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朗史講演錄 · 第二十篇 南北社會的差異與學術的溝通
（一）南北社會的差異
南北朝有先後高下之分，南朝比北朝要先進，這可從經濟生活、社會習俗等各方面的情況看出。茲分別言之。
經濟。
《魏書》六八《甄琛傳》略雲；
「琛表曰：『今偽弊相承，仍崇關鄽之稅，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輸。』 」
《隋書》二四《食貨志》云：
「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以此人競商販，不為田業。」
甄琛的話，說出了南朝與北朝經濟生活的差別。甄琛說南朝「仍崇關鄽之稅」，並非說南朝的農業不重要。古代以農業為本，工商為末。統治者總是強調重本輕末，只有少數經濟思想家才說要兼開本末之途。北朝要到孝文帝以後，方始注意到工商業的問題，南朝的工商業特別是商業，無疑要比北朝發達。商稅是南朝的一項重要收入。「人競商販，不為田業」之言有些誇張，但可知南朝的商稅如值百抽四，並不為重。要突破古代閉塞的農業社會，只有工商業特別是民間工商業得到發展，才有可能。南朝商業的發達，表明在經濟生活上，南比北要進步。
嫡庶。
《顏氏家訓》一《後娶篇》云：
「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虻，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斗鬩之恥。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愛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為常。身沒之後，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為妾，弟黜兄為傭，播揚先人之辭跡，暴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者，注往而有。悲夫！」《魏書》二四《崔玄伯傳》附《崔道固傳》云：
「（崔道固，清河東武城人）琰八世孫也。道固賤出，適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時劉義隆子駿為徐、兗二州刺史，得辟他州民為從事。（父）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既至彭城，駿以為從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駿謂之曰：『崔道人身如此，豈可為寒士至老乎？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為嘆息。』青州刺史至州，闢為主簿。」
南朝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管理家事。北朝則鄙於側出（庶出），不預人流。崔道固因為是庶出，為嫡出兄崔攸之、崔目連等所侮，不得不跑到南朝去。從社會的發展來看，南朝不諱庶孽比北朝鄙於側出要進步。
家族。
《魏書》七一《裴叔業傳》附《裴植傳》略云：
「植（河東聞喜人），叔業兄叔寶子也。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灶，蓋亦染江南之俗也。」
《宋書》八二《周朗傳》記周朗之言云：
「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饑寒不相恤，又嫉謗讒害，其間不可勝數。」
同書四六《王懿傳》略云：
「字仲德，太原祁人，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不至者，以為不義，不為鄉里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
裴植所染江南之俗，即周朗所說「父母在而兄弟異計」，「父子殊產」之俗」。「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王愉為太原人，王懿以為王愉會重他這個同姓，卻不知王愉幾代人都在江左，習俗是江南之俗而非北土之俗了。王懿去投王愉，王愉禮之甚薄，是必然的。從社會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江南士大夫與庶人的異計、殊產，比之北土保持大家族制度不變，也是一個進步。
