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論集 · 讀《鄴中記》
（一）
鄴城（今河北臨漳、河南安陽交界處）是十六國時前燕慕容氏和後趙石氏的首都，以後東魏北齊也建都於此。《鄴中記》一書，《隋書·經籍志》作二卷，稱晉國子助教陸翽撰。唐代此書還存在。貞觀時歐陽詢編《藝文類聚》，開元時徐堅編《初學記》都曾徵引。以後亡佚，清代從《永樂大典》等書中輯出。《四庫總目提要》說，「六朝舊籍，世遠逾稀。斷璧殘璣，彌足為寶。佚而復存，是亦罕見之秘籍矣」。 【136】 十六國時期的歷史史料保存下來的很少，《鄴中記》確是值得重視的。陸翽當是西晉東晉之交的人，可能後來過江，做了東晉的國子助教。所以《隋志》題為晉人，把這部書和晉宋人著作列在一起。在記述石虎統治時的鄴城以外，其中涉及高歡高洋的記載，大約是後人羼入。
十六國中「五胡」或「六夷」等少數民族所建立的政權的首都，有專書記載的，只有鄴都一處。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鄴都在當時北方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較特殊的重要地位。我們再綜觀一下《隋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所著錄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地理書，加上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六里所搜集的《隋志》未著錄的地理書，二百五十餘種當中，以州為對象來記述的，南方如《揚州記》、《荊州記》、《湘州記》、《益州記》等，北方有《冀州記》、《秦州記》、《沙州記》等，可以說南北都有。以郡為對象來記述的著作，南方有《吳興記》、《吳郡記》、《會稽記》、《豫章記》、《宣城記》、《安城記》等十多種，個別的郡還不止一部。而北方諸郡，只有《上黨記》、《仇池記》兩書，作者姓名時代皆不詳。有關陳留的記錄，有後漢圈稱著和東晉江敞著兩種。 【137】 陳留是後漢三國以來經濟發達、人文薈萃之區，所以有人寫書，甚至東晉渡江以後，還有人記述陳留郡的事。仇池郡地勢險要，氐人楊氏長期據有其地，有它的特點。而北方其他多數的郡，則記載寥落，書名著錄下來的很少見，和南方各郡不能相比。這種現象，恐怕一方面反映北方社會經濟不如南方繁榮發達，一方面也由於文人學士不如南方多吧？至於以縣甚至城作為地理書敘述對象的，南方也有著錄，例如縣有《錢塘記》，城有《京口記》；而北方一縣或一城的記載，除幾種《洛陽記》之外，只有記述鄴都的《鄴中記》。章宗源氏書中，在舊事類還收有《鄴都故事》和《鄴城故事》，皆《隋志》所未著錄。這些情況，不是也從一個方面說明了鄴城在魏晉十六國以至北朝時期歷史上的地位麼？
可惜的是，《鄴中記》殘缺不完，今天所能見到的部分，都是有關石虎都鄴時的事情，而沒有鄴城歷史和其他方面的材料。
（二）
十六國各政權選擇建都之地，有幾種不同情況。大多數都是選擇本族人長期居住或聚居較多，有歷史淵源的地點，如漢劉淵都於匈奴五部長期定居的汾水流域的平陽。前燕慕容氏先都龍城，是鮮卑慕容部居住的地方。氐人苻氏和羌人姚氏雖然和大批氐人羌人一起，曾被羯人石氏遷徙到東方，但關中到底是氐族羌族長期活動的所在，所以他們建立前秦、後秦政權，都在長安建都。拓跋氏建代國，先都盛樂，亦屬此類。另一種情況，是選擇創業者個人原來所在的根據地，和那裡有歷史的、政治的關係，如前趙劉曜都長安，前涼張氏都姑臧，西涼李氏都酒泉。而且，在當時情況下，除劉曜還有向東擴張的可能條件外，五家涼政權只能侷促於河西隴右，不可能越過關中，到河北山東來爭霸。它們的都城所在，自然也只能適應這種形勢。還有第三種情況，就是既要保存自己，不被吞併，又要向外發展，擴大勢力，因而必須選擇軍事易守難攻，經濟上繁榮可以倚靠，交通上便於向外擴張的地方，作為都城和據點。對於爭霸於河北山東的政權，這個問題更屬重要。後燕被魏擊敗，失去都城中山之後，慕容德即位，都於滑台，為南燕。