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朗史講演錄 · 第八篇 晉代人口的流動及其影響（附塢）
（一）人口流動的三個方向——東北、西北與南方
晉代自八王之亂以來，戰亂相尋，天夾迭萌，人民除了不能走或不願走的以外（此種人產生的影響與流民一般大），都外逃以避難。胡族統治者為了控制人口，也憑藉武力，強迫徙民。由此出現了北方人口大流動的現象。兩晉南北朝三百年來的大變動，可以說就是由人口的大流動、大遷徙問題引起。
自八王之亂爆發，人口便已開始流動。《晉書》一二〇《李特載記》所記：「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飢，百姓乃流移就谷，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紫止。」這支進入益、梁並在益州起兵的關西流民隊伍，遷徙時間即在元康元年八王之亂爆發之後，永興元年匈奴劉淵起兵之前。
北方人民的大規模流動，是從劉淵起兵開始的。特別是在晉懷帝永嘉七年洛陽陷落之後。本節所要敘述的是永嘉之亂以來北方人民的流動。
從全國範圍來看，當時北方人民避難流徙的方向有三：東北、西北、南方。流向東北的一支，託庇於鮮卑慕容政權之下。流向西北的一支，歸依於涼州張軌的領域。流向南方的一支，僑寄於孫吳的故壤。影響所及，不獨前燕、前涼及東晉的建國中興與此北方的流民有關，即後來南北朝的士族亦承其系統。
按《晉書》一〇八《慕容廆載記》有云：
「元康四年，乃移居之（大棘城），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建武初，元帝承制，以廆為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郎，并州人為唐國郡。」
由此可見流向東北慕容氏治下的人民，在階級上有士族，有庶民；在籍貫上，有冀、豫、青、並等州人。慕容廆分別為之立郡以統之，並從中選拔自己所需要的輔佐。
載記稱慕容廆「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陽耽為謀主，北海逄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母翼、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為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國胄束修受業焉。廆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慕容廆從流人中大批起用中州士人為謀主、股肱，對前燕的建國與推行魏晉屯田舊法，（見《晉書》一〇九《慕容皝載記》）對東北地區的開發，起了重要的作用。前燕部落解散早，比前、後趙進步，也與此有關。前燕立郡以統流人與東晉僑置郡縣以居流人相同。
又《晉書》八六《張軌傳》有云：
「秘書監繆世征、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恆，殆其人乎？』及京都陷，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
那些逃到涼州來的中州人士，對五涼政權的建立，河西胡族的漢化與經濟文化的發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象南涼，在禿髮烏孤之時，「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晉書》一二六《禿髮烏孤載記》）在禿髮傉檀時，又曾起用「中州令族」裴敏、馬輔，「秦隴冠冕」辛晁、彭敏。（同書同卷《禿髮傉檀載記》）禿髮利鹿孤「從史暠之言，建學而延胄子」。（同書同卷史臣曰）禿髮傅植與後秦韋宗「論六國縱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漢文化水平之高，竟使韋宗有「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之嘆。（同書同卷《禿髮利鹿孤載記》）從南涼之例可以窺見晉時中州流人對河西涼州地區影響之巨。這個地區的胡族本較落後，進化之所以快，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與中州流人的結合。
至於北人南來避難，約略可以分為兩條路線，一至長江上游，一至長江下游。路線固有不同，在避難的人群中，其社會階級亦各互異。南來的上層階級為晉的皇室及洛陽的公卿士大夫，而在流向東北與西北的人群中，鮮能看到這個階級中的人物。中層階級亦為北方士族，但其政治社會文化地位不及聚集於洛陽的士大夫集團，除少數人如徐澄之、臧琨等外（見《晉書》九一《儒林傳·徐邈傳》），大抵不以學術見長，而以武勇善戰著稱。下層階級為長江以北地方低等士族及一般庶民，以地位卑下及實力薄弱，不易南來避難。人數較前二者為特少。下面先說避難至長江下游的流人。
上層階級。《晉書》六五《王導傳》云：
「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元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
《資治通鑑》八七晉懷帝永嘉五年云：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穎川太守勃海刁協為軍諮祭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壺為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頵為行參軍，前太傅掾庚亮為西曹掾。」
