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講義 · 第七章　魏晉南北朝隋唐的文化

這裡分為兩部分講，一部分是講魏晉南北朝的文化，另一部分是講隋唐的文化。 一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化 對於魏晉南北朝，過去一直認為是黑暗落後的時代，並因此而認為這時代在文化上沒有什麼成就。其實並非如此，這個時代的文化成就還是很高的，它是一個承上啟下的時代。唐代的文化有一部分是繼承了魏晉時代的成果的。所以，對魏晉南北朝的文化不能估計過低。 （一）科學技術 從科學技術方面來講，有南朝數學家祖沖之，他計算的圓周率，精確到小數點後第七位數字，比歐洲人早一千多年。他的兒子祖暅也是個有成就的數學家。 在農業方面，出現了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一書，它總結了前代與當時農業生產的經驗，記載了優良的作物栽培技術，強調精耕細作，主張犁條小而窄，耕後要多次細耙。書里講了幾種作物的輪栽法，僅粟這一類，就列舉了八十六種之多的種法，這八十六種種粟法又分為四大類。書中還指出各種穀物品種與環境的關係，並強調品種的純粹性。書中還記載了果樹的栽培與嫁接法，這種方法一直到現在河南某些地區還在使用。在畜牧方面，載有許多肥畜的方法，這些方法，到現在也還使用。所以，賈思勰的《齊民要術》是對農業科學的一個重大貢獻。 在醫學方面。西晉時，醫學家王叔和寫了《脈經》一書，這部書到現在還是中醫的經典著作。皇甫謐寫了一部《甲乙經》，這是第一部針灸學的專書。《本草》從原來的三百六十五種藥物擴大到七百三十種。 三國時，魏的馬鈞改進絲綾機，提高效率四、五倍。他又創製翻車（即今之龍骨水車），對農業生產作出重大貢獻。 在煉鋼方面，南北朝時也有很大的進步。可見，科學、技術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都有很大的發展。 （二）史學文學和藝術 在史學方面，有陳壽的《三國志》、范曄的《後漢書》等，都是傑出的史學著作。陳壽是三國晚年到西晉初年的人。范曄是南朝宋代人。當時還出現了「地方志」，這類書很多，全面地記載了地方上的情況。現在留下來的有常璩的《華陽國志》。這部書專門記載了四川、雲南、陝西南部一帶的歷史、地理沿革，風土人情。還有許多地方志沒有傳下來。當時還有人寫了許多地方性的人物傳記，可惜都沒有傳下來。 在地理學方面，當時也有許多著作。像酈道元的《水經注》，記載全國一千多條河流，凡是水道經過的地方，其地理沿革、歷史傳說、古蹟、人情風俗等都有詳細的記載。這部書不僅僅是一部從地理上記錄水道的好書，而且還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歷史資料，同時，它也是一部很好的文學作品。 在文學方面，人所共知三國初期的建安文學，是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都是愛好文學、提倡文學的。當時，以曹氏父子為中心的所謂建安七子，對於五言詩都有較高的造詣。當時有一個女作家，叫做蔡文姬。郭老（沫若）十分推崇她的《胡笳十八拍》。有人認為《胡笳十八拍》不是蔡文姬作的，是後人託名的。關於這一點，我不是研究文學的，所以不加評論。但在我看來，她的《悲憤詩》的確寫得好。從《後漢書》蔡文姬傳（即《董祀妻傳》）的記載來看，她的作品反映了董卓專權、軍閥混戰的時代和自己的遭遇，記錄了統治者的暴行，也反映了當時人民的痛苦。五言詩是從民間來的，來源於民歌。早在漢代民歌就很發達。武帝時成立了一個機構叫做樂府，把民歌收集起來。後來文人就仿樂府作詩。