《顏氏家訓》二《風操篇》寫到南北對族人稱呼的不同，從中亦可見南北家族觀念的不同。其言云：
「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為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雲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為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士人：『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當時雖為敏對，於禮未通。」
梁武帝所問的中土士人，即夏侯亶。《南史》五五《夏侯祥傳》附子《亶傳》云：
「亶侍御座，（梁武）帝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答云：『是臣從弟。』帝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辨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為能。」
「從」與「族」不同。從兄弟是堂兄弟的意思，族兄弟便疏遠了。江南對同昭穆的人，見面都稱兄弟，在他人面前，則都稱族人。北方不同，如夏侯溢和夏侯亶親屬關係已很疏遠，夏侯溢只能是夏侯亶的族弟，在江南，二人見面只能稱兄弟，在他人面前，只能稱族人。可是夏侯亶卻稱夏侯溢是他的「從弟」。故梁武帝說夏侯亶這個北人，「何故不知有埃？」「如何不辨族、從？」夏侯亶說「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即雖為族弟，還是不稱族弟而稱從弟為好。顏之推以為「於禮未通」。
稱「從」，是「重同姓，謂之骨肉」。這是北方的習俗。這種習俗與北方的大家族制度相應。稱「族人」，則與南朝大家族的離析，父子兄弟異計殊產相應。大家族的瓦解是社會進步的反映。在這個問題上，南朝也比北朝先進。
不願分居而要保持大家族制度的人，總是有的。出於保守觀念，統治者對這種人也加以旌表。如《南史》七三《孝義傳上·封延伯傳》所說：「義興陳玄子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陵邵榮興、文獻叔並八世同居。」等等。齊高帝「詔俱表門閭，蠲租調」。但這種家族制度在南朝畢竟過時了，再旌表也難扶起來。
士族。
南朝士族與城市相聯繫，北朝士族與農村相聯繫。
南朝商業的發達，大家族制度的破壞，帶來的一個結果是，士族喜歡住到城市中去，且喜歡住在建康、江陵。大家族制度的破壞，為士人脫離土地、宗族，遷居城市，創造了條件或提供了可能性。當然，遷居城市，並不意味著他們拋棄農村的產業。第十二篇說到建康、江陵兩大士族集團的滅亡問題，便與他們遷居城巿有關。城市被打下之日，也就是他們滅亡之時。
「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輸」。這決定了北方的士族與農業土地的難分的關係。北方大家族制度的繼續維持，又決定了北方的士人與宗族的難分的關係。北方士族除了在京城和地方上做官，都不在都市。都巿被攻破，士族很少受到影響。因此，北方士族的勢力可以延長或延續下來。這影響到隋唐的歷史。在隋唐史籍中，我們猶能見到北方崔、李等姓，而難發現南朝王、謝還有什麼人物。原因便在南北士族所聯繫的事物的不同。一個主要與農村、土地、宗族相聯繫，一個主要與城市、商業相聯繫，宗族則已分解。
（二）南北學術的溝通
這裡說的南北學術的溝通，主要是指南學的北傳。
經學。
永嘉之亂，中州士族南遷，魏晉新學如王弼的《易》注，杜預的《左傳》注，均移到了南方，江左學術文化思想從而發達起來。宋時青徐二州為北魏所占，新學北傳。至隋王弼《易》注、杜預《左傳》注盛行，舊學浸微。
《隋書》七五《儒林傳序》云：
「江左《周易》則王輔嗣（王弼）、《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杜預）。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
