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講義 · 第六章　唐代後期的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　唐末農民大起義

一　安史之亂過程中和安史之亂以後社會經濟的破壞和階級矛盾的加深 （一）安史之亂對社會經濟的破壞和嚴重的賦役壓迫 安史之亂過程中，社會經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例如，在河南地區，據統計，戰爭剛結束時洛陽不滿一千五百戶。東到鄭州、開封、徐州，北到黃河北岸，直抵現在的安陽一帶，西到潼關，這樣廣大的地區，居民只有千餘戶，據說當時登高一望，不見人煙。這就是河南地區的情況。河北呢？河北這次也是兵爭之地，當時在常山一帶戰爭很激烈，田野里據說滿地都是屍骨。關中以及淮河地區都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雖然安史的軍隊沒有到長江南岸，那裡遭到的破壞較少，但是破壞還是有的，因為唐朝的幾個將領曾經在那一帶發生過亂事。唐代這時對江南的賦役榨取是非常嚴重的，因為唐代平定安史之亂的一切物資、用費，主要是依靠江南地區供應的，所以，江南一帶受的剝削就更重了。 公元761年，江南遭到大旱。現在的江浙一帶在受旱之後，又經過了一次大瘟疫，死的人非常多，據說道路上滿地都是死人，在千里以內的路上，都可以見到屍體。造成這種慘狀的原因，主要是統治階級賦役的壓迫，當然天災也有一定的關係。 經過這樣的破壞之後，唐朝的人口大量減少。公元759年統計：全國的戶數只有一百九十三萬多戶，人口數只有一千六百九十九萬多人。我們知道，在安史之亂以前，戶數曾經達到九百萬戶，人口數達到五千萬，而現在減少到不足三分之一。到了公元776年至779年，代宗大曆年間，全國只剩下一百二十萬戶了。由於戰爭，人民死去不少；同時，許多人口也沒有登記，戶籍制度非常混亂。尤其是由於戰爭、徭役和賦稅的加重，人民大量流亡，但是政府徵收賦稅，還是按照原來的戶籍數徵收。原來全國的戶數將近九百萬戶，現在只剩下一百多萬戶，政府就把九百萬戶的征賦數放在這一百多萬戶的身上，這些人顯然是無法承擔的。 這時，人民大量脫離農業生產，由於政府強制徵發人民當兵，為統治階級打仗，所以，田園荒蕪的情景是十分嚴重的。杜甫的詩《石壕吏》中說：「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結果把老太婆也抓起來了。在《新安吏》上還說，把唐朝稱為中男的未成年人也徵發去了。 （二）江南人民的起義 賦稅徭役的剝削和壓迫全國都很嚴重，特別是江淮更為嚴重，因為江淮是當時財政軍費支出的主要來源。代宗的時候，竟然在江淮地區將安史亂起（755年）以後八年的欠負租調一併徵收。還有所謂「白著」和「率貸」。「白著」就是不管任何情況，官吏派差役到百姓家去挨戶檢查，檢查出有多少錢、糧，就要徵收一半甚至十分之七八，無異公開的搶劫。據說當時家有十石穀子的，官府就派人去打主意。「率貸」是借貸的意思，實際上也是強制的。許多貧困老百姓，被用「率貸」的名義掠奪走他們僅有的糧食和其他財富。江淮地區雖然未遭到安史之亂戰爭的破壞，但由於沉重的賦役和「率貸」、「白著」等人禍，以及自然災害，江南人民的生活也是痛苦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江南地區的山洞裡及沿海的島嶼上，出現了許多被稱為「草賊」的人。這種所謂的草賊，其實就是逃亡的人民聚結起來進行反抗。公元762年，爆發了以袁晁領道的浙東人民的起義。義軍攻克了台州，席捲浙東，一直打到了江西、江蘇境內。與此同時，在安徽南部的歙州、廣德等地有方清、陳莊等人的武裝起義。當時江南的人民起義，在一個廣闊的地區展開了。唐政府派兵鎮壓。鎮壓江南人民起義的頭子就是平定安史之亂的唐代大將李光弼，他派遣他的手下兵將去鎮壓。李光弼統率的是有戰鬥經驗、戰鬥力較強的軍隊。起義軍和他進行了英勇的鬥爭，在鬥爭中，不少的義軍表現了誓死不屈的精神。公元763年袁晁被鎮壓了，浙東人民的起義被鎮壓了。袁晁的弟弟袁瑛帶領少數軍隊跑到山洞裡面去了，官兵不敢進去，只是威脅他們投降。袁瑛誓死不屈，和起義的軍隊都餓死在山洞裡。公元765年方清壯烈犧牲，陳莊動搖投降。於是皖南地區的人民起義也被鎮壓下去了。 浙東和皖南的人民起義雖然在敵人強大的兵力鎮壓下失敗了，但是人民的反抗並沒有終止。公元765年以後，在江南還是有不少分散的人民起義發生。這次起義迅速遭到失敗的原因，是由於義軍分散，像方清和陳莊就沒有什麼聯繫。袁晁他們沒有成熟的進攻唐朝的計劃，他們有這樣的想法：能進攻就進攻，不能進攻，就退到海島上或山洞裡去。進攻帶有一定的盲目性，加上碰到的對手是較有戰鬥力的李光弼的軍隊，因此起義失敗了。 義軍雖然失敗了，但是這次起義的歷史作用是不小的。首先，迫使唐朝加在江淮人民頭上的部分苛捐雜稅，如「白著」、「率貸」停止了；其次，在鬥爭的過程中有些地主官僚遭到了打擊，有的甚至被鎮壓了。