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論集 · 我和魏晉南北朝史

兩年前，張世林兄編輯學者自序的《學林春秋》，邀我寫文，當時因病無法應命，勉強寫了三首韻都押得不正確的小詩。現在世林兄又準備把上次未及收入的文章重新編入，作為再版，又來邀我。我深為世林兄的決心和熱心所感動，這次一定應命，雖然我的學術成就是沒有太多可說的。 我最初接觸魏晉南北朝史，是在燕京大學聽鄧之誠先生講斷代史的時候。鄧先生學問淵博，口才也好，講課每每引人入勝，而魏晉南北朝史講得尤其令人神往。聽說他年輕時，關於魏晉南北朝的社會寫過專書，名為《南北朝風俗志》。燕京規定學期末不考試，寫一篇學年論文。我在這課就寫了一篇《魏收之史學》。魏收的《魏書》受人誹謗，我從幾個方面論證了《魏書》並非「穢史」，實際上是替他平了反，做了一篇反面文章。後來這篇文章登在《燕京學報》，那時我二十一歲。這就是我最初關於魏晉南北朝史著作的開始。四十七年以後，我為《百科全書》寫「魏書」這一條，重翻舊文，發現其中頗有餘季豫先生《四庫提要辯證》所未及道者，因記以自勉。 但是，我以魏晉南北朝史為終身研究對象的決定，卻是在聽了陳寅恪先生的課以後的事。1935年畢業後，在燕京做了一年研究生，這時同學俞大綱兄盛讚他的表兄陳寅恪先生學問如何精湛。他正在清華講魏晉南北朝史，我於是就去偷聽。我聽的第一課是講石勒，從羯胡講到唐代昭武九姓，講到石國，旁徵博引，非常精彩。對我而言，真是大開眼界，聞所未聞，猶如眼前放一異彩。那時聽課的還有餘遜、勞榦兩兄。我們幾個青年都喜歡聽戲，大家共同歡喜讚嘆，說聽了陳先生這一堂課，就好像看了楊小樓的一場精彩表演。我由此暗下決心，決定以魏晉南北朝史為終身的研究對象，定要走陳寅恪先生的道路。 大概俞大綱先生把我的情況介紹給了陳寅恪先生，陳先生為了吸引人才，就推薦我去史語所工作。當時的史語所真是一個做學問的好地方。圖書資料豐富，沒有任何條條框框，完全自由研究；更沒有什麼升級、評工資等等的干擾，一心一意只是讀書。從1936年秋天到1937年的6月間，我把八書二史讀了一遍。我還是用舊的笨法子，遇到人名就查列傳，遇到地名就查《地理志》，遇到官名就查《職官志》，這樣互相比勘，同時參考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和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等等。 我注意到南朝境內漢族的僑人和舊人的區別。南朝境內少數民族很多，也注意到宋齊梁陳政府對於僑人和舊人的政策的前後不同，如此等等。同時也注意到社會上對於「婚」和「宦」兩方面的重視。順著這些思路，水到渠成，完成了第一篇論文《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和政府對待之政策》。北朝方面，我首先注意了北朝自始至終存在著「領民酋長」這個稱號和晚期出現的「六州都督」。據我研究的結果，北魏除了像高車這樣大的部落沒有解散以外，還有一些屬於鮮卑或者附屬於鮮卑的匈奴、敕勒等等較小的部落也並沒有解散，依然未成編戶。而這些小的部落，他們的酋長就稱為「領民酋長」。「領民酋長」最初是領有部落，逐漸演化成為沒有部落但依然領民，所以稱為「領民督將」或者「領民都督」。所謂「六州」，最初是指恆、雲、燕、朔、蔚、顯六州的流民，這些流民由北部南遷到冀、定、瀛三州，當時統率這六州流民的官，就稱為「六州都督」，而「六州」這兩個字，逐漸由實指地名，變成北方流民的代號，所以「六州都督」的「六州」已經不是指這六州地方的人了。這些名詞的變化，實際是表示著歷史發展的軌跡，要從歷史發展變化來理解各個名詞的真正含義。我又根據傅斯年先生的啟發寫了一篇文章，論證宇文氏是匈奴而不是鮮卑，這個說法後來也得到承認。我還研究了北魏的鎮戍制度。在這篇文章裡面，我指出，研究一種制度，不能僅從靜止的方面來考慮，還要從「動」的方面，就是它的運行方面來研究，這種說法也是對頭的。我還寫了兩篇書評，一篇是評美國魏楷英譯《魏書·釋老志》，還有一篇是評日本岡崎文夫的《魏晉南北朝通史》。做了這樣一些工作，可以算是我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第一階段。 1937年抗戰爆發，我回到天津家裡，準備結婚以後再到南方去。