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十二講 · 【第五講】　《《世說新語》和作者劉義慶身世的考察

南朝　青瓷托盞 《世說新語》書影 《世說新語》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重要文獻。它涉及的時代從後漢直到劉宋，近三百年。它的內容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學、思想、宗教等許多方面。《世說新語》是魏晉南北朝史的一部重要資料，也是研究這一時期思想史必不可少的資料。 《世說新語》在《隋書·經籍志》中作《世說》，屬於子部小說家。關於書名之作《世說》、《世說新書》、《世說新語》的問題，自來中日學者多有論述，這裡暫不涉及[110]。隋志說，「小說者，街說巷語之說也。……道聽途說，靡不畢紀」。志中與《世說》並列於小說家的書，有《笑林》、《笑苑》、《解頤》之類記載笑話的書；也有《魯史欹器圖》、《器准圖》、《水飾》之類關於工藝的書。（大約因為《漢書·藝文志》以為小說家小道可觀，因而把這些「小道」的書列為小說家。）隋志中與《世說》並列而性質比較接近的，有東晉裴啟的《語林》和梁殷芸的《小說》。《世說新語·輕詆篇》注引《續晉陽秋》說，「晉隆和中，河東裴啟撰漢魏以來迄於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而殷芸的《小說》，據《史通·雜說篇》，是因為有些記載如劉敬叔《異苑》之類，「其言不經，故梁武令殷芸編諸小說」。前者是專記「言語應對」，後者收的是被認為「不經」的記述，不能編入梁武帝所撰《通史》里去的材料（參看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三二）。由隋志對小說家的界說，和收入小說家的著作的性質來看，《隋書·經籍志》的作者對於《世說新語》這部重要著作的評價是很不高的。 這種評價，也為唐代史學家《史通》作者劉知幾所承襲。他多次把《世說》和《語林》、《笑林》等並提，《書事篇》說，「又自魏晉以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辯，嗤鄙異聞。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悅」。《采撰篇》把《世說》和《幽明錄》、《搜神記》並列為「晉世雜書」，《雜述篇》稱《世說》為「街談巷議」。《雜說篇》一則說「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所舉即以《世說》、《搜神記》、《幽明錄》為例。再則說，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偽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采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但是，劉知幾這些評論受到《四庫提要》的批評，《提要》認為這些說法「未為通論」，這是完全正確的。 《世說新語》的價值，早為研究歷史以及思想史、文學史的學者們所承認，已不待言。《世說》可能也採錄了《語林》的某些部分。但裴啟《語林》唐時已亡，殷芸《小說》也已亡佚，只有《世說新語》流傳下來。宋以後還不斷有人仿效其體裁著書，當然這些著作遠不能和《世說》相比。這種情況就足以說明，劉義慶的書是具有生命力的，是有其存在價值的，和裴殷兩家的書之終被淘汰，是大有區別的。 《世說新語》共分三十六門，但綜觀全書所記述的大多數故事，可以說主要集中在兩大類內容。一是關於「人倫鑑識」亦即人物的品題評論方面。三十六門的標題，也多含有品評的意味，實際也是反映書中這一傾向，與之相呼應的。另一大類內容，是玄遠的清言，所謂「其書敘述名雋，為清言之淵藪」，例如有關「將無同」問答之類的記載。這兩大內容，都和思想史的研究有關。正如「清談」一詞的含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指人物品題發展為指玄談清議，《世說》一書的主要內容和傾向，也是貫串「清談」發展的兩個階段，與之相適應的。我們不妨把劉義慶的《世說》稱作「清談之書」，而不應像《隋書·經籍志》或《史通》那樣，稱為「街說巷語」或「短部小書」。《世說新語》雖分成三十六門，看起來各條不相聯繫，但全書的大部分具有「清談」這一中心思想和線索，卻是頗為清楚的。因而它和《語林》、《小說》之雜綴成篇不可同日而語，也不像《幽明錄》、《搜神記》專講神奇鬼怪，更非《笑林》、《笑苑》之類的書所能比擬了。 《世說新語》的作者自來說是宋臨川王劉義慶，至少是在他主持之下，在他的思想指導之下編輯而成的。