰做成的大樹，閃閃發光的葉子懸在人們頭頂。一大圈燭台、火炬架和旋轉的焰火在吊燈周圍閃閃發亮，像圍繞太陽的行星。畫廊里有一個管弦樂隊。樂隊奏樂的聲音很大，玻璃窗也跟著作響。 但真正讓冬季花園與眾不同的是，人們透過充斥著燈光、音樂和嘈雜聲的前台，似乎像透過一層模糊的、耀眼的面紗，可以看到一個巨大的、細長的拱門。拱門像一個隱蔽又神秘的岩洞，岩洞裡有大樹、一條小路、一小片灌木叢和一個噴泉。噴泉噴出的水像鑽石一樣閃閃發光。岩洞盡頭就是花園的盡頭，像火紅的橘子一樣的紅點在葉間閃閃發光。一切都像場夢。走近看，小灌木叢中的燈籠成了巨大的、發光的鬱金香。它們與山茶花和玫瑰花交織在一起。 坐在花園的椅子上，腳踩在草地和苔蘚上，人們感到溫暖的氣息從腳下的草地和苔蘚下的熱格柵中升起。人們好像突然踏上了一個巨大的火爐。在火爐里，大部分樹枝還在燃燒。草地旁邊，有一叢灌木在噴泉噴出的水中抖動。長廊里的鮮花和地毯中都有燈。樹林裡有森林神、裸體女神、九頭蛇等各種雕像，它們像這個地方一樣，給人一種似有似無的幻覺。 人們在舞會上做什麼呢？他們一會兒舞蹈，一會兒獻殷勤，最重要的是談論政治。 晚上，大概有五十名代表出席舞會。戴著黑手套的、關注黑人利益的代表維克多·舍爾歇陪著戴白手套的黑人代表路易西·馬蒂厄。人們評論說：「哦，互助互愛！他們換了手！」 政客們靠在壁爐架上宣布，一篇題為《貴族》的反動文章即將面世。他們討論了當時正在審判的布雷亞事件 。這起謀殺案最讓這些嚴肅的人震驚的是，目擊者中有一個叫「倫克盧」的鐵匠和一個叫「萊克萊」的鎖匠。 這就是人們把微不足道的事變成天大的事的實例。 維克多·舍爾歇 路易西·馬蒂厄 第2節 殺害布雷亞將軍的兇手 1849年3月 在布雷亞謀殺案中被判死刑的人被關在旺夫堡。五個謀殺犯分別是：努里是個十七歲的窮孩子。他的父母在瘋癲中死去。他是革命造就英雄、暴亂造就殺人犯的巴黎流浪漢類型。戴是獨眼、獨臂、瘸腿，是個比塞特醫院的窮人。三年前，他做過頭部穿孔手術。他有一個八歲的、可愛的小女兒。拉爾的綽號為「消防員」，他的妻子在他被判刑後的第二天被關進監禁，在入獄前生了一個孩子。肖帕爾是個書商助理，因涉嫌參與卑鄙下流年輕人的鬧事而入獄。最後是小瓦普魯，他提出了不在場證明。如果其他四個人的證詞有效，那麼他可以證明在六月的那三天，自己根本不在楓丹白露。 這些不幸的可憐人被關在旺夫堡的一個大炮塔里。面對死刑，他們非常絕望，被迫信仰上帝。在炮塔里，有五張摺疊床和五把燈心草根做的椅子。在地牢里少得可憐的家具中，還有一座祭壇。祭壇立在地牢盡頭的箱子對面的門前，在陽光照射的通風孔的下面。祭壇上只有一尊掛著絲帶的石膏聖母雕像。在這裡，沒有燈芯，因為人們擔心囚犯們會用床墊上的稻草燒門。囚犯們對著祭壇祈禱、敬拜。因為努里還沒有受洗，所以他希望在死前受洗。肖帕爾正在教努里基本教義。 祭壇旁是一塊鋪在兩個支架上的木板。這張滿是彈孔的木板曾經是城堡的靶子，現在是囚犯們的餐桌。這種做法既殘酷又欠考慮，因為木板不斷提醒囚犯們死期將至。 幾天前，囚犯們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告訴他們炮塔中央的石板下面是一口井。井與旺夫修道院延伸到沙蒂永的古老地下通道相連，他們只要抬起石板，就可以逃出去。 囚犯們按信中內容查看石板，發現敲擊石板時，下面會發出空響，就像石板蓋在洞口上。不過，或許因為警察得知他們收到了這封信，或許因為其他原因，從收到信時起，他們受到的監視比以往更嚴，因此，無法按照信中的建議逃出監獄。 獄卒和牧師與他們須臾不離。身體的看守者和靈魂的守護者緊密團結，人類的正義多麼可悲！ 夏爾-路易·拿破崙 將涉嫌布雷亞謀殺案的犯人處以死刑是極大的錯誤，是斷頭台的再現。