這些，都對江淮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在江南人民起義的同時，北方也有人民起義，不過規模不大而已。例如，在終南山也曾出現過人民起義。但是北方和南方的情況有些不同，北方的兵非常多，有些地方兵多於民，所以，在北方有許多地方的人民起義，是以兵變的形式出現的，這實際上是人民起義的另一種形式。不過，這部分力量常常被某些軍官所利用，變成了他們的工具。 在當時的情況下，北方人民起義比較少，也比較零散，有的是採取兵變的形式。在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北方人民遭受安史軍的破壞和壓迫最嚴重、最直接，所以，他們主要是反抗安史軍，對唐王朝的反抗比較少，但是也不是沒有。而江南人民的起義，矛頭主要是指向唐王朝的，因為，他們和北方人民不一樣，他們所遭受的嚴重壓迫和破壞是來自唐王朝。所以我們不能說北方人民支持唐王朝，也不能說南方人民支持安史。因為他們都反抗直接的壓迫者和剝削者。 二　賦稅制度的改革　暫時穩定局面的出現 （一）兩稅制的頒布 安史之亂後，唐代的戶籍和賦稅制度都是相當混亂的，前面我們已經說過。這時土地兼併更加嚴重。賦稅沒有一定的制度，由各個地區的地方政府自行徵收。新、舊各種苛捐雜稅名目繁多，連主管人員也搞不清究竟有多少名目。新的稅不斷增多，舊的又沒有廢除，搞得非常混亂。戶籍的情況也是如此，例如舒州實際上有三萬三千戶，卻只有三千五百戶繳稅。在這樣的情況下，過去以均田制為基礎的租庸調製實際上已成了按丁口徵收賦稅和徭役的制度了。本來租庸調是按丁徵收的，每一個丁都要徵調，但是它的徵收是以均田制為基礎的，每一個農民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土地，儘管受田數目不足和不平衡。早在玄宗統治後期，土地兼併激化，戶籍業已混亂，而租庸調還是按丁口徵收，不管有沒有土地，只要在戶籍上有名字，就要徵收。安史亂後這種情況更加突出。很多人已脫離戶籍不納租稅，富人和地主都想方設法逃脫戶籍。這樣一來，賦稅全加在沒有辦法逃避的貧苦人民身上，從而加深了階級矛盾。 當時中央財政極端困難。地方政府各自為政，稅收也不上繳中央。不少地區還自己養兵，自己徵收賦稅，中央又沒有一個統一的制度。地方勢力加強了，中央的勢力削弱了。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緩和階級矛盾，為了在一定的程度上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就必須對賦稅制度進行改革。公元765年在長安一帶、關中地區，將以丁口徵稅的辦法改為按田畝徵稅。每畝分為夏、秋兩稅，把土地分為上、下二等，平均每畝將近徵稅一斗。同時，還有「青苗地頭錢」，也是按土地徵收的，青苗稅為十五文，地頭稅早就有的，每畝為二十文。這種賦稅徵收辦法改變了租庸調製度。上、下兩等地按畝徵收，較之過去要合理一些。 公元769年，又增加了戶稅額。戶稅是原來就有的，現在是增加了。將戶分為九等，一等每年征四千文，九等每年徵收五百文。等級按財產而定，財產多的等級高，徵得多；財產少的等級低，徵稅少。在長安和關中一帶，自安史之亂以後，實際上已經廢除了租庸調，而是按照土地、財產來徵收賦稅的，這就是以後兩稅制的先驅。 但是在江淮和其他地區，雖然有些變化，但仍保留原來的租庸調製，基本上沒有改變。到了公元780年（唐德宗建中元年），在宰相楊炎主持下頒布了兩稅法。其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規定了賦稅制度。在一個地區統計租調和各種苛捐雜稅合起來有多少，以這個數字為一個定額，按土地、按戶數來進行攤派。所以，全部稅額並沒有減少，而是進行新的攤派。 第二，在兩稅制下面不分土戶（或者叫主戶）、客戶（唐朝把原來在戶口冊上有名字的本地人叫做土戶，戶口冊上沒有名字的外地來的人叫客戶），一律作為現在所住地的戶口納稅。這是從法律上規定許多不繳稅的客戶應該就地登記上籍，一律繳稅了。同時，不管是否丁男，完全按照貧富分定等級來向國家繳納兩稅。這在兩稅法裡面叫做「戶無主（土）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以貧富為差，就是按照資產。資產在農村里是以土地、農具、糧食、房屋、桑樹等等計算的，而以土地為主。在城市裡，對於商人主要是估計他的店鋪的大小。每隔三年登記一次，按登記的資產來徵收。 第三，徵收的東西有糧，也有錢，但是定額是錢。 在頒布兩稅制的時候，進行了戶口檢查。在檢查戶口時，除了一百八十多萬土戶之外，查出一百三十萬原來戶籍上沒有名的客戶，二者合起來達到了三百二十萬戶或者是三百一十八萬戶。他們都負擔兩稅，稱為兩稅戶。 關於兩稅法，我們的評價是這樣： 一，負擔比較公平了。