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論集 · 百濟與南朝關係的幾點考察

彥威先生九秩榮慶 明志淡泊享上壽 游心文史樂遐年 一良致語 一、百濟與南朝的交往 朝鮮三國時期，和高句麗，新羅相比，百濟與東晉南朝的關係最為密切。據田村周澄與黃壽永所著《百濟文化與飛鳥文化》的統計，百濟遣使於中國南方的次數：東晉2次，劉宋11次，南齊6次，梁5次，陳4次。即劉宋時平均約五年多一次，南齊時約三年多一次。450年，百濟向劉宋表求《易林》、式占（當指用於占卜的式）、腰弩，宋文帝滿足其要求。梁代間隔稍長，約十年一次，但蕭梁一代百濟與中國的文化交流卻盛於前代。東晉劉宋各遣使百濟二次，而蕭梁時由中國去百濟的人，其質與量都超過東晉、宋、齊，形成百濟與中國文化交流的高潮。 印度的佛教於漢代傳入中國，到南北朝時經歷四五百年，已經大為漢化。對於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而言，譯為漢文的佛經，和與之密切相聯繫的一套佛教文化，可以說是中國成分多於印度成分。接受佛教文化與接受漢文化，已經幾乎是一回事。高句麗與中國壤地相接，接觸較早，372年從前秦接受了佛教。約在同時建立太學，教授五經。二十年後即位的廣開土王時，國內漢文化相當普及，414年所立「廣開土境好大王碑」的漢文可以為證。據《三國史記》卷二四近肖右王（346—374）紀稱：「古記雲，百濟開國以來，未有以文字記事。至是得博士高興，始有書記。然高興未嘗顯於他書，不知其何許人也。」從姓高看來，可能來自高句麗。384年胡僧摩羅難陀從東晉來到百濟，傳入佛教。高句麗與百濟之接受佛教，在社會上、思想上都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多少可以說明，兩國在接受漢文化方面有一定基礎。新羅的情況則頗不相同，直到528年才傳入佛教，晚於高句麗和百濟一百四五十年。而且與佛教之初傳入日本相似，在社會上、思想上遇到強烈抵抗，經過鬥爭才順利發展。再結合新羅社會結構中一些特殊之處來考慮，如骨品制、和白制、花郎制等與漢文化迥然不同的特點，就可以設想中國文化在新羅格格不入是不為無因了。 百濟與北朝也不是全無交往。但其主要目的是聯合北朝勢力，以南北雙方夾攻不斷威脅百濟的半島上最強大的高句麗。據《三國史記》卷二五，毗有王三年（429）遣使入宋朝貢。四年（430）宋文帝遣使來百濟。十四年（440）又遣使入宋。來往不可謂不密，而十八年（444）卻又派遣使臣到北魏太武帝那裡，表文說高句麗「或南通劉氏，或北約蠕蠕，共相唇齒，謀凌王略」。 【167】 陳代百濟遣使四次，而對北方的北齊北周亦各遣使二次。恐怕也是意在聯絡北朝，共圖高句麗吧？《南齊書·百濟傳》載北魏派兵數十萬進攻百濟，孫同勛氏已辨其失實。 【168】 二、百濟與梁朝的文化交流 百濟與梁朝關係最為密切，兩國友誼與文化交流留下的痕跡也最明顯。首先難得的，是我們今天還能看到當年來華百濟使者的形象，即「職貢圖」或「貢職圖」中所繪。據金維諾先生考訂，現今傳世的圖，是北宋所摹梁元帝蕭繹約在大同六年（540）畫的原圖，忠實保存著梁代原圖風貌。據王素先生的研究，原圖不是大同六年的「職貢圖」，而應是蕭繹即帝位後的承聖三年（551）所創作的「貢職圖」。現存的圖雖已殘缺，但百濟使者的圖像與說明文字都保存完好。「職貢圖」共二十五段，現只餘十二段。其餘十三段在清初尚存，清吳升《大觀錄》中有記載。所列各國次序，據王素《梁元帝職貢圖新探》所列表，吳升所見圖及今南京博物院所藏圖，百濟皆在第三位（唯宋李公麟所見圖百濟列第十一位，未詳）。第五為倭圖，六為高麗，八為新羅。從百濟排列位次較高，可以想見其在梁朝的地位及與梁的關係。《藝文類聚》卷五五梁元帝《職貢圖序》稱「度青丘而跨丹穴」，卷七四元帝《職貢圖贊》說「北通玄兔，南漸朱鳶」，所謂「清丘」、「玄兔」，都是指包括百濟在內的半島上三國。