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朗史講演錄 · 第十三篇 南朝官制的變遷與社會階級轉變的關係
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要求集權於皇帝一身。至於如何集權，則視時代的不同而各有其方式。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在一個系統或一個機構中，名實不符；在不同系統之間，此一系統的權力為旁一系統所侵奪。這是一個通則，非僅止是南朝如此。不然，皇帝便很難把大權都抓到自己手上。這個問題是容易理解的，如果各個部門、各個地方、各個官吏都有實權，名實相符，互不相妨，那皇帝還能有權？
六朝到劉裕為皇帝，階級已起變化，楚子代替世族做了皇帝。但九品中正制度還存在，貴族、高門誰都不想做職位低的官吏，九品中正制度多少還能起到保證他們做高官的作用。皇帝也不可能把他們從高級職位上都驅逐出去，無論哪個皇帝，還需要他們的支持。於是皇帝便從機構上想辦法。國家機構在古代，是保證君主專制的工具，如何設置，如何利用，權力都操於皇帝。
―般說在南朝，高門仍做大官，寒族做小官。君主為與貴族爭權，在同一個系統中，把重權寄給原系微不足道的小官。這種小官既為重權所寄，漸次變成真宰相大臣。例如
中書舍人，《南史》七七《恩倖傳》序云：
「至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在晉中朝，常為重寄。於時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為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赳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及明帝世，胡母顥、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啟，發署詔敕。頻涉辭翰者，亦為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置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秘，有如尚書外司。」
同書同卷《呂文顯傳》略云：
「呂文顯，臨海人也。永明元年，為中書通事舍人。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為舍人，並見親幸。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四戶』，既總重權，勢傾天下。」
同書同卷《茹法亮傳》略云：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為小史。歷齋干扶侍。孝武末年，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啟出家得為道人。武帝即位，仍為中書通事舍人。與會稽呂文度、臨海呂文顯並以奸佞諂事武帝。法亮、文度並勢傾天下，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 」
中書監、令為魏文帝曹丕所置，用以分外朝尚書台閣之權。晉舍人在中書省中，位居九品，本是極小的官吏。東晉舍人亦稱通事，可以管司詔誥，權力有所上升。舍人之職品位既低，自可選用寒人。士族亦不屑於為此小官。南朝宋孝武帝時，舍人猶是「士庶雜選」，所用舍人魯郡巢尚之，為「人士之末」。（《南史·恩倖傳·戴法興傳》）到宋明帝時，舍人胡母顥、阮佃夫之徒，便「專為佞倖」了。也就是全由寒人中選出。齊初，舍人「亦為詔文」，中書侍郎之職被侵。齊明帝建武之時，「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中書令之權又被侵奪。
舍人成了真宰相，「四戶」權傾天下。齊太尉王儉慨嘆：「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茹法亮）！」王儉出身於琅邪王氏，是王導之後，為一流士族，而茹法亮出身為小史、面首、道人(僧徒），王儉連他的權也不如了，可見士族權力降低到了什麼程度。所謂「高官」職位，不過是一個空名義或一種安慰而已。一個部門，首腦無權而下屬卻有大權，首腦為士族，下屬為寒門，首腦為傳統的舊的政治力量，下屬為皇帝的親信。這種格局，便在加強君主的專制。
制局監與外監。《資治通鑑》一四七梁武帝天監七年春正月云：
「乙亥，以南兗州刺史呂僧珍為領軍將軍。領軍掌內外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事，與領軍分兵權，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領軍拱手而已。及吳平侯昺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丙子，出為雍州刺史。(胡註：「先用僧珍，次日出昺。」）《南史》七七《恩倖傳·茹法亮傳》云：
「（呂）文度為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軍守虛位而已。」
同書同卷論曰：
「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居，亘設蘭錡，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若徵兵動眾，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遣辱詆訶，恣於典事之口。」
