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朗史講演錄 · 第二篇 罷州郡武備與封建制度
（一）從州郡領兵到罷州郡兵
州郡領兵與罷兵，在魏末晉初，與封建制度的實行與否，關係密切。《三國志•魏志》一五《司馬朗傳》記述了州郡領兵的由來，其言云：
「朗以為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搜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為長。又以為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
可見魏末晉初之所以實行州郡領兵，是因為五等之制未復。後來，晉武帝分封諸王，州郡領兵的制度便失去了依據。只是因為孫吳未平，才暫時保留。
罷州郡武備與行封建制度，是西晉政治上的兩件大事，影響至巨。這裡先說罷州郡武備。
《世說新語•識鑒類》劉註：
「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曰：『山少傅名言也。』」（引《名士傳》）
「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又云：「永寧之後，諸王構禍，狡虜猋起，皆如濤言。」（引《竹林七賢論》）
《名士傳》謂山濤與盧欽言及用兵本意，在做少傅時。武帝稱之為「山少傅名言」。《竹林七賢論》則謂平吳、罷州郡兵以後，京師（洛陽）猶講武，山濤因而論及孫吳用兵本意。他以為：為國者不可以忘戰，現在把州郡兵都罷除了，一旦發生戰亂，就不好收拾。惠帝永寧以後，八王之亂等戰禍果然接踵而起，應了山濤的話。這裡有一個山濤的話，說於何時的問題。
《名士傳》和《竹林七賢論》所記的事相似，但時間不同。《名士傳》所記是平吳前的事。《晉書》三《武帝紀》記講武、平吳與山濤卒年云：
「泰始九年（公元二七三年）十一月丁酉，臨宣武現，大閱諸軍，甲辰乃罷。
（泰始）十年十一月庚午，帝臨宣武觀，大閱諸軍。
咸寧元年（公元二七五年）十一月癸亥，大閱於宣武觀，至於己巳。
（咸寧）三年十一月丙戌，帝臨宣武觀，大閱，至於壬辰。
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三月壬申，孫皓降。
（太康）四年正月戊午，司徒山濤薨。」
又《晉書》四三《山濤傳》記山濤任少傅及轉遷時間云：
「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
泰始、咸寧年間，晉武帝的講武，正是為了太康元年對孫吳的用兵。而孫吳平定以後，晉武帝以為天下為一，諸州無事，於是罷州郡兵，以示天下大安。《武帝紀》在太康元年平吳後，未再記載閱兵講武之事。山濤雖死於太康四年，即吳平後三年，然而山濤所論「用兵本意」，被武帝稱之為「山少傅名言」（見上引《名士傳》），而山濤任少傅，據《山濤傳》，是在咸寧初。到太康元年平吳之前，他已不是少傅，而是右僕射了。如果山濤的話是在平吳、罷兵以後說的，武帝就應說是「山僕射名言」，而不會說是「山少傅名言」。
尤有進者，據《名士傳》，山濤是「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注意「用」字前無「孫吳」二字。）而《晉書》四四《盧欽傳》記盧欽為尚書及卒年云：
「入為尚書僕射，咸寧四年卒。」
咸寧四年為公元二七八年，平吳前二年。這年盧欽既死，自不可能在平吳、罷州郡兵之後，與山濤言及用兵本意。《山濤傳》記吳平後盧欽仍然存在，顯然錯了。
山濤以咸寧初為少傅，盧欽卒於咸寧四年，武帝謂山濤與盧欽所論用兵本意，為「山少傅名言」。將這數者綜合起來看，可知《名士傳》所記山濤之論，是在平吳之前咸寧年間所說。
《竹林七賢論》則謂山濤的話，為平吳、罷州郡兵以後所說，「用兵本意」之前，有「孫吳」二字。論中未提及盧欽，亦未提及武帝所云「山少傅名言」。《晉書》四三《山濤傳》將《名士傳》和《竹林七賢論》所記合而為一，既置山濤之論於罷州郡兵後，又謂此論系與盧欽所談。其言云：
「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於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於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暗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
這顯然錯了。《盧欽傳》記盧欽死於咸寧四年，而此傳卻說吳平之後，盧欽猶存；《名士傳》記武帝的話為「山少傳名言」，而此傳記武帝的話，卻易為「天下名言」。矛盾顯而易見。
《資治通鑑》八一《晉紀》在武帝太康元年末記載此事，採用的是《竹林七賢論》的說法。其言云：
「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此詔全文見劉昭《續漢書百官志注》引。）……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胡注引《考異》曰：《濤傳》雲「與盧欽論之」。按欽，咸寧四年三月已卒。）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
