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朗史講演錄 · 第十六篇 北魏後期的漢化 （孝文帝的漢化政策）
北魏的漢化政策，應當說是一貫的政策，非孝文帝所特創。不然，鮮卑部酋便在北方呆不下去，便須返回塞外。只是前期的漢化帶有不自覺性，被迫性。
從北魏前期崔浩與鮮卑貴族的衝突來看，似乎漢化與鮮卑不能相容，因此，孝文帝推行漢化，目光落到了如何使鮮卑貴族接受漢人士族文化之上。即如何使鮮卑貴族與漢人士族合而為一，不僅使鮮卑貴族有政治地位，而且使鮮卑貴族有社會地位，以此來鞏固北魏的統治，並進而併吞南朝。
孝文帝的漢化政策，是在遷都洛陽以後推行的。孝文帝遷都洛陽有政治的和經濟的雙重目的。政治上正如孝文帝所說：
「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魏書》一九中《任城王雲傳》附子《澄傳》）
之所以要遷都洛陽，光宅中原，是因為崤函為帝宅，河洛為王里，是文治之地。要漢化，便須離開平城用武之地，把朝廷搬到洛陽去。此外，如拓跋澄所云：「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要「制御華夏，輯平九服」。也以搬到洛陽去為好。（亦見《澄傳》）
經濟上，孝文帝看中了洛陽可以通漕運。《魏書》五三《李沖傳》有云：
「高祖自鄴還京，泛舟洪池，乃從容謂沖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准？下船而戰，猶出戶而斗，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 」
同書七九《成淹傳》云：
「高祖幸徐州，敕淹與閻龍駒等主舟楫，將泛泗入河，溯流還洛。軍次碻磝，淹以黃河峻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高祖敕淹曰：『朕以恆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峻急，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
據此可知孝文帝認為洛陽能通四方之運，都洛是關係到軍國大計的問題。然而，這個的要實現，領在鮮卑貴族漢化之後。
孝文帝漢化政策的中心，是在使鮮卑貴族向漢人士族轉化。各項具體政策雖然收效有快慢、程度有深淺的不同，但都圍繞著這個中心。今析之如下。
《魏書》七下《高祖紀下》云：
「太和十八年十有二月壬寅，革衣服之制。
太和十九年六月丙辰，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為河南洛陽人。」
同書二〇《廣川王諧傳》云：
「（太和十九年）詔曰：遷洛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邙嶺，皆不得就塋恆代。其有夫死葬在北，婦今葬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恆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戶屬恆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
革衣服之制與改變遷居洛陽的鮮卑人的籍貫，不得再稱代人，而稱河南洛陽人，是容易辦到的。死葬洛陽，也易辦到，何況孝文帝作了許多具體的規定。衣冠、籍貫和喪葬地點的改變，一是要絕代人故土之戀，二是不如此便不能將代北鮮卑部酋變成中原士族。看似外表或形式，實際能夠決定性質或內容。
《魏書》七下《高祖紀下》又云：
「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詔改姓為元氏。」
同書二一上《咸陽王禧傳》記孝文帝云：
「 『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對曰：『實如聖旨。』高祖曰：『朕嘗與李沖論此，沖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何必改舊從新？沖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沖曰：『卿實負社稷，合令御史牽下。』沖免冠陳謝。」
在孝文帝的漢化政策中，「斷諸北語，一從正音」，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是一項最重要的政策。變胡語即不說鮮卑複合語，而說單音漢語。隨著語言的改變，姓也要改變，故改拓跋氏為元氏。其他所改諸姓，均見《魏書·官氏志》。如果不變胡語為漢語，不變複姓為單姓，就不配作文化士族。《魏書》四〇《陸叡傳》記陸叡
「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鑒謂所親云：『平原王（陸叡）才度不惡，但恨其姓名殊為重複（陸氏原為步六孤氏）。』時高祖未改其姓。」
可知如果不改胡語、胡姓，就不能使鮮卑貴族與漢人士族合而為一，不能解決胡漢問題。北魏的統治也難鞏固。李沖說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之言為正。違反孝文帝意旨，故孝文帝說李沖「此言應合死罪」。