這說出了南北學術的不同處。就王氏《易》、杜氏《左傳》而言，南有北無，南尚新學，北尚舊學。南學約簡，北學深蕪。南北相較，南學勝於北學。
《北史》八一《儒林傳上·序》云：
「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
又云：
「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周易》），師訓蓋寡。」
按魏取青、徐在宋明帝泰始五年（魏獻文帝皇興三年）。此年慕容白曜攻拔東陽，宋青州刺史沈文秀被俘，青、冀之地盡入於魏。《資治通鑑》一三六齊武帝永明五年語及：
「顯祖（獻文帝）平青、徐，悉徙其望族於代。」
則青徐新學杜預《左傳》注、王弼《周易》注傳入北朝，當在獻文帝之時。
《隋書》三二《經籍志一》《周易》類云：
「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
《春秋》類又云：
「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
據此可知南方新學王氏《易》、杜氏《傳》，到隋朝的時候，在北方也占了統治的地位。
佛學。
這裡主要是談南朝佛教新義的北傳。先說寫經。
南朝齊、梁時期，佛教最盛。可是從敦煌寫經題記（北京圖書館所輯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匯編）所記寫經時間與地點來看，其著有南方地名或南朝年號的，前後七百年間，卻僅得六卷。此六卷除齊武帝永明元年所譯的《佛說普賢經》一卷外（匯編誤題為《妙法蓮華經》），其餘五卷皆寫於梁武帝之時，而其中天監五年所寫的《大涅槃經》，特著明造於荊州。這有兩個問題，其一，永明之世，佛教甚盛，梁武帝尤崇內法，而江左篇章之盛，無過於梁時（見《廣弘明集》三阮孝緒《七錄·序》），則齊、梁時代寫經必多，何以僅此六卷？其二，寫經題記中又何以全不見梁武帝以後南朝帝王的年號？何以全不見隋唐統一時代南方郡邑的名稱？（匯編惟仁壽元年所寫《攝論疏》有辰州崇敬寺之語，趙萬里先生以為「辰」字當是「瓜」字的誤認，甚是。）
考道宣《續高僧傳》一六《僧實傳》云：
「逮太祖（宇文泰）平梁荊後，益州大德五十餘人各懷經部，送象至京（長安）。以真諦妙宗，條以問實。既而慧心潛運，南北疏通，即為披抉，洞出情外，並神而服之。」
五十餘蜀僧各懷經部，北至長安，使僧實得通南朝佛教的新義，這件事說明宇文泰取得江陵之後，益州經典曾大量輸入長安。即南經北輸。
天監五年造於荊州的《大涅槃經》一卷，頗疑為梁元帝承聖三年江陵陷沒時，西魏將士虜獲的戰利品。考西魏所遣攻梁諸大將中有楊忠（隋文帝楊堅之父），其人最為信佛。周武帝保定四年，楊忠出任涇、豳、靈、雲、鹽、顯六州總管、涇州刺史，在州五年。（見《周書》—九《楊忠傳》）梁武帝時荊州所寫佛典，可能是楊忠隨軍所收，因而攜往西北，遂散在人間，流傳至於今曰。
又《續高僧傳》一三《吉藏傳》略云：
「王（晉王楊廣）又於京師（長安）置日嚴寺，別教延藏，往彼居之。欲使道振中原，行高帝壤。既初登輦，道俗雲奔。在昔陳、隋廢興，江陰凌亂，道俗波迸，各棄城邑，乃率其所屬，往諸寺中，但是文疏，並皆收聚，置於三間堂內。及平定後，方洮簡之，故目學之廣，勿過於藏，注引弘廣，咸由此焉。」
吉藏因腖亡之際，得大收經卷，其後入長安，則他所洮簡的南朝精本，當亦隨之入北。
又《廣弘明集》二二隋煬帝《寶台經藏願文》略云：
「至尊（隋文帝）平陳之日，道俗無虧，而東南愚民余熸相煽。愛受廟略，重清海濱。深慮靈象尊經，多同煨燼，結鬘繩墨，湮滅溝渠。是以遠命眾軍，隨方收聚。未及朞月，輕舟總至。乃命學司，依名次錄，並延道場義府，覃思澄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本類。莊嚴修葺，其舊惟新。寶台四藏，將十萬軸。因發弘誓，永事流通，仍書願文，悉連卷後。頻屬朝覲，著功始畢。今止寶台正藏，親躬受持。其次藏以下，則慧日、法靈道場，日嚴、弘善靈剎。此外京都寺塔，諸方精舍，而梵宮互有大小，僧徒亦各眾寡，並隨經部多少，斟酌分付。必欲傳文，來入寺寫。」
《隋書》三《煬帝紀上》略云：
「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亂，徙上為揚州總管，鎮江都。每歲一朝。及太子勇廢，立上為皇太子。」
