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論集 · 紀念陳寅恪先生

我和在座的國內外諸位先生一樣，抱著十分崇敬和無限懷念的心情，來紀念陳寅恪先生。我的發言，想分為三部分。一、從陳先生自己的話來認識陳先生，二三十年代一些青年學生心目中的陳先生，三、陳先生開拓的學術領域（魏晉南北朝史）的現狀與發展。 一 第一，從陳先生自己的話來認識陳先生。這幾句話就是：「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關於不古不今之學，汪榮祖教授在他的《史家陳寅恪傳》中已有明確解釋，認為是指中國歷史的中古一段，亦即魏晉到隋唐這一時期。清華大學1932年秋季的學程說明中，說「以晉初至唐末為一整個歷史時期」，當系陳先生所擬定。據傳陳先生還曾說過，漢以前歷史材料太少，問題不易說清楚，宋以後印刷術發明，書籍大量廣泛流通，材料又太多，駕馭不易，所以選取魏晉到隋唐材料多少適中的一段作為研究對象。如果此話屬實，也可以幫助解釋為何陳先生選擇了這個不古不今的段落。為什麼說「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則不易理解。實際上，陳先生服膺於張之洞《勸學篇》中主張的「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亦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這個理想是1898年即光緒廿四年戊戌變法前張之洞正式標舉出來的。汪榮祖教授指出，光緒初年此說已經流行，所以他的《史家陳寅恪傳》的第二章標題，徑作「思想在同光之間」，我認為這樣提法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但陳先生在審查報告中為何自稱「咸豐、同治之世」，我猜想會不會因為曾國藩卒於1872年亦即同治十一年，所以用同治為斷限？這只是毫無根據的臆測，有待於進一步探討。 「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這句話倒是頗為清楚的，但我們今天對這句話的理解，也大有明確一下的必要。首先，陳先生說這話是在1933年，也就是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後的二十二年，說明陳先生之有取於曾國藩與張之洞，絕不是要在政治上效法他們，仍然忠於清室做遺老；其次，我們在80年代新中國的今天，推想陳先生這句話中所包含的理想與實踐，不能像極「左」路線流行時以及「文化大革命」中那樣，把曾國藩只當做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目張之洞為力主鎮壓義和團的清廷幫凶，而抹殺他們兩人的其他一切方面。如果這樣，就無法正確認識陳先生的自述。可喜的是，我們今天已經有條件全面評價帝王將相統治階級人物了。解放後也曾有人說過，曾國藩若不是鎮壓了太平天國，應當說他是封建社會中典型的完人。其實，即使如此，也應當承認曾國藩是封建社會中對儒家倫理道德能身體力行的士大夫階層的代表人物。而張之洞呢，早年就和陳寶琛、張佩倫等並稱為清流，是朝廷上敢於說話的知識分子，與號稱濁流的以吏治能幹見長的官僚相對立。以後他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當時仍有積極意義。在對待帝國主義方面，曾張二人固然不像徐桐之流那樣盲目排外，也決非徹頭徹尾投降。曾張兩人都曾興辦洋務，不能否認其中有很大成分的目的是出於抗禦外國侵略。中法戰爭時，張之洞起用馮子材，擊敗法軍。曾國藩辦天津教案時，並非事事都按清廷投降意旨處理。由於他的努力，天津的地方官多少得到保全，他自己說「外慚清議，內疚神明」，正說明他民族良心未泯。曾國藩1870年教案辦完後，1872年初就死去，看來跟他在天津碰上的糟心事不無關係。曾國藩之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一方面是為了維護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維護太平天國要推翻而他所篤守的孔孟之道。曾國藩在軍中不廢讀書，還想「以戴段錢王之訓詁，發為班張左馬之文章」。張之洞也是有學問的人。他19世紀70年代任四川學政時主持纂編的《書目答問》，八十年間一直是指導封建知識分子讀書的津梁。解放後，此書仍是研究古典文獻的人有用的參考工具。