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論集 · 學術自述

我於1913年1月19日生於青島。原籍安徽東至縣，在北京、天津生長。自8歲起在天津家塾讀書，計10年之久。在這期間，我讀了四書、五經、《古文辭類纂》等，學習寫作古文，對清儒考據著作也有所接觸。塾師中受益最深的是24歲來周家、28歲即去世的南皮張潞雪先生（張曾敭次子）。在家塾里我還曾先後學習日語和英語。 1930年我考入北平燕京大學國文專修科。因專修科不算「正途」出身，1931年秋進入創辦不久的輔仁大學歷史系。輔仁的歷史大師們不擔任一年級的課程，因而次年又轉回燕京大學歷史系，成為二年級的插班生。在燕京大學，我受知於鄧之誠（文如）、洪業（煨蓮）先生。鄧先生學識淵博，口才極佳，他講授魏晉南北朝斷代史，娓娓而談，引人入勝。我對這段歷史的興趣，就是由鄧先生這門課培養而成的。洪先生教授史學方法（初級和高級），給了我考證和處理史料的嚴格訓練。作為鄧先生課程的學年論文，我在三年級時寫了《魏收之史學》。我畢業論文《大日本史之史學》，則是由洪先生出題並指導的，這是中國學人第一篇全面評價日本重要史學著作的文章。大學畢業時，我被推選為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畢業後我在燕京大學研究院肄業一年，此時曾去清華大學旁聽陳寅恪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課，感到眼前放一異彩，由衷佩服。後由陳先生推薦，我進入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史語所的一年中，我盡情享受了自由自在無拘束地遨遊書海的樂趣。在陳寅恪和傅斯年兩先生的指導和薰陶之下，我水到渠成地寫成了幾篇文章。《南朝境內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研究南人北人等各社會階層的政治地位及其消長，以及南朝少數民族問題，採用的視角在當時頗為新鮮。其中某些問題我曾寫信請教陳寅恪先生，他的回信使人深感其思想的敏銳與活躍。《領民酋長與六州都督》一文解釋了北朝史上這兩個重要名詞的含義，遂成定論。《論宇文周之種族》是根據傅斯年的啟示寫成的，以後也為學術界所承認。 1939年秋，母校燕京大學推薦我領取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赴美國哈佛大學遠東語言系（後改名東亞語言文化系）學習。燕京給我的任務是研究日本語言文學。我深深服膺陳寅恪先生，感到要走他的學術道路應先具備他的條件，亦以到哈佛有機會學習梵文而私喜。在哈佛大學，我主要受教於葉理綏先生和柯拉克先生。葉理綏先生為俄裔法籍，是明治年間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第一個在國文學科畢業的外國人，後來被譽為「西方日本學之父」。柯拉克先生是哈佛第一代梵文教授蘭門的弟子，興趣在印度佛教，故而指導學生通讀《佛所行贊》、《妙法蓮華經》等為教材。1944年，我以論文《唐代印度來華密宗三僧考》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此文包括天竺密教三位大師漢文傳記的英譯，以及腳註和考據性的附錄20則，因是第一手資料，對西方佛教史學界頗有裨益。論文發表後，當即有哥倫比亞大學漢學家富路特教授致書稱道，一本英文佛教史論著索引也推薦介紹了此文。我在1982年訪美時，幾位青年佛教史學家得知我是「三僧考」一文的作者，便告知曾複印此文以供隨時參考，頗致欽挹。在哈佛讀書期間，我曾擔任美國陸軍特別訓練班的日文助教約兩年。1944年畢業後，又在哈佛大學任日文教員兩年。 1946年夏歸國後，我先在燕京大學國文系任副教授一年，講授高級、初級日語及佛教翻譯文學。1947年起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任課相同。1949年轉任歷史系教授。回憶初回國三四年間，意氣風發，時時思如泉湧，研究精力頗為旺盛。這期間我在魏晉南北朝方面完成了《乞活考》、《南齊書丘靈鞠傳試釋》等，佛教史方面寫了《牟子理惑論時代考》（胡適之先生曾致長函反駁此文觀點）、《能仁與仁祠》等，敦煌學方面寫了《雜抄考》，還參加了對「俗講」的討論。