司馬光是謹慎的，沒有用《晉書•山濤傳》的記述。但《名士傳》所記，無可否認。山濤應講過兩次，第一次在平吳前，即在咸寧初年為少傅之時。因為有見於晉武帝閱軍講武，不忘平吳，故與盧欽言及「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此話符合武帝講武本意，所以，武帝稱之為「山少傅名言」。平吳之後，武帝罷去了州郡兵，因為京師還在講武，山濤藉此又論及「孫吳用兵本意」。意為當年講武，目的在用兵於孫吳。孫吳雖平，不能以為天下就此大安。為國者始終不可以忘戰，州郡武備不宜罷除。然而，武帝這次不聽了。武帝不聽是有原因的，他已經封了許多王國，王國是有武備的。
罷州郡兵不是全罷。《晉書》五七《陶璜傳》略云：
「吳既平，普減州郡兵，璜上言曰：『臣（在交州）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從之。」
陶璜為交州牧，他上言州兵未宜約損，提及的州，除交州外，尚有廣州及寧州的興古。這些州的州兵是未罷除的。人數可以注意，陶璜所率交州兵原為七千餘人，現存才二千四百餘人。這僅及封國中次國的軍隊人數。
（二）分封諸王
在平吳之前，晉武帝已經把分封制度付之實行。《三國志•魏志》四《陳留王奐傳》云：咸熙元年（公元二六四年）五月庚申，相國晉王（司馬炎）奏復五等爵。」
司馬朗說的「今雖五等未可復」，現在恢復了。這是魏末司馬炎做晉王時候的事。
與「復五等爵」有關的人物是裴秀。《晉書》三五《裴秀傳》略云：
「裴秀，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尚書令。渡遼將軍毌丘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秀）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議立五等之爵，自騎督已上六百餘人皆封。武帝既即王位，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沈、衛將軍賈充俱開府，加給事中。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當禪代之際，總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者。」
據此可知裴秀是「復五等爵」的設計者與主持者。在他提議下，「自騎督已上六百餘人皆封」。
裴氏是河東郡的世家大族。裴秀之父魏尚書令裴潛，在《三國志•魏志》中有傳（卷二三）。此傳裴注引《魏略》說到裴秀之祖裴茂，其言云：
「潛世為著姓，父茂，仕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書。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傕有功，封列侯。潛少不修細行，由此為父所不禮。」
《魏略》繼續說到後來裴潛
「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歷，清省恪然……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
裴秀主持「復五等爵」，與他的階級出身——世族，與他的「家教上下相奉」，都很協調。他可說是晉武帝周圍主張恢復封建制度的人物的代表。
《裴秀傳》說到司馬炎封晉王，裴秀為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沈、衛將軍賈充俱開府」。這說明裴秀、王沈、賈充是司馬炎手下三個最得力的人物。賈充事跡在前篇《魏晉統治者的社會階級》中已經述及。關於王沈，據《晉書》三九《王沈傳》云：
「王沈，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魏東郡太守。沈少孤，養於叔司徒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沈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沈為『文籍先生』，秀為「儒林文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司馬昭），召沈及王業告之，沈、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沈既不忠於主，甚為眾論所非。沈以才望名顯當世，是以創業之事，羊祜、荀勖、裴秀、賈充等皆與沈諮謀焉。」
太原王氏為東漢形成的世家大族之一，與琅邪王氏齊名。王沈少以孝義著稱，在朝為官，與裴秀同以文才為高貴鄉公所賞識。然而，在政治上，他與裴秀都站在司馬氏一邊。離貴鄉公要殺司馬昭，把計謀告訴了他和王業，他和王業竟走告司馬昭。西晉創業，殺高貴鄉公是關鍵性的一著，此著王沈、賈充立了大功。
《晉書》四〇《賈充傳》云：
「泰始中人為充等謠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賈充、裴秀、王沈是「亡魏成晉」的主要人物。但是對西晉來說，這三人的功跡並不相同。裴秀的功跡主要在復五等爵上。《晉書》一四《地理志上》具體記載了裴秀建立的「五等之制」，其言云：
