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朗史講演錄 · 第九篇 東晉與江南士族之結合
南朝的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一為東晉，二為宋、齊、梁，三為陳。東晉為北來士族與江東士族協力所建，宋、齊、梁由北來中層階級的楚子與南北士族共同維持，陳則為北來下等階級（經土斷後亦列為南人）與南方土著掌握政權的朝代。
東晉之際，北來士族與東吳本地士族在種族、地域、文化、宗教、社會階級、名教觀念及實際利益上，雖有衝突，但可調和。東吳士族對中州士族有一種羨慕與欽佩的心情，此或由於孫吳與西晉均為世族專政，在階級上一致使然。從《抱朴子·吳失篇》可知孫吳士族亦極奢侈貪鄙（見本書第一篇）。然建業不及洛陽局面大，故孫吳士族對洛陽士族在欽羨之餘，處處都欲仿效洛陽士族。《抱朴子·外篇》三《譏惑篇》講到吳地士族在書法、語言乃至於哭上，都學「中國」。其言云：
「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宿藥勢以飲酒，為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才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床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沉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
吳人這種欽羨、仿效，對於東晉立國於江左，極為重要。
晉既平吳，武帝曾以「吳人趑睢，屢作妖寇」，豈「吳人輕銳，難安易動」策華譚，華譚的對策是：「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為「吳人易動」。「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閶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晉書》二五《華譚傳》）劉頌上疏也主張用吳人。他說：「孫氏為國，文武眾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戶。」因此「用懷不靖」。他認為「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敘」，於事為宜。（《晉書》四六《劉頌傳》）吳郡陸機到洛陽，為著作郎，上疏薦賀循、郭訥。他說：賀循、郭訥「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晉書》六八《賀循傳》）吳人既對洛陽士族表示欽羨，而洛陽朝廷也有起用吳人之意，吳、晉士族乃能結合起來。只是當起用吳人的政策開始實行不久，西晉便爆發了八王之亂，從而停頓下來。這有待於東晉去做了。
廬江陳敏曾乘中州之亂，據有江東，但基業未定，便告敗亡，未能如孫氏的創業垂統。此事發生在東晉建國江東之前，原因值得考察。
《晉書》一〇《陳敏傳》略云：
「陳敏，廬江人也。少有干能，以郡廉吏補尚書倉部令史。惠帝幸長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會吳王常侍甘卓自洛至，教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為揚州刺史，並假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為將軍、郡守，榮並偽從之。東海王軍諮祭酒華譚聞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並江東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遺榮等書曰：「陳敏倉部令史，七第頑冗，六品下才，欲躡桓王（孫策）之高蹤，蹈大帝（孫權）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生俯眉，已受羈絆之辱，何顏見中州之士耶？』周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又得譚書，皆有慚色。玘、榮又說甘卓，卓遂背敏。敏單騎東奔，至江乘，為義兵所斬。」
同書五二《華譚傳》云：
「顧榮先受（陳）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旨，露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為榮所怨。」
按陳敏的失敗，原因在江東名宗大族不願和他合作。西晉末年孫吳舊壤內文化世族如吳部顧氏等，武力豪宗如義興周氏等，都是當日最強的地方勢力。陳敏不屬於文化世家，又非武力豪族，故華譚一檄提醒了顧榮、周玘等人的階級性。華譚說的陳敏是「倉部令史，七第頑冗，六品下才」，擊中了顧榮等人的要害，奏效神速。顧榮等終於拋棄陳敏，歸向晉朝。而東漢末年孫氏一門約相當於義興武力豪宗周氏的地位，孫堅、策、權父子兄弟聲望才智又遠過於陳敏，孫氏之所以為江東豪家大族所推戴，陳敏之所以為江東豪家大族所離棄，原因在這裡。對於江東豪宗來說，他們寧可擁護與自己階級出身、思想信仰（儒家名教）相同的司馬氏立國於孫吳舊境，而不願看到陳敏這種令史、頑冗、下才在孫吳舊境稱王。
當然，南北士族非無界限矛盾。如張華對陸機說過：「謂東南之室已盡，不意復見諸生。」（《世說新語·賞譽上》）意為東南除了你這幾個人，便無人了。盧志於眾人稱陸機的家諱，「陸遜、陸抗於君近遠？」陸機針鋒相對，「如君於盧毓、盧珽」。（《晉書》五四《陸機傳》）陸機兄弟往謁劉道真，劉道真「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世說新語·簡傲》）此可見北人對南人的輕視。三國時期的北人關羽，謂吳人為「狢子」，（《三國志·蜀志》六《關羽傳》注引《典略》）也是看不起吳人。北人輕視南人有傳統。但是在南北士族之間，占主要地位的，是階級和信仰的一致。這決定了他們不是分，而是合。
還應看到，在匈奴劉淵起兵之後，南方也面臨胡馬憑陵的危險。南北實力對比，北強南弱，特別在東晉初年是如此。那時南方已經感到後趙石勒、石虎的嚴重威脅，《晉書》七《成帝紀》元：
「（咸和五年）石勒將劉征寇南沙，都尉許儒遇害，進入海虞。六年春正月癸巳，劉征復寇婁縣，遂掠上虞。」
同書一〇五《石勒載記下》云：
「晉將軍趙胤次克馬頭，石堪遣將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虞，俘獲五千餘人。」
同書一〇六《石季龍載記上》云：
「季龍自率眾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
後趙在石勒時，曾打到南沙、海虞、婁縣、武進。到石虎時，又打到歷陽，兵臨長江。單憑顧榮是否能以南人的力量不令胡馬過江，是有問題的。為江東及本身利害計，江東士族也非與北方士族協力同心，以阻胡騎不可。南北界限比起夷夏界限，又微不足道了。南北士族如果不能協調，司馬睿可能到不了南方，東晉南朝的局面也就不能成立。