但滑台「介於晉魏之間，地無十城，眾不過數萬」，於是擬議遷都。謀臣潘聰分析形勢說：「滑台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強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險，晉之舊鎮，必拒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為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為帝王之都。」 【138】 就這樣，南燕從辟閭渾手中奪取了廣固，定為都城。鄴城在十六國時期被前燕和後趙選定為都城和據點，以後北方東西對峙局面之下，成為東魏北齊的都城，其原因是和潘聰之推薦廣固基本相同的。
古代鄴城在漳水南岸。戰國時，鄴城就以魏國西門豹和史起引漳水灌溉田地，促進農業生產而著名。當然，有利亦有弊，漳水也能對鄴城為害，如曹操圍袁紹，慕容垂圍苻丕，以及唐代郭子儀圍安慶緒，都曾引漳水以灌鄴城。袁紹擁有冀幽青並四州，而中心據點在鄴。曹操擁立漢帝於許，而自己留駐鄴城，作為魏都，從那裡發號施令，東征西討。曹操攻下漢中東歸後，王燦作詩歌頌說：「拓土三千里，往返速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曹丕代漢後，鄴城以「王業之本基」（《水經注》語），與許昌、譙、長安、洛陽並列為五都。左思的《魏都賦》，就是描寫鄴城。地理形勢是：「爾其疆域，則旁及齊秦，結湊冀道〔冀與道皆國名〕。開胸〔胸猶言前〕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岟，川澤回繚。」左思筆下的鄴都農業生產是：「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墱流十二〔引漳水為十二渠，參看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卷六〕，同源異口。畜為屯雲，泄為行雨。水澍粳稌，陸蒔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紵，均田畫疇，蕃廬錯列，姜芋充茂，桃李蔭翳。」鄴城工商業的繁盛，左思也有概括扼要的描寫：「廓三市而開廛，籍平逵而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闤闠以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嶢薛，侈所眺之博大。」左思去曹操時約五十年左右，石勒去左思時，也約五十年左右。即使左太沖文人作賦，頗有鋪陳，也不能全無依據。而東晉初年時的鄴都，山川形勢當然未變，推想其農業生產和工商業等方面，經過晉武帝前期的休養生息，恐怕也不會比曹魏時退步。
十六國中，石虎第一個建都於鄴，但實際上石勒時早已有此動議了。據《晉書·石勒載記》，311年石勒屯大軍於葛陂，「課農造舟」，準備「飲馬江淮」。適逢大雨三月不止，軍中飢疫，死者大半。石勒的謀士漢人張賓勸他不要進攻東晉，說「鄴有三台之固，而接平陽（劉聰所在地），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 【139】 石勒欣然聽從，撤兵向北。張賓的建議和北魏崔浩勸阻魏太武帝伐宋一樣，都是以漢人謀士身份，勸阻胡族統治者攻打江南。他們是否出於保護南方漢族政權的動機，不得而知。但張賓當時勸石勒取鄴城作為據點，則確是良策。只是因為劉琨的侄子晉北中郎將劉演占據鄴城，雖然他部下有幾萬人投降了石勒，張賓認為，「劉演眾猶數千，三台險固，攻守未可猝下，舍之則能自潰」。所以他主張石勒乘人不備先去攻打大敵幽州的王浚和并州的劉琨。同時，張賓反對石勒長期游擊作戰，以為「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主張「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石勒又聽從了他的建議，312年進據襄國。