從「十六七」之言，可知中州士女逃向江南之多。東晉是在北方士族和江東名宗相結合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百六掾」則是東晉政權的奠基石。
中州士族逃命江左，「寄人國土」，喘息稍定，自不能不作「求田問舍」之計。其地點值得注意。《晉書》八〇《王羲之傳》略云：
「（王）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與吏部待郎謝萬書曰：『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並行田視地利，頤養閒暇。」
《宋書》六七《謝靈運傳》略云：
「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涉嶺，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在會稽亦多徒眾，驚動縣邑。」
據此可知北來上層社會階級雖在建業首都作政治活動，然而殖產興利，進行經濟的開發，則在會稽、臨海之間的地域。故此一帶區域也是北來上層社會階級居住之地。上層階級的領袖王謝諸家，之所以需要到會稽、臨海之間來求田問舍，是因為新都近旁既無空虛之地，京口晉陵一帶又為北來次等士族所占有，至若吳郡、義興、吳興等郡，都是吳人勢力強盛的地方，不可插入。故惟有渡過錢塘江，至吳人士族力量較弱的會稽郡，轉而東進，求經濟之發展。
中層階級或次等士族。此等人多來自江淮以北，人數較當時避難南來的上下兩層社會階級為多，但在政治文化上不占高等地位。他們既不能亦不必居住在長江南岸新立的首都建康及其近旁，又不便或不易插入江左文化士族所聚居的吳郡治所及其近旁。而為了保全自己，他們卻不得不擇一距新邦首都不甚遠，且又在長江南岸較為安全的地方居住下來。地廣人稀的京口晉陵近旁一帶，恰中其選。
據《元和郡縣圖志》二五《江南道一》潤州丹陽縣條云：
「新豐湖在縣東北三十里，晉元帝大興四年，晉陵內史張闓所立。舊晉陵地廣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惡穢。闓創湖，成溉灌之利。初以勞役免官，後追紀其功，超為大司農。」
《宋書》三五《州郡志一》南徐州刺史條略云：
「晉永嘉大亂，幽、冀、青、並、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晉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於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南及留在江北者，並立僑郡縣以司牧之。故南徐州備有徐、兗、幽、冀、青、並、揚七州郡邑。戶七萬二千四百七十二，口四十二萬六百四十。晉陵太守領戶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二，口八萬一百一十三。」
《元和郡縣圖志》明言「舊晉陵地廣人稀」，這正是江淮以北次等士族理想的避難處所。張闓於大興四年在晉陵修起新豐湖，給了江淮以北的流人在這一地域創建家園以便利的條件。後來這個區域發展繁盛起來，所依賴的正是此種流民的力量。
居住在晉陵郡的流民為當時具有戰鬥力的集團。換言之，即江左北人的武力集團。後來擊敗苻堅及創建宋、齊、梁三朝的霸業的，都是此集團的子孫。這可從以下史料得到證明。
《世說新語·捷悟類》「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條劉注引《南徐州記》云：
「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溫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 」
《晉書》八四《劉牢之傳》略云：
「劉牢之，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雁門太守。父建，有武干，為征虜將軍。世以壯勇稱。牢之面紫赤色，須目驚人，而沉毅多計劃。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
劉牢之等都是住在京口（北府）的江淮以北的流民或其子孫。謝玄建立的「北府兵」，便是由此種流民組成。劉牢之等是主要將領。淝水之戰，擊敗苻堅，北府兵功勳卓著。
又《宋書》一《武帝紀》略云：
「高祖武皇帝諱裕，小名寄奴，彭城縣綏輿里人。（曾祖）混始過江，居晉陵郡丹徒縣之京口裡。（高祖）乃與（東海何）無忌同船共還，建興復之計。於是與弟道規、沛郡劉毅、平昌孟昶、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太原王元德、隴西辛扈興、東莞童厚之，並同義謀。」
《魏書》九八《島夷蕭道成傳》略云：
「島夷蕭道成，晉陵武進楚也。」
同書同卷《島夷蕭衍傳》略云：
「島夷蕭衍，亦晉陵武進楚也。」
然則，宋、齊、梁三朝的建立者都是住在晉陵郡的江淮以北流民的子孫。宋武帝劉裕是北府兵的將領，以打倒桓玄起家。他所依靠的力量正是北府兵。齊高帝蕭道成和梁武帝蕭衍原籍為東誨郡蘭陵縣，蕭道成的高擔蕭整始「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裡，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蘭陵人」。（《南齊書》一《高帝紀上》）簫衍為南蘭陵中都里人，其父蕭順之為蕭道成的族弟。劉裕、蕭道成、蕭衍的先後稱帝，表示晉朝由中州一流文化士族所獨占的皇權，到南朝轉入了次等士族即擁有武力的淮北流民集團之手。