而這期間，燕京大學的洪煨蓮老師準備送我到哈佛大學去讀書，改變了我的計劃。在哈佛大學，燕京大學給我的任務是學習日本的語言文學，但我同時用了相當多的時間去學習梵文，目的也是準備將來走陳寅恪先生的道路。在哈佛又教了兩年日本語後，1946年回國。在這期間，就沒有做關於魏晉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了。 我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第二階段，是從1946年回國一直到解放初期。在這期間，我的教課任務主要是日語，不需要太多準備，因此有充分的時間來搞研究。我寫了一篇《乞活考》，考證西晉東晉之間的流民。沒想到在「文化大革命」當中，這篇文章招來了災難。但是這場災難，三十年之後終於得到圓滿的解決（請參看1998年8月號《讀書》雜誌）。我寫了《北朝的民族問題和民族政策》，又研究了南朝的官制和清濁問題，等等。同時還做了關於佛教史的研究，寫了一篇《〈牟子理惑論〉時代考》。根據我的考證，《牟子理惑論》「序言」和本文一部分大概是公元2世紀末或3世紀初牟廣的著作；而許多關於佛教的話，都比較遲，大約是3世紀末或4世紀初加入的。佛教史之外，還就敦煌文獻寫了一些文章。總之，這幾年自己感到意氣風發，有時候思如泉湧，覺得研究的潛力很強，可以涉獵許多方面。在哈佛時，老友楊聯陞勉勵我說將來可以繼承陳寅老的衣缽。我覺得自己的聰明才智、悟性和記性都遠遠比不上陳先生，而陳先生的中國古典、外國語文各方面同樣非我所能及；但是當時覺得，如果鍥而不捨，努力用功，以後在某些問題、以至個別方面，接近陳先生的水平也不無可能。80年代與聯陞兄在劍橋重晤時，他聽說我有《札記》之作，便又賦詩勉勵我說：「誰道滄桑荒舊業，猶能健筆作龍蟠。」豈知五十年來時移事異，我當年的幻想早已破滅，良友的期望也已成為泡影了。噫兮！ 我在燕京教過一段魏晉南北朝史，當時就用陳先生的方法，講課內容主要是自己的研究結果，頗受學生歡迎。在清華1949年以後才轉到歷史系，也講過一段時間的魏晉南北朝史。院系調整以後，魏晉南北朝這一段斷代史，由我的前輩魏晉南北朝專家余遜先生擔任，我服從需要，改搞亞洲史。再加上各種政治運動不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這幾十年魏晉南北朝史完全束之高閣了。 我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第三個段落，是從粉碎「四人幫」以後開始的。我受審查期間，每天三段時間都要到工人師傅所在的辦公室去。開始是寫材料，很快就沒的可寫了。於是我就讀二十四史。一部二十四史從頭讀起，讀到《三國志》，如睹故人，墜歡重拾。於是我就開始寫點劄記，積累資料。我想先把史料複習一遍，然後再來從事研究。這就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的由來。《札記》一共三百四十幾條，三十五萬字。《三國志》和《晉書》有盧弼、吳士鑒兩家的註解，而八書、二史，前人都沒有箋注過，今天為它們作全面註解，也缺乏足夠的材料。我於是乎仿照清代郝懿行《晉宋書故》的辦法，就自己的理解所及，對史料做一點類似註解的工作，特別是詞語方面，以供認真閱讀這部分史書的同志參考。《札記》裡面考證比較多，也有些議論討論一些問題，類似《廿二史札記》。記得陳援庵先生逝世之後，邵循正兄有輓聯說：「校讎捐故伎，不為乾嘉作殿軍」，當時傳誦。我現在這部《札記》，可以說是「愧為乾嘉作殿軍」了，但是自信對今後讀這些史書的同志，還是會有些幫助的。 1981年《札記》交稿以後，我又陸續寫了十五六篇關於魏晉南北朝史的文章和書評，這些論文涉及的以文化、典制、語言、文字為多，這和早年文史傳統的薰習，以及由此養成的興趣有關。這些文章雖不無一得之見，但殊乏突破之功，它們在有關領域中未能構築巍峨大廈，而只起了添磚加瓦的作用。「史無前例」的十年之後，體力腦力猶堪驅使，貢獻區區餘熱，對學術言，對個人言，都屬大幸了。1989年，我在美國與老友王伊同教授共同寫了一篇書評——《馬瑞志教授英譯〈世說新語〉商兌》。從此以後，我的主要精力就轉移到敦煌寫本書儀的研究和日本史料的翻譯上來了。 我致力於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前後二十幾年，這些研究總體來講，有什麼特點呢？