原來是少數貧苦人民繳租服役，地主和富人中的官僚地主本來是不課戶，一般地主和官僚地主還以寄莊戶、寄住戶的名目（即外來客戶）逃避賦役。在兩稅制下，負擔比較公平，在法律上任何人都要按照土地、資產分等級繳納兩稅，幾處有田地就得幾處交稅。 二，它把所有的新、舊苛捐雜稅，統統歸併起來成為一個定額，從而整理了混亂的徵稅制度。法令規定以後不允許地方官亂加雜稅，自行徵收。官吏貪污舞弊的現象當然不能根絕，但總算有個限制，同時也加強了中央對地方財政上的控制。所謂地方是指唐朝管轄的地區，至於那些割據藩鎮的情況就不同了。因此，我們對兩稅制是肯定的。 但是兩稅制也有許多毛病，而且這些毛病是很嚴重的，帶有根本性的。 第一，在過去的均田制下，土地兼併雖然事實上從未停止，但是在法律上還多少有些限制。在兩稅制下，土地兼併就沒有任何限制了。政府只要求按照土地的多少來繳租納稅，土地多就繳得多，土地少就繳得少（實際上當然不能真正執行）。至於土地屬誰所有那是不管的。所以，這有利於地主階級的土地兼併。 第二，兩稅法部分徵收穀物，部分徵收錢。農民是沒有錢的，因此，他們不得不把自己的生產品換錢來繳稅。農民在出賣農產品的時候，農產品的價格就大大降低，商人從中得利。農民低價出售自己的生產品去繳稅，實際上等於賦稅的增加。譬如說：過去只要繳一匹絹，現在由於絹的價格低落了，要用兩、三匹絹才能繳足稅。 第三，雖然在法律上明確規定以後不再加稅，地方官擅自加稅要受處罰。可是實際上在公元781年，唐中央政府就下命令，命令兩稅法中的每一千文要加錢二百文。而且這種所謂附加稅，以後還不斷地出現。兩稅法還說明雜徭也包括在兩稅內，今後人民不再服雜徭，實際上直到唐末雜徭仍然存在。 第四，法律上規定每隔三年，調整一次戶等。但是實際上是長期不調整，長期不重定等級。這是不合理的，因為在幾十年之中是有變化的，原來土地多的可能變少了，土地少的可能變沒了，可是稅額還是按照原來的標準來徵收，這顯然不合理，有利於新的兼併。 第五，各地區之間負擔是不均的。因為各地區的賦稅定額，都是按兩稅法以前的稅收和各地的苛捐雜稅定下的。而唐初，特別是安史之亂後，賦稅制度很混亂，單就數目來說，各地區也是很不平衡的。現在沒有什麼調整，而是按照各地區在兩稅法頒布前一年的各項苛捐雜稅和租調的數目作為定額。這樣，各地區之間的負擔的不平衡就十分顯著，原來多的地方就多，原來少的地方就少。 總的說來，兩稅法從賦稅的角度來看是比較公平的，官吏從前不繳稅，現在要繳稅了；從前許多地主逃避賦役，現在被查出來，也要作為兩稅戶繳稅了。在土地兼併嚴重，戶籍制度混亂，苛捐雜稅繁多的情況下，這樣做還是比較適應當時的要求的。可是它完全承認土地兼併，而且不加任何限制，它是在土地兼併嚴重這個最大的不公平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從此以後，土地更加集中了。這就是對兩稅制的評價，由於它調整了一些政策，在緩和階級矛盾上起了一些作用。 （二）鹽法的改革　茶稅和酒的專賣 除此以外，在鹽法上也進行了一些改革。鹽法改革的內容是：採用官賣商銷的辦法。政府強制鹽民把鹽廉價賣給政府，然後加價賣給商人，由那些鹽商自由出售。這是一種間接稅，這辦法使政府的收入大大增加。以後的唐政府每在財政上遇到了困難時，就用加鹽價的辦法來解決，這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這種鹽法的改革，看起來政府並不直接加重人民的負擔，但是政府加價賣給鹽商，鹽商再加價賣給吃鹽的人，所以，鹽的價錢就越來越貴了。唐代前期每斗鹽十文錢，到了唐中葉以後，每斗鹽為二百錢，增加了二十倍。貧困人民無力買鹽，只好淡食。 還有茶，這也是唐政府新興的稅收項目，政府要徵收茶稅。酒有時由官府專賣，有時徵收酒稅。 鹽、茶、酒，特別是鹽，是唐代中葉以後國庫收入的主要部分。 （三）建中以後的暫時穩定局面和社會經濟的恢復 兩稅法頒布和實施以後，唐朝暫時出現了一個穩定的局面，社會經濟得到了恢復甚至慢慢地有些發展，在南方，農田水利和商業方面尤有一些發展。唐代後期社會生產雖然得到了一些恢復，某些地區、某些生產部門甚至有些發展，但總的說來，社會生產是走向衰落，或者說是處於一個停滯狀態。唐代後期商業、手工業、城市的發展，未必是唐代後期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這時候，城市裡面，皇帝、貴族、官僚等吃、喝、玩、樂，奢侈享受的生活，都是依靠加緊剝削農村得來的，供他們享受的珍奇物品都是以加緊剝削農村所得到的財富交換來的。城市中住著的兵士和一切居民也都靠農村供應生活必需品，城市人口愈增加，農村的負擔就愈重。市場看來很活躍，因為農民要把他們的穀子、絹布等生產品，換錢來繳稅。前面說過，這樣的交換使得農民更加貧困、加速破產，農民除了受地主的地租剝削和受國家賦稅的剝削之外，還要受商人的剝削。如前所述，在唐代的城市裡有許多逃亡的農民，他們進入城市，變成了小商小販。到了唐朝後期，這種逃入城市的小商小販就更多了。城市商業雖然活躍，但是使得農村生產停滯。所以，商業的發展和城市的發達，並不反映唐代後期社會經濟的發展。