解放前夕，我與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馬堅、金克木、王森，清華大學的邵循正，燕京大學的翁獨健等發起組織了東方學會，輪流舉行學術報告，並準備出版刊物。在學會中，我曾作過關於牟子的報告。此時北京高校無人教授日本史，燕京、清華、北大三校的日本史課程由我一人承乏包辦。 解放後，我在1951—1952年兼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1952年秋院系調整後，到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授。這期間，先後兼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亞洲史（後改亞非史）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歷年在各校所教課程，有初級及高級日文、佛典翻譯文學、中國通史（宋以前）、魏晉南北朝史、日本史、亞洲史、中國歷史文選等。1986年離休。 解放後一段時間中，和許多單純而正派的知識分子一樣，長期有一種負罪感，其來由不外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留學美國、脫離政治等等；因而自我改造的要求嚴格而迫切，對歷次政治運動，思想上始終感到要緊跟、要革命。50年代初，北大歷史系學習蘇聯教學計劃，準備開設亞洲史的必修課和建立亞洲史教研室。領導提出要我負責，我覺得責無旁貸，毅然放棄從事多年的中國古代史而承擔下來，著手草擬亞洲史教學大綱，編寫教材，培養青年教師。這時我自己的亞洲史研究重點仍在日本史，以一分為二、合二而一的辯證觀點，對日本「明治維新」的各個方面進行了探討，其成果有《日本「明治維新」前後的農民運動》（寫於1956年號召「向科學進軍」之時）、《關於「明治維新」的幾個問題》（寫於1962年所謂「回潮」之時）。還有一篇《明治維新前夕的對外關係》，原為1968年紀念維新百年而作，但因「文革」災難未能完稿。這些文章把明治維新的性質確定為未完成的資產階級革命，這被中國學界接受為主流觀點，《幾個問題》一文還被日本左派史學家譯成日文發表。80年代中期退休後，我得以把重點放在更感興趣的江戶時期。1990年我出版了《中日文化關係史論》，共收有論文18篇，除去兩篇關於明治維新的論文外，其餘各篇均為這些年中完成。近年來我致力研究新井白石，並翻譯了他的自傳。 新中國成立後，與亞非各國的友好往來日益頻繁。我廣泛搜集資料，先後寫作了一系列中國與亞非國家關係的文章，並出版了《中朝人民友誼關係與文化交流》、《中國與亞洲各國和平友好的歷史》。這些工作不足以稱研究，但很好地完成了當時的政治任務。 1958年「大躍進」時代曾興起學生自編教材之風，60年代初周揚同志便採取糾偏措施，成立文科教材辦公室，由武漢大學的吳於廑同志和我共同主編了四卷本的《世界通史》。此書力破「歐洲中心論」觀點，材料具體豐富而確切，觀點不求新奇，採用可信有據的公認結論；增加了大量亞非史及文化交流方面的內容。比起前蘇聯的教材，這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各大學歷史系教師普遍認為相當合用。 80年代我還參與主持了兩項工作。一是受周揚同志委託，主編了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我發凡起例，邀約19位有關專家，分章撰寫了中國與22個國家或地區的文化交流史。力求以原始史料為基礎，儘量吸收前人成果，重點放在文化的相互交流與促進上，避免只談單方面影響。這是一部對史學工作者和外事工作者都有裨益的參考書。另一項工作是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常務副主編孫毓棠逝世後，我接替了有關任務；同時併兼任魏晉南北朝部分的主編，還參加撰寫了「南朝」等條目。中國歷史卷計430萬字，是40年來中國史研究成果的總檢閱，也是第一部以中國歷史為對象的百科全書。此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持編寫的七卷本巨著《人類科學文明發展史》，我在1980年應邀擔任其第三卷（公元前7至後7世紀）編委會的委員。