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論集 · 史語所一年

我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過一年——1936年秋至1937年夏。這一年，時間雖然不長，但我飽嘗到在書海中遨遊、自由自在搞研究的樂趣，打下了我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基礎，也寫出了幾篇在這一尚少人耕耘的領域中還算有見地、有內容的文章。對我來說，這短短的一年確是很值得回憶的寶貴的一年。 我1935年在燕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因未找到適當工作，在燕京領取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年五百元），做了研究生。當時燕京的制度是第一年按照兩個頗長的書單自己閱讀，學年終了舉行筆試。中文書單包括《資治通鑑》等，西文書單有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等。回想起來，我當時未作長久之計，認真讀這些書，這一年的時間，大部分用在陪女朋友在詩一般的燕京校園共度花晨月夕。她當時是國文系四年級學生，在寫畢業論文。我實際上在等待她畢業一同離校。（俞平伯先生曾比喻過，清華園是散文，燕京是詩。） 另一方面，這一年我在學術上卻又有極大的收穫，就是偷聽了陳寅恪先生講魏晉南北朝史課，眼前放一異彩，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決心走他的道路。關於這一個情況，我在別處已談得很多，茲不贅述。1936年暑假中，忽然得到同學俞大綱自南京來信告訴我，經陳先生推薦，史語所聘請我去工作。原來他已向陳先生（歷史組組長）介紹了我的情況，陳先生同意向所里推薦通過，他才通知我。接受陳先生指導和搞研究工作，這兩個條件對我而言都是求之不得的，我當然極願意去。女友當時剛考上清華大學中文系做研究生，對我去南京也支持。我父親與陳家關係很深，我祖父歿於南京，墓誌即出於散原老人之手。師曾先生是他老友，為他畫過不少畫、刻過不少印章。他與方恪先生是青年時代同學，莫逆之交，至老不渝。父親聽說是陳寅恪先生推薦並跟他工作，也很高興。但我同時又有一點顧慮，怕燕京的洪煨蓮先生為燕京保存可能有用的力量，不同意我走。以前燕京搞明史的李晉華先生去史語所工作，洪先生曾為此大不高興。俞大綱當已考慮到此，在信中贅了一句：「至於哈燕社獎學金、燕大碩士學位，我兄諒無所留戀也。」這話說得對，我當時對寅恪先生景仰之誠和追隨之幸都遠遠在名利與學界派系考慮之上。湊巧當時暑假，洪先生不在學校，對我的決定未形成阻力。 南下前，我叮囑女友，到清華後一定去聽陳先生的課，並作詳細筆記，以便我學習陳先生的最新研究成果。 赴南京前，到清華園西院謁見陳先生。他對我的情況似頗了解，未多垂詢。說他作歷史組組長，也是遙領，參預決策，組中一切事務均由所長傅孟真先生處理。但研究工作中的問題由他負責，可以通信聯繫。 俞大綱先生到浦口相迎，共乘輪渡過江。黃而濁的揚子江水使我頗感失望。中央研究院在北極閣下，史語所占其中一座大樓。傅先生見我表示歡迎後說：「請你來做助理員，但目前沒有名額，暫時給你圖書員名義，但做助理員工作，薪水同樣八十元一月，明年再改為助理員。」這些我都無意見。傅先生交代我的研究任務是魏晉南北朝史，並說「將來寫出文章，夠水平就在集刊發表」。他沒有命題作文，也沒有給任何條條框框，更沒有把文章和升級、提薪聯繫起來。因此我感到，史語所的研究工作是純粹為學術而學術，不帶任何一點功利主義，是完全自由研究。 我在燕京時寫《魏收之史學》，對北朝史有所涉獵，因此現在計劃從南朝著手，先讀沈約《宋書》。我仍採用私塾辦法，用朱筆點讀。因為只有自己斷句，才能理解得比較確切，而無遺漏。如果自己斷不了句，必然是沒懂，就迫使你思考。 史料多多益善，越完備越好，才便於比較，去偽存真。在索引工作很不完備，更無計算機可言的年代，只有靠笨法子。我每逢人名就去查本傳，逢地名就查地理志，逢官名就查職官志。關於重要時代和事件，我必然翻閱《資治通鑑》。宋代保存的魏晉南北朝史料比今天多，而司馬溫公斷制有方，所敘多可信賴也。清人長於史料考證，讀史必須利用。我讀正史必同時檢閱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趙翼《廿二史札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書考訂最精，趙書融會貫通史事，王書稍差，亦不無用處。 