成都的尊經書院和廣州的學海書院，都是張之洞創立的，它們在培育人才、傳播文化方面，起了良好作用。我想，這就是陳先生心目中議論與之相近的曾湘鄉與張南皮吧？我體會，無論做人或做學問，陳先生都是以廣義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精神為指導的。做人方面，他服膺舊中國數千年來的封建倫理道德，同時接受西方資產階級及民主自由理想。做學問方面，他遵守乾嘉樸學實事求是的學風，同時吸收西方近代歷史、語言科學的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從政治角度來認識陳先生，我的看法是這樣的：陳先生如同自來正直的士大夫一樣，是愛國主義者。他關心時事政治，擁護清明的政治，痛恨腐敗的政治。他熱愛中華，反對對外國奴顏婢膝。在他的歷史研究工作中，各代政治所占地位極為重要，這一點大家讀陳先生著作自然都清楚。但是，他本人又像歷來某些士大夫那樣，遠離現實政治，不願沾邊。他自己明說，教書四十年，「只是專心教書和著作，從未實際辦過事」。在舊中國，他雖長期擔任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歷史組）主任，卻始終住在清華園教書。在新中國，他堅辭第二歷史所所長職務，始終不離廣州。此無它，不願居政治中心所在的南京與北京也。這可能出於他的書生氣質，而這種氣質之養成，很可能與他父親陳散原（三立）先生的影響有關。徐一士《一士類稿·談陳三立》條云：「不昔年北政府盛時，閩贛派詩團優遊於江亭後海，或沽上之中原酒樓，往來頻數，酬唱無虛；陳則駐景南天，煢煢匡廬鍾阜間，冥索狂探，自饒真賞。及戊辰（1928）首會遷移，故都荒落，詩人太半南去，此叟忽爾北來。……此中委曲，殆非世俗所能喻。而其支離突兀，掉臂遊行，迥異常人，尤可欽焉。」可見散原老人有意遠離北洋軍閥與國民黨的政治中心，就像他自己的詩句所說：「且作神州袖手人。」散原老人五個兒子中，只有一人從政，其餘都從事文化教育，似亦可與陳先生之遠離政治聯繫起來考察。 陳先生治史的觀點，認為文化超越於政治、經濟、民族等等之上。而在現實生活中，也貫徹了這個思想，這在悼念王靜安（國維）先生的有關詩文中有集中反映。如《挽王靜安先生》詩有句云：「文化神州喪一身。」輓詞序云：「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兩年以後所撰《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進一步闡述了文化超越政治，真理必須獨立自由的道理：「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所以，陳先生在輓詞中雖有「一死從容殉大倫」、「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以及「他年清史求忠跡，一吊前朝萬壽山」之類的句子，表面上像是在哀悼作為清室遺老的王靜安，實際上，陳先生認為王靜安之死有其更深刻的原因，不是一姓之興亡（指清朝）所造成的。陳先生這種文化至上的觀點始終未變。吳雨僧（宓）先生1961年重晤陳先生之後曾說，「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張毫未改變，即仍遵昔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中國文化本位論）」。我看吳先生確是真知陳先生者。汪榮祖教授所著傳記的「思想在同光之間」一章，以吳雨僧先生此語作為結尾，堪稱史家卓識。我想海內外真正同情和了解陳先生的人，一定都同意汪榮祖教授不凡的史識。明乎此，然後可以理解兩方面的現象：一方面，陳先生不去台灣，不走香港，對新中國的建立和興旺發達有所感受，「百花齊放聽新鶯」和「倍覺承平意味長」之類的句子，多少表達了這種情緒；另一方面，在解放後的詩中，又有不少低沉抑鬱，愁苦淒絕不能自已的詩句，表現出對傳統文化的執著依戀。這種痛苦的矛盾，陳先生自己始終沒能解決，直到爆發所謂「文化大革命」。王靜安先生在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以後，一直在形式上拖著辮子，還充當小「皇帝」的「南書房行走」，但他還有條件遠離現實政治，沒有參加他所不贊成的張勳復辟，且這種懷舊也沒有妨礙他在中華民國的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擔任導師。陳先生不幸而遭逢「史無前例」的大災難，他雖欲遠離政治而紅衛兵的政治卻不放過他，終於備受迫害而死。