下層階級。此等人大抵分散雜居於吳人勢力較大的地域。他們人數既少，政治社會文化地位又很低下，不能成為強有力的集團，不敢與當地吳人相抗衡。其後逐漸同化於土著的吳人。即與吳人通婚姻，口語為吳語。此等人可以陳朝皇室及王敬則家為代表。陳霸先先娶吳興錢氏女，續娶吳興章氏即鈕氏女。（見《南史》一二《陳武宣章皇后傳》）王敬則與士庶相接皆吳語（見《南齊書》二六《王敬則傳》）。陳霸先的先世，雖不知在西晉末年為何地人，但避難南來，定居吳興郡長城縣，則是清楚的。王敬則的籍貫，據《南史》四五《王敬則傳》，本為臨淮射陽，後僑居晉陵南沙縣。然則，陳霸先、王敬則同為自北而南避難過江的傖楚。由於社會階級的低下，雜居於吳人勢力較大的地區，遂同化於吳人。他們的勢力至南齊以後始漸抬頭。
以上說的是南來北人至長江下游的路線及其居住區域，下面再說南來北人至長江上游的路線及其居住區域。
《梁書》一〇《蕭穎達傳》略云：
「兄穎胄，齊建武末行荊州事，穎達亦為西中郞將外兵參軍，俱在西府。東昏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為巴西太守，道過荊州。密敕穎胄襲雍州。時高祖已為備矣，仍遣穎胄親人王天虎以書疑之，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塘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將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蕭衍）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眾又不敵，取之必不可制。』 」（參《梁書》一《武帝紀上》。武帝謂之「荊州本畏襄陽人」。）
按此傳最可注意之點為席闡文所謂「江陵素畏襄陽人」一語。此點不獨涉及梁武帝的霸業，即前此之桓玄、劉毅、沈攸之，後此之梁元帝、蕭詧諸人的興亡成敗，均與之有關。若欲明瞭此中關鍵，必先考察居住在襄陽及江陵的南來北人為何等社會階級。
首先可以注意的是原來居住在南陽及新野的上層士族，其政治社會地位遜於洛陽勝流如王導等輩，他們向南移動自不必或不能移居江左新邦首都建業，而可遷至當日長江上游都會江陵、南郡近旁一帶。這不僅是因為江陵一地距胡族勢力較遠，比較安全，而且是因為江陵為當日長江上游的政治中心，為占有政治上地位的人群所樂居。茲舉例言之。
《北周書》四一《庾信傳·哀江南賦》云：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為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於牆壁，路交橫於豺虎。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而建國，此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
《隋書》七八《藝術傳·庾季才傳》略云：
「庾季才，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於南郡江陵縣。祖詵，梁處士，與宗人易（庾信之祖）齊名。」
據此可知文化士族庾氏原本「負洛」而居，始遷南陽新野縣，因而為南陽新野人，繼遷南郡江陵縣。
又《梁書》一九《宗夬傳》略云：
「宗夬，南陽涅陽人也，世居江陵。祖景，宋時征太子庶子，不就，有高名。父繁，西中郎諮議參軍。夬少勤學，有局干。弱冠，舉郢州秀才。齊司徒竟陵王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畫，夬亦預焉。永明中，與魏和親，敕夬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
據此可知文化士族宗氏為自南陽涅陽縣遷居到江陵。
又《南齊書》五四《劉虯傳》（參《南史》五〇《劉虬傳》）略云：
「劉虯，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建元初，豫章王為荊州，教辟虯為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遣書禮請。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鄉表虯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征為通直郎，不就。」
據此可知文化士族劉虯之先亦自南陽涅陽縣徙居江陵。
又《世說新語·棲逸類》（參《晉書》九四《隱逸傳·劉驎之）略云：
「南陽驎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荊州刺史桓沖征為長史。」（劉注引鄧粲《晉紀》曰：「驎之字子驥，南陽安眾人。」）
同書《任誕類》云：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劉注云：「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劉注引《中興書》曰：「劉驎之，一字遺民。」
吳士鑒《晉書·劉驎之傳斠注》引洪亮吉《東晉疆域志》云：
「石首有陽岐。」
據此可知文化士族晉人劉驎之籍本南陽安眾縣，後南遷石首之陽岐村，臨江而居。
上述北人南來之上層文化士族，其先本居南陽一帶，後徙江陵近旁地域，至江左政權後期漸次著稱。梁元帝遷都江陵，為此集團最盛的時代。然而西魏滅梁，此種士族與遭遇侯景之亂，自建業逃到江陵之士族同為俘虜，隨征服者北遷。北方上層士族南渡之局遂因此告一結束。