在精讀正史之外，我還涉獵一些有關時代的子部著作，如《世說新語》、《異苑》、《顏氏家訓》等；集部著作，如《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有關部分；金石書如《金石萃編》、《八瓊室金石補證》等。 總之，在史語所的這一年，我比較仔細地讀了八書中《隋書》以外的七部，參閱了《南北史》，打下了較好的基礎。 在廣泛閱讀史料過程中，自然遇到某些引起注意的現象。對這些現象進行比較、分析、綜合、思考，得出所以如此的原因。再從其他未利用過的書中，有針對性地尋找補充證據，最後形成結論。一篇論文也就完成。我這一年中，寫了四篇文章：《南朝境內的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領民酋長與六州都督》、《論宇文周之種族》、《評魏楷英譯魏書釋老志》。宇文周一文是根據傅先生啟示，為之論證。書評不算所里工作，給了母校歷史系的《史學年報》。另外兩篇則是廣泛自由閱讀基礎上水到渠成寫出來的。南朝各種人一篇，人口的計算方式可能不妥，但關於南北人在政治、社會各方面地位之消長，以及少數民族問題，所論在當時卻頗新鮮。關於溪人曾通函請教陳先生。陳先生喜歡用明信片。想到一點就寄一張明信片，有時我一天收到好幾張。他說自己「胸無定見，殊可笑也」，實際反映陳先生思想之敏銳與活躍。後來陳先生在關於《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文章中，回憶當時研討之樂，有一段頗富感情的話。我在美國，胡適之先生舉以見示，我讀後深為感動。領民酋長與六州都督，都是北朝史中習見之稱而不得其解者，我的文章初次做了解釋，遂成定論。 史語所的辦公室，一間約有三十多平米，幾人合用，每人一書桌、一書架。平均占有的空間相當之大，各不相擾。記得我被安排的屋中，有勞榦、李家瑞兩先生和一位書記。單身宿舍比較簡陋，先在藍家莊，後遷成賢里，我一直與全漢昇先生同屋。宿舍內不好工作，所以我晚間仍去辦公室。有一晚我正在讀法文，傅先生進來，說：「你將來還可以學點德文，以便看蘭克和莫姆森的原著。」我當時想，這談何容易！以後在哈佛為拿學位，學了德文，突擊過關，以後不用，也就還給老師了。 所里有早晨簽到的制度，考古組有一位青年名劉耀，總是蓬鬆頭髮，常常與我先後簽到，相視一笑。他的姓名引起我的注意，此人即後來的尹達。所中不定期由各組舉辦報告會，有一次會上討論中，傅先生對張政烺說：「你是最critical的，你對這問題怎麼看？」可見傅先生對所中每人的業務情況是胸中有數的。有一次陳先生來南京開會，在所里與大家座談。結束時傅先生對大家說，「陳先生不能在京久留，因為陳太太將要生兒子。」可惜傅先生善頌善禱的「吉言」未能實現。我還在全院大會上聽過俞大維報告綏遠抗戰情況。哈佛大學學哲學的博士，竟成為全身戎裝的兵工署長，我想是效法他的外曾祖曾國藩既能治學又能治軍吧。 當時所里除歷史組同仁外，與語言組的丁聲樹、周祖謨兩位較熟，後來也都留在北京。我曾請教丁公京劇中尖團字問題。他說他的家鄉河南方言裡就有此區別，舉出許多例證見告。我也從而悟出日語漢字讀音中也區分得很清楚。如弓箭之箭與寶劍之劍、白雪之雪與紅血之血。關於文字音韻方面，常常請教周祖謨。前幾年研究日本新井白石，關於他所參考的明末清初字書的評價，都是得之於周公的。 史語所這一年中社交活動不多。傅先生曾邀我到家便飯，向傅老太太介紹說：「他的祖上在咱們山東做過大官。」所外史學界朋友只有陳沅遠。他是燕京研究院畢業，以論文《唐代驛制考》知名，當時在水利部門工作，仍做些研究。我經常從所里替他借書，如《冊府元龜》等。燕京1935年畢業班在南京約四五人，亦曾聚會。其中經濟系的黃晟乃黃秋岳之子，抗戰開始不久即以出賣軍事情報，父子同處極刑。此外德國衛禮賢教授的兒子任國民政府顧問，其母也在京，我曾去訪問她。德國老太太看見二十多年前自己哺育過的中國嬰兒長大成人，異常高興，相聚甚歡。她在所寫衛禮賢的傳記中記了此事。 1937年夏，我回天津探親。抗戰爆發，史語所內遷，我滯留天津租界家中，準備結婚後去內地。後有赴美機會，改變計劃。 我在史語所辦公室的藏書，由於傅先生的關懷，與所里藏書一起南運，在李莊曾起作用。周法高先生就曾利用過周乙量批註的《顏氏家訓》。我的藏書和所中藏書一起復原到南京，後來又寄到北京。這件事使我非常感動。1946年，傅先生又有信給我，約我回所任歷史組組長。我已與燕京有約，當然不能應命了。 1998年2月，周一良記，時年八十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