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柯的哲學 · 第三章　《新科學》的內在結構

哲學與語文學的關係缺乏明晰性，對語文學成為科學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進行區分又未獲成功，這就造成在《新科學》里到處是含糊不清、晦暗不明的結果。《新科學》的名稱是指維柯在1720年至1730年之間所做的全部的研究工作和理論創建，它們在維柯最重要的三部著作：《普遍法律的唯一原則和唯一目的》和第一、第二版《新科學》中得到了詳細的闡述，在第二版《新科學》中維柯的思想獲得了最成熟的、充分發展了的形式，這是最有參考價值的。 如果我們欣然同意哲學和語文學這兩個術語與它們之間關係的多種含義，那麼《新科學》就是由三組研究構成，它們分別是哲學的研究、歷史的研究、經驗的研究。它總體上包含精神哲學、歷史和社會科學。各種各樣的公理或散見於著作各處的格言表達出來的關於以下諸方面的思想都應歸屬於哲學的探究：想像和想像的普遍性，理智和邏輯的普遍性，神話、宗教、道德判斷、武力和法律、確定性和真理，激情、深謀遠慮以及其他一切影響人類思想和心靈發展與進程的決定。繪製從洪荒時代到各種文明的起源時期的原始民族普遍歷史的草圖，屬於第二類探究，即歷史的探究；描述古希臘，尤其是古羅馬野蠻的或英雄的社會，涉及宗教、風俗、法律、語言和政治制度，研究以上問題就必須研究原始詩、精心測定荷馬史詩的起源和特徵。接下來，就不得不研究貴族與平民之間的社會鬥爭史和民主的起源，當然，主要還是研究羅馬，這就牽涉到了野蠻主義的復歸或中世紀，同時還要對生活進行全方位的研究並將之與原始的野蠻社會進行比較。最後，努力建立一個民族歷史的統一進程的工作屬於經驗探究的範圍，這涉及政治形式的先後順序和其他與生活相關的現象出現的先後順序（無論是理論的還是實踐的）以及維柯成功抽取的以下諸種事物的典型系列，比如貴族、平民、封建制度、貴族世系、代表性的法律、隱喻性的語言、象形文字寫成的著作等等，不一而足。 現在，如果探究和理論的這三個類別在維柯的思想中已經被條理清晰地區分開了，已經被統一起來了，僅僅出於文字的考慮，把所有內容壓縮在篇幅有限的一部書中，那麼，結果也許是混亂無序、比例失調，沒有和諧可言，讀者也因此被弄得疲憊不堪，但艱深晦澀是另一回事。不過，有一點是事實，我們不能說《新科學》是缺乏總體規劃、精心構思的，最起碼，對於維柯最後傾吐其思想的第二版《新科學》而言是這樣的。這一著作分為五卷：第一卷旨在概述總的原則，其實就是哲學；第二卷在最古老的普遍歷史中補充了一個簡短的注釋，描述了野蠻社會的生活；第三卷則以發現真正的荷馬為基礎，形成了一個附錄，荷馬是蒙昧詩的最突出的代表；第四卷的目的是勾勒出關於民族歷程的經驗科學的輪廓；第五卷以中世紀為個案，例證了人類制度的「復歸」歷程。儘管有這麼一個層次分明的設計，第二版的《新科學》仍然是最晦暗不明的著作，同時也是維柯的思想最豐富、最完善的著作。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維柯心中有清晰的觀念，卻採取一種陌生的術語或表述風格——這種風格要麼過於簡練，要麼充斥了隱喻和隱含的前提，那麼，他一定是一個舉步維艱的作者，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正如在其他情況中一樣，這種風格不會讓人感到晦澀難懂。然而這一假設與事實不符，維柯很少用學究式的語言，他喜歡生動的、流行的術語。實際上，他不是喜歡簡明扼要而是喜歡反反覆覆地表達自己的思想，通過重複，他使自己的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強調。此外，他還把家底兒亮了出來，那就是說，他展示了所有與其學說相關的材料。