其次為遷至襄陽（雍州刺史治所）的原來住在南陽和新野地區的次等士族及雍、秦流民。永嘉之亂以來，居於南陽及新野地域的次等士族與上等士族同時南徙，但次等士族多止於襄陽一帶。其後「胡亡氐亂，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東晉孝武帝遂於襄陽僑立雍州，並立僑郡縣以居流人。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荊州之襄陽、南陽、新野、順陽、隨五郡為雍州，而僑郡縣猶寄寓在諸郡界」。宋孝武帝大明中，「又分實土郡縣以為僑郡縣」。（《宋書》三七《州郡志三》雍州刺史條）這裡先說居住於雍州的北方次等士族。
《宋書》八三《宗越傳》云：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河南人，晉亂，徙南陽宛縣，又土斷屬葉。本為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襄陽多雜姓，倫之使長史范覬之條次氏族，辨其高卑，覬之點越為役門，出身補郡吏。」
《梁書》九《曹景宗傳》略云：
「曹景宗，新野人也。父欣之為宋將，立至征虜將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
同書一〇《蔡道恭傳》（《南史》五五《蔡道恭傳》同）略云：
「蔡道恭，南陽冠軍人也。父那，宋益州刺史。（道恭）累有戰功。」
按上述諸人本為北方中層社會階級，即《宗越傳》所謂「次門」者是。他們都有武力，居於襄陽雍州一帶，與長江下游居住京口晉陵一帶的南來北人之有武力者正同。除了這種人，還要注意流寓於僑雍州的雍、秦流民，他們也有武力，因而在雍州形成了一個武力集團。這個集團的形成當在「胡亡氐亂」之後，時間晚於東部京口晉陵地區的北府兵集團。
關於寄寓襄陽雍州地區的雍秦流民，在南朝史料中不難窺見其情況。《梁書》一〇《楊公則傳》（《南史》五五《楊公則傳》同）略云：
「楊公則，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宋泰始初為豫州刺史殷琰將，戰死於橫塘，公則殮畢，徒步負喪歸鄉里。」（按《宋書》三七《州郡志》雍州刺史條下有南天水太守及西縣令，楊公則的鄉里當即指此。）
同書一二《席闡文傳》（《南史》五五《席闡文傳》同）略云：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齊初，為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按《宋書》三七《州郡志》秦州刺史條有安定太守。又云：「晉孝武帝復立，寄治襄陽。」席闡文既為雍州刺史府參軍，疑其家也是因為晉孝武帝時「胡亡氐亂」而南遷襄陽的。）
同書一七《馬仙琕傳》（《南史》二六《袁湛傳》附《馬仙琕傳》同）略云：
「馬仙琕，扶風郿人也。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琕少以果敢聞。」（按《宋書》三七《州郡志》雍州刺史條下有扶風太守、郿縣令。）
同書一八《康絢傳》（《南史》五五《康絢傳》同）略云：
「康絢，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於河西，因留為黔首，其後即以康為姓。晉時隴右亂，康氏迀於藍田。絢曾祖因為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穆為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舉鄉族三千餘家，人襄陽之峴南，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寄居於襄陽，以穆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世父元隆，父元撫，並為流人所推，相繼為華山太守。絢少俶儻有志氣，齊文帝為雍州刺史，所辟皆取名家，絢特以才力召為西曹書佐。永明三年，除奉朝請。文帝在東宮，以舊恩引為直。後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振威將軍、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余悅服。遷前軍將軍，復為華山太守。永元元年，義兵起，絢舉郡以應。」
按上述楊公則、席闡文、馬仙琕、康絢等人，都是居於僑雍州的雍、秦流民。他們遷居襄陽一帶，當在「胡亡氐亂」以後。他們都有武力，因為南遷較晚，其戰鬥力的衰退也較居住在長江下游京口晉陵一帶的武人為遲。他們的社會階級地位與南陽、新野地區的次等士族相當，即同屬於中層社會階級。
上述足可說明襄陽存在著一個由中層社會階級組成的強大的武力集團。如果說宋武帝劉裕的興起靠了京口北府集團的武力，則梁武帝蕭衍的興起，卻靠了襄陽集團的武力。北府兵至宋以後，戰鬥力衰退，有力量的是襄陽的武力集團。不過，到梁朝晚期，此集團的武力也不足用了，故梁武帝不得已而改用北來降將。至陳霸先則又別用南方土著的豪族，此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會上的大變動。
以上東北、西北、南渡三線，南渡的最多，流向東北的次之，流向西北的又次之。流民亦非一往而不返，有回徙的。不徙有事發生，徙則有大事發生，南北朝無一大事不與徙有關。
（二）北方胡族統治者的徙民與人民的屯聚問題（塢壁及桃花源）