以後稱王稱帝，就建都於此了。但是，石勒並未放棄建都鄴城的計劃。石虎自以為功勞很大，倚仗鄴城作基地，不願離開。石勒則準備經營鄴城宮殿，命世子石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足見鄴的地位和他們對鄴的重視。以後石勒又將經營鄴宮，由於廷尉續咸切諫而暫時中止。《載記》說：「中山西北暴水，漂流巨木百餘萬根，集於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為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勒親授規模。」不久，石勒又想移都洛陽，未及實現就死去。石虎長期鎮守鄴都，而舊都襄國又是石勒幾個兒子的勢力所在，即位之後不久，他就由襄國遷都於鄴了。
前燕慕容氏原以棘城（今遼寧義縣）為根據。341年，慕容皝遷都到稍西的龍城（今遼寧朝陽）。慕容 350年從後趙奪取幽州，更向西南遷都於薊（今北京）。消滅冉閔後，奪取鄴城。為了向中原擴張，357年慕容 又自薊遷都於鄴。前燕逐步向西南遷都的過程，也是前燕勢力逐步強大的過程。為何後趙與前燕都看中了鄴城，而不都於「天下之中」的周漢古都洛陽呢？如果從曹操起順時代溯下來，關於分裂割據政權的建都所在，似乎可以看出一點規律性的東西。
洛陽雖號稱「天下之中」，但如果建都於此，必須具備一個條件，即西邊的關中統一於同一政權之下，否則洛陽是很難作為可靠據點的。曹操放棄洛陽，而奉漢獻帝都許，首先當然是因為洛陽經董卓之亂殘破衰敗，但也可能由於當時關中尚有馬騰韓遂等異己勢力的威脅，所以避開洛陽。他讓漢帝居許，自己卻遠處於鄴，政治上遙控朝廷，軍事上無論對東方或西方都可攻可守。石勒不都洛陽，顯然是因為關中有前趙劉曜勢力，洛陽容易暴露在敵人兵力之下。等到石勒消滅劉曜之後，晚年他便「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有欲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為南都，置行台治書侍御史於洛陽」。但遷都計劃未實現而石勒死。
淝水戰後建立後燕的慕容垂，在決定是否攻打尚在苻秦手中的洛陽時，關於鄴與洛陽有這樣的議論：「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御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下。」 【140】 但慕容垂的後燕終於定都中山（今河北定縣），而不在鄴城。因為苻堅之子苻丕堅守鄴城，慕容垂包圍了一年半之久才攻克。或者由於戰爭破壞太甚，或者這座前燕故都在苻秦統治下已經十多年，鄴城居民對慕容垂的長期圍攻敵愾未消，因而不宜在此建都。再晚一些的例子，有東魏之由洛陽遷鄴。534年魏孝武帝與高歡鬧翻，九月西向入關投奔宇文泰。高歡迎立十一歲的孝靜帝。他十一月丙寅即位於洛陽，壬申下詔遷都，丙子就「車駕北遷於鄴」，下詔到啟程中間才隔三天。詔書只是冠冕堂皇地說，自古以來遷都是「事由於變通，理出於不得已」。「今遠遵古式，深驗時事，考龜襲吉，遷宅漳滏。」而實際原因，《北齊書·神武紀》卻講得明明白白：「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護軍祖榮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 【141】 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高歡操縱下的東魏政權，這樣匆匆忙忙地放棄洛陽，遷都於鄴的原因，不正是由於洛陽西邊無險可守，易受威脅；北邊隔河，不易控制燕趙，而南邊又接近南朝，易受攻擊嗎？這不正是曹操之後三百多年來，北方割據政權選擇都城的一條規律嗎？慕容德的謀臣潘聰說「滑台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他心目中的帝王，是割據的君主。