與舊版相比，對我所寫日本、朝鮮兩節，國際學界有「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之譽。 解放後我多次到亞、非、歐、美國家訪問。80年代以前的訪問，著重在文化學術交流名義下發展人民間的友誼；80年代後則多以交流學術為中心，同時也自然增強了友好關係。1997年2月我應邀赴日，接受大阪府所贈的山片蟠桃獎。這個獎項，是日本方面為介紹和研究日本文化成績卓著的外國學者而設，每年頒予一人，已有十幾人獲獎，但中國人獲得此獎尚屬首次。 在敦煌研究方面，我在解放前的工作多是為發現的個別文獻作跋；80年代進而接觸了大量新材料，得以對敦煌書儀進行全面研究，這是「敦煌學」中極少有人耕耘的領域。我先後寫作了《敦煌寫本書儀考（之一與之二）》、《敦煌寫本書儀中所見的唐代婚喪禮俗》、《書儀源流考》、《唐代的書儀與中日文化關係》等，並與趙和平合作出版了《唐五代書儀研究》。這些論著，對於寫本書儀的類型、其所反映的社會文化現象等做了系統論述，填補了「敦煌學」的研究空白。我在日本所作報告，被收入《講座敦煌漢文文獻編》等書中。 少年在家塾讀書時，就最喜讀王引之的《經義述聞》和王國維的《觀堂集林》，佩服其分析推理之細密周到。後來遂打算繼承郝懿行《晉宋書故》，著手對魏晉南北朝文獻中的語詞進行研究。在70、80年代之交，我完成了《魏晉南北朝史札記》。《札記》中對大量名物制度進行追根尋源，充分利用了史書、詩文、敦煌寫本、考古報告以及金石等材料，時或引證西周金文銘文、《儀禮》一類史料與古籍。而且對日本文獻的熟悉也給我頗多助益。例如在「相聞、相知」條中，我不但說明了「相聞」是「通知某某」之意，而且指出此種用法沿襲至唐代並傳入日本，日本古歌集《萬葉集》中專立「相聞」一門，即指相互酬答。 《札記》除疏通語詞本義之外，也盡力「通古今之變」，對諸多歷史表象背後的重大政治線索予以深究。例如「劉義慶傳之『世路艱難』與『不復跨馬』」條，通過兩段話語，揭示了宋文帝時身為宗室的臨川王劉義慶在面臨猜忌和誅殺時力圖免禍之窘境，顯示了「元嘉之治」的光暈之下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之尖銳。又如「曹氏司馬氏之鬥爭」、「名教自然『將毋同』思想之演變」、「西晉王朝對待吳人」、「東晉南朝地理形勢與政治」、「東晉以後政權嬗代之特徵」、「王敦、桓溫與南北民族矛盾」、「爾朱世隆傳中所見官制」等條，都包括長篇綜論，對當時政治、軍事、文化、制度發展中的一些重大關節點深入剖析。 《札記》的這些工作，我認為還未能構築巍峨大廈，而只起了加瓦添磚作用；但也掃除了不少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時的「攔路虎」。日本學者川勝義雄1981年1月7日曾來信說：「……諸條中賅博之知識與精密之考證，至為嘆服。要之，實痛感我輩外國人終難與本國學者相匹敵耳。」日本學者吉川忠夫稱此書「是卓越見解與淵深廣博知識的精彩結晶，堪以名著相稱」。 80年代我針對魏晉南北朝史學作了一些探討。解放前我對魏收之史學的研究，雖然細密，但今天我感覺還未超出傳統史學的史例、史法之類衡量標準，是比較死板的一種做法。例如對崔浩「國史獄」這個重大事件，以往未能提出新的看法，視野也比較狹窄。80年代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深度和廣度都不相同了，進而提出，崔浩所修國史的「備而不典」，如實記錄了拓跋早期失國、亂倫等事，暴露了北魏統治者祖先的羞恥屈辱，是其罹禍的主要原因。我對拓跋氏早期歷史和世系的有關辨析，被譽為「自來曖昧不明之北魏初期皇帝世系，可謂從此最後解決」。 在討論史學史上的編年體和紀傳體時，我指出最早的歷史記載，大抵都是依年代順序來敘述。中國最早的歷史《春秋》是編年體，晉國、楚國的國史大約與魯國史一樣也是編年體，汲冢發現的魏國國史《紀年》也是編年體。編年體流行了約五百年後，才出現了紀傳體的司馬遷《史記》。西方最早的歷史著作，如公元前5世紀號稱「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的《歷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基本上是按年代順序編寫的。