永嘉之亂以來，胡族統治者往往將其武力所到地域的各族居民，遷往政治中心地帶，以便控制並役使。而當這個胡族政權發生混亂，失去控制力，或者滅亡的時候，被遷徙的人民又往往回遷。這一往一返，影響極大。
匈奴劉聰之時，其將劉曜曾驅掠長安「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次陷三渚，又曾遷「二萬餘戶於平陽縣」。劉聰所設的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從其兵力所及地區驅掠而來的漢族編戶與六夷部落。司隸部人曾有二十萬戶因為平陽飢餓與石趙的招誘，出奔冀州。（以上見《晉書》一〇二《劉聰載記》）
把各族被征服的人民遷往政治中心地帶，匈奴劉聰已開其端。到後趙石虎時，徙民的規模增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將關中之人東遷出關，被遷徙的有各族各個階級的人們。這齣於氐人苻洪和羌人姚弋仲的建議。《晉書》一一二《苻洪載記》云：
「（石）季龍（石虎）滅石生，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以洪為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於枋頭。」
同書一〇六《姚弋仲載記》略云：
「石季龍克上邽，弋仲說之曰：『宜徙隴上康強，虛其心腹，以實畿甸。』（後）季龍執權，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於關東，弋仲率部數萬遷於清河。」
又同書一六《石季龍載記上》云：
「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舊族，隨才銓敘，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為例。」
由此可見被遷往關東的有雍秦漢、氐、羌各族各階層的人民。遷徙目的在「虛其心腹，以實畿甸」。而所謂以實畿甸，或「內實京師」，其實是利在控制他們，一例作為「戌役」使用。他們都有「兵貫」。後來被免掉兵貫的只有雍、秦二州的望族皇甫、胡等十七姓。
石虎不僅曾將關西地區的人戶遷往關東，而且曾將南方人民遷往北方。《晉書》七《成帝紀》所載漢水以東被徙人戶即有七千餘家之多。其言云：
「咸康五年九月，石季龍將夔安、李龍陷河南，張貉陷邾城，因寇江夏、義陽，征虜將軍毛實、西陽太守樊俊、義陽太守鄭進並死之。夔安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距戰，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乃退。遂略漢東七千餘家遷於幽、冀。」
後趙徙民究竟有多少？《晉書·石季龍載記》附《石閔傳》記石虎末年，後趙大亂，「青、雍、幽、荊州徙戶及諸氐、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可見被徙的各地、各族人戶之眾。
數百萬人違鄉背井，被遷往關東，是一次大遷徙。數百萬人因亂回遷本土，又是一次大遷徙。《石閔傳》記載當時回遷人戶「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飢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
有脈絡可尋的，是氐人和羌人的回遷。關於氐人，《晉書》一一二《苻洪載記》云：
「洪將死，謂（子）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
同書同卷《苻健載記》略云：
「盡眾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既濟焚橋，自統大眾繼雄而進。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入而都之。」
按苻洪「有眾十餘萬」（《苻洪載記》）。從他臨死前所說的話中可以看出，他本想爭得中州，不料為麻秋所鴆。
他以為中原非苻健兄弟所能辦，要他們率部回關中創業。苻健在苻洪死後，「盡眾西行」，奪取了長安，建立了前秦。這個國家是在氐人的回徙中建立的，而所以能夠建立，是因為石虎時期所實行的遷徙關中豪傑及羌戎，「虛其腹心，以實畿甸」的政策，已使關中無有力量能與苻健的十餘萬眾相抗衡。
羌人。羌人有部眾「數萬」（《姚弋仲載記》）處於清河。羌人的回徙，晚於氐人。後趙亂，姚襄一度率部南攻，後來在將佐勸說下，才北歸。《晉書》一一六《姚襄載記》略云：
「襄將佐部眾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自許遂攻洛陽，逾月不克。桓溫自江陵伐襄，戰於伊水，為溫所敗。襄尋徙北屈，將圖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姚蘭掠地鄜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襄率眾西引，戰於三原，襄敗，為（苻）堅所殺。（及襄死，萇率諸弟降於苻生。）
姚襄入關，關中已為氐人所占。姚襄擁有的力量不及氐人苻氏，較量的結果是羌人的失敗，姚襄被殺，羌人在姚萇率領下降於苻生。
東北的慕容鮮卑於此時進入中原，建立前燕。
前秦在苻堅的時候，滅了前燕，又有一次徙民。這次不是將關中之人遷往關東，而是將關東之人遷往關中。《晉書》一一三《苻堅載記上》云：
「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通鑑》一〇三晉簡文帝咸安元年作「十五萬戶」）於關中，處烏桓雜類於馮翔、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
