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論集 · 《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評介

1978年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論述北朝門閥士族的著作，名為《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副題為《博陵崔氏個案研究》（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作者美國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女，1947年生），當時是烏爾巴那的伊利諾大學亞洲研究的客座副教授。個案研究是社會學的術語，這本書實際上就是研究自漢代到唐末一千年間博陵崔氏家族的歷史。近幾年來，美國研究中國史的學者開始注意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版了一種有關這一時期歷史研究的通訊。1980年8月，在斯坦福大學召開過「中國早期中世紀的國家和社會的性質」討論會，會上宣讀的論文，主要都是關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這一時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也陸續有了英譯本，如《世說新語》（R. Mather譯）、《顏氏家訓》（鄧嗣禹譯）、《洛陽伽藍記》（王伊同譯）。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中，近年來日本和西方的學者喜歡採用社會學或民族學的方法，往往對魏晉南北朝的某些世家大族作所謂個案研究，如矢野主稅氏有《張氏研究》、《鄭氏研究》，丹羽兌子氏有《關於魏晉時代之大族荀氏》等。現在評介的這本書，是這類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部。 全書分為六章。第一章序言，第二章概述門閥士族的歷史發展，第三章漢代的崔氏家族。第四、五章分別論述北朝和唐代的崔氏，這是全書的主要部分。第六章結論。另有三個附錄。 作者舉出選擇博陵崔氏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有二：一、這個家族不太出名，冒充其成員的人少。二、材料比較充分，從漢到唐末，「正史」里有傳或提到的博陵崔氏成員，達三百餘人。對於有關門閥制度的十幾個名詞，如右族、次門等等，作者都作了頗為恰當的英譯。把士族譯為scholar-official families，顯然是費了一番心思的。作者給世族一詞所下界說是：「What made a family aristocratic was hereditary high social status, independent of full court control」，這是對的。但把世族譯為hereditary families，則只顧了字面，不夠確切。把門閥譯為great bureaucratic houses，著重了官僚一面，而忽略了貴族一面，倒不如與門第一詞一樣，都譯成great houses更妥當。 關於漢代的崔氏，作者追溯到漢昭帝時的崔朝，王莽時的崔發、崔篆兄弟，以及後漢的崔瑗、崔寔父子等。根據保存下來的很少的材料，作者推論認為，漢代崔氏家族長期的據點不在首都，而在地方——他們的家鄉博陵安平（今河北安平）。崔氏家族的成員注意禮法，遵守儒家道德，官位雖不高，在地方卻頗有聲望。從崔駰與班固、王符、張衡、馬融等相友好看來，崔氏家族中出過有學問的人。至於作者說崔氏居住本鄉本土，安於貧窮，並從崔寔的《四民月令》可以看出崔氏家族是接近農民的，這些都是從作者的立場、觀點出發得出的結論。崔氏家族的確不同於朱家、郭解那樣的豪強，也不同於富埒王侯的富商大賈，更不同於權勢煊赫的梁、鄧外戚。但僅從《四民月令》看，崔氏必然是廣占田園，而並不貧窮；必然是奴役大量勞動人口，依靠剝削來維持其奉行儒家禮法的生活，而說不上什麼接近農民。 關於北朝的博陵崔氏，作者指出一些現象，提出某些論點，是很有啟發的。作者從仕於前燕為秘書丞的崔懿開始敘述，指出博陵崔氏見於北朝史書者有百人以上，而不見於南朝史書，但未說明何以會如此。