人們推翻了斷頭台，而資產階級又把它立起來。這是個致命的錯誤。 夏爾-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寬容仁慈。布雷亞謀殺案的修正和起訴原本就容易拖延。巴黎大主教馬里-多米尼克-奧古斯特·西博爾是受害者布雷亞的繼承人，他乞求饒恕罪犯們。約定俗成的規矩占上風：必須讓國家放心；必須重建秩序、重建法制、重建信心！當時，社會仍處於以暴力手段統治的低級階段。根據憲法規定，內閣成員曾探討過這件事，提出贊成執行死刑的意見。戴和拉爾的法律顧問克勒松等候夏爾-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召見。克勒松既有同情心又很善辯。為了幾個犯人，為了尚未成為寡婦的妻子們，為了尚未成為孤兒的孩子們，他懇求夏爾-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寬恕犯人，還為此落了淚。 夏爾-路易·拿破崙·波拿巴默默地聽克勒松講，然後握住他的手說：「我很傷心！」 當晚，內閣召開會議。大家的討論持續了很久，也很激烈。只有一位部長反對使用絞刑架。夏爾-路易·拿破崙·波拿巴支持這位部長的觀點。討論一直持續到22時。不過，大多數人支持使用絞刑架。最後，司法部部長奧迪隆·巴羅簽署了對三名犯人—戴、拉爾和肖帕爾執行死刑的命令。努里和小瓦普魯被減刑為終身監禁。 會議確定於第二天早上即周五執行死刑。 議長辦公室立即將命令轉達給警務局長。警務局長必須與軍事當局協調行動，因為判決是由軍事法庭審判的。 警務局長派人去請劊子手，但沒有找到。1849年2月，劊子手搬出了馬萊聖馬丁街的房子，因為他以為自己像廢除斷頭台一樣被免職了。沒人知道他後來怎麼樣。 警署的人尋找劊子手新住所花了很長時間。在他們最終找到劊子手住處時，劊子手不在家，他去巴黎歌劇院看《魔鬼的小提琴》了。 當時，已接近午夜。因為沒有劊子手，死刑不得不推遲一天。 其間，肖帕爾之前在街壘交的朋友—拉蠟比代表接到了通知，讓他拜見夏爾-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夏爾-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簽署了肖帕爾的赦免書。 行刑時，警務局長召見劊子手，因需要他時找不到人而責備他。 劊子手說：「我沿著大街走時，看到一張黃色的大海報在宣傳《魔鬼的小提琴》。我心裡想：『嘿！那一定是個奇怪的音樂作品。』因此，我去歌劇院了。」 就這樣，一張海報拯救了一個人。 有些細節很可怕。 周五晚上，以前被稱作「低賤工作者」 的人正在楓丹白露堡壘搭建斷頭台時，軍事法庭的特派調查員在法庭書記員的陪同下趕往旺夫堡。 當時，即將被處死的戴和拉爾正在睡覺，他們和努里、肖帕爾在十三號炮塔。因為行刑延遲，被判刑的人沒有被捆綁，而是在繼續睡覺。周六5時，劊子手的助手們帶著必要的東西來押解犯人。 劊子手的助手們進入十三號炮塔。這時，四個犯人都醒了。看守對努里和肖帕爾說：「滾出去！」他們聽明白了，既高興又害怕，一路逃進毗鄰的炮塔里。然而，戴和拉爾並不理解，他們坐起來，眼中充滿恐懼，瘋狂地四處張望。劊子手和助手什麼都沒說，撲到戴和拉爾身上，捆住了他們。被判死刑的人開始明白這意味著什麼，他們發出悽厲的叫喊聲。劊子手說：「如果我們不把戴和拉爾綁起來，他們就會把我們吃掉！」 然後，拉爾突然倒下，開始祈禱。同時，劊子手宣讀處決他們的命令。 戴繼續掙扎，嚇得哭著，狂叫著，曾經肆意殺人的人卻害怕自己去死。 戴喊道：「救命啊！救命！」