《通鑑》之言說明制局小司本屬領軍。領軍掌內外兵要，今「制局小司，專典兵力」，「徵兵動眾，斷於外監之心」，「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領軍將軍也就變成拱手守虛位了。這一如中書令的權力為舍人所奪。從梁蕭昺為領軍，以「在職峻切」，遭到制局監的排擠，可看出制局勢力的牢固。
典簽。《南史》七七《恩倖傳·呂文顯傳》云：
「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簽前直敘所論之事，後雲謹簽，日月下又雲某官某簽，故府州置典簽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為七職。宋氏晚運，多以幼少皇子為方鎮，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簽，典簽之權稍重。大明、泰始，長王臨蕃，素族出鎮，莫不皆內出教命，刺史不得專其任也。宗慤為豫州，吳喜公為典簽。慤刑政所施，喜公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簽共臨！』喜公稽顙流血乃止。自此以後，權寄彌隆，典簽遞互還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間言，訪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繫於典簽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恆慮不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蕃君。」
同書四四《齊武帝諸子傳·巴陵王子倫傳》云：
「先是高帝、武帝為諸王置典簽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繫於典簽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恆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蕃君。武陵王曄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簽趙渥之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曄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戌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簽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征衣求食，必須咨訪。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群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輾自應反，豈唯巴東！』武帝問其故，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咨簽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簽帥，不聞有刺史。』竟陵王子良嘗問眾曰：『士大夫何意詣簽帥？』參軍范雲答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簽帥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誅異己者，諸王見害，悉典簽所殺，竟無一人相抗。」
朝廷上，皇帝把將相之權交給制局小司、外監、舍人。地方上，皇帝把刺史之權交給典簽，但將相刺史之職均不廢，制局監、外監、舍人、典簽品級均不提。象中書通事舍人，《隋書》二六《百官志上》記「陳承梁，皆循其制官」，中書通事舍人為八品。位高者無權（多為士族），有權者位很低(多為寒人），誰都反不了皇帝。這是南朝皇帝加強君主專制的妙方。
這就派生出了另一種現象，正官不重要，兼差反而重要。特別是對皇帝的親信來說，如果不兼一個地位低但有實權的官，則他的正官無論做得多大，也不起作用。梁朝的朱異，自遷尚書儀曹郎後，便「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其後，遷鴻臚卿、太子右衛率，加員外常侍，遷散騎常侍，遷右衛將軍，改加侍中，遷左衛將軍，領步兵，直到太清二年遷中領軍，都是「舍人如故」。如果不兼一個舍人，就不能做宰相的事。
再者，不是一個系統，甲系統可以管乙系統的事，乙系統也可以管甲系統的事。如在文官系統與武官系統之間，皇帝便用武將來奪文官的權力。象領軍將軍，《宋書》四〇《百官志下》稱領軍將軍「掌內軍」，即統禁省之兵。領軍可預問政治，實際也是宰相。《宋書》四《少帝紀》謂少帝即位，「以尚書僕射傅亮為中書監，司空徐羨之、領軍將軍謝晦及亮輔政」。同書八《明帝紀》謂明帝死時，「袁粲、禇淵、劉勔、蔡興宗、沈攸之同被顧命」。按袁粲為尚書令，禇淵為護軍將軍(宋時護軍掌外軍），劉勔為領軍將軍。所諝「輔政」，「受顧命」，即都是宰相。《宋書》六三《沈演之傳》記沈演之於元嘉二十年「遷侍中，右衛將軍如故」。宋文帝曾對沈演之說：
「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
這是武官如領軍將軍為宰相，預問政治之證。
領軍權力移於制局監及外監，這二監的參預政治，就更容易看出了。《南史》七七《恩倖傳·茹法珍傳》等傳謂齊東昏侯時，茹法珍、梅蟲兒「並為制局監」，他們與東昏侯的「左右應敕捉刀之徒並專國命」。後來他們又「並為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咺之與相唇齒」。同中書舍人一樣，他們都是真宰相。