當然，不能否認唐代後期江南社會經濟、農業、手工業都是有發展的。但黃河流域原來農業生產先進的地區卻大部分衰落了。西北地區也是從亂後一直沒有得到恢復。因此就唐朝後期整體來說社會經濟是衰落了。 三　安史之亂以後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 （一）藩鎮割據 安史之亂平定以後，幾個主要的藩鎮仍然不服從中央，他們在名義上接受了唐中央的官職，但實際上是半獨立的狀態。節度使是世代相傳的，或是由軍官們共同推舉的，唐中央只是按既成事實加委而已。當時的藩鎮割據主要是在河北，就是安、史原來占領的地方，即盧龍、成德、魏博，這三個鎮長期割據。此外還有其他一些時叛時服的藩鎮。唐德宗的時候，曾經企圖削藩，在公元781年至784年引起了戰爭，主要是對河北藩鎮的戰爭。因為唐朝中央政府的軍隊不多，它只是依靠服從的藩鎮來鎮壓不服從的藩鎮。但最後的結果，用於鎮壓藩鎮的軍隊叛變了，服從的藩鎮和不服從的藩鎮都起來反抗。這樣削藩的企圖完全失敗。德宗讓步，採用了「姑息之政」，唐中央不管藩鎮的事，誰做節度使完全由藩鎮內部自己定，兒子繼承也可以，自己擁立也可以，中央承認就行了。這樣一來中央和藩鎮暫且相安無事。 在德宗之後，唐憲宗曾一度把河北的三鎮和在今山東的淄青平定了。除此之外，還把四川、河南的那些不服從中央的藩鎮都平定了，特別是平定抵抗最力的淮西。這就是在公元806年到820年所進行的平定藩鎮的戰爭。 憲宗時代為什麼能夠鎮壓藩鎮呢？ 第一，由於藩鎮之間有矛盾；第二，由於在德宗時代，搜颳了不少財富，社會局面也比較穩定，有了一些經濟力量。但憲宗死後，藩鎮又起來了，藩鎮之所以能夠繼續長期存在下去，不僅僅是一個軍事上的問題，當然與兵力的強弱有關係，但是更重要的，是由於這一地區的豪強地主都成了藩鎮裡的將領，而外來的節度使和將領也都成為當地的大地主，因此，各個藩鎮（主要是河北三鎮）形成了一個小小的王國。他們掌握的政權，都代表當地地主階級利益。地主階級掌握了地方政權，享受更大的特權，他們的利益就和藩鎮割據的形式相適應。如果藩鎮削平了，他們這些人要在中央朝廷里得到官職就比較困難。因此他們不願意唐朝中央派節度使來。藩鎮削平後，唐朝廷委派了節度使和隨著來的其他官吏，他們就不歡迎，聯合起來，發動叛變，直到把朝廷派來的官吏驅逐出去。所以，在唐穆宗的時候，河北三鎮又復辟了。但其他地區，如四川、河南沒有叛變。總之，安史之亂以後，藩鎮一直存在，但從憲宗以後，始終處於割據狀態的只有河北三鎮。 （二）宦官專權 唐中葉以後，特別是從安史之亂時起，手握重兵的節度使，往往桀驁不馴。德宗就親遇涇原軍的兵變，被趕出長安。因此，對武將重臣不敢信任，以為宦官家奴可靠。這樣，宦官的權力越來越大，他們統帶禁軍成為經常制度，後來他們又擔任了樞密使這個機要職務，掌握了朝政。宦官本是皇帝的家奴，但這時卻成為廢立皇帝的決策者。從肅宗起，只有哀帝李祚是例外，其餘都經過宦官擁立。僖宗甚至稱宦官田令孜為阿父。憲宗、敬宗，都死於宦官之手，順宗被迫讓位給兒子。這樣，宦官與皇帝之間有矛盾，宦官與官僚之間也有矛盾。所以，在公元805年和835年，在位的皇帝和部分官僚聯合進行過兩次剷除宦官勢力的鬥爭，但結果都失敗了。宦官不僅掌握中央禁軍，而且擔任監軍以監視主將，造成的危害極大。宦官又是長安一帶最大的地主，他們和一般官僚地主一樣，也侵奪土地，霸占民田。據說長安一帶最好的土地多為他們所占領。地主和富商大都行賄賂，以便在宦官率領的禁軍和宦官掌握的宮廷機構內充當一官半職，甚至一名吏役，獲得宦官的庇護，便逃避了國家的賦役。宰相的進退，官吏的取捨，完全為他們所操縱，皇帝自己也被宦官操縱。 （三）朋黨之爭 唐代中葉以後，官僚派系之間的鬥爭是非常激烈的，從憲宗以後的四十年間，幾乎沒有停息過。當時有所謂牛李黨之爭（牛僧孺、李德裕），兩派黨爭延續了幾十年之久。一派得勢，一派受排斥。這個朋黨之爭，是官僚派系之間的鬥爭，在一定的程度上與宦官的專權有關係。關於牛李黨爭的性質，一種說法是：這個鬥爭是沒落門閥貴族和新興寒門地主之間的鬥爭。寒門地主大都是進士科出身，出身門閥的李德裕派看不起他們。這反映了李黨的門閥觀點。也有同志不同意朋黨之爭就是門閥貴族和進士科出身的寒門地主的鬥爭，因為牛僧孺、李德裕都是大地主，他們的剝削方式並沒有什麼不同。在政治上門閥貴族並沒有什麼與一般官僚地主不同的特權，門閥貴族的勢力早已掃除了，只是在思想意識上還有一點殘餘。李德裕他們出身於門閥，有一些舊的門閥觀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這不是他們鬥爭的一個主要矛盾。關於牛李黨爭性質，可以商榷，但不管怎樣，總是反映唐朝後期政治的腐敗。 四　安史之亂以後唐朝和吐蕃、回紇、南詔的關係 （一）唐朝和吐蕃的關係 我們在前面說過，安史之亂以後，吐蕃占領河隴地區，經常威脅唐朝。但是唐退出河隴，吐蕃人占領以後，實際上並未根本改變原來的生產形式和一些制度。而且防止了大食人的東征，這應當說是吐蕃人起的積極作用。此時吐蕃雖然威脅唐朝，但是雙方的友好關係沒有斷絕。 