五言詩成熟時代，恐怕是在建安時代。關於這方面就不詳細講了。 在西晉時代，五言詩還是在成長。南北朝時代的陶淵明、鮑照都是當時傑出的五言詩人。這些也不詳細講了。 當時的民間歌曲，也是很發達的。在現在的江蘇、浙江一帶有所謂吳歌；在現在湖北和長江中游一帶有所謂西曲。這兩種歌曲，有許多保留下來了。但由於統治者把民歌據為己有，他們選擇傳錄的是符合他們當時的要求的，因而吳歌、西曲現在留下來的多半是寫愛情的，而沒有什麼豪放的，這恐怕是統治階級選擇的結果。但在保留下來的這些民歌里，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社會的一些情況，以及當時人民純潔的愛情。北方的民歌也有一些保留下來，當時稱這些民歌為虜歌（南朝人把當時的北方少數族人稱為「虜」）。這類歌起源於北方的少數民族，後來傳到南方來，並為廣大人民所喜愛，於是仿照這些民歌的調子創造出許多的歌來，因此流傳下來的北方民歌中，有很多是漢人作的。這也反映了民族文化的融合。這些虜歌很好，有不少反映了豪放、慷慨的情感。 從魏晉南北朝以來，文學方面的形式主義日益發展。到了南北朝後期，在文章方面發展了駢文；詩也在向律詩方面發展。總的趨勢，就是注重音韻、對偶、詞藻等，也就是說注重形式。當時無論是文是詩，雖然都有傑出的作家，但文學總的傾向走向衰落，缺乏內容，有一些作品反映了不健康的情趣；有一些反映了意志消沉、頹廢的情緒。這些作品基本上應該否定，但我們也不能一筆抹煞。他們做的駢文、律詩中也有一些較好的作品。例如：在南北朝後期，庾信的《哀江南賦》，就是很好的作品。它是寫侯景之亂以及西魏攻陷江陵的，不僅運用詩韻、對偶、典故以及詞藻的技巧非常純熟，而且在內容方面也不是空洞無物的。它揭露了梁末政治的腐敗，譴責了統治集團的倒行逆施，抒發了詩人輾轉流離的痛苦心情，而這也正是江南人民在戰亂中的共同心情。所以文章是很有價值的。在律詩方面，唐朝的大詩人杜甫說過，陳朝時期有兩個大詩人：一個叫陰鏗，一個叫何遜，還是值得學習的。由此可見，對當時的文學不能一筆抹煞。 當時屬於小說一類的，有《世說新語》。用筆不多，卻深刻地刻畫了這個時代士大夫的精神生活，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貌，其文筆也是很優美的。《世說新語》是劉義慶編的，他是劉裕的兒子，是一個王，想來必定有人幫他編寫。 當時在文學理論上，出現了一部傑出的著作，即劉勰的《文心雕龍》。從三國以來，文學理論發展很快，而劉勰集這時文學理論之大成寫出《文心雕龍》。全書五十多篇，某些思想見解直到現在還值得肯定，是很有價值的著作。文章體例是駢文，文理明晰，可算是駢文的傑出作品。對於《文心雕龍》的基本理論我沒有研究，只能介紹到這一步。 從藝術方面來說，東晉的時候，顧愷之以畫人物著名，他追求神似。據說，有個人畫像，畫來畫去就是不像，顧愷之看到後說，你畫是畫得很像，我再給你加幾筆吧！他在畫上人物面頰上加了三根毛，馬上就栩栩如生了。現在故宮博物院裡有一幅顧愷之繪的《女史箴圖》的仿製品，從這幅畫上可以看出顧愷之作品的特點。當時山水畫也開始出現了。在繪畫理論上，南朝宋謝赫總結了過去的經驗，創造了繪畫的理論——「六法論」。前秦時期開始開鑿的敦煌莫高窟是一所藝術寶庫，它保留了大量壁畫，其中一部分是隋唐以前的。這些壁畫畫的都是佛教故事，是藝術的傑作，表現了民間繪畫家的高超藝術水平。在中國的藝術中，還有一個特殊的東西是書法。從魏晉時期起，楷書與行書才流行。曹魏時代的鍾繇是當時著名的大書法家，楷書和行書成為書法中的一種，是他奠定的基礎。東晉時的王羲之，歷史上尊崇他為「書聖」。他的兒子王獻之，也是著名的書法家。二人被並稱為「二王」。他們的書法為唐代所尊崇，唐代的書法是沿著「二王」這一條道路發展的。他們當時是書法中的革新家，有不少創造性的東西。