「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十二個字，可謂一字一淚，至今讀之猶令人黯然神傷。汪榮祖教授所撰傳記，以「廢殘難豹隱」五字作為全書倒數第二章的標題，真是點睛之筆。陳寅恪先生如果能活到打倒「四人幫」，和我們這些知識分子一起，迎接科學的春天，那該多麼好啊！ 陳先生的學術，我想用他自己描述王靜安先生的話來形容和概括最為恰當：「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陳先生學問之博洽，早已有口皆碑。吳雨僧先生與陳先生在美國同學時，就「驚其博學」，以為「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楊遇夫（樹達）先生1942年贈陳先生詩云，「朋交獨畏陳夫子，萬卷羅胸不肯忘」。我還記得唐立庵（蘭）先生說過，當年吳子馨（世昌）先生同他縱論並世學人，曾作大言云，「當代學者稱得上博極群書者，一個梁任公，一個陳寅恪，一個你，一個我。」但更重要的是既博而又精，所以吳雨僧先生在「驚其博學」的四字考語之後，緊接著說了四個字：「服其卓識。」他歸國以後在清華重晤陳先生，贈詩又有句雲，「獨步羨君成絕學」。我印象最深的，是陳先生中常說「發前人未發之覆」。陳先生的每本著作，每篇文章，都可以當得起這句話。 陳先生何以能不斷發前人未發之覆，他自己沒有講到過。我想，非凡的天資，其中包括敏銳的觀察力與驚人的記憶力，是頭一條。與天資並起作用的，是陳先生古今中外，博極群書。第三條是良好的訓練，其中包括清代樸學的基礎，古典詩文的修養，西方歷史語言研究方法的訓練，各種語言文學的掌握。最後但決非最不重要的一條，是勤奮刻苦。解放前卓然成一家的歷史學大師中，完全地而不是部分地、充分地而不是稍稍地具備這四方麵條件者，恐怕不多。解放以後，我粗學馬列，感到陳先生雖不承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治學之道卻充滿樸素的辯證法，善於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這也許是陳先生在解放前的史學界能夠冠絕群倫的主要原因吧？陳先生不少論文處理的是小問題，但他從不就事論事，而是聯繫大問題來考察，亦即陳先生所說的因小以見大。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從微觀到宏觀，把兩者結合起來。陳先生論述歷史現象時，經常注意區別共性與個性，研究二者之間的區別與聯繫。他看歷史問題很重視縱向觀察，看源流和演變，能以幾百年歷史為背景來觀察。正由於如此，陳先生的論著大都視野廣闊而辨析精深，符合於辯證法，在討論政治史時，無論人物、事件或典章制度，陳先生都不是就政治論政治，而往往聯繫到文化來考察其關係，這樣就更全面而有說服力。陳先生開闢了運用文學作品闡述歷史問題，又利用歷史知識解說文學作品的嶄新途徑，左右逢源，令人嘆服。陳先生淵博的梵文以及滿蒙藏文知識，使他的學問具備另一特色。他不僅利用漢文以外的語言文字從對音和譯義來考察漢文佛典、史書與詩文，還探索中國與印度在宗教思想以及文章體裁上的關係與影響，樹立了如何深入研究文化交流和比較文學的光輝典範。《蒙古源流箋證》由張孟劬（爾田）先生修訂時，大都根據了陳先生用梵藏文字勘校所得的結果。 以上是我學習陳先生著作後試圖展望的「涯岸」和試圖尋求的「轍跡」，體會不深，遠遠不足以概括陳先生的卓越成就與豐碩業績，希望在座諸位先生批評指正！ 二 現在從我自己的體會，回憶一下30年代抗戰前學歷史的大學生心目中的陳先生。 我1931年進入輔仁大學歷史系，那時輔仁開辦不久，制度很不健全，對於低年級課程毫不重視。一年級有兩門中國史課程。先秦史由馳名中外的中西交通史專家而與先秦研究了無關係的張亮塵（星烺）先生講授，上課只是念好像根據馬驌《繹史》編成的厚厚一冊講義。另一門中國近百年史，用中華書局出版陳懷所編《中國近百年史要》，教授卻是柯鳳蓀（紹忞）先生長子、專精金石學的鑑藏家柯燕舲（昌泗）先生。柯先生不能闡發近百年史的要點，只喜歡大談清末掌故，我當時倒頗感興趣，但並未學到多少中國近代史。而輔仁大學中國文史方面著名學者如陳援庵（垣）先生、余季豫（嘉錫）先生、倫哲如（明）先生等，一年級學生都無緣接近，更談不到親聆教誨了。我感到不滿足，決心轉學；由於沒有讀過中學，所謂國立大學如北大、清華、師大等根本進不去，於是1932年轉學到私立的燕京大學，插入歷史系二年級。進燕京後頭一年中國史方面的課程，有鄧文如（之誠）先生的斷代史和洪煨蓮（業）先生的史學方法。當時燕京的斷代史從秦漢講起，除宋遼金元史由張亮塵先生來兼課之外，各段都由鄧先生講授。