劉義慶為什麼要編輯這樣一部書呢？沈約《宋書》卷五一劉義慶[111]的傳里有這樣一段話：「少善騎乘。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現在試從「世路艱難」這四個字的解釋，闡明劉義慶的身世，進而推測他主持編寫《世說新語》的原因。 南朝的高門貴族到蕭梁時萎靡不振，例如梁元帝蕭繹由於「素不便馳馬」，魏軍逼迫時就不能乘暗突圍（《南史》八本紀）。個別人如邵陵王綸之子蕭確，「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皆以為狂」（《梁書》二九本傳）。《顏氏家訓·涉務篇》的一段記述，描寫得更為生動：「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宏正為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為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性既儒雅，未嘗乘騎，見馬嘶妴陸梁，莫不震懾，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為馬乎？』其風俗至此。」這是南朝末葉六世紀中期的情況，距此約一百年前五世紀中期的劉宋時代，還不至如此。宋時南方馬也比較少（參看郝懿行《晉宋書故》有馬條）。但劉宋的士大夫，還不至文弱得像梁朝那樣。所以劉義慶還「少善騎乘」。然而迫使他「不復跨馬」的所謂「世路艱難」，究竟指的什麼呢？《南史》十三《劉義慶傳》全襲沈約《宋書》原文，唯獨刪去「以世路艱難」五個字。這就說明李延壽大概不明白它的含義，所以略去了這幾個頗為關鍵的字。 劉義慶卒於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四十二。他的主要活動年份在宋文帝劉義隆的統治時期。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北魏南伐以前，邊境大體平靜。沈約在本紀末尾的史臣論里，說宋文帝時「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恆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海謐如也」。卷五四的史臣論也說元嘉末年以前的幾十年間「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減，氓庶繁息。至餘糧棲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所說雖不無誇張，但基本上符合實際。如果把「世路艱難」四個字理解為社會動亂或者生活困難，那麼，在這樣的和平時期，身為宗室備受優遇的臨川王，怎麼會有「世路艱難」之可言呢？原來這句話乃是別有所指，要從劉宋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中去尋找答案。 宋文帝即位以後，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權力，不斷誅殺大臣。加以他身體不好，「有虛勞疾，寢頓積年，每意所想，便覺心中痛烈，屬纊者相系」（《宋書》卷六八《彭城王義康傳》），所以更加神經過敏，多所猜忌。文帝即位不久，首先殺了對他形成直接威脅的幾個「顧命」大臣，即元嘉三年誅殺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徐羨之和尚書令傅亮，並且親征荊州，殺了盤踞上游的荊州刺史謝晦。吳郡太守徐佩之也在這年被誅。以後元嘉七年殺兗州刺史竺靈秀，十三年殺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濟，十七年殺黨於彭城王義康的丹陽尹劉湛和義康的一些親信。劉義康被解除司徒錄尚書事要職，出任江州刺史。元嘉二十年殺雍州刺史劉道真、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劉義慶死去的次年（元嘉二十二年），免彭城王義康為庶人，殺范曄等。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大軍南下，當時劉義康已廢居廣州。文帝「慮異態者或奉義康為亂」，於二十八年正月賜義康死。宋文帝誅戮的這些大臣和宗室，大多是冤枉的。以江州刺史檀道濟為例，本傳說他「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當時文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十二年文帝病重，又值北魏來攻，於是召道濟入朝。