雕塑方面的成就，主要在敦煌、雲岡、龍門三個大石窟。當時的統治者信奉佛教，鑿出這些石窟來是供奉佛的。敦煌由於石頭不適宜雕刻，所以主要是壁畫和塑像。雲岡和龍門都是雕鑿的。由於這些雕塑像不是一人一時之作，所以形象、風格不一。雲岡石窟是北魏初期的。在魏孝文帝改革以前，北魏的都城是平城（大同），改革後遷都到洛陽，又開鑿了龍門石窟。龍門早期石窟開鑿於北魏後期，龍門後期石窟開鑿於唐代。敦煌壁畫和龍門雕塑曾被帝國主義侵略者盜竊了許多，使我國文化遺產遭到嚴重的損失和破壞。 （三）思想和宗教 關於思想方面： 在魏晉時期，出現了玄學。這種玄學思想有它的社會背景。在黃巾大起義以後，統治者受到了嚴重的打擊，有些士大夫對東漢的名教之治發生了懷疑。名教即以正名分為主的封建禮教，提倡儒家道德規範，並根據儒家道德規範來品評人物。東漢時代是名教統治的時代，所以士風一般是尚名。而名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就是由當時所謂的名士來操縱的。一個人要得到名，最重要的就是要履行封建道德。魏晉時士大夫們對這一套統治方法發生了懷疑。因為東漢雖然提倡名教之治，並據此選拔官員，結果還是發生了大起義，東漢王朝也被推翻了。這就是說，儒家的統治理論不太有效了，要鞏固統治，就必須另外找出一套理論，因此，玄學出現了。所以玄學不是空洞的虛玄之談，而是有鮮明的政治作用的，是統治者的哲學，反映了統治者當時要求鞏固統治的一套思想。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在這個時候，門閥貴族執掌政權，門閥地主的勢力日益發展，他們也要求有一套理論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反映他們的要求。 第三點，單從學術方面來說，玄學是對漢代的古文經學的發展。漢代的經學有一個特點，就是繁瑣，專門講訓詁。魏晉人對繁瑣的經學不滿意。漢代的經學又夾雜有陰陽五行流於迷信的成分。玄學重說理，由繁瑣到簡要，拋棄陰陽五行的成分。所以從學術發展方面來說，它的出現也有一定的道理。 從政治上來說，玄學的出現是為了適應統治者的需要；一是怎樣統治人民，一是怎樣維護門閥貴族的利益。玄學家們提倡道家學說。東漢時候是一套儒家的理論，即所謂名教之治，現在它提出了道家，而道家是主張自然的，以此來與儒家的名教相對抗。儒家在東漢注重名，而道家特別提出無名的主張。這套無名的主張是有理論的，他們認為，一切事物有了一個固定之名，就有它的局限性；只有無名，才能遍天下之名而名之。認為一切的事物都生於無，只有無才能生有，有不能自生。實際上他們認為物質都是派生的，他們的所謂無，只能理解為精神形態。因此這是唯心主義哲學。其次，玄學說只有無才能生有，有不能自生。先有一個無，然後才有有，既然有了有，就有了局限性。這種學說是從道家思想中來的。當時是門閥專政，門閥貴族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力，要求國君無為。它說，作為一個國君，應當是無名無為，才沒有局限性。做各種官，各個機構都有一定的任務，都是有名有為，有局限性的。國君是超於百官之上，所以是無名無為的，他的任務是委政百官，自己不要親身干預具體事務。從形式上來看，好像是說作為一個領導不要局限於具體事務裡面去，實際上是要皇帝不要多管事，讓他們來專政，這完全是適應當時門閥的要求的。 玄學中有幾派：一派是正統派，以何晏、王弼為代表，也是玄學的創始人。他們都主張無，認為無是萬物的根本，萬物的宗主。所以這一派又稱為貴無派。他們在理論上重視道家，特別是重視老子。同時也不反對儒家，並認為儒家所主張的封建秩序、封建道德是合乎自然的。他們也並不反對名教。