作為講義用的《中華二千年史》，實際只是參考資料，鄧先生講課另起爐灶。他注重一個朝代興亡治亂的大勢和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間或講些小典故。鄧先生講課娓娓而談，很能吸引同學。記得鄧先生開的斷代史我都選修了，其中我對魏晉南北朝一段特別感興趣。可能因為鄧先生早年喜歡研究這段歷史，還寫過《南北朝風俗志》，所以講課也特別精彩，我以後專搞這段歷史，就是受了鄧先生影響，引進門的師傅，就是鄧文如先生。洪煨蓮先生教的是歷史系學生必修的史學方法，分初級、高級兩門。初級史學方法從如何作卡片講起，包括引書必須忠實於原文，引用前人說法和材料必須註明出處，儘量追溯第一手史料，如何寫成一篇論文，如何列舉參考書目，等等。對於對考據之學已略窺門徑的我而言，這些內容未免顯得卑淺無甚高論。但洪先生口才極好，講課仍很引人入勝。他布置作業，讓學生運用他所講的方法試寫論文，要求非常嚴格，這確實也是極有益的訓練。以後我搞研究時的嚴肅態度和一絲不苟的作風，是和洪先生的教導分不開的。《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引得》的序言，就是我在高級史學方法班上的作業。洪先生講課內容使我長久不忘的，還有他所說：只要你掌握五個W，你就掌握了歷史。五個W者，Who（何人）、When（何時）、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也。 1935年我畢業後，又在燕京讀了一年研究院。當時燕京有一位同學俞大綱先生（後在台灣逝世），是陳先生表弟，精於唐史。後入史語所工作。他經常向我們談到陳先生學問既博且精，於魏晉隋唐的歷史造詣尤深。1935年秋季，我做研究生比較空閒，抱著聽聽看的心理，到清華三院教室去偷聽了陳先生講魏晉南北朝史。第一堂課講石勒，提出他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國，以及有關各種問題，旁徵博引，論證緊湊，環環相扣。我聞所未聞，猶如眼前放一異彩，深深為之所吸引。同時從城裡來聽講的，還有勞貞一（榦）先生（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退休教授）和余讓之（遜）先生（已故北京大學教授）。他們兩位都從北大史學系畢業不久，當時已在史語所工作，我們都很喜歡聽京戲，第一堂課聽下來之後，三人不約而同地歡喜讚嘆，五體投地，認為就如看了一場著名武生楊小樓的拿手好戲，感到異常「過癮」。我從此風雨無阻到清華去聽課，同時搜羅陳先生在各雜誌上發表的論文來閱讀，雖然當時對其中不少內容並不甚了了。現在回想，從勞余兩位和我當時的反應看來，陳先生的講課和北大、燕京兩校老師確實不同，各有千秋。但陳先生講課之所以使我們這些外校的學生們特別傾服，應有其原因。今天我回憶，當時想法有兩點。一是陳先生談問題總講出個道理來，亦即不僅細緻周密地考證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講出其「所以然」，聽起來就有深度，說服力更強。聯想洪先生五個W之說，就覺得缺第六個更大的W即Why（為何），未免有不足之感了。當時另一點想法是，別位先生的學問固然很大，但自己將來長期努力積累，似乎並不是辦不到；而陳先生的學問，似乎深不可測，高不可攀，無從著手，不可企及。這種認識當然與今天如何評價陳先生的學術無干，僅為了說明30年代的青年在心目中如何看待陳先生而已。 1936年夏間，我經俞大綱介紹，謁見了陳先生，他推薦我進了已經遷往南京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陳先生是歷史組組長，但並不過問具體事務，組內成員自由讀書，選題研究。但陳先生在組內以至所內的威信極高，無形中的影響也極大。說起來可笑，當時我們幾個史語所中的青年，甚至寫文章引書的卷頁號碼，都仿效陳先生的做法，使用大寫數字。回想我在燕京時所寫關於魏收的史學、北魏鎮戍制度的論文，明顯是鄧文如先生的路數。到史語所後一年中所寫關於南朝各種人、宇文周種族、領民酋長等三篇論文，著眼於南北僑舊的分野、民族問題、婚宦問題等，研究的途徑和成果，顯然是陳先生影響下的產物了。 以後我得到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有機會赴美學習，燕京大學給我的任務，是搞日本語言文學，對此我也很有興趣。但我對歷史並不願放棄。自己覺得，陳先生的天資及修養不能學而得之，非靠努力所能辦到，但陳先生掌握的語言工具我如能略通一二，肯定有利於在歷史研究上走陳先生的學術道路。