我想，我的研究工作的特點和別人比較之後，才能看得出來。就拿我們系裡中國古代史方面的幾位先生來說吧，我認為鄧廣銘先生的宋史研究可以說是面面俱精。他不但研究北宋，而且研究南宋；不但研究政治、經濟，而且研究文化；不但研究而且能夠注釋文學作品，像《辛稼軒詞》；特別是他除了研究考證之外，還能夠自己寫歷史。這是非常難得的。再看王永興先生的唐史研究，他在同一類型的題目上幾十年步步深入，進步的軌跡可以說斑斑可考。田餘慶先生研究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好學深思。我自從1997年右手不能握管，每天用左手簡單寫幾句日記。記得1998年4月20日的日記裡邊，只有這樣一句話：「看田文，苦心冥索，難怪得心臟病也。」蓋指其考求北魏立太子後殺其母之制也。祝總斌先生研究秦漢魏晉南北朝史能夠觀其會通，誠如司馬遷說的「通古今之變」，他的宰相制度的研究是其一例。用別位史學家的研究特點來照一照自己，似乎看得更清楚一些。我對魏晉南北朝史沒有總體的看法，也沒有計劃一個一個問題地突破。但是，我覺得在「通古今之變」這方面，還是做了一些工作。因此也有逐步深入的傾向。比如說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研究，從《魏收之史學》到《論崔浩國史之獄》，一直到最後《論南北朝史學的異同》，這中間就在逐步融會貫通。陳琳國兄評我《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的文章題為《融會貫通漸臻化境》，雖然提得太高，我不敢當，但我覺得卻也不是完全不著邊際。我學術研究的另一個不同於諸家的特點，就是像西方諺語所說，自己是各個行業的小夥計，沒有一行是老師傅。這是自謙的話，同時又不無自豪，可以說是未蓋棺而定論了吧。 關於我三部著作的題簽問題，想談一點掌故。我的《魏晉南北朝史札記》是由我父親九十老人所題，老人的書法初學「蝯叟中年字」，後來又受唐人寫經的影響。他的書法，直到九十多歲還寫得既飄逸有致，又遒勁有力。但是老人非常謙虛，給我的家信里說，寫了幾條都不滿意，都寄給我，由我自己選擇吧。老人的謙虛可敬如此。《論集續編》的書名，是由遠在大洋彼岸的堂叔志輔先生所題，他活到九十九歲，平生研究戲曲，有關於京劇歷史的著作多種。編《百科全書·戲曲卷》時，協助張庚同志主持實際工作的俞琳同志，曾經提出要為他立一個條目，但是因為他僑居美國而放棄了這個意見。以後再編《百科全書·戲曲卷》，恐怕就該有他一席之地吧。60年代中華書局出版的《魏晉南北朝史論集》，是由亡弟珏良題簽。珏良研究英美文學，有五十萬字的文集，同時他非常喜歡書法，學習號稱陳朝智永所寫的《千字文》，同時受唐人寫經的影響也很深。所以我挽他的聯語中有「詩精中外，書追晉唐」之語。可惜的是，當時書名題簽還沒有署自己名字的習慣，所以這本書的題簽就成了無名氏了。 關於我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還有一個非常重要、非常關鍵的問題，需要在這裡講一下。根據陸鍵東同志的書，我似乎是被陳寅老處以「破門」之罰，但是我始終對這件事毫無怨懟之情，因為我深深了解陳先生的心情。還有一點我以前沒有講過，就是我自己心裡始終很坦然，在我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工作中，自信沒有受到政治干擾，是沒有違背陳先生的主張的。當然我也寫過「奉命」文章，如論柳宗元的《封建論》和論諸葛亮的法家思想，同時在報刊上發表過一些中國與某些國家友好歷史的文章，這些都是為當時政治服務的。我不認為這些是研究工作，把它們和研究論文嚴格分開。我認為屬於研究工作性質的，是1976年以後出版的那兩本書，與這些文章迥然不同，我認為是沒有違背陳先生的宗旨的。在梁效時所寫的《論九世紀前半期的唐朝政治》，是為了說明唐代某些詩人的政治背景，所以我才敢於拿它來為季羨林先生祝壽。總而言之，我自信我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從來沒有由於為「辦得食」而「遂負如來」也。 （此文由閻步克同志筆錄，謹致感謝。 1999年5月7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