如果天下一統，正是需要建都於四通八達之地。相反，潘說廣固「山川阻峻，足為帝王之都」，也是從分裂割據的局勢考慮，如果是統一政權，又何必一定建都於「四塞之固」、「山川阻峻」之地呢？劉曜爭霸東方，石勒加以阻遏，消滅其勢力，在於洛陽金墉大戰。東西魏和北齊北周東西對立期間，洛陽也是兵爭要地。北周時，武帝「出兵鞏洛，欲收齊河南之地」。趙熙勸諫說：「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 【142】 這些都幫助說明，洛陽四面受敵，在分裂割據局面之下，決非建為都城的好所在。而鄴城，清代著名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評論說：「夫相州唇齒澤潞。臂指邢洺，聯絡河陽，襟帶澶魏。其為險塞，自關以東，當為弁冕。」 【143】 這一評價是非常確切的。關於北齊周時鄴城的材料，王仲犖先生《北周地理志》卷十搜集甚備，讀者可以參看。
但是，北魏孝文帝從平城南遷，為何不選鄴城而選洛陽呢？《後魏書》載，「文帝太和十八年卜遷都。經鄴，登銅雀台。御史崔光等曰，鄴城平原千里，漕運四通，有西門史起舊跡，可以饒富。在德不在險，請都之。孝文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鄴城非長久之地，石虎傾於前，慕容滅於後。國富主夸，暴成速敗。且西有枉人山，東有列人縣，北有柏人城，君子不飲盜泉，惡其名也。遂止」。 【144】 這裡崔光等從經濟和交通看鄴城建都的優點，孝文帝並不能駁倒。孝文所指出的缺點中，「惡其名也」是迂腐的儒家道理，他自己也未必真相信。石氏慕容氏的覆滅，更不是建都於鄴的過錯。而且，孝文帝也承認後趙前燕是「國富主夸」，說明鄴城一直保持富庶。實際孝文帝之選中洛陽，因為西邊關中在北魏統治之下，東邊他也無須再經營燕趙，東西都可放心。他的目的，一是漢化，二是南伐。要吸收漢文化，所以數百年政治文化中心的漢晉舊都成為理想的都城。當南北軍事力量相等時，洛陽接近南境，就是不利條件；但當北方勢力強於南方時，洛陽便於南向擴張的地理位置，又成為孝文帝遷洛的主要依據之一了。
（三）
從《鄴中記》來看，羯族統治者石虎控制下的鄴城，確實給人以「國富主夸」之感。
以建築言，如記載南門西頭的鳳陽門「高二十五丈，上六層反宇向陽，下開二門。又安大銅鳳於其巔，舉頭一丈六尺。……朱柱白壁，未到鄴城七八里，遙望此門」。反宇指宮室亭台四阿檐角揚起向上，語見於班固《西都賦》、張衡《西京賦》、《水經注濁漳水·鄴城條》。本書記石虎皇后浴室亦以此語描寫。七八里外即可望見鳳陽門，足見其高大壯觀。
當時手工藝發展水平，可以從衣著、用具等方面的描述，得其大概。如所記中尚方織錦署產品，「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斑文錦、鳳皇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或青綈，或白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綈是用來作底子在上面織錦的厚繒，具有各種色調：大登高等等，則是錦的花紋圖案。五六種不同顏色的綈，再和十多樣素花繪相搭配，便有形形色色的組合。如書中提到，斗帳用青綈光（當即明光）錦，或用緋綈登高紋錦，或紫綈大小錦。「工巧百數，不可盡名」，可能不為誇張。
用具方面，如正會「殿前設百二十枝燈，以鐵為之」。所謂多少枝燈，和今天所說若干燈光的燈泡意義相近，是指一隻燈架上有若干個燃油的盞或插燭的簽。《西京雜記》卷三記載秦咸陽宮「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卷一載漢宮中有七枝燈。魏晉南北朝文獻中，如晉傅玄《朝會賦》雲，「華燈若乎火樹，熾百枝之煌煌」，周庾信《燈賦》雲「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晉孫惠有《百枝燈賦》。 【145】 可見百枝燈為皇家或貴族所常用，百二十枝燈當是需要更高工藝技能的奢侈品。考古發現亦可資參證。如平山中山國一號墓出土十五枝燈，洛陽燒溝出土十二枝燈，洛陽七里河出土十三枝燈，見葉小燕《戰國秦漢的燈及有關問題》，載《文物》1983年第7期。