因此我在哈佛大學的七年中，花了相當多時間精力學習梵文，計劃以後教日本語文之餘，繼續研究魏晉南北朝史。1946年回國後，確也照此計劃實行了。這裡順便談一下陳先生對待朋友和後輩的態度。陳先生對朋輩的學術造詣，向來是備加推重的。他尊楊遇夫先生為「漢聖」，楊先生在回憶錄中一再提到陳先生的鼓勵。對於後輩，只要有一得之愚，他總不吝嘉獎，不少後輩的論著都有陳先生加以勉勵的序文。我在清華中文系開「佛典翻譯文學」課，系主任朱佩弦（自清）先生事後告訴我，他問過陳先生我行不行，陳先生表示贊成，朱先生才同意的。1946到1948年間，我有機會時聆陳先生教誨，同時給陳先生譯讀日文雜誌的論文。解放以後，由於工作需要，我的任務屢變，游騎無歸。再加以政治運動不斷，精力分散，舊業務拋荒，新領域也未能深入下去。幾十年來，在魏晉南北朝史方面，陳先生的學術道路我只能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1964年我到廣州，是解放後第一次也是先生生前最後一次和先生相會，竟沒有任何新成就向他老人家匯報。從那時到今天又是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來廣州紀念陳先生，深感有負先生的厚望，心中無限慚愧。 三 陳先生的學問方面極為廣泛，所開拓的領域很多，我只能就魏晉南北朝史發言。自己見聞非常有限，港台學術動態所知尤少，必然多所掛漏，希望批評指正！ 追溯這段歷史的研究，自從《三國志》、《晉書》和八書二史成書之後，頭一個整理研究這四百年歷史的，當推北宋司馬光和他的《資治通鑑》。他利用正史和許多正史以外資料，審核比較，選擇可信者筆之於書。他和助手們剪裁排比，把這四百年頭緒紛繁的歷史敘述得井然有序，體大思精，明白清楚。《通鑑》從建安元年（196）曹操奉獻帝都許，到隋開皇九年（589）平陳，這一百一十五卷（占全書39％）就是司馬光和他的助手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成果，而《通鑑考異》則反映了研究的過程。清代學者在治經之餘，有不少學者以治經之法治史。他們所考訂多包括《三國志》以下諸史的史實、文字等等，如錢大昕、王鳴盛諸家。洪頤暄的《諸史考異》則專考訂《三國志》、《晉書》和八書二史。趙翼的《廿二史札記》與上述各家有所不同，臚陳史事，貫串論述，也涉及這一段。此外還有各家的補表、補志等。盧弼的《三國志集解》和吳士鑒的《晉書斠注》，匯總了清代學者對這兩部史書的考訂。大體可以說，清代學者在這一段的史料考訂上取得了不少成績，而在這段歷史的研究上，則沒有在司馬光之外作出什麼成就。 陳先生很推崇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而陳先生本人的著作，則在司馬光之後把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陳先生把敏銳的觀察力與縝密的思考力相結合，利用習見的史料，在政治、社會、民族、宗教、思想、文學等許多方面，發現別人從未注意到的聯繫與問題，從現象深入本質，作出新鮮而令人折服，出乎意想之外而又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釋。陳先生善於因小見大，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方面雖沒有寫出像《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那樣綜觀全局、建立框架的論著，但除經濟而外許多重要方面的大問題都接觸到了。陳先生長於貫通、觀察發展變化，如從南北朝分別找出唐代各種制度的淵源，他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與唐史研究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 五四以後關於古史的辯論很熱鬧，但對魏晉南北朝這段歷史的研究卻異常寂寞。1928年清華改舊制為大學，陳先生應聘為中文、歷史、哲學三系教授，1931年開始講授「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專題課。而這段歷史的研究，似乎也從此在史學界逐漸興旺起來。從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陳先生逝世時，從事這段歷史的研究並作出貢獻的學者，不少是直接受業於陳先生的學生，如蔣天樞（文化史）、姚薇元（北朝胡姓）、谷霽光（府兵制）、楊聯陞（社會經濟）、汪籛（均田制）、徐高阮（《洛陽伽藍記》、山濤論）、萬繩楠（政治史）、胡守為（政治史），此外有楊筠如（九品中正）與何士驥（部曲）兩人，都是清華國學研究院學生。