在公元821年，唐朝和吐蕃有過一次會盟，叫做長慶（穆宗的年號）會盟。直到現在會盟的紀念碑還在拉薩，上面的文字強調了雙方深切的友誼關係。雙方經濟文化的交往是沒有斷絕的，政治上雙方互派使節。這些都有歷史記載。 這時，吐蕃的奴隸生產制，已經發展到了衰亡的階段。從松贊干布以來，其社會經濟得到了發展，由於和唐朝接觸，吸收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先進的文化，因而吐蕃此時強盛起來了。但發展到唐代後期，吐蕃內部的各種矛盾加深了：首先表現出來的，是奴隸和奴隸主之間的矛盾；其次是被奴役的吐蕃人、漢人和吐蕃奴隸主貴族之間的矛盾；再次便是吐蕃奴隸主貴族之間的內部矛盾，他們因為爭權爭利而不斷發生鬥爭。這樣一來，他們的政權就不穩定了。 到了唐朝後期，宣宗統治的時候，被奴役的漢族人起來反抗，把河隴地區全部收復了，重歸唐朝的版圖。當時河隴地區在唐朝的影響下，封建生產關係得到了發展，雖被吐蕃人占領，但並沒有為吐蕃的奴隸制所改變。相反，倒是河隴地區的封建生產關係在吐蕃人中間傳布開了。從吐蕃人的歷史文獻里，我們可以看到吐蕃貴族當時也有出租土地和佃農的記載。所以，我們可以說，吐蕃人占領河隴地區，對吐蕃來說是促進了他們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 隨之，奴隸舉行了起義，漢族和其他各族人民聚集起來，結成一個部落，叫做嗢末，擺脫了奴隸主的枷鎖。奴隸主貴族之間的鬥爭愈來愈激烈，這樣，奴隸主貴族的政權崩潰了，吐蕃的社會，在不久以後就出現了一個新的社會歷史階段，即由奴隸制社會進入封建社會。 （二）唐朝和回紇的關係 回紇和唐朝一直是友好的，但是此時回紇內部的各種矛盾也和過去一樣在不斷地發展。9世紀中葉回紇走向衰落，公元890年回紇的首都——可汗牙（可汗牙所在地就是首都），為另一個民族黠戛斯攻破了。以後的回紇就分散了：一部分遷到了現在的吐魯番，叫高昌回紇；一部分遷到了甘肅的甘州，叫甘州回紇。回紇西遷並在這些地區住下來。本來他們內部已經出現農業，建立了城市，現在則更加發展了，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更多了，更促使他們由奴隸制走向封建制。 （三）唐朝和南詔的關係 我們曾經講過，在唐玄宗統治的時候，南詔對唐進行了反抗，並擊敗了唐軍，轉而和吐蕃合作。但是，由於吐蕃對南詔的壓榨比唐更為嚴重，所以，在安史之亂以後，南詔重新和唐和好，聯合起來共同抗擊吐蕃。此後曾有三、四十年之久，南詔和唐的關係是友好的。到了唐代後期（858年），唐朝委派在安南都護府的地方官，殘酷剝削、壓迫當地的人民，招致了當地人民的反抗。南詔乘機派兵去安南，還進一步地侵擾唐朝南方鄰接的州縣。於是唐朝不得不派兵交戰。從此，唐朝和南詔的戰爭延續了十五年之久。戰爭對唐朝是不利的，戰爭的負擔是沉重的，唐朝徵調了大量的軍隊、糧食到南方，因此，內地人民的徭役、賦稅也都加重了。一直到公元866年才把安南收復，唐朝已弄得精疲力竭，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就要爆發。南詔在這十五年的戰爭中，也沒有得到什麼好處，也走向了衰落。 總的說來，在唐代末期，它和邊疆上的幾個主要民族基本上是友好的；和回紇很少打仗；和吐蕃只是少數幾次鬥爭，自長慶會盟以後，基本上沒有發生過大戰爭；和南詔是一直到唐快要滅亡的時候，才發生了戰爭。所以，唐代和其他各族的關係，基本上是和平友好的，當然這並不是說沒有戰爭。戰爭是存在的，有時候甚至還相當嚴重。 五　唐末農民大起義　唐王朝的滅亡 （一）農民大起義的社會背景 唐代在安史之亂以後，就開始走下坡路了。人民的痛苦越來越嚴重。兩稅法頒布、實行以後，雖然曾經有過幾十年的穩定時期，但是在這個時期內，政治上很腐敗，統治階級內部鬥爭越來越激烈，而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在這個穩定的幾十年裡面，也越來越加深。首先，是土地兼併激化。兩稅法頒布以後，當時就有人說，富人占地數萬畝，而貧窮的人連立足的地方也沒有。這就是說貧民沒有土地，土地都集中了。在江南地區，當時唐朝後期的詩人杜牧說，三吳（吳郡、吳興、會稽）的地方，上田沃地都歸豪家占有。另外一個詩人元稹說，豪富兼併，廣占阡陌，繳稅的只有十分之二。在四川方面呢？杜甫說，四川的土地很肥沃，但是，很多農民沒有土地耕種，只好跑到豪富人家去當佃農。這些地主和富人，都是在衙門裡充當一官半職的，他們依仗政治勢力，逃避賦稅，橫行不法。這一類的例子很多，不勝枚舉。除了一般地主之外，還有寺院，它們占有的土地也是非常多的。唐代後期，世俗地主和寺院地主進行了鬥爭。唐武宗時，把寺院都毀掉了，得到的肥沃土地數以千萬頃計。僧尼二十五萬人勒令還俗，奴婢十五萬人釋放為良人，給予土地，編入戶籍，還有依附人戶幾十萬收歸戶籍。 兩稅法是按照土地財產徵收賦稅的，土地財產多的多徵收，土地財產少的少徵收。