《鄴中記》載，「石虎作雲母五明金箔莫難扇，此一扇之名也。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采漆，畫列仙奇鳥異獸。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隨扇大小，雲母貼其中，細縷縫其際。雖罨畫而采色明徹，看之如謂可取，故名莫難也」。 【146】 這是一種薄金箔上鑲嵌雲母片的裝飾或儀仗用扇。「色采明徹，看之如謂可取」，當是指雲母片薄得近乎透明，彩色可以透過。當時琉璃之外，雲母恐怕是最近似的玻璃裝飾材料。書中說西台「窗皆銅籠疏雲母幌，日之初出，乃流光照耀。」 【147】 幌即帷幔。《文選》張載《七命》雲，「重殿疊起，交綺對榥」李善注引《文字集略》「榥，以帛明窗也」。疑本當作幌。雲母是能透過光線的，所以用它代替窗上的絲織物帷幔。《太平御覽》卷六九九《服用部》引《晉惠帝起居注》和華延雋《洛陽記》都有「雲母幌」，不知是否指室中窗上的雲母幌。梁簡文帝《對燭賦》有「雲母窗中合花氈」，又《謝賁碧慮棋子屏風啟》有「使雲母之窗，慚其麗色」。窗不言幌而言云母， 【148】 似有可能不是窗上掛幌，而是把雲母片鑲嵌在窗框上。《太平御覽》卷八○九《珍寶部》雲母條引《洛陽宮殿記》稱「宮中有林商等觀，皆雲母置窗里，日照之，煒煒有光」。 【149】 疑亦窗框上嵌雲母，故云母置窗里。從雲母屏風、雲母車等語看來，在玻璃普遍應用以前，雲母在封建統治階級日常生活中是用途很廣的。
本書在記述石虎膳食時說：「石虎大會上御食游盤兩重，皆金銀參帶，百二十盞，雕飾並同。其參帶之間，茱萸畫微如破發，近看乃得見。游盤則圓轉也。」所謂圓能旋轉的「游盤兩重」，疑類似今天大飯桌上裝有旋轉的小桌面之類。百二十盞指盛食品之杯盤。由於品種太多，所以需要「游盤兩重」，才能取到。杯盤上的畫「微如破發，近看乃得見」，可見工藝精細。「參帶」一詞，疑指雕鏤或鑲嵌而言。《全三國文》卷一輯自唐宋類書的曹操《上雜物疏》中所列，有「純銀參帶硯」、「純銀參帶圓硯」、「純銀參帶唾壺」、「純銀參帶五皇子銀匣」、「純銀參帶畫方銀參帶鏡台」，而《太平御覽》卷七一○《服用部》案條引此疏，又有「純銀參鏤帶漆畫案」。純參帶與參鏤帶恐是一事。這兩個名詞確切解釋，有待研究工藝史的專家考訂。
書中記載石虎床「冬月施蜀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帳頂上安金蓮花，花中懸金箔織組成 囊，囊受三升，以盛香。帳之四面上十二香囊，采色亦同」。這樣華麗而附有許多裝飾品的錦帳，必須有頗為結實的架子，才能支撐起來，這就是銅木結合製成的帳構。這種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帳構部件，近年屢有發現，請參看易水《帳和帳構》和作者《關於帳構》（《文物》1980年第4期、第9期）。《鄴中記》還記載了石虎朝廷殿前作樂的各種雜伎，可以和晉宋史中所記互相參證，參看拙作《宋書札記·樂舞雜伎條》。
《鄴中記》反映了石虎宮廷的窮奢極侈，和他統治下的鄴城的繁盛。雖然宮廷所屬尚方的工藝不代表廣大民間的水平，但必然在民間工藝的基礎上，才能精益求精，提高到尚方所要求的程度。所以，統治者衣食住行的享受，既表現他們的奢華腐朽，也反映廣大勞動人民的智慧和技能。沒有勞動人民辛勤生產和精湛工藝，就不可能出現這些瑰麗的生活用品。
石虎之所以能如此揮霍浪費，一方面由於他加緊剝削，一方面也由於石勒十多年的統治為他創造了條件。在五胡的君主中，石勒是比較有識見、有作為的。近來有些學者已經對他作了公允的評價。 【150】 在他統治下的人民，比當時某些割據政權下人民的生活，多少安定一些，生產因而可能正常進行或有所發展。在十六國政權中，一般認為河西和遼東的人民較為安定，而中原地區往往被目為始終一團漆黑，民不聊生。這種看法，恐怕值得商量。在割據分裂局面下，一個地區的執政者，為了既保存自己又與人競爭，在一定程度上還是需要發展生產，與民休息的。中國的春秋戰國、十六國和五代十國時期如此，日本戰國各大名割據時期也是如此。因此，分裂割據的政治局面，並不排斥某些個別地區生產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鄴中記》里的記錄，也可以算一個佐證。