明乎此，始可談東晉的建國。
在東晉的建立與穩定上，最有功績的人物是王導，他的功績就在籠絡吳人，協調南北各階級特別是南北士族在南方的利益，以堅定地支持東晉對付北方胡族統治者的進攻，進而克復神州。
《世說新語·言語》云：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周顗）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王導）揪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
「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二語，正是王導籠絡吳人，協調南北人士利益的目的之所在。
當琅邪王司馬睿（元帝）徙鎮建康之初，「吳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這種情勢使王導十分焦慮。經過他的努力，才有了轉機。《晉書》六五《王導傳》云：
「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王）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向，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
按晉之皇室及中州避亂南來之士大夫，大抵為曹魏末年擁戴司馬氏集團的儒家大族的子孫，他們與顧榮等人雖屬於不同的邦土，然就社會階級來說，實為同一氣類。這是江東士族寧可擁戴仇讎敵國的子孫為君主，而羞與孫吳舊壤寒賤庶族陳敏合作的原因。然而，若非王導親自去請顧榮、賀循出來做官，要使「吳會風靡，百姓歸心」，尚不知須待何時。
顧榮等雖然歸附，但元帝仍然心懷惴惴。《世說新語·言語》有云：
「元帝始過江，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亳無定處，九鼎遷洛邑，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 」
按東晉元帝為南來北人的領袖，吳郡顧榮為江東士族的代表。元帝所謂「國土」，即孫吳的國土；所謂「人」，即顧榮所代表的江東士族。從這二人的對話中，我們可以窺知當日南來的北人的心理及江東士族對此種情勢的態度。顧榮的答語，實際上是一種默契，即允許北人寄居江左，並與之合作。雙方協定既成，南人與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敏，赤縣神州免於全部陸沉，東晉南朝三百年的世局因此決定。
下面再引史料以說明王導的政策及其功業之所在。
《世說新語·方正》云：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 」
同書《排調》雲: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渹』（劉注云：「吳人以冷為渹。」）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唯聞作吳語耳。』（劉注引《語林》曰：「真長雲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
同書《政事》云：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沾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劉注引《語林》曰：「任名顒，時官在都，豫三公坐。」）及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群胡同笑，四坐並歡。」
王導求婚陸玩，強作吳語，目的也在籠絡吳人。所可注意的是東晉初年江東士族在社會婚姻上對北人態度的驕傲，與後來南齊以降迥不相同。吳語為當時統治階級中北人及江東人士共同羞用的方言，王導乃不惜屈尊為之，以故為北人名士所笑，從中可見王導的苦心。臨海任顒自是吳人，故王導亦曲意與他周旋。「蘭闍」，疑庾信小字蘭成與此有關。
上為王導籠絡吳人的例證。不過王導的籠絡政策並不是對所有的吳人都能立即生效。有一件事值得注意，此事即義興周氏的造反及元帝、王導對義興周氏的態度。下先引史料，後再論述。
《元和郡縣圖志》二五江南道常州義興縣條云：
「晉惠帝時，妖賊石冰寇亂揚土，縣人周玘創義討冰。割吳興之陽羨並長城縣之北鄉為義興郡，以表玘功。」
《晉書》五八《周處傳》附《周玘傳》云：
「玘宗族強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於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為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為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鎮東將軍祭酒東萊王恢亦為周顗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先是，流人帥夏鐵等寓於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己當與玘以三吳應之。建興初，鐵已聚眾數百人，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聞鐵死，懼罪，奔於玘，玘殺之，埋於豕牢。帝聞而秘之，召玘為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既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奕世忠烈，義誠顯著，孤所欽喜。今以為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為公，祿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回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將卒，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傖，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傖』，故云耳。」
同書同卷《周勰傳》云：