實際上仍然有很多地主富人享有特權，不繳納賦稅，特別是不服徭役。按照兩稅法，已經把徵稅服役都歸併到兩稅裡面去了，人民是不再服役的。但是政府用「差科」的名義，繼續徵發人民服役。而那些地主，特別是官僚地主享受免「差科」的特權。當時有所謂「衣冠戶」，就是這些享有免除全家差科特權的官僚地主。這種人太多，以致政府不得不把「衣冠戶」加以限制，規定只有進士科出身的才可以算「衣冠戶」，其他的官吏都不能算，除了本人以外，他的家屬應當一律當差，沒有什麼特權。 總之，在唐代的後期，一是土地兼併激烈地進行著；一是地主階級，特別是官僚地主想盡各種辦法逃避徭役和賦稅，享受各種特權，貧苦人民的負擔更為沉重。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唐代後期農業生產萎縮了。在安史之亂過程中，無論是唐中央或者是地方都要養兵以備戰爭，到處都在招兵買馬，破壞了農村廣大的勞動力。例如，田承嗣是安史的將領，後來投降了唐朝，做了魏博的節度使。他在魏博時，壯丁一概當兵，只有老弱種地生產。士兵的數量越來越大，破壞農業就越大。早就有人提出過士兵多於農夫。在唐憲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宰相李吉甫說，當時養兵八十三萬（這是指唐中央，不包括藩鎮），而唐中央的財政收入主要靠江淮流域，當時江淮流域的戶口是一百四十四萬戶。八十三萬兵就由一百四十四萬戶供養，平均大致是每兩戶人家養一個兵，足見養兵之多了。差不多也就在李吉甫的同時，有人曾經統計了一下，認為現在十分之一是從事農業生產的，十分之九是脫離生產，或者是脫離農業，從事手工業生產。其實從事手工業的也很少，當和尚、尼姑的則非常多，據說約占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三。這是一種估計；另一種估計，沒有這麼懸殊，但也是說當時從事勞動生產的人口是十分之三，十分之七的是坐待衣食之輩。雖然有各種估計，有的估計低一些，有的估計高一些，但總而言之，當時脫離生產的，特別是脫離農業生產的人口數量是非常大的，最少也占總人口的十分之七。在這樣的情況下，土地荒蕪嚴重，田野長滿荊棘，房屋變成瓦礫。公元847年，皇帝下了一道詔書，承認各地皆有閒空之地（荒地），田長蒿萊，無人開墾。這說明當時的農業生產大大地下降了。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和土地兼併日益嚴重，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大致在9世紀中葉以後，有人說人民有所謂八苦，即官吏的貪污，高利貸的剝削，賦稅、徭役的繁重，衙役的勒索，冤不得伸，病不得醫，死不得葬。情況是這樣嚴重，必然要使「舉國之人，盡為劫賊」，這就是說全國的人民都要「造反」。早在文宗時就有人指出過，當時官吏貪污、盜賊蜂起，假若再碰到天災的話，像陳勝、吳廣那樣的起義，赤眉、黃巾那樣的起義，就是在唐朝也會起來的。在士大夫中間，某些有遠見的人也看到了這一點。大規模的農民武裝戰爭是迫在眉睫了。 就在同時，以皇帝為首的官僚統治集團，卻更加奢侈、腐化了。皇帝自己貪污，昏庸，他們要求地方官吏進奉錢物。地方官敲詐勒索人民的錢財，要交給皇帝一部分。賦稅收入的一部分也要交給皇帝內庫。國庫空虛了，而皇室內庫卻充實了。在接近農民起義前夕的懿宗時代，其女兒出嫁的嫁妝，豪華得驚人，連井欄都是用黃金造的。這個公主後來死了，他還專制許多精美物品焚燒，供她死後享受。至於那些貴族官僚也是一樣的，平定安史之亂的赫赫有名的大將郭子儀，就是最奢侈的一個。所以，農民痛苦越來越深，階級矛盾越來越尖銳。 我們看到，在公元842年與845年的二次詔書中，都已提到地方所謂「盜賊」蜂起，特別提到販私鹽。由於政府的鹽價高漲，出現了販私鹽的人，他們的鹽比政府的便宜。一般人吃不起官鹽，就買私鹽。而政府為了保護鹽商的利益就加以禁止（鹽商虧了本，官鹽也就無法賣給鹽商了）。私鹽販就組織武裝，起來和政府鬥爭。此外販私茶的也是如此。這些私鹽販和私茶販組織起來的武裝，在和政府的武裝鬥爭過程中，積累了經驗，壯大了自己，積蓄了力量，為以後的大起義提供了條件。黃巢、王仙芝都是販私鹽的。除了這些已經武裝起來反抗政府的所謂私鹽販和私茶販，以及其他的所謂盜賊之外，人民自發起來反抗官府的民變，已經在不斷發生。有幾處文獻記載都說到了，例如：陝州地區的人民向地方官報告旱災嚴重，要求減輕或者免除賦稅。這個地方的刺史指著院子裡的樹說，你們說現在天旱，禾苗都枯死了，為什麼我院裡的樹沒有枯死呢？於是人民把這個刺史捉起來丟到廁所里去了。像這樣人民自動起來趕走官吏的事不止這一件。 （二）大起義的先驅——裘甫領導的浙東人民起義和龐勛領道的徐州戍卒起義 公元860年，爆發了裘甫領導的浙東人民大起義。這次起義是在浙東地區。關於起義的具體過程，這裡就不詳細講了。這次起義的規模是比較大的，但被政府鎮壓了。 公元866年，有龐勛領導的徐州戍卒起義。