到十三年春天，文帝病好了一些，決定放道濟回江州。道濟已經上了船，文帝忽然病又發作，於是「召入祖道，收付廷尉」。這件事由當時執政的劉義康處理，但必然是根據文帝的意圖執行。宣布檀道濟罪行的詔書里，只有「空懷疑貳」、「猜阻滋結」、「不義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聽，彰於遐邇」等等空洞的誣陷不實之詞，所以檀道濟被收時忿恨地喊：「壞汝萬里之長城。」 揚州是東晉南朝的根本所寄，徐羨之被殺後，任揚州刺史的，先有王弘、劉義康、殷景仁。王和殷兩人是異姓大臣，義康是文帝的兄弟，信用殷景仁，是為了鉗制義康。元嘉十七年殷景仁死後，文帝的兒子多已長大成人，於是揚州刺史不再由他的兄弟而是由他的兒子來擔任。先是第二皇子始興王浚，到廿六年又以廬陵王紹代替。廿九年劉紹死，揚州刺史由皇子擔任凡十二年。 從上文所引材料看來，所謂「世路艱難」，就是指的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種種矛盾，特別是指宋文帝劉義隆的猜忌，使諸王和大臣都懷有戒心，惴惴不能自保。沈約修《宋書》，除宋末十幾年的事跡之外，都是沿用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徐爰等人在宋代所修的舊史（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五三沈約宋史條），所以一百卷的大書一年而成。何、山、蘇、徐等人修本朝的歷史，必然多所顧慮，不敢率直表述。所謂「世路艱難」，我想就是劉宋舊史里的隱晦之詞，而被沈約沿用下來。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上烏夜啼條雲，「右宋臨川王義慶造也。宋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郡。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征還宅（疑當作京字）。義慶大懼，妓妾聞烏夜啼，叩齋閣雲，明日應有赦。及旦，改南兗州刺史。因作此歌」。據兩王的本傳，義康於元嘉十七年因劉湛事得罪，授江州刺史，出鎮豫章。義慶則是十六年授江州刺史，十七年改南兗州，當為義康所代。（《舊唐書·音樂志二》稱元嘉十七年義康徙江州，又稱義慶「其年更為南兗州刺史，作此歌」。「征還宅」之文與吳兢書同。）吳兢書中所描述的細節，大約有所依據，可以和史文互相印證，恰足說明劉義慶當時的處境和心情。《宋書》卷六三王華、殷景仁等傳的史臣論，大約是進入南齊沈約奉敕修《宋書》時自己所撰寫，所以敢於議論，說「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寧子之力也。……若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宋文帝曾經說，「猜忌褊急，魏武之累」，而承認他自己「於左右為少恩」（《宋書》六一《江夏王義恭傳》）。其實他的刻薄少恩固不止於對待左右而已。 劉義慶的遭遇和《世說新語》成書時的政治社會背景，從義慶本傳里的四個字可以窺見消息。他處在宋文帝劉義隆對於宗室諸王懷疑猜忌的統治之下，為了全身遠禍，於是招聚文學之士，寄情文史，編輯了《世說新語》這樣一部清談之書。《世說》里記載的故事和議論，有些在故事發生的當時是頗具政治意義的，例如才性四本的討論，在魏晉之際曹氏司馬氏政治鬥爭劇烈時就是如此。但到東晉劉宋時代，就成為與政治或時局無關的純粹哲理討論了（參看作者《三國志札記》，載《文史》第九輯）。《世說新語》里記載的人物、事件、議論，都和劉義慶當時的政治社會背景相去懸遠，不相涉及，而這正是他著述的宗旨所在。 《宋書·劉義慶傳》附鮑照事跡，並收錄所作《河清頌》，而劉義慶《世說新語》反不提及，《南史》本傳才舉了此書。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世說》「乃纂輯舊文，非由自造；《宋書》言義慶才詞不多，而招聚文學之士，遠近必至，則諸書或成於眾手，未可知也」。這個意見是非常確切的。日本川勝義雄氏推論此書出於義慶門客、謝靈運好友何長瑜之手（見《東方學報》京都第41期所載《關於世說新語之編纂——元嘉之治的一個側面》）。沈約距義慶時世甚近，《宋書》所據又是當時史官舊稿，而本傳里收錄義慶著述，獨獨不把此書列在他的名下，想必有其原因。但《世說新語》即使不是——很可能不是——劉義慶自著，也是在他的思想指導影響之下纂輯而成的。探討義慶當時的政治社會背景，對於研究《世說新語》也會有所幫助吧。