按隋平陳後，江南高智慧等曾起兵反隋。楊廣以揚州總管鎮江都，命令軍隊隨方收聚佛經。所收佛經分為正藏與次藏，次藏以下所分貯的寺院慧日等道場，都不在南而在北。正藏楊廣用以自隨，到他被立為皇太子時，也必運往北方，以便「親躬受持」。然則，隋煬帝所廣為搜集的南朝佛典，到他被立為皇太子後，已經盡數輸入北方了。
吉藏所收，煬帝所藏，都在陳亡之後。數量很大，其中必有寫在陳時及造於吳地的佛典。又從唐初至北宋末年，歷四百年，其間佛教流行既然南北相同，則南方寫經的數量也不會比北方少。吾人不能因為匯編所收寫經題記無梁武以後南朝帝王年號及隋唐南方郡邑之名，而否定陳朝及南方寫經的存在。
切韻。
我國音韻學上的切韻，也是南朝士大夫帶到北方的。故宮博物院影印唐寫本王仁煦刊誤補缺《切韻》，載陸法言序文略云：
「昔開皇初，有劉儀同臻、顏外史之推、盧武陽思道、李常侍若、蕭國子該、辛諮議德源、薛吏部道衡、魏著作彥淵等八人，同詣法言宿，夜永酒闌，論及音韻，古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涉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呂靜《韻集》，夏侯該（巴黎國民圖書館藏敦煌寫本伯希和號二一二九及倫敦博物院藏敦煌寫本斯坦因號二〇五五之《切韻》殘卷並作「詠」。）《韻略》，陽休之《韻略》，李季節《音譜》，杜台卿《韻略》等，各有乖互。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選精切，除削疏緩，顏外史、蕭國子多所決定。魏著作謂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盡，何為不隨口記之？我輩數人，定則定矣。』法言即燭下握筆，略記綱紀。後博問辯，殆得精華。今返初服，遂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為《切韻》五卷，剖析毫釐，分別黍累，非是小子專輒，乃述群賢遺意。於時歲次辛酉大隋仁壽元年也。」
此有二事可注意。一，陸法言自述其書之成，乃用開皇初年劉臻等八人論難的記錄為準則，以抉擇諸家音韻古今字書的是非而寫成。決定原則的劉臻等八人，為關東及江左儒學文藝之士。特別是顏之推、簫該二人值得注意。序文謂「顏外史、蕭國子多所決定」，即主要取決於顏、蕭二人。考《北史》八三《文苑傳·顏之推傳》（《北齊書》四五《文苑傳·顏之推傳》同）略云：
「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祖見遠，父協，並以義烈稱。之推年十二，遇梁湘東王自講莊老，之推便與門徒。湘東遣世子方諸鎮郢州，以之推為中撫軍府外兵參軍，掌管記。（侯）景平，還江陵。時湘東即位，以之推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為周軍所破，大將軍李稷重之，送往弘農，令掌其兄陽平公遠書翰。遇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奔齊，文宣見，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後以為中書舍人，尋除黃門侍郎。齊亡入周。大象末，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文學，深見禮重。尋以疾終。」
按琅邪顏氏乃江左僑姓高門。據《顏氏家訓·終制篇》云：「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知顏氏世居建鄴。顏之推入北，在江陵被西魏軍攻破之後。
又《隋書》七五《儒林傳·何妥傳》附《蕭該傳》略云：
「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荊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開皇坊，拜國子博士，奉詔與妥正定經史，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貴。」
按蕭該為梁的宗室，即梁武帝的從孫（鄱陽王蕭恢為梁武帝的第九弟）。他入北也在江陵陷於西魏之後。