所以說，這一派是調和派，是調和儒、道兩家的。為了替門閥服務，他們當中一個叫向秀的說，富貴出於自然。這一理論是說，社會生活中的一些東西，如「榮華」、「富貴」等，都是自然之理，人們享受榮華富貴與名教並不矛盾。所以那時的達官貴人們，一方面過著奢侈的生活，享受高官厚祿；而另一方面又對人家說：我雖然這樣，但我在思想上並不背離名教。他們把自己荒淫豪侈，貪污、腐化、墮落等惡行都歸之於自然。自然成了他們胡作非為的理論根據。這就是正統派玄學發展的道路。這樣一種理論，再發展下去那是不堪設想的。 另一派是別派，即非正統派，以阮籍、嵇康為代表。他們也是屬於貴無派中的一派，但他們有一個特點，就是反對封建秩序、封建道德，所以反對名教。何晏、王弼認為名教可以與自然統一起來，而阮籍、嵇康認為名教與自然不能統一，因此應當超越名教而追求自然。他們追求的東西有十分明顯的神秘主義傾向，即所謂內心解放。但是他們這一派有積極的方面，就是在破除封建秩序方面比較徹底。他們最反對禮法。阮籍有一篇文章，叫做《大人先生傳》，裡面嘲笑了那種儒家之徒，說這些人就像褲子裡面的虱子一樣，但他們自己還覺得很舒服。他對封建秩序、封建道德以及對人束縛的東西都非常反對。由於這一派的進一步發展，到了後來出現了鮑敬言的《無君論》。有人說鮑敬言是唯物論者。可惜他留下來的東西太少，僅留下一篇《無君論》，還不完全。當時有一個維護封建秩序而反對鮑敬言的人，名叫葛洪，為了駁斥《無君論》，他引用了文中的條文。由此保留下來了一個不完全的《無君論》的論文。因為不知道鮑敬言的全部思想內容，所以現在我們也很難斷定鮑敬言是唯物論者還是唯心論者。《無君論》的思想，認為天下大亂，都是由於有了君臣，所以應當廢除君；同時指出人民起義、反抗，就是由於受了壓迫、剝削之故。基本上是同情人民的。對於做皇帝是出於天命，是天經地義的說法，給予徹底的反駁。關於這一點，從道家的學說一直到《大人先生傳》都有這樣的思想傾向，但是沒有人敢提出不要君，而鮑敬言敢提出無君，他是超過前人的。他在《無君論》裡面對現實的封建統治是不滿的，因此，這一篇《無君論》我們是應當肯定的。鮑敬言同情人民，也知道人民痛苦的根源是受剝削、壓迫，但他提不出解決辦法，只好尊重道家之說，主張恢復到上古的無君社會，也就是說恢復到氏族社會。對於這一點，我們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不能超越歷史時代，要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一套反封建壓迫、剝削的政治鬥爭綱領來，那樣的要求是不現實的。就他的思想上最本質的方面來看，他反對封建秩序、反對封建統治，這是應當肯定的。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他提不出辦法來，不能向前看，只能向後看，主張去恢復古代的氏族社會，古代的無君社會。這一點正說明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他畢竟不是代表新的生產力，新的階級，所以，只能做到這樣。 從阮籍、嵇康一直到鮑敬言的這一派，發展下去對封建統治者當然不利。因此，當時就有人提出崇有論來反對他們。正統派從何晏、王弼以來都是貴無的。據我看，鮑敬言的無君也是貴無的。所以，當時有人提出崇有。崇有派玄學家郭象，認為有不是無派生的。這一派仿佛有點唯物論的傾向，但是，歸根到底跳不出唯心論的圈子。因為它承認有，有就是物質，但是這不過是物質實物的「跡」。物質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而另有一種物質的「跡」是神秘的，叫做生機之神。一方面承認無不能生有，認為物質從來就是有，從來就是存在的，不是派生的；但是又認為有個生機之神是永恆的、不變的，真正永久存在的。