苻堅所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包括了進入中原的慕容鮮卑與劫後羯族的遺民。這造成了苻融所說「鮮卑、羌、羯布諸畿甸」的局面。（《晉書》一一四《苻堅載記下》）苻堅將關東居民遷往關中，與後趙將關中居民遷往關東，在性質上並無不同。所不同的，是後來苻堅曾將本族人遷往關東。《晉書·苻堅載記上》云：
「洛既平，（苻）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群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為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為新券主。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為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郞將，鎮龍城；大鴻臚韓胤領護赤沙中郎將，移烏丸府於代郡之平城；中書梁讜為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為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為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三千；苻暉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苻叡為安東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
按被苻堅遷至關中的關東豪傑及諸雜夷為十萬戶或十五萬戶，而苻堅所欲遷往關東的關中氐人也是十五萬戶。可謂兩兩相當。苻堅的意圖是要把本族人徙往諸方要鎮，以為「磐石之宗」。從歷史上看，這是氐人箏二次向關東遷徙。被徙至關東要鎮的氏人，看來遠來達到十五萬戶之數。配給苻丕鎮鄴的為三千戶，配給毛興鎮枹罕、王騰鎮晉陽的各為支戶三千。其他各鎮未見配給氐戶的記載。
據以上所述，可以看到自匈奴的漢國到氐人的前秦，由於胡族統治者的徙民政策，北方各族各階級的人民都曾被遷動。氐、羌曾從關中徙往關東，後來又回徙。鮮卑進入中原，後被徙往關中，淝水戰後，又回徙關東。南方漢水以東地區的人民主要是蠻族，曾被徙往幽、冀。劫後北方的匈奴與羯人，也有移動。苻堅所徙關東人中，即包括羯人。在胡族統治者的徙民政策下，漢族也不能倖免。離鄉背井，流離道路，使生產無法進行。但各個種族之間接觸的機會卻多了，這也可說是一種報償。
北方的戰亂和胡族統治者的徙民，對於各族來說，都是一種災難。漢人能走的都走了，不能遠離本土遷至他鄉的，則大抵糾合宗族鄉黨，屯聚堡塢，據險自守，以避戎狄寇之難。《晉書》一〇〇《蘇峻傳》云：
「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於本縣（掖縣）。於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強。遣長史徐瑋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為主。遂射獵於海邊青山中。」
《蘇峻傳》講了兩個「所在屯聚」，可知屯聚者之多。結壘也就是結堡、結塢，以作守備之用。那時的北方，到處都出現了塢。《水經注》一五洛水篇記洛水所經，有檀山塢、金門塢、一合塢、雲中塢、合水塢、零星塢、百穀塢、袁公塢、盤谷塢、范塢、楊志塢。這僅是絡水流域的堡塢而已。從《晉書》六二《祖逖傳》，我們還可見到黃、淮平原堡塢之多。此傳云：
「初，北中郎將劉演距於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為豫州刺史，雅為譙郡太守。又有董瞻、於武、謝浮等十餘部，眾各數百，皆統屬平。而張平餘眾助雅攻逖。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逖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眾援之，逖遂克譙城。（桓）宣遂留助逖，討諸屯塢未附者。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克獲，亦由此也。」
《祖逖傳》所載張平、腖川諸塢都在平地，且有在河上者。與《水經注》所載洛水諸塢合看就可知中原塢聚分布之廣。
凡屯聚堡塢而欲久支歲月的，最理想的地方，是既險阻而又可以耕種、有水泉灌溉之地。能具備這二個條件的，必為山頂平原及有溪澗水源之處。因此，當時遷到山勢險峻的地方去避難的人，亦復不少。蓋非此不足以阻胡馬的陵軼，盜賊的寇抄。典型例子有庾袞的禹山塢和郗鑒的嶧山塢。
《晉書》八八《孝友傳·庾袞傳》略云：
「張泓等律掠於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於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袞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群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於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為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眾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於是峻險阨，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
