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論集 · 「瞎巴三千生啖蜀子」解

《魏書》七九《董紹傳》載，為洛州刺史，時蕭寶夤在長安起兵反叛，「紹上書求擊之，雲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啖蜀子。肅宗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曰，此是紹之壯詞，雲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 據《地形志下》，洛州於太延五年置荊州，太和十一年改，治上洛城。（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三十謂當作十八年。）上洛相當今天陝西商縣，北朝時是蠻人聚居之地。所以卷一○一《蠻傳》說：「東連壽春，西通上洛，北接汝潁，往往有焉。」卷四四《苟頹》傳載，拜洛州刺史，「山蠻畏威，不敢為寇」。卷三三《賈 傳》雲，「先是上洛置荊州，後改為洛州。在重山中，民不知學」。所謂重山中不知學之民，恐怕主要也是蠻人。但這個地區除蠻人之外，也是巴人聚居之地。董紹部下軍隊必有不少善戰的巴人，所以才作此壯語。《隋書·地理志中》云：「上洛弘農，本與三輔同俗。自漢高發巴蜀之人定三秦，遷巴之渠帥七姓居商洛之地，由是風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來者，風俗猶同巴郡。」卷六六《李崇傳》，「時巴氐擾動，詔崇以本將軍為荊州刺史，鎮上洛」。所謂巴氐，是史家沿用的連稱，實際只指巴人，與氐人沒有關係（參看作者《晉書札記·李氏稱巴氐條》）。 上洛地區的巴人，從北魏早期，就和拓跋氏政權有聯繫。一方面隸屬北魏郡縣，成為編戶齊民；一方面似乎又有相當獨立性，由北魏政權任命巴人酋豪擔任地方長官。《魏書》卷四上太武帝神 元年紀，「上洛巴渠泉午觸等萬餘家內附」。又太延四年紀，「上洛巴泉 等相率內附」。卷八宣武帝永平二年紀，四月詔雲「〔先朝時〕伊闕西南，群蠻填聚；沔陽賊城，連邑作戍。蠢爾愚巴，心未純款。……今京師天固，與昔不同，揚郢荊益，皆悉我有。保險諸蠻，網不歸附。商洛民情，誠信往日」。「蠢爾愚巴」兩句與「商洛民情」兩句相對應，反映遷洛以後上洛地區的巴人由於北魏政權中心南移，對於北魏朝廷的態度有所變化。《周書》四四《泉企傳》 【165】 ，「上洛豐陽人也。世雄商洛。……世襲本縣令。……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為縣令。州為申上，……孝昌初，又加龍驤將軍假節防洛州別將，尋除上洛郡守。……〔蕭〕寶夤又遣兵萬人趣青泥，誘動巴人，圖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企與刺史董紹宗潛兵掩襲，二姓散走」。董紹宗當即董紹之一名，與本傳所稱「字興遠」意義亦相呼應。上洛豪族之泉杜兩姓當皆是巴人。泉企一家之世襲縣令，也因為是巴人酋豪，所以宣武帝詔書說他「為本鄉所樂」。儘管泉企年僅十二歲，北魏朝廷也竟然依照所請，任命為縣令，足見當地巴人勢力和影響之大。從神 元年（428）到孝昌元年（525）一百年間，大約一直是這樣的情況。 巴族酋豪泉企歷任淅州、東雍州刺史，後入西魏，任洛州刺史。東魏高歡率兵到潼關，泉企本傳載「企遣其子元禮督鄉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御之。齊神武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與順〔拒〕陽人杜窋等謀翻洛州以應東軍。企知之，殺岳及猛略等，傳首詣闕。而窋亡投東魏」。所謂鄉里，自然是指巴人。泉企為西魏守洛州，敗於高敖曹，被擒入鄴。《北齊書》二一《高昂傳》載昂攻商洛，「山道峻隘，已為寇所守險」。《北史》三一《高昂傳》則說「山道峻阻，巴寇守險」，點明巴寇，文義更為明確。杜窋投東魏，為洛州刺史。《周書·泉企傳》說「巴人素輕杜而重泉」，泉企的兒子泉元禮「潛與豪右結托，信宿之間，遂率鄉人襲州城，斬窋，傳首長安」。泉元禮遂世襲洛州刺史。其弟泉仲遵十四歲為本縣令，元禮死後，又被西魏任為洛州刺史。《周書》稱「仲遵雖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從這些材料看出，6世紀中期魏分東西之後，在東西鬥爭中，巴族人在上洛地區還有舉足輕重之勢。 綜上所述，可以推定：一、巴族人不只集中於隴西、南安、天水、略陽、武都、陰平等郡，商洛一帶也是巴人聚居的一個中心。