所以其結論還是唯心論。 關於宗教方面： 這時期道教建立起來了。 佛教方面，由於統治者的提倡，佛教很快在中國傳播起來，並翻譯了大量的佛經。其特點是與玄學相結合。 與此同時，真正的唯物論思想也有了新的發展。范縝的《神滅論》是當時唯物論思想發展的傑作。公元489年，范縝發表議論，反對佛教，主張神滅。認為人死後沒有什麼靈魂。反對佛教的那一套因果報應之說。公元507年，他的《神滅論》正式發表。而那時正是南朝的梁武帝大倡佛教，把佛教宣布為國教的時候，當時認為佛教是正教，至於佛教以外乃至於周孔之道都是邪教。范縝卻不顧一切地提出了《神滅論》。梁武帝讓大臣們寫文章反對他，當時有六十三人寫文章，但是都駁不倒他。范縝的《神滅論》認為，精神與形體是相互結合的。所謂神就是精神，精神依靠形質而存在。如果形質不存在了，那麼神也就不存在了。形存則神存在，形謝則神亡。以此反對佛教因果報應的說法。他作了一個比喻，說神與形的關係好像是刃與利的關係。一把刀子很鋒利，但是如果刀刃沒有了，其鋒利也就沒有了。一個人的形質消亡了，肉體沒有了，精神也就隨之而消亡。這樣一種說法，明確地提出了神附於形體而存在。以前的唯物論者，往往認為神也是一種物質，不過是特殊的物質。而范縝則認為神是形派生的東西，這種論點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又認為，人活著時候的質和死後的質不同，人活的時候有精神活動，死後就沒有了。正像樹木一樣，活著的時候很繁茂，死後就成了枯木。那種認為人死後為鬼，鬼又變成人的佛教說法，是不能成立的。但是范縝也有他的局限性，是一種樸素唯物主義的局限性，最後歸之於宿命論。有人問他說：你說沒有因果報應，為什麼生下來的人有富貴貧賤之分呢？他解釋說，這好像是花，一陣風吹來，花落下來了，有的落在富貴人家的茵席上，有的卻落在茅廁裡面了。人和花一樣，所以才有了富貴和貧賤之分。這是宿命論，是不正確的，不能深刻地分析和正確地解釋人的貧賤和富貴之原因的由來。又有人問他，按照你的說法，為什麼有聖人和平常人之分呢？有人聰明、有人笨拙這是什麼道理呢？他回答說，這是由於生理不同，神附於形，一個人的思想意識是由特殊器官——心來管理的，好像手管觸覺，耳管聽覺一樣。聖人與凡人的不同是心不同，聖人心有七竅，凡人的心沒有七竅。這種說法，按照現在的話來說，有機械唯物論的傾向。當然，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他有這樣的論點是可以理解的。 二　隋唐時期的文化 （一）科學技術 隋唐的文化是輝煌燦爛的，唐代的科學技術在前代的基礎上有了全面的提高。當時在數學方面有許多成就都超過了前人，有一部分超過了當時世界上其他各國的水平。當時出現了著名的天文學家劉焯、僧一行（張遂）。在醫學方面，唐代孫思邈是最傑出的，他收集了許多民間的藥方，集成一部書叫《千金方》。其中收集了五千三百多個醫方，廣泛地收集了流傳在民間的藥方。唐代還有王燾，著有《外治秘要》一書，共收集了七千六百多醫方。在藥物方面，在原來《本草》的基礎上有所發展。藥品中除了內地藥物之外，還收集了邊境與外國的藥品。雕版印刷大致也在這時發明。現在最早的雕版印刷書籍是在公元868年刻的佛教的《金剛經》。這種雕版印刷的出現，對唐朝文化的發展起了很重大的作用。 （二）文學史學和藝術 唐代的文學，特別是詩歌可以說達到了一個高峰，這是人所共知的。詩歌的形式各個時期有所不同，魏晉時期，五言詩達到了高峰，唐代詩歌的各種體裁都得到了發展。從文學的技巧和藝術方面來說，都接受了前代，特別是南朝以來的成就。唐代進士科要考雜文，其中就有詩歌。所以在唐代，讀書人一般都會作詩。當時偉大的詩人有陳子昂、杜甫、李白以及後來的白居易、元稹、杜牧、劉禹錫等。