因為當時唐朝和南詔發生戰爭，派遣了許多軍隊到南方駐防。徐州的一批軍隊，在桂林駐防。按例戍守三年就要輪迴。後來又強制他們延戍三年，一共戍守了六年。他們要求回來，要求更換，政府還不准。於是他們就進行了反抗，殺將領，自動回徐州。領導者是龐勛。起義是在桂林發生的。唐政府採用欺騙手段，對他們說，你們回去好了，不追究你們的罪。事實上早已布置陰謀，等他們一回到徐州，就鎮壓。這個消息泄漏了，引起了起義群眾更大的憤怒。當時的徐州人民完全支持這支起義的隊伍。起義群眾不進徐州城，卻包圍了徐州。徐州人民幫助戍卒攻打徐州，他們推了幾車柴火燒城門。就這樣，在廣大人民支持下，徐州城被起義戍卒攻破了。當時江蘇、山東、河南等地的廣大農民和原有武裝隊伍，都紛紛響應起義軍。起義軍曾一度截斷了運河，使唐政府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因為唐政府的財政主要靠江淮的糧食和其他物資來維持，而這些又必須通過運河運入長安，截斷了運河就斷絕了長安的大部分供應，所以，對唐的威脅是嚴重的。這次起義後來也被鎮壓了。義軍雖然被鎮壓了，但是直到公元874年，龐勛的部下還在山東各地活動，這些義軍後來參加了王仙芝、黃巢領導的大起義。 我們把裘甫、龐勛領導的起義，當成是大起義的先驅。全國性的大規模起義已迫在眉睫。但唐朝統治者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相反，他們認為義軍被鎮壓了，人民不敢再反抗了，於是更加為所欲為了，這促發了全國性的大起義。 （三）王仙芝黃巢領導的農民大起義 公元874年，山東、河南地區發生了嚴重的旱災和蝗災，而政府不顧災情，照舊勒索賦稅，衙役又向農民百般敲詐，當地蝗災的面積相當大，餓殍遍野，人民已處在死亡線上。就在這一年（874年），王仙芝領導的起義爆發了。第二年，起義軍迅速地發展，從山東到了河南，直接威脅洛陽。洛陽的官吏攜帶家眷紛紛逃跑。唐政府派軍鎮壓起義。義軍沒有向北方進展，而由河南南部到了安徽、湖北一帶。公元877年，唐政府召集地方地主武裝協同鎮壓義軍。但起義軍仍在河南、湖北之間英勇戰鬥。這是王仙芝領導的起義軍。 另一支由黃巢所領導的起義軍，公元876年至877年，在山東、河南一帶活動。歷史有這樣的記載，說王仙芝曾經動搖，想投降唐朝，由於黃巢反對，才沒有投降。經過一些資料的考證，我認為，此種說法是靠不住的。因為根據資料來看，黃巢和王仙芝不是在一起的，王仙芝在河南與湖北之間，黃巢在山東、河南一帶，當時並沒有南下。公元878年，王仙芝失敗，犧牲於黃梅，其大將尚君長先已被擒。王仙芝犧牲後，他領導的這支義軍，有的北上投奔黃巢，有的仍留在江西、安徽一帶活動。他的部將共同擁護黃巢做領袖。黃巢自稱為沖天大將軍，王仙芝自稱為天補平均大將軍。但是也有這樣的記載：黃巢也是自稱為天補平均大將軍。這個名號是革命，表現了均貧富的思想。我們知道，在隋末農民起義以前，一直到隋末農民起義，都沒有提出均貧富的要求。當時提出來的主要是反對人身奴役，反對徭役。當然農民是有平均思想的，不過過去的起義沒有明確提出均平的口號。王仙芝、黃巢領導的起義提出了這個革命口號，在實際行動中也確是做了一些均貧富的事。關於這一點，雖然沒有具體的記載，但是從反面材料里我們可以看出來，如黃巢占領長安以後，有一些反動的讀書人，寫了一首詩來譏笑農民軍，所譏笑的就是農民軍均貧富的主張。詩中這樣寫道：「自從大駕去奔西（指僖宗逃奔西蜀），貴落深坑賤出泥。邑號盡封元涼母，郡君變作士和妻。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卻吃齏。」意思是說，農民起義顛倒了貧富貴賤的秩序，農民做官享福了，富人官吏卻墮入泥坑，一錢不值了。最後還有二句說：「唯有一般平不得，南山依舊與天齊。」意思是說封建統治，地主階級的統治像終南山一樣是平不了的。這些反面的材料，證明了王仙芝、黃巢領導的大起義中，剝奪了富人的財產，進行了一些均貧富的活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只能做到這樣，不能要求農民軍進行有計劃、有步驟的土地改革。這首詩譏笑農民軍，卻使我們由此得到農民軍進行了均貧富的材料。 黃巢成為起義軍的領袖之後，帶兵由淮南渡江，從北方向南方活動。 另外，公元876年，在浙江地區又爆發了王郢領導的起義。這支義軍，聲勢一度很大，後來被政府軍鎮壓下去了，可是浙東的人民受到了起義的洗禮。所以後來黃巢起義軍到了浙東，那裡的人民紛紛起義響應，集中到他的部下來。這時黃巢到底在哪裡都搞不清楚。記載有的說在浙東，有的說在江西。因為各地的義軍起來後，都自稱為黃巢的部下，接受黃巢的領導。因此，當時的記載說黃巢在什麼地方，其實不一定是黃巢自己在那裡。關於黃巢行軍路線這個問題，現在有爭論。我認為大體上是這樣的：黃巢渡江以後，經宣州，攻杭州，轉入浙東，開山築路達八百餘里，把仙霞嶺這個山路開通了。公元878年至879年之間，黃巢的軍隊到了福州。公元879年又攻取了廣州。攻取廣州前，黃巢曾要求唐朝給予廣州節度使的名義。