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一四《兵家類》云：
「庾袞保聚圖一卷。
右庾袞撰。《晉書·孝友傳》載袞字叔褒。齊王冏之倡義也，張泓等掠陽翟，袞率眾保禹山，泓不能犯。此書序云：『大駕遷長安，時元康三年己酉，撰《保聚壘議》二十篇。』按冏之起兵，惠帝永寧元年也，帝遷長安，永興元年也，皆在元康後，且三年歲次實癸丑，今雲己酉，皆誤。」
庾袞率同族及庶姓保於禹山，時間較早。他撰寫《保聚壘議》之年（永興元年），即匈奴劉淵起兵之年。從他的禹山塢來看，保聚以同族為主，亦有庶姓。塢主由推舉產生。上引《蘇峻傳》蘇峻做塢主亦由推舉，這是一個通則。塢以宗族鄉黨為單位，塢主為鄉里豪帥，象庾袞、蘇峻都是此等人。「峻險阨，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是築塢以自守；「考功庸，計丈尺，均勞役，通有無」，是耕種以自給。
「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無不竭力營贍，若不至者，以為不義」。（《宋書》四八《王懿傳》）宗法社會勝於南方。我們雖不能說北方因為有塢，所以才重同姓，重宗法；然而，北方社會宗法色彩之濃，卻與塢之組織互為因果，塢延長了北方宗族社會的生命。
庾袞後去河內林慮山，表明塢並非塢主所有，塢主對於塢中成員，只起督護作用，對耕種、打仗，只負指揮之責。北魏的宗主督護制度與北方塢的組織的存在也是有關係的。
類似情況是郗鑒的嶧山塢。《藝文類聚》九二引《晉中興書》云：
「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郗鑒為主，與千餘家俱避於魯國嶧山，山有重險。」
又《太平御覽》三二〇引《晉中興書》云：
「中宗初鎮江左，假郗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鑒收合荒散，保固一山，隨宜對抗。」
又《太平御覽》四二引《地理志》云：
「嶧山在鄒縣北。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壤土。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如數間居處，其俗謂之嶧孔。遭亂輒將居人入嶧，外寇雖眾，無所施害。永嘉中，太尉郗鑒將鄉曲逃此山，胡賊攻守不能得。」
又《晉書》六七《郗鑒傳》云：
「鑒得歸鄉里。於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瞻。鑒復分所得，以恤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為主，舉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
以郗鑒為塢主的嶧山塢中的避難者千餘家，主要也是郗鑒的宗人或鄉曲。嶧山孔穴相通，敵來入穴躲避，敵去自可出穴進行耕種等活動。這又是一個以塢為形式的有經濟、軍事活動的宗族社會組織的實體。
「塢」究竟是什麼。《說文》一四云：
「隖，障也。一曰：庳城也。」
考塢之起源甚早，其較先見的為袁宏《後漢紀》六王霸的「築塢候」（《後漢書》五〇《王霸傳》作「堆石布土」）及《後漢書》五四《馬援傳》的「起塢候」等語。王霸在上谷，馬援在隴西，時當東漢初年。所可注意的是，地以塢為名的，其較早時期以西北區域為多，如董卓的郿塢是最著名的例子。今倫敦博物館藏敦煌寫本斯坦因號九二二西涼建初十二年敦煌縣戶籍陰懷條也有「居趙羽塢」之言。然則，塢名或起源於西北。西晉末世中原人民不能遠徙的，藉此類小障、庳城以避難，塢遂在北方廣泛發展起來。
《說文》所謂小障、庳城，略似歐洲的堡（castle），非城。城講商業交通，塢講自給自保。城大塢小。《孟子》言及「三里之城，七里之國」，而董卓所築的最大的郿塢，周圍也不到三里、七里之數。塢如果象城一樣，董卓自可守長安，不必另行築塢。董卓築郿塢，當與他籍隸涼州，見塢有用於當時有關。董卓郿塢在非險要的地方，軍事意義本淡，經濟自給的方法又是儲備穀物，而非耕種，與西晉末世普遍出現的塢不盡相同。
西晉時期發展起來的塢，可說是體小人少（對城而言）、經濟自足的防禦夷狄、寇盜的軍事屏障，即《說文》所謂小障是也。塢在當時的北方，地位實際比城更為重要。《晉書》一二〇《李流載記》說「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略，士眾飢困。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李流靠范長生資給軍糧，才得以復振。三蜀人不保城而保塢，是因為城不易守而塢則易守。李流軍隊因為三蜀百姓棄守城邑，保險結塢，而野無所掠，士眾飢困，可說明塢能起到城邑所不能起到的防禦作用。那時北方城巿荒蕪不發達，人民聚居田野、山間，唯依塢以務農自給，塢由此得以占據北方社會最重要的位置。南朝商業與城市都較發達，北朝則以農業與塢為重要；南朝「父母在而兄弟異計」、「父子殊產」者多（《宋書》八二《周朗傳》），北朝則重同姓，重宗法，塢以宗族鄉黨為單位。這反映了當時南北社會組織的不同，經濟生活的不同。
因為同宗共保一塢，成了北方社會的組織形態，所以決不能忽視北方不能走或不願走的人們屯聚堡塢的作用。屯聚與人口的大流動對歷史產生的影響，是難分輕重的。