鄴城的繁盛，經歷石氏、慕容氏、東魏、北齊，直到隋代而不衰。苻秦滅前燕，苻堅命其子丕鎮守鄴城。淝水戰後，384年正月，慕容垂攻拔鄴城外郭，苻丕退城中城。慕容垂築起長圍，中間一度撤退，又重來圍攻。苻丕堅守一年半左右，到385年8月 【151】 才棄城奔并州。這樣長時期的固守，除去城裡的士氣而外，經濟力量能夠支持應當也是重要因素。北齊時，首都鄴城置鄴、臨漳、城安三縣。 【152】 從歷代一城數縣的例子看來，都是人口比較眾多，經濟比較富裕的情況下，才在一城置兩縣，以便於治理，充分剝削。鄴城之設三縣，當亦如此。
隋代有關鄴都難治的材料，一再見於史書。 【153】 「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鄴都雜俗，人多變詐」。樊叔略任汴州刺史，甚有名譽。「鄴都俗薄，號曰難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稱，遷相州刺史。」令狐熙治理汴有成效，隋文帝「顧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敕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長孫平經歷數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號曰難治，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所在善稱，轉相州刺史。」隋煬帝曾對衛玄說，「魏郡名都，衝要之所。民多奸宄，是用煩公」。在封建社會裡，所謂民風純樸的地方，大抵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導，商業不甚發達；而工商業繁盛，商人活躍的地方，往往被目為人情險惡，難於治理。直到唐代，杜佑《通典》在魏郡條下重複了《隋書·梁彥光》傳里的話以後，還說「由是人情險詖，至今好為訴訟也」。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治家篇》說，「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鎮街衢，綺羅盈府市。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恆代之遺風乎？」鮮卑族早期男女較為平等，北齊北周皇帝之祭祖廟，皆以皇后預祭，成為恆代遺風。 【154】 鄴城婦女的活躍，恐怕更主要還是由於工商業發達社會經濟繁榮的結果，封建社會裡孔孟之道指引下的舊秩序因而小小有所突破。以上《鄴中記》書中關於鄴城的記載，從不同方面反映了鄴城的繁盛。而這種情況，可能曹操以鄴為據點以來，四百年間一直在向上發展，石氏統治時期也不例外。
（四）
最後談一下鄴城有名的銅雀、金虎、冰井三台。《鄴中記》是詳細記述三台的最早記錄。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濁漳水條》關於三台的記載，顯然是利用《鄴中記》材料而加以刪節的。但《鄴中記》里「至後趙石虎，三台更加崇飾，甚於魏初」這幾句對於鄴城和三台的歷史頗為重要的話，卻被酈氏刪去。推尋其原因，可能與酈氏對待十六國中五胡君主的態度有關。酈道元對於與北魏敵對的南朝君主，態度比較尊敬，往往稱諡號；而對五胡出身的君主，如劉淵、劉曜、石勒、石虎、苻堅，無一不直呼其名。 【155】 由於他有偏見，因而對石虎有關三台的積極措施，也就一筆抹煞了。