其實，這與清河崔氏、范陽盧氏、隴西和趙郡李氏、滎陽鄭氏之成為北朝大族，而不見於南朝，道理相同。因為他們的家鄉遠在河北和河南北部，不是距匈奴人、羯人、鮮卑人統治中心不遠，就是遠處北方或西北，中間障礙甚多，難於在塢主率領之下舉族南遷。琅邪王氏、高平郗氏、蘭陵蕭氏、陳郡謝氏和袁氏、彭城劉氏等，原在河南、山東的南部或江蘇的北部，處於後趙、前燕等少數族統治區以南，因而南遷較易，終於成為南方僑姓大族。范陽祖氏雖在河北北部，與盧氏相同，但祖氏家族早已南徙，永嘉之亂時是從陳留南下的（參看評者的《晉書札記·祖氏兄弟傳條》），所以與盧氏之遠隔在胡族統治地區以北者不同。 關於北朝和唐朝博陵崔氏的經濟狀況，由於材料缺乏，作者未能作具體敘述。這幾百年間，門閥士族得以長期存在的經濟支柱如何，其間有無變化，有何等變化，書中都無交代，這是需要以後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作者指出，北魏時博陵崔氏還是居住在家鄉為主，擁有土地。家族多以孝友著稱，與鄉人關係融洽，這些大致與漢代崔氏家族情況相似。到6世紀後期，崔氏家鄉安平作為全族根據地的作用逐漸減弱，多數人離開，或南移或西徙。如崔昂夫婦死後，就葬在常山（《文物》1973年第11期），不再歸葬安平了。單從本書對崔家這些粗略的勾畫看來，從東漢到魏晉之間，似乎生產關係沒有大變化，看不出魏晉封建論者所主張的新生產關係的出現。 婚姻與仕宦，是南朝士族最重視，也最足以構成士族標誌的內容，而史料也恰恰是有關這兩方面的比較多。作者有關博陵崔氏的論述，實際上也集中在這兩個問題上。作者舉崔巨倫的姑母（嫁給趙郡李氏）所說「豈令此女屈事卑族」的話，和她命兒子娶這個眇一目的內侄女的故事（《魏書》卷五六），作為典型，說明博陵崔氏不肯降低身份，與士族以外的家庭聯姻。作者根據所見崔氏墓誌統計，聯姻者多是河北大族，計趙郡李氏十例，勃海高氏三例，滎陽鄭氏、巨鹿魏氏各二例，范陽盧氏一例。另有郡望不明的李氏二例，宋氏一例，楊氏一例，估計也是大族。關於博崔、趙李之間重重的婚姻關係，作者用表的方式加以表達。關於崔李兩家通婚關係，還可參考趙萬里先生《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卷六魏李憲志、卷七齊李琮志的解釋。作者又說，崔李之間通婚關係雖然錯綜複雜，而輩分都相同不變，因為按中國禮法的規定，不同輩的人不得通婚。作者這一論斷是不確切的。南朝和北朝都有不同行輩的人結婚的情況，恰恰在這個時期中國禮法規定未被遵守（見評者的《宋書札記·婚姻不計行輩條》），只是崔李兩家的通婚關係中，沒有發現類似的例子而已。 關於北朝博陵崔氏的政治情況，作者說，5世紀中期，在地方上任官的較多。5世紀末到6世紀前期，任武職或武官的輔佐職務如參軍以至長史、司馬的較多。她舉出崔敬邕、崔游隨從中山王英南伐，崔游、崔融隨從高肇伐蜀，至少有十二人參加了對六鎮起義的鎮壓，等等（作者在第四章注十一還指出一個現象：士族成員長子多任文職，次子以下才多任武職）。崔氏也有擔任中央較重要職務如尚書、尚書丞等官的，但沒有人與聞中央決策，在廢立皇帝等重大政治事件中，主要是皇室、外戚或鮮卑貴族操縱，不見有博陵崔氏或其他漢族門閥士族參與。與此現象相聯繫，作者在第二章里提出，南北門閥士族有所不同：南朝士族不親世務，內部又分高下層，輕視低級門閥。北朝士族有些像南方的吳姓大族，財力可能富裕，而地位不太高，所以北朝士族還肯於擔任地方官和軍事職務。作者這個看法頗有理據。如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之勤於吏治，以幹練見長，確為南朝上層士族中所未見。因此作者認為，博陵崔氏「從擔任官職所得到的權力，與其說是政治的，無寧說是官僚的」。作者還認為，北朝門閥士族中，不像南朝那樣再分高下。她引用毛漢光氏所作北朝三十三個大族中一○八八人官位的統計：一一七人官至大中正，十人中一人；三七五人官至太守，三人中一人。而博陵崔氏中擔任這些官職者的比例，和這個總的比例約略相同。因而作者認為，清河崔氏高於博陵崔氏之說不可信。但有明確史料可以證明，事實與作者這一看法相反。《魏書》卷二一上《高陽王雍傳》：「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妹，甚有色寵，欲以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所謂東崔，或是把博陵崔與清河崔對待而言。但博陵在清河之北，似不應稱為東。