這可能是想爭取不戰而得廣州以休整隊伍。但唐朝沒有答應。起義軍攻取廣州以後，在那裡停留不久，因為起義軍隊的主力是北方人，到了南方水土不服，很多人生病。於是公元879年秋天，黃巢率領軍隊重新北上。從廣東到廣西，編制了不少木筏順湘江而下，很快地由廣西到了湖南，十月就攻下長沙（當時叫潭州），又由湖南攻打湖北江陵。當時坐鎮江陵的是唐朝鎮壓義軍的頭子宰相王鐸，他企圖阻攔義軍北上，但是當義軍進攻江陵時，他就趕快逃跑了。義軍在湖北沒有逗留，又很快地進入江西、浙江、安徽等地，由宣州北渡長江。當時唐政府鎮守揚州的是大軍閥高駢，他不敢出戰，黃巢順利渡江北上。這時黃巢嚴整軍紀，整隊西行，所向無敵，幾乎沒有什麼戰爭。在是年十一月，唾手而得唐的東京（洛陽）。黃巢對洛陽沒有一點破壞。在同年十二月（也可能是次年一月），又攻下了潼關。這時唐朝更加腐朽，僖宗即位時只有十一歲，政事由宦官田令孜當政，他們都腐朽不堪。僖宗喜歡打馬球，他的禁衛軍中有球隊，神策左右軍進行比賽，其獎品是西川節度使。黃巢大軍進攻潼關以前，田令孜的弟弟在賽球中得獎，去成都當西川節度使。黃巢進攻到潼關，田令孜就帶著僖宗逃跑到成都。唐朝禁軍中一直有很多商人和地主的子弟，他們加入軍隊是為了逃避賦役與仗勢欺人，大都不敢打仗，要他們去鎮守潼關時，他們就臨時雇一些長安的乞丐來代替。乞丐沒經過訓練，不會打仗，也不願意打這種為統治者賣命的仗。義軍抄小路進入潼關背後，守關的兵就潰散了，潼關被義軍占領。黃巢直入長安，建立政權，國號大齊，年號金統。唐朝當時沒有能力抵抗，但是黃巢沒有觸動唐節度使的軍隊。就在公元881年—882年，唐朝調動各節度使的軍隊以及沙陀（屬突厥族）軍圍攻長安。有人說黃巢進入長安以後，沒有任何軍事布置，坐以待困。事實並非如此，他進入長安以後，曾派大軍駐守潼關和長安外圍的其他一些重點。但駐守潼關的軍隊，在一次錯誤的情報中南撤了；黃巢為了誘敵曾一度退出長安，後來又進入了，但駐守在潼關的軍隊，以為長安被敵人占領了，就率軍南下。後來鎮守軍中又有幾個將領叛變，投降了唐朝，如鎮守長安以東一個重要軍事據點同州的朱溫，是農民軍裡面的一員大將，投降了唐朝。這樣長安外圍的軍事據點都失掉了，軍事力量也損失了不少，長安就陷於被包圍的形勢之下，糧食缺乏。義軍沒有辦法，在公元883年被迫退出了長安。義軍退出長安後向東進入河南地區，在那裡逗留了將近一年。為了攻取陳州，就花了近三百天的時間。這就使唐政府有充裕的時間把軍隊聚集起來進行追擊。公元884年，沙陀兵在酋長李克用的率領下進救陳州。這時義軍在軍事上陷於不利地位，和沙陀軍一戰就失敗了。義軍由河南轉入山東，三月里，黃巢在泰山的一個山谷里自殺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被鎮壓下去了。 唐末農民大起義的特點： 1．第一次提出了平均的口號。過去的農民戰爭雖然也有類似的口號，但是不如這次明確。 2．其戰略是流動戰爭。從北方打到南方，一直打到廣州；後來又打回去，直到長安，在全國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流動的戰爭。有人認為這與黃巢、王仙芝出身於私鹽販有關，因為販私鹽的是跑江湖的。但我認為他們之所以採取流動作戰的方式，主要是為了利用唐中央和藩鎮以及藩鎮和藩鎮之間的矛盾。義軍總是在他們的接合部衝來衝去，那些節度使不願意喪失自己的實力，義軍打到了他們的境內，他們就鎮壓，否則，他們就不管了。所以，採用流動方式在當時是一種戰略。當時河北三鎮的兵力很強，他們長期不服從唐朝命令，義軍就沒有到河北。河北三鎮對鎮壓義軍也不賣力。可見義軍是利用了這個有利的條件的。但由於採取流動形式，義軍沒有能建立根據地，這是導致起義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唐末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被鎮壓了，但它起的作用是什麼呢？ 關於這個問題，有很多人在研究。據我個人的看法，他們起義時間這樣久，經過的地區又是這樣的廣闊，凡經過的地方，不論輕重，總是對地主階級進行了打擊。在唐末那樣一個土地兼併十分激烈的時候，經過了這樣的打擊，在一定程度上，地主階級掌握的土地必然有一部分轉入農民的手裡。也就是說起義使土地關係有所調整。其二，起義軍雖然被鎮壓下去，但唐王朝也不能維持了，起義軍在事實上已經推翻了最腐朽的唐王朝。其三，進一步消除了門閥殘餘勢力。唐代門閥制度基本不存在了，但門閥貴族仍然具有殘餘勢力，無論在社會上、政治上、思想上還起著一定的作用。通過黃巢大起義，門閥殘餘勢力被徹底清除了。 農民起義軍被鎮壓以後，唐政府還沒有完全垮台，但也為時不久了。叛徒朱溫得到了唐朝的賞識，並被賜名為朱全忠。就在公元907年，這個被賜名全忠的人卻代唐稱帝了。這是勢所必然。實際上在黃巢起義軍占領長安的時候，唐朝就已經崩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