（參看作者《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宋書·劉義慶傳之「世路艱難」與「不復跨馬」》） （原載《中國哲學史研究》1981年第1期） 附：劉義慶傳之「世路艱難」與「不復跨馬」 此條札記衍為小文，題曰「《世說新語》和作者劉義慶身世的考察」，載《中國哲學史研究》1981年第1期，茲不重錄。唯文中有數事，為雜誌主編隨意刪去，因補錄札記於此，以存本來面目，希讀者參閱。一、文中論宋文帝殺無辜之檀道濟，謂此與宋明帝懷疑自己死後王景文「歲暮不為純臣」，遂賜景文死，其事極為相似，皆封建帝王之「預防性措施」也。二、文中論宋文帝自稱刻薄少恩之後云：梁裴子野《宋略總論》竟雲，「思皇武〔當作武皇，指劉裕〕之節儉，追太祖之寬恕」（《文苑英華》七五四），以寬恕二字稱劉義隆，可謂誣矣。宋葉適《習學記言》（卷三一）謂「宋文帝本無猜心，而義康擅政十餘年，威福在手，事會既逼，生疑起釁，致成大戮」，亦未識劉義隆之真面目也。三、關於不復跨馬事，文中申論其意義云：劉義慶唯恐政治上遭猜忌，不敢復跨馬馳騁，遂轉而召聚文學之士，游心於著述。《宋書》卷八六《劉愐傳》雲，「愐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當亦系指宋明帝之猜疑。由於「太子及諸皇子並小，上〔明帝〕稍為身後之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並殺之」（卷八五《王景文傳》）。王景文當時亦以外戚貴盛，明帝慮一旦死去，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恐其奪取皇位，乃無故賜死。世路糾紛之為隱晦之詞，與世路艱難相同。卷五三《張永傳》載張暢與永書，雲「當今世故艱迫」，乃指劉劭殺文帝，南譙王義宣起兵。措詞類似，意亦指封建統治階級內部之猜疑屠殺。沈約《懷舊詩》九首中傷王融雲，「途艱行易跌，命舛志難逢」。途艱猶言世路艱難，蓋指王融擁護竟陵王子良，得罪於以太孫繼承皇位之鬱林王，終以取禍。諸例用詞雖略有不同，而基本意義不變，蓋即當時指政治鬥爭慣用之表現方法也。（劉孝標《廣絕交論》有「世路險巇」語，《北齊書》二一《高季式傳》記高歡軍敗，人情騷動，「世事艱難」，所指皆較廣，與此處所引主要指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矛盾者不同。）清人汪中《補宋書宗室世系表序》稱劉宋六十年中，皇族一百廿九人，被殺者百廿有一，而骨肉自相屠害者八十人。據羅振玉《補宋書宗室世系表》統計，皇族一百五十八人，子殺父者一，臣殺群者四，骨肉相殘殺者百有三，被殺於他人者六。劉宋一代皇族中此種爾虞我詐互相屠殺之情況，亦有助於說明義慶傳中「世路艱難」之具體內容。本傳記其因「太白星犯右〔當從《南史》作左，因義慶時任左僕射〕執法」而「懼有災禍，乞求外鎮」。終於因其「固求解僕射」而得請出為荊州刺史。史又稱其「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其小心謹慎，當亦出於避禍。文帝另一弟衡義王義季，「懲義康禍難，不欲以功勤自業，無它經略，唯飲酒而已」。「為長夜之飲，略無醒日」（《宋書》卷六一本傳）。義季由荊州遷南兗州，「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與義慶之所行極相類似。又《南齊書》四七《王融傳》言融欲乘齊武帝病篤，擁立竟陵王子良為帝，故「晚節大習騎馬」，「傾意賓客，勞問周款，文武翕習輻湊之」。足見東晉南朝後期騎馬一事在某種程度上竟成政治野心之表現，恰可與義慶「不復跨馬」之事相參證。《梁書》四四《南郡王大連傳》言梁武帝問大連與兄大臨，「汝等習騎不」？對以「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皇帝之孫輩不得詔令猶不敢擅習騎馬，未審是否即宋以後形成之制度。梁代士大夫畏馬如虎，更有其原因矣。劉義慶之遭遇及《世說新語》編纂時之政治背景，從本傳中「世路艱難」四字窺見消息。魏晉六朝清談玄言，寄身高遠者，固皆可以從當時政治境遇觀察推論之。宋文帝以後，孝武、明帝皆猜忌異常，宗室多遭誅殺。故蕭道成將死時戒其子蕭賾雲，「宋世若不骨肉相圖，他族豈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南齊書》三五《長沙王晃傳》），良有以也。 （選自《魏晉南北朝史札記》） * * * [110]參看日本渡部武氏《關於〈世說新語〉以前的〈世說〉傳本問題》，載《安田學園研究紀要》第十七號。 [111]《南史》十三《劉義慶傳》說：「所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並行於世。」而《宋書》本傳里關於義慶的著述只舉了《徐州先賢傳》和《典敘》，沒有提《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