也許是指崔顯在博陵崔氏中這一支而言，至少博陵崔氏中有一支地寒望劣，當可無疑。《北齊書》卷二三《崔 （清河人）傳》載：「 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博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看來當時北朝社會有一種不成文的看法，把清河崔置於博陵崔之上，以為前者社會地位高於後者。崔 以博崔與趙李並舉，可能趙李也在隴西李之下。所以博崔趙李通婚頻繁，而崔廓「與趙郡李士謙為忘年之友，每相往來，時稱崔李」（《隋書》卷七七《李士謙傳》），都說明這兩家門戶相當。《北齊書》卷三七《魏收傳》載，收娶其舅女，即（博陵）崔昂之妹（參看《崔昂傳》稱崔昂、魏收為「婦兄妹夫」語）。而《崔 傳》又說 與魏收不協，可能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兩崔氏間之矛盾。當然，北朝門閥士族內部不像南朝那樣，比較明顯地分成兩個階層。 關於博陵崔氏作為一個大家族，作者還指出值得注意的一點。六鎮起義後，崔氏家族成員少數留在家鄉，有的在地方任太守，有的參加鎮壓起義。以後有的在爾朱榮控制下的朝廷中任官，崔暹依附高歡，崔孝芬則被高歡所殺。孝芬的長子崔勉投高歡，而勉弟宣猷則逃往長安，投奔西魏。魏分東西及齊周對立之際，大部分博陵崔氏成員留在東方，一部分西去，多立武功。但西去的仍然保持博陵的郡望。作者論斷說：作為門閥士族的崔氏，雖然成員彼此之間維持著親族血緣紐帶，在危急之際可以互相信賴，但並不存在作為整個家族中心的決策機構，也沒有任何一支崔氏居於領導指揮地位。因此，成員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各行其是。他們主要是向自己的上級特別是向朝廷儘自己應盡的責任。如果作者所推斷的這種情況可信，比起後代大家族之具有宗祠、祠田以及族長等等一整套族權制度，門閥士族在組織上似乎鬆散得多。《北齊書》卷三九《崔季舒傳》：「於是賓客輻輳，傾心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又卷四六《崔伯謙傳》：「族弟暹當時寵要，謙與之寮歸同門，非吉凶未曾造請。」這兩段史料反映，崔氏成員雖屬同族，甚至以叔父相稱，但他們之間的關係，並非首先是家族的關係，而是同門，同寮、政治勢力上的關係。崔暹和崔伯謙的事例，可以幫助證明作者的論點。此外，據《魏書》卷四五《杜銓傳》所載：「京兆人，……仍僑居趙郡。……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中長老一人，以為宗正，命營護凶事。浩曰，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之後，於今為諸杜之最，即可取之。……以為宗正，令與杜超子道生迎豹喪柩，致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謂銓曰，既是宗近，何緣復僑居趙郡？乃延引同屬魏郡焉。」這個大族杜氏的宗正，性質近於族長，但其作用止於臨時營護喪事。杜銓這個宗正還是臨時拉來，平時既和杜氏其他家族沒有聯繫，又不同居一地。杜銓的例子，似可從另一方面證明，由許多支派組合構成的整個博陵崔氏或其他士族，並不存在類似全族之長的經常起支配領導作用的人物或機構。當然，聚族而居是北朝的風氣，數十人上百人的大家庭，必然有家長類型的人物主持家務，但不具有指揮全族的權威。而且隨著成員逐漸向外遷徙，不再在本鄉本土聚居，這種在聚居情況下產生的家長，也會隨之消失。至於三長制以前五十、三十家為一戶，對它們進行督護的宗主，則是對蔭庇戶口而言，與士族裡平等成員中的首腦，又不是一回事了。 書中關於北朝博陵崔氏的第四章，標題是「貴族時代的崔氏」，而關於唐代崔氏的第五章，則標為「唐代作為舊族（Old family）的崔氏」。這樣的提法，區別了北朝和唐代門閥士族的地位作用，體現了作者對兩個不同時代的認識。作者所見唐代崔氏成員的墓誌，沒有記載家住安平的（作者應當同時指出，雖不居住在家鄉，並不排除他們在別處擁有大片土地，奴役大量人手）。作者認為，博崔這時已散在全國各地，河南、河北、尤其洛陽為多。從墓誌得知，他們居住在洛陽至少十個不同的坊。在外地做官的，從唐初即多歸葬洛陽，但並沒有共同墓地，聚族而葬。同屬一房的博陵崔氏，也埋葬在不同的鄉。他們雖同為博崔而關係疏遠，所以同時擔任高官，也無須相互避嫌。