其他數人，劉臻也是南朝的僑人，原籍沛國相縣。江陵陷沒，歸於蕭詧。後宇文護闢為中外府記室。（見《隋書》七六《文學傳·劉臻傳》。《北史》八三《文苑傳·劉臻傳》同。）盧思道屬於北方四姓之一的范陽盧氏。（《隋書》五七有傳）李若屬於頓丘李氏。（見《北史》四三《李崇傳》）辛德源為隴西狄道人。族人皆出仕於北齊，隴西為其郡望。（見《隋書》五八、《北史》五〇《辛德源傳》）薛道衡為河東汾陰人。（《隋書》五七、《北史》三六有傳）魏澹，字彥深（淵），為鉅鹿下曲陽人。（《隋書》五八、《北史》五六有傳）陸法言之「陸」本鮮卑步六孤氏，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改步六孤氏為陸氏，籍貫改為河南洛陽。《隋書》五八《陸爽（陸法言之父）傳》稱陸爽為魏郡臨漳人，這是由於北齊自洛陽遷都於鄴的緣故。
二，陸法言編撰《切韻》所用的主要材料，據序文於敘述五家之書「各有乖互」下，即接之以「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之句，似多為河北人士的著作。按《韻略》的作者夏侯該（詠），據《顏氏家訓·書證篇》云：
「《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雲王弼。後人謝炅、夏侯該並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
則夏侯該本南朝儒流。李涪刊誤（百川學海本）下又云：
「切韻始於後魏校書令李啟（登）撰《聲韻》十卷，游（當是「梁」字之形偽）夏侯詠撰《四聲韻略》十二卷。」
則夏侯該（詠）實為梁人。
《韻集》的作者呂靜，本貫為任城。（見《魏書》九一《藝術傳·江式傳》）《韻略》的作者陽休之為右北平無終人，終於洛陽。（見《北齊書》四二《陽休之傳》）《音譜》的作者李季節（名概）為趙郡平棘人。（見《北史》二三《李靈傳》附《公緒傳》）《韻略》的作者杜台卿為博陵曲陽人。（見《隋書》五八《杜台卿傳》）此四人是河北士人。要知陸法言寫定《切韻》，主要取材於江左、關東名流的著作。
由上二者可知決定《切韻》原則的人既是江左、關東的儒學文藝之士，《切韻》據以取材的韻書，又是江左、關東名流的著作。而東晉南朝建鄴的衣冠禮樂及士族所操的音聲，實源自永嘉南渡以前的京邑洛陽。高齊鄴都文物亦承自太和遷都以後的洛陽。是《切韻》的語音系統，特與洛陽及其附近的地域有關。
須知永嘉南渡，僑寓建鄴的勝流，都是出仕西晉，居於洛陽的名流。其遠祖則又是東漢時期以經明行修致身通顯的儒士。而東晉、南朝的僑姓高門，源出此數百年來一脈綿延的士族，所操的語言為北語，這種北語以洛陽及其近傍語言為標準。即南朝史料中常見的「洛生詠」或「洛下書生詠」。江表士族自吳平以後，便羨慕「上國眾事」，乃至「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抱朴子·外篇·譏惑》）史籍記載「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顧）琛，吳音不變」。（《宋書》八一《顧琛傳》）則其餘江東貴達不操吳音可知。《世說新語·雅量》記謝安「方作洛生詠」，《南齊書》四一《張融傳》記張融「方作洛生詠」，一北方士族，一南方士族，在語言上統一起來了。
南方庶人仍操吳語，顏之推說，「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即從語音便可辨別對方為士族還是庶族。顏之推又說：「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這是說洛陽朝野士庶語言無所差別。顏之推以為「冠冕君子，南方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愈」。（上引均見《顏氏家訓·音辭篇》可知顏之推以建鄴士族所操的洛陽語音為最上，以洛陽本地士庶共同操用的洛陽語音為次，以建鄴庶人所操的吳語為最下。為什麼呢？
江左二百餘年來，乃僑人統治的世局，當初僑人以操洛陽正音標異於南人，洛生詠遂得見重於江表。此後北語、吳語成為士、庶階級的表征，洛陽舊音的保守，自必因此而愈牢固。而中原地區則幾經大亂，洛陽的音辭，經二百年嬗蛻變化，到魏孝文帝遷洛，禁斷胡語，一從正音之時，已非永嘉之舊。顏之推以為南方士族的語音更勝於北方朝野，是以洛陽舊音為標準，比較而言。
明乎此，則陸法言《切韻》的語音系統的來源便可瞭然了。《切韻》準則既由南朝來的士族顏之推、蕭該「多所決定」，《切韻》音辭無疑為南朝士族所保持的永嘉以前的洛陽舊音。顏之推以此為優。「洛生詠」疑即東晉以前洛陽太學生誦讀經典的雅音。洛陽舊音中又以此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