他懇求士兵們，詛咒士兵們，以布雷亞將軍的名義向士兵們申訴。 一個中士咆哮道：「閉嘴！你個膽小鬼！」 犯人處決儀式十分隆重。我們要注意一點，1849年3月後，斷頭台第一次露面時，斷頭台由軍隊守衛。兩個將軍指揮二萬五千個步兵和騎兵將斷頭台團團圍住，七門大炮控制著通往楓丹白露楓堡壘前的圓形廣場的各個街道。 戴先被處死，他的頭顱被砍下。他的身體被解開束縛時，血噴涌而出，身體倒在擺板和裝腦袋的籃筐之間的斷頭台上。 劊子手們既緊張又興奮。一個平民說：「每個人都會在斷頭台上失去理智，包括劊子手！」 最後入選進入下議院的近郊的人們非常興奮。在近郊，牆上有人們用粉筆寫的受歡迎的候選人名字。夏爾-路易·拿破崙·波拿巴是候選人之一。他的名字和弗朗索瓦-文森·拉斯帕伊、阿爾芒·巴貝的名字一起出現在露天公報上。行刑的第二天，各處的夏爾-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的名字上都被劃了一道紅印。這是無聲的抗議、責備和威脅。人民在等待上帝裁決。 第3節 安托南-馬里·穆瓦納自殺 1849年4月 1848年2月前，安托南-馬里·穆瓦納 靠雕刻小雕像為生。 小雕像！這就是我們過去突然想到的。貿易已經取代國家，歷史是多麼空洞，藝術是多麼貧乏，因為不再有大人物，也不再有雕像了。 安托南-馬里·穆瓦納靠自己的雙手謀生。他很貧窮，然而，他能給兒子保羅提供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把他送到巴黎綜合理工學院學習。1847年，藝術品生意已經不景氣，他加了蠟像的生意。有人定一尊小雕像，有人定一幅肖像畫，他總算能勉強餬口。 安托南-馬里·穆瓦納 1848年2月後，藝術品的生意徹底停滯。想要燭台模型或時鐘模型的製造商，想要肖像的資產階級，都不再需要安托南-馬里·穆瓦納。他該怎麼辦呢？安托南馬里·穆瓦納竭力掙扎度日。他穿舊衣服，吃豆子和土豆，把小擺設、小玩意賣給商人。他先典當了手錶，然後典當了銀器。 安托南-馬里·穆瓦納住在布爾索爾街的小公寓裡，可能是布爾索爾街八號，在拉布呂埃街的拐角。 安托南-馬里·穆瓦納的小公寓逐漸變空。 1848年6月後，安托南-馬里·穆瓦納請求政府訂購。這件事拖了六個月，其間，換了三四個內閣，夏爾-路易·拿破崙·波拿巴還沒有被提名當總統。最後，安托南馬里·穆瓦納拿到萊昂·福謝的訂單—一尊半身雕像。這樣一來，他能夠賺到六百法郎。但他被告知，因為國家資金緊缺，所以需要自己先墊資。 萊昂·福謝 痛苦降臨，希望破滅。 有一天，安托南-馬里·穆瓦納對十五歲時就嫁給了自己的年輕妻子說：「我會自殺的。」 次日，安托南-馬里·穆瓦納的妻子在一件家具下找到一把裝滿子彈的手槍，她把槍拿走並藏了起來。安托南-馬里·穆瓦納後來好像又找到了手槍。 無疑，安托南-馬里·穆瓦納逐漸失去理智。他總是隨身帶著一根大頭短棒和一把剃刀。有一天，他對妻子說：「自殺很容易，用錘子敲自己就可以了。」 有一次，安托南-馬里·穆瓦納站起來，使勁打開窗戶。他的妻子向前衝去，摟著他。 她問道：「你打算幹什麼？」 「只是透透氣！你呢？你想要幹什麼？」 她回答：「我只是想擁抱你。」 1849年3月18日，這是一個周日。我想，就是在那天，安托南-馬里·穆瓦納的妻子對他說：「我要去教堂。你願意和我一起去嗎？」 安托南-馬里·穆瓦納篤信宗教。他的妻子出於充滿愛意的警覺，想儘可能地和他待在一起。 安托南-馬里·穆瓦納回答：「等一下！」然後，他走進隔壁兒子的臥室。 幾分鐘過去了。突然，安托南-馬里·穆瓦納夫人聽到一聲類似門被關上的聲音。她明白那是什麼聲音，震驚地高呼：「是該死的手槍！」 她衝進丈夫進去的房間，卻驚恐地退了出來。