這裡說一下陶潛的《桃花源記》。
《桃花源記》雖為寓意之文，但也是西晉末年以來塢壘生活的真實寫照。真實的桃花源應在北方的弘農或上洛，而不在南方的武陵。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應為符秦，而非贏秦。《桃花源記》記實的部分乃依據義熙十三年春夏間劉裕率師人關時，戴延之等所見所聞的材料寫成，《桃花源記》寓意的部分乃牽連混合劉驎之入衡山採藥故事，並點綴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等語寫成。今試證之。
東晉末年戴祚（字延之）從劉裕入關滅後秦，著《西征記》二卷。（見《隋書》三三《經籍志》史部地理類，並參考《封氏聞見記》七「蜀無兔鴿」條、《唐語林》八及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六等）其書今不傳，《水經注》中往往引之，中原塢壘之遺址於其文中尚可窺見一二。如《水經注》一五洛水篇云：
「洛水又東，逕檀山塢南。
其山四絕孤峙，上有塢聚，俗謂之檀山塢。義熙中劉公西入長安，舟師所屆，次於洛陽，命參軍戴延之與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流，窮絕洛|||，欲知水軍可至之處。延之屆此而返，竟不達其原也。」
又《水經注》四河水篇云：
「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水南出玉溪，北流，逕皇天原西。周固記：開山東首上平博，方可里余。三面壁立，高千許仞。漢世祭天於其上，名之為皇天原。河水又東逕閿鄉城北，東與全鳩澗水合。水出南山，北逕皇天原東。
《述征記》曰：全節，地名也。其西名桃源，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也。《西征賦》曰：咸征名於桃源者也。《晉太康記》曰：桃林在閿鄉南谷中。」
《水經注》引文提及的桃源與桃林，亦見於《元和郡縣圖志》和《新唐書》。《元和郡縣圖志》六虢州閿鄉縣條云：「桃源，在縣東北十里，古之桃林，周武王放牛之地也。」陝州靈寶縣條云：「桃林塞，自縣以西至潼關皆是也。」《新唐書》三八《地理志》陝西靈寶縣條云：「有桃源宮，武德元年置。」這是地理。
又《資治通鑑》一一八晉安帝義熙十三年云：
「二月，王鎮惡進軍澠池，引兵徑前，抵潼關。三月，（檀）道濟，（沈）林子至潼關。夏四月，太尉（劉）裕至洛陽。」（按劉裕伐秦之役，軍行年月《宋書》、《南史》等書記載既簡略，又有脫誤。）
據此可知王鎮惡、檀道濟、沈林子等前軍在義熙十三年春二三月抵潼關，劉裕以首夏四月至洛陽，他派戴延之等溯洛水至檀山塢而返，當即在此時。這是時間。
按《陶淵明集》有《贈羊長史》詩，其序云：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
則陶潛與征西將佐本有雅故，疑陶潛間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等從劉裕入關途中的見聞。《桃花源記》之作，即取材於此。
《桃花源記》中所謂「土地平曠」者與皇天原「平博方里余」相合；所謂「太守即遣人隨之往，……不復得路」者，與劉裕派遣戴延之溯洛水而上，至檀山塢而返相似；所謂「山有小口」者，與郗鑒嶧山塢的「嶧孔」相同；所謂「落英繽紛」者，亦與戴延之被派以四月入山的時令相應。《白氏長慶集》一六《大林寺桃花》云：「人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附序有云：「大林窮遠，人跡罕到，山高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四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泉猶短。」山地高寒，節候較晚，四月正是落英繽紛之時。此戴延之所見，而被陶潛記入《桃花源記》中。然則《桃花源記》中的秦為苻秦，亦可推知。
此《桃花源記》之所以為紀實之文。
桃花源所以被移於武陵，則因為采入了劉驎之入衡山採藥的故事。今傳世的《搜抻後記》，舊題陶潛撰。其中雜有元嘉四年陶潛死後之事，故皆認為系偽托。然此書為隨事雜記之體，非有固定的系統，內中當有後人增入之文，不能據以斷定全書為偽托。即使全書為偽托，要之必出於六朝之手，由鈔輯昔人舊篇而成。此書卷一第五條即《桃花源記》。第六條記劉驎之即劉子驥入衡山採藥，見澗水南有二石囷，失道問路，才得還家。或說囷中都是仙靈方藥，劉驎之欲再往尋求，可是不能復知其處。此事《晉書》九四《隱逸傳》亦曾記載。出於何法盛《晉中興書》（見《太平御覽》四一九、四二五、五〇四所引。）何氏不知何所本，當與《搜神後記》同出一源。據此推測，陶潛之作《桃花源記》，為取桃花源事與劉驎之事牽連混合為一。桃花源雖本在弘農或上洛，但因牽連混合劉驎之入衡山採藥故事的緣故，不得不移之於南方的武陵。
蘇東坡論桃花源最有通識。他的《和桃花源詩序》云：
「世傳桃源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嘗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眾，不獨桃源。」
或認為桃源實在武陵，這種認識反而不及蘇東坡了。然而蘇氏於《桃花源記》中寓意與紀實二者仍然牽混不明，猶為未達一間。即使《桃花源記》中的秦非指苻秦，但不有塢壁，何能有《桃花源記》？在紀實上，《桃花源記》是塢壁的反映，在寓意上，《桃花源記》是陶潛思想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