羅馬著名史學家李維的《羅馬史》，更是明確的編年體史書。在希羅多德之後約六百年，才出現了普魯塔克的列傳體《希臘羅馬名人合傳》。這就顯示，要從人類思想的脈絡和中外史學的比較，認識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階段和意義。 史學的變遷與社會文化政治密切相關，因而我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研究，也不限於史學史本身。魏晉以來王朝更迭多用禪代，政權交接以及其間的政治鬥爭，就直接體現在「國史斷限」這類糾葛之上。西晉編撰國史時，曾有人提出把晉朝歷史斷限上延到曹魏正始元年或嘉平元年，我指出其目的就在於使曹芳被黜、曹髦被害等大事的非正義性有所減輕，以掩飾沖淡禪代過程中的陰謀與暴力；西晉和東晉的史學家，在這個事件上各自顯示了不同面目。 我對南朝、北朝之史學特點加以比較，認為各有異同。南朝史學注重議論的「精意深旨」，看重對歷史發展的洞察能力。如范曄《後漢書》的《黨錮傳序》從春秋以後世風的變化談起，《宦者傳序》從古代寺人制度談起，《儒林傳序》論述了東漢二百學官發展，《西羌傳論》縱論了東漢以來羌人活動及漢廷遷徙政策的失誤，這都是通過貫通今古、思辨分析而得出的深刻看法。沈約《宋書》和蕭子顯《南齊書》也有同樣風格。而北朝如魏收《魏書》的「序」或「論」，就給人以就事論事、拘泥具體功過得失的感覺，缺乏通觀全局的評論和對變化發展的把握。我進而從更高層次上，就南北文化的總體風貌來分析其南北史學異同的緣由。在文學上，「江左宮商發躍越，貴於清綺；河朔詞意貞剛，重乎氣質」；在佛學上，南朝重佛理辨析，北朝重修持實踐；在經學上，也有「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的情況。南朝文化在玄學和佛學的推動促進下，偏重於分析思辨，故與北朝不同。用《論語》之言來概括，就是北方偏於「學而不思」，南朝偏於「思而不學」。這樣，就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南北朝史學發展的不同趨勢。 從南北朝史學異同入手，就可以體察到文化是既區分不同層次、類別的，又往往有一種共同的東西貫穿其中。由此我提出，文化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文學、藝術、思想等屬於「狹義文化」；這些之外再加上政治經濟制度以及衣食住行、生產工具等，可算「廣義文化」；而在一個民族的各個文化分支中，還可能潛存著一種共同素質，貫穿於各個方面，我名之為「深義文化」。南北史學的異同，與文學、宗教、經學等等的異同密切相關，從而顯示了南北朝文化在格調和風貌上的總體差異，這就證明了「深義文化」的存在。 與之相類，我感到日本與中國的文化差異，也同時體現在「狹義文化」、「廣義文化」和「深義文化」諸多方面。日本文化對自然的親近和敏感，衣食住行上樸素、纖細的特點，重視體現責任與義務的「義理」，包容性、實用主義和善於模仿，以及蘊藏於日本文化深處的「苦澀」、「閒寂」情調等等，都構成了日本獨有的文化特性。這就說明，文化是個整體，各個特點之間的聯繫是非常密切的，離開了哪一方面，都解釋不了這個文化整體。這三個層次由狹而廣、由表及里、由淺入深，共同組成一個立體的文化定義和文化類型的分析模式；而「深義文化」，則最終構成了一個民族的靈魂。 在研究不同文化之間的文化交流現象時，我發現有些影響在對方國家和民族中生根、發芽、結果，交流的結果長期存在；但也有一些影響在較短期間風靡一時，卻未能生根發芽，不久即成陳跡。為什麼會出現這兩種不同情況呢？通過對具體例證的研究，我認為這取決於：一、交流的內容本身是否屬於某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中有長遠價值、經得起考驗的精華；二、這種影響是否適應對方國家或民族的政治、經濟、社會變化發展的需要。例如日本從7到9世紀盡力仿效唐代典章制度，但進入10世紀后庄園制興起，貴族控制了政權，幕府取代了皇室地位，唐制不再適用，就形成了另一套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築。