她看見一具屍體躺在地板上。 她瘋狂地在屋子裡跑著，尖叫著呼救。不過，沒有人來，或許因為人們都出去了，或許因為街上的噪音，沒人聽到她的呼救。 她回到屋裡，走進房間並跪在丈夫身邊。槍幾乎打飛了他的頭，血淌在地板上，牆壁和家具上濺滿了腦漿。 就這樣，安托南-馬里·穆瓦納像大師讓·古戎 一樣去世了。此後，這個名字會讓人想起兩件事—可怕的死亡和驚人的天賦。 第4節 參觀舊上議院 1849年6月 1848年3至4月，路易·勃朗任盧森堡委員會主席。其間，該委員會的工人代表對自己取代的上議院席位持尊重態度。他們占了議員們的席位，卻沒有玷污這些位置。沒有損害，沒有冒犯，沒有辱罵，沒有撕破椅子上的天鵝絨，沒有弄髒一塊皮革。人民總是很情緒化，喜歡在牆上畫畫來表示自己的憤怒、喜悅和諷刺。不過，工人代表們行事嚴謹，不會做出格的事。在書桌的抽屜里，他們發現了議員們的筆和刀。他們既沒有用刀，也沒有用墨水。 一個上議院看守人對我說：「他們很得體。」他們什麼都沒做，只有一個人留下了自己的印記。他在部長席中路易·勃朗的抽屜里寫道： 「王室被廢除了。 路易·勃朗萬歲！」 這個獻辭至今還在路易·勃朗的抽屜里。 議員們的軟墊扶手椅上蓋著飾有金色條紋的綠色天鵝絨。他們的書桌由桃花心木製成，上面蓋著摩洛哥皮革，橡木抽屜里放著很多書寫材料，但沒有鑰匙。每個貴族的桌上都嵌著一塊綠色皮革，上面的名字鍍了金。親王們的席位在右邊，在部長席位後面。不過，他們的桌子上沒有名字，只有一個鍍金板，上面寫著「親王席位」。這個鍍金板和貴族的名字不是被工人撕掉的，而是根據臨時政府的命令被撕掉的。 作為下議院前廳的房間裡有幾處改動。原本裝在大樓梯上面的門廳里皮埃爾·皮熱令人欽佩的作品《克羅托那的米羅》被送到了老博物館，取而代之的是大理石的雕像。在第二個門廳里的路易·腓力一世的全身雕像下落不明。現在，在那裡的是一尊臉、胳膊和腿都被鍍金的龐培雕像。龐培雕像腳下是按傳統放置的被暗殺倒地的蓋烏斯·愷撒雕像。在第三個前廳里，原來掛的憲法創建者們的畫像。畫中有拿破崙·波拿巴、路易十八和路易·腓力一世。按亞歷山大·奧古斯特·德魯-羅蘭的命令，這幅畫被移走，掛上了從王室寶藏庫借來的華麗的戈布蘭掛毯。 上議院的舊廳緊挨著第三個前廳，於1805年建成。會堂又小又窄，昏暗隱蔽，由簡陋的科林斯柱式 的柱子支撐。柱頂為白色，底座是桃花心木色。舊廳里配著法蘭西第一帝國風格的長辦公桌和綠色天鵝絨座椅，全由桃花心木製成，上面鋪著白色大理石，用紅色菱形聖安妮大理石—有白條紋的深藍色大理石—點綴。這個充滿回憶的大廳因宗教地位被保存下來。1840年，新廳建成後，舊廳被用來舉行貴族法庭的私人會議。 在上議院的舊廳，米歇爾·內伊元帥曾接受審判。主持審判的議長的左側豎起了護欄。米歇爾·內伊元帥站在欄杆後，老皮埃爾-安托萬·貝里耶在他右側，年長的安德烈·馬里耶·讓·雅克·迪潘在他左側。米歇爾·內伊元帥站在地板的一塊菱形大理石上。大理石上變化莫測的條紋看起來像是個骷髏頭，這是個不祥的徵兆。後來，這塊菱形大理石被取出並被換成另一塊。 1848年2月後，因為街道發生騷亂，所以士兵不得不被安置在宮殿里。舊參議院會堂成了警衛室。拿破崙·波拿巴時期參議員們的桌子和復辟時期的上議院議員們的桌子都在雜物堆放室里，顯貴們的椅子成了士兵們的床。 1849年6月月初，我參觀了上議院大廳，發現它還是我十七個月前離開時的樣子。我最後一次坐在上議院大廳是1848年2月23日。 一切都是原來的樣子，四周很寂靜。議員們的軟墊扶手椅空著，但擺得很整齊。有人可能會認為議員們十分鐘前才結束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