三台營建之初是為了遊樂。所以《鄴中記》說，「建安十五年銅雀台成，曹操將諸子登樓，使各為賦。陳思王植援筆立就」。現在見到的，如曹丕《登台賦》有雲，「飛閣崛其特起，層樓嚴以承天。步逍遙以容與，聊游目於西山」。曹植的《登台賦》云：「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 【156】 都是描述建築和景色的。晉左思《魏都賦》也描寫建築之巍峨說「三台列峙以崢嶸」。左思賦中又針對冰井台的藏冰作用寫道：「上累棟而重霤，下冰室而沍冥。」晉庾倐有《冰井賦》，說「及至股肱或虧，卿士殞喪，寧神扇暑，肅厲清涼，用處凶禮，無失典常」。 【157】 這是指晉宋以來大臣喪禮的賜冰之制。《全北齊詩》收荀仲舉《銅雀台詩》，也是吟詠高台、秋色、風聲等。這些都說明，三台中至少二台最初主要是點綴風景，以供遊樂的建築群。
但是，十六國時期，三台似乎還起過頗為重要的軍事防禦作用。鄴城的易守難攻，好像與「三台之固」很有關係。當然，據本書，曹操時冰井台「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石墨可出，又熱之難盡，又謂之石炭」。 【158】 又有「窖粟及鹽（當從《水經注》作又有粟窖及鹽窖），以備不虞」。說明曹操時冰井台已有作為倉庫以備戰爭的作用。但《晉書·石勒載記》屢次提到「三台之固」、「三台險固」，又載石虎攻鄴三台，鄴潰，劉演逃走。《石季龍載記·附冉閔》記閔將蔣干守鄴，乞師於晉，晉將戴施「率將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台」。本書說「三台皆在鄴都北城（鄴有南北二城）西北隅，因城為基址」，「三台崇舉，其高若山」。似乎三台雖在西北一隅，但因形成制高點，造成鄴城易守難攻的形勢。石虎「更加崇飾」，益發加高，可能更增加了軍事防守的重要意義。
附：
田餘慶同志討論函
關於石氏建都於鄴一事，有如下幾點意見，供參考。
1．石氏占領北方時，匈奴人漫布各地，鮮卑在其北，氐羌在其西，形勢是不穩的。徙諸部於襄國，正好說明羯人的不自信。擇地而都，不能在僻遠之幽州，亦不能在冀、青、兗平原四戰之地。其時東晉雖弱，還不時有北伐之舉，如錢大昕《考異》卷十八所說，東晉曾三次收復舊京，所以此時石氏都洛陽也是不可能的。尊作謂建都洛陽者必須控制關中，甚是。但對石趙說來，建都洛陽至少還必須拒東晉於淮漢以南，而此點石趙時並無絕對的把握。（一百多年後，拓跋氏征服了境內各族，其形勢比石趙時有利得多，始有遷都洛陽之舉。不數十年，尚有元顥，陳慶之爭洛陽之事。而齊周對立時，齊亦不敢貿然都洛）這是石氏都鄴的背景之一。
2．石氏重心始終放在襄國—邯鄲—鄴這一線上，這一線西依太行得其屏障；逾太行諸口以及漳水河谷，又得與并州相通，而并州正是羯人所從來之地。羯人留在并州未曾隨石勒東來者亦復不少（如以後的契胡等），這些正是石趙可以依靠的力量。石氏居此，可進可退，這是石氏擇都於此的背景之二。
3．自古由北南下，道路雖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即是相當於今天京廣鐵路自北京沿太行東麓南行的大道。慕容氏南來，即循此線。拓跋氏居代北時，其與中原交通，亦多半是越恆山、太行山的飛狐、井陘以及迤南諸隘，然後沿上述大道東出南行。《御覽》卷九五六引《趙書》：「從幽州大道滹沱造浮橋，直行榆，五十里置行宮。」此當為石勒攻滅王浚，並與鮮卑段氏周旋時行經之地。所謂幽州大道，即太行東麓之道。石勒時植樹築宮，大加修整，可見其重視。此或可視為石趙對北方的一項建樹。這是石氏擇都鄴城的背景之三。
當然還有曹魏以鄴為王都，以後司馬氏又以此地為軟禁曹氏宗室這樣一個歷史背景。八王之亂時，鄴城亦為內戰的重要據點。大抵曹魏至西晉，鄴—洛—許一線具有政治上的特殊重要性。這個歷史背景似乎也應考慮。
祝總斌同志討論函
潘聰說廣固「山川阻峻，足為帝王之都」，文中認為這是從分裂割據的局勢考慮的，統一政權不必建都於險要之地，似可酌。首先，西漢、唐代建都長安，也是著眼於關中險要（西漢還有經濟因素），然而卻全是強大的統一政權。東漢是因王莽殘暴統治和戰亂破壞，關中無法建都，才遷都洛陽的。其次，北魏孝文帝遷洛陽，當時南北分裂，也不能說是統一政權。當然，控制了關中方建都洛陽一說非常正確，卻並不意味就是全國統一。
（《內蒙古社會科學》1983年第4期）