「晉文帝為晉王，命裴秀等建立五等之制，惟安平郡公孚邑萬戶，制度如魏諸王。其餘縣公邑千八百戶，地方七十五里；大國侯邑千六百戶，地方七十里；次國侯邑千四百戶，地方六十五里；大國伯邑千二百戶，地方六十里；次國伯邑千戶，地方五十五里；大國子邑八百戶，地方五十里；次國子邑六百戶，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戶，地方西十里。」
裴秀所建五等之制，邑萬戶的只有安平郡公司馬孚一人。他雖然是公，制度如魏諸王。即以郡（安平）為國。其餘的公稱「縣公」，即以縣為國。侯以下所謂「侯邑」、「伯邑」、「子邑」、「男邑」，地方、戶數又在縣公以下了。
五等之制是在魏元帝咸熙元年恢復，第二年，司馬炎廢魏元帝，自己做了皇帝，改元泰始。此年分封諸王。《晉書•地理志上》續云：
「武帝泰始元年（公元二六五年），封諸王，以郡為國。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戶為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五千戶為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罷五等之制。公、侯邑萬戶以上為大國，五千戶以上為次國，不滿五千戶為小國。」
泰始元年的封王，改變了上年以「五等之制」為內容的封建制度，所謂「罷五等之制」是也。新制封國實際只有王、公、侯三等，伯、子、男在支庶以土推恩受封中，才可見到。新制所封主要是同姓王，異姓不能封王而只能封郡公、郡侯。而舊制是騎督以上皆封。新制規定了大、中、小王國的軍隊數額，郡公制度如小國王。新制是「以郡為國」。亦有縣王，制度如郡侯。這在《晉書》二四《職官志》中寫得較詳。其言云：
「有司奏，從諸王公更制戶邑，皆中尉領兵。其平原、汝南、琅邪、扶風、齊為大國，梁、趙、樂安、燕、安平、義陽為次國，其餘為小國，皆制所近縣益滿萬戶。又為郡公制度如小國王，亦中尉領兵。郡侯如不滿五千戶王，置一軍—千一百人，亦中尉領之。於時，唯特增魯公國戶邑，追進封故司空博陵公王沈為郡公，鉅平侯羊祜為南城郡侯。又南宮王丞、隨王萬各於泰始中封為縣王。邑千戶，至是改正縣王增邑為三千戶，制度如郡侯，亦置一軍。自此非皇子不得為王，而諸王之支庶皆皇家之近屬至親，亦各以土推恩受封。其大國、次國始封王之支子為公，承封王之支子為侯，繼承封王之支子為伯。小國五千戶已上，始封王之支子為子，不滿五千戶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為男，非此皆不得封。……伯、子、男以下各有差而不置軍。」
新制就以郡為國來說，與東漢郡國志下所謂「國」並無區別。但新制規定了王、公、侯國的領兵制度，以王國而論，大國兵五千人，次國兵三千人，小國也有一千五百人。郡公領兵如小國，一千五百人。郡侯兵一千一百人。縣王領兵如郡侯，一千一百人。而陶璜為交州牧，有兵為二千四百二十人。兩相比較，封國的軍隊是不少的。
太康元年平吳後，晉武帝罷去州郡兵，而封國的軍隊仍存。晉所封王國，大國有五，次國有六，加上小國，國數雖然遠不及郡縣為多，但州郡兵既已罷除，封國的軍隊就是一支支不小的力量。泰始元年初封諸王時，「王不之國」。咸寧三年，因衛將軍楊珧與中書監荀勖之言，才派遣諸王到自己的封國中去。不去的「大國置守土百人，次國八十人，小國六十人」。（《晉書•職官志》）
太康十年，劉頌上疏談到國容、軍容的問題。《晉書》四六《劉頌傳》略云：
「除淮南相，頌上疏曰：『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宜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案《通鑑》系劉頌上疏事於太康十年末）
劉頌認為晉武帝的分封「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國雖大到「周環近將千里」，而「臣恥其位，莫有安志」。他所謂「無成國之制」，指軍事實力寡弱。他以為如果要使封王都能安其志，守其國，便「宜令國容少而軍容多」，增加諸王的軍事實力。又以為「宜漸而備之，不得頓設」。劉頌的話，反映了西晉統治階級的一種逐步恢復古代封國制度（劉頌所謂「古典」、「古之諸侯」）的思想。
自分封制實行，州郡兵罷除後，在地方上，只是封國有軍隊，而州郡只有武吏。封國的軍隊雖然因為襲封的規定，不是固定不變的，但都能「以一軍為常」（《晉書•職官志》）。八王之亂，諸王所憑藉的，就是他們的「國兵」。如《晉書》五九《長沙王乂傳》略云：
「（楚王）瑋既誅，乂以同母，貶為常山王。三王之舉義也，乂率國兵應之。」
此為率國兵參加叛亂。《晉書》五九《東海王越傳》云：
「以東海上軍將軍何倫為右衛將軍，王景為左衛將軍，領國兵數百人宿衛。」
此為用國兵為皇帝（懷帝）的宿衛兵。
州郡由皇帝控制，封國屬於諸王。八王之亂所以亂到西晉滅亡，就是因為皇帝控制的州郡無武備，而封國則有軍隊。山濤死前，封建制度已經實行。他說為國者不可以忘戰，州郡不宜去兵，是看到了諸王一旦發動戰爭，朝廷將無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