最後，也是無關緊要，維柯沒有完全意識到他自己的發現，每一位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缺乏這種意識，實際上，也沒人能有更全面的意識。我們在維柯的著作中發現的真正的難以理解之處並不在字面上，難以理解既不是由於普遍原因，也不是由於不重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於維柯的思想里存在著晦暗不明的地方，在於他對某種特定關係的不充分的理解和用令人誤解的關係取代了某種特定的關係，在於他把這些任意的要素引入自己的思想中，或乾脆把它們放進自己的徹頭徹尾的謬見里。可能有人想重寫《新科學》，重新安排章節次序，改變並說明那些術語——現在已經有作者按照自己的想法嘗試過了——可是晦澀難懂之處依然存在，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於翻譯的緣故，這一著作失去了原創形式，思想的紊亂也將不復存在，然而，紊亂的思想卻強壯有力，有時可以取代清晰的思想，可是紊亂的思想不能照亮讀者的心靈，點燃讀者的思想火花，不能產生像共鳴一樣的思想波瀾。 維柯的晦澀難懂，維柯的接二連三的失誤是由於上面提到的知識理論的混亂或是對之缺乏明確的區分（在哲學、歷史、經驗科學之間的關係問題上），這種混亂同樣存在於他關於人的歷史和心靈問題的思想中——這一點可以通過觀察在維柯思想中哲學、歷史和經驗科學怎樣相互滲透並相互交替得以驗證。反過來，它們之間的相互消融產生了困擾《新科學》讀者的疑慮、困惑、模稜兩可、浮誇不實和草率的陳述。心靈哲學喬裝打扮，一會兒是經驗科學，一會兒是歷史；經驗科學一會兒是哲學，一會兒是歷史；歷史命題假定了哲學原則的普遍性和經驗圖式的一般性；例如，人類哲學所要做的就是確定形式、範疇和心靈的理想環節的必然順序。在這一方面，它理所當然地得到了「永恆的理想歷史」的頭銜或定義，特殊的歷史按照理想的歷史在時間中演進，而在沒有這個理想歷史出現的地方，連最微小的真實歷史的片斷都孕育不出來。對維柯來說，也是一樣，自從理想歷史成為各種由文明、國家、語言、風尚的形式和各種詩組成的一系列經驗測定標準之後，他就構想出了和理想序列一樣的經驗序列，並從中得到了有效性。因此，他斷言，「即使有無數個世界不時地從永恆中誕生」，這個序列必定在現實事物中一直衍生下去顯然是一個錯誤的斷言，因為沒有理由說，希臘或羅馬等級制度的經驗事實應該永遠重複下去，「過去必須是這樣，現在也必須是這樣，將來還必須是這樣」；也沒有理由說，文明的興衰應該嚴格沿襲古代的老路。這種把事件的經驗過程絕對化的做法給他的理想進程投下了經驗主義的陰影，因為一旦與前者同一，從而接受了它的經驗的和時間的品格，就失去了它原來設想的永恆而超時間的品格；同樣要說的是，心靈的各種形式作為理想的和超時間的東西總是全都存在於每一個事實中，但維柯由於把這些形式與實在的和具體的事實混淆起來——經驗科學把這些事實分解為它的圖式——所以當他陳述這些事實時，他就以理想的形式和特性毀滅了它們。事實上，暴力時代不是公道時代，但是野蠻社會的經驗類型是建立在暴力基礎之上的，準確地說，它是一個有代表性的、近似的判斷，它還涉及具體事物和事物的總體狀態，不僅包括暴力同樣也包括公道在內。當這種理想中的時代和這種社會類型相互改變，被視為同一事物時，一方面，暴力的哲學觀念與公道的哲學觀念混為一談，變得魚龍混雜、互相矛盾、語無倫次，最後自我消亡；另一方面，野蠻社會的經驗類型變得誇大其詞、過分呆板。存在於哲學類型和經驗類型之間的模糊之處，在維柯的格言警句中得到了清晰的闡述，維柯用這些格言警句確定事物的本性。「事物的本性無非就是在特定時間、以特定方式生產自身，生產的方式在那時是一種什麼樣的類型，所生產的事物就是什麼樣的類型，除此之外，豈有他哉。」在這句話里，我們看到了時間與方式、理想的和經驗的開端之間的混淆。同樣，完全真實的是，歷史應該與哲學和諧一致、並駕齊驅，一個哲學的謬見永遠不可能成為歷史事件。但是，由於維柯沒有在哲學和經驗科學之間作出明確的區分，當缺乏證據，哲學也因此失去效用的時候，他依然感到確實獲得了真理。