而且，到6世紀末北周時，猶是如此。《隋書》四十《王誼傳》載誼討伐司馬消難，「於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足見商洛還是巴人眾多的地區。二、北魏境內少數民族分布頗廣，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也很不相同。拓跋氏統一北方後，雖有孝文帝努力仿效漢晉兩代的中央集權，已經和十六國的局面大不一樣。但和隋唐時代的統一大帝國還遠不能相比。舉例而言，首都洛陽以南，還有大量蠻人居住，「陸渾以南，滿于山谷」（《魏書》一○一《蠻傳》）。太陽蠻酋桓誕「擁沔水以北滍葉以南八萬餘落」內屬，孝文帝拜為東荊州（治沘陽，今河南泌陽）刺史襄陽王，「聽自選郡縣」。以後桓誕之子暉繼任東荊州刺史。暉弟叔興又任南荊州刺史，居安昌（河南確山），隸於東荊州。從孝文帝歷宣武帝到孝明帝時，父子兄弟相繼擔任刺史。洛州則有巴人。北方秀容川有未入編戶的契胡，契胡爾朱氏世為酋帥領部落。蠻人桓氏世襲州刺史，自選郡縣長官。巴人泉氏世襲本縣縣令。他們相對獨立於中央政權的性質大體相同。契胡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都很低。而巴人則文化頗高，如泉企「雖童幼而好學恬靜」，其子仲遵「涉獵經史」，似與蠻人及契胡都不相同。 蜀子的子字，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一種帶有侮辱性的稱呼，如北人稱南人為吳子和貉子，漢人稱胡人為鬍子，稱奚人為奚子之類。關於河東的蜀人，陳寅恪先生《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見《金明館叢稿初編》）已經引證史料，詳加論述，這裡補充幾點意見。 據《魏書》本紀，從天興元年（398）到泰常三年（418），河東蜀人多次分批「內附」或「內屬」。但他們何時由蜀地往東北遷到河東，史無明文，更不了解遷移的原因。《北史》三六《薛辯傳附聰傳》載薛聰對魏孝文帝說，「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為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薛廣德和薛永後裔之說自是附托，不足信。蜀人薛氏何時到了河東汾陽，從這段記載也看不出來。《資治通鑑》一四○也記載這件事，卻根據元行沖的《後魏國典》，作為薛宗起回答孝文帝：「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前一句意義不太明確，「二世」二字可能屬上，也可能屬下。可能指薛氏家族本身，也可能指劉備劉禪兩代。但他們到達河東已經歷六世，則語義甚明。如以三十年為一世計算，從《通鑑》此事所系的齊建武三年（496）上溯一百八十年，正當東晉南渡前後，也許蜀人之遷徙到河東，和西晉末年民族大遷徙，巴族氐族的動盪遷移有關？總之，司馬光這段記載，不採《北史》而採用元行沖的書，顯然是經過比較，有所考慮的。 關於蜀人與北魏朝廷發生聯繫的最早的史料，是《魏書》二太祖天興元年（398）紀：「鄜城屠各董羌、杏城盧水郝奴、河東蜀薛榆、氐帥苻興，各率其種內附。」陳寅恪先生懷疑「蜀薛」下有脫文。但仔細考察文義，河東指地區，蜀是民族，薛榆為姓名，與前面鄜城地區屠各族人董羌、杏城地區盧水胡人郝奴體例正相同，似乎沒有脫文。但另外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天興二年條稱「……蜀帥韓礱並相率內附」。永興三年條稱「河東蜀民黃思、郭綜等率營部七百餘家內屬」。稱「帥」，稱「營部」，似乎蜀人是用軍事編制形式來組織的，家庭大約也包括在內，所以「營部」和「家」並列。蜀人可能從西晉末即採取堡塢自固的形式，按軍隊方式部勒人民，抵禦進入中原的胡族，以保衛自身的安全。《魏書》四二《薛辯傳》的記載，可以證成這個看法：「其先自蜀徙於河東之汾陰，因家焉。祖陶，與薛祖、薛落等分統部眾，故世號三薛。父強，復代領部落，而祖、落子孫微劣，強遂總攝三營。善綏撫，為民所歸。歷石虎、苻堅，常憑河自固。仕姚興為鎮東將軍，入為尚書。強卒，辯復襲統其營。為興尚書郎建威將軍河北太守。辯稍驕傲，頗失民心。劉裕平姚泓，辯舉營降裕。……及裕失長安，辯來歸國，仍立功於河際。」《北史》三六本傳文飾較多，似有意掩蓋薛氏武勇起家的情況，但也說薛強「遂總宗室強兵，威振河輔」。所謂「宗室」，不是指皇家，而是薛氏宗族。薛家所統部眾稱為營，而且憑河自固。雖然擔任北魏朝廷的地方官，似乎仍然統帥蜀人部眾。薛氏首領世代相襲，則各營的人民也必然是世代繼承的。