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禮異篇》記梁武帝正旦朝賀，皇帝南面幄內坐，「馬道南近道東有茹茹、崑崙客，道西近道有高句麗、百濟客」。百濟使人位次也較近較前。《廣弘明集》卷十九梁陸雲《御講般若經序》記述梁武帝在華林園重雲殿講《般若波密三慧經》盛況，「凡諸聽眾」中皇太子及眾高官之外，有「外域雜使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逾九譯，途遙萬里。仰皇化以載馳。聞大華而躍踴。頭面伸其盡禮，讚嘆從其下陳」。當亦包括百濟使臣在內。不僅使者聽皇帝講經，百濟也有僧人入梁求法。《觀音靈驗記》云：「有沙門發正者，百濟人也。梁天監中負笈西渡，尋師學道，頗解議趣，亦明精進。在梁三十餘年，不能頓忘桑梓，還歸本土。」 從以佛教為紐帶的聯繫而言，百濟對梁武帝似乎尤為尊崇。《三國遺事》卷三原宗興法條云：「又於大通元年（527）丁未，為梁帝創寺於熊川州，名大通寺。」注云：「熊川即公州也。……然恐非丁未也，乃中大通元年己酉歲（529）所創也。」不論是何年創立，但在首都所在之地為鄰國皇帝立寺，在當時各國總算是少有的例子。 梁朝赴百濟的中國人，遍及各個不同階層，無論他們在兩國史書上留下姓名與否，都對梁與百濟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寶貴貢獻。《梁書·百濟傳》載：「中大通六年（534），大同七年（541）累遣使獻方物，並請《涅槃》等經義，《毛詩》博士並工匠畫師等。敕並給之。」《南史》文同。這裡的《涅槃》等經義，當是指梁武帝自己所著各經的註解，即《梁書·武帝紀》所稱「制《涅槃》、《大品》、《淨名》、《三悲》諸經義記數百卷。」《廣宏明集》卷二一所載昭明太子蕭統文章，有《謝敕齎制旨大涅槃要講疏啟》，稱「後閣應敕木佛子奉宣敕旨，垂齎《制旨大般涅槃經講疏》一部十帙，合目百一卷 【169】 ……甘露妙典，先降殊恩。」又《謝敕齎制旨大集經講疏啟》稱「宣詔王慧寶奉宣敕旨，垂齎《制旨大集經講疏》三帙十六卷。……俯應天機，垂茲聖作。同真如而無盡，與日月而俱懸。」制旨意如後代所謂「御撰」。唐許嵩《建康實錄》卷十七雲，梁武作諸經「義疏」數百卷。講疏、義記、義疏當為一事，指講解注釋。所謂「涅槃等經義」，當即泛指各經註解。這些講疏或義記，可能就藏在前幾年所建大通寺內吧！ 據唐杜佑《通典》卷二七國子監條，梁國學有博士二人，太學博士八人。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百濟傳》的《毛詩》博士，當即五位五經博士之一，為高級專家，而非一般的太學博士了。 523年逝世的百濟武寧王（斯麻王）墓中志石上，有南朝五銖錢，凝集成塊，約九十枚。墓中還發現可能為梁朝遺物之青瓷六耳壺、環頭大刀，和銅缽、銅匙各一對，都是文化交流的見證。 【170】 派赴百濟的畫師和工匠，其姓名人數都沒留下記錄，但他們在文化交流方面的業績，也可以從考古資料得到證明。公州宋山里百濟古墳磚上的花紋，與南京所出梁代磚文酷似。宋山里茅六號墳發現的磚上，有用篦子刻畫的文字：「梁官瓦為師矣。」 【171】 說明梁朝匠人和他們的勞動成果在百濟所起作用。 研究梁與百濟關係時，有一件傷感動人的故事必須提到。《梁書·百濟傳》云：「太清三年（549），不知京師寇賊，猶遣使貢獻。既至，見城闕荒毀，並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及景平方得還國。」（《南史·百濟傳》文略同）《梁書·侯景傳》記述稍詳：「是月（十一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淚。景聞之大怒，送小莊嚴寺，禁止不聽出入。」（《南史·侯景傳》文略同）《三國史記》卷二六綜合兩傳，亦記此事。《百濟傳》用「並」字，說明使者不止一人。《侯景傳》稱「於端門外號泣」。據《酉陽雜俎·禮異篇》雲，「梁正旦使：北使乘車至闕下，入端門，其門上層題曰朱明觀。