《文獻通考》四九《職官考三·宰相》有一段話寫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什麼叫宰相。其言云：「……按此則或掌機密，或錄尚書，或綜機權，或管朝政，或單侍中，或給事中，或受顧命，皆為宰相也。「
只要戴上這些桂冠，不管是哪一個系統的官，便是宰相，便可管別一個系統或幾個系統的事。《通考》云：
「魏文帝以劉放、孫資為中書監、令，並掌機密。晉武帝詔以荀勖為中書監、侍中，葉贊朝政。張華為中書令、侍中，劉卞謂華曰：『公居阿衡之地。』東晉庾亮、庾冰相次為中書監。至冰經綸時務，升擢後進，朝野注心，咸曰賢相。殷浩為揚州刺史，參綜朝權。王敦為大將軍、侍中，上表曰：『臣備位宰輔。』謝安為中書監、錄尚書省事。」
這是魏晉時期中書監、中書令、侍中、揚州刺史、大將軍、錄尚書省事之為宰相者。之所以為宰相，是因為或掌機密，或贊朝政，或為中書令、中書監、侍中、錄尚書省事，或參綜朝權。中書監、令屬中書省，侍中屬門下省，揚州刺史為地方官，大將軍為武職，錄尚書省事應屬尚書省。它們都可以是宰相，可見宰相之雜。這使得事權不可能分明。
《通考》續云：
「宋文帝初，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後以江湛、王僧綽俱為侍中，任以機密。後又以殷景仁為侍中左衛將軍，與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左衛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俱居門下。初王弘為江州刺史，加侍中，後征輔政，以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而弘弟曇首為文帝所任，與華相持。華常謂己力用不盡，每嘆息云：『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理！』(劉）湛母憂去職，後征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殷景仁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沈演之為侍中、衛將軍，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俱為優重，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 」
同吋幾個人做侍中，也就都是宰相。王華說：「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理！」（「理」，《宋書》六三《王華傳》作「治」。）殊不知宋文帝正是要使宰相人多，事權分散，大家的力量都用不盡，以便皇帝集中權力於一身。劉湛說：「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代」，《宋書》六九《劉湛傳》作「世」。）是說當時做宰相正象做南陽郡功曹那樣容易。他是太子詹事，被加上一個「給事中」的官名，便成了宰相。文帝說侍中、領軍將軍、衛軍將軍都是「宰相便坐」，實際並不止此。
《通考》續云：
「齊王儉為侍中、尚書令，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明帝顧命，江柘兄弟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更日貼敕，時呼為『六貴』。(《南史》六《梁本紀上·武帝》：「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柘、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世所謂『六貴』。）皆宰相也。」
這六個在齊東昏侯之初，同時擔任宰相職責的人，他們的本官是：揚州刺史、尚書令、右僕射、右將軍、侍中、衛尉。雍州刺史蕭衍說：
「政出多門，亂其階矣。詩云：『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況今有六，而可得乎！嫌隙若成，方相誅滅。」(《梁書》一《武帝紀上》）
政出多門就等於誰都沒有實際的宰相的權力，不論誰都難管事，不論何事都互相牽扯。到頭來一個個都要被皇帝誅滅。「六貴」的命運便是如此。真正有權的，唯皇帝一人。中書舍人、制局監、外監之所以有權，也不過是因為他們唯皇帝的意志是從，得到皇帝的寵信。
概括言之，南朝官制名實不符，高官如宰相、領軍，有名而無實權，低官如舍人、制局監無名而有重權。文官如中書監、令的宰相權，從歷史來看，是層層下降的。東晉猶有通事郎管司詔誥，後卻將通事的職務交給舍人，稱通事舍人，郎還為侍郎。舍人由此取得了管司詔誥的權力。有點文化的，後又代寫詔文，侍郎之職於是被侵奪。到齊明帝之時，詔命專出舍人，中書令也等於虛設了。宰相不做宰相事，正官即使如朱異大到做了散騎常侍、侍中、左右衛將軍、領軍，也要兼一個舍人。兼差比正官重要，是因為正官無實權，所兼之差才有實權。至於各個系統的人都可以做宰相，在皇帝看來，是無關痛癢的，因為宰相本來有名無實。人多了，反而可收牽制之效。權力由高級官吏移於低級官吏，實質上即由最高貴族移於最低階級。這是由於當時的皇帝不想由高階層的人做高階層的事，而倚之以另一階層造成。南朝官制名實不符，包含了社會變動的意義。而有權者作為恩幸，對皇帝必俯首貼耳。無權者職責不明，本為刺史，如參綜朝權，也可管到別一個系統的事。大家互相牽扯，對於唯予一人的君主專制政治制度的加強，卻有莫大的好處。這是南朝職官制度的特點。
看南朝的官制只有從階級的變動去看，才能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