《陸叡傳》說到崔鑒恨陸叡原來的姓名殊為重複。
治史者對胡姓的改漢姓，說得很多，但對胡名的改漢名，則鮮見論述。這裡略加考索。
魏收著《魏書》，其於胡人姓名，概用太和漢化以後的姓和名。胡人原來只有名，而無字和號，孝文帝改胡人姓名，其於名，是賜給他們一個漢名或雅名，而以他們原來的名為字，或為號，或為小名。其於先世乃至漢人，也往往照此辦理。舉例釋之如下：
拓跋燾。《宋書》九五《索虜傳》記「嗣死，諡曰明元皇帝，子燾字佛里代立」。而在「史臣曰」中，又有「至於狸伐篡偽」之語。疑拓跋燾的胡名為「佛里伐」。著史的人以為「伐」是「代」的重字，因而刪去。實則應為「佛里伐代立」。「燾」為雅名。
「伐」字與「拔」字同音，北燕馮拔小字莫里伐。莫里伐本來是馮拔的胡名，後取「伐」為「拔」，因名馮拔，「莫里伐」才成了他的小名。伐或拔大概是胡人的美稱。胡字Bargatun為火神、勇士之意，伐或拔或系取義於此。
又《周書》四《明帝紀》記明帝宇文毓，「小名統萬突」（生於統萬）。同書五《武帝紀》記武帝宇文邕，「字禰羅突」。《通鑑》一四八梁武帝天監十五年末，記柔然西擊高車，「大破之，執其王彌俄突」。「突」字或亦取義於胡字Bargatun。
又李初古拔為漢人，疑本有漢名。如薛初古拔，「一曰車輅拔，本名洪祚（漢名），世祖（太武帝拓跋燾）賜名」。（《魏書》四二《薛辯傳》）此二人以胡名顯。
又《南齊書》四七《王融傳》記王融上疏語及北魏設官分職，有「總錄則邽姓直勒渴侯」之言。此指元勰。「邽姓」意即邦姓，國姓，為鮮卑語的漢文對音。故雖有拓跋珪，而下邽之「邽」，邽姓之「邽」不改。清亦如此，清帝雖有福臨（世祖順治），而福州之「福」不改。因為福臨之「福」，為滿州語的漢文對音。「直勒」即「直勤」或「特勤」，「直」為「特」音，「勒」為「勤」之誤。「特勤」為親王之意，親王與皇室同姓，故云「邽姓直勒（勤）」。「渴侯」為人名，《魏書》八七《節義傳》有《劉渴侯傳》。此「渴侯」為《宋書》九五《索虜傳》中的「渴言侯」，亦即《魏書》二一下的彭城王勰。《魏書》記「彭城王勰，字彥和。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宋書·索虜傳》記北魏下書云：
「泰始初，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勃海王直懃天賜、侍中尚書令安東大將軍始平王直懃渴言侯、散騎常侍殿中尚書令安西將軍西陽王直懃蓋戶千，領幽冀之眾七萬，濱海而南。」
這裡的「始平王直懃渴言侯」，即《魏書·彭城王勰傳》所記太和九年受封為始平王的元勰。渴侯或渴言侯為元勰本來的胡名，孝文帝推行漢化，才改名為勰。「勰」是雅名。元勰字彥和，疑彥和為「言侯」的變音。也就是說，元勰自改雅名為「勰」，而原來的胡名渴侯或「渴言侯」變成了字。言侯又音轉為彥和，去掉上一字「渴」，便成了「字彥和」。連字也成了雅字。
又宇文泰，字黑獺。宇文泰原來的胡名為黑獺，後改雅名為泰。《切韻序》云：「秦隴則去聲為入」，「泰」讀為「獺」。胡人改雅名多採取本來胡名的最後一個字，如取「黑獺」之「獺」為「泰」，即是一例。
孝文帝還給漢人賜名。如清河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光）」。（《魏書》六七《崔光傳》）隴西李韶，字元伯，「與弟彥、虔、蕤並為高祖賜名」。（《魏書》三九《李寶傳》附長子《韶傳》）
如果只變胡姓而不變胡名，姓名仍然重複，仍然要被象崔鑒那樣的漢人士族看不起。改胡名為漢名的問題，是與改胡姓為漢姓一樣重要的問題，亟須研究。
變胡語、胡姓與胡名為漢語、漢姓與漢名，進入了漢化的實質性問題，鮮卑貴族變為文化士族的道路打通了。
《魏書》二一上《咸陽王禧傳》又云：
「於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修之門。禧取任城王隸戶為之，深為高祖所責。詔曰：此年為六弟娉室，長弟咸陽王禧可娉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次弟河南王干可娉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次弟廣陵王羽可娉驃騎咨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次弟潁川王雍可娉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季弟北海王詳可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
「八族」即穆、陸、賀、劉、樓、於、嵇（應為奚）、尉。王國舍人本應取八族及清修之門為之，咸陽王元禧卻取任城王的隸戶充當。這與孝文帝欲使鮮卑貴族與漢人士族一致起來的想法與做法相衝突。為了使鮮卑貴族懂得門第的重要性，孝文帝遂為他的六個弟弟娉婦。所娉之婦均出八族及清修之門。然而，單是通婚尚不能使鮮卑貴族與漢人士族一致，於是而有定姓族。
《魏書》一一三《官氏志》云：
「太和九年詔曰：代人諸胄，先無姓族。雖功賢之胤，混然未分。故官達者位極公卿，其功衰之親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隨時漸銓。其穆、陸、賀、劉、樓、於、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勛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