這種情況，看來與西晉東晉間沿黃河建立堡塢的乞活很近似，是據有河東一帶的重要勢力，所以太平真君年間，蓋吳在關中起兵，「薛永宗屯據河側」 【166】 ，太武帝命令蜀人薛初古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魏書》四二本傳）。薛氏後來逐漸舍武就文，還出了薛道衡這樣有名的文人。可能因此李延壽《北史》里薛氏諸傳加意鋪敘，把武勇見長，善於戰鬥的蜀薛，描寫成具有文化傳統的舊門，看來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關於北魏境內蜀人的分布，史料說法比較一致，如河東（指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帶）蜀薛榆，西河（指今山西中部偏西的離石、石樓、介休一帶）蜀帥韓礱，河東蜀民黃思等等。泰常三年有河東胡蜀五千餘家內屬。《魏書》六九《裴延 傳》，「父嵩，州主簿，行平陽〔今山西臨汾〕事。以平蜀賊丁蟲功，贈東雍州刺史」。同卷《裴良傳》，為汾州刺史，「時南絳蜀陳雙熾等聚眾反，自號建始王」。「絳蜀」和「汾絳蜀賊」之稱，又見於《魏書》六九《裴慶孫傳》、《北史》四五《李苗傳》。元襲為河東太守，建義永安間「平絳蜀」，見墓誌。《通鑑》一五一胡注，「蜀人徙居絳郡者，謂之絳蜀。絳縣漢屬河東郡，元魏分置絳郡。魏收志郡屬東雍州」。《魏書》四二《薛辯傳》稱其先自蜀徙於河東之汾陰。卷二五《長孫稚傳》，「正平郡〔今山西新絳〕蜀反，復假稚鎮西將軍討蜀都督」。又雲，「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修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夤」。《魏書》十九下《章武王融傳》載，「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元鷙墓誌記此事，稱正光五年元融「討胡蜀賊失利」，可知本傳里的正平、平陽當是蜀人所屬地區代指蜀人。蜀人大約自五胡進入中原之後，直到北魏之末，近二百年，始終聚居於西河與河東之地。蕭寶夤反叛，河東的蜀人響應他，董紹所說蜀子，就是這些人。 蜀人雖然主要在黃河以東汾水流域一帶，但關中也有蜀人分布。《魏書》五八《楊昱傳》載，孝昌初，「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空虛，謀欲攻掩。……〔楊〕昱曰，長安關中基本，今大軍頓在涇豳，與賊相對。若使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都督李〕叔仁等俱進，於陣斬神達及諸賊四百許人，余悉奔散」。此事在蕭寶夤起兵前不久，說明關中有蜀人。這些蜀人在關中哪一帶呢？也有跡象可尋。《周書》十四《賀拔岳傳》，為雍州刺史爾朱天光之副，入關中討伐万俟丑奴。「時赤水蜀賊阻兵斷路，天光之眾不滿二千。及軍次潼關，天光有難色。岳曰，蜀賊草竊而已，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公宜為吾制之。於是進軍，賊拒戰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軍威大振。天光與岳進至雍州」。《周書》十五《寇洛傳》也說「及賀拔岳西征，洛與之鄉里，乃募從入關，破赤水蜀」。《通鑑》一五四胡注，「《水經注》赤水在鄭縣北，即《山海經》之灌水也。北注於渭。蜀賊本蜀人之遷關中者，乘亂相聚為賊」。據此可知，潼關以西，長安以東，渭水流域也有蜀人居住。蕭寶夤起兵，號召了河東和關西雍州的蜀人。他們很可能是蕭寶夤部隊中的一部分主力，有相當代表性，所以董紹就以蜀子來指蕭寶夤的軍力了。《魏書》六五《邢巒傳》載他的表文，估計當時屬於梁朝版圖的益州的形勢，說如果梁朝軍隊迎戰的話，「庸蜀之卒，唯便刀矟，弓箭至少。假有遙射，弗至傷人」。這裡庸蜀並稱，是沿用《尚書·牧誓》里「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句，藉以指益州人，庸蜀之蜀不是特定指南北朝遷徙到河東與關中的蜀人，自然也不能由此推斷蜀人的戰鬥能力。至於蕭寶夤之所以能號召蜀人，是否由於他本是北來的南人，在北魏也處於少數的地位，就難於判定了。 附記　作者關於中國佛教史的研究工作中輟多年，因增訂舊日讀史札記，寫成小文，敬獻給湯錫予先生。1982年11月3日周一良謹記。 （《燕園論學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