次曰應門，……次曰太陽門。」說明端門為宮闕頭道正門，為賀正旦之北朝及外國使臣入朝所必經，亦臨通衢大道，故使臣號泣於此，且有行路者得見也。 三、赴百濟講學的陸詡及其師友 《陳書·儒林傳》鄭灼下附陸詡傳云：「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世百濟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還除給事中、定陽令。天嘉初、侍始興王伯茂讀，遷尚書祠部郎中。」《南史·儒林傳》陸詡亦附於鄭灼傳後，文略同，唯《三禮義宗》書名脫宗字。陸詡吳郡陸氏，疑亦五經博士之一，唯何時赴百濟不可考。陸詡事跡雖其詳不可得知，其人之師友卻尚可蹤跡。 蓋崔靈恩見《梁書·儒林傳》，稱「清河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遍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先在北仕為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高祖以其儒術，擢拜員外散騎侍郎，累遷兵部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南史》本傳文同。陸詡少年時當在聽講者數百人之中。《三禮義宗》一書，《南史》及隋唐諸志皆作三十卷，《梁書》本傳作四十七卷。其書宋元時尚存。 【172】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成四卷。《崇文總目》稱其書合《周禮》、《儀禮》二戴之學，敷述貫事，該悉其義，推演宏深，有名前世。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凡兩戴王鄭異同，皆援引古書，商略可否，為禮學之最。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稱其說推本三禮，參取諸儒之論，博而核矣。可見崔靈恩為梁代禮學大師，陸詡亦專門名家，故梁武派遣他到百濟去講授禮學。 《陳書》、《南史》陸詡皆附於鄭灼傳。《陳書》稱灼東陽信安人，少受業於皇侃。以本職中散大夫兼國子博士，卒於太建十三年（581）。傳稱灼精勤，尤明三禮。「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傳末又雲，時有吳郡陸詡等，「俱以禮學自命」。可知陸詡年輩大致與鄭灼相等或稍晚。日本有寫本《喪服小記子本疏義》第五十九一卷，原藏田中光顯家，後歸早稻田大學。卷尾書名上有「內家私印」章，據傳為光明皇后（701—760）之藏書印記。 【173】 據羅振玉考訂，書中每見「灼案」字樣，當即《陳書》之鄭灼。其書當為皇侃《禮記子本義疏》。鄭灼傳只言「抄義疏」，文義不明確。羅氏以為鄭灼抄義疏，同時附以自己見解，故本傳不言其別有著述。羅氏又雲，此卷用紙質松而薄，色淺黃，與唐代麻紙滑澤堅厚而色褐或深黃者大異。卷中不避陳隋唐諸帝諱，疑即鄭灼在梁朝時所手書。羅氏之言，似可信據。今細檢全卷，有數處稱「崔雲」，當即鄭灼引用崔靈恩語。南朝尚玄學不重名物訓詁，而喜義解，多以玄學解經。然《北史·儒林傳》記南北治經學風，雖好尚不同，亦因經而異，「《禮》則同遵於鄭氏」。此卷中講釋《禮記》，殊不見玄學解釋，純是漢儒訓詁舊章。蓋崔靈恩來自北方，原宗鄭氏，南朝之《禮》學亦以鄭氏為主，互相合拍，故鄭灼所傳者如此。估計陸詡在百濟所講授之禮經，亦本鄭康成之學也。這些假設與推論如能成立，這個卷子與陸詡的師友都有關聯，進而可以推想梁朝傳入百濟的禮學之淵源所自，對於研究百濟與梁朝的文化交流，庶可由此再深入一步。 （《冰繭彩絲集》，成都出版社，199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