而中國古代的考試制度，則不僅影響到了高麗王朝、越南李朝，還影響到了西方文官制度的誕生，這是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中國與印度的文化交流，則顯示了文化交流中存在著相互影響的不平衡現象。印度的佛教文化，影響了中國文化近兩千年，在中國土地上結出了豐碩的果實；而印度接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殊不顯著。這都值得深思和進一步研究。看來，狹義和廣義的文化是比較容易相互學習、引進的，而深義文化，卻不大容易被移植或引進。 培養研究生應是一個教授的職責，但我在這方面是有欠缺的。我的第一位研究生沈仁安同志是由助教轉來，他識見敏銳，理論修養較好，研究的題目是日本現代工人運動，我不能贊一辭。他後來轉而研究日本古代史和德川時代，取得很好成績，現在已是將要退休的博士生導師。1963年又通過考試招了兩名日本史研究生——葉昌綱、周啟乾。由於1964—1965年的「四清」運動和1966年「文革」開始，既沒有課程考試也沒有作論文。其中，周啟乾根據當時中央文件規定的「在職調干研究生原則上一律回原單位」的精神，於1968年回到天津市歷史博物館，次年又隨天津市萬名幹部「轉」為工人，1972年入天津市歷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1981年赴日本一橋大學進修，1987年任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1989—1995年任所長，1999年退休，著有《明治的經濟發展與中國》（日文）、《日俄關係簡史》等，譯有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四卷等，以及論文多篇。葉昌綱考取研究生後開始接觸日本史並學習日語約一年。「文革」開始後，號召研究生揭發導師，葉昌綱農民出身，為人淳樸，積極追隨「老佛爺」把我打倒，後分配至山西大學，未再見過面。 1978年梁效審查結束回系之後，曾招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生。其中一人被派出國後主持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事務；一人原喜音樂，輾轉數年以後終於歸隊成為音樂編輯；另一人出國，除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外，還攻讀商業貿易獲碩士學位，在公司中工作。三人可謂皆得其用，然與魏晉南北朝史無關。另有胡寶國在歷史研究所，郭熹微被分配至宗教研究所，皆喜愛專業，努力奮鬥，成績卓著。 1998年秋，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周一良集》五卷，包括一、魏晉南北朝史論；二、魏晉南北朝史札記；三、佛教史與敦煌學；四、日本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五、雜論與雜記。 我以往的研究工作主要在史學方面。早年進學，受的是乾嘉樸學教育；在解放前的大學階段和研究所中，又受到了西方近代史學的訓練；建國以後，進而逐漸樹立了另外兩個觀點：唯物的與辯證的，進入了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階段。我今天的看法是，這三種類型的訓練有一共同之點，即要求歷史必須真實或儘量接近於真實，不可弄虛作假，編造竄改。只有真實的歷史，才能成為「後事之師」，起參考、借鑑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歷史最根本的態度和方法只有四個字：實事求是。如何才能實事求是呢？一個合格的歷史學家應當具備鮮明的辯證觀點，既見樹木，又見森林；能由此而及彼，因小以見大；看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不同領域之間的關聯；看到紛紜錯雜歷史現象之間的內在聯繫；看到歷史是辯證地發展。如果說五十年來我的學問多少有些進步的話，那就是由於初步建立了這些觀點。 1999年1月12日，由本人口授，閻步克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