唐朝是詩歌發展的最高峰。唐代民間文學也是豐富多彩的。當時出現了一種變文，變文是和尚宣傳教義所採用的一種形式。有說有唱，內容都是佛教裡面的故事，譬如《目連救母》、《釋迦成道》這一類。後來民間吸取了它的特點，也用這樣的形式，來講歷史故事和現代故事，譬如孟姜女、伍子胥等等故事。現在敦煌發現了許多變文，其內容樸素生動。詩歌的另一種形式是詞。詞是在民間傳布，並為民間所歡迎的。在漢魏時代，許多詩是可以唱的。唐代有許多七言絕句還是可以唱的，但以後可唱的詩不多了。詞是由民間的歌曲發展來的，調子很多，有的是內地的，有的是邊疆少數族的，也有從國外傳來的。按照調子創作的歌曲就叫詞。現在看來，在唐朝前期，主要是民間歌曲，創作詞的人，多是當時的歌手，唱歌的人自己創作歌詞。文人學士很少寫詞。到了中唐以後，文人已在作詞了，相傳最早的是李太白的《清平調》，是可以唱的，不過還是七言絕句的形式。另外還有《菩薩蠻》和《憶秦娥》二首，有人懷疑這不是李太白的。但是可以相信這是唐代的作品。詞在唐代還處於萌芽狀態，真正的發展是從五代開始的。 唐代的小說稱之為傳奇，意思是傳奇故事，是一種小說的形式。大家現在讀的《西廂記》，其前身就是唐代元稹寫的《會真記》，寫的是張君瑞和崔鶯鶯悲歡離合的故事。這種傳奇小說形式的發展和當時民間流行的變文文學有關係，後來演變成為宋代的話本。 隋、唐都是一個統一的大王朝，特別是唐朝統治時期較長。唐代的雕塑、繪畫、書法、音樂、舞蹈等藝術都是空前繁榮的。 繪畫。山水畫在此時期成熟了。著名的畫師吳道子，兼工人物、山水畫；王維，是個大詩人（玄宗時的大詩人），也是大畫家，蘇軾說他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他是畫山水畫的能手。當時民間藝人的創造也是很偉大的，敦煌壁畫藝術就是證明。敦煌壁畫除了具有高度的藝術價值之外，還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作為歷史資料也是很有價值的。 書法。唐太宗最崇拜王羲之，他自己的字也寫得很好。唐朝對南北各家的書法藝術都吸收綜合，所以唐朝的書法藝術有很強的綜合性。唐代的大書法家早期有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後期有顏真卿、柳公權等。 音樂。隋唐的音樂是百花齊放的。在隋朝就有所謂九種樂，其中的燕樂和清樂是舊的傳統，是南北朝時期留下來的，其他七種都是西北邊境少數族傳來的。這些兄弟民族的音樂在北朝的時候就已非常流行。北齊的宮廷里就盛行龜茲的音樂。北朝和隋的時代，宮廷里有不少兄弟民族的樂師。隋朝傑出的音樂家萬寶常在中國古代音樂的基礎上，學習和接受了各兄弟民族的音樂，並把二者結合起來，在此基礎上加以發展提高。他在音樂理論上也有所創造。 唐代繼承了隋朝，並在隋九種樂的基礎上發展為十種樂（加上高昌——現在的吐魯番）。 唐代在長安設置了一個機構，專門管理音樂、歌舞、雜技，叫做教坊。這個教坊是為以皇帝為首的貴族官僚的享受服務的。教坊里有音樂家、歌舞家和雜技家，有樂工一萬多人，其中優秀的就被選入宮中伺候皇帝。這個教坊雖然主要是供貴族官僚享受的，但它和民間沒有脫離聯繫。唐玄宗時代，有一個傑出的歌唱家叫念奴。據說，唐明皇時元宵節洛陽放燈，念奴就在廣場上給群眾表演。還有雜技，是一個人頭上頂一根竹竿，竿子上有一個小孩爬上爬下。雖然教坊是供皇帝官僚貴族享受的，但在其中聚集了不少藝人，各行各業都有，這對音樂、舞蹈、雜技等藝術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這種音樂、舞蹈也傳布到邊疆少數族地區，譬如吐蕃、南詔等地。唐朝曾派樂工到那裡去。當時，中原的音樂、舞蹈得到了西藏、雲南兄弟民族的歡迎。 （三）宗教和思想 宗教方面。從南北朝以來一直到唐，佛教是很發達的。玄奘的取經是人所共知的。這個時期的佛教出現了幾個由中國創立的宗派。印度沒有。中國化的佛教有天台、華嚴和禪宗三派。天台、華嚴是綜合性的，把魏晉以來傳布到中國來的各種佛教派別加以批判接受，自成一派。禪宗是最徹底的主觀唯心主義，認為心即佛，主張頓悟。本來玄奘創立的叫法相宗，也叫唯識宗。這是印度有的。它是一種宗教，又是一種學問，它要求是很嚴格的，信奉的人必須要念不少的佛經。天台、華嚴也是這樣。因為佛教的教義很奧妙，艱深難懂，不多讀很難領會。唐朝初年，禪宗派為了幫助統治者進一步麻痹人民，便提倡頓悟。說只要靜坐參禪，一旦覺悟了就可以成佛；不用念經，就可以成佛。這在民間容易被接受。另一方面，也合乎那些達官貴人的胃口。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說達官貴人做了許多的壞事，將來一旦覺悟了，也可以成佛。禪宗廉價出售升入天堂的入場券。 當時還有外國傳入的宗教，如伊斯蘭教、基督教（當時稱之為景教，這是基督教的異端，在西方受限制）。還有摩尼教，出於波斯，崇拜光明，反對黑暗。這也是異端，在當地是受到迫害的，也傳到中國來了，是通過回紇傳來的。 思想方面。唐代韓愈是寫散文的大家，文章寫得好，他的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他提出「道統論」，說聖道從堯、舜、禹至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在孟子以後不得其傳，他自己又接上了這道統。這種「道統論」與佛教的禪宗有關係。「道統論」為以後的宋代所繼承。韓愈主張人性有三等（上、中、下），性有三品。這種說法，實際上是把封建等級的觀念用到人性論方面來了。韓愈和宋朝的理學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有人認為韓愈以及他的學生李翱是理學的創始人。詳細的內容就不講了。 當時唐朝也有以柳宗元、劉禹錫為代表的傑出的唯物論者。韓愈提出過「天命論」，意思就是說天能安排人的命運。它遭到柳宗元和劉禹錫的反駁。他們說天沒有賞善罰惡的意志。柳宗元認為，「受命不於天於人」，這就是天不能支配人，是人自己作主，自己支配自己。劉禹錫補充了柳宗元的論點，並且有進一步的認識，他從認識論上論證人不應當相信天。他說，人在小河裡划船，有了駕船的技術，碰到大風浪也不怕，因而在小河裡行船沒有人談天命；但是在大海里行船就不然了，由於人們的駕駛技術不能控制大風浪，不由自主，就說這是天命。這就是說，由於人們對自然規律不能完全認識，在人能控制的範圍之內，就不迷信；否則，就出現迷信。可見，並不是天能支配人。他從認識論出發分析了人之所以相信天，所以迷信的原因。這種觀點直到現在還是有價值的，這就是劉禹錫的思想，他補充發展了柳宗元的思想。柳宗元用歷史發展的觀點來反對天命論，他認為所以出現皇帝、君臣等並不是天命所示，而是由於社會的發展，由於歷史的發展，是歷史的要求。但他很強調個人的能力，認為皇帝、貴族、官僚等等，都是由於個人的能力超群出眾，所以能創造王朝。他這種觀點，當然不是真正的歷史發展觀點。 韓愈雖然相信天命，但他非常反對佛教，他要闢佛、辟道，當然他不是從唯物論的觀點來反對。而柳宗元、劉禹錫二人非但不反對佛教，相反還信佛教。這說明當時的思想是很複雜很矛盾的，很難從一點上來說一個人是什麼思想，他們的思想中既有唯物論觀點，也有一些唯心論的東西。 唐朝文化廣泛綜合前代文化遺產，吸收了各少數民族的文化，並吸收外國的東西來充實自己，因此唐代文化出現了輝煌燦爛、豐富多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