作者說，從墓誌記載看出，唐代崔氏家族注重禮法，崇尚孝道，如崔沔嫻於喪禮、儀制。對於早喪父母的孤兒，伯叔等無不竭盡教養撫育的義務。崔氏成員在家庭中對待長輩和幼輩的不同態度與方式，可以轉移運用於仕途中對待上級和下級。家庭中的禮法教養，對於出外做官同樣有用。作者這一見解，觸及到封建社會中孝親與忠君之間的關係，很有啟發。因為儒家早已如此教導，如《禮記·喪服四制》所謂「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孝經·廣揚名章》所謂「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以及後代所謂「移孝作忠」，都是這個道理。 作者認為，唐代以皇室為首包括勛臣形成了新的貴族，而推行科舉制度後，又出現了通過考試而得官職的官僚。但舊的門閥士族在科舉制度下仍然處於優越地位。據作者統計，唐史中所見博陵崔氏家族有十二支，其中只有八支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北朝和隋代。作者未加解釋，很可能這十二支崔氏主要是依靠科舉取得地位的。作者運用所見唐墓誌的材料，得出一些統計數字，有參考價值。作者根據妻家可知的九十二名墓誌主人，分析博陵崔氏成員妻家的社會地位，考察其婚姻關係，列為下表： 作者把「正史」中有傳的人稱為政治上重要者。七姓這一階層，指659年（顯慶四年）唐高宗禁止他們「自為婚」的七個舊族：隴西李氏、太原王氏、滎陽鄭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趙郡李氏（見《新唐書》卷九五《高士廉傳》。當然，博崔不會同族自相為婚，也不可能與清河崔氏為婚。所以，七姓之稱只是概指這個階層，此項下所列與博崔通婚的，只可能有五姓）。其他舊族一項，指柳芳所列舉的南北朝以來的廿幾家舊族（見《新唐書》卷一九九《柳沖傳》。所列共廿六姓，作者以為王姓當兼指太原、琅邪兩王氏，崔姓兼指清河、博陵，李姓兼指隴西、趙郡，所以實際應是廿九姓）。從這張表可以看出，儘管高宗禁止七姓不得自相為婚，並未行得通，博崔與七姓階層通婚者占52％。《高士廉傳》又稱，「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婚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為敝雲」。表中博崔和七姓及其他舊族通婚者共占82％，不正是具體明確地說明「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的情況嗎？ 在63份墓誌的敘述中，有75％以上詳敘博陵崔氏祖先譜系，甚至上溯到炎帝、太公。安史亂後的墓誌中，這種情況漸少，往往只追溯到後漢崔駰等，而不提北朝諸崔。這裡作者發現一個現象，而未加申論，即有5篇墓誌的敘述中誤以清河崔氏為祖。其中4例溯到曹魏的崔琰，一例則認北魏崔浩為祖先，而墓誌作者有的還是中了進士的文人學者。南北朝時，門閥士族極為講究譜牒之學，其目的一是堅持排他性，保護士族的「純潔」，以維護門閥士族的地位。一是通過譜牒「以定門胄，品藻人物」，「別貴賤，分士庶」（柳芳語），作為遴選人材，任命官職的依據。所以南北朝門閥士族對譜牒的熟悉亦即所謂「諳百家」，達到驚人的程度。劉宋時的王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就是熟悉士族譜牒的標誌。博陵崔氏竟誤認清河崔氏成員為祖先，崔琰、崔浩到唐代，多不過相隔四五百年，少則二三百年，根本不可能是為了附會祖宗，而是搞錯。這在南北朝時是不可想像的事，會成為天大笑話。唐墓誌中出現這樣的現象，恰足說明唐代門閥士族的衰落。在李唐皇室極力打擊之下，他們沒有完全失去地位，甚至還努力通過互相聯姻團結起來，進行抵制，以求保存過去的地位聲望。但科舉制興起之後，庶族地主階級在政治舞台上逐漸占較大比重，舊日門閥士族亦即所謂舊族日趨衰落，作為門閥制度特徵的一些風俗習慣，自然也隨之變化或消失，因而像博陵崔氏這樣的舊族，竟然也數典而忘祖了。 關於唐代博陵崔氏的政治生涯方面，作者指出，在一百三十三份墓誌中，有一百二十二個主人（占91％）有官位。沒有官職的十一人中，一人早死，一人出家為僧。據不少墓誌的記載，不僅本人，其父、祖、曾祖都有官位。這一百二十二名博陵崔氏成員的最後官職，有31％到了五品或五品以上。此外三十二人至縣令、丞、尉，十二人至參軍，十五人為七、八、九品官。總之，一半是七品以下的官職。安史之亂以後，長期任地方官的更多。