但他們在清華時，陳先生主要研究滿蒙梵文與漢文文獻的對照，尚未講授魏晉南北朝史，楊何兩家著作中，也看不到陳先生影響。其他在此領域作出貢獻而並非陳先生及門弟子者，有餘遜（政治史）、賀昌群（土地制度）、武仙卿（經濟史）、劉汝霖（學術史）、王仲犖（政治、文化）、馬長壽（民族史）、勞榦（政治史）、唐長孺（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多方面）、譚其驤（民族史）、何茲全（經濟、軍事）、繆鉞（政治、文化）、牟潤孫（政治、文化）、王伊同（門閥）、嚴耕望（行政制度）等。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或多或少受了陳先生學風的影響。他們幾乎都不是只研究魏晉南北朝，而是或上連秦漢，或下及隋唐，只有這樣才能觀歷史之會通，這也是陳先生作出的榜樣。其中譚其驤專治歷史地理，繆鉞長於文學，都兼及這段歷史。唐長孺涉及多方面的三本論文集，姚薇元的胡姓考，嚴耕望的地方行政制度史，以及譚其驤、勞榦、何茲全的某些論文，成為研究這段歷史的人必讀的論著。 陳先生逝世以後，特別是打倒「四人幫」、撥亂反正以後這二十年來，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和其他學科一樣，蓬勃發展。首先是隊伍擴大，形成了一些研究中心，並出版專門刊物。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有以熊德基、黃烈為首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有關成員有張澤咸、朱大渭、童超等，出版了《魏晉隋唐史論集》。武漢大學有以唐長孺為首的3至9世紀史研究室，成員有陳仲安、黃惠賢、朱雷、陳國燦、楊德炳、盧開萬等，出版了《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實際是論文集的謙稱。北京師範大學有以何茲全為首的研究室，成員有黎虎、曹文柱、陳琳國等。四川大學有以繆鉞為首的研究室，成員有劉琳、馬德真、楊耀坤、朱大有、方北辰、呂一飛等。北京大學有以鄧廣銘為首的中國中古史中心，也有魏晉南北朝史組。有這方面的研究人員而未成立機構者，山東大學歷史系有王仲犖、鄭佩欣等；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有簡修煒、劉精誠等；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有李培棟、嚴耀中等，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有蔣福亞、許福謙等。1984年成立了全國性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會。 這一領域的發展，還表現在斷代的通史、略史的出現和史料的匯集、整理、校訂、注釋。全面和某一方面的通史，有王仲犖的系統巨著《魏晉南北史》，韓國磐的《魏晉南北朝史綱》、《南朝經濟試探》、《北朝經濟試探》，萬繩楠的《魏晉南北朝史論稿》，朱大渭主編的《中國農民戰爭史·魏晉南北朝卷》，李祖桓的《仇池國志》等。在若干通俗性略史中，程應鏐的《南北朝史話》具有特色和深度。在史料的匯集、整理、校訂、注釋方面，有唐長孺多年苦心孤詣主編而成的《吐魯番文書》，張澤咸、朱大渭的《魏晉南北朝農民戰爭史料匯編》（歷史所的《柔然資料輯錄》出版於1962年），任乃強的《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劉琳的《華陽國志校注》，蘇晉仁、蕭煉子的《宋書樂志校注》，朱季海的《南齊書校議》，朱祖延的《北魏佚書考》，王仲犖的《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周一良的《魏晉南北朝史札記》，余嘉錫的《世說新語箋疏》（成書遠在出版之前），楊勇的《世說新語校箋》，徐震諤的《世說新語校箋》，范祥雍的《洛陽伽藍記校注》，楊勇的《洛陽伽藍記校箋》（周祖謨的《洛陽伽藍記校釋》出版於1963年），王利器的《顏氏家訓集解》，周法高的《顏氏家訓匯注》，張忱石校點的《建康實錄》等等。朱銘盤的南朝宋齊梁陳四朝《會要》，也在1984年以後陸續印出。 最近幾年來，魏晉南北朝史領域中的專題研究，呈現出繁榮景象。