「（勰）常緘父言。時中囯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馭吳人，吳人頗怨。勰因之欲起兵，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矯稱叔父札命以合眾，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為名。孫皓族人弼亦起兵廣德以應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眾數千，將奉札為主。時札以疾歸家，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札不同，不敢發兵。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眾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
同書同卷《周札傳》略云：
「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為比，王敦深忌之。後（周）莚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強，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托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揚土。乃說敦曰：『夫有國者患於強逼，自古釁難恆必由之。今江東之豪，莫強周、沈，公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靜矣。周強而多俊才，宜先為之所，後嗣可安，國家可保耳。』敦納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眾，弟子李弘養徒潛山，雲應讖當王。敁敦使廬江太守李恆告劄及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時莚為敦諮議參軍，即營中殺莚及脫、弘，又遣參軍賀鸞就沈充盡掩殺札兄弟子，既而進軍會稽襲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出拒之，兵散見殺。及敦死，札、莚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冤，宜加贈諡。事下八坐，尚書卞壼議以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司徒王導議以宜與周顗、戴若思等同例。朝廷竟從導議，追贈札衛尉。」
按東晉初年孫吳舊統治階級略可分為二類，一為文化士族，如吳郡顧氏等是，一為武力強宗，如義興周氏等是。大概均系由武力強宗或地方豪霸逐步進入文化士族。朱、張、顧、陸進入文化士族的階段較早，今江蘇蘇州地區（吳郡）為其最高文化區。浙江紹興（會稽）孔、賀諸族文化程度亦高。吳興及從吳興分出的義興周、沈、錢等族則為地方武力強宗，最為豪霸。孫吳時期的周魴嘗欺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使曹休損兵萬計。（見《三國志·吳志》一五《周魴傳》）西晉的周處，以「除三害」聞名於後世。（見《晉書》五八《周處傳》）東晉之初，錢鳳又欲以沈氏力量滅掉周氏（《周札傳》。其豪霸可以想見。沈氏進入文化士族階段在沈約以後，錢氏進入文化士族階段在五代吳越錢鏐以後。文化士族容易籠絡，豪霸或武力強宗則難於馴服，而後者中推義興周氏為首，錢鳳所謂「江東之豪，莫強周、沈」，是實錄。象周氏這樣的具有武力與經濟實力的地方強宗，最容易與南來北人發生利害衝突。元帝、王導委曲求全，綏靖周氏，原因即在周氏的勢力特強。雖然周氏內懷怨望，發展到以討王導、刁協為名起兵，能籠絡還是要籠絡。這牽涉到與東吳地區所有豪霸強宗的關係。
江東豪族不止義興周氏，孫吳舊統治階級中不滿南來北人的，也不止義興周氏，何以義興周氏一門特別憤恨北人呢？頗疑其居住的地區曾為南來的北人所侵入，因而對北人（即周玘所謂「諸傖」）特別不滿。按本書第八篇提及東晉初年的晉陵郡丹徒縣「地廣人稀」，流入此郡的淮河以北的北方流民特多，他們屬於南來北人中的中層階級，為當時具有戰鬥力的武力集團，與周氏一樣亦帶有豪霸性質。義興郡就在附近，流人極有可能擠入義興郡界，與周氏利益發生磨擦。王導在利害關係上，總是設法避免與東吳士族衝突。籠絡義興周氏為王導籠絡吳人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環。即使周勰起兵以誅他為名，他仍然主張籠絡。周勰失敗，之所以「不窮治，撫之如舊」，周札死後，之所以「加贈諡」，都與王導政策有關。元帝、王導在晉陵丹陽之京口裡建立僑郡縣，其目的不僅在安插流人，而且是有意識地使流人能避開吳人勢力強大的義興等郡，不致侵犯到吳人的利益，引起衝突與不安。王、謝等上層階級不在吳人勢力強大之處「求田問舍」，同此道理。這個政策是成功的。在胡馬窺江情勢下，東晉的建立有特殊的意義。而東晉是建立在南北各階級協調的基礎上的，之所以說這個政策成功，正是因為它促使南北各階級的利益趨於協調。
說一下當時或稍晚的人對王導政策的看法。
《世說新語·政事》云：
「丞相（王導）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嘆：『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 」（劉注引徐廣《曆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同書同類又云：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科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 」（劉注引《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嘆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綱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嘆詠此唱。庾赤玉曾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
同書《規箴》又云：
「王丞相為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參《晉書》八三《顧和傳》）
按謝安嘆詠的王導的「行無理事」，也就是謝安自己的「鎮以和靖，御以長算」，「不存小察，弘以大綱」。（《晉書》七九《謝安傳》）這是根據強敵壓境，東晉新建，基礎未穩的情況，提出來的政治方針。《後漢書》四七《班超傳》記班超與任尚談治理西域的方針，云：
「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盪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王導治理東晉的方針，其實也就是班超曾在西域採用過的方針。顧和所謂「網漏吞舟」，其實是「寬小過，總大綱」，或「不存小察，弘以大綱」。而「大綱」在當時就是求得內部的「和靖」，以共同對付北方胡族統治者。故不能把顧和說的「網漏吞舟」，解釋成為王導主張什麼事情都不要管，或任便豪族胡作非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