一百二十二人中，還有六人任折衝及果毅都尉，父子皆任此者有二例。與北魏相比，那時博陵崔氏多以七品入仕，而唐代則任低職者較多。儘管如此，作者認為，博陵崔氏在仕途上似乎仍然有較好機會。作者列舉了可能的原因：門第，財富，地方勢力，政治聯繫，個人品德，個人能力，但沒有下斷語。其實，作者在關於入仕途徑的統計中，已經在某種意義上解答了這個問題：崔氏入仕途徑，多是通過考試的。「正史」有傳的三十六人中，二十六人經過考試，計進士十九人，明經五人，弘文館考試二人，共占72％。崔氏墓誌記載入仕途徑者二十六人，經考試者十一人，占42％。此外恩蔭者四人，占15％；軍功者二人，占8％；直接任命者三人，占12％；不詳者六人，占23％。總起來看，在科舉制度下，依靠考試進身的占大多數。可能門第、財富、政治聯繫等等因素還在起作用，在個別情況下甚至起不小的作用，但個人的品德才能究竟已成為比較主要的因素。科舉制度之下，多少要有些才能的人方能得到官職。南北朝時那種全靠門第家世，憑「冢中枯骨」與特權做官，「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的情形，早已不復存在，這不能不說是歷史上的進步。 作者說，940年以後，博陵崔氏在史書中已少見，唐史中崔姓有傳者八十三人，《宋史》中十四人，《明史》十二人，而且，宋明時代崔姓的人也不再標榜博陵的郡望高。在結論章中，作者做了這樣的概括：博陵崔氏在漢代是具有地方血緣關係的鬆散的家族群；北魏時是嚴格意義上的門閥貴族；到唐代則成為具有共同祖先和較高社會地位的分散的家族群。關於門閥士族與朝廷的關係，作者認為獨立於朝廷和依賴朝廷這兩種看法都對，只是因時代而有異。博陵崔氏在漢代擁有多樣的資本如土地、教養等等，使他們在地方有獨立性，並能獲得官位。自漢至晉，他們從未與最高統治者發生很密切的關係。北魏後期以來，崔氏擔任各種官位，獲得榮譽與權力，但在家鄉的地方勢力受到限制。他們的社會地位更多依賴於官位，因此朝廷當權集團對他們的態度和恩遇有很大影響。六七世紀時，崔氏成員一方面盡力爭取獵獲官位，一方面通過婚姻關係與有聲望的舊族結成排他性集團，企圖靠社會地位來抗衡高官顯宦。 本書的附錄一題為「論《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的可靠性」。作者認為，《世系表》中關於受姓起源以及始祖的說法大都不足信。但她利用五十份崔氏墓誌中所見《世系表》中人物來核對，發現《世系表》大體與墓誌符合。《世系表》中有些世代或人名空缺，但用墓誌所記補入後，雙方所記父子、兄弟、祖孫等關係也相符合，證明表中未空缺的部分是可靠的。有時《世系表》與兩唐書中的傳都不相同，考之墓誌，也證明表是正確的。作者推斷，《世系表》除利用墓誌外，大約依據的是官方關於氏族的綜合性著作。她認為《貞觀氏族志》（638）和《大唐姓族系錄》（713）是《世系表》的主要來源，所以表中唐朝前期（7世紀）比較詳細，而8世紀以後大約是利用了《元和姓纂》（812）。關於《宰相世系表》崔氏部分的可靠性，作者的論據頗為充分。這裡附帶提一下，1933年春，評者在燕京大學讀書時，讀了一門洪煨蓮（業）先生講授的必修課程「高級史學方法」。作為這門課程的作業，寫了一篇《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評》，後來印在《世系表引得》前當作序言。序言中涉及博陵崔氏，懷疑本傳所載較《世系表》為可靠。本書作者根據墓誌，證明序言的懷疑無據，而《世系表》卻是正確的。這篇少作的序言，刊布以來未曾引起注意，而將近五十年之後，太平洋彼岸的青年女學者指出了其中的問題。對於年近古稀執筆評介此書的引得序言的作者，的確有空谷足音之感了。附錄二為唐代崔儼、崔沔一房的世系表，並附有成員婚宦等方面的簡述。目的是提供具體事例，使第五章中有關唐代博陵崔氏的概括敘述和統計數字得以形象化。附錄三是「唐代博陵崔氏婚姻關係表」，根據墓誌以及其他史料製成，是上文所列婚姻關係表的擴大。這個表仍然顯示，博陵崔氏通婚的，大部分是659年高宗禁止互婚的七姓階層。 伊佩霞教授這本書用了不少功夫，指出了有意義的現象，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論點。這篇評介文章試圖把書中對中國研究者有參考價值的部分扼要介紹，並加評論，希望中美同行今後加強交流聯繫，促進兩國學術的繁榮發展。 （《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