可注意的是，八族（八姓）之所以為八族，是因為他們自道武帝以來，「勛著當世，位盡王公」。此八族為勛臣八族。《官氏志》續云：
「自此以外，應班士流者，尋續別敕。原出朔土，舊為部落大人，而自皇始已來，有三世官在給事已上，及州刺史、鎮大將，及品登王公者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職官三世尚書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間不降官緒，亦為姓。諸部落大人之後，而皇始已來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為中散、監已上，外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有令已上，外為副將、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為族。凡此姓族之支親，與其身有緦麻服已內，微有一二世官者，雖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以外，則各自計之，不蒙宗人之蔭也。雖緦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則入族官，無族官則不入姓族之例也。」
據此可知孝文帝之定姓族，是專以官爵的高下，為姓族的高卑標準。他重姓族（或門第）也就是重官爵。穆、陸等八姓門第之高與他們「位盡王公」、政治地位之高完全一致。姓族一定，鮮卑貴族門第的高低也就分出來了。
定姓族包括漢人士族在內，與選官吏同時進行。《魏書》六三《宋弁傳》略云：
「宋弁，廣平列人人也。以弁兼黃門（郎），尋即正，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內外群官，並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
從此傳所云「定四海士族」、「姓族多所降抑」，可知孝文帝以官品定姓族的高卑，對象不僅是鮮卑貴族，而且包括了漢人士族。定四海士族是與大選內外群官同時進行的。宋弁參銓量之任，所謂「事多稱旨」，即符合孝文帝以官爵定姓族高卑，據姓族高卑選舉官吏之旨。
重官爵是看歷代何官。如鮮卑穆、陸等八姓，是「太祖已降，勛著當世，位盡王公」，且為「灼然可知者」。孝文帝以為宋弁「應推郭祚之門」，也是因為郭祚為「晉魏名門」。（《魏書·宋弁傳》）《北史》三六《薛辯傳》附《薛聰傳》記載孝文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與羽林監薛聰有過這樣一段不倫快的對話。
「（孝文帝）戲謂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為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去。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資治通鑑》一四〇齊明帝建武三年，薛聰作薛宗起，從元行沖《後魏國典》。）
薛聰知道孝文帝是笑他的祖先無官爵名望，不是名族，因此十分惱怒，與孝文帝頂撞起來。
定姓族與選舉制密不可分。從定姓族起，北魏選舉便只問姓族的高卑。象鮮卑八姓，孝文帝即明言「下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
《魏書》六《韓顯宗傳》記載了韓顯宗關於選舉問題的言論，以及孝文帝與韓顯宗等人關於選舉問題的對話，很能說明問題。其言云：
「顯宗又上言曰：『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蓋於時者，賢才而己。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後之胤，自墜於皂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雲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高祖曾詔諸官曰：『自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恆有常分，朕意一以為可，復以為不可，宜相與量之。』李沖對曰：『未審上古以來，置官列位，為欲為膏粱兒地，為欲為益治贊時？』高祖曰：「俱欲為治。』沖曰：『若欲為治，陛下今日何為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沖曰：『傅岩、呂望豈可以門見舉？』高祖曰：『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人耳。』沖謂諸卿士曰：『適欲請諸賢救之。』秘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為援，意有所懷，不敢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門地，不審魯之三卿熟若四科？』