現在僅僅就我個人所能讀到的論著，述其大概。掛一漏萬，只能作為舉例說明而已。 陳先生關於經濟史方面談得很少。唐長孺在這方面有所論述，他的學生高敏作了進一步研究（《秦漢魏晉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史探討》）。由於材料限制，難作系統概論，但高敏對某些關鍵問題，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如論定兩晉的占田與名田相同，指私有土地，而課田為課稅之私田；黃籍為西晉以來正規戶籍，白籍為土斷以前僑戶之籍。其他對吳屯田、食干制、徭役、雜戶制等，都提出了富於啟發性的新解釋，取得可喜的結論。田餘慶研究東晉百年間的政治史（《東晉門閥政治》），研究「王與馬共天下」的由來，區別舊族門戶與新出門戶，探討東晉僑姓門閥的主要來源，肯定門閥政治為皇權政治的變態，論證門閥政治與流民的關係、門閥士族的經濟基礎及文化面貌，從理論上指出門閥政治的暫時性與過渡性。祝總斌研究漢晉到南北朝的宰相制度（《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以這段時期皇權相權的相互關係為線索，追溯了從漢代三公到唐代三省之間的演變，把八百年間中樞政權所在作了細緻深入的分析。如果我們用陳先生的學風和道路來衡量，田祝兩家的研究都是在對個別問題細密考證的基礎上，放眼縱觀東晉南朝二百幾十年或漢代到唐代八百年歷史，從而收到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效果。陳先生具備樸素的辯證法，田祝兩家則是自覺地運用唯物辯證法來處理歷史問題，善於分析與聯繫，兩家的著作中其例甚多。前者如論證司馬越與司馬穎分為兩派，而又孕育出司馬睿的江左政權；東晉諸王對待北方胡族有親匈奴與親鮮卑之別，因而影響政治史的發展；北府兵與政治的關係——由門閥士族控制的軍隊變為次等士族的軍隊等等。後者如辨析官職名稱前後雖相同而作用已異，或者前後官職名稱雖異而作用相同；結合歷史事實、歷史人物甚至官衙地點所在，來分析官職作用的變化等等。這樣的研究能迭出新意，以至有些史學界長期篤信的說法亦為之動搖。如桓溫枋頭之敗自來認為他政治上從此倒霉，而田書論證桓氏實際上從此在江左得勢；西晉荀勖由中書令遷尚書令，說「奪我鳳凰池」，自來據此語斷定尚書令不如中書令重要，而祝書認為荀勖此話用意別有所在，不能據此斷定中書令重要性在尚書令之上。少數民族問題為魏晉南北朝史之關鍵問題，近幾年周偉洲的研究取得了紮實可喜的成就（《漢趙國史》、《敕勒與柔然》、《南涼與西秦》、《吐谷渾史》），曹永年結合考古資料，對鮮卑拓跋氏早期歷史作了極富啟發性的探討，為北方民族史的研究開闢了新途徑。黃烈的《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重點實際在這一段，對許多重要問題都提出了新穎的看法，尤其是在理論方面作了有益的探討。米文平發現嘎仙洞北魏刻石及其有關論著，更為北朝史研究增添了光彩。 據我個人所看到，近幾年各大學歷史系博士碩士生的研究論文，也頗有涉及這一領域的。這些論文大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中不乏宏觀與微觀結合，頗具新意的研究成果。有的雖是老問題，如僑州郡縣，研究者卻能從長期以來紛紜難解的歷史現象中理出頭緒與規律來，從新的角度加以探討，勝過了清代學者。有的則完全從新途徑進行考察，如文化地理。我再重申一下，這裡所舉最近幾年的研究成果，只是就我個人所讀到的論著，發表個人看法，主觀片面肯定不免。全面的綜述，請參看《中國史研究動態》中年度的概況和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的有關部分。 話已經說得太長。關於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發展前景，我想首先是今後不能局限於這四百年，必須上下貫通，綜合考察。研究方向，恐怕社會史、文化史和地區史的各種問題，都應當提上日程。當我們今天紀念陳寅恪先生的時候，我衷心希望今後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之下，把陳先生開拓的這個領域發揚光大，不斷深入，繼續前進！ （《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 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