他僅僅用經驗科學的圖式提供的臆測來填充了這個鴻溝，並說服自己，他已經求助於「形上學的證明」了。還有，如果他發現自己受著不確定的事實的威脅，又沒耐心等到發現更多的證據以驅遣疑慮，那麼他就通過接受這些事實來消除難題，就像他依照法律處理難題一樣，法律始終意味著經驗圖式。這個方法當被看作是假設的方法時，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合理的方法，但是，在維柯那裡，這個假設按照自己的需要變成了「一個在觀念里玄想的真理」。因此，真理和事實的比較，嚴格說來就成為多餘的了，雖然他提及那些事實是為了證實真理。如果這個比較呈現出事實與真理並不一致，那麼，事實作為單純的現象，必定是錯的，錯的肯定不是假設，假設被確定為哲學真理，因此是不容置疑的。由此，在維柯的著作中出現了違背事實的傾向。 這些例子足以指示出藏於《新科學》的結構之中的根深蒂固的錯誤，足以在我們評述和批判維柯思想中建立一種論點，這個論點的許多其他事例在評述的過程中將出現，那些已經提出的論點將變得更加清晰。另一個必須牢固確立的觀點是，這個缺陷是生死攸關的機體缺陷——維柯沒有成功區分的不同種類的探究：對非凡的原創性、真理和重要性的研究。實際上，缺陷經常出現在最富原創性、最有創造力的知識分子中，他們完成發現後，很少注意細枝末節，然而，缺乏創造力的頭腦通常準確而有條理。深刻和精確並不總是齊頭並進，無論維柯多麼缺乏精確性，他永遠是深邃玄奧的。 在《新科學》里幾乎每一觀點都是互相交織的光輝和陰影、交替出現的真理與謬談。由眾多的讀者和批評家依據他們各自的稟性提出的各種分辯和觀點引人注目的是，和維柯的情況一樣，這些觀點都採取了最尖銳的確定形式。有些頭腦固執己見、大加質疑，急於指出微不足道的矛盾，對每一個陳述所需的證據不聞不問，樂此不疲於揮舞進退維谷之鉗，肢解一位不幸的偉人。對於他們來說，維柯的著作像其他同類著作一樣，是一個難以理解的東西，充其量，它將為他們提供一個他們認為可以「反駁」的題目：這是一個輕而易舉的、與生俱來的任務，然而這也是一個很難取得成功的任務，因為他們推翻的這個人劫後復出，比以前更有生命力。還有另一種類型的思想，它首次言及維柯《新科學》的核心，首次看到了真理之光，它放開了自身的全部欲望，放棄了自己的信仰，充滿激情地耕耘思想的荒原。它對缺陷充耳不聞，無視一切艱難險阻，而或困難立即隨之消失，缺陷很容易地找到了辯護，當這種思想被訴諸文字之時，作品假裝為自己辯護。我們擔心，這種思想會把《新科學》變成一個人人易懂的東西。毫無疑問，如果這兩種態度是唯一的選擇，如果沒有第三種選擇被開啟，那就只能選擇受人青睞的缺陷，而不是那些冷若冰霜的漠不相關之物了；過度的信仰，可通過真理的一兩個方面來豐富我們，而缺乏信仰則永遠不能使我們去實現它。然而，第三種態度也是有可能的，並且批評家們對此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這種觀點從不偏離真理之光，也不隱匿陰暗面，它越過陰暗面而取其精神，然而並不放過陰暗面，總是時時返回到它之中，永遠致力於扮演一位自由但不虛妄的解釋者，一個熱情但不盲目的忠實傾心者。 以上所提出的兩點，即模糊的傾向和對傾向的混淆，是維柯才智中不可缺少的優勢和弱點，都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解釋的一般準則，即這樣一種準則：我們通過層層分析，把他的純粹哲學從經驗主義和歷史中分離出來，維柯把哲學和歷史混雜在了一起，歷史中包含著哲學；另一方面，把歷史從經驗主義中分離出來，在這個過程中，觀察混合的前因後果。看似無用的雜質不能被當作不存在的東西，就如同礦渣與自然狀態的金子連在一起一樣，但是它也不應該阻礙我們認識和提取真金。換句話說，離開隱喻，歷史必然還是歷史，如果沒有智力的引領，它豈能成為真正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