高祖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體唯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臣既學術浮淺，不能援引古今，以證此議，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書監、令之子必為秘書郎，頃來為監、令者，子皆可為不？』高祖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為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踐襲賤。』高祖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雋出者，朕亦不拘此例。』 」
所謂「朝廷但檢其門望」，「取士於門」（韓顯宗語）；「今日何為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以門見舉」（李沖語）；「專以門地」（李彪語）；「以貴承貴，以賤襲賤」（韓顯宗語）；可以說明孝文帝取士的標準只有一條，即看門第或門望如何。婚姻同此。
北方的婚宦制度，在孝文帝前後有所不同。在孝文帝以前，如崔浩是姓族與人倫並重。寒士有才，亦可視為勝流；寒女有德，亦得偶配名族。而這在孝文帝實行漢化政策之後，是絕對不可能的。這是兩種不同的觀念。此處略加申述。
《世說新語·賢嬡》「王汝南少無婚」條云：
「王汝南（王湛）少無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痴，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劉注云：《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王承），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 」（劉注云：《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同書《賢媛》王渾妻鍾氏條云：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王濟）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雋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 」
同書《賢媛》王司徒婦鍾氏女條云：
「王司徒（王渾）婦鍾氏女，太傅曾孫。（劉注云：《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亦有俊才女德。（劉注云：《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於世。」）鍾、郝為娣擬，雅相親重。鐘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王渾襲父王昶爵京陵侯）家內，范鍾夫人之禮。」
襄城郝氏至為孤陋，有女得配太原名族王氏。兵家地位至為低微，出身於太原名族王氏的王濟，竟欲以妹妻之。這在孝文帝時，是絕對辦不到的。選舉與婚姻由既問姓族，又問人倫（既問家世，又問個人）轉到只問姓族，不問個人，是觀念與制度上的一個很大的變化。
孝文帝在婚宦上，何以重姓族不重人倫？須知鮮卑本無文化可言，要有學術文化，非一朝一夕所能達到。孝文帝斷北語，一從正音，只是為鮮卑貴族進入文化士族開了一扇門戶而已。鮮卑貴族自不能等到懂得儒學或有了「雋才」之後，才取得與漢人士族同等的社會地位。崔浩因為在「分明姓族」之外，又強調「齊整人倫」，強調儒學才能，從而遭到了鮮卑貴族的反對，招致了滅門之禍。孝文帝不講人倫，只講姓族；不問個人如何，只問門第高低，正是從鮮卑貴族尚無文化的實際情況出發的，的在使鮮卑貴族的政治社會地位，能與北方漢人崔、盧、李、鄭等大姓，迅速一致起來。韓顯宗等人的思想停留在北魏前期崔浩時代，因此才與孝文帝發生爭論。
《新唐書》一九九《儒學傳中·柳沖傳》云：
「開元初，詔沖與薛南金復加刊竄，（姓系錄）乃定。後柳芳著論甚詳，芳之言曰：『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
重姓族門第是南北士族共同的特徵，但不是沒有區別，柳芳所說山東尚婚婭，江左尚人物，關中尚冠冕，代北尚貴戚，便是區別。江左尚人物，即尚人倫，尚才識。代北尚貴戚即尚姓族，尚高官。山東和關中所尚，與代北接近。代北、山東、關中都屬於北方，其所尚是在孝文帝漢化政策實施以後形成的，故與南方所尚有異。南方所尚保持了漢魏以來雖重門第但不廢棄人倫的傳統。
自六鎮、爾朱榮之亂起，北朝曾一度發生胡化的逆流。歷北齊、北周至隋朝，又恢復了漢化，直至於唐。胡化無疑是一種退化，但並非全為退化，而是胡漢民族又一次交混產生的一種新局面。假使一直漢化下去，也可能使北朝變得更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